第十四章 公主堡历险

    这是我毕生难忘、绝无仅有的经历。


    1、过河没挂掉


    离开六连不久，我们就来到了卡拉奇古河边。河宽五六十米，河水从山上冲下来掀起白浪滔天，发出阵阵轰鸣，河水打着滚儿，翻着汹涌的波涛，一泻千里，奔流而下。河上有一座桥，桥面离水面差不多有十多米，桥也就一米多宽。这所谓的桥，让我想起了小时候学过的课文《飞夺泸定桥》，只是这座桥上不是“碗口粗的铁链”，而是几根比铅笔还细的铁丝。铁丝上铺着手掌那么宽的木板，木板和木板之间的宽度也是手掌那么宽，木板也不知道是什么年代的了。桥的两侧，有两条平行于桥面的铁丝，看起来是当扶手用的。一看这所谓的桥，所有人都傻了。我问小王：“去公主堡还有别的路吗？”小王摇头说：“没有，必须从这里过河。”他还说，河边住着一户人家，男主人已经五十多岁了，在他小的时候就有这座桥了。


    过河之前小王提醒我们，桥两边的铁丝千万不能扶，铁丝很细，也很软，一扶就掉下去了。想想也对，五六十米长的一根细铁丝，能指望吗？我看着那用细细的铁丝穿起来的桥面，在帕米尔高原的风中如同秋千一般摇晃。另一个战士说：“过桥时感觉桥一晃，你就赶紧趴下。我们先过，你们照着做就行，但必须是一个人过去了，另一个人才能上桥。”战士继续解释，“铁丝是软的，两个人一起过桥的话，振动频率不一样，一颠一颠的人肯定会掉下去，必须一个一个地过。”


    我们一行人过卡拉奇古河的时候，谁都帮不了谁，万一有人掉下去，水流很急，尸体要在几百千米之外才会冲出来。随后，在我们惊讶的眼神中，两个战士拎着我们的设备、器材，噌噌噌噌一路小跑，一分钟就跑到了对岸。他们过去之后，我们开始惊恐万状地过河。导演是组里第一个上桥的。刚开始他还行，慢慢地往前走了几分钟，到桥中央的时候，吹过一阵风，桥开始晃了，他马上蹲了下去，很久没敢动，我们站在岸边的人跟他一样紧张。过了好一会儿，他终于站起来了，但再也没敢站直身体，只是弯着腰慢慢往前挪，七八分钟之后他终于走到了对岸。


    在我前头的人一个一个慢慢地过去了，有的是手脚并用爬过去的。过这座五六十米长的桥，每个人平均用时都有十多分钟。我应该是第四个上桥的。中午在六连我还喝了点儿酒，踩到桥上的木板后，第一脚几乎是软的，冷汗一下就冒出来了，我立刻清醒了许多，走了没有几步，脚就开始不能控制地晃起来。我慢慢往前挪动，也是走到快到桥中央的地方，突然桥像秋千一样晃得厉害起来，我跟前面的人一样立刻蹲下，然后也一样再不敢站起来。我蹲在离河面十几米高的桥面上，看着河水从桥下奔流而去，白色的浪花翻滚如同瀑布，水花飞溅发出巨大的轰鸣声，这真是叫“命悬一线”，只感觉血直往上涌。当时我在想，这么湍急的水流，人要是从桥上掉下去，估计几秒钟就看不见了。这时，站在对岸的人对我大喊：“爬过来！爬过来！”我稍微冷静了一点儿，等桥面的晃动平稳一点儿之后，才像前面的人一样，一点儿一点儿地往前爬。


    我清楚地记得，桥上的木板可能年头太久了，感觉很不结实，爬的过程中我甚至担心劲儿稍微大一点儿，木板随时可能被压断。等终于爬到了对岸，身上的衣服全都被汗水和河水飞溅起的水雾打湿了。我过河的实际时间大概也就十分钟，但感觉却是那么漫长。等所有人都过了河，总共花了一个多小时。我们有惊无险地渡过卡拉奇古河之后，大家从惊险中回过神来，又觉得很兴奋，又浑身是劲儿地向公主堡进发，那时谁都没有想到，我们返回的时候，还要经过这座桥，而且是在夜里。


    2、无人区


    过河之后，我们进入了一个真正的无人区。帕米尔高原在这里呈现出极其荒凉的景象，这种景象我只在科幻电影和探索频道里看过。一路上，我看到很多死去的大型动物的骨架，我不能确定那是一些什么动物，但是看着它们狰狞的骨架，我们开始嗅到一种恐惧的气息。


    我们在根本没有路的帕米尔高原上的无人区，深一脚浅一脚地走了差不多两个小时，下午四点多钟时，两个战士忽然几乎同时喊：“那就是，那就是！”顺着他们的手势我抬头一看，眼前这座山和前后的山头没什么区别，就是一个土坡，估计不到两百米高，如果不是两个战士提醒，我们走过去也不会发现。大家的失望迅速变成了担心，因为眼前的这个土坡陡得要命，坡度竟然有六十多度。


    导演告诉我们，山顶上就是公主堡。我问他，有人到上面去过吗？导演说有，十九世纪的最后几年，瑞典著名的探险家斯文·赫定来过这里。我又问，有人上去拍过吗？导演说，在一九七八年有一个叫《中国的塔吉克》的纪录片摄制组上去过。听到这里，我觉得有点儿不靠谱了——敢情一九七八年之后就再也没人上去过。而且，上一个摄制组是在专业登山队的帮助下上去的，我们呢？只有两个赤手空拳的小战士。


    那时候真的在玩儿命，换现在，这活儿给多少钱我都不会干，这拿的钱很可能就变成遗产了。但在当时，没多想就准备上山了。上去之前，小王提醒我们，不能一个接一个地往上爬，大家得并排平行往上爬。这样不管谁掉下去，都不至于把后面的人也一起带下去了。所有人听了心里都是一惊。


    两个战士先带着摄像机往上爬，大概十几二十分钟就上去了。之后，我们五六个人跟着开始往上爬。刚开始大家还没觉得怎么样，虽然脚踩下去比较松软，还有泥块和石头往下掉，但因为以前从没经历过这种事，也就没觉得怎么怕，手脚并用很快就爬了三四十米。但有人回头往下看的时候，突然叫起来，大家也回头往下看，也都紧张了，不知道这样陡峭的山，等会儿该怎么下山啊！导演安慰大家说：“上公主堡以后，背面有一个缓坡，我们从那个缓坡下山，很安全。”


    我们平静了下来，又吭哧吭哧往上爬。到了不知道多高的地方，可以让手抠进去用力的地方越来越少了，要想再往上爬，有时只能抓住坡上生长的一种沙生植物——骆驼刺。如果说，仙人掌的刺跟鱼刺和针一样，那么骆驼刺的刺就跟锥子一样。当时我就抓着骆驼刺往上爬，因为除了抓它，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抓得住，也没有回头路了。求生的本能使得痛感钝化了，本来骆驼刺那样的东西扎上去你就会本能地把手缩回来，可当时我们却要用手用力抓住它往上爬，弄得满手都是血。


    爬到大概一半的地方，只听我边上的制片主任赵阳——一个留着小胡子的无锡人，突然一声惨叫，手上拉着一把骆驼刺哗地就滑下去了。其他人都吓得停下来，我眼睁睁地看着他从离我左边不到三米的地方一路滑下去。他的两只手拼命地在地上抠着，希望能阻止身体下滑，地上都划出了几道印子，也掀起了很大的尘土。滑下去了大约二十米后，终于停住了。赵阳捡回了一条命，等他最后爬到山顶，我们就发现，他腰包的牛皮皮带竟然都快磨断了。


    爬公主堡和过卡拉奇古河一样，发生意外的时候谁都帮不了谁，你很可能会眼睁睁地看着同伴摔死而束手无策。整个爬山的过程和过卡拉奇古河一样惊险，在那么陡峭的山坡上，只要有一只手没抓稳或者脚下没踩稳，很有可能就会摔下去丧命。两百米不到的山坡，我们爬了一个多小时。等爬到顶上，我们放眼四望，发现根本就没有什么公主堡！原来我们只是爬到了一个坡度较缓、可以站起身来落脚的地方，公主堡还在距离我们几十米高的地方，而这最后几十米的山坡几乎已经垂直成了九十度，没有专业工具和专业登山队的帮助，我们根本不可能上去。我们只能站在这个算是离公主堡最近的地方，看看那一点点建造公主堡的地方的轮廓。


    等我们都爬到了山腰的安全地带，我们才发觉，歇脚的地方是光溜溜的石头，有点儿像鲫鱼背，宽度也就两米多，它的背面是一个像漏斗的山谷。我们根本不敢把头伸过去看，因为地势太险，没有任何安全保障。我出于好奇，捡了块石头扔下去，过了很久才从下面传来回响。这时我突然意识到，导演之前说的能够下山的缓坡根本不存在，我们只能原路返回。直到今天我都不确定，那个导演是自己也并不知道有没有下山的缓坡，还是跟我们玩儿望梅止渴的把戏，反正从公主堡回去之后，整个组里对这个导演的不满情绪达到了顶峰。


    饶是如此，我还是平静了一下情绪，扛起摄像机开始工作。遥望远处，云海茫茫，小王指着前方对我说：“看，那边就是喜马拉雅山。”不知不觉天色已晚，也差不多拍完了，我们没有选择，只能原路返回。和上山相比，下山实在很简单，也很危险，直接往山坡上一坐，一段一段地往下滑，十几分钟就滑下去了。但是下山的时候人根本不能站起来，而且下滑的过程中，要是被什么东西硌着了，在巨大的惯性之下人就会直接飞出去，摔下山去。所以，我们得确保自己的腿和屁股要一直挨着地面，腿不能曲起来，脚下还要当心被硌着。这样的姿势下，腿和屁股被磨得很疼，牛仔裤也差不多报废了。我从新疆回到南京的时候，我的两个膝盖都露在了牛仔裤外边，都是在新疆这一路上磨出来的。


    一群人终于安全下到山脚，大家互相看了看，都没有了人样，满头满身的泥土，手上还有血。这时谁都没有体力拿任何东西了，除了磁带、电池那些必须拿的东西，其他东西比如手电筒、水壶什么的都扔了，我恨不得把两条胳膊都卸掉。回去的路上，没有一个人说话，大家都低着头拼命赶路，想尽快赶在天黑之前到达河边。想着半条命差点儿丢在公主堡，我有种说不出的感觉。


    我们就这样机械性地挑战生理极限似的走着。一个多小时后，天终于不可阻挡地黑了下来。这是我一生中离月亮和星星最近的一次。湛蓝的夜空中，满天繁星，迢迢银河挂在眼前，就像现在3D电影里一样，让人有“手可摘星辰”的感觉。帕米尔高原上的那个夜晚美得那么惊心动魄。月亮把大地照得一览无遗，我又看见了来时看到的动物的尸骨，在月光下它们显得阴森森的，泛着白光，一路伴着我们，真像科幻片或者恐怖片。当时我可没有心思像现在这样感慨万端，只想着能活着再次爬过卡拉奇古河，回到对岸。


    又走了很久，我忽然听到河水翻腾的巨大声音——卡拉奇古河不远了！大家的步伐顿时快了起来，到后来简直有了些要跑起来的感觉。几年之后，我在看美国大片《黑鹰计划》里那群死里逃生的美军士兵最后撤回安全区的那一路疲于奔命时，就回忆起了一九九四年夏天我从公主堡逃回来的那个晚上。


    终于，白天看到的那条白浪滔天的卡拉奇古河又出现在我们面前了。在月光下，它就像一条白练从远处的山里伸出来，壮美也惊悚。这时在对面等候我们的两个司机把越野车的大灯打开了，两辆车的四束灯光照着摇摇晃晃的桥面，迎接我们回去，让我顿感温暖。过河的方式跟下午来的时候一样，一个接一个地上桥。经历了八九个小时的高原赶路和公主堡惊魂，我们拿出最后一丝力气，靠着求生的本能，再次一个接一个地爬过了卡拉奇古河。可能就是这个原因，我们回去的速度明显比过来的速度快了很多。


    直到现在，一想到当时过河的情景，我的脑海里就浮现出一幅悲壮的画面——帕米尔高原上，一轮明月照在卡拉奇古河翻腾的浪花上，照着那座白色河流上晃晃悠悠的铁索桥，月光和对面越野车打过来的灯光交织在一起，白森森的。一群筋疲力尽、伤痕累累的男人，一个一个默默地爬着。


    那天晚上过河之后，我们一行人在卡拉奇古河边一户柯尔克孜族人家度过了饥寒交迫、惊魂未定的一夜。


    3、捡到“宝贝”


    公主堡的经历中并不都是惊心动魄，也有好玩儿的事情。陪同的两个小战士很崇拜我们这帮奇形怪状的电视人。去公主堡的路上，我看着两边险峻的高山问他们：“这么高的地方，有动物能上去吗？”小王说：“有哇，帕米尔露丝就能上去。”


    帕米尔露丝是当地人对盘羊的叫法。这种羊的角是打着卷的，有将近一米长。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数量很少，跟大熊猫差不多。在当地人的心中，帕米尔露丝跟神一样，死了之后头都会被供起来。对这样稀有的帕米尔露丝，国内外很多科考队想猎取它必须向自治区的相关机构申请，并且缴纳两万块钱办许可证，而且不管你打得着打不着，钱都不会退给你。据说，很少有人能打到帕米尔露丝，所以市场上帕米尔露丝的头价格不菲。


    我问小王：“你见过帕米尔露丝吗？”他对我的问话相当鄙视，对我说：“这有什么稀奇，我们连队厨房后面就有一个这样的羊头。你喜欢我送给你。”原来，他们连队要在边境上巡逻，巡逻一趟要好几天才能回，偶尔也能碰到帕米尔露丝之类的野生动物。听他这么一说，我顿时激动了，忙问羊头还在吗？小王说，前几天还在呢。


    在柯尔克孜族牧民家睡了一觉起来后，小王果真在厨房后面找到了那只羊头，并且送给了我。他可能不知道帕米尔露丝的头在市场上值多少钱。最后，我把身上穿的摄影背心送给了他，他也非常高兴。此后在新疆的一个半月，我走到哪里，都把羊头随车带到哪里，最后一直背回了南京。对此我非常感谢司机老刘，不是每个司机都愿意天天在车上驮着这么个大家伙的。这充分说明我和老刘相处得相当不错。


    那只羊头在我家里放了很多年，最后送给一个朋友做了结婚礼物。


    塔克拉玛干。


    帕米尔高原的历险后，我们去了塔克拉玛干沙漠拍摄神秘的克里雅部落。在新疆，有两个部落非常神秘，分别是生活在北疆阿尔泰山区里的图瓦人部落和南疆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里的克里雅部落。


    我们当时选择了从于田县由南向北进入塔克拉玛干沙漠。一九九四年时的于田县相当落后。我们在于田县准备了一些补给，其中包括一只装水的大桶，储备了够摄制组四个人在沙漠里生存两天的水。找向导费了一番周折。当时整个县里能在沙漠里找到克里雅部落的司机一共就只有那么三四个人。这样绝对的卖方市场，没得还价。只要这三四个人咬死一个价，人家说多少你就得给多少。


    我们进沙漠的时间是一九九四年的农历八月十四。我们在县里吃过晚饭，晚上九点钟左右我们换乘一辆北京212吉普车向沙漠进发。白天沙漠温度太高，因此司机选择了在夜里进沙漠。车一进沙漠，我就发现没有任何参照物了，我们只能相信向导没有金刚钻也不敢揽这瓷器活儿，否则等于是大家一块儿送命。一九九五年，我从央视新闻中看到，一条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公路贯通了。而在一九九四年的夏天，我们一行人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还是具有探险性质的事情。


    全世界的沙漠大约分两种——流动性沙漠和固定沙漠（或者叫非流动性沙漠）。非洲的撒哈拉沙漠是全世界面积最大的沙漠，但它的沙丘是固定的，可以作为参照物。而塔克拉玛干沙漠是世界上最大的流动性沙漠，号称“死亡之海”，往往刚刚还看见的沙丘，几分钟后就没了，另外一个地方出现了一个新的沙丘。我曾经在沙漠边缘的公路上亲眼目睹“沙丘过马路”——公路一边的沙丘被风吹得慢慢矮下来，细细的沙子被吹过公路，公路的另一边慢慢冒起一个新的小沙丘，而且速度很快。


    我们的北京吉普一路颠簸着向北行驶。其实是没有路的，不仅没有路，也没有任何参照物，直到今天我也没明白于田县的司机是靠什么方式带我们找到克里雅部落的。辽阔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在临近中秋的月光下泛着青光，帕米尔高原夜晚中的森森白骨起码表明那里还是有生命活动的，而眼前浩瀚的沙漠一点儿生命迹象都没有，“死亡之海”这几个字不断在脑海里出现。


    我在车里渐渐睡着了，记不清究竟开了多久我们才到达了克里雅部落。其实克里雅部落的叫法是不准确的，这里已经有了一个相当正式的名称——达里雅博依村。


    在达里雅博依村我们待了两天。第二天我才发现，我们认为塔克拉玛干沙漠是生命禁区的观念是完全错误的。沙漠里其实有植物，比如胡杨；有动物，比如蜥蜴。塔克拉玛干沙漠里还有一条河，虽然水量极小，但从来没有干涸过。只不过，那河水只能供牲畜饮用，人不能喝。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沙漠里的胡杨，那是一种在干旱地区生长的高大的树种，叶子金黄的时候很美，在北方苍凉的沙漠、戈壁中经常成为摄影师拍摄的对象。新疆人会骄傲地告诉你，胡杨树活着一千年不死，死了一千年不倒，倒了一千年不烂，是新疆的一种生命符号。达里雅博依村的村民告诉我们，他们村过去有人得了重病，还没来得及送出沙漠就在途中死了，死了就往胡杨树的树洞里一扔，用沙子一填。我想，过几千年，它就应该变成木乃伊了吧。


    克里雅。


    拍摄中我们发现，克里雅并不是一个和外界没有接触的部落，它只是长期生活在沙漠腹地不为人知而已。当年我去那里的时候，达里雅博依村里只有一两个人到过县城，其他的人根本就没有出过沙漠。他们的生活相当原始，基本没有货币的概念，基本生活所需的盐、火柴等物品都是村长从县里买来的，其他生活资料都是自给自足。


    克里雅人住的房子很有特色，建筑材料就是沙漠里常见的红柳藤。这种用藤条搭建的房子很像是前卫艺术家的作品，缺点是，藤条搭的房子不能严丝合缝，住在里面哪里都透风。类似这样的建在沙漠里的房子我依稀在《国家地理杂志》里见过，非洲好像有。


    克里雅朋友非常热情，他们招待我们吃的两顿饭给我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回忆。第二天中午我们在一户克里雅人家里吃的烤饼，我还记得制作方式是这样的：


    家里沙地上已经有一个浅浅的平底大坑，大约像我们农村的大锅那么大，把早已经晒干的羊粪，用手搓成碎屑均匀地垫在坑底，再在羊粪上面摊上一张硕大的面饼（大约两厘米厚），然后把一大盆切好的羊肉块均匀地摊到面饼上，再拿一张同样大的面饼盖在上面，用手顺着边缘把两张面饼捏在一起——就像是我们熟悉的一个巨大的韭菜盒子，最后，再用晒干的羊粪搓碎了铺在这块大面饼上。接下来就是在面饼周围生上火烤。一会儿就闻到香味了。需要说明的是，羊是食草动物，所以羊粪并不臭，尤其是晒干之后，是可以做燃料的。


    我们一屋子人就围在这块大面饼周围，抽烟聊天等着，大约过了二十分钟，饼就烤好了。主人把火弄灭之后，把那个巨大的硬硬的“大韭菜盒子”刨出来，把面饼上的碎屑拍掉，再用嘴吹一吹，把这张大饼放在一个特别大的木盘子里，开始一块一块地切给我们吃，就像切比萨饼那样。


    之前看着他们的制作过程，我还在想，这种东西能好吃吗？结果那块夹着羊肉的饼送到嘴里后，味道竟然鲜美得出乎意料，里面竟然像汤包那样还有浓浓的羊肉汁，面饼也奇香无比。我三下五除二地干完了我这一大块，等还想再要时——没了！可以肯定的是，我这辈子不太可能再有机会吃到克里雅朋友用羊粪烤出来的羊肉大饼了。后来我问过不少新疆朋友，他们也没有人吃过这样烤出来的羊肉大饼。


    我对当天的晚饭的印象深刻不仅是因为口味，也是因为那个日子和吃的方式。那一天是一九九四年的中秋节。我们一行人远离家乡和亲人，来到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腹地，和一群素不相识、语言不通的克里雅朋友一起过中秋节（克里雅人并不知道这个节日），想想都有点儿梦幻，有点儿穿越时空的感觉。


    进沙漠之前，制片主任就提前给我们每人发了一瓶伊利春酒和两只月饼。月饼是在县城供销社买的，最好的那种，也就几毛钱一只。酒虽然很便宜，两三块钱一瓶的那种，但我觉得还挺好喝的。当天晚上，克里雅朋友在沙漠里生起篝火，我们十几个人围在篝火旁，用削尖了的红柳枝穿着一大块一大块的羊肉，在篝火里烤着吃。火苗蹿起来一人多高，烧得噼啪作响，火焰映红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笑脸。远处传来克里雅女人和孩子的欢笑声。我们嘴对着瓶子口大口大口地喝着廉价的烈性白酒，扯着嗓门说话，不时有人大笑。


    那天晚上我们说了什么，我一句也不记得了，因为我当时就没在听，我只是被那种氛围感染着，陶醉着，晕晕乎乎地跟着他们说笑。一抬头，沙漠里的月亮在那个晚上大得吓人。沙漠里晚上的风已经很凉了，肚子里装着酒，身上发热，吹着晚风很舒服。我想起一句诗：古人不见今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一个晚上我都在内心的这种穿越时空的梦幻情绪里荡漾着，很快就醉了。


    西域印象后记


    三个月的新疆拍摄生活并没有多少能成为“故事”的东西，只有很多片段，有壮美，有震撼，有历险，在那之后的多年的记者生涯中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如此贴近地深切地接触和了解其他民族的生活和文化。直到今天，我仍然觉得我的一部分属于那里，在赛里木湖、天鹅湖边，在喀什的巴扎，在吐鲁番的火焰山和葡萄沟，在乌尔禾的魔鬼城，在夏塔温泉，在慕士塔格冰川下，在克孜尔千佛洞，在阿拉山口的边贸市场，在肖尔布拉克建设兵团的农场……全都留下了我的足迹。浓烈的伊力特酒，香甜的瓜果，黄昏清真寺里传来的洪亮的祈祷，穿着艾得利丝绸跳着麦西来普舞蹈的美丽的“古丽”们，弹着热瓦普的维吾尔族老大爷，他们在我的记忆里，从来不曾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