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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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寻思，我也许碰巧会看见那辆车又出现了，它就停在附近。我一直走到沿河街道那儿的大车库，询问加油站里的人，在他的顾客里，他是否知道有一位金发女子曾发生过车祸，并且脸上受了伤。她驾驶的是一辆湖绿色的“菲亚特”。他思索片刻。不，他没有瞧见过。沿河街道上，过往的人和车是那么多??简直就像是一条高速公路。他甚至根本不注意顾客的面孔。


    太多的顾客。太多的“菲亚特”。而且，那么多的金发女子??我又走到稍远些的特罗卡代罗公园。起先，我认为我是第一次在这公园里漫步，但是，面对水族馆，对童年时代一种非常模糊的记忆油然而生。我买了票，走了进去。我久久地观察着玻璃后面游弋的鱼儿。它们身上鳞光闪闪的色彩使我联想到某种东西。


    曾经有人把我带到这儿，但是，我无法说出确切的时期。是居住在比亚里茨之前?是居住在比亚里茨和儒伊一昂一若扎斯之间的那一段?或者，是在我还没有完全到懂事的年龄，即回到巴黎的初期?我觉得是和小型卡车在校门口把我撞倒的同一时期。然后，当我默默地观赏鱼儿的时候，我想起咖啡馆老板在我问他这个名叫索里耶尔的究竟是何许人时的回答：“他可不是唱诗班的孩子。”而我，我曾经是唱诗班的孩子，是我一生中惟一的一次。我从未想到过这件事，然而回忆却突然又显露出来。那是在乡村教堂里做午夜弥撒。


    尽管我竭力追忆所有往事，但这件事只可能发生在福松波罗那林区，那儿有学校，慈善医院和问讯台告诉我不再列入电话簿的某个迪瓦尔大夫。是她，而不是另一个人，把我带往午夜弥撒和特罗卡代罗公园的水族馆。在小型卡车的篷布下，她抓住我的手，她的脸朝我俯下。在这间玻璃鱼缸的灯光闪闪发亮的寂静的大厅里，回忆变得清晰得多了。做完午夜弥撒回来，沿着那条小街，直到住宅大门，一直有人牵着我的手。同一个人。而我在同一个时候来到此地，我观赏着同样的色彩斑斓的鱼儿在玻璃后面静静地滑行。当我听见身后响起的脚步声，当我转过身，看见她恍如昨日那样走过来的时候，我都不会感到惊讶。而且，从福松波罗那林区到巴黎那段路程，我们坐在一辆与在方尖碑广场把我撞倒的一样的车上，就是那辆湖绿色的车。夜里，她始终不停地在巴黎的大街小巷转悠，四处寻找我。


    走出水族馆，我感到寒气袭人。公园里的小径上、草地上，缀有一小堆一小堆的白雪。天空清湛、蔚蓝。


    我觉得平生第一次看得那么清楚。这湛蓝的天庭，清晰地呈现出夏约宫的身影，这凛凛的寒气，在经年累月的麻木之后??那天夜里的撞车事故发生得真是时候。我需要某种冲击，使我从消沉、麻木的状态中惊醒。我再也不能继续在浓雾中行进??而这一切是在我步入成年的几个月前来临的。多么离奇的巧合。我刚好得到了拯救。这起事故大概是我一生中最具有决定性的事件之一。它使一切恢复了秩序。


    学校和带篷轻型运货卡车??我这是第一次回顾往事。为此，必须要有那天夜里的撞击。直到那时，我都是过一天是一天。我好比是在一条薄冰覆盖，简直可以说没有能见度的公路上驾驶的汽车司机。必须避免往后看。也许，我驶上一座过于狭窄的桥。不可能向后转。只要往后视镜看一眼，我就会头晕得要命。


    但是，今天，我可以毫不惧怕地，从总体上来考虑已经过去的岁月。就好像不是我自己，而是另一个人俯视我的生活，或者，我在发光的屏幕上观察我自己的透视片。一切都是那么清晰，线条是如此精确、如此简练??只剩下最主要的东西：小型卡车，篷布下，朝我俯下的这张脸庞，乙醚，午夜弥撒，以及直通到那栋房子大门的归途；而她的房间就在那栋房子二楼的走廊尽头。


    过了比尔一哈坎桥，在一条通往沿河街道的小林荫道上，我发现了一家旅馆。过了三天，我再也不想回到奥尔良门那儿的住处睡觉，于是，我在这“弗雷米埃”


    旅馆里要了个房间，我暗想其他的顾客是什么样的人。


    房间比绿道街的那间更舒适，备有电话，甚至带浴室。


    不过，我能够让自己享有如此的奢华，全靠那个名叫索里耶尔在我离开诊所时交给我，并不许我归还给他的那些钞票。他活该倒霉。我原来这般顾虑重重真是个白痴。总而言之，他不是唱诗班的孩子。


    夜里，就在这个房间里，我决定永远不再回到绿道街。我已经带了几件衣服和那个放置旧文件的海军蓝纸盒。我必须承认这样的事实：那儿，将不会留下我的任何痕迹。我根本没有感到伤心，这个想法反而给予我勇气面对未来。我如释重负。


    我很晚回到旅馆。我下了楼，经过地铁站，去一家大餐厅里用晚餐。我还记得那个饭店的名字：“帕西舞园”。人并不很多。有几个晚上，只有我一个人和老板娘，一位头发很短的棕发女子，以及身穿快艇驾驶者白色上衣的服务员在那儿。每次，我都希望雅克琳娜·博塞尔让会走进来，然后，向酒吧台走去，就像那三三两两地坐在那里同老板娘攀谈的人那样。我挑选了一个最靠近门口的桌子。那么，我就会站起身，朝她走去。


    我都已经决定要跟她说些什么??“我们俩在方尖碑广场曾经有过一次撞车??”只要看我走路的样子就够了。有裂缝的便鞋，绷带??“弗雷米埃”旅馆接待处的那名男子，皱着眉头打量我。我身上穿的那件上衣还有血迹。我感觉到他存有戒心。我预付给他十五天的房租。


    但是，“帕西舞园”的老板娘对我的绷带和旧上衣上的血迹并不十分在意。看来，在其他不如这里安静的街区里，她已经见识得多了。酒吧台旁，一只鹦鹉待在一个黄色的大笼子里。数十年后，我翻阅一份这个时期的杂志，在最后一页上，登载着饭店的广告。其中一则映入了我的眼帘：“‘帕西舞园’和它的鹦鹉贝贝儿。每天营业。”一句没有多大意义的话却使我怦然心动。一天夜里，我感到自己如此孤独，因此，我宁愿和其他人一起，坐在吧台旁；我感受到，由于我那件沾上污迹的上衣、绷带和我瘦弱的体格，老板娘心中对我存有某种同情。她劝我喝些维昂多克斯酒。我问了她有关鹦鹉的问题，她对我说：“要是您愿意，您可以教它说一句话??”于是，我思考了一下，最后，发音尽可能清楚地说：“我在寻找一辆湖绿色的‘菲亚特’车。”不消多久，我就教会它说这句话了。它重复的方式则更加短促，更加有力：“湖绿色的‘菲亚特’车”，而且，它的声音比我更尖利，更专横。


    “帕西舞园”已不复存在，去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我乘坐出租车上德莱塞尔大街时，我发觉它已经被一家银行取代了。但是，鹦鹉是很长寿的。也许，三十年后，这个鹦鹉在巴黎另一个街区，在另一家咖啡馆的喧闹声中，还在重复我教的这句话，而没有人明白这句话，也没有人真正在听这句话。只有鹦鹉始终忠实于往昔。


    22


    我把在“帕西舞园”的晚餐延长得尽可能晚。将近十点时，老板娘和她的朋友们都坐在尽头一张桌子旁，就在离吧台和贝贝儿的黄笼子不远处。他们开始打牌。一天夜晚，她甚至向我提议跟他们一起玩儿。但是，这正是我继续寻找的时候。湖绿色的“菲亚特”。


    我曾想到，将近午夜时分，当我在这一带踯躅时，也许会有幸偶尔发现这辆车正停在那儿。这个时候，雅克琳娜·博塞尔让应该回家了。我觉得，我最终找到湖绿色的“菲亚特”，是在夜里，而不是在白天。


    街头巷尾已夜阑人静，严寒砭骨。当然，我也不时地害怕一辆巡逻的警车会停在我面前，然后，要我出示证件。毫无疑问，我那带有血迹的上衣，有裂缝的便鞋使之显而易见的绷带，都使我看上去像个无赖。再说，我还没到二十一岁，大约还相差几个月左右。但是，幸而，那几天夜里，没有一辆囚车停下来，把我带到最近的警察分局，或甚至带到位于塞纳河畔的那幢少年犯罪刑侦队的黑幽幽的大楼里。


    我从阿尔博尼花园广场开始。那里，沿着人行道停放的车辆中，并没有一辆湖绿色的“菲亚特”。我心想，她在她家对面永远也找不到一个空车位，于是，在那一带久久地转来转去，设法泊车。这样，可能把她带到相当远的地方。除非她把车放在汽车库里。在她家附近，德莱塞尔大街那儿有一座车库。一天夜里，我走进这家车库。尽头，一个男子正待在一个四面玻璃的类似办公室的房间里。他远远地瞅着我走来。当我推开门时，他站起身，我感觉到他正严阵以待。这一瞬间，我真后悔没有穿一件新的大衣。我一开始说话，他便有所戒备。一天夜里，一辆汽车把我撞倒了，我差不多可以肯定，那位司机就住在这一带。直到现在，我没有他的任何音讯，然而，我很想同他联系。另外，那是位女司机。是的，阿尔博尼花园广场。一辆湖绿色的“菲亚特”。这位女子的脸部可能已经受伤，而“菲亚特”车也有些损坏。


    他查阅办公桌上一本已然打开的登记簿。他把食指放在下唇，慢慢地一页页地翻阅，当我的父亲在“科罗娜”和“鲁克世界”研究那些神秘的案卷时，也常常作出这个动作。


    “您说一辆湖绿色的‘菲亚特’?”


    他把食指按在一页的中间，指着某个东西，我的心怦怦地跳。确实，有一辆湖绿色的“菲亚特”，登记号??他抬起头，仿佛医生在看病似的，神情严肃地注视着我。


    “那是某位叫做索里耶尔的车，”他告诉我，“我有他的地址。”


    “他住在阿尔博尼花园广场吗?”


    “不，根本不是。”他皱起眉头，仿佛在犹豫是否把地址给我。“您跟我说是个女人。您肯定那是同一辆车吗?”


    于是，我把那天夜里发生的事件和盘托出，诸如这个索里耶尔和我们一起坐在警事应急队的车，市立医院，米拉波诊所，以及我离开诊所时，索里耶尔又在大厅等着我，所有这一切，我都一一向他描述一番。但我不愿意同他提及我最近曾在咖啡馆同这个男子相遇，而他却装作不认识我。


    “他住在阿尔贝一德慕大街4号。”他对我说，“不过，他并不是我们的顾客。他第一次上我们这儿。”


    我问他阿尔贝一德慕大街在哪里。就在那儿，沿着特罗卡代罗公园走。在水族馆附近吗?稍微远些。


    是一条呈斜坡向着沿河街道南下的大街。那辆车已经换了挡风玻璃和一盏头灯，但是，有人在维修还没有全部结束就来把车取走了。是索里耶尔本人吗?他无法告诉我，因为那天他不在，他会去问他的合伙人。他时不时地看一眼我那裂开的便鞋和绷带。“您不是起诉了吗?”他以一种几乎亲切的指责的口气向我提出这个问题，就像那天药房里的药剂师那样。控告谁呢?我惟一应该控告的是我自己。直到现在为止，我一直生活得一塌糊涂。而这次撞车事故把这些年的?昆乱和不确定划上了句号。是时候了。


    “那么，没有索里耶尔夫人的迹象吗?”我问他道，“或者说，一位叫做雅克琳娜·博塞尔让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