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谢子弟

    七爷等信信不来，心里着急，在旅馆里发脾气。房中地板上到处抛得有香烟头，好象借此表示要不负责一切不负责的意思。


    算算日子，已经十九，最末一个快信也寄出了七天，电报去了两天，盼回信还无回信。七爷以为家中妇人女子无见识，话犹可说，男子可不该如此。要办事就得花钱，吝啬应当花的钱，是缺少常识，是自私。


    “什么都要钱！什么都要钱！这鬼地方哪比家乡，住下来要吃的，捉一只肥鸡杀了，就有汤喝。闷气时上街走走，再到万寿宫公益会和老道士下一盘棋，一天也就过去了。这是天津大码头，一走动就得花钱，怕走坐下来也得花钱，你就一天不吃不喝躺到床上去，还是有人伸手向你要钱！”


    七爷把这些话写在信上，寄给湖北家里去，也寄给杭州住家的两个堂兄，都没有结果，末了只好拿来向跟随茅大发挥。


    其时茅大在七爷身边擦烟嘴，顺口打哇哇说，“可不是！


    好在还亏七爷，手捏得紧紧的，花一个是一个，从不落空。若换个二爷来，恐怕早糟了。“


    七爷牢骚在茅大方面得了同情后，接口说，“我知道我凡事打算，你们说不得一背面就会埋怨我：（学茅大声气）‘得了，别提我家七爷吧，一个钉子一个眼，一个钱一条命。要面子，待客香烟五五五，大炮台，不算阔，客一走，老茅，哈德门！真是吝啬鬼！’我不吝啬怎么办。钱到手就光，这来办事什么不是钱。大爷三爷好象以为我是在胡花，大家出钱给我个人胡花，大不甘心似的。真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


    “他们哪知道七爷认真办事，任劳任怨的苦处。可是我昨天打了一卦，算算今天杭州信不来，家里信会来。”


    “会来吗？才不会来！除了捏紧荷包，他们什么都不知道。


    若不是为祖上这一点产业，作子孙的不忍它不明不白断送掉，我不舒舒服服在家里作老太爷，还愿意南船北马来到这鬼地方憋穷气？“


    茅大说，“他们不体谅七爷，殊不知这事没有七爷奔走，谁办得了？也是七爷人好心好，换谁都不成！”


    七爷苦笑着，一面剥格剥格捏着手指骨，一面说，“这是我自己讨来的，怪不得谁。我不好事，听它去，就罢了。祖上万千家业有多少不是那么完事？我家那些大少爷，没受过什么教育，不识大体，爱财如命，说是白说。”


    “我可不佩服那种人，看财奴。”


    七爷耳朵享受着茅大种种阿谀，心里仿佛轻松了一点。话掉转了方向，“老茅，我看你那神气，一定和二美里史家老婊子有一手，你说是不是？”


    茅大又狡猾又谦虚摇着手，好象深恐旁人听见的样子，“七爷，你快莫乱说，我哪敢太岁头上动土！我是个老实人！”


    “你是老实人？我不管着你，你才真不老实！我乱说，好象我冤枉你做贼似的，你敢发誓说不摸过那老婊子，我就认输！”


    茅大不再分辩了，做出谄媚样子，只是咕咕的笑。


    七爷又说，“老婊子欢喜你，我一眼就看明白了，天下什么事瞒得过我这双眼睛！”


    “那是真的，天下什么事瞒得过七爷？”


    “家里他们还以为我为人不老成，胡来，乱为。”


    “他们知道个什么？足不出门，不见过世界，哪能比七爷为人精明能干，绝顶聪敏。”


    茅大知道七爷是英雄无钱胆不壮，做人事事不方便。这次来天津办地产交涉，事情一拉开了，律师，市政府参事，社会局科长，某师长，某副官长，一上场面应酬，无处不是钱。


    家里虽寄了八百，杭州来了一千，钱到手，哗喇哗喇一开销，再加上无事时过二美里“史湘云”处去坐坐，带小娼妇到中原公司楼上楼下溜一趟，一瓶法国香水三十六元，一个摩洛哥皮钱包二十八元，半打真可可牌丝袜三十元，一件新衣料七十五元，两千块钱放在手边，能花个多久？钱花光了，人自然有点脾气。不说几句好话送他上天，让他在地面上盘旋找岔子，近身的当然只有吃亏。


    七爷为人也怪，大处不扣扣小处。在场面上做人，花钱时从不失格，但平常时节却耐心耐气向茅大算零用账，发信，买纸烟，买水果，都计算得一是一，二是二，毫不马虎。在他看来这倒是一种哲学，一种驾驭婢仆的哲学。他以为孔夫子说过，小人女子难养，放纵一点点必糟。所以不能不谨严。


    能恩威并用，仆人就怀德畏刑，不敢欺主。茅大摸透了七爷脾气，表面上各事百依百顺，对金钱事尤其坦白分明。买东西必比七爷贱一点，算账时还常常会多余出钱来，数目虽小都归还给七爷。七爷认为这就是他平时待下人严而有恩的收获，因此更觉得得意。常向人说，“你们花十八块钱雇当差的，还不得其用；我花五块钱，训练有方，值十五块！”至于这位茅大从史湘云处照例得到的一成回扣，从另外耗费上又得了多少回扣，七爷当然不会知道。


    七爷真如他自己所说，若不是不忍心祖上一点产业白白丢掉，住在家乡原很写意，不会来到天津旅馆里受罪。


    七爷家住在×州城里，是很有名气的旧家子弟。身属老二房。本身原是从新二房抱过老二房的，过房自然为的是预备接收一笔遗产。过房时年纪十七岁，尚未娶妻。名下每年可收租谷五千石到六千石，照普通情形说来，这收入不是一个小数目。除开销当地的各种捐项，尽经租人的各种干没，母子二人即或成天请客吃馆子，每月还雇一伙戏班子来唱戏，也不至于过日子成问题。


    不过族大人多，子弟龙蛇不一。穷叔辈想分润一点，三石五石的借贷，还可望点缀点缀，百八十石的要索，势不可能。于是就设计邀约当地小官吏和棍徒，从女色和赌博入手，来教育这个贤小阮。结果七爷自然和许多旧家子弟一样，在女人方面得了一些有趣的经验，一身病，在赌博方面却负欠了一笔数目不小的债务。先是把两件事隐瞒着家长，事到头来终于戳穿了，当家的既是女流之辈，各方面都要面子，气得头昏昏的，把七爷叫来，当着亲长面前哭骂一顿，到头还是典田还债。一面在老表亲中找个年长懂事承家媳妇，把媳妇接过了门，以为如此一来，就可以拘管着男的。子弟既不肖，前途无望，人又上了点年纪，老当家的过了两年便半病半气的死掉了。七爷有了一点觉悟，从家庭与社会两方面刺激而来的觉悟。一面自忏。一面是顾全面子，于是在死者身上也大大的来花一笔钱。请和尚道士作了七七四十九天水陆道场，素酒素面胀得这些闲人废人失神失智。定扎上无数纸人纸屋纸车马，到时一把火烧掉。听穷叔辈在参预这次丧事中，各就方便赚了一笔“白财”。心愿完了，同时家业也就差不多耗掉一半。但未尝无好处，从此以后七爷可不至于再在女色赌博上上人的当了。他想学好，已知道“败家子”不是个受用的称号。结婚五年后，女人给他生育了三个孩子，虽管不住他，却牵绊得住他。丈人老是当地律师，很有名，所以大阮辈也不敢再来沾光。他就在×州城里作少爷，吃租谷过日子。间或下乡去看看，住十天半月，找个大脚乡下女人玩玩，一切出之小心谨慎，不发生乱子。在亲族间，还算是个守门户的子弟。


    七爷从这种环境里，自然造成一种性情，一分脾气，——中国各地方随处可见的大少爷性情脾气。爱吃好的，穿好的。


    照相机，自来水笔，床上的毯子，脚上的鞋子，都买洋行公司价钱顶贵的。家中订了一份上海报纸，最引起他兴趣的是报上动人广告。随身一根手杖，一个打簧表，就是看广告从上海什么哈罗洋行买来的。人算是已经改邪归正，亲近了正人君子。虽不会作诗，可时常参加当地老辈的诗会，主要的义务是作东请客，把诗人请到家中吃酒，间或老辈叔祖和当地豪绅从他家中拿去一点字画，也不在意，所以人缘还好。为人不信鬼神，但关于打坐练气，看相卜课，却以为别有神秘，不可思议。不相信基督教，但与当地福音堂的洋人倒谈得来，原因是洋人卖给过他一个真正米米牌的留声机，又送过他两瓶从外国运来的洋酒。并不读什么书，新知识说不上，可是和当地人谈天时，倒显得是个新派，是个有头脑的知识阶级。


    极赞成西洋物质文明，且打算将来把大儿子学医。但他也恰如许多老古板人一样，觉得年青人学外国，谈自由恋爱，社会革命，对于中国旧道德全不讲究，实在不妥。对人生也有理想，最高理想是粮食涨价，和县城里光明照相馆失火。若前者近于物质的，后者就可说是纯粹精神的。照相馆失火对他本人毫无好处，不过因为那照相馆少老板笑他吃过女人洗脚水，这事很损害他的名誉。七爷原来是懂旧道德也爱惜名誉的。若无其他变故，七爷按着身分的命定，此后还有两件事等待他去作，第一是纳妾，第二是吸鸦片烟。


    但时代改造一切，也影响到这个人生活。国民革命军进入武汉时，×州大户人家都移家杭州和苏州避难，七爷作了杭州公寓。家虽住杭州，个人却有许多理由常往上海走走。上海新玩意儿多，哄人的，具赌博性质的，与男女事相关的，多多少少总经验了一下。嗜好多一点，耗费也多一点。好在眼光展宽了，年纪大了，又正当军事期间，特别担心家乡那点田土，所以不至于十分发迷。


    革命军定都南京后，新的机会又来了，老三房的二爷，在山东作了旅长，还兼个什么清乡司令，问七爷愿意不愿意作官。他当然愿意，因此过了山东。在那部队里他作的是中校参谋，可谓名副其实。二爷欢喜骑马，他陪骑马。二爷欢喜听戏，他陪听戏。二爷欢喜花钱，在一切时髦物品上花钱，他陪着花钱。二爷兴致太好了，拿出将近两万块钱，收了一个鼓姬，同时把个旅长的缺也送掉了。七爷只有这件事好象谨慎一点，无多损失。二爷多情，断送了大有希望的前程。七爷却以为女子是水性杨花，逢场作戏不妨，一认真可不成。这种见解自然与二爷不大相合。二爷一免职下野，带了那价值两万元的爱情过南京去时，七爷就依然回转杭州，由杭州又回×州。


    回家乡后他多了两重资格，一是住过上海，二是作过军官。在这两重资格下，加上他原有那个大少爷资格，他成了当地小名人。他觉得知识比老辈丰富些，见解也比平常人高明些。忽然对办实业热心起来，且以为要中国富强，非振兴实业不可。热心的结果是在本地开了个洋货铺，仿上海百货公司办法，一切代表文明人所需要的东西，无一不备。代乳粉，小孩用的车子（还注明英国货），真派克笔，大铜床，贵重糖果……开幕时还点上煤气灯，请县长致辞！既不注意货物销场，也不注意资本流转。一年后经理借办货为名，带了二千现款跑了。清理账目，才明白赔蚀本金将近一万块钱，唯一办法又是典田完债。


    这种用钱方法正如同从一个缸里摸鱼，请客用它，敬神用它，送礼也用它，消耗多，情形当然越来越不济事。办实业既失败了，还得想法。南京祠堂有点附带产业，应分归老二房和新大房的大爷三爷，三股均分。地产照当时情形估价两万。


    七爷跑到杭州去向两个哥哥商量办法：


    “我想这世界成天在变，人心日坏，世道日非。南京地方前不久他们修什么马路牛路，拆了多少房子，划了多少地归公。我们那点地皮，说不定查来查去，会给人看中，不想办法可不成！”


    大爷说：“老七，这是笑话！我们有凭有据，说不得人家还会把我们地方抢去！”


    七爷就做成精明样子冷冷的说，“抢倒不抢，因为南京空地方多着。只是万一被他们看中了，把祠堂挖作池塘，倒会有的。到那时节祖先牌位无处放，才无可奈何！”


    三爷聪明，知道七爷有主张，问七爷，“老七，你想有什么办法？”


    七爷说，“我也没有什么办法，不过是那么想着罢了。照分上说我年纪小，不能说话。我为祠堂设想，譬如说，我们把这块地皮卖了，在另外不会发生问题的地方，买一块地皮，再不然把钱存下来生利息，留作三房子弟奖学金，大爷以为如何？”


    大爷心实，就说，“这使不得。一切还是从长计议。”


    三爷知道七爷来意了，便建议，“地产既是三房共有的，老七有老七的理由。人事老在变动，祠堂既从前清官产划出来的，如今的世界，什么都不承认，谁敢说明天这地皮不会当作官产充公。不过变卖祠堂给人家听到时是笑话，不知道的人还说王家子孙不肖，穷了卖祠堂。并且一时变卖也不容易。不如我和大爷凑七千块钱给七爷，七爷权利和义务就算完事。至于七爷把这笔钱如何处置，我们不过问。不知大爷赞不赞同。”


    大爷先是不同意，但无从坚持，只好答应下来。


    七爷在文件上签了字，把钱得到手后，过上海打了一个转，又回南京住了一阵子，在南京时写信给三爷，说是正预备把五千块钱投资到个顶可靠顶有希望事业上去，作将来儿女教育经费。事实上七爷回×州时，还剩下三千块钱，其余四千已全无下落。


    为紧缩政策，七爷又觉悟了，就从×州城里迁往乡下田庄上去住，预备隐居。写信汇款到青岛去买苹果树，杭州去买水蜜桃树，苏州去买大叶桑树，又托人带了许多草种，花种，菜种，且买了洋鸡、洋兔子。此外还想方设法居然把城里福音堂牧师那只每天吃橘子的淡黄色瑞士母羊也牵到乡下来。总之，凡是七爷认为重要能弄到手的动物植物，都想办法找来了。七爷以为经营商业不容易，提倡农业总不甚困难。


    两年后，果然有了成绩。别的失败，所种的大卷心洋菜有了收成。不过乡下人照例不吃洋菜，派人挑进城，来回得走五十里路，卖给人又卖不去，除了送亲戚，只有福音堂的洋人是唯一主顾。但七爷却不好意思要洋人的钱。七爷种菜成功，因此作了县农会的名誉顾问，被当地人看成一个专家，自己也以为是个专家。


    如今来天津，又是解决祠堂的产业。不过天津情形比南京复杂，解决不容易。因为祠产大部分土地在十年前早被军阀圈作官地拍卖了，剩余的地已不多，还有问题。七爷想依照南京办法，大爷三爷又不肯承受。七爷静极思动，自以为天津有门路，活动很有把握，自告奋勇来天津办理这件事。


    中国事极重人情，这事自然也可以从人情上努力。二爷军队上熟人多，各方面都有介绍信。门路打通了，律师也被找着了，重要处就是如何花钱，在花钱上产生人情的作用。七爷就坐在天津哗喇哗喇花钱。


    至于用钱，那是事先说好，三房先各拿出一千元，不足时或借或拉，再平均分摊。解决后也作三股均分，另外提出一成作七爷酬劳。三爷为人厚道，先交一千块钱给七爷。大爷人老成精，对七爷能力怀疑，有点坐观成败的意思，虽答应寄钱，却老不寄来。


    七爷到天津已差不多两个月，钱花了两千过头，事情还毫无头绪，无解决希望。想用地产押款又办不到。写信回家乡要钱，不是经租的作鬼，就是信被老丈人扣住了，付之不理。


    七爷在天津找到一个又能干又可靠的律师作顾问。这律师，一个肚子被肉食填满、鼻子尖被酒浸得通红的小胖子。永远是夹着那只脏皮包，永远好象忙匆匆的，永远说什么好朋友中风了，自己这样应酬多，总有一天也会忽然那么倒下不再爬起。说到这里时差不多总又是正当他躺到七爷房中那沙发上去时。


    律师是个敲头掉尾巴的人，一双小眼睛瞅着七爷，从七爷神气上就看得出款子还不来。且深深知道款子不来，七爷着急不是地产权的确定，倒是答应二美里史湘云的事不能如约践行。这好朋友总装成极关心又极为难的神气。


    “七爷，我又见过了杨副官长，荀参事，都说事情有办法。


    何况二爷还是保定同学！贾菽歉龌共焕绰穑俊*七爷象个小孩子似的，敲着桌子边说话：“我们王家人你真想不到是个什么脑筋。要钓大鱼，又舍不得小鱼。我把他们也莫可奈何。我想放弃了它，索性一个大家不理，回家乡看我农场去！”


    律师以为七爷说的是真话，就忙说：


    “七爷，这怎么能放弃？自己的权利总得抓住！何况事情已有了八分，有凭据，有人证，功亏一篑，岂不可惜。我昨天见处长，我还催促他：”处长，你得帮点忙！七爷是个急性人，在旅馆中急坏了。‘处长说：“当然帮点忙！七爷为人如此豪爽，我姓贾的不交朋友还交谁？我在想法！’我见师长也说过。师长说：”事情有我，七爷还不放心吗？七爷性子太急，你想法邀七爷玩玩，散散心，天津厌烦了，还可到北平去，北平有多少好馆子！便宜坊烤鸭肥得象老兄一样。‘“律师添盐着醋把一些大人物的话转来转去说给七爷听，七爷听来心轻松松的，于是感慨系之向律师说：”朋友都很容易了解我，只有家里人，你真难同他们说话。“


    “那是他们不身临其境，不知甘苦。”


    “你觉得我们那事真有了点边吗？”


    “当然。”律师说到这里，把手作成一个圆圈，象征硬币，“还是这个！我想少不了还是这个！风雪满天下，知心能几人？‘他们话虽说得好，不比你我好朋友，没有这个总不成*我们也不便要人家白尽义务，七爷你说是不是？”


    七爷说，“那当然，我姓王的，不是只知有己的人。事办得好，少不得大家都有一点好处。只是这时无办法。我气不过，真想……”律师见七爷又要说“回去”，所以转移问题到“回不去”一方面来。律师装作很正经神气放低声音说，“七爷，我告你，湘云这小孩子，真是害了相思玻你究竟喂了她什么迷药，她对你特别有意思！”


    七爷作成相信不过的样子，“我有什么理由要她害相思病？一个堂子里的人，见过了多少男子，会害相思病？我不信。”


    律师说，“七爷，你别说这个话。信不信由你。你懂相术，看湘云五官有哪一点象个风尘中人。她若到北京大学去念书，不完完全全是个女学生吗？”


    七爷心里动了感情，叹一口气。过一会却自言自语的说，“一切是命。”


    律师说，“一切是命，这孩子能碰到你这个侠骨豪情的贵公子，就是一个转机。她那么聪明，读书还不到三个月，懂得看《随园诗话》，不是才女是什么！若有心提携她，我敢赌一个手指，说她会成当代女诗人！”


    “可是我是个学农的。”


    律师故意嚷着说：“我知道你是咱中国第一流农业专家！


    学农也有农民诗人！“又轻声说，”七爷，说真话，我羡慕你！


    妒嫉你！“


    七爷对那羡慕的的好朋友笑着，不再开口。律师知道七爷不会说走了，于是更换话题，来和七爷商量，看有何办法可以催款子。且为七爷设计，把写去的信说得更俨然一点。好象钱一来就有办法，且必需早来，若迟一点，说不定就失去了机会，后悔不迭。又说因为事在必需，已向人借了两千块钱，约期必还，杭州无论如何得再寄两千来才好。并且律师竟比七爷似乎还更懂七太太的心理，要七爷一面写信，一面买三十块钱衣料寄给七太太去，以为比去信更有用处。


    末了却向七爷说，“人就是这个样子，心子是肉作的，给它热一点血就流得快一些，冷一点血就流得慢一些。眼睛见礼物放光，耳朵欢喜听美丽谎话，要得到一个人信任，有的是办法！”


    律师走后，七爷不想想律师为什么同他那么要好，却认定律师是他的唯一的好朋友。且以为史湘云是个正在为他害相思病的多情女人，待他去仗义援救。他若肯作这件事，将来在历史上也一定留下一个佳话。只要有钱，做好人太容易了。


    七爷等信，杭州挂号信居然来了。心里开了花，以为款项一定也来了。裁开一看，原来是大爷用老大哥资格，说了一片在外面作人要小心谨慎，莫接近不可靠朋友的空话，末了却说，听闻天津地产情形太复杂，恐所得不偿所失，他个人愿意放弃此后权利，也不担负这时义务，一切统由七爷办理，再不过问。


    照道理说，大爷的表示放弃权利，对七爷大有好处，七爷应当高兴。可是却毁了他另外一个理想，他正指望到大爷分上出的那一笔钱，拿六百送史湘云填亏空，余下四百租小房子办家私和史湘云同居，祠产事有好朋友帮忙解决，就住在天津，一面教育史湘云，一面等待解决。无办法，他带了新人回家种菜！


    七爷把那个空信扭成一卷，拍打着手心，自言自语说，“大爷也真是大爷，陷人到这地方为难！没有钱，能作什么事？


    你放弃，早就得说个明白！把人送上滑油山，中途抽了梯子，好坏不管，不是作孽吗？“


    茅大知道七爷的心事，就说，“七爷，杨半仙算卦真灵，他说有信就有信。他说有财，我猜想，家里钱一定不久会来的，你不用急！”


    七爷说，“我自己倒不急，还有别人！”


    茅大懂七爷说的“别人”指谁，心中好笑，把话牵引到源头上来，“七爷，你额角放光，一定要走运。”


    “走运？楚霸王身困在乌江，英雄无用武之地，有什么运可走！大爷钱不来，我们只有去绑票，不然就得上吊！”


    “今天不来明天也会来，七爷你急是白急。怎不到乐园去散散心？戏也不看？今天中国有程砚秋的戏，都说是好戏。”


    “我自己这台戏唱不了，还有心看戏？”


    “大爷信上说什么？”


    “……”


    七爷不作声，从贴身衬衫口袋里取出了小钱夹子，点数他的存款，数完了忽然显出乐观的样子，取出一张十元头票子给茅大，要茅大去中国戏院定个二级包厢，定妥了送到二美里去。又吩咐茅大，“老茅，老婊子探你口气问起这里打官司的事情，别乱说，不要因为老婊子给了你一点点好处，就忘形不检点！”


    茅大作成十分认真严肃的说，“七爷，放心！老茅不是混蛋，吃七爷的饭，反帮外人，狗彘不如。”


    “好，你去吧，办好了就回来。不用废话了。”


    茅大去后，七爷走到洗脸架边去，对镜子照照自己，因为律师朋友说的话，还在心里痒痒的。倒真又想起回去，为的是亲自回家，才可以弄两千块钱来，救一个风尘知己。又想收了这个，家里那一个倒难打发，只好不管。于是取出保险剃刀来刮胡子，好象嘴边东西一刮去，一切困难也同时解除了。


    茅大回来时才知道戏票买不着，凑巧史湘云那娘也在买戏票。茅大告给她，她就说，七爷不用请客，晚上过来吃晚饭罢，炖得有白鱼。茅大把话传给七爷。七爷听过后莞尔而笑，顾彼说此，“好，我就到二美里去吃一顿白鱼。我一定去。”


    当晚老婊子想留他在那里住下，七爷恐怕有电报来，所以不能住下，依然要回旅馆。事实上倒是三十块钱的开销，似乎与他目前经济情形不大相合，虽愿意住下也不能不打算一下。


    史湘云因为七爷要回去，装作生气躺在床上不起身，两手蒙着脸，叫她娘，“娘，娘，你让他走吧，一个人留得住身留不住心，委屈他到这里，何苦来？”


    七爷装作不曾听到这句话，还是戴了他的帽子。那老婊子说，“七爷，你真是……”躺在床上那一个于是又说，“娘，娘，算了罢。”说完转身向床里面睡了。七爷心中过意不去，一面扣马褂衣扣一面走过床边去，“你是聪明人，怎么不明白我。我事情办不了，心里不安。过十天半月，我们不就好了吗？”


    娼妇装作悲戚不过声音说，“人的事谁说得准，我只恨我自己！”


    七爷心里软款款的，伏身在她耳边说，“我明白你！你等着看！”


    娼妇说，“我不怨人，怨我的命。”于是呜咽起来了。


    老婊子人老成精，看事明白，知道人各有苦衷，想走的未必愿走，说住的也未尝真希望留住，所以还是打边鼓帮七爷说了几句话，且假假真真骂了小娼妇几句，把七爷送出大门，让他回旅馆。


    凑巧半夜里，当真就来了电报，×州家里来的，内容简单得很，除姓名外只两句话，“款已汇，望保重。”七爷看完电报，不免有一丝儿惭愧在心上生长，而且越长越大，觉得这次出门在外边的所作所为，真不大对得起家中那个人。但这也只是一会儿事情，因为钱既汇来了，自然还是花用，不能不用的。应考虑的是这钱如何分配，给律师拿去作运动费，还是给史湘云填亏空，让这个良心好命运坏的女孩子逃出火坑？理欲交战，想睡睡不成，后悔不该回旅馆。因为这样一通空空电报，使他倒麻烦起来，反不如在二美里住下，得到一觉好睡。不过七爷却不想，若没有这通电报，在二美里如何能够安心睡下。


    直到快要天明才勉强眯着了，胡胡涂涂做梦。梦身在杭州西湖饭店参加一个人的文明结婚典礼，六个穿红衣服的胖子，站在天井中吹喇叭，其中一个竟极象律师，看来看去还是律师。自己又象是来客，又象是主人，独自站在礼堂正中。


    家里小毛兄弟二人却跨脚站在楼梯边看热闹，吃大喜饼，问他们“小毛，你娘在什么地方？”两兄弟都不作声，只顾吃那喜饼。花轿来了，大铜锣铛铛的响着，醒来才知道已十一点，墙上钟正铛铛响着。


    中午见律师时，七爷忍不住咕喽咕喽笑，手指定律师说，“吹喇叭的，吹喇叭的！”


    律师心虚，以为七爷笑他是“吹牛皮的”，一张大脸儿烧得绯红，急嚷着说，“七爷，七爷，你怎么的！朋友是朋友……”七爷依然顽皮固执的说，“你是个吹喇叭的！”


    家中汇来一千四百块钱，分三次寄，七爷倒有主意，来钱的事虽瞒不了人，他却让人知道只来一千块钱，甚至于身边人茅大也以为只来一千。钱来后，律师对他更要好了一点，二美里那史湘云送了些水果来，不提要他过去，反而托茅大传话说，七爷事忙，好好的把正经事办完了再玩不迟。事实上倒是因为张家口贩皮货的老客人来了，摆台子玩牌忙个不休，七爷不上门反而方便些。不过老婊子从茅大方面得到了消息，知道律师老缠在七爷身边，加之以为卖皮货的客人是老江湖，不如七爷好侍候，两人比比还是七爷可靠。所以心中别有算计，借故来看七爷。


    一见七爷就说，“七爷，你印堂发光，一定有喜庆事。”


    七爷知道老婊子不是什么好人，说话有用意，但并不讨厌这种凑趣的奉承。并且以为不管人好坏，湘云是她养大的，将来事情全盘在她手上，说不得还要认亲戚！因此也很和气的来应接老婊子。老婊子问七爷是不是拿定了主意，他就支支吾吾，拉到旁的事上去。


    老婊子好象面前并不是七爷，不过一个亲戚，“湘云那孩子痴，太忠厚了，我担心她会受人欺侮。”


    七爷说，“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命运，担心也是白操心。”


    “所以一切就看起头，事先弄个明白，莫太轻易相信人。”


    七爷笑着说，“她不会看人，你会帮她选人！”


    老婊子也笑着，“可不是。她有了依靠不正是我有倚靠？


    我老了，世界见够了，求菩萨也只望她好，将来天可怜活着有碗饭吃，死后有人烧半斤纸。“


    “老娘，你老什么？人老心不老。我看你才真不老！你打扮起来还很好看，有人发迷！”


    “七爷，你真是在骂我。我什么事得罪了你？”


    “我不骂你，我说的是真话。”七爷想起茅大，走到叫人电铃边去按了一下铃，预备叫茅大。这佣人却正在隔壁小房间里窃听两人说话，知道七爷要开玩笑，人不露面。七爷见无人来就说，“一吃了饭就跑，吃冤枉饭的东西。”


    老婊子短兵相接似的说，“七爷，我不喝茶，我要走。我同你说句真心话，七爷，你要办的事得趁早。‘莫道行人早，还有早行人。’心里老拿不稳，辜负人一片心！”


    七爷说，“我不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也不想懂。我是来办事的，办好了事，心里宽舒了，我自然会……”老婊子说，“七爷办事是正经……”正说到这里，还想用苦肉计来吓吓七爷，保驾的律师却来了。同行是冤家。这两个人论透熟人情世故，正是半斤八两，可杀个平手。


    律师一见老婊子在七爷房里就知道两人谈的是什么事。


    律师向七爷眫眫眼睛，笑眯眯的说，“我是吹喇叭的，快用得着我吹喇叭了吧！”说了又回头向老婊子笑着，“七爷前些日子做梦，梦里见我是吹鼓手，参加他的喜事！”


    老婊子知道律师在帮忙，便装作懵懂说，“可不知谁有这种好运气，被七爷看上，得七爷抬举。”


    律师说，“我知道七爷心事。有一个人想念他睡不着觉，他不忍辜负人，正想办法。”


    老婊子又装胡涂，问这人是谁。律师看看七爷，不即说下去，七爷就抢口说：“唉唉，先生，够了，你们作律师的，就好象天生派定是胡说八道的！”


    老婊子故意装懵懂，懵懂中有了觉悟，拍手呵呵笑说，“作律师的当真是作孽，因为证婚要他，离婚也要他。”


    七爷虽明白两人都是在做戏，但却相信所提到的另外一个人，把这件事看得极认真。


    老婊子虚情假意和律师谈了几件当地新闻，心想再不走开，律师会故意说已约好什么人，邀七爷出门，所以就借故说还得上公司买布，回家去了。人走去后，律师拍着前额向七爷笑嘻嘻的说，“老家伙一定是为一个人来作红娘，传书递简，如不是这件事，我输这颗脑袋。”


    七爷笑着，不作声，到后又忽然说，“你割下这个‘三斤半’吧。可是我们正经事总还得办，莫急忙输你这颗脑袋也好。”


    律师装作相信不过神气，“我输不了脑袋，要吃喜酒！七爷，你不要瞒我，许多事你都还瞒着我！湘云一定做得有诗送你，你不肯把我看，以为我是粗人俗人，不懂风雅。”


    “得了罢，我瞒你什么？家中寄了一千块钱来，我正不知道用在那一方面去。”


    “七爷，你让我作张子房吗？”


    “什么张子房李子房！说真话，帮我作参谋，想想看。”


    事情倒当真值得律师想想，因为钱在七爷手上，要从七爷手上取出来，也不是很容易的事。并且只有一千块钱，是应当让妇人捉着他好，还是让地产希望迷住他好？律师拿不定主意。想了一阵无结果，因此转问七爷，意思如何，且自以为不配作张子房，不能扶助刘邦。


    七爷也想了一下，想起二爷的教训，意思倒拿定了，告给律师，说是先办正经事，别的且放下莫提。这种表示律师求之不得。不过又不愿意老婊子疑心他从中捣鬼，所以倒拘拘泥泥，模棱两可，反着实为史湘云说了些好话，把她比作一个才女，一个尤物，一个花魁。说到末了是从七爷手中拿去了两百元，请七爷到三十一号路去吃馆子，说是住天津十多年，最新才发现这个合乎理想的经济小馆子。所谓经济的意义，就是末了不必付小费。七爷欢喜这种办法，以为简便得多，事实上也经济得多。却没有计算到菜价中早已加了两成小费，一成归饭馆，一成归介绍人。


    茅大得过律师的好处，把一张《风月画报》递到七爷眼睛边，“七爷，你瞧这个不知是谁把湘云相片上了报，说她是诗人，还说了许多趣话！”


    七爷就断定是律师作的，但看那文章，说和湘云相好的，是个“翩翩浊世之佳公子”，又说是个“大实业家，大理想家”，心里也很受用。一见律师就笑着说，“少作点孽，你那文章我领教了！”


    律师对这件事装作莫名其妙，“怎么怎么，七爷，我作了什么孽？犯法也得有个罪名。”


    七爷把那画报抛到律师头上去，“这不是你还有谁？”


    律师忍不住笑了，“我是君子成人之美，七爷莫多心。我还想把湘云和你我三人，比作风尘三侠！湘云和七爷还有边，就只我这虬髯客不大好作。”他摸摸自己光板板的肥下巴，“首先还得到劝业场去找一个髯口挂上，才有边。”


    用钱问题一时还是不能解决。七爷虽说很想作件侠义事，但是事实倒也不能不考虑考虑。就因为地产交涉解决迟早不一定，钱的来源却有个限度。杭州方面无多希望了，家里既筹了一千四百，一时也不会再有款来。若一手给老婊子八百，再加上上上下下的开销，恐得过千，此后难以为继。


    茅大虽得到老婊子允许的好处，事成了酬半成，拿四十喝酒，但看看七爷情形，知道这一来此后不是事，所以也不敢再加油。律师表面上虽撺掇其成，但也担心到当真事成了，此后不好办，所以常常来报告消息，总以为调查员已出发，文件有人见过了，过不久就会从某参事方面得到办法。


    忠厚的三爷接到七爷的告急信，虽不相信七爷信上办交涉前途乐观的话，却清楚七爷办事要钱，无钱办不了事，钱少了事办得也不容易顺手，因此又汇了六百来。这笔款项来得近于意外，救了七爷也害了七爷。钱到手后，七爷再不能踌躇了，于是下了决心，亲手点交八百块钱给老婊子，老婊子写了红字，画了押，律师还在证人名下也画了一个押。另外还花了两百块钱，买了一套卧房用具，在法租界三十二号路租了个二楼，放下用具，就把史湘云接过来同住了。


    事办成后，大家各有所得，自然都十分快乐。尤其是七爷，竟象完成了一种高尚理想，实现佳话所必需的一节穿插。


    初初几天生活过得很兴奋，很感动。


    这件事当然不给家中知道，也不让杭州方面知道。


    一个月后家中来信告七爷，县里新换了县长，知道七爷是“专家”，想请七爷作农会会长，若七爷愿意负责，会里可设法增加经费，城乡还可划出三个区域来供七爷作“实验区”，以便改良农产。七爷回信表示农会当然愿意负责，因为一面是为桑梓服务，一面且与素志相合。不过单靠县里那点经费，恐办不了什么事。一年经费买两只荷兰种猪也不够，哪能说到改良？他意思现在既在这里办地产交涉，一面就想在北方研究天津著名的白梨，丰台的苹果，北平的玫瑰香葡萄等等果品和浆果的种植法，且参观北方各农场，等待地产交涉办好了，再回家就职，还愿意捐款五千元，作本地农会改进各种农产物的经费，要七太太把这点意见先告给县里人知道。


    七爷当真就在天津一面办事一面打量将来回本县服务的种种。租界上修马路草地用的剪草机，他以为极有用处，大小式样有多少种，每具值得多少钱，都被他探听出来了。他把这类事情全记载到一个小手册上去，那手册上此外又还记得有关水利的打井法，开渠法，制造简单引水灌溉风车的图说。又有从报纸常识栏里抄下的种除虫菊法和除虫药水配合方式。另外还有一个苏俄集体农场的生产分配表格，七爷认为这是新政策，说不定中国有一天也要用它。至于其中收藏白梨苹果的方法，还是从顶有实际经验顶可靠的水果行商人处请人教得来的。这本手册的宝重，也就可想而知了。


    史湘云说是想读书，接过来同居后，七爷特意买一部《随园诗话》，还买了些别的书，放在梳妆台上给她看。并且买了一本《灵飞经》和一套文房四宝，让她写字。女人初来时闲着无事可作，也勉强翻翻书，问问七爷生字，且拿笔写了几天字帖。到后来似乎七爷对于诗词并无多大兴趣，所以就不怎么认真弄下去。倒是常常陪七爷上天祥市场听落子，七爷不明白处，她能指点。先是有时七爷有应酬，她就在家里等着，回来很晚还见她在沙发上等，不敢先睡。七爷以为自己办事有应酬，不能陪她，闷出毛病来不是事，要她自己去看戏。得到这种许可后，她就打扮得香喷喷的，一个人出去看戏，照例回来得很迟。七爷自然不疑心到别的事上去。茅大懂的事多一点，但他也有他的问题，不大肯在这件事情上说话。因为老婊子悄悄的给了他一分礼物，欲拒绝无从拒绝，他每天得上医院。自己的事已够麻烦了。


    两个月以后，七爷对于这个多情的风尘知己认识得多一点，明白“风尘三侠”还只是那么一回事，好象有点厌倦，也不怎么希望她，作女诗人了。可是天津事情一时办不完，想回去不能回去。那个律师倒始终能得七爷的信托，不特帮他努力办地产交涉，并且还带他往××学校农场和一个私人养狐场去参观。当七爷发现了身上有点不大妥当，需要上医生处去看看时，律师又为介绍一个可靠的私人开业医生。直到这律师为别一案件被捕以前，七爷总还以为地产事极有希望，一解决就可向银行办理押款，到安利洋行去买剪草机，播种机和新式耕田农具回本地服务。


    七爷就是七爷，有他的性格。在他生活上，苦恼、失望、悲观这类字眼，常常用得着，起一点儿作用。但另外更多日子，过得却满高兴自足。城里土财主大都是守财奴，理想都寄托在佃户身上，有了钱不会花，只好让土匪军阀趁机压榨。


    七爷从这些财主眼中看来，是个败家子；在茅大眼中，一个不折不扣的“报应现世宝”。七爷自己呢，还以为自己是个“专家”，并且极懂人情世故，有头脑，阅历多，从来没有上过什么当。


    一九三七年重写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