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第7-8节

    ……我以笔记本遮脸仿佛遮挡太阳般遮住了我不合时空源源不断的泪水，全身心感到了酣畅释放时的轻松。这时，听到有人在喊“报告”，泪水一下子止住，耳朵竖了起来。


    那人的报告内容是请师长速去某某地方。


    “韩琳，我去了？”我听到了姜士安这样说。我用力点了下头。他接着又说，对前来报告的那个人说：“送韩编剧去军分区招待所，要有干部带车！”


    然后，他走了；然后，我走了；然后，我们在九江再没见面。


    我是在长江九江大堤决口封堵成功后的第三天离开的，走前打了他的手机，电话里他告诉我他们接到中央军委命令现已全天二十四小时驻上了长江大堤，严防死守。电话中传来一阵又一阵“呼呼”作响的背景声，不知是风声还是水声。想起大堤那裸露的赤热随时可能崩塌的脆弱我没有别的话可说。


    “保重！”


    “好的。”


    我于离开九江的当晚抵达北京，单位派专人去机场迎接并设宴接风，由领导亲自陪吃陪喝，我成了抗洪英雄。


    我把这次经历和感受写成了一部话剧，《父与子》，借用了屠格涅夫小说的名字，私心里也是想使话剧能有一点屠氏的优美。话剧里的父亲是退下来的军长，儿子是现任的师长。人常说父子是天生的仇敌，这一点在这一对父子身上表现得更为突出，他们几乎在任何事上意见相左，唯一一致的地方是，同时深爱着一个女人。这女人是父亲的妻子，儿子的母亲。这母亲就像是我的母亲，通达，睿智，坚强，是这个家庭实质上的核心。后来儿子奉命抗洪，当在电视中看到似是儿子的一个人跳入水中再也没能露面时，母亲心脏病突发致死。为不让在前方的儿子挂牵，老军人将这消息对儿子进行了封锁，儿子每次打电话来问候妈妈、让妈妈接电话，老军人都得使出全部气力说谎搪塞；后来儿子知道了母亲去世的消息，为不让父亲知道他已知道，每次通话也是用尽了全部力气。父子二人在共同的大目标大背景下同情共苦相互欺瞒相互体贴终使父子情感得到了升华。抗洪背景极端尖锐的环境为强烈的戏剧性和矛盾冲突提供了最大限度的可能性。戏因之非常好看非常煽情，惊心动魄感人至深。角色却只有十个，一改以往这类戏所依赖的戏路子，人海战术。戏剧的本质是戏，没有戏的创新，再另类，再先锋，再花哨，也如同一个人只在自己的衣服上下功夫，所有变化，皮毛而已。这十个角色，人人有戏，演员们因之也很满意。演父亲的老演员感慨之余跟年轻演员讲起了“那过去的事情”，说是有一年有一部戏全剧团的人都上去跑龙套，还不够，“我一个人得演八个角儿！八个角儿，换八套衣服，一句词儿没有。我老婆去看戏，看了一晚上，满台找我，找不着……”之所以选择这个角度来完成一部“抗洪题材”的作品，是因为在这次抗洪中最让我怦然心动的，正是前方后方的情感交织和共同灾难中人们的不同命运。比如我和海辰，比如我和姜士安。我把那所有情感、思索、感受都融到了《父与子》里。演出时，观众们哭了，包括对什么事儿都要说三道四的青年人。于是上上下下都很满意，咣，当年就给我立了个三等功；次年，话剧得奖，五个一工程奖，文华大奖，曹禺剧本奖……所有的奖，于是，咣，又给我立了个二等功。


    那天下午，参加完立功授奖大会回来，一颗心总也慌慌地落不到实处。也许是因为生在军营长在军营，我对“功”有着根深蒂固的偏爱和崇敬，这崇敬随着那“功”的与己素无瓜葛而加深。三等功严格说不算是功，它是按比例分配的，每年每个单位都有占比例百分之多少的名额，就是说，你也可能是真行，也可能只是从瘸子里面拔出来的一个瘸得比较轻的瘸子。总之，跟嘉奖表扬差不多性质，拿到外面，没多少权威性。二等以上的功就不一样了，没有名额，只看事儿。比如我们这个系统，原则上规定必得在国际比赛中获大奖方可。搞体育的，搞音乐舞蹈美术电影的，统统都有这种可能；我们就不行了，话剧，别说获奖，到目前为止还没听说过哪里有这样的国际奖项。我们单位很多人为此不平，我无所谓，局外人，即使有一天上级对我们单位网开一面，那二等以上的功也是别人的事跟我无关，就像英雄、劳模、国家领导人是别人的事跟我无关一样。有一次去一个由转业军人开的餐厅吃饭，进门左墙赫然挂一条幅：军人二等功以上功臣八折优惠。看看，功臣！我哪里有一点点可成为功臣的素质、品性、个性了？却不料有一天这个大馅饼从天而降还就砸在了我的头上，一时间叫我晕头转向，很想找个人说说，痛苦需要释放，幸福也是同样。可是，跟谁说呢？谁能够让我毫无顾忌地释放并会理解并会发自内心地为我高兴？我拿起电话本来，依次往下往后翻，想找出一个合适人选。最合适的人选当是我军人出身的父母，父母不在了，连应该寄给他们的立功喜报，组织干事因无处可寄，都干脆给了我；也没有爱人；还不能逮着个人就说，弄得不好报喜不成反倒给人家添了堵。……这么想着，心里突然涌上一股对父母的怨艾，他们为什么要走得这么早为什么就不能多陪女儿一些日子？眼泪不知不觉就流了出来，擦着眼泪，暗忖，没人分享的幸福有时还真的会变质成痛苦啊。


    我把二等功的绶带挂在对着大门的镜框上，等海辰放学回家。海辰回来了，朝那绶带瞥了一眼就要进他的房间。我拽住他。


    “这回是二等功……”


    “噢。你什么时候立一等功啊妈妈？”


    “等我死了、残了的时候！”


    “那就算啦。”


    我看着他进了自己的房间，心里头空得难受。就是那天晚上，海辰睡着了后，我试着给姜士安打了个电话。这是自离开九江一年多来我们第一次通话，电话一拨就通，一通就是他，他在办公室。听到是我电话中他显得非常高兴令我信心大增。我开始跟他说我的事，说话剧的内容，说观众看话剧的情景，说得奖，说立功，絮絮叨叨。他在那边静静地听，有好长时间一点声音没有，连“嗯”“啊”的声音都没有，但我感觉得到那是由于他过于集中精力听的缘故，听得津津有味的缘故。当听到二等功时他叹道：


    “太好了！二等功！我到现在为止还只是几个三等功，几十年的兵了。”


    深切的理解由衷的喜悦使我的泪水一下子又冒出来了，只得紧紧咬住下唇，以免情况由话筒里漏出。这次抗洪姜士安没有立功，抗洪结束后的北京庆功大会他们师都没有人来参加，那个方向来的基本上是在九江决口处封堵决口的部队，姜士安他们修筑的第二道防洪大坝因决口封堵成功而没有派上任何用场。


    “韩琳，现在看，咱们连咱们这批兵里，数你最出息。”他在那边又说。


    “不如你——师长！”


    “师长算个啥，哪个部队里没师长？”


    “还记得王志礼吗，荣城兵？……听说现在成大款了，到底多大款不知道，反正一次他来北京办事，请在北京的海岛战友吃饭，十二个人花了一万二！”


    “嗬！一万二！吃钱哪！”


    “可以理解，战友们多少年不见，证明一下自己。”


    他在那头轻轻一笑，无端地觉着他同时还挥了下手，关于王志礼，就在这轻轻一笑中被打住。接着，他说：“韩琳，在连队时我就觉出你不一样，但也想不到你会成今天这样儿。一个海岛上出来的小姑娘，竟成了全国的知名人物！”


    我承认我一再抬出别人潜意识里就是为了得到更有力度的夸奖，但“全国的知名人物”还是过头了，过头了就没意思了，不仅是没意思，还令人颇受刺激。我赶紧道：“哎呀呀呀，别寒碜我了！全国的知名人物？下辈子吧。”


    他一字字道：“我在电视里看到你了，两次，中央电视台。一次是《焦点访谈》采访，一次是关于你的专题片，七频道，里面有你儿子，卷花头，说起话来小大人似的，你儿子说你性格急躁。你是急躁，在连队里就是。”说到这他又那样轻轻一笑，“还有，你的话剧《父与子》演出的消息，新闻联播都播过。”


    如果这就是“全国的知名人物”的标准，那我倒也是真的够了。不管什么事，大概都是各有各的标准。一个从士兵到师长的军人，认可的可不就是这些？至于文坛、文艺圈里面的长短是非，他们才不会关心。想到这儿，心里熨帖了些，就开起了玩笑：“那你怎么不打个电话来，为‘全国的知名人物’祝贺一下？”


    说是玩笑，也是真话。我的情况，他显然清楚并十分关注，怎么就一直连个电话没有？九江一别一年多了，这才是第二次通话，还都是我打去的。


    他很认真地回答：“一直想打，有几次电话都拨一半了，又放了，总觉着不好，你老往人家女同志那儿打电话，算怎么回事？”


    心异样地跳了一下，但马上想到这未必不是他的一种针对所有女性的一贯作风，是几十年严格严厉的野战军生活塑就的克己自律，或曰，刻板僵化。这使我觉着好笑，就想逗他：“哎，我马上要下部队，去你那里怎么样？”


    他立刻说：“好啊！什么时候？”


    这时我才蓦然一怔，才发现这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我们每年有下部队生活的任务，下部队兼看战友，于公于私，有利无弊，怎么早没想到？放下电话我着手写下某部队生活的申请报告，并很快得到了批复。


    这天，我正在收拾行装，门铃响了，想是妹妹来了，她今天的火车到，用休假时间来帮我照看海辰。我放下东西去开门，门开后半天没喘上气来，门外笑吟吟地站着两个人，雁南和小梅！没等她们坐下妹妹到了，接着，海辰放学回来。于是我们决定出去，妹妹和海辰会影响我们说话，对于我们，他们是外人。


    我们去了距我家很近的五星级酒店，香格里拉。是小梅的提议，她在这院里住了两年多将近三年，对周边环境非常熟悉。她说：就近找一个环境好的地方，接着就提到了香格里拉。雁南没说话，她不了解情况。香格里拉环境好不假，但是那里的饭菜之难吃之贵也是同样的不假，可作为东道主，我不好说什么。就这样，决定了去香格里拉，走前我抽空打开抽屉抓出里面所有的钱塞进了包里。


    在一层中餐厅我们找了一个僻静的角落坐下，餐厅门口穿着民族服装的一男一女正用二胡和扬琴演奏《青藏高原》，旋律宽阔舒缓。菜价比预想的还贵，我边看菜单边想不知道钱包里的现金够不够，如果不够，他们这里刷不刷卡。我在这吃过几次饭但都是别人掏的钱都是公务。在北京住的人，自己掏钱吃饭，没有来这里的，除非傻瓜。现在我就是这样的一个傻瓜。也是情境所迫。倘在十年前，不，五年前，我都会坦然对朋友们说出不能来这种地方的理由，但此刻我说不出口，五六年没见了，彼此已有些陌生了，我不想让人误解。


    从母亲去世，我再没回过家，也就再没见过雁南；和小梅也是分手后的第一次见面。她刚走我们时而还通个电话，随着时间推移，电话渐少渐无。心里彼此是惦记着的，只是没时间没精力罢了，不管什么情感，爱情友情亲情，维系都需投入，起码要投入时间，中年女人已无力再做到样样周全了。但彼此的大致情况还是知道的。雁南的儿子人称读书奇才，上小学时连跳两级，十二岁已是初中二年级的学生。学习上不用雁南操心，生活上有他爹照顾，雁南只需一心工作，现在已经是军区总院的妇产科主任。这次来北京是为乘机去美国，参加在美国举办的世界妇产科大会并做大会发言；小梅已经离婚又结婚了，和她的副连长。当初说是能在我这里待三年，没待到三年就走的原因是她的副连长召唤她了，当时我开玩笑不开玩笑地说她重色轻友，她还是执意走了，害得海辰两岁半就进了幼儿园。他们去过深圳，跑过广西，下过东北，吃过不少的苦，有一次坐闷罐火车坐了三天三夜。现在她和前夫百祥各自都有了各自的孩子，都是儿子。百祥的儿子是百祥的，根据是，长得跟百祥一模一样，越大越像，站在一块儿，就像同一款式大小不同的两只鞋。这使小梅欣慰，良心上少了许多自责，说到底，百祥是个厚道人。


    我点了几个凉菜，又点了几个素菜，后把菜单翻到了“肉类”那页，这时雁南宣布：“我不吃肉。”小梅伸过头来看菜单：“有没有加吉鱼，廖军医最爱吃加吉鱼。”雁南摆手：“你们想吃你们吃！我现在，凡带眼睛的，一律不吃！”我道：“哟，我还要了个海米炒西芹！”雁南笑：“小眼睛的，凑合了。”小梅关心地问：“廖军医怎么不吃肉了？我记得你以前——”雁南说：“以前我多大？现在血脂都高了。就是不高也不能再吃肉了，瞧瞧我这一身的肉！”雁南是胖得多了，地道中年体态。我说：“雁南，该减减肥了。”雁南挥手：“哪有那时间！”我道：“手术啊！吸脂什么的，‘想瘦哪儿瘦哪儿’！”雁南笑：“我可不想花钱买罪。主要的是，没有动力：你是单身贵族，小梅呢，新婚燕尔，我减肥干吗？”“新婚燕尔”惹得小梅好一顿笑，笑够了，关切地问我：“韩琳护士不打算再找一个人吗？”我说：“不打算。”小梅摇头：“那可不行！”雁南道：“怎么不行？任何一种生活形式都可能完美，关键在于自己的努力和把握。”小梅便不再吭气，一如当年在雁南手底下做卫生员时。那时，小梅对她的廖军医从来是言听计从说一不二。在部队里形成的人物关系有时会贯串终生的，我就曾见过两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儿一个称另一个班长，另一个叫这一个小刘。雁南接着刚才被小梅转移开的话题说减肥。“其实我试着减过肥，不为别的，那么多衣服不能穿了，就很可惜；我还最不爱去商场买衣服，自卑；每年一到春天就开始发愁夏天怎么过。都说夏天是女人的季节——夏天是苗条女人的季节。胖女人最怕过夏天，一到夏天就原形毕露。不像冬天，你臃肿还可以解释为、理解为，穿得臃肿。”我和小梅笑了起来，雁南不笑。“想想还是得减肥。吃国氏营养素，不吃饭，一天吃两包那玩艺儿，饿得头晕眼花。如果这时他爹鼓励鼓励我，我可能还能坚持下来，可他爹不但不给予鼓励，还泼冷水……”本来由于多年不见，乍见，气氛多少有些拘谨有些僵，这时，渐渐开始放松，渐渐又像回到了从前，亲密无间，无话不谈，身边也没有任何的累赘。小梅单手托腮兴致勃勃：“他爹说什么？”雁南道：“说，你减肥干吗，我不嫌你谁还能嫌你，都这把岁数了。”我和小梅哈哈大笑，雁南也笑了。“所以我现在干脆就死了这条心。但肉，的确是不能再吃了，你可以不要漂亮，但不能不要健康。”小梅点头，“我本来还以为你是心疼我给我省钱。”我看小梅：“给谁省钱？”小梅说：“我啊。”我说：“为什么？”小梅说：“谁提议的谁请客，这是规矩！”我说：“没听说过。”……这其间雁南两臂叠加放餐桌上左右转头笑眯眯看着我们做旁观者，没有一点要加入进来的意思，后来才明白这是因为她早已知情的缘故。服务小姐见此状不失时机向我们推销价格昂贵的菜肴，小梅看也不朝她看一摆手制止了她的聒噪，神情动作相当老到，我这才突然意识到，此时的小梅已不是彼时。


    小梅是有钱人了。房子汽车自不在话下，更重要的是，她和她的副连长现在有着一个属于自己的公司，公司有着两千名职工，规模可谓不小。那是一家快递公司，办在省城。职工实行的是半军事化管理。十人一班，四个班一排，三个排一个连，并且分别设有班、排、连长。每年部队复退时节，副连长都要给省内各部队发信介绍自己公司的情况，欢迎退伍老战士加盟，不仅为复员老兵开了就业之路，同时，经过部队严格训练的复员老兵对他的公司也是一个加强壮大，双赢。刚开始省城的快递公司如雨后春笋，几年下来，大多数关张，剩下的也是苟延残喘勉力支撑，概由于小梅他们公司发展得势不可挡。半军事化的严格管理和素质良好的员工是他们成功的主要因素。小梅给我们讲了这样一件事：一次一名递送员走半道自行车带给扎了，东西要求十二点半前送到这时已是十二点，修车来不及该员工毫不犹豫打了出租。送一件东西路再远收费都是十元，打车最低也要十元，得员工自己掏。事后问这位员工当时怎么算的账，他说没算小账算的是大账，是公司的信誉。更具戏剧性的是，出租车在距目的地还有一公里时遭遇堵车，该员工毅然弃车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跑完了剩下的一千米，当他大汗淋淋准时出现在客户面前时客户不能不感动感慨，以至于他们公司根本无须花钱另做广告，只靠客户的口口相传，工作量就可达到满足。小梅这次来京是来做实地考察，她的副连长想做分公司，首先就选中了北京。快递公司更适合大城市。她和雁南是在来京的火车上遇到的。早晨她去上厕所，有人，她在外面等。厕所门开，里面走出了雁南。原来二人就在同一节软卧车厢里，只由于上车时间是晚上，上车后都睡了，才没有见着，两人在厕所门口就决定了下车后来找我。


    我由衷道：“很好，小梅，很好！”


    小梅长叹：“唉，什么叫好？什么叫不好？从前，他是铁了心要在部队里干的，连长营长团长师长，一路干上去，就因为我，转业了，想起这事，就觉对不住他。”


    我嚷：“你对不住他？你成全了他！别以为没得到的就一定比得到的好！他说什么了？”


    小梅含意不明地摆手，点头，笑，眼圈却慢慢红了。我看雁南，雁南正低头用陶瓷小勺专心致志啜她那份六十八元一小盅的淀粉汤，菜上来之后，她就一直在喝这汤，大概是为了占住嘴巴不吃东西。


    “有些事，说是说不清的。”小梅擦了擦泪，开始说，“等哪天，有机会，你们去他的办公室看看就知道了。他的办公室就是一个军事指挥部，比真正的军事指挥部还军事。笔筒是迫击炮弹壳做的，放文件的盒子是高射机枪的子弹匣做的，墙上挂的是军用挎包子弹带工兵锹，桌子上摆的是各种型号的弹头粘起来的坦克，潜水艇，火炮。一张书店里公开卖的城区交通图，他也得像军事地图那样给它弄上两幅金丝绒布帘子遮着，用的时候拉开，不用的时候拉上，跟真的似的。有一次我忍不住了，我说，满大街都有、谁都能看的破地图，你遮它干吗？他说这上面有公司所占领的服务区域，是我们的商业机密，商场如战场——听听，都魔怔了！都成病了！我看他这辈子，不管挣多少钱，不管老婆孩子怎么好，都不会满意了。”


    雁南放下了汤匙。“小梅，随他去，过几年自然会好，他今年多大了？……就是嘛，才三十多岁，还太年轻。就说我，从前，年轻的时候，对他爹很不满意，嫌他窝囊没出息。他那样的男人要年轻姑娘们看，十个得有十二个瞧不上他。可我现在就觉着他很可贵：咱这方面不行，那方面就多出点力气，不像有些男人，在外面坚持男女都一样，老婆也得挣钱回来；到家里就坚持男女有别，老婆干家务天经地义。比较起来，他至少是朴实的，老实的。……我说这些话的意思是，像我这样天真浪漫的人都能变，变得务实了，豁达了，客观了，你那位副连长肯定也会变，随着年龄增长，慢慢变得成熟起来。”


    小梅摇头：“他不会！廖军医，他和你还不太一样。”


    “能不一样到哪里去？都是人。”


    “他这个人，特别执著。”


    “什么叫执著？噢，得到了自己喜欢的女人，又开始怀念理想；有了钱了，又想拥有爱好拥有精神。你以为你是谁，凭什么让上帝特别偏爱你把什么都给你？现在你说他执著，行，还年轻嘛。但如果他老这么执著下去，到老这么执著，执著到影响你们的感情了，那就不是执著，是偏执。”


    “好，就算他偏执，我怎么办？”


    “对于偏执人的偏执，你不在意它，它就不存在。”


    我点头微笑。小梅想了想，也笑了。笑着，她的泪下来了。就这样又哭又笑地，她说：“廖军医，韩琳护士，跟你们在一起，真好。”


    ……


    从香格里拉出来已是夜里十点，那天天气很好，夜空湛蓝清澈如蓝宝石，蓝宝石里镶嵌着一弯纯净灿然的月牙儿。经过治理，北京的空气质量提高明显，有一点点像了海岛的天。我们肩并肩走，西三环永不停息的车流在身边滚滚流淌。


    “韩琳护士，你下部队什么时候走来着？”小梅问。


    “明天。”我说，并进一步解释，“主要是我妹妹假期有限，所以得抓紧时间。”


    “噢。本想咱们再聚一次，廖军医后天的飞机，这样的话就不行了。”


    “你去哪个部队？”雁南问。


    我一直没告诉雁南我去看姜士安。吃饭时一直是她俩在说她俩，我很少说我。从前我也是这样，愿意听别人说别人却不大愿意跟别人说自己。专业搞创作后这毛病越发突出，想是因为有了一个专业渠道可供宣泄的缘故。但是雁南既已问到，我也就不妨一说。


    我说：“还记得姜士安吗？……我去他的部队，他现在是师长。”


    雁南看着我的目光若有所思：“我记得在连里时你们俩关系就不错。”


    我迎着她的目光：“对！”


    雁南说：“代问他好。”


    我说：“好。”


    姜士安和他的妻子陈秀得结婚二十年来，彼此忠实。


    那是一个晴朗的冬日，太阳明晃晃地挂在空中，看着很暖，实际很冷，飕飕的北风在操场中恣意穿行。操场上军旗猎猎坐满士兵，黑红脸膛，军大衣，小马扎，一个个腰背笔直。这是三团的老兵退伍大会，前方主席台上，在三团蹲点的师长姜士安正在讲话。


    “你们是连队的骨干，是班长，是军中之母，有着丰富的管理经验，到了地方，没有问题！也许你们要说，俺不过才管着八九个人。你以为他一个厂长经理管多少人？他管的也就是直接在他手底下的那八九个人，那八九个人管好了，他那个企业就搞好了。说到底，我师长要管的也不过八九个、十来个人，就是咱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也就那么七八个人吗？”


    如此的深入浅出举重若轻，引来台下一片掌声，一片笑声。姜士安讲完话后大会即进行最后一项，全体起立，齐唱《战友之歌》。“战友战友亲如兄弟……”歌声骤起，震耳欲聋，由于过于响亮而几乎跑调：每一个兵都是竭尽全力放开了喉咙，脖筋都因此挣得老高；不独唱歌，喊口令口号，回答问题，这个师的士兵皆是如此。姜士安曾向我指出：这就是士气，嗷嗷叫！


    这是一个甲种师，建制规模相当于一个小一点的军，武器装备也是全军一流，属于“拳头部队”。我去时正赶上一年一度的士官套改和老兵退伍工作，这个师一下子要走五千多名老兵，同时有相应数量的新兵补充入伍，新老交替，细节繁多环环相扣不能出一点差错，这个过程约需十天，每年的这十天，师常委都要下去，每人负责一个团，吃住在这个团的某个营里。姜士安住在三团的二营。二营营长因此把自己的宿舍腾了出来给师长住，自己住进了某个连长的宿舍，那连长又住到他的下属谁的床上，总之，一级给一级腾地儿。


    我说姜士安：“你看你来一动一串儿，不如你直接住进班里，省多少事儿。”


    “我住到班里是没问题啊，问题是你得替那个班的战士们想想。”见我不明白，他提醒我道，“想想咱当战士的时候。”


    我笑了：“——营长来了都紧张？”


    “还用得着营长？那时排长在我眼里就是天了，农村孩子跟你们又不一样，你们从小见大官见多了。还记不记得咱排长那个红塑料皮儿的小本儿？……是啊是啊你不会注意到，我却至今印象深刻：每回连里开干部会，排长就夹着那个小本儿去了，开完会，夹着小本儿回来，一回来，就把本子放进他那个带锁的抽屉里，锁好，很神秘，很严肃，不知上面都记了些啥国家军队的机密大事。我真想看看，看不着，谁也看不着，它不是在排长的手里，就是在上着锁的抽屉里。后来，直到我也当了排长，才知道那一类的小本儿上都记了些什么。”


    “什么？”


    “今天出几个公差，明天整理内务，星期天杀不杀猪……”


    我哈哈大笑。他也笑，露出了一口中年人里极少见到的洁白齐整的牙齿。他不抽烟，不喝茶，一般情况下，不喝酒。说这些话的时候是一个晚上，在他住的二营营长的宿舍里。我下部队一般习惯于白天到处走到处看，晚上时间跟个别人聊。开头我们一直是闲聊，没固定话题，无非海岛、连队，那时候你怎么着了，我怎么着了，现在谁在哪里，在干什么。能聊的都聊完了后，就没什么可说的了。谁都不提曾经有过的那一段微妙，连与此有关的事儿都提前绕开，小小心心地，非常默契地，仿佛那是个雷区。窗外，二营正在开欢送老兵的露天联欢会，快板，诗朗诵，独唱，合唱，通过音箱的放大很响地传进屋来。一个战士在独唱《


    驼铃


    》：“送战友，踏征程，默默无语两眼泪，耳边响起驼铃声……”感情充沛都听出了哽咽，嗓子也还好，但由于没乐器伴奏，听来总是有点儿“单”有点儿紧张。现在连队战士会乐器的很少了，不像我们当年，集中了那么一大批文艺骨干，比如我当年就是业余宣传队的手风琴手，带过徒弟的。


    “还记不记得你教我拉手风琴的事儿？”姜士安说，“才教几次你就不耐烦了，嫌我手指头粗，硬，什么‘一指头按俩键’，‘下去了起不来’……”


    当时他坐在桌边的床上，我坐着桌前的正座，桌上一盏杏黄灯罩的台灯，他的脸在台灯后面，那脸的线条因此而柔和朦胧，目光也是。


    “喂，什么时候去你家看看？”我没理他的话茬儿，不想再耗时间跟他绕来绕去，我希望我们能够坦诚相见，凭着女人的直觉我知道障碍在哪里。


    果然他愣住，停了两秒才说：“可以啊。”


    我紧盯着道：“明天？”


    “明天不行，我这正蹲点。”


    “我自己去。”


    他沉默了。片刻后道：“……她不会说话，你去白浪费时间。”


    “她就是你信中跟我说的那个人吗？”


    他点了下头。这时窗外的歌声已由独唱发展成了情不自禁的大合唱，声音高亢满含感情：“战友啊战友，亲爱的弟兄，当心夜半北风寒，一路多保重！……”他侧耳倾听直到最后一个音符消失，转过了脸来：“韩琳，咱们俩也是战友……”话是笑着说的，却无法掩饰浸透在声音中的伤感。我没说话。他静静地看我，突然地，说了，从头说起。


    那个“头”远在我跟他认识之前。当时他还在县里上着中学，一天，从学校回家拿粮食，他爷爷对他说他大娘家的大哥给说了个对象，让他明天去看看。他愣住，闷了一会儿，说：“我现在不想说这事。”爷爷说：“也不说让你结婚，定下了，就能来家里帮着干点营生，家里没个女人不行，早年间我身体好，现在一年不如一年。那闺女比你大三岁。年龄上大一点好，懂事，知道疼人，会干活。”


    见面地点在女方家里，媒人把双方安排到一起后就离开了，留他们两人在屋里。他坐在一只条凳上，她半跪半站在床前，两条粗辫子，一张白圆脸，看上去还行。媒人走后，她主动说的话。“头晌午来的啊？”他说：“啊。”她说：“你还上着学呗？”他说：“上着。”她问：“家里老人好呗？”他说：“还行。”她问：“你有意见吗？”他说：“没意见。……你同意啊？”她说：“同意。”媒人事先交代下了，如果同意，就得给女方见面礼。他从兜里掏出事先预备下的四块钱给她。她不要。他给放在了桌子上，走了。下午一进家爷爷就急切地迎了上来，当得知对方同意了时，重重地嘘了口气，说是像他们这样穷的人家还有姑娘肯跟，不容易。再见面就是当兵前的告别了，仍是在女方的家里，这次由于人多，没说什么话。到部队后，他给她写了信，一年里写了两封，那边都是由她嫂子代回，令他甚觉无趣无味，就不再写信。第三年，又写信，这次写信就是为解除关系了。哪里知道这三年陈秀得虽然没有能力跟他联系却跟他爷爷一直保持着联系，自他走后就开始去他家干活了，隔三差五去一趟，洗洗补补，挑水做饭。不久后他收到了爷爷的电报：爷病重速归。他知道是怎么回事，拿了电报后没跟连里头说。他爷爷就又来电报，还给连首长来电报，连首长找他了，批了他八天假。他想回去一趟也好，当面跟爷爷谈开。不料刚一进村就有人告诉他，爷爷已经五天没吃饭了。之后从村口到家门口的一路上，知道这事的没有不指责他的。“你爷都快叫你气死了！”“你了不得了，才当两天兵，就变了！”“不能再惹老人生气了，就这么一个老人了。”……进家后见到了爷爷，爷爷态度是：“只要你不同意，我就不吃饭，你也别想回去。”次日，他去了陈村。这门亲事显见是必得同意了，最后的希望是，两年多了，陈秀得本人能有些变化。不能期望她变得像自己连队里的那些女性战友，但至少，得比从前好一点吧。到部队后的头一封信里，他就嘱咐她一定要趁着年轻好好学文化，她通过她嫂子代回的信里，表示了同意的。走前，他去供销社买了二斤饼干两瓶水果罐头。到底是有些心虚，进村后没敢直接去陈秀得家，去了一块当兵的战友陈根宝家，让那家人去把陈秀得叫来。怕陈秀得不来，跟人家商量说先不要说是他来了，就说是陈根宝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