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第13-15节

    老朱仍在唱：“内侍臣摆驾上九重/高御卿发怒你为哪宗……”


    曾经，我很同情他，觉着他很可怜，此刻，却兀地生出几分理解，几分羡慕：肉体的所有感受，最终还是要通过心灵得出结论，快乐与否的标准，全在每个人的心里。他贫穷卑微他快乐。我优裕高雅我却不快乐。


    老朱终于也走了。偌大的剧场静下来了，放眼看去，一排排无人的座椅连成了一片空虚。


    只有我知道我为《周末》付出了多少心血，这之前我还写过六个剧本，都是在这一次次的所谓讨论中，在“再上一个台阶”的敷衍中，不了了之。前六个剧本放弃也就放弃了，但是《周末》很好，经过了六个剧本的磨炼，它已相当成熟。如果这样的剧本仍不能为这个剧团接受，就说明我与这个剧团是真的无法相融了。这里没有人事因素，大部分发言也都出于真诚，包括狐狸眼，包括男低音。但这只能更加证明了问题的严峻：我和这个剧团在美学追求上有着相当的差异。我无法改变剧团，又无法放弃自己，于是，就僵住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戏剧是一种集体经验，集体创作集体欣赏。换句话说，就是要限制个性的过分张扬。我记住了这话，并努力实施，在最大范围内修正了自己。修正不等于放弃。而在目前，不放弃自己，就意味着放弃剧团放弃这份工作：一个萝卜一个坑，你不能总占着一个坑而长不出萝卜。


    当初借调来京时领导明确告诉过我，能写出可供剧团上演的剧本来，就留下，写不出来，走人，试用期半年，令我骤感压力。我不懂戏，看得都很少，一个小岛上哪里有戏？十几年我只看到过一次话剧，军区话剧团的《雷锋》，印象中还不是太好。这种事谁也救不了你，唯有自救，我的办法是：恶补。晚上，窜去各个有演出的剧院看戏，话剧，京剧，沪剧，越剧，《三百年前》《狗儿爷涅》《烟雨》《阿混正传》；看完戏回来后躺床上接着看剧本，莎士比亚，缪塞，曹禺，老舍；通俗的，高雅的，好看的，难看的，传统的，现代的，一视同仁兼容并蓄逮着什么是什么。白天，写，硬写，逼着自己把小说思维转向戏剧思维，这二者有着完全相反的特性。转眼，就是半年，我是在试用期快到时才把剧本拿了出来，抒情风格，偏又遇上反“精神污染”，抒情在当时按有些人的标准不是“精神污染”也得是“精神污染”的亲戚，至少是有此倾向。幸运的是当时的剧团领导有着同样倾向并且霸道：这是个好戏！就这么定了，上！于是，我的命运也就这么定了，戏上之后，被正式调入。那是一段幸福时光，戏立起来后，层层看好，一路绿灯，获得了空前的肯定：军事题材戏剧创作的新突破——领导和专家这样说。是夜，拍板上这部戏的那位领导同他老伴一块儿，从剧院出来直接跑到街上，花二十六元钱吃了顿涮羊肉以志庆贺，那时的二十六元可不能算是小钱。可惜这位认可欣赏我的领导很快因年龄到了退了下来，我是在他退了之后才感觉到了他之于我的宝贵——他退下来后，我就再没上过戏。


    他晚年不幸，老伴先他而去，几个孩子均出国定居。五十年代也是剧坛一名骁将，曾把自己两万元的稿酬一次性交了党费，那时的两万元顶不上今天的两百万二十万是顶上了。但到了八十年代末，退休之后，他却要因一项按规定必须自费的手术，为了区区一两万块钱的手术费低下头来四处去借。一年春节，他打来电话：韩琳，我这个春节过得很凄凉，家里只有我和小阿姨……我深为震惊，震惊的不是他的处境，而是他的表述。一个这样的男人，如不是在现实面前完全地无奈了，无望了，屈服了，怎么会肯如此背叛自己的自尊？后来，他得了肺癌，手术前我去看他，带去了花篮和祝福，原以为面对的会是形销骨立阴凉凄惨，却不料老人形容开朗谈笑自如，分手前还给我写了幅字：“凶吉福祸有来由，但要深知不要忧，只见火光烧润屋，不闻风浪覆虚舟。”七律，据说是白居易读《老子》后作的。我把这字拿去裱了，郑重其事挂在了写字台的上方，失意时深深看它两眼，很是能从中得到些安慰、感悟。这工夫，在刚刚遭受了致命打击一个人坐在空空的剧场里时，我又开始在心里默念它了，一字字地仿佛念经。却是不论怎么念，虔诚地念，也轻松不起来，超脱不起来。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摆在面前：如果这部戏再上不了，我恐怕就别想在这个单位里混了，能不能留北京可能都是问题，就这么回去？怎么跟母亲交代？因为父亲的缘故，母亲对我寄予了无限期望。


    “韩琳，”我茫然扭过脸去，是他，那位我尊敬的老师，站在座椅之间的过道上，两眼含笑，问，“完了？”


    我一语双关：“完了。”


    他轻声一笑，走进来在我身边坐下。“听我说韩琳，《周末》相当不错，可以说非常成熟，是一个从生活出发的东西。坦率说，我没有想到。”我瞪大了眼睛，他的神情诚恳认真，不像一种安慰，“你很有才华，戏剧感觉很好。”


    “那您上午为什么没来？”我不禁嚷道。


    “有点非办不可的急事。没关系，我的意见都跟领导谈了。”


    “他们怎么说？”


    “他们同意我的意见。当然本子还需要做一个调整，结构上的调整。打个比方，一幅画，每个局部都很好，眼睛、鼻子、眉毛、嘴，都很好，很美，可是假如安错了地方，嘴安在了眼睛的地方——”我笑了起来。他也笑了，明白我明白了。“两天时间就够！”这是他最后的话。


    我在闷热的小屋里整整待了两天两夜，吹着电扇，两腿浸在一只凉水桶里，调整剧本，让“眼睛，鼻子，嘴”各就各位。剧本交上去之后我就躺倒了，高烧，头疼欲裂。早晨申申来过一趟，收拾房间打开水送饭，一阵旋风般地忙活之后就走了，她家胖子的“个唱”正在关键时刻。这天天很好，夜里下了场大雨将多日来的闷热一扫而光，邻居两口子上班去了，我得以敞开房间门让习习的凉风由窗至门自由出入。真舒服啊，我闭上了眼睛，睡意渐浓。有敲门声，我叹息了：“进来！”单元门开了，门外的人进来了。是他，我的老师！心中一阵紧张，到现在我也解释不清这突如其来的紧张。一切都应被理解为正常的：她有病，他来看望病人。他是这病人的同事、老师，有权也有义务表示一下关心。当然，她敬重他的成就，他欣赏她的才华，但这也是一种不超越同行、同事的关系。他们之间没有一点超越这种关系的东西，可我就是紧张，这算不算是一种预感呢？


    他进来，并顺手把我敞着的房间门关上了，然后走进来，站住，把拎在手里的一大网兜水果放在床边的桌子上，坐下。我想起身，他不让，却没说话，只是那样微笑着摇头，含着温和的责备，这责备让人从心里头感到舒适。该我说话了，却找不着话说，急中生智一向不是我的长处，心里一阵焦躁。“药都按时吃了吗？”他随随便便拿起桌上的药瓶，自自然然地问，气氛立刻变得又随便又自然。我真感谢他的细腻、体贴和聪明。“没有打针吗？”他又问，我笑着摇头。他不看我，看着我的写字台说：“不打针也好，药物对你来说是次要的，你需要的是休息，你太累了，一个人，什么事儿都要靠自己……”他突然转过脸来，看我，目光里深沉的理解使我的心一阵抽搐。我避开了他的眼睛，眼角溢出了泪水。我想他不会发现，我已提前把头转向了里侧。屋里一阵长久的极静。“还烧吗？”随着这声悄然询问，额头上感到了一只清凉爽滑的手。我不敢动，全身的神经都集中上了额头，然后又将额头的感觉向下传导，传到四肢、躯干和胸腔里那颗满是皱褶的心。于是心被抚平了，松弛慵倦像蜷卧在飘在微尘里的阳光里的猫。我愿意永远是这只猫，我愿意时间就此打住世界就此定格。可是那只手却不可避免地移开了，心立刻紧缩，沉沉、沉沉地回到了原来的位置，原来的状态。……忽然，眼前暗了下来，我睁开眼睛，发现窗帘被拉上了，他在昏暗中走回来，解释说：“外面的光太亮了，你不觉着刺眼吗？”这时该怎样回答？我不知道，完全像个傻瓜。他看着我，看了一会儿，俯下身子，他吻我了……我从来没想到吻是这样的，最早我以为那只是唇与唇的接触，后来才知道不是，却不知道怎样才是，原来这样就是！我不能不可怜自己，也算是学过医的，懂得人体，懂得骨骼肌肉血液器官，却不懂得生命，生命原来是这样美妙，美妙得难以言喻，我枉自来世这么些年，空负了造物主对人的厚爱……某根神经的不安忽然使我警觉，我几乎是下意识拦住了他用意明显的手，同时下意识地说：“不。”


    “为什么？”


    真的，为什么？但我没有力量细想，“不。”我只有机械地重复。


    “不会怀孕的。”


    “不。”


    “真的不？”


    “不……”


    他放开了手。他站起身来。他走了。


    我独自躺在我的小屋里，好久，一动不能动，脑子也是，好像是服多了冬眠灵。后来，病加重了，感冒未愈又添腹泻，我的自我诊断是，植物神经功能紊乱。等病完全好了时，我的理智才恢复了。我谴责自己，严厉如谴责一个堕落的女人。


    我去剧院，这天正是《周末》剧组的建组大会，全团集合，一路上，大伙对我的到来表示出的由衷欢迎使我心情明朗，使我更坚定了对那一切的厌恶。但我不打算不公平地仅指责对方。由后台进入剧场时我在化妆间里停了一停，化装间到处是明亮的镜子，对镜照照，镜中人沉静，自信，生气勃勃。我笑笑，走出化装间，向剧场走去。我已决定了再见他时的表情：大方，诚恳，热情，庄重。总之，一如既往。我做得到的，只要我想做到。会议开了整整一个上午，领导讲话，导演阐述，演员发言……一直到十一点半。心里不知为什么总像缺点儿什么似的空落落的，静下来想想，不得不承认，这是因为一上午没有看到他的缘故。几次有意无意四处扫视了整个剧场，没有他的影子。他去哪儿了？


    出差了。还有一个礼拜回来。


    心里一阵怅然若失。为什么这样？难道在厌恶的同时还存在着思念？不，不是思念。这不过是想在唯一知道这龌龊秘密的另一个人面前表白自己坦荡的急切罢了。这秘密太沉重，唯此才能减轻它在自己心上的压力。我等着他的归来，我要彻底结束错误，恢复正常。要让他知道，我不是他想象中的那种人。女人并不都如男人一厢情愿所揣测的那样。希望他不要把我在病痛中的软弱当做对女人的经验接受下来，那不过是一个错误，一个正常状态下不会发生的错误。


    这其间我应邀又去了我那位男友家一次，程序内容与上次完全相同，做饭，吃饭，说话，只是在分手前有了一点变化：临出他家门的时候，他把两只手轻轻放到了我的肩上，轻到那只是一个姿态，几乎没有实质上的碰触，然后，轻声问我：“可以吗？”我眼也不眨地干脆说道：“不可以。”他点点头，收回了手，丝毫不以为忤，大概是把我的拒绝理解成了矜持、羞涩。一个男人连想亲热亲热都要先征求意见，要先问一声“可以吗？”那答案就只能是，不可以。凭着这个“面”，这个“肉”，这个怯懦腻歪不敢承担就不可以。那一瞬我想起了他的吻，坚决果断地，不容置疑地，居高临下地，更重要的——适时准确恰到好处地！……全身禁不住又是一阵颤栗，通了电一般。


    我等着他回来。


    他回来了。


    在完全没有精神准备的情况下，我遇到了他，是在路上，从宿舍去剧院的路上。面孔半点儿也不耽搁地发起烧来，我没有办法，只好盯着路旁矮墙似的冬青拼命想：这么多树怎么会长得一般高呢？修剪过？并没有见谁修剪啊！真可笑，一般高。……他在看我。我没看他，但全身都感觉到了他的目光，那目光深厚锐利，心又抽搐了。“病彻底好了？”他总算开口了。我点点头。“我走的时候太匆忙。”我点点头。“我买到那本书了。只买到两本。你一本。”拒绝吗？可这是书，一本时下令人趋之若鹜的书，拒绝了反倒显得心中有鬼。收下？又怕他错误地理解了这接受。怎么办？给他钱。对，给钱！……下次单位开会，他拿来了书，我一手接书一手递过去攥在手心里的九元八毛三分钱，那三分是三枚一分的硬币，亮亮的从我手里跳到了他面前的桌子上。他看着钱，没有说话；我拿着书走了，也没有说话。以后，好长一段时间我们都不说话。有人在时说，没有人时不说。


    一切跟想象的全不一样！


    正常似乎没法恢复了。我害怕见到他，见到他就紧张，紧张得连傻瓜也会看出些许端倪；又渴望见到他，他好像成了生活的一部分，没有，生活便残缺不全了。那种种精心设计的大方诚恳热情庄重全没用上，用不上！我为自己惊讶，我想准是我的神经出毛病了。出毛病的是神经吗？我自己十分清楚，不是。我厌恶自己，厌恶他，厌恶我们之间的那件事情。可是又渴望，抑制不住地渴望，渴望着重新体验，胸中如有两军对垒，互不相让，战争不断升级，愈演愈烈，到了白热化的程度。这事必须有一个结果，否则，我永无宁日！他呢，他怎么想？我们仍不说话。有人在时说，没人在不说。


    下午，政治学习，传达中央军委文件以及层层下发的相关文件，以支部为单位，他最后一个到的。却并不马上进来，而是站在门口向坐得满满的屋里扫视。我看到了他的目光，立刻触电似的低下头来。不一会儿，有人在我身边坐下来了，是他。我没有抬头，但知道是他。文件很长。很好。有人在睡觉，发出深睡时才有的均匀粗重的呼吸声。我一心一意寻找睡觉的人，总找不到。睡觉的人经常伪装得看起来像是听得最专心的人，两手支着额头，脸向桌面，一副专心聆听苦苦思考的样子。我觉着很好笑，真觉得好笑。我发现我的心在渐渐平静，发现这件棘手的事其实并不可怕，只要不再刺激它也别总那样“绷”着，它就会自行消亡。比如现在，他刚在我身边坐下时，我全身的肌肉包括骨骼肌平滑肌心肌确实一齐发生了共振般的痉挛，但不能总是痉挛，它们的能量有限，痉挛了一阵就疲倦了，疲倦消失后一切便恢复了正常，有好几次当我在找寻睡觉人时确实把身边的他忘了。我解脱了。左胳膊被人轻轻碰了一下，下意识地转过脸去，看到了放在肘边桌上的一张纸条。


    ——太枯燥了。无声地说点什么吧，好吗？


    骨骼肌平滑肌心肌们一齐痉挛！纸片消失了。过一会儿，又回来了，纸上多了一句话。


    ——为什么不愿意理我？我得罪你了吗？


    也许谈谈不是坏事？也许谈开了反而好！我拿起了笔。


    ——没有。我依然尊重你。


    ——我宁可用这尊重去换取一点别的！


    ——你对任何一个女性都可以这样说。


    ——我不愿辩解，但我感激你说出这句话。这证明你也爱我。


    ——这里面根本无所谓爱。这件事最终只能是一场空。


    ——所有的最终都是一场空。永恒谁也无法追求，只有希冀。对永恒的希冀恰好证明了人对自己渺小存在的重视。人所拥有的只是现在。我现在非常爱你，想你！


    ——请不要这样说话！


    ——这是实话！


    ——我只能使你失望。


    ——为什么？我们的爱并不虚幻。此刻我就想紧紧地拥抱你！太想了！因为，爱。


    ——任何堕落都有美好的借口。也许男人不存在堕落的问题。


    ——你充满了欣喜和炽热的渴望，你感到了生命的力的饱胀，而你却冠之以“堕落”，究竟是什么压抑了你？我期盼着我们灵魂和肉体的结合，即使是悲剧是毁灭！不要与命运和爱神抗争吧，一切听从爱神的安排，因为一切都在流动；一切听从命运的安排，因为你我都是它的手中之物。人，太渺小了啊！


    纸片已经写满了，两面都满了，密密麻麻再无插足之地。即使有我也不能再写。幸亏是写而不是说，否则，我将管不住自己的舌头。我被他那简直是宇宙意识的超脱、自信震撼了，脑子里一坨糨糊，里面原有的一切都被打乱，然后又乱七八糟地粘在了一起，我脖子僵僵地看眼前的桌面，不敢稍稍转一下头，生怕转错了方向转到左边去，他在左边。我不能看他。我不知这是由于惧怕令人炫目的光亮还是惧怕令人羞惭的黑暗。我的脑子里是一坨糨糊。休息了。随着一阵获得新生般的声响高xdx潮，室内安静了，人们出去了。我没动。很高兴除我之外的人都走了，否则，我拿不出一点敷衍的气力。


    “晚饭后有时间吗？”天哪，他什么时候进来的？


    “你有什么事？”我这样反问。我应说没时间，嘴不由己。


    “我这次出差还给你带来了一样小礼物。”


    “真的！什么礼物？”我问。同时，另一个我不由为这装出来的欢天喜地天真烂漫脸红发烧。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我给你送去，晚上七点半，行吗？”


    “好啊。”我夸张地点头夸张地笑，声音高得有点走调了。


    晚饭没吃，没有食欲。什么欲都没有，脑子里是一坨糨糊。我面对墙壁坐在写字台前愣神儿，愣了不知多久，听到了敲门声，我哆嗦了一下，赶紧垂下眼睛，写字台上事先摆好了一本摊开的书。“请进。”我说。“韩琳，让你马上去剧场，临时通知今晚上的演出专家要来。”


    来人是《周末》剧组的剧务。看看表，六点一刻。


    我去看小梅。


    以往出远门我总要选一本书带上，这本书必须不是太厚，以免沉；必须好看，以能抵御环境的嘈杂；还得有滋味可反复阅读，以免读完了就完了。但这次没带，忘了，我几乎是逃离北京的，逃离他，还有我自己。在车上闲着没事儿，只好听别人说话，上车后对面下铺两个三十来岁的女子一直在头对头地唧唧咕咕，这会儿，正探讨到有关男性心理。


    “哎，看过《聊斋》吗？”


    “撩摘是什么？”


    “书。专讲鬼、狐狸精什么的。……里面有个《恒娘》。听说女人看了《恒娘》，就能牢牢把握住男人的心理。”


    我心里动了一动。《聊斋》我是看过的，还是海岛那个俱乐部主任拿给我看的，由于是文言文也由于时间紧，当时就看得囫囵吞枣不甚了了，现在更是差不多忘干净了。当下决定，回去后一定找来再读。我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想知道男人心理，具体说，他的心理。


    那天晚上到了剧场后方知道，晚上要来的专家全是重量级的专家，评奖委员会的评委。本来说好第二天来，因为其中两人的出国事宜，临时改为了这天，于是领导利用演员化装前的时间召集了这个剧组全体人员参加的紧急动员会。他也来了，他是这个戏的“剧本顾问”。按心照不宣的惯例，上级领导来看戏的时候，剧团领导紧张，好与不好，关乎他们的政绩；专家评委来看戏的时候，演职人员紧张，尤其演员，好与不好，关乎他们的一系列利益。动员会不过十分钟，气氛却是“蓬”一下子就起来了，干柴烈火。表面上看不出什么，散了会，人人该说说，该笑笑，嘻嘻哈哈大大咧咧，甚至比平时更嘻哈更大咧，但是暗藏其间的紧张亢奋焦躁却是无处不在，如平静海面下的潜流。散会后我没有走，留了下来，毕竟，这是一场对我来说也十分重要的演出，就好比我的一个孩子，被打扮收拾好了，要领出去见人了，尽管是好是赖这时已由不得自己了，还是想在一边守着。开会时他没跟我说什么，没机会，我坐前面，他在后面；散会时我扭头向后看了一眼，没看到他。


    他去哪了？


    前台，灯光师在做最后的灯光调试，这个戏的灯光非常重要，时空转换全仗它了，总起来说运用得还算不错。


    观众席一侧的前排，音响师坐在阔大的调音台前忙活，前几场演出下来，人们对音乐意见不少，以他的最为尖锐。“……观众一看，要诉苦了，肯定该二胡出来了，果然，咱就给送上了一段弦乐。能不能有点逆向思维呢？都以为要有音乐了，我偏偏没有，大幅度空白！本来嘛，演员戏正演得好好的，干吗非要跑出来一段音乐瞎搅和！应该动动脑子，不要凭着惯性往戏上贴音乐。”招惹得音响师背后恨骂不止：“真他妈胡吣！不就一写字儿的吗？装得跟真的似的！”这话肯定会传到他的耳朵里，文艺团体的重要特点就是透明无秘密。但他不在乎，从来都是该说说，都说在明面上，点子上，反而在剧团里威信很高，毕竟，谁也不是真糊涂。……偌大观众席里，只有音响师一人，一目了然。


    他去哪了？


    后台夹道，一个年轻女演员正躲在里面吃方便面，道具急急火火找了来，一看已被小姑娘吃得差不多了的方便面时，眼珠子都掉出来了。“天！你怎么把道具吃了！马上要演出了！去！给我马上买去，趁小卖部还没下班，快去！”


    我来到了化装间。


    化装间灯光通明，一盏盏灯照在一面面镜子里，成倍的增加着亮度，亮得刺眼。我踱到化装师身后，看她给女一号化装。《周末》是一部女戏，因而女一号实际上就是男女的一号。女一号三十多了，长得一般，化装师都比她漂亮。可她戏好，跟她演对手戏，容易被激发被带动。她若演妻子，对方很快就会找到丈夫的感觉；她要演悲痛，能让不明就里的旁观者为之眼睛湿润。长得一般的演员戏通常好。


    老朱探进头来，眯着眼扫视了屋子一圈，对化装师道：“你！电话！”化装师应声要走，被女一号按住：“这儿得粘一下，”她指着自己的外眼角，“有点儿往下耷拉。抓点紧，完了我还得默默戏。”化装师朝镜子里看了一眼，镜子里女一号面无表情，她只好请老朱帮着问问对方是谁，待会儿有时间再打过去。老朱答应着走了。老朱的出现使一伙早已化好了装、百无聊赖的群众男演员终于有了一个可以兴奋起来的话题。关于老朱，其身世有着多种说法，较为集中的是：老红军的后代，生下来被寄养在了山区农民的家里，由于营养不良没能发育完全，所以至今没有明显男性特征，比如胡子，比如喉结。有关他最终被归于男人的那个最主要方面，更是人们——男人们——谈论、开心的话题，尤其当有女性在场的时候。


    “也就是个男孩儿水平吧，”说话人一本正经，“七八岁的男孩儿？”“不不！这只是表面上看，实际上，很好！”“很好”说得意味深长。“怎么知道？”“怎么不知道？昨晚上在紫竹院公园跟一个女的见面，就硬得像”一顿，“筷子似的！”众哄然大笑，笑声如浪，一波高过一波，整个化装间里沸腾着的快活。“都不要吵了！！”女一号猛地站起，转过身去，面向全体一声断喝。如若不是粉底霜、腮红等等的覆盖，她此刻绝对是脸色铁青。全场哑然。演出前是需要安静，尤其主要演员，但我还从来没见到女一号这样过，她一向随和；这才兀地想起今天的演出很重要，我竟然把这茬儿给忘了。心里一直慌慌着，没着没落的，紧张着也亢奋着，但显然的不是为了戏。


    演出开始前我看到了他，在观众席后排。这场演出我也是在观众席里看的，但有意没去他那里，不想人为地做什么，只想听其自然，或者说，想听他安排。


    整个演出在我看来非常的糟糕，演员太紧张了。


    夫妻吃饭。按照剧情，丈夫用筷子夹起妻子特意为他腌制的酸黄瓜，咬一口，说：“真好吃啊！”结果，这位演丈夫的男演员在夹着酸黄瓜往嘴里送的途中，紧张得将黄瓜掉到了地上，把地板砸出了“咚”的一声，这哪里是腌黄瓜落地时应该发出的声音啊？于是观众笑了起来：你那黄瓜是木头的！要说这也不算什么，舞台嘛，仰仗的就是一个假定性，他笑归笑，能理解；让人不能理解的是这位演员，他居然弯下腰去把掉在地上的那块黄瓜用筷子夹了起来，然后原封不动地接着往下演：送到嘴边，咬一口，说：“真好吃啊！”在生活中你能这么干么，用筷子从地上夹东西吃？不能从盘子里再另夹一块吗？怎么就认准了那一块呢？脏不脏啊？讲不讲卫生啊？就算你不嫌脏，你节约，你就觉着那一块好，夹起来，吹吹灰，再往嘴里送，好不好？人家不！还好意思说什么“真好吃啊”！令全场观众大喜。把我气得泪都出来了：真够机械的，真够笨的，一点应变能力没有！大概就是这不该有笑声时的笑声把男演员的心给笑毛了，笑乱了，下面的戏他越演节奏越快，有的台词快得像说快板，外行也许看不出来，内行可都明镜儿似的。我紧张得心都蹦出来了，无济于事。如同在场外看体育比赛，再着急，使不上劲，还不如体育比赛，体育赛场还可以叫“暂停”。我扭头向坐在剧场中间的专家看去，缭乱舞台光的映照中，专家们一个个状若泥胎。我攥着两拳冷汗重看台上，不停地在心里对那位已然乱了方寸的男演员呼喊：请不要再出错了，拜托！没用。他不仅又出了错，还是大错：妻子晕倒，按剧情应被丈夫有力的双臂托住，可这丈夫因乱了神分了心忘了接了，让毫无准备的女一号生生摔到了地上。事后检查，尾骨裂隙性骨折。幸而是尾骨，幸而是“裂隙性”，幸而演妻子的女一号德艺双馨，忍痛坚持到了演出结束，否则，不堪设想！……一时间，心里充满了对这位男演员的怨愤。也知道舞台演员不易，和观众是面对面的，一举一动，一个眼神，都在观众视线之内；观众的反应，也尽在演员的感觉之中。没有一定功夫一定定力，没有相当的心理素质，很难做到在角色、自身、观众这三者之间进退自如，做到“心中有人，目中无人”；但你也不能糟到这程度吧，干不了改行啊，这不害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