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上海

    我十五岁时就有志于做学问，三十岁时已自立了，四十岁时不再为种种事情而迷惑，五十岁时知晓了天命，六十岁听到什么话都不会生气，到了七十岁我则随心所欲地生活了，――当然不会超越法度。


    ――孔夫子


    光是一个人呆在房间里，就已经超过了我的忍耐力的最大限度。


    ――凯蒂·布拉佛


    从纽约回到上海的那几天，我头昏脑涨，筋疲力尽，在夜晚无法入睡，在白天却又无法醒来。


    我不知道在接下去的日子里我是否会快乐，前行的方向在哪里，是否已有一双智慧而无惧的眼睛面对这个世界，我不知道MUJU是否还爱我，我是否还愿意跟他生一个孩子，我不知道深深的苔藓是否覆盖了记忆中的小径，以至我再也不能回头。


    是啊，我对这些都很不确定。


    上海没有变，还是那样地雄心勃勃，快速而疯狂地在资本化的轨道上奔跑。它的喧闹远超过纽约，这里才是世界上最吵闹最令人迷失的地方。这个城市早先以浮华与浪漫出名，现在则更多地显示了实际而粗糙的一面。人人似乎都有机会一夜暴富，人人都在赶发财或出名的末班车。在这里，一切都是晃动的，变化的，未知的，在幻觉中狂奔着的。


    这一切既令人兴奋，又令人头晕。


    在回来的第二个星期，我又开始抽烟、喝酒、在浴室里吞吃一片片的安眠药。这些在纽约时MUJU帮助我排掉的毒又回来了，又进入我的身体。它们并没有带来预期中的安全感与舒适，但却能让我在麻醉的空白中得到片刻的喘息


    回到原来的城市，也回到原来的习惯中。


    似乎又成了一朵被麻醉的水仙。


    整整一周，我把自己锁在我那法式老公寓里。饭店的外卖每天会准时送到，电话答录机开着，正在新加坡讲学的父亲与随行的母亲打来过电话，朋友喜珥，表姐朱砂，我的经纪人，还有其他一些我认识或不认识的人也都打来过电话。


    就是没有MUJU。我一直在等他的电话。


    当我脑子偶尔清醒的时候，我不由也会惊奇于自己对MUJU的那一份不同寻常的执着。那可以说是“爱”，同时更是一种“救赎”。


    喜珥一个接一个地打电话给我。“嗨，上海公主，今晚有个派对，叫sexInthecity,所有的人都想在那儿见到你。”


    “嗨，想不想去Shopping?恒隆正在打折。”


    “Coco,这可是我最后一次打电话给你了，――快拿起电话。”


    “天哪，你一点都没变。不，事实上你的脾气更臭了。玩什么幽闭症！！今晚一起吃饭啦。我7点开车来你楼下等着，过时不候。”


    喜珥的性格有点像我的老友马当娜，但比马当娜可爱许多。


    马当娜在我离开上海后因为勾结海关与市府官员走私奔驰、宝马（Mercedes-Benz、BMW）等境外名车而被通缉，她逃跑了，像个汽泡一样蒸发得无影无踪，据说至今还没她的下落。


    从妓女到富有的遗孀到上海社交界的名女人再到如今的通缉犯，马当娜在我记忆中带着阴沉的美丽存在着，像一道伤疤。


    而喜珥，10年前我就认识，那时她还是一个身材纤瘦，脸色苍白的小男孩，被不时冒出来的青春痘与两腿间的男性生殖器折磨得神经紧张，随时都能崩溃。


    而3年前我再遇到她的时候，她早已像从茧里飞出来的蝴蝶得到了重生。她脸上的青春痘与腿间的男性器官消失了，她有了一个圆满隆起的胸，Rx房的形状有着完美的流向手掌的形状，灵动的，浪漫的，在地球重力下显示出成熟水果般的诱惑。


    而且感谢上天，她天生就没有明显的喉结，她服用着雌性激素，化着精心的妆，走在马路上或游曳在CLUB里，她吸引的男人的目光甚至超过我。


    她准时开着那辆绿色小甲壳虫来接我。


    我终于换下一身脏兮兮的睡衣，洗过澡后穿上白色的无袖裙装，没有化妆，素着一张脸走下楼。


    她尖叫着抱住我，“你这个可恨的家伙，要是没有我，你可怎么活得下去。”


    我吸了一口气。她是对的，没有善解人意的朋友，像我这种孤僻脆弱的家伙准保活不下去。“我想你。”我说。


    然后两个人站在那里，嘻嘻哈哈，拍拍打打，仔细地打量着对方，开始说起“你越来越好看了”之类的恭维话。


    女友们见面时，时光似乎就停止了转动。我们露齿傻笑，身体变得软绵绵的，象布丁果糖。这跟与男人约会的情形很不同。


    晚饭在她的饭店里吃。


    这家叫“上海1933”的饭店同时也是茶室，装饰着翠绿竹枝、宣纸灯笼、精致的鸟笼，从中国各地及东南亚淘来的古董家具恰到好处地摆放着，还有幽然飘动的纱质帷帘，从老式唱机里低低唱出的30年代上海的老歌。主人那唯美而略带病态的气息弥漫于整个空间，无处不在。


    就连洗手间用的纸巾上，都画着中国的水墨画，由她亲手绘制。


    在开饭店前她是画家，画卖得还不错。倒不是她的画好到哪里，而是由于她那“新中国变性手术第一人”的名声，纽约时报，朝日新闻，STERN，BBC都采访过她，她因为在解放后的中国第一个公开地做变性手术而有名，然后她因为有名而有名，她能卖画赚不少钱，能买华美奢侈的衣服首饰出入上海一个个热门的俱乐部。


    等她厌倦了绘画，便开了这个昂贵的饭店。一碗上海馄饨要卖125块钱，一杯绿茶要卖150块。在上海没有人敢这样做生意，但她做了，而且每晚都有一些来不及订位的顾客在店外排队。


    这就是上海，什么都是有可能的。来得快，之后呢，也许去的也快。


    她每天盛妆华服出现在店里，在客人、厨房与收银台间穿梭，敏捷、精明而令人目炫神迷，不久她有了一个外号，人称“快刀妖姬”。


    在一个清静的角落坐下来，我拿出从纽约带给喜珥的礼物，几本登有裸男的色情杂志。喜珥大笑，给我一个吻，现在上海什么都有，但此类杂志还是属于非法的。


    我点了烤鲑鱼、鸭卷、煮豆腐与蔬菜汤，喜珥让侍者拿来一瓶红酒。


    “想不到一年过去，我们还是两个人吃饭。”我说，点了一枝烟，上海所有的餐馆都能抽烟，不像纽约。


    “这有什么不好？没男人倒清净。”喜珥指挥着侍者把酒倒进一个大肚玻璃瓶，先放在一边让酒先氧化(breathe)一些。“上海的单身女人也越来越多了，她们很有消费力。来我店里的人，不是一大群单身女人，就是一大群GAY。当然，还有不少秃顶的大肚子老妖怪，专门坐在角落里揉捏年轻女伴的小Rx房。”


    我哈哈大笑，与喜珥在一起，我们总会笑个不停。


    当然不总是笑。有时她会半夜闯进我家，扑在客厅的沙发上痛哭流涕，哭得象一堆烂桃子，她为没有一个男人真心地爱她而哭。她差一点死在手术台上，她的父母现在还不愿见她，但是，为什么变成女人后，她对男人突然失去了信心？


    我们像姐姐与妹妹那样相爱，有时这种爱超过我们的理解，我们也不明白为什么这么喜欢对方，也许是因为对方的存在，我们感到了某种安全，可以有理由原谅自己的缺陷，因为竟然有人比自己还脆弱还糊涂。


    我们也会吵架，一个月不理对方。我们从未真正地喜欢过对方的男朋友，“他根本配不上你，你在一头猪面前穿丝绸戴珍珠，真不值得。”我们经常这样警告对方。但没有用，有的时候，女人跟一头猪做爱是为了惩罚自己，然后如火中凤凰涅槃再生。这是女性自我提高的一种途径。


    大笑，喝好酒，抽淡烟，吃美食，一顿饭吃得很愉快。我们没谈对方生活中的男人。


    从我给她的最近一封E——MAIL，她显然已知道了我与MUJU走入了一个困境。至于她，我知道她一直都很寂寞，在中国她因为变性而有名，很少有男人愿意与她哪怕只是做一夜情那样的性游戏。半年前，自从她与那个瑞典男人FRED分了手，似乎就再没有男人了。


    吃完饭，我还不想回家，她提议去一家她常去的足部按摩店，在复兴路上。


    “别开你那辆小甲壳虫了，叫出租车吧，你都醉成那样子了。”我咬着嘴唇笑，感觉有些睁不开眼睛，我也醉了。


    我们并肩坐在出租车里。我拿着两个酒杯，她抱着一瓶90年产的好酒。她的经验是一边享受足部按摩，一边享受红酒，简直比性高xdx潮还要过瘾10倍。这是她在性饥渴时安慰自己的方法。屡试不爽。


    埋在按摩院松软的沙发里，灯光迷离，音乐幽然，依稀可以听到某位顾客轻轻的打鼾声。


    喜珥很慷慨地把她常用的一个年纪很轻的男按摩师让给我，让我试试他出色的手艺。她自己则找了一个女孩子。


    我们并排而坐，轮流给对方的杯子倒红酒。我们没有再像在餐馆时哈哈大笑，变得沉默，温和，酥软。在泡过10分钟的中药汤后，双脚被轻轻地擦干，一个脚用毛巾包好，放在小凳上，另一个脚被搁在按摩师温暖的双膝上。


    按摩师的手摸在脚底的各个穴位上，捏，推，压，揉，变换着动作。我喜欢被人摸脚和摸头时那种妙不可言的感觉，有时心情压抑时去美发沙龙或鞋店，只是为了让人摸摸我的头和脚，那给我莫名的安慰。不是用男人或香烟可以替代的。


    随着按摩师手势与所按穴位的变化，一股股热流微微弹跳着逆向上流，沿着腿部的经脉涌向腹部。


    品质绝佳的红酒对这种愉快的感觉推波助澜着。想想喜珥的评论：足部按摩加红酒，比性高xdx潮还过瘾10倍。


    我们一口口地喝着酒，闭着眼睛，被脚底那双手控制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