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回 醉翁之意不在酒 先遣队北上抗日

    第五次反“围剿”，广昌保卫战的失利，使红军的军事顾问李德的“短促突击”“堡垒对堡垒”的战术宣告破产。红19军团和守备14师，从1934年4月10日到28日，在广昌与蒋介石的11个师，激战18天，以损失5500多人的代价，以广昌失守而告终，全体将士含泪带恨撤离广昌。


    广昌是第五次反“围剿”中的军事要冲，中央苏区主要的门户之一，地处几条要道的汇合点，南通宁都、石城，是守卫苏区的要冲。广昌失守使一向沉稳自居的军事顾问李德也坐不住了。他背着手一遍遍走在稻田阡陌的田埂上，不时地望一眼建筑在稻田旁那幢孤零的房子，那是红军总部特意为他修建的，中国人也许为了他工作方便，也许是为了他生活得更舒适些。记得他刚到苏区时，他住在这幢房子里是那么的志得意满。这位倔强而又孤傲的日耳曼人，当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派遣，只身一人，通过种种险阻，几经辗转，踏上苏区这片土地时，他那蓬勃的梦想便在苏区这片土地上发芽了。他要把在德国没有实现的梦想，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实现，他觉得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他不顾毛泽东主张游击战术的建议，一意孤行，推行他的堡垒战术。在保卫巴伐利亚共和国时，那一年他才19岁，惨烈的巷战，使19岁的他变得更加自信和泰然了，他不相信血与火的经验在中国会行不通。


    第五次反“围剿”几个月下来，使他吃到的不仅是苦果，还有比苦果难以下咽的是莫名其妙的心情，这种心情使他烦躁不安，他时常想发火骂人，可又冲谁发火呢？最高“三人团”中，博古在他面前总是谦逊小心的，对他的战术思想从来都是推崇备至，从没提出过任何异议。周恩来虽对他的战术打法提出过不同的见解，可他们最高“三人团”决定的事，周恩来又总是勤勤恳恳地去执行。对中国这样的合作者他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难道去指责那些红军战士？他走过许多国家，参加过无数次战役，他还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么英勇的战士。在前线他曾亲眼见过，手执梭标、大刀的红军战士，呐喊着冲向敌人，他从没怀疑过红军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军队。


    可敌人却在一天天地向前虯E进，苏区的土地却在一天天地缩小。中央苏区已由原来的纵横各千里，缩小到如今的仅300里。此时的李德不能不困惑，不能不懊恼。


    他一遍遍走在田埂上，在困惑中思索，在思索中困惑。


    ７月的瑞金，到处是金灿灿的一片，即将成熟的稻田在微风中荡漾，到处是一片美好的景象，坏着的却是他李德的心情，他扔掉了吸了一半的“美丽”牌香烟，顺手折断了一根稻秆，信手放在嘴里嚼着，一缕苦涩的汁液流进了他的嘴里，他却浑然不觉。


    他又想到了刚刚结束的“三人团”的碰头会，在博古和周恩来面面前，他不能不使自己冷静下来。早在第四次反“围剿”之初，被剥夺了军事权利的毛泽东，以苏维埃主席的名义，多次建议他用游击战术消灭敌人，粉碎敌人的“围剿”计划。他不仅没有采取毛泽东的计划，相反更使他坚定了自己的战术：短促突击，以堡垒对堡垒。直到这时他想也许毛泽东是对的，可他又不想承认这个事实，这一想法，无疑影响了他下一步的打算。在最高“三人团”的会议上，他提出了先派一支部队深入到敌人后方去的想法，这一想法一经提出，立即引来了一阵沉默。博古不解地望着他，周恩来则低头沉思，这瞬间的沉默，使李德有时间完善了自己的想法和打算，于是他很快说出了自己的想法。这支队伍插到敌人后方，不仅可以牵制一部分敌人，当然愈多愈好，而且可以起到缓解敌人对苏区的压力。另一方面，事到如今不能不为红军的后路着想。万一这支部队在敌人后方有了更大的作为，建立一片新苏区，不能不说是李德在战术上的一次胜利。第三种想法是博古和周恩来帮助完成的，周恩来首先提出这支部队要以抗日先遣队的名义，一来可以赢得人心，更重要的是对蒋介石只剿共不抗日的做法也是一个压力。


    在这之前，瑞金已经收到了皖南地区几个县农民暴动的消息。最后最高“三人团”一致同意，这支部队应立即向闽、浙、赣、皖等省出动，一方面宣传抗日主张，一方面赴皖南，建立更大的根据地。这也是最高“三人团”对外的一致口径，对这支队伍他们心里清楚，这是一支投出去的问路石，是一支一石三鸟的队伍。这支部队是否成功，关系着他们酝酿已久的计划——红军大部队的转移。博古提出让7军团担负此次任务，对他的这种提法，李德和周恩来没有提出反对意见。


    于是，红7军团，在1934年的7月初从福建的连城奉命赶回瑞金。7军团刚赶回瑞金时，由于在东线执行猛烈的短促突击的战术，使这支顽强苦战的部队损失到仅剩下4000人。有一部分战士，他们甚至没有武器，他们肩扛梭标，风尘仆仆地回到了瑞金，从军团长到战士，他们只知道要领受一项新的任务，但具体是什么任务，他们却并不清楚，但他们渴望战斗、渴望胜利的心情却是一样的。


    7军团一到瑞金，最高“三人团”的李德、周恩来很快接见了军团的主要领导。当时的军团长是寻淮洲，军团政委乐少华，军团参谋长粟裕，李德很快向7军团下达作战任务，他们一路要经过长汀、连城、永安，再向东过闽江，最后到达皖南。


    直到这时，最高“三人团”的人没有向部队任何人透露两个月后大部队西征的消息。


    从派出7军团这支部队的目的和方向看，是一直向东，而大部队转移的方向却向西，可以看出最高“三人团”的良苦用心。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不能说李德一点也不懂声东击西的战术。


    7军团是李德放出去的一支带响的箭，他期待7军团这支响箭，愈犀利愈好，到那时一箭双雕或多雕，这也是最高“三人团”所有的人所期望的。李德为了加强对7军团的领导，又派出了曾在闽浙赣苏区任中央代表和省委书记的曾洪易为７军团的随军代表。这一做法，也是李德经过深思熟虑采取的控制7军团最高权利的一种办法。对7军团的领导他是熟悉的，对军团长寻淮洲和参谋长粟裕在作战方面他是放心的，不放心的是，这些军事领导并不是他的心腹，李德的心腹是指那些留过苏的，乐少华就是留过苏的，他很快便被重用为军团政委。在李德的骨子里，只有留过苏的才会指挥作战，他才放心。他派曾洪易做随军代表，就是为了增强他的中央领导意识。实践证明，他的中央领导是成功的。7军团从出发到怀玉山失败，军权一直掌握在并不懂军事的曾洪易和乐少华两人手里，7军团最后惨败也在情理之中。


    7军团出发那天，是1934年7月6日，那是一个艳阳高照的好天。7军团经过短暂的休整，又补充了2000多名新兵。这2000多名新兵中大部分没有武器，他们只是背着大刀、梭标，其它的军需物资却一样不少地带上了，仅中央交给7军团的宣传器就多达300多担，加上7军团的一些炊事用具多达500多担。这些肩背辎重的队伍，浩浩荡荡地组成了一支搬家大军，7军团的这次东征也是几个月后，红军西征的一次预演。


    李德站在中央瑞金机关的门前，看着7军团这支浩浩荡荡的队伍从他的眼前走过，他的心情既兴奋又紧张，这时他还预料不到他放出的这支响箭将起到什么样的作用。直到7军团的后续部队也走出瑞金，送行的人们已从街头散去，李德仍向7军团消失的方向凝望着，他似乎看到了7军团美丽的前景——7军团一路破关拔城，蒋介石调集了大批部队去围追堵截，7军团将士个个奋勇，杀出一条血路，在皖南建立了一大片红色苏区，到处是红色到处是歌声……李德想到这有些陶醉了，他冲7军团消失的方向露出了一次难得的笑容。他沉稳而又坚定地踱回到自己的房间，剩下来便是等待7军团胜利的消息了。


    很快，有关7军团的文电、消息一件件地放到了李德的案头上来了：8月9日，7军团攻打福州失利，兵员损失几百人，同时也暴露了7军团的实力和意图，7军团被迫撤出福州的桃源向闽东转移……皖南苏区消息：几个县的暴动组织已经失败。


    敌方消息：蒋介石得知7军团的意图以后，调回了大批追堵部队，重新向苏区“围剿”……李德看着案头的一则则消息，感到自己的希望正在一点点地落空，然而他又不想这么快就失算了。他习惯地站在军用地图前，对7军团下达了一次次不切合实际的命令，他幻想着这支放出的箭能够响起来。


    当李德彻底放弃了对7军团的希望后，他才下达了中央苏区红军西进的命令。那时的7军团正在白区与敌人苦斗周旋。7军团到达闽浙赣苏区时，在葛源以北的重溪与当地方志敏领导的部队汇合，组成了红10军团。这时的中央苏区红军已经过湘江西进，敌人调动了更多的兵力围剿新组建的10军团。在怀玉山和敌人遭遇，部队被敌人冲散，方志敏率领一部残部躲到山里打游击，中央代表曾洪易被捕后投降，方志敏在山中几个月后被叛徒出卖被捕入狱，与敌人在狱中进行了坚贞不屈的斗争，于1935年7月中旬，在南昌英勇就义。


    抗日先遣队被敌人分块包围被打散后，粟裕领导的一部，组成了挺进师，转战闽浙边区，仍英勇顽强地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完全爆发后，南方各省的红军游击队被统一整编为新四军，聚拢后的7军团被编为新四军第2支队。当7军团肩负着多重使命与众多的敌人周旋时，红军主力正在进行着艰苦卓绝的长征。


    面对7军团的命运，李德万万没有想到会是这样一种结局。直到那时，他才觉得自己主宰红军的命运，是那样的力不从心。直到后来，李德失落地离开中国，他仍在苦苦地思索，他不仅在思索自己的命运，更让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是红军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