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节

3个月前 作者: 阿城
    二十日


    Cicutto先生早上从法国到威尼斯来。我和马克去机场与他会合,之后开车上山去。


    与Cicutto先生讲起我在威尼斯住的地方,Cicutto先生说他小时候就住在那里,经常在S.Stefano广场踢球。威尼斯的广场和小巷经常有孩子踢球,所以我认为威尼斯窗上的铁栏杆不是防贼的,是防球的。


    下午到山里。森林的小路上远远过来一辆拉木头的拖拉机,有两个老头儿跟在后面,这是电影当中的一个镜头。


    奥米在树林里。


    奥米说,电影还没有开拍,但是今天因有些病树要砍,于是趁机拍其中的一个镜头。在这个镜头的结尾,需要开始下雪,于是用纸做一点假雪,等冬天再拍大雪纷飞,接在一起。


    奥米说,刚才过去的那个拖拉机,是一九一八年的,电影里故事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


    树林里飞着无数的小虫子,奥米一边说,一边挥手赶开它们。助手们在用纸做雪花,效果不理想,我有这方面的经验,于是自告奋勇。让纸屑飘落的办法是先要抻松整张纸,然后再轻轻拉成小片,这样的纸屑可以透过一些空气,会像真的雪那样飘,而不是垂直落下。


    我撕好纸,助手拿去镜头前抖落下来,成功了,奥米非常高兴,我亦高兴。


    晚上吃饭前,旅馆所在的奥龙佐(Auronzo)市的市长PietroDeFlorian先生跑来,要给我配眼镜。原来年初我来的时候,奥米听说我在找有弹性的软眼镜腿,于是记住了,这次来,奥米请市长帮忙,市长先生有一个眼镜店。市长没有薪水,中国人大概是不要做这“官”的。


    奥龙佐市大概相当于中国一个镇的大小,依山傍水,随意而精致。


    我的鼻子是蒙古人种的鼻子,鼻梁低,要想让眼镜固定在鼻子上,只得靠有弹性的软眼镜腿扯住耳朵,但是这种眼镜腿已经很难配到了,二次大战以前流行这种眼镜腿。欧洲人的鼻子高,因此眼镜可以很容易就架在鼻梁上,甚至有一种夹在鼻子的上眼镜,完全用不着眼镜腿。我认为欧洲人的鼻子是为了戴眼镜而事先长好的。


    奥米和这个地区的人很熟。


    二十一日


    早上和马克在小镇上游逛。此地风景好得像假的。


    一个荒废的小楼的墙上有二次大战时墨索里尼的语录:意大利有悠久的文化,因此意大利在这个世界上有权力。半个世纪前的墨迹,斑驳得像中国文化大革命时的毛泽东语录。


    与Cicutto先生谈《树王》的电影合同。奥米和Cicutto先生希望将《树王》拍成电影,我则认为不适合拍成电影,如果要拍,也需改动很大,几乎变成另外一个故事。你怎么砍那么多树,然后再烧掉呢?奥米说当然不能,但是有办法。


    今天有宗教活动,神父领着长长的一队人在街上游行,教堂的钟声响彻山谷。


    再见到奥米的时候,我提到《木鞋树》里的教堂钟声。奥米在阳光下眯起眼睛,说以前教堂的钟声就是现在的电视,钟声是一种语言,农民可以在钟声里听出天气预报,村里谁死了,谁结婚了,火警也靠钟声来传达。这种语言现在失传了。


    我突然记起布纽尔在他的自传《MyLastBreath》里也提到过西班牙乡下教堂的钟声,同样是奥米说的作用。两个导演,都提到钟声。


    奥米带我们去因为高寒缺水不长树木的山顶,那里可以看到奥地利。山顶有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军队挖的山洞,海明威曾在这里的军队中,他是在这里中的炮弹吧?


    Cicutto先生去罗马,我们则随他回到威尼斯机场。


    晚上刘索拉从伦敦来电话,她九月去参加美国爱荷华大学的国际写作计划。


    二十二日


    威尼斯除了大运河,还有一百七十七条窄河道和两千三百条更窄的水巷,跨越这些水面的是四百二十八座大大小小的桥。


    威尼斯不是数字,是个实实在在的豪华迷宫。


    二十三日


    晚上张准立从巴黎来电话,说他在改绘画的路子。准立卖画用“毛栗子”,是他的绰号,小时候一颗头长得像毛栗子。六十年代末他画毛泽东像很有名,在他老人家脸上用些冷色,拿过一幅给我看。当年画毛泽东像只能用暖色。一九七九年我介绍他参加“星星美展”,后来他放弃画了多年而熟练的大笔触“苏联风景”,改“照像写实”,画门,画墙,画水泥地,画到现在,一直卖得很好,生活“中康”,衣食住行都有个样子了。我喜欢的照像写实的中国画家是在纽约的夏阳,纯粹,饱满。去年在他家里看他改变画风的新作,令人震惊,纯粹,饱满,响亮。


    夏阳的打油诗是一流的,比如这首:


    窗外雨打无芭蕉


    小鸟欲唱缺枝梢


    饭罢闲坐全无事


    忽放一屁惊睡猫


    他家墙上有许多打油诗。夏阳住苏荷,因为租金是多年前,所以虽然苏荷现在变为时髦的贵地段,却还住得起。苏荷可以说没有树,所以“小鸟欲唱缺枝梢”。


    二十四日


    与Luigi和乔万娜坐下午六点半的火车去维琴察(Vicenza),他们各自的父母住在那里。之后,明天开车去克雷莫纳。


    乔万娜看一本关于文物修复技术的书,她正在威尼斯大学修这个专业。我认为文物修复专业在意大利是铁饭碗,意大利没有一天不在维护他们的文化遗产。一条街从东头维护到西头,维护到了西头,东头又该维护了。


    车过了帕多瓦(Padova),很快就到了维琴察。这是一个有旧日城墙的安静小城。在车站等公共汽车的时候,起风了,带来远处雨的味道。


    Luigi的母亲在家,高兴中有惊奇,说爸爸去车站接你去啦。原来我们今天坐的不是往常Luigi回家坐的那班火车。


    父亲回来了,他有一个很大的鼻子。晚饭是简单的西红柿面,灯罩下坐了一家三口人加上我,乔万娜在她母亲家。餐巾干净得我不忍用来擦嘴,Luigi的爸爸把手摊开,说,这个东西就是拿来用的。


    只有当父亲的一个人在喝酒,有人来,当父亲的就到门厅去,于是两个人的声音飞快地混在一起。Luigi说他父亲从工厂退休了,大概是商量明天在教堂的什么活动,但与宗教无关。


    晚上Luigi开了他爸爸的车,接了乔万娜,我们到山上的教堂前看这个城市。红屋顶们刚被雨洗过,暮色潮湿。


    街灯里,古老的宫殿和教堂周围行人稀少,Luigi忽然说每次回来都是在父母那里,很久没有看到朋友了,今天下雨,恐怕在街上还是遇不到朋友。人世就是这样,会静静地突然想到忽略了极熟的东西。我有一个朋友一天忽然说,好久没有吃醋了,当即到小铺里买了一瓶山西老陈醋,坐在街边喝,喝得眼泪流出来。


    不过Luigi和乔万娜还是在冰淇淋店遇到了他们的朋友。


    夜里,我和Luigi睡在他和哥哥小时候的房间里。我写了一段时候,回头看到他已经在另外的床上睡着了。明天还有两百多公里的路,于是也睡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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