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大学教师不坐班，有课就去讲课，讲完课就直接回家。今天的课讲得有点累。八九十人的大班，可能是有什么事，总有学生在下面嗡嗡嗡地议论。学生越不安静，讲课的声音就得越大，一百分钟喊下来，杜小春不仅嗓子疼，脑袋都有点木了。但下了课杜小春还是不想回去。她想到系办公室看看。晋升副教授的材料报上去已经半个多月了。自从材料报上去，她就有意无意想到办公室去看看。她估计也该有点消息了。没有点消息，还真让人心里不安。


    系办公室在四楼，可以坐电梯，也可以不坐。杜小春决定今天走上去。这些年活动少，没课就在家里的电脑前坐着，不少人见了她都说她胖了。这可不是什么好事。以前，人们都说她苗条，身材特好。三十出头正是女人发胖的年龄，不注意锻炼真的是不行。


    系办公室是全系最热闹的场所，就是没什么事，不少人也要聚到这里，聊聊天，听点消息，说点琐事。如果有人提出一些热点，大家也会讨论评论一番。杜小春一进门，教学秘书小夏就对她说，有你一条消息，你听了可别哭。你的副教授初审没通过。


    杜小春脑子里嗡的一声，猛然呆在那里不知所措，浑身的血却一下都涌到了头上。五六年的努力，就为了这个副教授，竟然初评就没通过。


    也许是本能，杜小春问还有谁没通过。小夏说，就你一个，别人都过了。


    感觉满屋子的人都把目光集中在了她的身上。如同被剥光了衣服，杜小春不仅是意外，羞愧也像洪水，一下淹没了她的全身。这次全系一共上报了六人晋升副教授，别人竟然都过了，就连高洁都过了。凭什么？高洁在机关搞行政，教学只是兼职，每年讲的课不及她的一半，而且只讲一门选修课。而她，怎么说都是不折不扣的主力教师，每年光主课至少要讲两门，课时数也在四五百学时。羞愧很快又转化成了愤怒。杜小春恶了声问是谁说的她没通过，文件在哪里。小夏说，就贴在行政楼的公示栏里，你自己去看吧。


    公示栏用铝合金做成，上面还搭了屋檐，像一道笔直的长廊。公告栏做成了橱窗式，后面都上了锁，但可惜上面贴了许多小广告。杜小春费了很大劲才找到职称公示。通过没通过的都公示了。没通过的全校只有两人，而她的名字位列第一。


    她真想一砖头将这公示栏砸烂。


    这些年她一心上课，风风雨雨张三李四的事她从不去管，也不去想。她有时觉得自己活得很超脱，也很潇洒。现在，她才觉得自己是多么的渺小，在别人的眼里，又是多么的不值一提。


    在大学，书教到一定的年龄，就都应该成为教授。副教授已经是很一般的职称了，而且她这个年龄的人，有不少已经是教授了，可她竟然连副教授都评不上，而且初评就不过。


    不跑不找不求人是不行了。要找就去找校长。这回，她决定豁出去了。


    在学校工作了十一年，还不知道校长在哪层办公。问门口的保安，保安指指旁边的桌子说，先登记。杜小春厌烦地说我是学校的教师。保安看杜小春几眼，说，本校教师怎么不知道校长在几层。然后才告诉她在五层。


    校长办公室的门上挂着牌子。门开着一条小缝，里面有说话的声音。杜小春敲两下门，不待里面应声，就推开走了进去。


    校长正和一个中年男人谈话。校长问她什么事。杜小春立即气愤地说，我来说说职称的事，我是讲主课的主力教师，为什么和我一同进校并且是讲副课的兼职教师都通过了，就我没过。


    校长平静地说，你到校长办公室去，他们会答复你。


    校长办公室？难道这不是校长的办公室？杜小春退到门口，确实没看错，确实是宋校长办公室，而且宋校长也是她熟悉常见的宋校长。见她犯愣，和校长谈话的那位中年男人告诉她，校长办公室在对面，不是校长的办公室，是管理校长的办公室。说完，中年男人又觉得说得不对，或者是没说清，便急忙补充说，校长办公室是为所有校领导服务的一个办公室，不是校长办公的地方。可能是觉得还是没说清，或者是根本就说不清，中年男人尴尬了一下，然后摆摆手，说，你进去，工作人员会告诉你怎么办。


    杜小春觉得她基本明白了。在国外，总统下面就有个总统办公室，总统办公室大概也不是总统办公的地方。在书上她也看过，林彪当副统帅时，就有个林彪办公室，好像林彪的老婆就是林彪办公室的主任。只是汉语太复杂了又太简单了，有时要表达清楚确实很难。记得上大学时英语老师讲过，说汉语的语汇有太多的多义性，太多的模糊性，很容易表达不确切或者弄出歧义来。现在她总算是明白了大概。但她也听到中年男人在里面嘀咕，说现在的年轻教师，知识面狭窄，特别是社会知识太少，连起码的一点社会常识都没有，这样的老师怎么能教好学生。


    杜小春想唾一口，当然只能是心里唾。转身看，对面果然有个校长办公室的牌子。进去，办公桌前果然坐着一个年轻女人。杜小春再次走上前。她想心平气和好好和这位主任说说，争取给人家一个好感，能得到人家的同情，然后人家出面干涉一下，把她的事重新研究一下或者想办法补救一下。还没等她说完，年轻女人立即说，这事你去找马校长，他分管职称部门。但马校长出差不在学校，过几天才能回来。以后有事找校领导，先给我们办公室打电话，办公室会给你作出安排，然后你再按安排办事。


    这女人又不管事。管事的又不在家。杜小春突然觉得今天有点不对劲，好像是自己哪里出了毛病，感觉有点晕头转向，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门找不对，理说不明，事分不清。她掐掐自己的手，感觉自己是正常的，也没气糊涂，眼前确实都是现实。她突然心里一阵恍惚，也感觉学校这些年发展太快。这一感觉让她更加悲哀：自己就在学校，怎么就没能与学校同步，没能跟上学校的步伐，而且被学校远远地甩在了后头？也许刚才那位中年男人嘀咕得对，自己这些年只顾傻教书，社会知识确实是太少了。这样的人，也许注定在初评时就被刷掉。


    马校长过几天才能回来，她觉得不能等，等过几天，平反昭雪恐怕也晚了。


    得找找系主任。系主任她是熟悉的，让他说说这是怎么回事。她同时也认为，系主任是她的直接领导，他有责任去为部下说说理，而且讨个公道回来。


    说起来系主任还是她的婚姻介绍人，虽然交往不是很多，但见了面有事没事总要多说几句话，有时也开几句玩笑。她没敲门就闯进系主任的办公室，然后一屁股坐在沙发上，说，我的职称竟然没通过，气死我了，主任你管不管，如果你不管，我就再不去上课，你们爱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去。


    叶天闻显然已经知道了这件事。他转身面向杜小春，说，你知道不知道，问题究竟出在了哪里，是你的哪一条不够，人家不通过，肯定有个理由。


    杜小春着急地说，我哪里知道，反正是没通过，结果都公示出来了。


    初评是由职称处评的，基本是按文件规定的条文来办，够条件的就通过，不够条件的就放下，公示后再上报省职称部门，职称部门审核后，再提交高评会由专家最终评审。叶天闻说，初审不过，肯定是你的哪一条不够格。


    杜小春说，我你是清楚的，我的条件你更清楚，你说我哪点不够格。


    叶天闻半开玩笑地说，对你我也说不上清楚，你整天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没事也不来办公室，别说清楚，模糊的影子都没有。但评职称的条件可不是你当副教授的水平，水平和条件还是有点区别的。评职称的条件是上面定的条条框框，是用分数来量化计算的，你够副教授的水平，但不够副教授的条条框框，人家就不会通过。你再仔细想想，是哪一条你还欠缺，或者是你填表时哪一条没填上，或者是哪里没填合适。


    如果是漏填了哪一条，当然就有办法补救。但愿是这样。杜小春急忙说，我也不知道漏填了什么。叶主任，职称处你熟悉，你能不能帮我去查一查，看究竟是怎么回事。


    叶天闻拿起电话拨通了职称处主任的电话。叶天闻先问儿子准备报考哪所学校，然后又说哪所学校教学质量高。杜小春听出，两人的关系还算不错。两人聊半天，叶天闻才将话转到她的职称上。职称处主任倒记得很清。主任说，杜小春主要是缺这么两条：一是论文获奖不能算数，因为发奖单位不是政府机构而是群众团体；二是也没有像样的科研成果和社会兼职，所以我们觉得弱了一点，总分合计下来也差了零点几分。


    叶天闻立即开玩笑说，杜小春你可能不认识，但你听听这个名字，你就知道是一个很漂亮很能干的美女。我觉得美女应该算一条，你看能不能给通融一下，给想个办法补救补救。因为这个老师是我们的绝对主力教师，有学问，课也讲得好，如果评不上，对她打击大，对认真教学的教师也是一个打击。如果你能够给通融一下，美女会怎么感谢你，你想想就清楚了。


    职称处主任并不想开这样的玩笑，他说，这不是我通融不通融的问题，我只是按章办事，条件不够，我通过了，上面审查时也会拉下来。


    学校的内部电话声音很大，屋子里也很安静，杜小春听得清清楚楚。杜小春凑上去急忙分辩说，我上了那么多的课，有一门课还被评为精品课，难道就抵不上科研这么一条？


    职称处主任说，一码是一码，这点你应该清楚，你总不能说我多生了几个孩子，我就可以杀死一个人。


    什么狗屁话。杜小春还要争辩，叶主任急忙挂了电话。然后说，这都是些有实权又不好惹的家伙。职称处主任姓蔡，不好说话。当了多年主任还没提拔，心里也有点不舒服。再说，光空口和人家说也不够郑重，我的意思是你亲自去一趟找找人家，当然是不能空手去。具体带什么礼物，你自己考虑去。


    又不认识，无缘无故去找人家，而且还要带礼，杜小春做不出来，她也不会去找他。但她可以找找科研处长兼校长助理胡增泉。胡增泉和她也算老乡。那年毕业时，系里有让她留校的意思。但留校要学校说了算，学校这关很难通过。父亲听说同事的弟弟胡增泉在奇才大学当处长，便去找这位同事。因同事也算父亲的下级，这位同事便很卖力地领父亲来找弟弟。那时的胡增泉虽然还是副处长，但能力已经可以，在胡增泉的活动下，她很顺利地留在了学校。在以后的几年里，每年回家返校，她都要到胡增泉家去一趟，把父亲带给胡增泉的家乡特产送到胡增泉家。但她结婚后，去胡家的次数就渐渐少了。


    这些年，她觉得她的水平在一天天增长，现在已经很高，已经在全系数一数二。因为这些年她埋头读了许多学科的经典著作。她认为，学经济的不能只读经济方面的书，因为经济从来就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东西，它是人们生活的全部体现。要彻底搞懂它并且有条件地掌握它，就应该学习和人有关系的各方面的知识，比如哲学、社会学、历史学、民俗学、文学、美学、政治学、国际关系学等等。事实也证明，读了这些书确实眼界开阔了许多，思维也敏捷深刻了许多，从发表的两篇论文来看，反响已经相当不错，有一篇还被学会评为优秀论文。但谁能想到学会不是政府机构，评奖竟然不能算数。不能算数也罢了，她觉得她的水平应该已经被大家认可，现在看来，不仅职称部门不知道她，恐怕是系里的同行和领导，也未必认可，更不会把她当成一个人物。


    不求人当然不行了。她决定先打电话和胡增泉说说，看他怎么回答然后再做决定。胡增泉说他在医院。杜小春急忙问怎么了，谁病了。胡增泉说，你嫂子，住院已经半个月了。


    杜小春好像没叫过胡增泉哥，但她把胡增泉的妻子叫嫂子。嫂子住院半个月她竟然不知道，可见消息闭塞到了何种程度。如果说严重点，就是典型的忘恩负义。杜小春没敢再细问，急忙说没什么事，然后问清住在哪个医院，便挂了电话。


    她决定立即回家，然后和丈夫一起去医院看看人家。


    家就在校园内，回家的路也不长，但每每回家，都让她有点自卑和烦恼，她有时甚至有点恨这个学校，也有点恨这个家。恨的原因其实简单，有时连她也觉得恨得莫名其妙，恨得没有道理。学校的家属区分为东西两区，东区为老区，西区为新区。老区的房屋不仅破旧狭小，楼前也没有花草树木，如果升了官或者升了职，才可以从老区迁到新区。老区新区虽然只隔了半个校园，但已经如同东方西方，如同发达国家与贫穷国家。下课下班回家，有官有职的，就会向西，无官低职的，只能向东。和同事一起行走，当她向东分手时，就会有同事问她怎么还没搬到西边。这样的问题犹如骂她无能，更像一记沉重的耳光，打得她脸红脸烧无地自容。突然想到父亲说过的那句话。父亲说，男怕干错行，女怕嫁错郎，干错了嫁错了，这辈子就完了。看来这话真的是实践检验出的真理。嫁马长有时，她看中的就是马长有的前途。马长有研究生毕业，而且学的还是热门的食品科学。当然她也觉得马长有人也不错，老实本分吃苦钻研。当然这些也是父母亲看重并且认可的，因为大家见识了太多的朝三暮四的男人。但谁能想到，老实本分却成了他致命的弱点。马长有老实本分，就只能死教书死读书。至于科研，老实本分弄不到科研经费，就只能是纸上谈兵。嫁马长有时，马长有就已经工作了四年，而且大她七八岁。可到去年，他才勉强升了个副教授。而和他一起留校的同学，已经都是教授或者处级干部了。


    一不顺全不顺，如果这次能评上副教授，夫妻两个副教授就能再加几分，然后顺利地调整到西区去住。如果评不上，即使再盖多少栋楼，也不会有她的份。


    马长有又在电脑前坐着。家里就一台电脑，两人常为争电脑发生冲突。但马长有这样干趴窝不下蛋，与其说是在学习充电，还不如说是在耗电耗时间。杜小春气不打一处来。她本想要他快做饭，吃了饭一起去医院。现在她懒得理他。她想在床上躺一会儿，休息一下不吃饭一个人去医院。


    马长有却站起身来走到她身边，然后带着讨好的表情说，我觉得这篇论文还有点价值，发表了说不定能引起一点反响。


    马长有每年都要写出不少的论文，也要花掉不少的出版费。对此，她和他早已经达成了君子协定，每年的论文出版费不得突破他工资总额的百分之五。今年这个数字早已经突破。如同将火柴丢进了火药桶，杜小春全身的火一下被点燃。妈的屁，有价值？你那些论文都是狗屎。别人写论文或是评职称或是扬声名得地位，你他妈的倒好，只赔钱不得利！那好，如果你能不吃饭只写论文，你写多少我都没意见。


    如同看家狗被主人踢了一脚，马长有一声不吭转身回到坐椅上。


    苦了脸自顾叹息一阵，马长有又不甘心，也觉得委屈。他又辩解说，干什么都有成本，不投入不去做，怎么会有成功。成功不容易，哪怕是微小的一点成功，都得付出无数的心血。


    还好，这次再没抬出他那位师兄。他有位师兄毕业后就专心写论文，有篇论文被美国一位曾经获过诺贝尔奖的专家看中，于是这位专家便邀请师兄到他的实验室工作学习。师兄在美国那个实验室工作学习了三年，不但拿到了博士学位，回国后还被树为拒绝外国高薪毅然决然回来报效祖国的典型，然后被一家著名大学聘为特聘教授和国家级实验室主任，每年享受十万津贴，同时还领导主持一个几千万元的国家级研究课题。现在，这位师兄已经是全国很有名的专家了。当然，马长有还有一个现实一点的例子，就是系里的一位年轻教师，几年在国家级刊物上发表了十几篇论文，有几篇还引起了一点反响，然后被破格从助教升为副教授。但杜小春觉得，这些都是特例，都得凭借一点运气，就像买彩票中大奖。马长有拿特例当常规，一根筋撞到南墙不回头，结果是职称耽误了，分房资格和一切福利待遇都耽误了。想起这些，杜小春就恨得牙痒。她懒得再理他。


    想休息的念头一下没有了。杜小春决定现在就去，懒得看着马长有生气难受。上了公共汽车好一阵，杜小春才意识到绷着脸生气让人笑话。她开始猜测胡增泉的妻子得的是大病还是小病，病得要紧还是不要紧。省人民医院是全省最大的医院，虽然有钱人的生命值钱，往往小病大治，但住进这样大的医院，很可能是得了不算小的病。杜小春觉得不管人家病得如何，这次正好有事要求人家，探病也算是一个机会，应该买点贵重实用又有价值的东西才对。


    但想一路，也想不出买点什么合适。只能先买点一般的东西看看，然后再说说职称的事，听听人家的口气。如果人家答应给跑给办，那就再跑一趟，再买点贵重的东西送到人家家里。


    医院门口摆满了探视病人需要的东西。可能是竞争激烈，东西都不算贵。买一个花篮，一箱牛奶，一袋水果。感觉东西不多，但还是没法拿走。老板说加十块钱他们可以送到病房。也只能如此了。但还是出了点麻烦。来时，胡增泉说住在高干病房，可上了高干楼，才知道并不住在这里。护士很不耐烦地说，到贵宾楼去。可她听得清清楚楚说住在高干楼。护士只好费了事解释，说原来的高干楼已经改成了贵宾楼，不管是不是高干，愿意每天掏八十块的床位费，就可以住进去。而现在的高干楼是新建的，真正的高干才能住进这栋小楼。但送花的雇员却不买账，说上一栋楼十块，再上一栋楼再加十块。人倒霉老天也作对。杜小春发了狠，扔给雇员十块钱，然后把花篮放在牛奶箱上一起抱在怀里，另一只手提了水果，艰难地往贵宾楼走。


    进了病房，杜小春才明白买这些东西是多么的愚蠢。


    病房并不大，却放了两张床，两组沙发。东西太多，空间有限，屋里能放东西的地方，都放了东西。特别是花，不仅窗台上柜子上都放得满满当当，而且在床的一周，也摆了一圈。杜小春一下觉得很不吉利，感觉病人就像躺在鲜花丛中等待遗体告别。真的给人一种不祥的感觉。也许胡增泉也意识到了这些，杜小春正不知把花放在哪里时，胡增泉说，买这些东西太浪费了，浪费钱财不说，也糟蹋了花木。然后要杜小春帮忙，把那些枯萎了的花清理出去。但枯萎的花并不多，可能已经清理过了。胡增泉发了狠说，干脆只留几枝，剩余的都清理出去算了。


    要清理掉的花不仅比她买的华丽昂贵，而且感觉比她买的还新鲜。她觉得应该把她买来的清理出去。胡增泉说，你买的放下吧，我知道是你的一片心意，我刚才的话有点失误。


    胡增泉的妻子高洁主要的工作是财务处计划科的科长，但也在经贸系兼点课，这次也和杜小春一起评副教授，而且已经过了初评。高洁的官虽然不大，但管着钱财的分配，权力就不能算小，人们自然会争着探视。但高洁待人还算和气，杜小春每次到高洁家，高洁都很热情。但今天的高洁躺在那里一动不动，不但满脸憔悴，也苍白苍老了许多，头发似乎也白了不少。看来确实病得不轻。但不知道人家什么病，杜小春没法问人家的身体，也不好多说什么。但干坐着也难受，她觉得应该干点什么。看看左右，感觉有点脏，杜小春决定擦擦地面收拾一下屋子。因屋里有卫生间，收拾起来倒也方便。擦洗完，杜小春倒觉得自己心里舒服了许多，也心安理得了许多。她感觉病人的头发有点乱，脸也有点脏，都有点蓬头垢面了。她突然想给病人擦擦脸。杜小春俯身问要不要洗洗脸。高洁点点头，然后苦笑一下说，命都难保了，脸也就顾不上了。


    也许真的得了大病。杜小春不知怎么安慰，只好拿了脸盆进卫生间打水。


    胡增泉也跟进了卫生间，然后眼圈红了说，已经是肺癌晚期，打开胸腔后，肿瘤已经广泛转移，基本什么也没做就缝上了。


    杜小春浑身都有点发麻。人家得这么大的病，自己竟然不知道，可见平日多么缺乏联系，甚至都有点脱离社会。杜小春问住院多少天了，胡增泉说，快二十天了，再住几天就准备回去，回去养一阵子，再进行化疗。


    杜小春低头沉默一阵，说她星期三星期五没课，要不要她来陪护几天。胡增泉并没客气，说，如果你有空就来陪陪，这一阵子我也累得够呛，再说还有许多工作需要回去处理一下。


    这说明胡增泉没把她当外人，而是把她当成了自己家的人。一种亲切感一下让杜小春觉得很温暖。自从进入奇才大学，杜小春就时时有一种孤独感，甚至觉得举目无亲。结婚后，虽然多了丈夫，但丈夫的老家也在外地，感觉只是多了个丈夫而已，那种家或家乡的踏实感，她从来没有体会到。现在，却一下觉得有了亲戚，甚至是有了亲人，也好像一下有了靠山。


    给高洁洗完脸，高洁说感觉舒服了很多。看来确实是几天没洗脸了。高洁也确实需要一个像她这样的亲人。杜小春觉得应该再干一些亲人应该干的事。虽然已经是秋天，但天气还有点热，杜小春问想不想擦洗一下身子。高洁说，我身上很脏，还是让他给我擦吧。


    杜小春还是坚持给她擦洗了身子。


    另一张床没住病人，病房倒显得安静清爽。杜小春问想吃点什么，要不要她去做点什么吃的东西带来。胡增泉说，不用了，饭菜包给了街上的一家饭馆，到时就会做好送来。


    杜小春这才又想起人家有钱。有钱人当然有有钱人的办法。自己能帮忙的，也许只有洗洗扫扫这些苦力。她不由得心里一阵悲哀。静坐一阵，想说职称的事，又觉得不是时候。这种时候说这种事麻烦人家，自己也张不开口。再坐一阵，杜小春只好起身告辞。


    胡增泉要杜小春带点东西回去。胡增泉说，这么多东西我们也吃不了，我也没心思去清理送别人。说着，胡增泉便从床下拉出一堆箱箱袋袋，要杜小春挑有用的拿。杜小春想推辞不要，但胡增泉的态度是不容推辞的，再说，推辞也显得见外。这些东西人家真的是用不着，像花篮一样扔了确实可惜。杜小春只好提一箱牛奶。胡增泉又抓过一袋脑白金一篮水果和一盒冬虫夏草，塞到杜小春手里要她带回去。然后说，你以后有空过来就整理一下这些东西，有的可能快变质了，如果有你用的就带回去，那些快变质的就尽量分给大家吃掉，这些事就交给你了，你也不用问我，一切由你来处理。


    胡增泉又跟着来到楼下。杜小春早已感觉到，胡增泉已经把她当成了自己人。既然是自己人，就没必要见外，就应该大大方方说说职称的事，要不然人家最后定了，一切就都晚了。杜小春停下来，用随意的口气说，这两天我也心烦，我晋升副教授的事，初评人家就没通过。


    胡增泉立即问怎么回事。杜小春开始详细述说情况。还没等杜小春说完，胡增泉便不平地说，简直是胡闹，怎么能拿死条条套活人，马列主义活的灵魂就是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对待。你工作这么多年，也算老资格的讲师了，又是主力教师，你这样的不够条件，还有谁够？凭什么就死搬教条用那些死条条框框来套活人。


    指责过后，胡增泉说职称的事你不用管了，一切我来交涉。杜小春真有点喜出望外。胡增泉是校长助理，他有权去和职称部门交涉，也许他和职称处主任的关系很熟，这样的小事根本就不用交涉，随便说说事情就成了。总之，在她的感觉中，就没有什么事能难住领导。杜小春真不知该怎么感谢他。想说谢谢，但感觉谢谢一类的话不仅太轻易太没分量，而且还有点敷衍了事。她想，一切还是用行动来感谢吧，因为现在他需要她来帮助做些事情。


    职称的事终于又有了希望，杜小春的心里踏实平静了许多。职称的事她也不再去想它。上了公共汽车找到坐位坐下，又不由得去想高洁。她突然真切地感到人的生命确实是脆弱，好好的人，说不行就不行了。一股悲哀紧紧地包裹了她。很快她就联想到了自己。她突然觉得高洁还是幸运的，至少是比她幸运。高洁得了病，还有那么多人来看她，又住了带卫生间的贵宾病房。如果她得了病，又有谁会来看她呢。系领导和教研室的同事出于礼貌道义，会例行公事地来看看。除此之外还有谁会来？她一时竟然想不出一个人。她一下悲伤得想哭。高洁有职有权，胡增泉更是权倾校园，自己包括马长有，这些年只知教书看书，除此之外又有什么呢。没有权没有钱没有朋友，人活一世，还有什么能够比这更加悲哀，比这更加失败。


    一种危机感又深深地揪住了她的心。危机感也让她痛心地认识到，不改变自己，就不可能改变命运，不改变命运，就不可能改变自卑，更不可能改变渺小和可怜。


    两行眼泪不由得流出了眼眶。


    回到家，马长有已经做好了饭在等她。杜小春扫一眼，好像是青椒炒肉丝。走时，她就想好在外面随便买点吃的，但倒把吃饭给忘了。她没有一丝吃饭的欲望。她一声不响回到卧室，衣服也不愿脱，倒头在床上躺了。


    马长有跟了进来，说，其实也没关系，今年评不上，还有明年，迟一年早一年，又能怎么样。


    马长有评副教授好像是评了三次才通过。去年申报时，他还差零点五分，没办法，他只好报名带领学生去参加社会实践，因为每年社会实践后要评出优秀指导老师，被评为优秀指导老师可算零点五分。杜小春心里哀叹一声，她知道，如果胡增泉帮忙不成功，那她也只能带学生去社会实践，然后求人家给评个优秀，然后凑够这可怜的分数。


    见她躺着不吭声，马长有继续说，你填表时，我就觉得那个论文奖可能不算分数，现在看来，问题肯定出在了这里面。


    他竟然知道哪里会出问题，问题还确实是出在了这里。为评这个奖，她还寄了八百块的参评费。杜小春一下坐起，喊叫着说，你知道不算数为什么还要让我寄钱去？！是不是你和骗子联合起来要骗我？再说，人家的职称哪个不是丈夫帮助弄的？！吴倩评副教授，论文是丈夫给写的，科研是挂在丈夫那里的，就连获奖，也是丈夫给活动的。你给我帮了什么！职称你帮不上，金钱你帮不上，权势你更帮不上。帮不上倒好，现在反过来还要害我。你说说，你这个丈夫能干什么，要你这个丈夫还有什么用！


    话太伤人了，也太过分了。但这样过分的话也不是第一次，只不过这次是赤裸裸的了。士可杀不可辱，别的话你尽管骂，包括难听的脏话，但你这样贬低丈夫瞧不起丈夫，不行。马长有的头发都竖了起来。他上前一步，又不知该怎么办。想反击，又不知说什么骂什么。两眼瞪着她愤怒一阵，才吼着说，滚！你既然嫌我没本事，你就去找有本事的去！我没本事，我也决不求你，滚！


    杜小春从没见他发过这么大的怒火，这样的怒火倒像个男子汉，但在自己的老婆面前耍这种男子汉又有什么用。恼怒也让杜小春失去了理智，憋在肚里的所有怨气都像脱缰的野马，连珠炮一样涌了出来。她喊着说，让我滚，凭什么，你一个大男人，你怎么不滚？你怎么没有一点责任心自尊心？如果是我，看到别人都成了教授领导，看到别人都住了大房开了小车，看到别人的老婆都夫贵妻荣，我早就羞得无地自容，我早就羞得滚了出去钻了地缝。


    真的是有点欺人太甚了，这样的老婆简直是有点歹毒。这样的家当然也不能再呆。马长有愤然出了门。


    太阳明晃晃悬在当头，马长有感觉到的却不是炙热，而是那种光天化日，那种无处可去，无处可藏。无力而没有目的地走一阵，才觉得不少人都用异样的目光看他，也有熟人向他打招呼，好像他也没注意到人家。他想找个地方坐坐，这个地方最好是没有人烟，没有声音，最好是什么也没有，他走进去，就能把什么都忘记，甚至连他也变为没有。


    可他不知哪里才有这样的地方。校园里人来人往，有的甚至行色匆匆，感觉他们都有去处，都有目的，只有他，不知要到哪里，不知哪里可去。这样的感觉，更让他悲哀得浑身无力。他决定到办公室去坐坐。


    办公室他很少来，桌子上落了厚厚的一层土。虽然办公室里有四个人，四张办公桌就并成一个方阵，但都是自己擦自己的桌子，谁也没有义务去擦别人的桌子。马长有也不想擦什么灰尘，他无力地坐到自己的坐位上。


    反过来想，杜小春骂得也不是没有道理，自己确实也该反省一下自己了。特别是自己坚持要走的路，这条路是不是合适，是不是能够走得通，确实应该加几个问号了。


    他觉得其实他也是有许多机会的，许多机会就那么在不经意间失去了。记得刚留校时，系主任想让他兼职搞点办公室工作，他觉得让他这个硕士在办公室搞杂务有点委屈。他没答应，但和他同时留校的夏天羽答应了。没过几年，夏天羽就当了系办公室副主任，接下来就是主任。现在，夏天羽不仅成了系副主任，而且去年就升成了教授和硕士生导师，科研课题也有三四个，经费也有四五十万，而且买了轿车住了大房。错过了官场，研究的机会也错过了不少。没主动加入人家的研究队伍不说，前年何鸿儒老师请他加入他的食用菌研究所，他都婉言谢绝了。


    杜小春常劝他脚踏实地，要他主动找找人家，参加人家的研究，一边研究一边写论文，什么都不耽误，还能形成良性循环：有了科研就有了评职称的条件，有了职称就有了地位有了房子有了票子。可他就是心高气傲，也放不下架子去求人家，也觉得在人家手下打工委屈。马长有长叹一声。他想，也许现在就是脚踏实地的时候了。


    他决定去找找何鸿儒。何鸿儒的食用菌研究所主要研究蘑菇，还在郊外搞了几个地下棚子，据说每年生产的蘑菇利润已经有十几万。不管怎么样，先加入到他的研究所去干点事情，能不能搞出成果不说，先挣几个钱改善一下目前的经济状况再说。


    在他的印象中，何鸿儒一般呆在通用实验室。但今天的实验室却不见何鸿儒，只有高歌和她的男朋友在搞实验。马长有本想走开，但觉得应该看看。杜小春说得对，多和人接触多和人交流，没有坏处。


    高歌的研究课题是籽瓜的综合利用，现在正在研究如何将挖籽后的瓜肉做成饮料而保持瓜肉的原汁原味。这个研究的难点马长有大概清楚。因为高温灭菌后瓜汁就会变味，就像西瓜煮熟了会变味一样。从满屋子的蒸汽来看，高歌的研究是想找出一个合适的时间合适的温度，这个时间和温度既不破坏瓜肉的结构又不改变瓜肉的味道。马长有觉得这不大可能。关键是思维方式有点问题。他们的思维还没突破传统的高温灭菌这一常识。应该有一个新的思路，比如用微生物来抑制微生物的办法。高歌放下手里的活儿过来和他打招呼。马长有问进展怎么样。高歌说没什么进展。马长有说，你可以试试用微生物抑制消灭腐败菌的办法。


    高歌摇摇头说这个办法她也想了，感觉是更难，更没处下手。见马长有点头赞同，高歌又说，马老师，要不你也来参加我们的研究，给我们当当指导老师，咱们一起搞一阵试试。


    妻子杜小春说得还真没错，不出来和人交往，还真没有机会，这刚出来转转，就有了机会。但马长有想想还是觉得不答应为好。一是用微生物的方法自己也没研究过，在微生物方面，其实也是一个外行。当然，微生物本身也是太多，能导致腐败和对人体有害的微生物也数不胜数，什么样的微生物能消灭腐败微生物而且能消灭哪几种腐败微生物，更是难以搞清。以微生物治微生物这种方法，也只是在理想的高度说说，真正实行，想想都觉得目前是不可能。二是高歌是他的学生，他不仅给她上过课，有回高歌考试没考好，高歌的母亲还来找过他，说高歌可能要保研，分数低了不行，要他高抬贵手给个高点的成绩。高歌的母亲在校医院工作，高歌的父亲当时是教务处长，他只好睁一眼闭一眼。后来高歌不仅保了研，研究生毕业还留了校。这才工作几年，就仗着姐夫胡增泉这个科研处长，申请到了科研课题。在自己的学生手下干，怎么也不是件舒心的事情。当然，高歌说是让他指导让他当老师，但谁都知道这是谦虚的说法。人家的课题人家的经费，人家当然就是老板，怎么也不会让你说了算，更不会让你当老师支配这个研究。说穿了，还是给人家打工。再说，这样的研究也不会搞出什么成果，人家也不会付你工钱。无利无名无头绪，当然没意思跟了人家凑热闹。还是到何鸿儒那里搞食用菌好点。马长有笑笑说，其实我也是个外行，根本帮不上什么忙。


    高歌不再说什么，随意说点别的，就去忙自己的事去了。马长有也只好离开。


    到办公室查到何鸿儒的手机号，然后拨通了何鸿儒的手机。何鸿儒说他在郊外的菌房里。马长有问有没有空，他有事过去一趟。何鸿儒答应后，马长有挂了电话。


    何鸿儒的菌房不仅在郊外，而且到了郊外还让他走了半个小时。因食用菌喜欢阴暗潮湿，菌房实际就是几排半地下室塑料大棚，占地大概有三四亩。大棚低矮，但立在大棚前的招牌却不矮，白底黑字的牌子大概有两米高，上面写了中国特殊食用菌研究所几个大字。棚矮招牌高，立在那里怎么看都有点像墓碑。也不知这个中国特殊食用菌研究所是有关部门批的还是自己私自封的。马长有不禁想起那句“乱世英雄四起，有枪就是草头王”。进入大棚适应半天，马长有才看清何鸿儒正在和几个工人采摘蘑菇。而所谓的特殊食用菌，也只是常见的鸡腿菇和孢菇。马长有的心不禁一下凉了大半。


    当何鸿儒直截了当问有什么事时，马长有脸红地说，你那年让我到你的研究所，我现在过来看看，看看能不能帮你做点什么。


    何鸿儒叹口气，说，我原来以为可以搞出点名堂，没想到搞点东西太难，别说新品种，提高一下产量或者减少一点成本，都很难。地也是租的，租金太贵，效益也不算好，要不要干下去我都在犹豫。


    不成也罢。马长有心里倒轻松了不少，好像他不是来求人家一起合伙干的。他没话找话问一阵蘑菇的事情，这时有几个小贩来买蘑菇，何鸿儒又和小贩讨价还价。马长有明白，何鸿儒目前干的事业，其实也就是一个种蘑菇卖蘑菇的营生。


    马长有再跟了何鸿儒转转，然后告辞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