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寄居”在文学深处

    万佳欢


    我觉得人最最不了解的可能就是自己，所以才会有文学、戏剧，这些东西能让你更好地了解自己。——严歌苓


    “昨晚我又吃镇静剂了，”在采访严歌苓时，她告诉本刊记者。“吃得有点过量。后来心跳特别慢，还到医院去了。”


    严歌苓最近很火，新作《寄居者》的出版、《小姨多鹤》的拍摄和获奖、《金陵十三钗》的改编，以及早些时候担任电影《梅兰芳》编剧等等都使她成为媒体追逐的焦点。尽管如此，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仍然认为，她的名声仍远远未能与她的实力相匹配。“严歌苓是中国当代女作家第一人。”他这样对《中国新闻周刊》评价。


    而这次回国，多家媒体的猛烈围攻让有过失眠症与抑郁症病史的她很吃不消。对于严歌苓来说，中国已经成为一个过于喧腾的地方。“信息轰炸，高密度的人来人往。我没法写作，就连坚持独立思考，简直都有点办不到。”


    严歌苓喜欢安静。她的声音也很轻柔，给人以一种娴静的感觉。然而在这种安静的外表下，谁也看不到她心里的波澜起伏。


    “写作就是一个自我寻找的过程”


    90年代初，在美国旧金山模模糊糊的雾气与阳光中，刚到美国不久的严歌苓默默地看着一条正在晾晒的睡裙。有一点点蕾丝，还带着水滴，很透明。她想，要是有一个男性看到这条睡裙，他会怎样地浮想联翩啊。


    回屋以后，她提起笔，写了《女房东》。这部短篇小说后来获得台湾“中央日报文学奖”一等奖。


    《女房东》基本上是一个“独角戏”。小说中，往往别人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女主角的内心深处已经天翻地覆。“在那个时候，一点点东西都会引发我的美感和伤感。”严歌苓对记者说。


    而那种特有的细腻、伤感与漂泊感，自开始写作以来就一直伴随着她。


    包括很多年以后，严歌苓开始动手写《寄居者》，她再次用独特的自述式、视觉化的叙事风格，在血淋淋的战争年代里表达自己对身份认同的思考和漂泊的感觉。


    这是一个发生在抗战期间的故事，女主人公爱上一名逃离集中营来到上海的犹太男子彼得，为让他能去美国，她临时找了一个爱上自己的美国青年，只为了能够偷取他的护照让彼得脱险。女主人公也由此在背叛与热恋、良心与梦想之间疲于奔命。


    在书中，她这样写：“她(英国豪宅女主人)把事情做得洛可可雕花般的烦冗复杂，为了和我那一口美国下层英语有个贵贱、文野之分。”


    刚到美国的严歌苓，也和那个身份低下的女主人公一样，拼命地想要融入西方社会。她很小心也很害羞，生怕听错别人的话，自己也生怕说错，只好尽量不开口。但她是那样一个有强烈表达欲望的人，不开口，就只好更加地把感觉内心化。


    但是她渐渐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种无形的文化差异和种族偏见。一帮美国朋友经常把中国人的英文口音错误编成笑话，用唐人街有很多老鼠、蟑螂的典故进行打趣。


    在她有了一定名气之后，有一次到美国之音接受采访。电台的负责人是过去美国驻中国大使馆的文化参赞，他问了严歌苓的经历后，对别人说，“你看，这个摇篮里的孩子被水冲到了我们的岸上。”


    “这是一句很诗意的话，也说得很温情。但是我还是感到对方那种强势的眼光。”严歌苓回忆说。


    1989年，年届而立的严歌苓来到芝加哥，攻读哥伦比亚艺术学院写作硕士学位。到了1992年，在与外交官丈夫结婚前，在美国已生活3年的她居然还受到了FBI的跟踪、调查和测谎，这也让她的寄居感达到顶峰。严歌苓觉得，自己就是一个不怎么受他们欢迎的、可疑的外人。


    最后，严歌苓用了两个词来形容自己试图融入西方的过程：“徒劳”和“痛苦”。


    直到现在，严歌苓依然困在孤独和寄居的感觉中无法自拔。由于丈夫工作的关系，她每三年就得换一个地方居住。她经常因为跟别人没有共鸣而感到失望，也越来越难交朋友。


    幸运的是，严歌苓可以通过写小说来发泄这种矛盾和冲突。渐渐地，她发现，写作就是一个自我寻找的过程。


    “我觉得人最最不了解的可能就是自己，所以才会有文学、戏剧，这些东西能让你更好地了解自己。”严歌苓对记者说。


    她写作的时候总是不断地发现自己、审视自己；而另一方面，在很多作品里，她都用一个20岁出头的少女“代替”自己不断地进行自我探寻。


    “每个人都会非常怀旧，我最喜欢的还是我20岁左右的时候，”严歌苓坦言，“非常美妙。”那时，虽然已经是成都军区的军官，但她非常“淘”和“皮”，有时候，在清冷的半夜，严歌苓会跟自己创作组的女朋友一起去偷别人的莴笋，然后再给人家放几毛钱。


    “那种友情现在不太容易建立了，我恨不得再去走一遭。”她说。


    在故事语调与自己非常契合时，比如说写自传性很强的《穗子物语》时，严歌苓也会把自己放回20岁，重温自己的少年时期和早恋。


    而在《寄居者》动笔前，她设想了好多种语调。这次，她设身处地地把自己变成了一个老太太，想象如果自己回忆起一件往事，会怎样表达。


    “写作狂人”：心里有一大堆的故事


    其实严歌苓天生是个很爱说笑的人。但她传奇般的半生经历使她变得敏感而沉默，寄居者的心态，也从儿时起至今，如影随形。


    小时候，父母把严歌苓从上海带到安徽，从安徽又带回上海。在上海，她讲普通话，跟周围的孩子总是有隔阂，“我觉得自己哪里都不属于。”


    十二三岁，她到成都参军，由于是“反动知识分子家庭”出身，部队里的人都对她不冷不热。十五岁，她爱上30岁的军官，被集体批斗。


    没有一个年轻人不想从众、得到大家的认同。“我的痛苦就在于想要融入的那种渴望。”


    她抢着扫猪圈，挑猪食，做特别苦的劳动，让自己工农兵化。平时，她不敢像在家那样随便说话，因为一不小心别人就会觉得她在讽刺他们。


    那个时候发生的事情，已经在潜意识里给了她最具创伤性的记忆，而正是这种创伤打开了她用小说来表达自己的欲望。她开始尝试写作。


    她坦言，成为一个作家，有一丝无奈。


    “如果我不是这么一个人，而是一个受过正常教育的人，也许我可以成为一个科学家？或者医生？我没有学习过任何理科的东西。”她对记者说。


    小说对她的重要性使她如此地痴迷于写作。与严歌苓同年代出生的国内女作家成名之后，纷纷担任一些社会职务或大学教师，而她俨然是一个专职的“写作狂人”：“其他的工作，我好像没什么兴趣。”


    之前，王安忆在复旦教授小说创作，严歌苓也去了，可她觉得“挺受罪的”。她说：“我不是一个当众有话说的人。我的长处就是写作。”


    她给人的印象是安静的、甚至是有些孤寂的。而当这个环境与她心里强烈的表达欲望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后，便使她充满了一种倾诉的爆发力。


    从1986年至今，严歌苓已经出版了15部长篇小说、7部中短篇小说集，惊人地保持着年均一部小说的产量。“严歌苓现在的创作力非常旺盛和澎湃，她也是现在汉语作家中最具职业精神的一个。”文学批评家、《人民文学》主编李敬泽对本刊评价说。


    除开调查采访和找资料的时间，她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写作中。如果一个作品开始写了，那么从早上8点到下午1点将是她雷打不动的写作时间，一般每天会写六七千字。每本书集中写作的时间也就是那么两三个月。


    她多次使用“High”这个词来形容自己一泻千里的写作状态：“写得就像没闸似的。”这种状态一般会在作品写到超过一半的时候出现。那时，“每个人物都会有自己的命运了”，性格也已成型，他们好像自己会走。她每天需要做的，仅仅只是顺着他们的逻辑动动铅笔——她依然用铅笔写作。


    严歌苓到底能写多少？她的回答是，“我心里有一大堆的故事可以写。我总是觉得我最好的一部作品还没写出来。想趁自己还年富力强的时候多写一点。”


    她想说的故事总是层出不穷，比如，很久以前，她脑子里冒出一个想法：我们国家发生过这么多的历史大事件，而同样的大事件，反映在不同身份、地位的人身上，应该会有不同的故事。她想把十几个人在同一个历史背景下的命运都写下来。


    “一个小学教员，一个私营工厂的厂长，跟一个国家干部，他们是怎么样在国家的历史中沉浮的？”她觉得这会是蛮有意思的一种尝试……


    她还横向尝试了移民题材。《扶桑》是第一代华人移民的故事，后来的《风筝歌》《乖乖贝比(A)》等作品写的是第二代。“本来想往下写，看他们命运的变迁，一直写到我自己。但是老是被打岔掉。你看，我现在只写了这么一点。”她说。


    在中国当代作家中更为罕见的是，严歌苓的高产量并没有影响到她作品的质量。李敬泽指出，“高产，而且质量还一直保持在一个水准上，这体现出一个作家的内在力量。”


    “很优秀”也“很边缘”


    生于上世纪50年代末的严歌苓经历了文革、改革开放到出国后的生活，然而她认为，这几个截然不同的时代历练，都是“强加在她头上的”。“我所经历的已经远远超过我所应该经历的了。”


    也许恰是这样复杂而颠沛的人生经验，使她的作品在中国当代作家中独树一帜。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毫不讳言地把严歌苓放在“中国当代女作家第一位”的高度，“她的作品技术含量比较高，”他认为，中国的大部分作家不太会写长篇小说，要么是把中篇拉长，要么就写得非常拖沓。而严歌苓的长篇小说“通常都有一个非常独特的‘核’，动机、展开都处理得比较好，叙事控制松紧适度，还经常把命运推到一个非常危险和困难的境地，拥有一种很典型的、好莱坞电影和欧洲文学结合的意识。”


    这恐怕与严歌苓经过美国的专业写作训练有关系。而居住在不同的国家，游离在不同文化之间，更使她获得了一个特殊的写作视角。


    “因为严歌苓独特的背景和经历，在某种程度上讲，她的写作一直是跨界的、漂移的状态，”李敬泽认为，“在不同文化背景、国家、民族的差异中，严歌苓的确获得了她那种独特的灵感和眼光。”


    严歌苓则评价自己说，“我所处的这种位置使我不大容易随着一种潮流去走。中国和美国的文学里都有写一些东西时兴、好卖，也有时髦的思潮。而我会保持一种很冷静的、侧目而视的姿态和眼光，不大可能去追逐文学的‘时尚’。”


    李敬泽觉得，严歌苓现在之所以那么引人注目，也表明了中国文学可能确实需要差异性的眼光。“我们的作家眼光太相近了，看世界的态度可能在不知不觉中都过于近似。结果忽然发现有这样一个眼光如此不同的作家，这是一个大收获。”


    而在国内一些作家开始出版英文版作品准备“走出去”的时候，在国外生活的严歌苓对自己作品在异国的影响有着清醒的认识。她明白，书卖得再好也没有用，自己在美国只是一个少数民族作家，无论是写的故事还是主题，所有的东西都是少数民族的，只是美国主流文化的一种点缀而已。


    “在美国我永远是‘寄居’的，做不了主流，”严歌苓说。“要想做主流，就会很痛苦。所以，还是安安心心地做我的边缘人物就好了。”★


    2009年4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