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落花落叶

    回顾之二，汪精卫的一首词。


    动身的前夕，陈公博在他的新欢穆小姐的香闺中，为何炳贤饯行；陪客都是跟汪精卫接近，而态度与陈公博相同的朋友。这顿饭倒也并非只是寻常送往迎来的酬酢，有的有意见托何炳贤转达；有的有信件托带，所以席间的话题，不脱汪精卫夫妇，以及眼前围绕在他们夫妇左右的人。”汪先生组府的班子，说汪家班倒不如说陈家班还来得贴切些，但就是陈家班亦不见得每一个人都同意汪夫人的做法。像她的弟媳妇——。”


    此人所谈的是陈璧君的弟妇，也就是陈春圃的妻子，本来家住澳门；由于不愿跟陈春圃到上海，夫妇之间，大起勃谿，最后竟至要闹离婚。


    陈春圃与他的妻子，感情本来很好；儿女亦不愿父母仳离，苦苦相劝。民族大义，儿女私情，未尝不震撼陈春圃的心地；无奈有陈璧君在，不能不舍弃而随姊夫；很美满的一个家庭，就这样破裂了。


    但有位言先生却多少替陈璧君辩护，他说，有革命历史，历居高位的毕竟是汪精卫，不是陈璧君，衡诸修齐治平的道理，汪精卫若连妇人干政的害处都不明白，根本就不够资格作为一个政治家，也不会有今天的地位。事实上在家庭之中，汪精卫真的要发了脾气，陈璧君亦总是退让的。所以这一次”组府”，虽说出于陈璧君的主持，何尝不是汪精卫内心所默许？真有愧他的”舅嫂”多多。


    为了证明他的看法有根据，这个客人除了引用《舟夜》那首七律以外，另外又抄出汪精卫的一首词，传观座中。


    这首词是汪精卫从重庆到河内不久所作；词牌叫作《忆旧游》，咏的是”落叶”：


    叹护林心事，付与东流矣，一往凄清，犹作流连意；奈惊飚不管，催化青萍。已分去潮俱渺，回汐又重经；有出水根寒，拿空枝老，同诉飘零。


    天心正摇落，算菊芳兰秀，不是春荣。槭槭萧萧里，要沧桑变了，秋始无声。伴得落红东去，流水有余馨；只极目烟芜，寒蛩夜月，愁秣陵。


    大家仔细一看，果不其然，一开头”护林心事”，使用的是”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的典故；此外”东流”、”惊飚”、”青萍”，无一不是咏落花，与”落叶”何干？


    言先生又指出：“已分去潮俱渺，回汐又重经”，落叶随波逐流，本应入于汪洋大海；居然复归原处，但时序已由春入秋，于是”有出水根寒、拿空枝老”，虚写落叶，接一句”同诉飘零”，则落花竟与落叶在秋水中合流了。这种词境，从古至今所无，只存在于汪精卫心目中；奇极新极，而千钧笔力，转折无痕，就词论词，当然值得喝一声彩。


    下半阕仍旧是落花与落叶合咏；细细看去，是落花招邀落叶同游。词中最微妙之处，在画一条春与秋的界限；菊与兰并无落叶，则落叶必是”春荣”的花木，与落花同根一树，本是夙昔俦侣。至于”菊芳兰秀”，暗指孤芳自赏，亦言崖岸自高；更是”落花”提醒”落叶”：今昔异时，荣枯判然。


    “天心摇落”之秋，非我辈当今之时，合该沦落。这是警告，但也不妨说是挑拨。


    以下”槭槭萧萧里，要沧桑变了，秋始无声”之句写的秋声，可从两方面来看，就大处言：前方将士的厮杀呐喊，后方难民的穷极吁天，在在皆是秋声。除非”沧桑变了，秋始无声”；若问沧桑如何变法？则是另外创造一个春天。


    就小处言，由秋入冬，沧桑人变；落叶作薪，供炊取暖，自然就没有”槭槭萧萧”的秋声了。


    这沧桑之变，便是汪精卫念兹在兹的一件大事。就小处言，是沧桑变我；就大处言，不妨我变沧桑，何舍何取，不待智者后知。不过汪精卫心里是这么想，但刚到河内时，前途茫茫，还不敢作何豪语；只好以”落花”自拟，这样劝告”落叶”：此时此地，你只有被牺牲的分儿！不如趁早辞枝，随我东下；至少还可以沾染我的一点香气。


    “东下到何处？自然是南京。结语动这以离黍之思，恰是无可奈何之语。”言先生问道，”各位看我这首笺词如何？”


    在满座无声中，有个甫来自重庆的汪系人物，夷然若失地说：“原来汪先生把我们比作落叶，这也未免太匪夷所思了。”


    “我觉得汪先生自拟为落红，才真是匪夷所思。”另有个人说：“轻薄桃花逐水流，何自轻自贱如此？”


    “此亦不得不然！既然把蒋先生比作傲霜枝、王者香，就不能不自拟为桃李。只是似得落红东去，只有遗臭，何有余馨？”陈公博大为摇头：“汪先生一生自视太高自信太过，真正害了他！”


    “足下既然看汪先生如此之深刻，何以每一次汪先生有所行动，总有你参加？”有个陈公博的好朋友，而不算汪系的客人，这样率真地问。


    “唉！”陈公博痛苦地说：“莫知其然而然！”


    他喝了口酒，眉宇间显得困惑万分；座客知道他正在回忆往事，都不愿打扰他，静悄悄地衔杯等待他作下一步的陈述。


    “扩大会议失败以后，我到欧洲去住了半年；二十年广州有非常会议的召集，我就没有过问。到了9月里，我有一个打算，想试试进行党的团结。坐船回来，经过锡兰界伦堡，听到九一八事变的消息；我记得当夜在船上做了一首诗：海上凄清百感生，频年扰攘未休兵；独留肝胆对明月，老去方知厌党争。这可以想见我当时的心。”


    “团结亦不容易。众议纷纭、从何做起。”


    “从自己做起。”陈公博接口说道：“从二十年年底回南京以后，我对实际政治从来不批评；对于党也从不表示意见。老实说，我不是没有批评、没有意见；只觉得多一种意见，就多一种纠纷。再说，我要想想我的意见，是不是绝对好的；就是好、也要看能不能行得通？不是绝对的好，不必说；好而行不通也不必说。我只有一心愿：党万万不可分裂；蒋先生跟汪先生千万要合作到底！唉，到底又分裂了。”


    “这一次的责任——。”有人含蓄地没有再说下去。


    陈公博此时亦不愿先分辨责任；管自己说下去：“求党的团结，不但在我实业部4年如此；离开实业部仍然如此。我记得实业部卸任以后，张岳军先生承蒋先生之命来征求我同意，出使意大利，我坚辞不就。为什么呢？老母在堂，不忍远游，固然是原因之一；而最主要的，还是因为汪先生出国治疗，我再奉使远方，一定会有谣言发生。党内一有谣言，结果有时非意料所及，常理可度，所以我下定决心，不离南京，一直到八一三为止。”


    “不过，”有人笑道：“星期五夜车到上海；星期天夜车回南京，是照例公事”。


    陈公博笑而不答；然后脸色又转为严肃，”去年在汉口，党的统一呼声又起。有一天立夫跟辞修到德明饭店来看我；辞修很率直，他说：过去党的纠纷，我们三个人都应该负责任。我笑着回答：在民国廿一年以前，可以说我应该负两分责任；廿一年以后，我绝不负任何责任。立夫同意我的话。就是那两分责任，现在回想，也有点不可思议。”


    “请举例以明之。”


    陈公博沉思了好一会才开口：“我无意指出谁要负主要责任，不过每次纠纷，我都不是居于发动的地位；而每一次都变成首要分子，仿佛魏延，生来就有反骨。事实上是不是如此呢？不是！一切演变，往往非始料所及，像十六年宁汉分立，我在南昌主张国府和总司令部都迁汉口；因为当时我确实知道，共党并没有多大力量，心想国府和总司令部同时迁到汉口，这样的声势，何难将共产镇压下去？哪里知道，后来毕竟引起宁汉分立。”


    “那么，扩大会议呢？”


    “我在《革命评论》停刊以后，到了欧洲，本想作久居之计；后来汪先生、汪夫人一再催我回国，结果搞出张向华跟桂系合作的张桂军事件和扩大会议。”陈公博皱眉摇头，


    “实在不可思议。”


    “可是，”有人提醒他说：“这一次汪夫人劝驾的意思亦很切。”


    “我决不会去！所以请炳贤兄代表。”


    “其实，我亦可以不去。”何炳贤说：“刚才言先生分析那首词，不是把汪先生的心事说尽了吗？”


    “未也！”言先生接口说道：“我刚才还没有讲完；最近，汪先生把他的那首词改过了。上半阕改了两个字；下半阕改了结尾三句。”


    “怎么改法？”陈公博急急问道：“快说！快说！”


    “前半阕中犹作留连意，改为无限留连意；下半阕结尾三句：只极目烟芜，寒蛩夜月，愁秣陵，改为尽岁暮天寒，冰霜追逐千万程”。


    听言先生念完，座客脸上都似罩了一层严霜；最后是陈公博打破了沉默。


    “看起来，汪先生一定要组府了！此刻我们不尽最后的努力，将来会懊悔。”


    “这最后的努力是什么？”


    “分两部分。”陈公博说：“炳贤兄，请你无论如何要阻止汪先生组府；其余善后问题，我再设法挽救。”


    “恐怕很难。”何炳贤愁眉苦脸地。


    “不但难，”有人提出警告，”也许会被汪夫人硬拖住，岁暮天寒、冰霜追逐。”


    “这你请放心。”何炳贤显得很有把握地，”别说岁暮天寒，那怕春暖花开也没有用。落叶是落叶，落花是落花；萧条异代不同时，凑不到一起的。”


    何炳贤随身带着许多来自大后方各地，对汪精卫的批评，口诛笔伐，严于斧钺；但在”公馆派”的人看，倒不如平心静气的分析，反能令人折服。


    有一本青年党办的刊物，叫做《国论周刊》，因为是友党，认为持论比较客观，其中有一评论汪精卫的文章，格外受到重视；说汪精卫是十足地道的旧式文人，凡是中国旧式文人所易犯的毛病，汪精卫都有。


    这些毛病中，最常见的是每每有一种捉摸不定的情感，歌哭无端，忧喜无常。大庭广众之间，尽管大家一团高兴，而他可以忽然忧从中来，不胜其飘零沦落之感。同时旧式文人照例有一种夸大狂，尽管所见所知，平常得很，但总自诩为有什么独得之秘，因此目无余子，可以把别人特别缩小，而把自己特别放大。气量又狭小，稍不如意，即不胜起悻悻之态。


    说得最深刻的是，旧式文人最不宜搞政治，却又最喜欢搞政治，因为中国过去的政治，根本是浪漫的，最合旧式文人的胃口。中国文学缺乏逻辑，所以旧式文人便只有感想，有慷慨、有冲劲，却不长于思考；感觉敏锐，却禁不起刺激。凡此都是最不适宜搞政治的性格；而汪精卫偏偏无自知之明。


    许多人觉得这是切中汪精卫病根的话，但没有个人敢跟他说；当然也不会拿这篇文章给他看。但因为有这些评论，以及顾孟余不闻不问，陈公博坚决反对的情形在，所以有些人决定在干部会议中保持沉默，仔细观望。


    到会的干部，济济一堂，有五六十人之多。汪精卫的态度很平静，只说为了挽救危亡，不得已挺身出来发起和平运动；对应该不应该”组府”，希望大家发表意见。


    等他说完，周佛海一马当先，主张”组府”。首先表示，只要问心真是为了国家，就应当不避嫌疑、不择手段，出而担当大任。他说重庆亦未尝没有人主张和平；而且这种人还不少，不过，他们不敢有所主张，是因为心里存着一种疑惧，日本到底是不是真心求和？倘或能跟日本交涉，取得有利的条件，重庆方面疑虑尽释，响应和平运动的人，将会风起云涌。


    最后便提到现实问题了。这么多人从重庆出来，赤手空拳发起和平运动，如果不组织”政权”怎么办？周佛海只说安全没有保障；实际上人人都明白，偏独安全，连生活都成问题。总不能说老由日本人接济；那一来更坐实了汉奸的罪名，而且是日本人”御用汉奸”。


    其中确确实实也有怀抱天真的想法，为汪精卫的”理想”所感动，不顾”岁暮天寒，冰霜追逐千万程”来从事和平运动的；此时将周佛海的话仔细体味了一下，不由得大为泄气——事实俱在，搞”和平运动”已变成一种职业；”组府”不过是找个啖饭之地，这跟落草为寇，有什么两样？


    在何炳贤，也发现了一个事先应该想到，而不曾想到的，极现实的大问题：要人家停止”组府”可以；”善后问题”不是起陈公博一句”我来设法补救”可以解决的。也许来自重庆及其他内地的人，还可以”归队”；在沦陷区就地招兵买马这件事怎么说？如果中止”组府”，由兴亚院拨来的”盐余”，立刻就拿不到了。且莫道”天涯阵阵嗷鸿苦，说与哀蝉傥未谙”；光只眼前，纵有”落叶”作薪，奈何无米为炊；汪精卫总不能与”去潮俱渺”，一走了之。


    话虽如此，仍不能作明知岂不可为而为之的抗争，何炳贤强调陈公博”国不可分，党必统一”的原则，以为在抵抗外敌侵略时，国内决不能有分裂的现象；而有光荣革命历史的的”汪先生”，只发表国是主张就尽够了，决不应该进一步从事于可为举国所误解的工作。


    周佛海的辩才也很来得，而且学过唯物辩证法的人，通常都有一套很巧妙的逻辑，只要一不小心，落入对方逻辑的圈套，往往越说越拧，全是对方的理。


    所以何炳贤唇枪舌剑，奋勇进攻，仍然无济于事！最后一场无结果而散——所谓”干部会议”，只是一次周佛海与何炳贤的辩论会而已。


    铩羽而归的何炳贤，大为丧气；陈公博反倒保持着几分乐观，他安慰何炳贤说：“不要紧！如果我什么都不参加，我想汪先生还不致于一意孤行。”哪知道，上海传来的消息，证明陈公博的想法完全错了。首先是汪精卫由虹口搬到了”越界筑路”的沪西愚园路1136弄，住的是前交通部长，贵州人王伯群的房子。王伯群当过大夏大学校长，迎娶大夏校花保志宁，是上海滩上一大艳闻；愚园路的华厦，便是藏娇的金屋；汪精卫假此作公馆，是由大夏校长傅式说居间而借住，还是借日本人的势力强加征用，是一个谜。


    传来的第二个消息，更使得陈公博忧心忡忡，汪精卫终于在5月的最后一天，由上海大场机场搭乘日本陆军的专机，飞到了横须贺军用机场，再改坐汽车，直驶东京。除了已正式担任日本与汪精卫之间的联络人，并正式在上海组织了”梅机关”的影佐祯昭，及犬养健以外，还有日本驻华的外交官清水董三、矢野征记，表明这一次汪精卫的东京之行，是日本政府的正式邀请。重庆的《中央日报》发表了第一起谴责汪精卫的文章，说他的行为，与敌机空袭时，在地面施放信号无异。


    汪精卫自己的随员，一共5个人，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董道宁、周隆庠。一到东京，便安置在日本十大财阀之一的古河虎之助男爵的别墅；唯独高宗武例外，以他有肺病为由，让他一个人住在与”古河矿山”企业有关系的制铁商大谷米太郎的家；这种明显的猜忌，促成了高宗武脱离汪系的决心。


    其实，这时候日本的政治气候是很清楚的。继近卫而任首相的平沼骐一郎，是日本法西斯蒂的领袖，一直在想执政，但为曾留法10年，比较具有自由思想的西园寺公爵所抑制；直到这一次军部要推动日德意三国同盟，方始脱颖而出。


    平沼的政治资本是陆军的统制派，其中牵线的是统制派巨头小矶国昭，七七事变发生后，正任朝鲜军司令官的小矶国昭，力主扩大；以后陆军推出设置”兴亚院”的计划，本来预定由小矶去主持；近卫一看不妙，抢先发表指挥金山卫登陆的皇道派要员，柳川平助中将为兴亚院总务长官，藉以阻止陆军推荐小矶。但平沼组阁，小矶一跃而为拓务大臣，成了兴亚院的主管机关。


    至于蝉联陆相的板垣，受制于次官东条英机；石原莞尔被逐出参谋本部，在关东军司令部当副参谋长；七七事变”不扩大派”的多田骏孤掌难鸣。就在这样的态势之下，汪精卫仍不肯知难而退；但事实上是骑虎难下。


    未与官方接触以前，首先要”拜码头”。汪精卫跟日本人的关系不深，但有个人不能不拜访，那就是国父的老友头山满。


    头山满出生于福冈藩士家。明治维新后，属于所谓”不平的士族”。萨摩系的领袖西乡隆盛，为了转移不平士族的注意力，倡导”征韩论”；但为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等人所反对，因而引起”西南战争”；西乡隆盛兵败切腹自杀。不平的士族越发不平，要求开设国会，让民众亦有参与政治的机会。这个运动早在”西南战争”以前便已流行，倡导最力的是土佐藩士出身的板垣退助，明治7年首创”爱国公党”，为日本破天荒的第一个民主政党。


    不久，”爱国公党”在党政者的压迫之下不得已而解散；板垣退助回老家高知县另创”立志社”；一时民间政治社团，风起云涌，由土佐流行至各地；头山满与其冈浩太郎所组合的是”向阳社”，后来改名”玄洋社”。初意倡导民权；后来渐渐变质，成为一个极右派的组织，主张对韩国及中国扩张；主要的原因是，国会开设以后，玄洋社获得了北九州的煤矿经营权——民权与特权是极不相容的；玄洋社为了保护他们的特权，便不能不与军阀勾结。同时煤与铁是不可分的，炼钢事业发达，煤矿才能大量开采，煤价亦可提高；而炼钢事业要发达，就必须多造枪炮；枪炮要有出路，便只有发动侵略，制造战争。大仓喜八郎的八幡制铁所，恰是北九州工业的重镇；它也正就是头山满与大仓喜八郎合作的结晶。


    日本人向来喜欢推行”两岸外交”，政府如此，民间亦然。头山与大仓的”国民外交”，殊途而同归于”大陆政策”，大仓联络盛宣怀，头山则结交革命志士。但他不肯出面，因为一则由倡导民权而把持特权，自觉无颜见人；二则他必须隐瞒与大仓的关系，亦就是掩护大仓在中国的工作。如果盛宣怀知道大仓喜八郎的伙伴头山满是革命党的同情者，那就天大的胆子也不敢让汉冶萍公司与八幡制铁所打交道了。


    但头山满的时代，其实早就结束了；因此对汪精卫根本不能有何助力。甚至跟日本首相平沼骐一郎的会谈，除了获得了一句”继承近卫内阁的精神、予以协助”的空头保证以外，亦别无收获。


    原来日本对汪精卫的基本态度，已经在”五相会议”中作成了决定，他并不是日本唯一愿意”合作”的对象；所看中的目标，至少还有一个吴佩孚。同时，日本绝不希望汪精卫组织”统一政府”，而以南北分治为原则；北尤重于南，日本”以华北为日、支两国国防上、经济上的强度结合地区”。换句话说：始终不脱统制派预定的步骤，先是”满蒙分离”；继之吞食华北五省。此外，还有一个原则，不论汪精卫还是吴佩孚组织新中央政府，必须先接受”日支新关系调整方针”。


    因此，汪精卫此行要想有具体结果，非得跟陆军打交道不可。经过影佐奔走，陆相板垣征四郎决定和汪精卫作一次会谈。事先，汪精卫提出一个名为”关于尊重中国主权之希望”的文件，希望”中央政府”中不设顾问；军事方面的顾问，不限于日本将领，亦可起用德意两国人；以及日本在占领区内所接收的中国公私有财产一律发还。


    但在会谈时，板垣对这个文件根本不作答复；反提出好些问题，要汪精卫解答。


    “过去一国一党主义的弊害，可否藉此机会作一个清算？”


    板垣是指执政的国民党；汪精卫以”国民党元老”自居，理当对所谓”一国一党主义的弊害”这句话有所辩解，但他却是这样回答：“我赞成。这次组织政府，我准备网罗国民党以外的各党各派，以及无党无派人士参加。”


    “临时和维新两个既成政府的人士，忍受诽谤来促进日华和平，如果一日全部取消，在日本觉得过意不去。”板垣提议：“可否把临时政府改为政务委员会，维新政府改为经济委员会，作为局部处理中日关系事项的机构？”


    “华北政务委员会”原有这样的组织，汪精卫认为不妨”恢复”；但对”维新政府”改设”经济委员会”却不能同意，因为这是”新中央”的命脉。不过他答应将来会延纳”维新政府人士”，参加”政府”。


    此外还谈到”国旗”问题等等，事实上是细节，有没有结论，无关宏旨。汪精卫的”希望”未曾获得日本的答复，失望异常；与周佛海、梅思平及影佐商量下来，决定留周佛海在日本继续交涉，他要到北平悄悄走一趟，跟日本人所看中的吴佩孚会一次面，看看有没有藉”合作”来打开困境的机会。


    北洋政府的”孚威上将军”吴佩孚，从北伐成功以后，便住在北平”什景花园”，保持着”四照堂点兵”时代的编制，设有空头的”八大处”——参谋、秘书、副官、军法、军需、交通、交际、总务共八处；上上下下照旧称他”大帅”。


    不过虽有”八大处”，无公可办，未免无聊；为了排遣寂寞与北洋时代有名的亲日派陆宗舆，发起组织”红B字会”，家中各设乩坛，供奉孔子、释迦牟尼、老子、穆罕默德、耶稣，称为”五教神位”，经常请神降坛，指点休咎。这样混到了七七事变，北平沦陷，临时联合政府成立；照日本人的意思，要请两名”最高顾问”，人选一文一武，文的是袁世凯、徐世昌、段祺瑞所赏识的曹汝霖；武的是吴佩孚。


    吴佩孚向持”三不主义”，不住租界、不出洋、不娶姨太太。因此大家总以为他绝不会就此伪组织的”最高顾问”，哪知不然，他竟接受了聘书。


    这个”最高顾问”是有给职，不止于只送有名无实的车马费。担任”政委会委员长”的王克敏，定”最高顾问”的月薪为1000元，日本方面认为太少。于是王克敏征询曹汝霖的意见，他表示1000元也罢。问到吴佩孚，他说不够；事实上确是不够，因为他有”八大处”要开销。结果是一样职务，两样待遇，曹汝霖1000元；吴佩孚3000。


    不久，发表吴佩孚为”开封绥靖主任”。吴佩孚一生事业最发皇的时候，便是在”八方风雨会中州”的河南；日本人的用心是，知道吴佩平常有老骥伏枥之叹，想藉此唤其他的回忆，毅然出山，便可拖他下水。他部下的”八大处”，更希望他”移师”开封，就不必每月只领封在红封袋里，不论官兵，一律大洋5元的军饷了。


    只是吴佩孚想练兵、带兵，恢复他”百世勋名方过半”的未竟事业，这个念头虽从未断过；而”汉奸”这个头衔，到底难以消受，所以一任部下絮聒，只是充耳不闻。


    当然，他也不会公然表示不说就；问题亦就在事变既起，河北省主席于学忠每月的接济，已经断绝，要靠”最高顾问”3000元的月薪过日子，态度上硬不起来。


    就在这僵持的情势中，汪精卫从空而降；一下飞机，便被接到铁狮子胡同一座有名的大第——作为明清两朝国都的北平，宏敞豪华的”大宅门”不知凡几；偏偏短时下榻，就会在这一所能引起汪精卫无穷沧桑之感的巨宅，真是冥冥中不可思议的安排。


    这所住宅，曾见诸吴梅村的诗篇：“田家铁狮歌”；田家指崇祯田贵妃的父亲田宏遇；铁狮正就是铁狮子胡同命名的由来。田家旧居不知几度易手，入民国后为顾维钧所得。中山先生应段祺瑞之邀北上，北洋政府即以顾宅为行馆；汪精卫当时是中山先生的随员，在这里住过好几个月，中山先生病殁于此；汪精卫代草的遗嘱亦产生于此，但是，遗嘱中谆谆教诲，指示后起者所当全力追求的”自由平等”以及”废除不平等条约”的精神，在这里不但荡然无存；而且正受到最大的侮辱，因为这里是日本人的”北京城防司令部”；司令是山下奉文少将。


    一方面由于汪精卫本人的要求，希望此行尽可能保持秘密；另一方面是陆军省特别下令，务必保护汪精卫的安全，因此在天津的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寺内寿一大将，指令山下奉文为汪精卫的临时保护人。山下奉文是日本陆军的”皇道派”；此派反对扩大事变，主张与重庆直接谈和，对于”统制派”打算利用汪精卫作为进一步侵略的工具，岂不以为然；因此，山下奉文以安全为理由，禁止汪精卫外出，用意在限制他的活动。


    铁狮子胡同与什景花园都在东城，但以山下的禁令，咫尺竟如蓬山。汪精卫无奈，辗转托赵叔雍去看吴佩孚，希望吴佩孚到山下的司令部来见一面。


    这赵叔雍是江苏常州人，他的父样叫赵凤昌，与张謇是好朋友，赵凤昌又是张之洞幕府中的红人，后来为徐世昌所延揽，到过东三省，足迹与交游俱广，与吴佩孚亦很熟；赵叔雍以年家子的身分去看吴佩孚，是可以无话不谈的。


    赵凤昌在清末是有名的策士；但赵叔雍笔下虽还不坏，办事却很颟顸，更不善词令，以致于把话说僵了，惹得吴佩孚大为不满。


    “什么话！”这是他失意以后才有的口头禅，”中国古礼，行客拜坐客；我吴某人虽卑不足道，也断断没有移樽就教之理。何况是日本人的司令部；我去了叫山下以何礼待我？什么话！”


    于是汪精卫再次向山下奉文要求，允许他去什景花园；山下一口拒绝，汪精卫无奈，怏怏南归，到了上海，仍不死心，亲笔写了一封信，派赵叔雍专程北上面投；信中除了仰慕恭维以外，主要的意思是两句话：“非恢复和平，无以消除共祸，外应世界大势；非组织统一有力自由独立之政府，无以奠定和平。”至于希望吴佩孚参加”政府”的意思，却不便冒昧出口；交代赵叔雍，相机试探。


    鉴于上次任务之未达成，赵叔雍这一回格外小心；呈上书信以后，盛道汪精卫对于吴佩孚的忠义及用兵，倾倒备至，衷心希望有所教益。


    “日本的情形，我很清楚。”吴佩孚说：“从甲午年大败，一直到九一八事变，都是隐忍因循，长了日本军人的骄气，积渐而有七七事变。平心而论，也不能怪蒋奉化，国运如此，可发一叹。”


    “是，是。”赵叔雍想了一下，将话题引到合作问题上去：“不过，人定亦可胜天；和平要靠自己去求，否则不会平空而至。汪先生的本意是但求有益于国，任何艰险，皆所不计；不过个人力量有限，要找一位同样具有绝大抱负的伟人，同心协力挽回狂澜。环顾海内，认为只有大帅是第一人。”


    这一阵恭维很合吴佩孚的胃口，论调便有些不同了，”有史以来，从无久战不和之理。”他问：“汪先生现在是怎么打算呢？”


    “如信上所说的，组织统一有力自由独立的政府。”


    “统一、有力、自由独立，”吴佩孚一词一顿，念完了摇摇头说：“谈何容易？”


    “唯岂不容易，才要请大帅出山。”


    “嗯、嗯，”吴佩孚的脑袋由左右摇摆，变为上下颤动，”这个政府先要独立自由；次要有力；然后才能统一。保全国土、恢复主权，我辈责无旁货。合作，可以！”


    最后4个字，斩钉截铁，显然已被说动了；赵叔雍兴奋地说道：“大帅肯与汪先生合作，和平一定可以成功。”


    “这也言之过早。”吴佩孚问道：“日本人对于组织政府怎么说？”


    “日本人同意，仍旧用国民政府的称号；使用青天白日期，不过现在跟重庆在打仗，如果不加区分，战场上会发生误会，所以预备在旗子上加一条黄带子，写上几个字，作为识别。”


    “写几个什么字？”吴佩孚脱口问道：“不会是替天行道？”


    也不知他是随口开玩笑，还是故意讽刺；反正话锋不妙，赵叔雍心里不免嘀咕，但只有陪笑说道：“你老真会说笑话。”


    “不错，我是说笑话。”吴佩孚正一正脸色说道：“我原来以为汪先生跟我合作，他主政我主军，另外成立政府，这是可以谈的。现在他用国民政府的名义，这件事就无可谈了。”


    “这，这，”赵叔雍困惑不解，”这又是为什么？”


    “我受挫于国民政府，始终是敌对的地位；现在跟国民政府合作，不等于投降吗？”


    “唉！大帅，这都是早已过去的事了。”赵叔雍大不以为然，很率直地说：“你老何必斤斤于此？”


    “不然！抗节不屈，是我素志。”吴佩孚又说：“蒋奉化总算能礼贤敬老，那年派吴达铨来接段芝泉，也劝我南下；孔庸之也一再劝我，我为了争一口气，没有答应。不过，我既不住租界、也不出洋，蒋奉化是信得过我，不会上土肥原的圈套的。不过，我虽不会做张邦昌；也不屑于做钱武肃。”


    赵叔雍听他这番理论，大出意外；亏他会拿吴越的钱武肃王作比，也真是匪夷所思了。


    “总而言之，”吴佩孚又说：“汪先生要跟我合作，要依我的条件：第一、日本军要撤走；第二、另组政府，与国民政府无关；第三、军事由我来负责，他不能干预。这三个条件，缺一不可。”


    赵叔雍听完，倒抽一口冷气。第一个条件日本不会同意；第二个条件汪精卫办不到。看样子他是根本不愿出山，故意提出这样的条件，好教人知难而退。


    意会到此，方始恍然。不过，任务虽未达成，总算亦有收获，到底将吴佩孚的本意探查明白；此路不通，汪精卫应该可以死心了。


    谁知不然。汪精卫还要争取吴佩孚；因为日本军部着眼在军事上，希望引其中国军队的动摇、分裂、混乱，就必须找一个军人来与汪精卫配搭。这个军人不论新旧，但名片要响亮，才有利用的价值。在汪精卫想，建立一个政权，总要有文有武，才成局面；所以6月间在北平碰壁回上海，立刻动脑筋争取同乡军人；粤籍将领自然以张发奎为首，但张发奎一向与桂系接近；而桂系首脑李济琛曾经想杀汪精卫，所以不说张发奎无意落水，就在私人关系上亦格格不久。这一着失败以后，又回头来找吴佩孚；汪精卫的想法是，吴佩孚的3条件，第三个可以许他；第一个可以说动他：要日本撤军，正要你来交涉。吴佩孚好名，用激将法必然有效。只有第二个必须解释清楚；便亲笔写了一封信给吴佩孚，道是”今日国民党人主张恢复国民政府，其为国民政府谋，忠也；非国民党人亦主张恢复国民政府，其为国民政府谋，侠也。一忠一侠，其立场虽异，而为国为民之心事则同。铭窃愿公以一忠字对民国；以一侠字对国民政府，则公之风节必照映宇宙，而旋乾坤之功业，亦必成于公乎。”


    信是写得文情并茂，但吴佩孚却没有心情去欣赏，因为他的牙病复发，来势极凶——民国12年，曹锟决定贿选总统；”虎视洛阳”的吴佩孚，岂不以为然。曹锟的胞弟曹锐，本跟吴佩岂不睦，直系早有洛派及津保派之分；此时曹锐不断挑拨，以致曹锟对吴佩孚亦有了成见，洛保两派，益同水火。吴佩凭借酒浇愁，日夕狂饮，一颗坏牙发火，却又不曾根治，常要复发，这一次因肝火特旺，发得格外厉害。


    肝火是两个人引起来的，一个是日本华北特务机关长喜多骏一，不断来”劝驾”，使得吴佩孚穷于应付，大感苦恼；再一个是曹锟的小儿子曹士嵩。曹锟有两子一女；长子叫曹士岳、次子叫曹士嵩。曹锟兄弟很多，子侄是大排行；曹士岳十一、曹士嵩行十三。在天津提起”曹十三”，几乎无人不知；因为是有名的纨绔。


    纨绔子弟亦有三等九级，大致亦视其父兄的出身修养而定；曹锟的两个儿子，都是败家，以曹十三为尤甚，是苏州人所说的”要紧穷”，嗜赌如命，一晚上输一两座洋房是常事；有时深夜持着珍贵的首饰到舞场里去找人变现。曹十三的姊姊见此光景，只怕嫁妆都要让他败光，便吵着要分家；平时曹士岳已经去世，所以分家只是姊弟二人。请出来主持其事的父执，一个是齐燮元；一个是吴佩孚。曹吴的关系特深，因而齐燮元事事推吴佩孚作主。他一向不喜曹十三，便提出男女仆分的主张；曹十三不敢争，心里却很不舒服。


    分完不动产分动产，现金、古玩、字画次第分过，最后分首饰。其中有一支玻璃翠的扁簪，通体碧绿，十分名贵；吴佩孚沉吟了半天说：“十三，你是男孩，用不着这东西；又是你母亲的遗物，就给了你姊姊吧！”


    曹十三立即接口，”大叔，你老不是说男女平分吗？就平分好了。”说完，拿起簪子”崩冬”一下，敲成两截，取一截给他姊姊：“拿去。”


    这是上海人所谓”触霉头”；吴佩孚这一气非同小可，”你这小子太混帐了！”他拍案大骂。齐燮元在一旁劝了半天，才平息了一场风波。但余怒未息，肝阳上升；吴佩孚当天就牙病大发，左颊肿得老高。他的填房太太慌了手脚，打听得天津有个姓郭的大夫，治牙病药到病除，便专程请了来诊治；哪知不治还好，越治越坏。


    这姓郭的是所谓”时医”——实在没有什么本事；只是走运的医生。大概姓郭的红运已过；也许是吴佩孚的大限将至；一剂石膏二两的”狼虎药”下去，炎凉相激，疼得吴佩孚几乎发狂。于是吴家的亲友献议，说牙科是日本人好；应请日医诊治为宜。


    在北平的日本医生，最有名的一个叫植原谦吉，留德学成，即在北平开业；此人倒真是爱慕中华文化，会说中国话、爱吃中国菜，尤好结交名士。医道极其高明，平津政界要人，以及下野多金而”隐于市”的北洋军阀，几乎没有一个不曾请教过植原。


    吴家跟他也相熟；想请他介绍一个牙医，而正当筹议未定之时，日本特务机关派人来探病，并且举荐了一个名叫伊东的牙医。吴家看日本人很敬重”大帅”；同时也知道日本人千方百计想请”大帅”出山，自然相信这荐医之举是百分之百的善意，当时便请伊东来出诊。


    伊东诊察得很仔细，但牙根已经化脓，除却拔除病牙以外，别无他法。吴佩孚怕疼，不肯拔；于是只有吴夫人婉言来相劝了。


    吴夫人姓张，是姨太太扶正——”三不主义”是吴佩孚得意以后的话。武汉兵败为杨森迎回四川作客时，寄情翰墨，画竹作诗；更由”三不”而扩大为”四不”，自署”四不老人”，曾写了一副对联明志，上联是说得意时不占地盘不纳妾；下联表示失败后不住租界不出洋，显出他是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大丈夫。至于扶正的张夫人，相从于贫贱，等于糟糠之妻；依俪之情甚笃，在她好言抚慰，还提到关公刮骨疗毒的故事；吴佩孚终于同意，拔除病牙。


    但是病牙虽去，牙根化脓如故；肿既未消，痛则更甚。问到伊东，他说病根甚深，心急不得。也有人劝吴佩孚，七年之疾求三年之艾；又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务必宽心。


    话是不错，只是俗语说得好”牙疼不是病；疼死无人问”；吴佩孚日夕呻吟，”八大处”人心惶惶，都快发疯了。


    这样过了3天，吴佩孚于昏迷状态；症象险恶万分。病急乱投医，打听得一个名叫秩田的日本医生，治牙颇有名气；便派人去说了病状，请来诊治。秩田来到吴宅，带了两名助手，一名护士，好些医疗器，包括开刀用的特殊照相设备在内。


    一到吴家，先将灯光器材布置停当，然后略略察看了病状；秩田极有把握地说：“非开刀不可了。”


    六神无主的吴太太茫然地问：“不开刀呢？”“不开刀性命不保。”


    吴太太还待找人商量；秩田已不由分说，载上橡皮手套，操刀上前；在吴太太及亲友紧张的视之下，突然红光闪现，吴佩孚口中喷血如箭，一声惨号，浑身抽搐，很快地双足一挺，一颗半明不灭的将星，终于不明不白地陨落了。


    吴太太既痛且惊，抚尸大哭；跳着脚喊：“把大门关起来！宰这几个日本鬼子。”


    “八大处”的人，自然亦是群情汹汹。齐燮元恰好在场，一看要闯大祸，不能不出面力劝；秩田跟他的助手护士，在乱糟糟一片喧嚷中，抱头鼠窜，溜之大吉。


    吴佩孚真正的死因，是个疑案；一说是日本军方认为他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所以先派伊东将他的臼齿弄坏，然后再指使秩田下手，送了他的老命。不过，他这一死，毕竟克保晚节，蒋委员长特地发表唁电，政府亦明令褒扬；其时正在日汪密约已有成议，而杜月笙为了高宗武迷途知返，正在安排他悄然脱走之时。


    不久，定名为《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的日汪密约，终于在上海签了字。”中日关系”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日本外务省派出一名高级官员，以私人身分来华作广泛而秘密的调查。此人名为须磨弥吉郎，在担任外务省情报部长之前，是驻南京的总领事，一个相貌长得跟土肥原很像的阴谋家。腾笑国际的”藏本事件”，便是他的”杰作”——须磨受日本军阀的指使，命副领事潜到南京郊外自杀，以便在中国的首都制造藉口，派兵登陆。结果藏本惜生不死，而为戴笠所派出去广泛搜索的工作人员所寻获，把戏拆穿，国际间引为笑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