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为难的是喜鹊

    两人上了船，渔夫道，自从他来到花家舍的那天起，这个岛子就是现在这个样子，不过，他听说原先岛上有一座老房子，也曾住过一个尼姑。可不知什么时候，房子就拆掉了。那个尼姑也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了。


    “这么说，你不是本地人？”喜鹊问道。渔夫说，他入赘到二姨妈家做倒插门的女婿，已经五年了。他每天都在湖中捕鱼，从来就没看到一个人。只是到了三月份，乌毛蚕孵出来了，花家舍的妇女才会到岛上去采桑叶。他说，他的堂客也养蚕，有四五匾。有一次，半夜里蚕饥，她就央求他打着灯笼陪她去岛上摘桑叶。可她不知道桑叶浸满了露水，蚕吃了会死。第二天，雪白雪白的蚕就全都倒进湖里了。他还说，他很喜欢听蚕吃桑叶的声音，就像下雨一样。说到这儿，渔夫又抬头看了看她们，问道：“你们的府上在哪里？因何要到那座岛上去？”秀米不作声，只是看着远处的那一大片桑园发愣。风将桑枝吹的琅琅作响。船渐渐靠向岸边，喜鹊已经能够看见桑园中一段倒塌的墙基了，这时，她听见秀米叹了一口气，道：“算了，我们不上去了，回去吧。”“怎么又不想去了？船都靠岸了。”渔夫道。“赶了七八天路，来一趟也不容易，”喜鹊劝道，“不如上去稍呆一会儿，也算是了却一桩心事。”“我已经看过了。我们回去吧。”秀米说。她的声音不高，语调却是冷冷的，硬硬的，不容辩驳。她们决定当天就离开花家舍。一艘乌篷船载着她们，沿着水路返回普济。船户说，如果运气好，一直顺风，第二天中午就能驶入长江。秀米躺在阴暗、冰冷的船舱里，听着头顶上哗哗的水声进入了梦乡。不时有芦枝拂过船篷，发出清脆的飒飒声。她又一次梦见了那座被湖水围困的小岛，月光下蓝莹莹的坟冢，那些桑田，还有桑林中的断墙剩瓦。当然还有韩六。不知有多少回，她们两个人坐在窗边说话，看着黑夜一点点褪了色，铁水似的朝阳战栗着跃出水面，岸边的树林都红了。她听见韩六在她耳边说：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心，都是一个被围困的小岛。可如今，韩六又去哪里了呢？半夜里，一片昏暗的灯光将船舱照亮了。秀米披衣坐起，透过舱门朝外一看，原来是有船队经过。每一艘船上都点着一盏灯。秀米数了数，一共七艘。这些船用铁索连在一起，远远看去，就像是一行人打着灯笼在赶夜路。起风了，天空群星闪烁。在这深秋的午夜，看着渐渐走远的船队，秀米不由得打了寒战，泪水夺眶而出。她知道，此刻，她所遇见的不是一个过路的船队，而正是二十年前的自己。这年冬天的一个清晨，秀米像往常一样从阁楼上醒来。天气实在是太冷了，秀米赖在被窝里久久不愿起床。太阳出来了。喜鹊在菜地里冲着阁楼大叫。她说：酴架下几株腊梅全都开花了。秀米从床上起来到五斗橱前梳头。她看见摆在桌上的那只瓦釜里结了一层晶莹的薄冰。她记得昨晚用这只瓦釜洗过脸，大概是水没有倒干净，釜底就结了一层冰碴儿。秀米只是不经意地朝那瓦釜瞥了一眼，她的眼神一下就呆住了。由于惊骇，她的整个脸都变了形。她从冰花所织成的图案中看到了一个人的脸，这个人正是她的父亲！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父亲似乎在捻须微笑，他坐在一条宽敞的大路边，正和什么人在下棋。阁楼里的光线太暗了。秀米随手将木梳一丢，端起瓦釜来到了屋外的凉亭里。正好有一缕阳光从东院墙的树梢顶上照过来，秀米坐在凉亭边的石凳上将冰花凑在阳光下仔细观看。父亲的对面还坐着一个人，但她只能看见他的背影。两人坐在一棵大松树下，背后是一片低缓的山坡，山坡上似有羊群在吃草。他们的身边有一条大路，路边是一条湍急的河流。人物、大树、草木、河水和羊群无不清晰在目，栩栩如生。大路上停着一辆汽车，车门开着，车上的一个什么人（是个秃头）跨下一只脚，正要从车上下来。秀米觉得这个人面目晦暗却又似曾相识，她想细细辨认，可画面变得越来越模糊了。这温暖的阳光下，冰花正在融化。它一点一点地，却是无可奈何地在融化。这幅正在融化的冰花，就是秀米的过去和未来。冰花是脆弱的，人亦如此。秀米觉得心口一阵绞痛，就想靠在廊柱上歇一会儿，喘口气。于是，她就靠在那儿静静地死去了。１９５２年５月，新任梅城县县长〔谭功达（１９１１—１９７６），原名梅元宝，为陆秀米次子，降生后即由狱卒梅世光妻抱走。长年居住于浦口。梅世光于１９３５年病故。临终前告以来历实情。其生父一说为普济人谭四，毕竟无可详考。１９４６年任新四军挺进中队普济支队政委，１９５２年出任梅城县县长。〕坐着一辆崭新的吉普车，行驶在通往普济水库的盘山公路上。谭县长从车窗中偶然看见两个老人盘腿坐在一棵大松树下对弈，便让司机停车。同车的姚秘书知道县长是个棋迷，见他喝令司机停车，她便娇滴滴，奶声奶气地推了推谭县长的胳臂，笑道：“老谭，是不是棋瘾又犯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