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名官—李森先
3个月前 作者： 高阳
清初言官，享名最盛者为李森先。他是山东掖县人，明朝崇祯十三年进士，官至国子监博士。李闯破京，受伪官“祠祭司从事”。入清为江西道监察御史。其时巡按制度未改，顺治十三年巡按江南，在苏州杀一名伶、一淫僧，乃享大名。名伶者王紫稼。吴梅村有《王郎曲》：
王郎十五吴趋坊，覆额青丝面皙长，孝穆园亭常置酒，风流前辈醉人狂。同伴李生柘枝鼓，结束新翻善才舞，锁骨观音变现身，反腰贴地莲花吐。莲花婀娜不经风，一斛珠倾宛转中，此际可怜明月夜，此时脆管出帘栊。王郎水调歌缓缓，新莺嘹呖化枝暖，惯抛斜袖惮长肩，眼看欲化愁应懒。摧藏掩抑未分明，拍数移来发曼声，最是转喉偷入破，人肠断脸波横。十年芳草长洲绿，主人池馆惟乔木，王郎三十长安城，老大伤心故园曲。谁知颜色更美好，瞳神翦水清如玉。五陵侠少豪华子，甘心欲为王郎死，宁失尚书期，恐见王郎迟；宁犯金吾夜，难得王郎暇。坐中莫禁狂呼客，王郎一声顿顿息，移床坐看王郎，都似与郎不相识……梨园子弟爱缠头，请事王郎教弦索。耻向王门作伎儿，博徒酒伴贪欢谑。君不见，康昆仑、黄幡绰，承恩白首华清阁，古来绝艺当通都，盛名肯放悠闲多，王郎王郎可奈何!
观此可知王郎色艺。梅村自跋谓：“王郎名稼，字紫稼，于勿斋徐先生二株园中见之，髻而皙，明慧善歌。今秋遇于京师，相去已十六七载，风流儇巧，犹承平时故习。”徐勿斋郎徐，东林健者，明亡殉节。所谓“孝穆园亭”即徐二株园。十五初见，相去十六七年，则王紫稼其时为三十一二。王于顺治八年入京，依龚芝麓，十一年南返，未三年即被祸。无名氏《研堂见闻杂记》载李森先巡按苏州事云：
公为人宽厚长者，而嫉恶特严。当秦公时，大憝元恶，皆已草无余，而踵起者犹蔓衍不绝，公一一擒治之，始根株尽拔无蘖矣。其最快者，优人王子，善为新声，人皆爱之。其始不过供宴剧，而其后则诸豪胥奸吏，席间非子不欢，缙绅贵人，皆倒屣迎，出入必肩舆，后弃业不为，以夤缘关说，刺人机事，为诸豪胥耳目，遨游当世，俨然名公矣!
一旦走京师，通辇下诸君。后旋里，扬扬如旧，其所污良家妇女，所受遗，不可胜记，座间谈子，无不咋舌。
文中“秦公”指泰世祯，为李森先的前任，亦以风骨峻整见称。子即紫稼，为“豪胥奸吏”的“耳目腹心”，可以想见其无恶不作。
“胥”为捕快差役，往往鱼肉乡民，尽人皆知；“吏”为书办，其恶不易为人所晓。陆陇其有言：“本朝大弊只三字，曰例、吏、利。”例即例案，公事必合例始得行；而例案惟书办熟谙，故可藉以射利。
郭嵩焘之言，则更为愤激，他说：“汉唐以来，虽号为君主，然权力实不足，不能不有所分寄，故……元与奸臣、番僧共天下；明与宰相、太监共天下；本朝则与胥吏共天下耳!”
考清朝初年，苏州是书办的天下，恶名昭彰者有施商余、沈继贤、徐掌明、周宗之等，与巡抚、藩臬两司，一府、二县各衙门，俱通声气。其中以施商余最狠毒，倡议“十不降”的金之俊，位至三公，归田后，屡受施商余欺侮，以致患膈症而殁。有一次，施商余下乡遇雨，停舟某处，主人迫之登岸，以盛馔相款；施见他家有兵器，便教人以私藏军器招县拘查，然后他出面解救，得以无事。
施商余表示，以为报答一饭之德。此人再三拜谢，送红包不受；恰好鱼新出，以重价购得一担，送到施家，自以为是很名贵的礼物，哪知施商余命来人挑到厨房，触目皆是鱼。
又一次见一银匠之妻，极美；施商余以为“此妇眼最俏”，银匠听得这话，竟以石灰弄瞎了妻子的眼睛。势焰如此!后来金之俊有个门生来当江苏臬司，为报师仇，罗织罪名，立毙杖下。
沈继贤睚眦必报，与人斗叶子牌，打一张正好为下家配成对，其名曰“捉”。他说：“我的牌哪个敢捉?”下家答说：“捉你不要紧!”沈继贤便招呼跟班，附耳说了几句，不一会来了两名差役捕捉牌之人，此人责问：“我犯什么法要捉我?”沈继贤笑道：“捉你不要紧!”又有一次，有人请客，沈居首座。未几，来一少年，向沈继贤漫然一揖，礼节疏慢，便有人责备少年不懂事。少年答说：“我不认得沈继贤，有什么关系!”这样隔不多时，有个强盗攀害少年，说是同伙，因而下狱。
他的父兄送了沈继贤五百两银子，得以无事。出狱后，父兄带他踵门叩谢，沈继贤把五百两银子还了他，少年感激不已，连连磕头。沈继贤笑道：“如今你是认得我了!”这才省悟，为盗攀害，原是出于沈的教唆。因此，苏州当时流行一句俗语：“得罪了你，又不是得罪沈继贤，怕什么?”此人当然亦不得善终，康熙年间为理学名臣汤斌，杖毙于玄妙观三清殿下。
徐掌明是苏州光福镇人，与昆山徐家认作同族。徐家三弟兄，顾亭林的外甥，均为朝贵，倚此势力，所以苏州有“长、吴两县印，不及掌明一封信”。后与至戚黄某有仇，派人打死一个村农，抬尸至黄家大门外，因而涉讼。黄家缠讼十三年，家破人亡，至康熙二十二年始得结案，徐掌明充军，从戍所逃回，被捕论死。其子与一孙姓有仇怨，扮成强盗，黑夜入孙家强暴妇女泄忿，一妇遇暴时，摸强盗的手为六指，知道是徐掌明的儿子，控官破案，汤斌请王命立斩，合城称快。
周宗之横暴一时，为秦世祯的前任张慎雷访拿杖毙。周虽武断乡曲，而寓所大门春联居然大书“曲巷幽人宅，高门大士家”。有人为之作歌，形容尽致。首言豪奢：
城南曲巷宗之宅，大士高门自标额。华堂丽宇初构成，粉壁磨砖净如拭。侧闻其内加精妍，洞房绮疏屈曲连。朝恩室中鱼藻洞，格天阁上簇花毡。百凡器皿皆精绝，花梨梓椅来滇粤。锦帐一床六十金，他物称奇何须说。前列优俳后罗绮，食客平原无愧矣!
次言得势：
势能炙手气薰天，忘却由来吏委琐。嗟嗟小吏何能为，泥沙漏安从来?考课不明诠选杂，前后作令皆惊骀。钱谷讼狱懵无识，上下其手听出入。哆口嚼民如寇雠，官取其十吏取百。满堂知县人哄传，宗之相公阁老权，片言能合宰公意，只字可发官帑钱。涂脂衅膏曾未已，御史风雷申法纪。窗户青黄犹带温，主人骨肉飞红雨。
末言人亡家破，深致感慨：
廷中呼暴渐无闻，室内丁丁才住声。斥卖屋居偿帑值，两妻削发投空门。人言宅兆凶有由，前伤沈胥今损周。骤然兴废同一辙，官府估价何人酬?吾谓此言犹耳食，人凶宅兆何由吉?鞭挞民髓供藻饰，筑愁府怨居安得?伏阙难留直指公，长悬秦镜照吴中。神奸敛迹吏道肃，比屋城南尽可封，曲巷之宅谁云凶?
“比屋城南尽可封”，可见猾蠹之吏之多。吴中赋税特重，相传为明太祖报复吴人支持张士诚之故，其实乃裁抑富民，使之不致作乱。如沈万三的故事，用意亦在抑制豪强，以安国本。但三吴膏腴甲天下，赋税特重，天然合乎现代所得税累进的精神。只是成祖北迁，对南方自然而然形成财政加紧、政治放松的政策，因而江南绅权特重。猾吏勾结操纵，以绅御官，以官迫民，乃有如上的大憝出现。
《研堂见闻杂记》接叙李森先杀王紫稼事：
李公廉得之，杖数十，肉溃烂，乃押赴阊门立枷，顷刻死。有奸僧者以“吃菜事魔”之术，煽致良民，居天平山中，前后奸淫无算。今微行至其所，尽得其状，立收之，亦杖数十，同子相对枷死。当时子所演“会真”红娘，人人叹绝。其时以奸僧对之，宛然法聪，人见之者，无不绝倒。
按：“吃菜事魔”者邪教之一种，不知何方神道，终归汤斌所扫荡的淫祀之一而已。奸僧法名三折，或作三遮，事迹虽不详，但清初类此者甚多。明亡以后，遗民志士，或隐于岩壑，或隐于市，遁入空门者尤表表可征。梅村诗集中与方外酬唱之诗甚多，泰半为旧时相知。因为如此，清初对佛门特致一番尊敬，而奸僧遂得藉以为奸。如石濂事：
东南各省与欧洲通商自粤始，其奏许通洋舶立十三行，便中外人贸易者，则在康熙中两广总督吴留村兴祚，而吴未督粤前石濂已私与洋舶通贸易，故粤之通商石濂为之魁。
石濂名大汕，本苏人徐氏子，幼无行，为画师沈朗倩外嬖。沈以画名于一时，石濂亦师其技，龚芝麓一见大激赏之，遂弃沈而从龚，后转入粤，自称浪觉师，居粤西门外长寿院。不发，不诵经，室中不置钟磐缸钵，好大言，专结纳。又尝至安南走交趾，以祈雨立验眩其国人，大书榜揭于市，曰出卖风云雪雨，于是募资修长寿院，粤人安南人辇金助之。
院成穷极土木，结构壮丽，梁上书大越国建造字，以歆安南人，所行益不检，明僮妖娼相征逐，其所以媚事诸贵人者一以多金，一以擅作秘戏图，寝乃与外舶通，遣其徒众运售货物于海外，名闻京师，虽王公贵族亦无不称石濂，尝占飞来寺田七千亩，寺僧咸不敢与之讼。
大汕善画人物，曾为陈其年画“填词图”，款作“岁在戊午闰三月廿四日为其翁维摩传神”，自署曰“释汕”。字作隶书，颇可观。
但黄秋岳以为大汕既富，乃思以文字缘饰。《花随人圣庵摭忆》又记：
石濂既富，乃思以文字缘饰之，于是谋与诸名士游，窃其所作攘为己有，不得者饵以金，无何《离六堂集》刻成，为揄扬者谓为唐之贯休齐己，宋之参寥蜜殊，复见于今。
又自念为僧必富通梵夹禅悦，乃请人著一书，言五灯会元之误，一时名士乐为代笔，盖酬金较丰于鬻文，当时屈翁山梁药亭皆与石濂交，故《离六堂集》多窜入翁山诗，后翁山与石濂相交，致书诘其偷诗，又作花怪篇丑诋之。
按：花怪篇旧刻翁山文尚载之，则可见石濂之狂妄，石濂亦取翁山军中草，谓其中有违碍，将以出首，翁山怒，始与绝，不数年石濂卒，为名山所劾治，发难者潘稼堂也。
初潘通籍后，久闻石濂名，晚岁游粤，姑往拜之，瞰其虚实，石濂不知潘之名，相见殊落落，不以时答谒，稼堂怫然，以书斥之，石濂倔强不相下。潘遂举石濂少时无行及私通洋舶与一切交通隐秘事，又摘所刻五灯会元正误之悖谬语，作《救狂砭语》一卷刻而播之。
又两致书盛相折辱，石濂昧昧仍不礼，后纳人言谓刻书在于索诈，稼堂既去粤，归途遇吴留村之广东按察使任，乃以救狂砭语赠吴，面数石濂之过恶，吴纳之，甫莅官即亲诣长寿院逮治，院中钟表象牙以暨鸦片之属堆积如山，优伎列屋内，以禅房为窟穴，一时皆籍没入官，留村将置石濂于重典，而营救者众，卒减轻其罪，递解还吴，下狱终其身。
黄秋岳论艺文、谈故事，以精审著称，此记则失考而偏颇，殊有未谛。如谓潘稼堂归途过吴留村之广东按察使任，乃必无之事。吴留村名兴祚，原籍浙江山阴。父执忠负贩辽东，后入礼亲王代善幕府。代善领正红旗，吴执忠因转于正红旗汉军。吴兴祚以贡生授萍乡知县，有治行，晓智略，康熙十七年即任闽抚，二十年擢粤督，二十八年二月去任，从未任广东按察使。大汕被捕，事在康熙四十三年，而吴兴祚已殁于七年前，两者渺不相关。大汕事，邓石如《清诗纪事》中所记，较黄记为详实。邓石如藏有顺治、康熙时人诗文集七百种，较之当时有名藏家，如南浔刘氏、嘉叶堂等所收，自谓“大约绝无仅有者五六十种，可遇而不可求者五倍之”，足征名贵。
邓氏藏书极有用处，可发历史大公案之覆者，如所藏《皇清通志纲要》手钞本，为圣祖第八子胤独子弘旺所撰。透露皇十四子原名胤祯，即雍正接任后，避御名胤之讳，所改之名。而当时诏谕称皇十四子为“大将军王”，证明胤祯在康熙时即已封为“恂郡王”。凡此种种惊人的记录，不独可以认定皇十四子确为圣祖所选定的皇位继承人，而相传隆科多改圣祖朱谕“传位十四子”为“传位‘于’四子”，亦信而有征。
原来皇四子名胤，“传位十四子胤祯”，改为“传位‘于’四子胤‘’”，添加笔画，固甚容易。雍正后来以避音讳为名，改皇十四子之名胤祯为胤“”。复以御名避讳应增减笔画，乃改为祯，既夺同母胞弟之位，复夺其名，用心奸巧，无与伦比。
雍正为灭夺位之迹，修改实录、大收禁书，历乾隆数十年而未已，乃天壤间竟尚有其书，康熙崩于畅春园之日之真相，不可谓冥冥中并无公道。可惜邓石如虽存此钞本，竟未印行，自红卫兵造反，大陆文物，空前浩劫，此一钞本不知犹在人间否?
邓石如作《清诗纪事》，本黄宗羲“以诗证史”之说——言必有据，其记大汕云：
释大汕，字石濂，吴人。曾灿以为九江，沈德潜以为嘉兴，皆非。本姓徐，或金或龚，则托言也。康熙初，主广州长寿庵，夺飞来寺为下院，岁收租七千余石。下海兴贩，益称富厚。工诗及画，有巧思，制器精美。喜结纳名士，尝为吴绮身后刻集，与屈大均龃龉，大均作《花怪说》诋之，事在康熙三十年辛未。
后与潘耒交哄，耒作书责其妄。并致书粤中当事，及梁佩兰，毒骂大汕甚厉，刻为《救狂砭语》，大汕以为讹诈，亦刊布《惜蛾草》以相抵拦，事在己卯庚辰间。
后大汕为按察使许嗣兴擒治，押发出境，至赣州，止于山寺，皈依者众，为巡抚李基和逮解回籍，死于常山途中，则甲申乙酉间事。据此集楼居漫兴诗，有“七十披缁老”语，殁年当七十以上矣。所著《离六堂集》十二卷刻于辛未，削大均所作序，凡与大均投赠之作，亦去其目，绝交后所为也。
与大汕交谊不终者，不独屈翁山、潘稼堂，尚有王渔洋。《中华艺林丛论》收不署著者姓名文一篇，题为《大汕和尚与王渔洋》：
王渔洋奉命到广州来祭南海神，到广州后，常与梁药亭、陈独漉游长寿寺。这时长寿寺在大汕的经营下，已成为广州名胜之区，具池泊园林宫室之胜。渔洋在《广州游览小志》里，曾大赞大汕“营造有巧思”，且手写楹联赠大汕，苏文曰：“红楼映海三更日，石涧通江两度朝。”
时适朱竹坨、徐菊庄、潘次耕诸人，先后到粤，渔洋不止一次在长寿寺设宴，为文酒之会。渔洋与大汕的感情，亦于这时候最为亲密。渔洋在游览小志中，也屡次提及大汕，并称之为“能诗善画”，颇致推许。
可是，渔洋离粤北归后，突然对大汕憎恶起来了。他在《香祖笔记》卷九中，再提到大汕时，竟是这样写着：“近吴湖州园次游广州，有僧大汕者，日伺候督抚将军诸监司之门，一日向吴自道酬应杂之苦，吴笑应之曰：‘何不出了家?’座上客皆大噱。”
“吴湖州园次”者吴绮，字次，顺治年间奉诏撰《椒山乐府》，即以杨继盛（椒山）之官官之，由中书擢为兵部武选司员外郎，时人所谓“曲子得官”，为唐宋以来所未有。康熙五年出为湖州府知府，因风雅好事而失官，从此游食四方，殁于康熙三十三年。所著《林蕙堂全集》二十六卷，由大汕出资刊行。渔洋举吴绮的幽默语相调侃，似稍欠忠厚。大汕不以吴绮相戏为忤，于其身后，为刊遗集，则其人亦自有可爱之处，转觉其人品比潘稼堂犹高一筹。邓石如为大汕辩护云：其诗清丽，大均以为剽窃。借诗乞句自昔有之，眼前景物，遣辞命意，暗与古合者，亦常有之。大汕固亦列举大均诗之同于太白者矣。如以偷论，则自非阿罗汉，谁能免于偷乎?惟集中河泽行、地震行、剿“贼”行诸篇，悲愤乃同于儒生何也?《离六堂近稿》一卷刻于壬午，老髦及之，不事别择，精粗并陈，未免自累其书，耒之起衅。或云致饩不丰，两书二万余言，竟不惮烦，涉及彼教传法之争，可谓多事，皆刻入《遂初堂集》，后乃删之。
王渔洋之轻诋大汕，据前引文的作者考查原因是：“大汕在海外捐募，得款甚多，有人觊觎他的财富，诬他在海外与志士交通，密谋反清。后来大汕下狱，虽然与此事无关，但难保不是地方大吏，想要治他叛逆之罪，却找不到证据，因而以他事罪之。当流言传到王渔洋耳中时，他想起以前与大汕交游，往还密切，就不免畏惧，怎样才能免被牵连。那只有把他痛诋一番，以见自己并非有心和他要好。”
果如所言，则潘稼堂之“毒骂”大汕，动机或亦为此。潘为顾亭林入室弟子，受“牵连”的可能性过于王渔洋，则“畏惧”亦必更甚，无怪要毒骂了。
当时为大汕抱不平者甚多，如方贞观过长寿庵诗：“野性自应招物议，诸奴未免利吾财。”杭世骏诗：“纷纷志乘无公道，缔造缘何肖此翁?”但大汕的行径，自亦颇有可议之处。邓石如却为之作恕词云：
大凡红襦蓄发，竟体芗泽，买优伶，作秘戏图，祈而止雨，出招帖曰：“石头陀有些风雨出卖。”役鬼召魂、医卜星相，甚至依附势要，以财货奔走人，交通海国诸轶轨之事，务在惊世动众，皆由才情奔放使然。
大汕虽儇薄，毕竟还未到勾引良家妇女的程度，所以被捕后有人为之鸣不平。至于李森先所杀三折和尚，罪有应得。此外，李森先摧折豪强，尚有数事：
有一金姓者，为宰相金之俊宗人，恃势横甚，而家亦豪贵，为暴甚多。前有杀人事未白。李公既来，复聚全吴名妓，考定上下，为胪传体，约于某日，亲赐“出身”，自一甲至三甲，诸名妓将次第受赏。虎阜，其唱名处也，将倾城聚观。公廉得之，急收捕，并讯杀人事。决数十，不即死，再鞠，毙之。欢声如雷。
金案实为冤狱。褚人获《坚瓠集》载其事云：
顺治丙申秋，云间沈某来吴，欲定花案，与下堡金又文重华，致两郡名姝五十余人，选虎丘梅花楼为花场，品定高下，以朱云为状元；钱端为榜眼；余华为探花；某某等为二十八宿。彩旗锦，自胥门迎至虎丘，画舫兰桡，倾城游宴。直指李公森先，闻而究治，沈某责放，又文枷责，游示六门，示许被害告理。下堡有严五，于鼎革时取又文饷，已而又文告官，置严五于狱，严妻顾氏因赴诉，刎于直指前。
李公杖毙又文于狱而释严。松陵徐崧花场即事诗云：“自是云严色界天，绮罗萧鼓日纷然。骚人竞欲题红叶，冶女私曾寄白莲。自欲酒浇歌舞地，何如粉饰太平年?无端一夜西风起，叶落枝头最可怜。”
结句指金又文杖毙。如褚人获所记，金又文本属无辜，徒以严妻自刎，因归罪于金又文。定花案即后世之所谓“花榜”，此风起于明朝嘉靖、隆庆间，至万历末年以后，大见盛行；贤者亦为，如“明末四公子”之一的方密之，亦曾主持过花案。
丙申为顺治十三年，苏州大劫以后，犹待振兴，金又文定花案，亦是繁荣市面之一助。李森先干预其事，已有不当；小题大作，更可不必。只看金又文戴枷游街，许民申告，而只严五一案，况其曲本不在金，严妻刎于李森先之前，未始非抗议狱中无人道。或者李森先以煌煌告示，惟此一案，则游街放告，近乎无的放矢，因出以酷烈处置，自掩其轻率之迹。凡以清廉明察自矜者，每有此种过当或不近人情的举动。李森先当是赵申乔一流人物，较之汤斌、陆陇其、于成龙等，境界大有高下之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