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节

    工商税中有盐铁税。“緡钱”、酒税、过口税等。过口税极轻，不过用来供给“关吏”薪俸，而“緡钱”极重，罚得尤重可以破家。


    “緡”字读如民，用来串钱的丝绳叫做緡，钱多则用的緡也多，于此可知，“緡钱”就是财产税，也可以说是所得税，但只适用于工商界。税率分做两种，商人二十算一，手工业四十算一。马车和船有个特别的规定，船长五丈以上起征，商人用的马车倍征。五丈以上的船，自然是货船，而一商贾不得衣丝乘车”的禁令虽已名存实亡，但仍加重其税负，所以这个关于车船计算緡钱的特别规定，明显地表现了政府对商人的歧视态度。


    緡钱的征收，采取自动申报制度，谓之为“占”，作估计解。商人自己估计一切动产、不动产的价值，列册呈送地方政府，照册征税。规定的罚则是，隐匿不报，或以多报少者，罚到边境劳役一年，财产充公。


    緡钱是元狩四年冬天，为了筹措移民甘肃的费用而创立的新税。富商大贾纷纷隐匿财产，征收的成绩不甚理想，于是到了五年以后，也就是元鼎三年的十一月，武帝下令，奖励密告逃税，名为“告緡”。密告者可得百分之五十的奖金。


    于是商人遭遇到了空前的厄运。其时因为连年对外作战，国家处于一种总动员的状态之中，不得不采取严刑峻法，因而酷吏辈出。其中一个河南人叫杜周，此时正当御史中丞，“告缉”就由他主办。他派出一个部下叫杨可，巡回天下，就地受理。由于奖金丰厚，告密者不计其数。杨可报到京师，杜周处理的原则是：宁可失人，决不失出。因而家产中人以上的商贾，大致都破家。充公的财产以亿计，没人公家的官奴婢以千万数。商贾的田地房屋，都成了公产，大县数百倾，小县百余顷。


    这当然是非常霸道的手段，但平心而论，武帝亦是被迫使然。他总想富商大贾能够顾念国家、支持他的政策，自动捐输，这从他表扬卜式一事，可以见其本心。


    同时他“不拘一格用人才”，商人进用为官吏的，亦复不少。至于那些歧视商贾的法令，有传统的因素在内，不能怪他。总而言之，商人在此以前，有许多途径及机会，可以免除这一次厄运，而都错过了，终于激出这样劫掠式的税法，这又何尝不是国家与社会的不幸？


    因为国库有了这一笔大收入，不但地方的财政情况，大见好转，武帝亦得继续推行他的国策。元鼎五、六年间的定南粤、代东粤、定西南夷、分置张掖、敦煌郡，其来有自。这时候他已下诏“不复告緡”。而与“告緡”同时发动的财经改革，亦已见效，光是山东一地，漕米增加了六百万石，一年之中，太仓和甘泉仓的粮食就都堆不下了。大汉的国力，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元狩、元鼎年间的财经改革，首先要从币制谈起。文帝时代的“法币”是四铢钱，景帝一仍其旧。但吴国乱平，又抄了邓通的家，两大“私人造币厂”消灭以后，下令严禁私铸，而私铸之风不灭。武帝即位，废四铣钱，行三铢钱，更助长了私铸之风，因为钱轻了，私铸更方便。


    私铸以外，还有郡国所自铸的钱。在文、景时代，以安静为本，郡县政务清闲，预算亦小，大致田赋的少量附加以及杂税收入，便可支应岁出。武帝时征发频繁，大事兴作、兼之水旱灾荒，处处需款，地方预算逐年膨胀，而田赋、丁税为国家正用，不敢截留，于是只好在钱上打主意。哪里有铜山，便在哪里开采，就地鼓铸。


    中国的矿产中，铜的资源开发得最彻底。试看晚出的两部地理书，《读史方舆纪要》和《嘉庆重修一统志》，内中“铜山”一词，不计其数，而明清两朝铸钱所用的铜，皆仰给于云南。此外比较有名的铜矿，不过四川彭县、贵州大定等少数地区。凡黄河、长江两流域所经各地，都只有“铜山”之名，而无铜矿之实，就是这个道理。


    武帝初年，吴、邓两大“造币厂”虽不存在，郡国中却有无数小造币厂兴起。


    在理论上铜山属于“少府”，为皇帝私人的财产，但资源不加开发，等于货弃于地，则郡县为了筹措政费而加以利用，亦不算非法。不过这一来，势必造成恶性通货膨胀，而其结果则“钱益多而轻，物益少而贵”。当时政府的对策，只是不断更换“法钱”的制式，三铢钱行了不久，又换为四铢，但不称四铢称“半两”。半两钱通行了十几年，改用五铢钱。这样改来改去，铜的本质仍在，回炉重铸，依然有那么多钱，四铢钱改为五铢钱，即等于五个钱变成四个铢，通货收缩的幅度为五分之一，实在无济于事。武帝简直是掉在铜钱的迷魂阵里，一筹莫展。


    那时武帝最信任的一个大臣，就是前面提到过的，中国法制史上的名人张汤。


    张汤有司法天才，未成人时就会“治狱”。被告是一头老鼠——老鼠偷肉，张汤的父亲当是他偷嘴，他被打了一顿，心中不服气，掘开壁洞，“人赃俱获”，他照对付盗犯的办法，先把老鼠吊起来打，然后起诉、判决，执行死刑，再连同“贼赃”，一起呈报。所谓“劾一也，爱书二也，论报三也。三事具而狱成”，不独司法程序上有条不紊，而且所作的判决书，“文辞如老狱吏”，张汤的父亲“大惊”，便训练他成为一个法官。他最早在长安附近当地方官，以后得丞相田汾的提拔，当到侍御史。陈皇后与楚服的那件“巫蛊”案，就是他的承办，因为办得彻底，颇得武帝的赏识，迁太中大夫，与张禹共造律令。不久，升调为“廷尉”，掌管全国司法。


    淮南王、衡山王、江都王造反的大狱，都在他任内，追根到底，毫不放松。到了元狩二年拜为御史大夫，好比以司法行政部长升为行政院副院长，所管的事便多了。


    “告緡”令就是他的一杰作”，改革币制也是他的建议。


    那时上林的白鹿，繁殖得很多，国库中又有许多银和锡，张汤的改革币制，便在这几样东西上打主意。他把《孟子》上的“事之以皮币”的皮与币，当作”皮制的币”来解释，说：“古者皮币诸侯以聘享”，因而倡议发行“皮币”，用上林的白鹿皮来制造，一尺见方，边缘用丝绣装饰。这所谓“皮币”，实际上是一个很漂亮的皮口袋。


    这个称为“皮币”的皮袋，价值四十万钱，用来盛放青玉——“苍壁”。规定在郡国的王侯宗室，按期到长安来朝觐天子，或者奉召参与什么庆贸条的集会，一定先要呈献一方用皮币盛放的青玉，然后才可以动身。这就是说：“皮币荐壁”成了王侯宗室专用的入境证，而取得此入境证的规费为四十万钱，外加青玉一方。


    其次是制造白色金属的硬币。张汤知道武帝渊博好古，所以制造这种硬币，也找了理论上的根据，说“古者金有三等，黄金为上，白金为中，赤金为下”，这三种不同颜色的金属，就是金、银、铜。所以用“银锡白金”所造的币，价值应该高于铜钱。白金币三品，这也有个说法，用《易经》及《礼记》的话，纂成三句。


    “天用莫如龙，地用莫如马，人用莫如龟”，制成圆形的龙币，重八两，值三千钱。


    方形的马币，重量稍减，值五百钱。椭圆形的龟币，重量再减，值三百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