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时逾午夜，宾客散去的却不多，因为大轴是梅兰芳、杨小楼的“霸王别姬”，号召力太强了。


    话虽如此，座位之间，毕竟松动得多了。台上是龚云南的“滑油山”；吴少霖不爱听沉闷的唱工戏，便先向廖衡说道：


    “平老，这出戏带‘日莲救母’，好一会儿才能完；主人家备得有消夜的点心，要不要吃了再来？”


    “不！我不饿。”廖衡又说：


    “你们去吧！我在这儿闭月养神，回头听‘别姬’；顺便替你们看座儿。”


    “好！多谢，多谢。”吴少霖拉一拉杨仲海：“咱们走吧！”


    两人将呢帽放在座位上，一起挤了出去。走出大厅，到了院子里；吴少霖站住脚，将预先开好的一张支票取了出来。


    “仲海，这是你的三千元。”他说：


    “我再看情形，如果‘十三太保’都到齐了，我还可以给你弄个千把元。”


    杨仲海喜出望外，本以为吴少霖只是一句好听的话，总要到大选过后，才能分润若干；不想他言而有信，这么快就能兑现，而且还有后望，因而满面含笑，连连称谢。


    “小事、小事，算不了甚么？”吴少霖又说：


    “不过，仲海兄，你这一阵子有空，多陪陪平老；他见了一些甚么客，有甚么电报来往，希望你多留点儿神。”


    “我知道，我会打听了来告诉你。”


    “好！吃消夜去吧。”


    将那王府所备的蒸饺、稀饭吃得一饱，复回原处；等看完“霸王别姬”，已是清晨三时。


    散出来时，人潮汹涌，车马杂沓，等了好久，并无一辆空车可供他们乘坐。好在月华如水，一金风送爽，由宽广的王府井大街，踏月归去，亦是一桩乐事。


    一路安步，一路闲谈，少不得又谈到了这天的堂会，“平老，”吴少霖问说：


    “今天的戏怎么样？”


    “精彩纷呈，美不胜收。不过，”廖衡答说：“台上的戏，恐怕还不如台下的戏，变幻莫测。”


    “是啊！”杨仲海这天因为傥来之物的三千元，触发了许多感慨：


    “我是甲寅年到京的，这八年之间，已经历了新华春梦；辫帅复辟；黎菩萨两番失而复得，得而复失这些‘大戏’，如今眼看赵匡胤又要黄袍加身了。”


    “你把曹三爷比做‘殿前都检点’的赵匡胤，身分倒也相当；只可惜他不是真命天子，他那位老弟曹四爷，更不是赵匡义。看起来，又是‘旁观者清’的一出玩笑戏。”


    民国创建之初，老名士王湘绮做过一副讽刺袁世凯的谐联，另加一个横额，叫做“旁观者‘清’”。这“清”是指安居故宫的溥仪和他的“小朝廷”。


    吴少霖知道这段故事，便即说道：“老有个‘旁观者清’，也不是一件好事；中国历史上，从没有那个朝代，亡了国还能盘踞在大内的，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怪事。”


    “不但中国历史上没有，外国也没有。”廖衡说道：“有辫帅所开的恶例在，难保将来没有第二次复辟事件。我倒很想提个案，不容有这么一个畸形的政治组织存在。”


    “平老，”吴少霖很注意地问说：


    “你是打算长住北京，行使国会议员的职权？”


    “有可能。”廖衡答说：“不过要看议员任期，会不会延长？”


    原来根据民国元年公布的“临时约法”而产生的国会议员，自第二年四月正式开议后曾经两度被迫停止行使职权，聚百散、散而聚，任期颇难计算，国会中正在酝酿提出延长任期的议案。


    吴少霖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如果延长任期的议案失败，办理改选，岂非又是一个摸鱼的大好机会？


    因此，他问：


    “平老，你对延长任期的问题，作何看法？”


    “我还没有仔细想过。等大选过后，我们好好谈一谈，看能不能提个案？”


    这一回答，不符吴少霖的愿望，自然也就不必谈下去了，只淡淡地答一声：“是。”


    “十三太保”来了十一个，由吴少霖代办报到手续；出席费加旅费，每人六百，总计六千六百元。


    吴少霖算一算帐，交际费一万，吴毓麟另送五千，加上这六千六百元，一共是两万一千六，除去送凯萨琳及杨仲海各三千以外，实收一万五千六，已超过原定目标的一万四千元了。


    饮水思源，对廖衡自然格外巴结，“平老，”他问：


    “养精蓄锐差不多了吧？”


    “不，不！这两天我的‘团体’要开会，等大选以后再说。”廖衡又说：


    “我想到西山八大处去住几天；那时候看她能不能多陪陪？”


    好！我来跟卡果可夫谈。”吴少霖很关心地问。


    “平老召集开会谈甚么？”


    “总不会是谈杯葛大选，拿了钱不投票。你放心好了。”


    这句话说中了吴少霖的心病；当然，他是决不肯承认的，“平老，你误会了。”他说：


    “平老的为人，我岂有不知乏理？”


    “我也是跟你说笑话的。”廖衡又说：


    “不过有个消息，我倒要告诉你，听说后天在甘石桥发支票，你知道不知道？”


    “我没有听说。如果真有此事，平老及贵同仁，自然应该援例办理。”


    其实，吴少霖是知道这回事的。他因为责任关系，认为还是到投票那天，在赴议院途中的汽车上发支票来得妥当；如今廖衡提到，他不能不作此表白。


    “对！”廖衡说道：


    “倘或受到不平等待遇，老弟，临时出了问题，我不能负责。”


    这话的语气很严重，吴少霖急忙说道：


    “平老，我马上去同他们交涉。”


    “老弟，你说的他们是谁？”


    吴少霖的关系是二吴——议长吴景濂；交通总长吴毓麟，他考虑了一下，认为找吴毓麟，因为彼此并无长官部属的关系，说话比较方便。


    “不然。”廖衡这几天打听到许多内幕，“你还是找吴大头的好。”他说：


    “据我所知，只有高凌霨、王毓芝、边守靖是核心分子，连吴大头，也不过是主要经手人而已；至于吴毓麟、王承斌，都在外国，发言并无力量。”


    吴少霖不知他何所据而云然？既然他主张找吴景濂，自然按照他的意思办。


    “议长，”吴少霖率直的问：“听说十月一号在甘石桥发支票，有这话没有？”


    “有啊！通知已经发出去了，名义是开谈话会。”


    “既然如此，廖议员他们这个团体，在投票那天的车上发，似乎形成歧视，我跑腿的人，不好交代。”


    “是这样的，第一，那天会到甘石桥去的。都是些零星无所归属，而且都是五千元一票，另有加码的，要归经手人负责；第二，廖衡大开荒腔，‘三立齐’对他们不大放心。”


    “喔，‘三立齐’是谁？”


    “是高、边、王三个人在大有银行合开的一个户头。”吴景濂又说：


    “这件事，你不妨跟边清清去谈一谈。”


    “是。我这就去。”


    边守靖是直隶省议会的议长，不便出现在甘石桥国会议员俱乐部，所以诸事都是在家接头；等吴少霖赶到他家，津保派的知头正在开会。


    因为皖系的浙江督军卢永祥，发表了一个通电，指斥九月十日国会所举行的总统选举预备会，虚冒出席人数，形成弊端；并反对将来非法选举总统。


    据说张作霖将通电响应；又据广州来的消息，一旦贿选的局面出现，孙大元帅将联络段祺瑞、张作霖、卢永祥一致行动，讨伐曹锟。


    同时关外亦有情报，说孙大元帅指派汪精卫到奉天跟张作霖有所商洽；天津段祺瑞这方面，与广州亦有信使往还。孙、张、段三角同盟，正在酝酿之中，这天津保派的会议一，便是商讨对策。


    所谓“讨伐”，有吴佩孚坐镇洛阳。不足为优，至少也不是眼前的事；对于卢永祥的通电，意见甚多，有的主张反驳，有的主张请吴景濂代表国会，发布声明，聚讼纷法，莫衷一是，最后是议而不决，不了了之，只是让吴少霖枯坐了一个钟头而已。


    听差将他延入小书房。边守靖很客气问道：


    “少霖兄，有何见教？”


    “边议长，我有苦衷奉陈——。”


    等吴少霖道明来意，边守靖答说：


    “我们决无歧视廖议员之意。不过到现在为止，他连个名单都没有送给我们；我们又何从预备。”


    “名单现成。”吴少霖说：


    “一共十一位，都已经在国会报到了。”


    “报到的议员很多，我们无法知道，那位是属于那个团体。现在闲话少说，我想请少霖兄开个名单给我。”


    “行！我现在就可以开。”


    旁边另有张书桌，现成的笔砚；等他将名单开好，边守靖也盘算停当了。


    “少霖兄，支票我可以先开给你；不过，你能不能负责，请你自己酌量。”


    “能。”吴少霖毫不迟疑地答说。


    “好！不过我声明在先，投票是十月五号，支票开十月六号，都用‘抬头’；投票那天，那位没有到，支票是要止付的。”


    “对！这个办法很公平，也很妥当。”吴少霖紧接着说：“不过支票有个开法，廖议员这个团体要提公积金，每人五百元，这个数目，清边议长并入廖议员的支票，一起开好了。”


    “可以。我交代他们去办。”边守靖唤进会计来，当面嘱咐清楚；然后问说：“少霖兄，你听到甚么消息没有？”


    这当然是指有关大选的消息：“消息很多，不过都是马路新闻。”吴少霖问道：


    “有一说是，吴议长将来要组阁一；不知道有这话没有？”


    “这是吴议长的要求。曹大帅已经很明确地答复他了：大选尚未揭晓，现在谈这件事，为时尚早。”


    “曹大帅必登大宝，对于组阁的人选，总已经在筹划中了吧？”


    “还没有，”边守靖答说：


    “老实奉告，这件事牵涉的方面很多；曹大帅即令有心借重吴议长，恐怕他一个人也作不了主。”


    “是要跟谁商量呢？”


    “至少要征询、征询贵同宗的意见。”


    吴少霖略想一想，便即明白，是要征询吴佩孚的意见；心里不免替吴景濂耽心，虽然一笔写不出两个吴字、但吴佩孚一定不会看得起吴景濂。


    “少霖兄，”边守靖郑重嘱咐：“刚才我的话，不足为外人道。”


    “是，是。我明白。”


    不久，会计将支票送了进来，一共十二张，除了廖衡的那张是两万零五百元以外，其余每张都是七千元。


    “数目不错吧？”会计问说。


    吴少霖算了一下回答：


    “不错，不错。”


    “那末，请吴先生签收。”会计又说：“大有银行在前门外二条胡同。”


    会计另外备了一张收据，上面列明支票号码，但未写钱数；吴少霖签了名，又取下印章戒指，铃了名印，兴辞而出。


    在洋车上，他仔细看了支票，一共两个图章，长的是“三立齐”；方的是“洁记”，边守靖字清清，可知是边守靖的户头。吴少霖记起廖衡的话，恍然有悟于“三立齐”的由来，高凌霨、王毓芝代表曹锟；边守靖代表曹锐。此“三”人拥“立”曹锟，是真正的“从龙之臣。”


    吴少霖也想通了，廖衡这个小组织的成员分子复杂，到时候是不是会投票选曹锟。或者虽投而有意造成废票，事不可必。曹锟能不能当选，无须关心；要关心的是自己的前程。


    因此他在将支票交给廖衡时，有句话交代，“平老，”他说：“上海人打话：‘光棍好做，过门难逃。’我求平老跟贵同仁，帮我打个过门，免得我饭票子过河。”


    “言重，言重。老弟，你说，这个过门，怎么打法？”


    “这个过门，就是让我明明白白交了差。投票那天，我备三辆汽车，一起到议院；只要大选筹备处看清楚，我经手的十二位都到了，我就好交差；至于领了选票，怎么投法，我不敢于预，不过选票一定要领，领了一定要投”


    “好，好，没有问题，一定如言照办。”廖衡又说。


    “不过有件事我一定要先弄清楚，空白选票上会不会做暗号？”


    “不会。”


    “那就更无顾虑了。我是怕空白选票上有暗号，事后检查，发觉谁投了废票，连累老弟落包涵。”廖衡看了看支票说：


    “老弟办事，干净俐落；我也决不会做半吊子。喏，你把我的支票拿去，替我刻个图章，到银行开个户头，把支票本领回来以后，你的六千五百元，我开支票给你。”


    吴少霖一愣，怎么会是六千五百元？细想一想才明白，廖衡也愿意把争来余额奉送；他是两个“乞巧数”，双份一千元，就变成六千五百元了。


    这一千元以不取为妙，“平老，”他说：


    “你仍旧给我五千五百好了。平老的两份我不敢领。”


    “不，不！老弟你不必跟我客气。”


    “这样，”吴少霖改了主意，“这一千元，请平老送仲海好了。”


    “我另外要送他。你如果愿意帮他的忙，亦无不可；不过我会说明，其中有一千元是你送他的。”


    虽是不义之财，授受之间，却显得很义气，吴少霖心满意足地答应一声：“是！”接着又问：


    “开户用甚么户名？”


    “用‘平记’好了。”


    “好！我马上去办。回头在那里碰头？”“还是凯萨琳那里好了。”吴少霖答应着走了，办好了开户的手续，到约定的地点，“廖衡已经在那里等了。“


    一是在中国银行开的户头。‘平记’的户名，已经有了；我斗胆加了一个廖字。支票。图章、收款单，请平老点收。”


    “劳驾，劳驾。”廖衡当即开了一张十月七号五千五百元的支票，交割清楚。


    “平老，”廖衡低声问说：


    “你预备那天骑洋马？”


    “我想到投票那天。”廖衡又说：


    “想到西山‘八大处’去逛逛，你能不能替我安排？”


    吴少霖点点头，表示在考虑；其实，他心里考虑的是，如何设法劝阻廖衡打消此念。


    因为他原来打算利用这个机会，制造纠纷，作为花君老二与廖衡闹翻的藉口。


    他们如果是在城内任何一家饭店住宿，花君老二可以装作出条子无意撞见，真赃实犯，无法遁形、如果是在西山“八大处”，花君老二出条子不能出到那里去，岂非坐失机会？


    转念一想，廖衡也很够意思不必如此；而况这纠纷闹出来，小报记者追根究底，可能将自己也会牵连进去，是件很划不来的事。


    于是他说：


    “我先来联络一下看。”


    当然是跟卡果可夫联络；他原以为只是一个短局，听说要带到西山八大处，自然是停眠整宿。不免面有难色。因为凯萨琳要照料买卖，无法抽出那么多的时间。


    “你不会临时请一个人来照料？”吴少霖说：


    “请个短工，一天不过十几二十块钱的事。”


    “钱是小事，生手连菜名都不知道，上菜的规矩也不懂。”。


    “那就请个熟手。”吴少霖取出皮夹子掏了一叠十元的钞票，约是七、八十元，往柜上一放：


    “就这样说了，十月五号下午四点钟，我派车来接。”


    卡果夫无可奈何，只好答应。吴少霖回到原处，将交涉情形说了一遍，廖衡少不得又夸奖了一番。


    十月二日深夜，边守靖家照例有个集会，除了高凌霨、王毓之以外，“核心分子”诸如吴毓麟、王承斌、熊炳琦等人，亦都必到；所谈的头一件大事，便是计算票数。


    “亲自到甘石桥来领的，一百九十四；中间人经手代领的，三百七十三，总数是五六七。”王硫芝提出报告：“还差十六名。”


    原来两院议员总数为八百七十四人，照“大总统选举法”规定，“大选会”须有议员总数三分之二出席，计为五百八十三人，还要十六个人，方始够数。


    “嘎，”边守靖说：


    “总数是五六八。邵次公的支票，我托他的同乡王少南带给他了。”


    “那也还差十五个。”


    一句话未完，听差来请王统芝听电话，是曹锐从天津打来的。


    电话就在他右边的茶几上，拿起话筒听不到，两分钟，便举起左手，用食、拇两指，搭成圆圈——这是新流行起来的一个手势，表示英文的OK。


    “行了，”王毓芝放下电话筒说：“曹四爷说：天津有九位，明天进京；齐抚万派人护送六位，准后日到京，正好十五个人。”


    齐抚万便是江苏督军齐燮元。当津保派发动贿选时，派定各省督军、省长“报效”的金额，数目最高的是山西督军阎锡山、湖北督军萧耀南、江苏督军齐燮元，每人五十万。


    齐燮元除了出钱以外，还很出力，衷心希望曹锟能够如愿以偿。从表面看，他的江苏督军由代理而真除，出于吴佩孚的力保，直系“办大事”，自当尽心协力；其实另有深意。


    原来，曹锟之当选与否，对萧耀南与阎锡山的关系不大，萧耀南是吴佩孚的嫡系，只要吴佩孚的实力够，就算曹锟不当大总统，他的地位亦不会动摇。


    阎锡山更是根深蒂固的“山西王”，他从辛亥革命、山西独立开始，便采取闭关自守的宗旨，山西与邻近各省，书虽同文，车不同轨；山西的铁路采用较标准轨道小一号的“开普轨”，与他省不能通车。报效曹锟大洋五十万，无非卖个情面；大选结果，他不必关心，反正谁来当政，都动不了他的山西督军。


    但齐燮元就不同了。江苏膏腴之地，虎视眈眈的，颇不乏人；而且，传说中他曾两次“杀上”。


    第一次是护国军兴师讨袁，他是入湘的第六师师长马继增部的第十二旅旅长，行军途中，马继增神秘暴卒，齐燮元因而升任第六师师长。有人说。马继增之死于非命，是齐燮元的阴谋。


    第二次是民国九年秋天。那时，他是苏皖赣巡阅使兼江苏督军李纯的副手。有一天忽然传出李纯的死讯，内情不明，流言四起，有的说他是厌世自裁；有的说，他是死于误杀，而如何误杀，又有两说：一说是他多内宠，其中有个姨太太与他的马弁通奸，为李纯撞破，以致被杀；又一说是李纯与他的侍众副官毕正林的妻子发生暧昧，本夫杀了奸夫；但也有人说，李纯是为齐燮元所杀。北京并曾特派财政部次长潘复专程到南京调查，而并无调查报告，益显得内情复杂。


    这些传言都颇不利于齐燮元，因而急于想成拥戴之功，以求固位。本来离京的国会议员，多集中在天津、上海三地，而散处原籍的，亦有三十余人。其中以江苏最多；齐燮元便分别派人登门劝驾，软哄硬逼，罗致了六个人，特派一名机要秘书，一名警卫营长，带领枪兵八人，挂了一节“蓝钢车”，由津浦路北上，名为护送，实为押解。车到天津，时在十月四日上午。


    其时曹锐已派了人在车站迎接。送到天津最有名的旅馆，位于英租界的“利雅德”休息，随即奉上请帖，中午在利雅德餐厅请吃西餐；餐后上车进京。


    其中有一个江苏常州选出来的众议员朱溥恩，洗完澡休息，随手拿起一份报，触目大吃一惊，只见第一版头条的大标题是：“众议员邵瑞彭公布证据，控告高摄揆吴议长贿选。”


    控诉状的案由是：“为告诉高凌霨、王毓芝、边守靖、吴景濂等因运动曹锟当选大总统，向议员行贿，请依法惩办，以维国本，而伸法纪事。”


    正文共分四段。第一段是抨击曹锟，说他“以骚扰京师，诩戴洪宪之身，”首揭他拥护袁世凯称帝的往事。而竟“不自敛抑，妄希尊位”，部署分为四个步骤：“遥制中枢、连结疆吏、多方搜括、筹集选费”是第一步；“收买议员、破坏制宪、明给津贴、暗赠车马费”是第二步；“勾通军警、驱逐元首”是第三步；“速办大选、定斯付兑、诱取选票”为第四步。


    接下来第二段指出组织买票机关、开出支票已在五百张以上。


    然后第三段陈述他个人取得支票的经过：邵瑞彭说他“持身自爱，于此等事未敢相信，适值同乡议员王烈将前往该院，托其向王、边探听。王君回谓，该被告等已将选举曹锟之票价支票五千元，交我带交，退还与否，听君自便，我不负责等语。瑞彭当将支票留下，作为控诉证据。”


    最后一段，除了指控高凌霨等人所犯的法条以外，特别声明：“曹锟、王承斌、熊炳琦、吴毓麟、刘梦庚等，分属军人，当依法另向海陆军部告发。”拟附的证据，则是“甘石桥通知一件；五千元‘洁’字签字，有‘三立斋’图记，背注‘邵’字之支票照片，反正两面共二纸。”


    正看到这里，同行进京的参议员杨择，手持报纸，来找朱溥恩，一见面就问：


    “你看到了？”


    “看到了。”朱溥恩说：


    “邵次公看起来很文弱，想不到会有此激烈手段！”


    “闲话少说。”杨择看了看周围，放低声音问：


    “你有何感想？”


    朱溥恩沉吟了一会说：


    我有我的事业，总不能为了区区五千元，出卖名誉。前一向是齐抚万一再托人央说，劝我勉为其难，我无可奈何，才有此一行。如今出了这样的丑闻，我打算告诉伴送的人。我决不进京投票。”


    “你不要傻了，人已经落在他们的罗网中了，他们肯网开一面，让你远走高飞吗？”


    朱溥恩一愣，“那么，”他问：


    “你说该怎么办呢？”


    “只有一个法子，避开他们的耳目，悄悄儿溜走。”


    “喔，”朱溥恩看“看手表说：


    “现在十一点半了，一到十二点，就会来催请；要走要赶紧走。南下的火车，一不知道什么时候开？”


    “你打算坐火车走？”杨择摇摇头：


    “火车站、轮船码头，都有密探，一去是自投罗网，只有找地方先躲一躲。”


    “躲到那里？”


    可躲的地方不难找，因为反直系的议员，在天津很不少；但最后决定投靠段祺瑞。


    最大的原因是，段祺瑞住在天津有名的盐商王郅隆家，而王家离利雅德不远，易于摆脱监视；其次，段祺瑞虽在“皖直战争”中屈居下风，但威望仍在，足资荫庇。


    于是，两人穿上长袍，连马车褂都不著，由利雅德的后门，悄悄离去，穿过一条马路，便到了王郅隆家。


    主人不在，但段祺瑞在。王家的门上听说是来看“段大人”的，不敢怠慢，立即通报；段祺瑞随即在花厅中接见。


    杨择认识段祺瑞，当时为朱溥恩引见以后，道明来意；段祺瑞沉吟了一会说：


    “两公不甘同流合污，清操可佩，本过，我亦是客，不便擅自作主，替主人留客。”


    一听此言，杨择大感意外；不过段祺瑞还有话，他说王郅隆亦是参议员；他是做大买卖的，不便得罪津保派，所以进京投票去了。杨、朱二人如住在王家，会替王郅隆招致误会。


    “这样吧，我送两位去个地方；不过起居不如这里舒服。”


    当下段祺瑞派他的副官，送杨择、朱溥恩到吴光新家暂住；此人是段祺瑞的内弟。段祺瑞每到天津，不是住在王家；便是住在吴家。吴光新由段祺瑞一手提拔，对于他的客人，亦如对段祺瑞同样地尊敬。时已过午，备酒款待；席间问起：


    “有何可以效劳之处？”


    “我们的行李，还在利雅德。”


    “那不要紧。”吴光新问道：


    “不过我要请问两位，行踪打算不打算公开？”


    “当然可以公开。”杨择答说：


    “托庇在麾下。我们还有什么顾虑？”


    “好！”吴光新关照段祺瑞的副官：


    “你到曹四爷那里去一趟，就说朱议员、杨议员有事不能进京了，把他们两位的行李带了回来。”


    这天晚上，甘石桥与边守靖彻夜灯火通明。由于发生了邵瑞彭提出控告，及朱、杨两议员临阵脱逃这两件杀风景的事，所以津保派的核心分子，及吴景濂都很紧张。


    尤其是边守靖，一本贿选的总帐在他手里，支出总数，已超过一千三百万，各省督军，省长所报效，以及靳云鹏侵吞参战经费，吐出来的一部分，总计还不到三分之一；由曹锐那里领来的款子，不下九百万之多，如果“八百罗汉”到不足额而选不成大总统。一千三百万大洋将付之东流，连个响声都听不见。


    最使得边守靖心悬不已的是，他替曹家兄弟垫的款子，亦有七、八百万；如果曹锟失败了，以自己跟曹锐的交情，这笔垫款就不好意思开口要了。为此，他私下问吴景濂：


    “如果议员到不了规定的数目，怎么办？”


    吴景濂想了一下说：


    “这件事，我冒天下之大不韪，也要把他办成功。不过，我办成了怎么说？”


    “请莲公吩咐。”


    “曹三爷原来答应让我来组阁的话，算数不算数？”


    “喔，这话——”边守靖想了一下说：


    “请莲公先告诉我，是怎么样的冒天下之大不韪？我弄明白了，好跟曹三爷去谈。”


    “办法很简单，就是要魄力；不管到会的人数足不足额，只凭我一句话，足额是足额不足额也是足额。”


    听得这话，边守靖放了一半心；至于吴景濂的期待，他知道未可乐观，因为曹锟要靠吴佩孚撑腰，而这个秀才出身的“儒将”，却不免有些“酸腐”之气，对吴景濂一向鄙视，决不会同意他来组阁，但此时不宜实说，且先给他一颗定心丸吃，好歹先把曹锟“扶登大宝”之后，再作道理。


    于是，他拍一拍胸脯说：


    “莲公，你出了这么大的力，是‘从龙’第一功臣；我跟曾四爷的交情够，四爷又可做三爷一半的主。这件事，我来替莲公力争。”


    因此，吴景濂特别卖力，凌晨四点钟上床，睡不到两个钟头，便即起身，匆匆漱洗，赶到议院，还不到七点钟；一到便问：


    “警卫长呢？”


    警卫长汤步溉亦是刚刚上班，奉召到了议长办公室；吴景濂交代，议院所有出入通路，皆须加派警卫，严密看守，议员只准进，不准出，这道禁令，直到他宣布选出大总统后方能解除。


    这天接受了“三立需”的支票的议员，事先由王承斌叮嘱警察总监薛之珩，派出大批警察去迎接，实在是押解。


    “吃人的嘴软，拿人的手软”，而自从廖衡创为“借乾铺”之说，许多“猪仔议员”藉此解嘲，乖乖儿地投了票。


    未到中午，大选结束，吴景濂兴高彩烈地宣布：实到议员五百八十九人，曹锟获票四百八十票，依法当选为大总统。同时率同副议长张伯烈，打了个“万急”的电报向曹锟致贺：“保定曹大总统鉴：十月五日，依大总统选举法，举行大总统选举，我公依法当选，中外腾欢，万姓仰戴，永奠邦基，造福民国，谨掬诚申贺，顺颂钩安。”


    可想而知，除了直系以外，国民党的领袖以及奉系的张作霖，皖系的卢永祥，都会发表通电，申讨贿选。


    但这不足使曹锟心烦；烦的是组阁的人选。


    吴景濂是自认为“跑头马”的人，除了发贺电以外，第二天亲自到保定去致送大总统当选证书，曹锟当然待之以礼，办了一桌烧烤席款待；吴景濂心想，自己将来要当曹锟的“宰相”，没有占居上位的道理，所以坚辞首座，“大总统是元首。”他说：


    “当然上坐。”


    曹锟是个大老粗，但有人会教他，“你是民意代表的领袖；我虽承大家抬举，不过，”他说。


    “我没有就职，还不能算大总统。”


    这话也有他的道理，便谦谢了一番，坐了首席；但尽管频频劝酒，说了许多客气话，可是他一心在想的一句话：“莲公，我请你帮忙；你来组阁。”却始终未见曹锟出口。


    “是了！”吴景濂只好这样自我宽慰，“他说过，尚未就职，不算大总统，要就了职，才能使大总统的职权。”


    于是，全部希望又寄托在曹锟就职之日了。


    曹锟的就职日期，定在贿选之后第五天的双十节。在此以前，吴景濂由于这一次的国会自动恢复，有个冠冕堂皇的目标，说是制订宪法；此一任务不曾达成，对全国民意无法交代，为了遮羞起见，将尚待从客商讨的一部“天坛宪草”，匆匆三读通过。


    因而，有人戏称这部装点门面、形如儿戏的国家根本大法为“曹氏宪法”。


    曹锟就职以前，照例要发表就职宣言，通电全国。


    民国以来，凡是自认为对国事有影响力的人，那怕是一各师长都可以发通电，有所主张；所以拟通电宣言，成了做官的一门大学问。


    其中，最负盛名的是黎元洪的秘书长饶汉祥。他为黎元洪所拟的通电，动辄千数百言，婆婆妈妈，垂涕而道。有人说是“王大娘的裹脚布，又臭又长”；但也有人认为至性感人；三家村的学究，常常在垂阳影里，戴上用脚老花眼镜，捧着一份报纸，摇头晃脑在念古文，不问可知念的是饶汉样的精心杰作。


    曹锟手下没有饶汉祥这样的人物，所以这篇宣言，至少词藻上欠点工夫，一开头就说：“锟军人，于议治初无经验，今依全国人民付托之重，出而谋一国之福利，深思熟计，不胜警惕，所私幸者国家之成立，以法治为根基，总统之职务，以守法为要义，历任总统皆系一时之彦、只以国家根本大法未立，无所依据，未竟厥他。锟就任之时，适值大法告成之际，此后庶法举措，一一皆有遵循，私心宠幸，遭遇不过于前人也。”


    这一段话，细细推敲，不啻自承他的大总统，自非法而得；但如强调法治，则逆取顺守，仍可令人寄以相当的希望。


    那知，最后一段，大相矛盾；他说：“当此国事未宁，民生正困，财政竭蹶，军事未戢之时，瞻顾前途，诚不敢谓有必达之能力；然不畏难题，出于素性，所以报答我父老昆季者，惟此至诚而已。逐年以来，政治潮流，日新月异，譬之医者，不顾泥古，自囿于方书，不敢惊新，以国为试验。语云：为政不在多方，顾力行如何耳！谨以服膺，施诸有政。”


    既然“庶法举措，一一皆有遵循”，那就谈不到“自囿于方书”，更谈不到“以国为试验”。归根结蒂来说：心目中根本没有“国之大法”在。


    因此，虽有捧他的人称他这篇宣言，质朴无文；但大多数的人看法是：这篇宣言，是笨人的手脚，毫无魅力。


    但曹锟缺乏魅力，这话不假。至少形象上是如此。


    民国肇造，虽然辛亥到癸亥，只得十二年工夫，但除开国之父的临时大总统孙文以外，曹锟之前，大总统已四易其人：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


    黎元洪且先后两在其位，他以武昌首义成名，面团如弥勒佛外号“黎菩萨”，为人虽忠厚、庸懦，但进退出处，总算还不太苟且，所以同情他的人很多。


    袁世凯虽然身败名裂，但毕竟一生多彩多姿；笼络人的手段，出于天才。他的魅力，如一块强力的磁铁。在外交使节团中，普遍地对他具有强者的印象。


    徐世昌是唯一文人出身的大总统。他是翰林，但从未当过考官，亦未被派过“撰文”的差使，是个黑翰林；可是在仕途上，以他那套阴柔的黄老之术，加以命中有“贵人”，由于袁世凯的叱咤风云，他亦大红特红。同时吐属、气度，到底比武夫出身的要高明些，所以别具一种与其他大总统不同的魅力。


    冯国璋就比较差了，尤其是“总统鱼”的笑话，大伤国格——他在位时，公府经费支绌，他又是爱算小的人，不知听从了谁的“馊主意”，招商承包，出卖西苑三海的鱼。


    中南北海的鱼，得天独厚，水质未受污染，亦无人为的惊扰，所以鱼儿孳生不息，不但“多子多孙”，而且“长寿”。


    其中有一尾重达十余斤的金色鲤鱼，上系一面银牌，传说还是前明万历年间放的生。英国公使朱尔典，以重价购得此鱼以后，特为具柬请冯国璋赴宴，并邀各国公使作陪；宴会中的主菜正是这尾金色鲤鱼，一时腾笑国际。


    幸而冯国璋的继弦夫人，原是袁世凯家西席的周小姐，“腹有诗书气自华”，多少弥补了冯国璋印象上的缺陷。


    冯国璋虽然予人印象不佳，但到底是天津武备学堂的高材生，不比曹锟出身行伍，言语粗鄙无文；加以他的那尊范，像个土财主，看来看去，总令人有“望之不似人君”之感。


    就职典礼那天，有个历任大总统都很重视的节目——接受外交使节团觐见致贺。


    民国以来的大总统，在正式外交场合，毫无例外的都着燕尾服。


    曹锟的西式大礼服，是早由曹锐从天津找了名师，到保定量身特制的，穿上身倒还像个样子，只是白衬衣上浆得挺硬的尖角领子，卡得他的脖子非常不舒服；不时仰起脸，挺直颈项歪着脸将脑袋扭两扭。这副模样就显得有些滑稽；但宝星闪辉、剑佩铿锵的场合，没有人敢笑。


    好在每一国家的公使，上前鞠躬握手，只交换两三句例行的寒暄，“差使”关不繁重，所以，曹锟虽为燕尾服所苦，却还能忍受。不过到了日本公使觐见时，却出了岔。


    日本公使致贺以后，曹锟答说：


    “多谢，多谢；请代向贵国女皇问好。”


    那日本公使不知道他说的什么？但他的随从的武官却愣住了。


    原来日本公使芳泽谦吉，是日本最大政党政友会总裁犬养毅的女婿，这年七月方始奉派来华，正值黎元洪为直系军阀逼迫“出亡”，所以一直未曾呈递国书。


    他虽早就在中国当过外交官，却不通华语，不过，随同觐见的陆军武官土肥原贤二，自大正元年，也就是中华民国元年在陆大毕业后即奉派至关东军服役，久任张作霖的顾问板西利八郎的副官，最近调至日本公使馆任职，十年来足迹不离华北，深谙华语；曹锟亦是旧识，心想他不应该不知道日本已有多少年没有女天皇了，何以有此错误？


    错误是曹锟的侍卫官造成的，本来觐贺的使节，须先排好姓名卡片，每人一张，不道临时失手搞乱了，将日本公使误为荷兰公使，以致将大正天皇误为荷兰女皇。


    这时，在一旁照料的大礼官阴昌，赶紧上前，亲自翻译，改正了曹锟的错误。不过，曹锟自己也发觉了。因为：


    第一、他发现了土肥原贤二，既是日本武官，他所陪侍的，当然应该是日本公使。


    第二、出生于北海道的芳泽谦吉，身不满五尺，是名符其实的东洋矮子。


    因此，他向负责报名的侍卫官瞪了一眼，向阴昌说道：


    “午楼，你别走开！”


    午楼是阴昌的别号。


    接下来的芳泽补递国书，由于阴昌亲自照料，未再出错，但笑话已经传出去了。


    好不容易忙完了一天，曹锟回到延庆楼中休息。


    津保派的要角为他设宴庆贺，由高凌霨作主人，首座自然是“大总统”、第一名陪客便是吴景濂。


    依次敬酒后，曹锟的嬖人李彦青，在后面轻轻拉了拉他衣服，这是一个暗号。


    于是曹锟咳嗽一声，提高了声音对高凌霨说：


    “泽畲，今儿子玉给我来了个电报，谁当国务总理，他跟我的意见不同；还得好好儿商量，目前只好请你多辛苦，暂时代一代。”


    “是。”高凌霨面无表情地回答。


    这是有意安排好的一着。


    因为吴景濂凯觎阁揆一席、形于词色；而吴佩孚决不会同意，津保派亦不顾跋扈成性的他当政，但怕他迫不及待的会当面提出要求，曹锟一定难以应付。


    所以想好了先发制人的办法，来封住他的嘴。


    不过吴景濂并不死心，转脸说道：


    “请问大总统，阁揆人选，大总统心目中是什么人？吴子玉保荐的又是谁？”


    这样咄咄逼人地盯着问，曹锟不免发窘，大家也都替他捏一把汗；万一他竟因面情难却，对吴景濂作了任何承诺，要打消就得大费周章了。


    也许真是福至心灵，曹锟迟疑了一会，作了个很圆滑的回答：


    “莲伯，事在未定之天，我跟你说了，能成功最好；如果不成，岂不是连朋友都没得做了。我还是不说吧！”


    这意思是，他愿意延揽吴景濂，只因吴佩孚不赞成，所以事在未定；同时也打了照呼、暗示即今未能合作，大家还是朋友。


    吴景濂对他的回答，虽未能满意，但亦并无怨尤。


    “大总统，”高凌霨顾左右而言他地问，


    “宝眷那一天进京？”


    “这。”曹锟答说：


    “我还得研究、研究。”


    跟谁研究呢？自然是他的嬖人李彦青。


    此人原是保守澡塘子里的一个小伙计，生得细皮白肉，细腰丰臀。背影像个少妇；自从成了曹锟的“男妾”，宠擅“专房”，由副官而副官长，最后成了军需处长；最新的头衔是“公府庶务处长”。


    曹锟这天进京就任，随侍的便是“李处长”。接替进京，自然是庶务处长的事。


    宴罢客散，曹锟由李彦青伺候着擦背洗澡，然后，腰部围一块大毛巾，在开足了暖气的延庆楼上，靠在软榻上，让李彦青捏脚时，谈到了这件事。


    “三爷，”李彦青问：


    “你老是跟太太、姨太太一块儿住呢？还是分开来住？”


    “一块儿住怎么样？分开来住又怎么样？”


    “宫里可是有规矩的，谁该住那儿，分得清清楚楚，住的地方不对，会有人造谣言。”李彦青紧接着说：


    “造我的谣言不要紧，造三爷、造姨太太的谣言，我的罪过可大了。所以，三爷若是跟太太、姨太太一块儿住，三爷洗脚，我就不便伺候了。”


    “说得不错，说得不错。”曹锟连连点头：


    “分开来住，分开来住。”


    李彦青是经过高人指点的，因为曹锟在保定，没有人注意他的起居；但一登大位，情况大不相同；而况公府为众目昭彰之地，如说李彦青亦住在“深宫内院”，曹锟的余桃断袖之癖，就会喧腾人口，大损他的公府庶务处长的形象。


    因此，只有曹锟与妻妾分住两处，他伺候曹锟“洗脚”的“韵事”，才能“遮盖则个”。


    于是李彦青开始安排，曹锟仍住延庆楼，他的妻妾住延庆楼前面的居仁堂——其名为堂，实际上亦是楼。


    此处本来是仪鸾殿基址。庚子之乱，德国陆军元帅瓦德西担任八国联军统帅，以西苑为总司令部，瓦德西住仪鸾殿；到得第二年二月底，仪鸾殿深夜起火，他的参谋长许华兹少将，被活活烧死，仪鸾殿自然亦成了一片瓦砾。


    及至两宫回銮，接纳外国公使的建议，将原址改建为一座俄式的洋楼，专为接见国际使节之地，定名为“海宴堂”。


    人民国后，袁世凯以此处作为他的“养心殿”，并改名为“居仁堂”，楼上住宿，楼下会客，并在堂后另建一处洋楼，就是延庆楼，作僚属办公之用。


    如今，改成曹锟的“签押房”及卧室；自然也是李彦青的签押房及卧室。


    国务总理的人选，成了曹锟很头痛的一个问题，吴景濂不断对津保派催促，要求履行诺言；而津保派中，有人主张以天津籍而曾任段内阁内务总长的孙洪伊组阁，以示与段祺瑞修好；同时吴佩孚直接打电报给曹锟，请于老外交家颜惠庆及孙宝琦二人之中，择一提请国会同意。


    众说纷纭，各有来头；曹锟便与李彦青商议，该如何决定。


    “自然该听四爷的话。”


    李彦青说：“而且孙伯兰是咱们天津人。”


    伯兰是孙洪伊的别号。


    “那，吴子玉那里怎么交代？”


    “三爷，”李彦青劝道：


    “吴大帅有汗马功劳，不错；不过，大总统到底是三爷你在当，不是他。”


    曹锟沉吟了一会说：“好！你说我在当大总统，我就自己作一回主；听吴子玉的话，不是颜，就是孙。”


    李彦青也知道，曹锟不愿开罪吴佩孚，便见风使舵地说：


    “既然如此，就提孙大爷好了，到底是多年的熟人。”


    消息一传，吴景濂大为失望；而扫兴之事，尚不在此，他的议长在任期已满，而据说津保派准备支持原任参议院议长王家襄竟选众议院议长。如果此说属实，津保派过河拆桥，未免欺人太甚了。


    最使他惴惴不安的是，众议院中，反吴的各派系，已经联结成一股沛然莫之能御的势力，这些派系包括最大的国民党、研究系、以及反直系皖、亲奉的小政圈等等，已取得协议，蓄意杯葛吴景濂；而他本人又有一个致命的弱点，所以不但“入阁拜相”的美梦成空，议长宝座，亦将不保。


    因此到了十一月五日，众院集会，行使孙宝椅组阁的同意权时，有个议员首先提出程序问题，说吴景濂议长的任期已满，应该改选；这天投同意票，必须另选临时主席主持。反对派的议员原是有预备的，一到有人发难，立即便有好几个人，分两路疾趋而前，将站在议长座位以前的吴景濂，推的推，挤的挤，硬把他弄下了议坛。


    “你们是干什么？”


    吴景濂大吼着；当然也有吴景濂一派的议员，挺身相护，推推拉拉，怒吼指斥；还有些存心看热闹的，在下面呐喊起哄，一时秩序大乱。


    怒不可遏的吴景濂，手里有张“王牌”，便是警卫长汤步瀛，“你把强占议长座位的议员拉下来！”他拍着胸脯说：“有事我负责。”


    汤步溉自然遵命照办，带着警卫，将在议坛上的议员都轰了下来；吴景濂大马金刀地往他的座位上一坐，收复了“失地”。


    这一着，也多少在反吴派议员的意料之中，便有人登高一呼：


    “吴景濂没有资格主持院会，改日再投同意票，赞成不赞成？”


    “赞成。”众声齐应。


    “既然赞成，打道回府。”


    “好个打道回府。”有人笑着答应，一下子走了许多。


    剩下的人，看看人数不足，流会已成定局，亦都纷纷离座；其中便有廖衡，一出议场，便遇见吴少霖，两人已有一星期不曾见面了，欢然握手，相互问讯。


    “老弟，今儿有空没有？”


    “有、有。”吴少霖答说：


    “我请平老小酌；正阳楼吃螃蟹，如何？”


    “好！我来作东。”


    “谁作东，是小事。”吴少霖问：


    “要不要另外再找几位？”


    “不必！”廖衡将他拉到一边，低声说道：


    “我有个消息要告诉你。”


    “是、是！”吴少霖看了看表说：


    “时候也差不多了，等我回办公室把摊子收一收，马上就走。平老请先到休息室去喝杯咖啡，稍待片刻。”


    “好、好！我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