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做壳”和“债务重组”

    戴向军对陈四宝说的并非全部是假话。这段时间戴向军确实很忙，忙得晕头转向。不过，他不是在香港忙，而是在南都忙，不是忙公司的具体业务，而是忙公司的债务重组。通过接手“南都红楼”度假村和收购香港的寻呼台，戴向军忽然发现，资本运营才是真正的“运做”，它所产生的利润是陈四宝这样做产品买卖生意的人所想象不到的，因此，戴向军打算从此之后就专门做资本运营，而具体的产品运做，则交给下面做具体工作的人去做就行了。比如香港天安开张之后，他就把那边的具体业务交给了约翰陈。，当然，考虑到约翰陈是在西方文化下长大的，太讲规矩，即便是做具体的产品买卖生意，也不是很合戴向军的心意，所以，他特意把自己最得力的干将周柏林派过去帮忙，并且周柏林还带了一帮人，如此一来，戴向军自己就可以完全抽出身子在南都忙他的资本运营了。


    上世纪90年代，大陆中国资本运营还仅限于重组，包括资产重组和债务重组，而对于绝大多数由高等院校金融专业毕业的所谓资本运营高手来说，他们所了解的还仅仅是资产重组，戴向军虽然没有接受过这方面的系统教育，甚至也没有看过多少金融方面的书，但他悟性好，无师自通，竟然一下子就想到了债务重组。


    当然，说戴向军无师自通并不确切，因为他有老师，这个老师就是赵新民。


    赵新民就是银行的那个赵行长，当初戴向军由柯秘书长牵线与赵新民认识后，极力扮演财大气粗为人豪爽的样子，很快就与赵新民混得熟得不能再熟了，然后，在根本不具备贷款条件的情况下，由赵新民主动出招，采用打时间差的方法，完成一桩先放款后抵押的违规操作，解决了南都天安的启动资金问题。当然，戴向军没有让赵新民白忙，而是按贷款总额的三个点给了赵新民“咨询费”，从而建立了双方牢不可破的关系。如此，戴向军就通过自己的实践打破了人们关于“商场只有永恒利益没有永恒友谊”的神话，确信只要两个人一起违法乱纪，就有可能维持相对较长的友谊，比如他和赵新民，就维持长达十年的亲密关系。虽然十年并不代表永恒，但人生有多少个十年？人的一生中在商场或官场上驰骋能有几个十年？如果不是很苛刻，在商场或官场上的十年也差不多就是“永恒”了。


    戴向军与赵新民能够维持十年亲密关系的关键在于那个“咨询费”。“咨询费”奠定了两层关系。第一，实际上是行贿，属于违法行为，两个人都违法，行贿违法，受贿也违法，为了保证两个人都不受法律的追究，最好的办法就是保持双方的亲密关系，互相不揭发，互相不出卖，互相包庇，所以，这十年里戴向军和赵新民两个人的友谊是建立在法律基础上的，牢靠。第二，“咨询费”确立了师生情谊，表明在资本运营上赵新民是老师，戴向军是学生，他们两个都是有一定文化修养的中国人，懂得一日为师终身问父的道理，所以，两个人长达十年的关系是建立在祖国传统文化基础上的，有底蕴，不会轻易动摇。当然，能够维持长达十年的密切关系，与他们两个都会“做人”分不开。对戴向军来说，真正做到了学而不厌，不仅甘当小学生，而且是个尊重师长的好学生，包括不断地虚心请教，请赵新民到哈尔滨“考察”冰灯节，为赵新民报销一切可以出具的票据，甚至在麻将桌子上故意为赵新民老师点炮等等，做得比赵新民儿子还周到。对于赵新民来说，自然懂得来而不往非君子的礼教，但“来”是装进个人腰包，而“往”则动用手中的权力，基本做到了晦人不倦，不仅主动帮戴向军办理贷款展期，使戴向军从他们银行的贷款实际上可以永远不用偿还了，而且当戴向军进军香港急需资金的时候，赵新民还主动与他一起策划共同完成了用“南都红楼”抵押贷款的操作。这一次，也就是陈四宝在焦急地等待戴向军电话的这一次，戴向军在南都所忙碌的，则是仍然需要赵新民提供及时有效“咨询”的债务重组。


    所谓债务重组，在戴向军这里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是把本来用“南都红楼”抵押的贷款“重组”成由南都天安为天佑实业担保的贷款，这样就可以把“南都红楼”这块资产从抵押中解脱出来，相当于“解冻”了。第二步再把天佑实业的贷款“重组”成南都天安的贷款，这样，天佑实业就是一个没有负债只有优良资产的“纯”公司了，到那个时候，戴向军再考虑让天佑实业上市，在证券市场上再大捞一把，等捞够了之后，还可以让它反过来“收购”南都天安，再次套现。考虑到南都天安有一个子公司在香港，“外资注入”的概念肯定能让天佑实业股价翻番，与庄家配合得好，二级市场照样可以完成一次圈钱运动。


    关于天佑实业，其实是个“壳”，是戴向军当初为了承载“南都红楼”而专门做的“客”。要说这个“客”，其实也是被逼出来的。前面说过，戴向军的天安实业是挂靠在华安名下的，尽管只是“挂靠”，但真要认真起来，他麾下的资产理论上属于国有资产，所以戴向军一直有一快心病，就是担心早晚有一天自己辛辛苦苦打下的天地真被收归国有了。如果那样，那么他不是白忙一场了吗？特别是“南都红楼”到手后，他更不希望这个大金娃娃被贴上“国有”的招牌，所以，他当时就注册了“天佑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并且法定代表人不是他自己的名字，而是他弟弟的名字，因为从理论上说，戴向军是国家干部，属于“公家人”，而他弟弟是农民，完全是“私人”，如此，“南都红楼”这个金娃娃就完全成为他的私人财产了。可他的想法没有得到柯正勇的支持。柯正勇认为，把“红楼”过户给天安，是公家对公家，方方面面都好说，即使将来遇上什么别扭，也好解释，而过户给天佑，国家财产过户给私人，不是问题也能闹出问题，所以，他当时就表示爱莫能助，实在要做，戴向军可以找其他人帮忙，他保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如此，戴向军当然就只能做出让步，把“红楼”先过户到天安名下，然后再通过关联交易的方式转移到天佑名下，并以“红楼”做抵押，从银行弄了大笔贷款。现在戴向军所做的所谓“资本运营”，就是进一步把“红楼”解放出来，经过所谓的“债务重组”，把天佑公司原先由“红楼”抵押的贷款，“重组”成由天安为天佑担保的贷款。外行人可能不明白他这样做的意义，但内行人知道，他如此这样一“重组”，“南都红楼”就完全变成一快独立的私有资产了，就与天安没有一点关系了。不仅如此，天佑从银行的贷款将来万一偿还不了，或者戴向军明明有能力偿还却偏偏不愿意偿还，那么，银行也无权查封更不能拍卖“南都红楼”，而只能按连带责任去查封天安的资产。考虑到天安公司理论上是所属华安集团的国有资产，所以，即使发生这种情况，损失的也不是戴向军，而只能是国家。


    这是一个完整的策划，这样高超的资本运营策划单凭戴向军的悟性是不能完成的，所幸他有一个好老师赵新民。赵新民不但帮戴向军策划还能帮戴向军操作，正是由于赵新民的存在，才使得戴向军的策划具有可操作性。当然，戴向军的个人悟性也是不可忽视的，在某些级细微的细节上，戴向军甚至青出于蓝胜于蓝，比赵新民考虑得还要周到。比如让陈四宝入主南都天安这个环节，就是赵新民没有想到而戴向军独立思考出来的。


    戴向军在香港说打算让陈四宝入股南都天安从而成为香港天安真正的“后台老板”也是实话，并没有忽悠老大哥的意思，而且这件事情并非嘴巴说说，其实已经在着手做了。


    作为整个计划的第一步，戴向军已经实现，现在，天佑实业在银行将近两个亿的贷款已经由度假村抵押“重组”成由南都天安为天佑实业担保了，戴向军现在要做的是第二步，也就是把天佑实业从银行的贷款“重组”成南都天安从银行的贷款，使贷款主体发生变更。傻瓜也看得出，这一步更关键，也更艰难。虽然有行长赵新民的全力配合，但有一个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就是谁来为南都天安提供担保的问题。如今银行也是企业，也开始推行风险管理，无论赵新民怎么配合，将近两个亿的贷款，没有落实有效担保是不可能实现“债务重组”的。就是说，把债务转嫁到天安头上可以，但如果没有人为天安担保，那么从银行管理这边考虑，是无论如何也通不过的。一开始，戴向军以为是“咨询费”的问题，于是，承诺如果办成这件事情，他愿意出更高比例的“咨询费”，但赵新民态度坚决，拿出相关的规定给戴向军看，并主动要求戴向军通过其他途径再打听，看到底是他赵新民不配合还是这道坎他实在绕不过，最后，终于使戴向军相信，要贷款就必须有抵押，没有抵押就必须有担保，现在既然有意要把“红楼”从被抵押的状态下“解冻”出来，那么就只能考虑担保，不解决担保问题是没有办法实现他的第二步“债务重组”的。


    戴向军照过去方针办，找柯正勇，但柯正勇当时正在忙着出国探亲，一副去了就不打算再回来的样子，所以根本没有心情替戴向军想这个问题，明显是应付。柯正勇没经过深思熟虑，只略微想了一下，随口就说这事情好办，再让天佑实业反过来为南都天安担保就是，气得戴向军心里直骂他老糊涂了，如果再让天佑实业为南都天安担保，我费这么大劲忙“债务重组”干什么？


    柯正勇到底是真老糊涂了，还是已经对戴向军把他拖下水产生了怨恨，故意不把他的事情放在心上，只有柯正勇自己心里清楚，但有一点是确定的，那就是他关于让天佑实业反过来为南都天安担保的建议确实是馊主意。戴向军之所以要忙“债务重组”，就是为了让他的资产从“国有”帽子下解脱出来，当初创业初期，为了获得某些特权，戴向军特意给自己找了一顶“红顶”，现在国家政策宽松了，对民营企业不歧视了，戴向军自己的翅膀也硬了，这顶“红顶”该发挥的作用差不多也发挥完了，如果再不及时脱掉，自己这些年辛辛苦苦创下的产业，从理论上讲还属于华安集团的，换句话说，还属于“国有”的，这怎么行？虽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出面较真这件事情，但眼下没有较真并不代表永远不会较真，戴向军所要做的，就是想在还没被人较真之前，自己赶快从这个“红帽子”下面抽身，把天安公司资产转移，掏空，让天安成为一个只有负债没有资产的“壳”，到那个时候，估计就是戴向军想请人来较真，也没有人来较真了。谁愿意和只有负债没有资产的“壳”较真呢？既然如此，他怎么可能傻到反过来让自己的天佑实业来为南都天安担保呢。所以，戴向军心里骂柯正勇老糊涂了并不冤枉他。


    戴向军也想到了让南都电信为南都天安担保。他把想法对赵新民说了。赵新民说这样最好，只要南都电信能为你担保了，其他的事情我来做。


    赵新民不是说大话，南都电信是南都最大的效益最好的国有企业之一，而且现金流量大，偿还能力强，如果它能为天安担保，对银行来说风险最小，银行方面当然求之不得。可是，南都电信能为戴向军提供担保吗？


    戴向军在吕凡凡身上下功夫。下那种真正意义上的真“功夫”。


    吕凡凡单身一人，不缺钱，她还常常为戴向军买名牌，所以，戴向军在吕凡凡身上下功夫不能使用“咨询费”，而只能身体力行。


    戴向军已经不是当初的那个戴向军了。不仅不是十年前陈四宝眼中那个刚刚从部队转业的戴向军，也不是十个月前吕凡凡床上那个小心翼翼的戴向军，而是具有过人胆识和体魄的戴向军了。通过跟陈四宝到香港和澳门排场，戴向军学到了许多在书本上根本学不到的本事，这些“本事”他不好意思用在自己老婆身上，却非常好意思用在吕凡凡的身上。戴向军和老婆结婚十几年了，感情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坏，但毕竟是老夫老妻的了，十几年来一直沿用他们习惯的方式进行身体交流，如果戴向军某一天突然把从香港或澳门学了的新姿势用在他们夫妻之间，还真有点不好意思，好比两个老乡在一起，一直说着家乡话，如果哪一天其中的一个突然改口说普通话，肯定是不好意思一样。退一步说，即便戴向军脸皮厚，硬是这么做了，老婆在新奇之余一定感到好奇，肯定会问戴向军跟谁学的，到那个时候，戴向军该怎么回答呢？尽管老婆想也能想得出戴向军这些年在南都一定不会完全没有沾女人，但老婆猜想是一回事，由他自己亲口承认是另外一回事。很多事情是可以说却不可以做的，但也有很多事情是可以做而不可以说的，比如戴向军这么多年不可能没有碰别的女人的事情，就是能做而不能由他自己亲口对老婆说的。为了不亲口对老婆说，戴向军就不能在老婆身上实践新尝试，但却可以把这种新尝试用在吕凡凡身上。起初，戴向军是为了尝试而实践，换句话说，戴向军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心理和生理需求而在吕凡凡身上采用新“本事”的，后来，为了能让南都电信为天安提供担保，戴向军这样做在主观上就不是为满足他自己了，而是为了满足吕凡凡。所以，应用起来就更加投入，更加细心，更加以满足对方的感受而控制自己的节奏。果然，戴向军的努力让吕凡凡心旷神怡，心花怒放，死去活来，吕凡凡由此就感觉是戴向军给了她新生，就更加主动地为戴向军购买名牌服装、名牌钱包、名牌领带、名牌皮带等贵重物品。


    实事求是地说，吕凡凡在戴向军身上花钱完全是主动的和心甘情愿的，丝毫没有被戴向军引诱的因素，甚至可以说，吕凡凡这么做也是为了她自己，因为她实在没有其他方式可以表达自己对戴向军感激和报答，只有在戴向军身上花钱了，她才感到一丝欣慰。每次看到戴向军身上穿着自己为他添置的新衣裳或新领带，吕凡凡心头就立刻充满爱意，就感觉自己是个被爱且有所爱的女人，就当即从心底里产生一种要直接表达这种爱和被爱的欲望，就要做爱，而每次戴向军都能最大限度在她身上尝试最新的表达方式，甚至，某些方式并不是他从香港和澳门学来的，而是活学活用，推陈出新，自学成才发明创造出来的，因此，也就更容易让吕凡凡激情彭拜。但是，戴向军想要的并不是名牌，而是担保。


    在一场死去活来之后，戴向军说出了自己苦恼。


    那一天是在“南都红楼”，在他们激情彭拜之后，戴向军说“南都红楼”是他们俩的乐园。


    吕凡凡把头埋进戴向军的怀里，露出幸福的微笑，表示是的。


    戴向军说但这个乐园其实并非真正属于他们的，而是属于银行的。


    吕凡凡把自己的脑袋从戴向军的怀里抽出来，疑惑地看着他，不解。


    戴向军叹口气，说因为“南都红楼”已经抵押给银行了，所以，严格地将，她属于银行的，不属于我们的。


    吕凡凡露出焦虑，同时抚摩戴向军，安慰他。


    这时候，戴向军才说出想让南都电信为天安担保的来龙去脉。


    吕凡凡当然愿意为戴向军做一切，并且她也认为这件事情没什么大不了的，不就是担保一下嘛，也不用南都电信出钱。


    说服吕凡凡之后，戴向军还特意安排吕凡凡和赵新民一起吃了饭，让赵新民为吕凡凡打气。赵新民心领神会，对吕凡凡说，所谓的担保也就是一个手续，不会对南都电信正常的经营产生任何不利的影响，甚至都不需要在公司财务报表上反应。


    赵新民这样讲也不能说是欺骗吕凡凡，因为按照当时的财务制度，对外担保确实不需要在报表中显示，所以，从表面上看，南都电信对天安公司担保确实不会对他们正常的经营活动产生任何直接的影响，但是，有一点他没有对吕凡凡讲清楚，或者是他故意没有对吕凡凡讲清楚，那就是，一旦发生天安公司不能偿还银行贷款的情况，那么，南都电信就要承担连带责任，换句话说，万一将来天安公司无力偿还这笔贷款，南都电信就有义务替它偿还。


    无知者无畏。吕凡凡听行长都这么说，胆子更大了，当即就表示没问题，这事她包了。她哪里知道，一旦她这么做了，就等于承担替南都天安承担将近两个亿的债务了，因为戴向军根本就没有打算偿还这笔贷款，为逃脱债务，他准备连整个天安公司都不要了，要不然，他怎么说让陈四宝来接手南都天安呢。戴向军请陈四宝来入主天安，就是打算有朝一日当天安被他掏空，根本无力偿还贷款的时候，让陈四宝来当他的替罪羊。所以，戴向军关于他打算让陈四宝入主南都天安，从而成为香港天安真正“后台老板”的说法完全出于真心，绝非戏言。现在，他已经在陈四宝面前挖好陷阱了，并且把陷阱画成馅饼的模样，就等着陈四宝自己往里面跳了。


    戴向军对陈四宝太了解了，不用他引诱，陈四宝自己就会往陷阱里跳。这不，这两个月戴向军因为在南都忙“重组”，暂时把陈四宝晾在一边，陈四宝急得喉咙要冒烟，这次戴向军去香港一松口，陈四宝当场眼睛里面闪金光，恨不能当天就能入主南都天安，成为香港天安名副其实的“后来老板”。而只要陈四宝接手南都天安，即便吕凡凡那边南都电信最终没有为天安提供担保，天佑实业所欠银行的债务没有被戴向军“重组”到南都天安名下，戴向军也有退路，大不了，到时候让天佑实业玩金蝉脱壳，把已经“解冻”的度假村卖掉，使天佑实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壳”，并让它自生自灭。反正只要赵新民当行长，就不会采用法律的手段追讨这笔贷款，万一哪一天赵新民不当行长了，或出现了什么特别的意外，银行突然想到通过法律手段追缴逾期贷款了，也没有关系，因为反正天佑实业是“壳”，没有任何偿还能力，按照担保合同，南都天安承担连带责任，换句话说，就是让南都天安偿还天佑实业所欠银行的贷款。而到那个时候，戴向军早已经与南都天安脱离了关系，那时候南都天安的老板是陈四宝，就让陈四宝来做这个替罪羊吧。所以，无论发生什么样的情况，戴向军的整个计划都是万无一失的。


    但是，戴向军毕竟是有良心的人，想到让陈四宝当自己的替罪羊，心里多少有些与心不忍，但他很快就从自责中摆脱出来，自己在心里说服自己，想着即便发生这种情况，也是陈四宝自讨的，这个世界上没有谁能害谁，害自己只能是他自己，你陈四宝那些钱本来就来路不正，今天散去，算是回归社会，不冤枉。这么想着，戴向军又想到自己，想到自己的这些钱来路也和陈四宝差不多，如果散去，也是回归社会，不冤枉，再往深一想，周围的这些“红顶老板”，他们哪一个的钱来路那么正？哪一个散去都是回归社会，都不怨望。不过，到底哪一个最后被散去，哪一个最后不但不散去，反而越聚越多，就只能看个人的造化了。说到底，人类社会和自然界所遵守的法则是一样的，都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羊吃草狼吃羊，我们没有必要因此而憎恨羊同情狼，如果大哥陈四宝是羊，我不吃他，别的狼也会来吃他，如果陈四宝是狼，我是羊，他吃我戴向军我没有任何抱怨。自然界的法则残酷，生活中的法则同样残酷，任何法则都是残酷的，我们改变不了法则，没有必要为法则的残酷而悲天悯人。如此一想，戴向军就坦然了，就心安理得地坐等陈四宝自己往陷阱里跳了。


    不出戴向军所料，陈四宝果然主动往里面跳了。虽然挨着做“大哥”的面子，不好意思主动上赶子，但只要戴向军提出要他在什么文件上签字，他立刻就签字，连文件的内容都不仔细看一遍，闹得戴向军自己都不好意思，感觉自己完全是和一个傻瓜做生意，没劲。有一次，戴向军因此还提醒陈四宝，说凡是遇到签字的事情，都应该慎重，起码要认真看清楚才落笔。陈四宝听了这话当然感激戴向军，并且有些不好意思，说是的，他是这样的，凡是遇上要签字的文件他都要仔细看清楚才签字的，有时候是熟人，是朋友，不好意思当面认真看，他就让人家放在这里，等对方走了，自己才认真看，看清楚了，第二天才签字。


    “可对你老弟不能这样呀，”陈四宝说，“咱们之间不是熟人，也不是朋友，而是兄弟呀。如果要是连弟兄都不相信，人活着还有什么意思？还不如死了算了。”


    说得戴向军脸都红了，不知道是感动得还是惭愧得。


    有那么一刻，戴向军甚至想放弃自己的计划了，他觉得陈四宝说得对，如果连自己的兄弟都欺骗，那么人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人类社会和自然界毕竟是有区别的，在自然界，狼吃羊合理，但毕竟狼是狼羊是羊呀，是两种不同的物种，如果是同一种，比如狼吃狼，就不合理了。那么，我戴向军就算不是人，是动物，但也是和陈四宝属于同一种动物呀，我这样“吃”他应该吗？


    戴向军想到了找其他人来当替罪羊替换陈四宝。但找了一大圈并没有找到合适的人，再说即便找到合适的人了，对陈四宝该怎么解释呢？难道说对不起，大哥，我本来打算骗你的，现在不打算篇你了。而如果不这样说，而是找个其他理由，更不行，陈四宝一定以为我变卦了，说话不算话了，更麻烦。最后，戴向军又只好往回想，想这钱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我把南都天安卖给陈四宝，最多就是把本来属于陈四宝的一部分金钱划到了我自己的名下，而不是真像狼吃羊一样剥夺了陈四宝的生命，换句话说，并没有真的“吃”掉陈四宝，所以，不应该脸红。


    陈四宝往陷阱里面跳的过程比戴向军想象得要顺利。事实上，戴向军根本就没有推他，完全是陈四宝自己往里面跳的。比如转让价格问题，戴向军原来最担心的就是转让价格，他怕在这个问题上与陈四宝之间产生不愉快，所以，在报价的时候特意打了一点埋伏，准备让陈四宝有个讨价还价的余地，谁知道陈四宝一点异议都没有，一个劲地讲好说好说，咱兄弟之间好说，你老弟说多少就是多少。不过，在付款方式上，陈四宝提出一点小要求，说他的钱都滚在生意里面，接手天安之后，他打算不做原来的“金融服务”生意了，毕竟那是违法生意，自己穷的时候，没有地位，管他违法不违法，只要赚钱就行，现在承蒙你老弟关照，带我走上正道，从此之后我再不做违法生意了，一心一意做好天安生意，但是，从原先生意当中退出来需要一个过程，道有道规，我不能今天说不做明天就把钱全部收回来，如果那样，得罪人不说，生意上的朋友如果知道我以后再也不做“金融服务”这一行了，也就不考虑以后长期合作的问题了，在最后一单上放我一个鸽子也说不定，所以，要慢慢减少，逐步退出来，因此，入主南都天安的费用也只能一笔一笔地支付。


    陈四宝态度诚恳，入情入理，说得戴向军想拒绝都没有理由，关键是陈四宝一口一个兄弟，连转让价格这么原则的问题都没任何异议，戴向军在付款的细节上要是一点都不让步，他自己都说不过去。最后，戴向军只好同意分期付款，但要求陈四宝尽量缩短付款时间。陈四宝说那当然，那当然。


    办理过户手续的过程也比戴向军想象得顺利。本来在工商管理局办理企业股权变更手续时，要求双方都必须亲自到场，当面核对身份，当面签字才有效的，但陈四宝和以往一样，害怕回南都，说什么也不敢亲自回来，闹得戴向军以为节外生枝了，好在这时候戴向军已经是相当规模资产的大老板，身边自然聚集了一些鞍前马后的人，这些三教九流的人围在戴向军身边当然是想占他便宜，但偶尔也能帮他出点力，比如这次办理过户手续，就得益于他们当中的一个。这个人是专门与工商管理部门打交道的，靠这个生活，他说只要老板舍得花钱，这事情他包了。戴向军问要多少钱，这个人说了一个数，戴向军一听，大大低于他的预想，当即答应，并承诺事情办成之后另外再给一个红包。果然，这以后戴向军在这个人的安排下请工商局具体办过户手续的科长吃饭唱卡拉OK，还上了小姐，第二天办手续的时候，找了一个年龄和外貌与陈四宝类似的人，冒充陈四宝，一点周折都没有费地就把字签了，把变更手续办了。


    幸亏过户手续办妥了，否则，戴向军那张完整的“重组图”中间就要发生断裂，因为就在这个时候，吕凡凡那边传来坏消息。


    问题不是出在董事长那里，而是出在丁有刚这里。


    本来，吕凡凡和戴向军都以为最不会出问题的就是丁有刚这里，因为丁有刚是戴向军的战友，吕凡凡还是通过丁有刚才认识戴向军的，所以，吕凡凡甚至指望与丁有刚一起做董事长的工作呢。关于南都电信为南都天安担保的事情，戴向军和吕凡凡商量过，由吕凡凡先探一下丁有刚的口气，如果顺利，戴向军就不亲自出面，不要没事找事，搞成这里面有什么勾当一样，反而引起别人怀疑。如果丁有刚态度暧昧，那么戴向军就亲自出马，请丁有刚帮忙，并承诺事成之后给一定的好处。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吕凡凡刚一探丁有刚的口气，丁有刚就十分坚决，说吕总你不是开玩笑吧，对外担保这么大的事情，不是我们两个能够决定的，要董事长亲自在担保合同上签字才行的。吕凡凡当时还没有感到事态的严重，还在笑，笑着说她知道，所以才没有去找董事长，而是来找你丁有刚，找你一起和我去做董事长的工作。丁有刚摇摇头，说这个工作他做不了。吕凡凡问为什么？丁有刚说不要讲做董事长的工作了，从我这里就通不过，我们凭什么要为天安公司担保？我们为他们担保，意味着一旦天安公司无法偿还银行贷款，就要由我们南都电信替他们偿还债务的。我们发疯了？


    吕凡凡听了这话当然不高兴，心里想，装什么假正经，我们也不是没有对外担保过，你跟戴向军还战友呢。不过，吕凡凡并没有把对丁有刚的不满立刻表露出来，仍然笑着，半开玩笑半真地对丁有刚说，戴向军不是外人，南都天安也是国有企业，我们公司也不是没有对外担保过，既然能帮别的企业担保，怎么就不能为天安担保。


    吕凡凡这话有所指，因为就在前不久，南都电信刚刚为广信集团提供过贷款担保，而广信那边关系正好就是丁有刚这条线。


    丁有刚当然听出吕凡凡这时候说这话的意思，马上就反驳，说：“那不一样，我们跟广信集团是互保，他们为我们担保贷款，我们为他们担保贷款，数额相等，风险是对等的。”


    吕凡凡把情况告诉戴向军。戴向军立刻就后悔自己太高估吕凡凡了。他回想起当初丁有刚说的话，说吕凡凡在南都电信副总中的排名比他后，对于做企业的人来说，把“排名”看得不是很重，但对于官场上的人来说，“排名”就相当重要了，官场上衡量一个人是不是成功，有时候就完全看“排名”，南都电信虽然也是企业，但其前身是国家职能管理部门，丁有刚吕凡凡这些人原本都是“官”，现虽然做企业了，但头脑中的“官念”并没有完全改变，还是按照官场的习惯考虑问题。根据这个习惯，既然吕凡凡比丁有刚的“排名”朝后，那么，她有什么资格与丁有刚谈对外担保的问题？不错，戴向军确实不是外人，但既然如此，你戴向军干吗自己不当面找我？而让一个“排名”比我后的副总来做我的工作？


    智者千虑也有一失啊。戴向军非常后悔自己没有亲自找丁有刚谈这件事情。后悔那段时间把主要精力放在陈四宝和赵新民身上了，以为吕凡凡在南都电信根基深，是老书记的人，在南都电信这边，自己只要身体力行地牢牢抓住一个吕凡凡就行了，而忽视了与丁有刚的“沟通”。


    虽然后悔，但戴向军却不能在吕凡凡面前有所表露，否则事情就会越办越糟。戴向军发现，人们常说的祸不单行并不是一种迷信，而是有科学道理的。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情之后，当事人往往急噪，不冷静，草率处理，所以，又接着发生更加不愉快的事。戴向军提醒自己不要祸不单行，要冷静，在打算亲自约丁有刚的同时，千万不能冷落吕凡凡，所以，此时此刻尽管他心里相当懊恼，却也在吕凡凡面前强颜欢笑，说没什么，我再单独约他一下，行就行，不行我还有其他办法。


    为了强颜欢笑，就必须有所作为。当戴向军在吕凡凡身上作为的时候，尽管不断提醒自己要一如既往地保持高昂的热情和干劲，但越提醒越力不从心，老是分心。直到这个时候，他才发现吕凡凡确实不年轻了，身上的皮肤缺少张力，敏感部位的颜色不鲜艳，体内散发的气味也不诱人，甚至，当戴向军强迫自己用嘴作为的时候，还突然闻到了一种难忍的臭味，一阵恶心，差点呕吐出来。好在戴向军自控能力很好，忍辱负重，委曲求全地把事情做完了，没有让吕凡凡察觉出他是勉为其难的。


    稳定住吕凡凡之后，戴向军没敢耽误，立刻就联系丁有刚。他知道这时候越早跟丁有刚沟通越好。早了还能解释，晚了则连解释的余地都没有了。


    戴向军给丁有刚打电话，说请他吃饭。丁有刚没有推辞，爽快地答应，从而让戴向军看到了事情还有转机的希望。


    两个人见面之后，戴向军一改以往先闲扯，后谈正事的习惯，而是先发制人，没等丁有刚开口，上来就把事情挑明了。


    “有一件事情我正要向你请教。”戴向军说。


    忘坚强笑笑，心里想，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戴向军不在乎丁有刚的态度，继续按照自己的思路说话。说：“吕凡凡说你们南都电信可以为我们南都天安担保，我知道这事情不容易，所以想征求一下你的意见，如果你觉得可行，我就下功夫，如果不可能，我干脆找别的企业，不耽误时间了。”


    戴向军这样说当然是经过充分考虑的。既要给足丁有刚的面子，也不能让自己丢面子，而且说的也是实话，如果当着他的面，丁有刚的答复还是不留余地，那么，戴向军也只能放弃这个念头了，至于是不是能找别的企业担保，当然是后话，与丁有刚无关。


    “你还是趁早找其他企业吧。”丁有刚说。


    戴向军听了相当的不舒服，立刻理解吕凡凡为什么生气了。戴向军此时有些看不上丁有刚的为人处世，想，就是拒绝，也不用这么直接嘛，换上我，至少会说我这里没有问题，问题在董事长，或者再加上一句，根据我的估计，董事长是不会同意这么做的等等。如果这样，起码在面子上给戴向军一个台阶，但丁有刚硬是连一个虚假的面子和半个台阶都没有给戴向军。


    他妈的！


    戴向军心里狠狠地骂了一句，但嘴巴上却问：为什么？


    “这事我做过，”丁有刚说，“前不久我们刚刚和广信集团搞了相互担保，知道里面的程序。说实话，别说我只是一个副总，就是董事长兼总经理都帮不了你。除了担保合同外，还要形成董事会决议，每个董事都要在决议上签名。”


    戴向军仍然不是很高兴，心里想，这不用你说，我也不是没有办过贷款，前段时间我们南都天安还为天佑实业搞过担保，当然知道除了担保合同之外还需要董事会决议，但这都是手续问题，董事长工作通了，自然就能形成董事会一致决议了，这点还要你说？


    心里虽然这么想，但表面上还是微笑着点头，表示赞同丁有刚的观点，或鼓励丁有刚继续把话说完。


    丁有刚大概也看透了戴向军的心思，继续说：“我们公司和你们那里不一样，十三个董事，其中五个是电信局班子成员，这些人是我们的上级，怎么会给我们面子？我们董事长见了他们都像孙子，何况我们？”


    这个问题戴向军倒是没有想到，现在听丁有刚一说，还真觉得有道理，虽然说起来南都天安也是国有企业，但他那个“国有企业”与南都电信这样国有企业不一样，天安是挂羊头卖狗肉的“国有企业”，而南都电信则是由国家职能部门转变成的正儿八经的国有企业，天安只有三个所谓的董事，而南都电信有十三个董事，而且其中有些董事是上级主管部门班子成员，丁有刚说的在理，这些人作为上级，确实不会卖下面公司领导的帐，那么，这件事情是做不成了？


    戴向军有些沮丧。


    丁有刚显然一直在观察戴向军的反应。这时候见戴向军有些沮丧，便说：“我这样一口回绝你其实是看在老战友的份上对你讲实话，换上其他人，不管做成做不成，我起码会说我这里没有问题，问题在董事长和另外十二个董事。如果那样，白领你一个人情，但最后还是办不成，让你多花钱不说，还耽误你时间。”


    “谢谢！”戴向军说。


    戴向军是真心说谢谢，不是说客气话，更不是说反话，他承认丁有刚说得对，更感觉丁有刚能这样不打官腔直接把结果告诉他确实是已经非常够朋友的了。


    丁有刚听到“谢谢”两个字倒有些不好意思了，笑笑，说没什么，换上你，也会这么对我的。


    戴向军心里咯噔了一下，想，如果是我，我能这样对他说真话吗？恐怕不会。


    这么说着，两个人就达成了相互谅解，甚至开起了玩笑。丁有刚问戴向军给吕凡凡灌什么迷魂汤？戴向军当然知道他指的是什么，但不好做正面回答，这种事情，是做了就不能说，说了就不能做的，现在既然做了，考虑到丁有刚和吕凡凡是一个单位班子里的同事，戴向军当然死活不能说，于是就打岔，问丁有刚最近怎么样，有没有扶正的可能，如果扶正，是不是需要走什么关系，上什么手段，如果需要，丁有刚自己不方便，他戴向军愿意出面，出钱出力在所不惜。


    丁有刚听这话当然高兴，也就不在戴向军给吕凡凡罐什么迷魂汤的问题上深究了，而是说到他们系统内部的一些事情。说他们南都电信说起来是企业，但班子的任命权还在电信局，不伦不类，所以，是不是扶正并不在于个人工作能力，而在于上面有没有人。


    戴向军虽然对丁有刚说的事情不是真感兴趣，但由于是自己挑的话头，出于礼貌，还是认真听着，并不断地点附和。


    丁有刚再次说到吕凡凡，说吕凡凡上头就有人，条件比他好，但她自己不上心，好象当个副总就革命到头的样子，并没打算更上一层楼。


    戴向军本来是敷衍的，但听着听着也就听出了名堂，丁有刚第一次问戴向军到底给吕凡凡灌了什么迷魂汤可以理解成完全是开玩笑，第二次再把话题扯到吕凡凡身上，显然就不是开玩笑了，似乎是有所指，到底指什么呢？戴向军在心里问自己。


    “男女有别，”戴向军说，“男人的事业心比女人强，也可是说是事业周期比女人长。男人四十事业刚刚开始，女人四十就考虑退休了。哎，老兄，你可以让吕凡凡的关系为你所用呀。”


    丁有刚一愣。


    戴向军不说话了。为丁有刚斟酒，劝丁有刚吃菜。但丁有刚显然没有心思喝酒，也没有心思吃菜，而是想听戴向军往下说，说怎样让吕凡凡上头的关系为他丁有刚的扶正发挥作用。可此时此刻的戴向军似乎已经忘记刚才所说的话，而一个劲地斟酒劝菜，完全是一副非常单纯的朋友相聚的样子。于是，他们之间的气氛又重新出现了某种程度上的不对劲。


    突然，戴向军说话了。说：“如果互保呢？”


    戴向军这个问题很唐突，与他们正在谈论的问题接不上，所以，丁有刚听了之后，一个激灵，想，你小子真行呀。


    “如果银行认可，当然没有问题。”丁有刚说。


    “银行方面当然没有问题。”戴向军说


    丁有刚又想了想，想着自己肯定不能被戴向军牵着鼻子走。


    “你找其他单位吧，我们这边刚刚获得一笔贷款，暂时并不需要资金。”丁有刚说。


    “不行，”戴向军说，“其他单位我不认识人，银行也不一定认可。”


    “那你就等吧。”丁有刚说。


    “等什么？”戴向军问


    “等我当一把手呀。”丁有刚说。说完，没等戴向军笑，他自己就哈哈大笑起来。


    戴向军当然也跟着笑了起来。但是，他没有笑多长时间，立刻就严肃起来，把脑袋往丁有刚面前凑了凑，压低声音说：“这里面是有费用的。反正跟谁做都是做。与其把好处给别人，不如咱兄弟自己做。”


    丁有刚一听，也不笑了，并且把眼睛眯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