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在路上

    “我有两个儿子——我跟你说过吗？”


    霍格现在几乎永远在路上，在大西北穿梭往来，为重庆国民政府和延安的共产党撰写长篇报道。他轻装上路，随身携带饰有靛青色图案的棉被和灰色军毯。棉被和军毯都已经打满了补丁，但是他不愿意替换任何一样，他将它们视若珍宝，就像一个孩子溺爱自己最喜欢的“泰迪熊”一样。长途旅行是经常在超载卡车上度过的，他把棉被包在一张油布里，用来防水。他的衣橱里衣物稀少，只有两条短裤，两件衬衣，一件浅蓝色的工作服，一件羊绒衫，内衣以及一套冬天穿的棉服。


    他骑马、骑骡子、坐驴车，或是任何可以当做汽车的交通工具：“这些所谓的汽车只是无篷卡车，大家都带着自己的行李蜂拥进来：被褥、箱子、婴孩、小鸡、鸡蛋、芜菁、干柿子和橘子，然后就坐在上面??汽车的燃料是炭，因为汽油非常昂贵。”他将自己的汽车冒险旅行写成长篇散文，投递给《曼彻斯特卫报》，后来被《新政治家》登载，题目是“从汽车看中国”。


    公共汽车站的大木门外面已经聚集了一群人。他们就像一群寒冷的羊群一样默不作声地站着，仿佛等待黎明的过程中有一种低于人类的原始情愫。人们聚集起来拿着黄色的碗去货摊买花生糊时，货摊上的纸灯笼微弱的光映照着他们的脸。婴儿们带着疲倦的声音开始哭，妈妈们就将他们喂饱。士兵们不受任何行李的牵绊，挺立在一旁。乡村的人们焦虑不安地数着他们的行李。


    突然铁链发出叮当的响声，沉重的门闩落下，大门开了一个小缝。我们就像在足球场上一样往门里冲。“2177车在哪?”“2466车在哪?”我们来回奔跑，寻找位臵。这个过程中损失片刻的时间就可能意味着这一天的剩下时间要跟一群四处奔跑的人们挤在一起。而如果能成为最先挤上车的人(始终假设你没有碰到另一人从与你相反的方向挤)，并被夹在一群混乱之中：有婴儿和老绅士，还有土产品、行军床、备用帽、橘子、成菜等等，(如果你足够幸运)还有漂亮的眼睛大如南瓜籽的女孩，则是多么开心的事啊!


    豪华舒适、配备沙发软垫、靠背高高的飞机在整个中国大陆繁荣发展，可能涵盖了一些独占性，但是战争时代的中国公共汽车对其乘客们一视同仁。当所有人都坐定了，在外面扶着的人让其他人在转弯的时候紧紧抓住他们。每个中国人都试图多结识人，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形成对对方的第一印象，这样交谈就开始了：你的家乡在哪里?哪个省的饭菜最好吃?哪个省的方言最难懂?这些是最关键的问题。


    我们的车是丑小鸭中的美天鹅了。也就是说，我们的车烧的是汽油。而其他车的顶端则是难看的烟囱管和木炭炉。他们每斤木炭(大约7美元)可走1000米，我们十加仑汽油可走10万米，而在那个年代汽油价格不菲。但是这还不是我们为我们的优越所必须付出的全部代价；我们在可以动身之前，必须将每只丑小鸭沿着公路向前推，直到它们发动起来。天鹅在这个年代必须做出牺牲……


    (车开动以后)天空飘着雪花，狂风呼啸而过，乘客们的衣角和毯子被卷起，又飞速地被我们塞回去。


    不安分地坐在卡车边上的是一些从陕西前线回家的士兵们。他们已有两年未归了，相互之间兴奋地指点着古老的路标。面露钦佩之情的百姓们询问他们在前线的战绩，士兵们用英勇无畏的口气讲述着他们击退日本鬼子或是敌军作茧自缚的神奇故事。


    小商贩及其货品遍布整个车厢，乡村人赶着到下一个城镇炫耀他们新生的婴儿；前面边上有一位歌剧家，之前肯定做过女主角。她紧紧地抱着自己钟爱的乐谱夹，就像一个农村妇女抱着自己的孩子一样。她躺在毯子下面，哼着卡门的片断。她这次是从兰州到重庆(她这么对旁边的妇女说)去订婚。如果她没把脸藏在毯子下面该有多好啊!


    路上都是车的舰队：手推车，四轮车，私人车，政府车，将面粉和棉花运往南方，再从四川带回茶叶、大米、烟草和钞票。临近傍晚，我们沿着崎岖的修筑得很好的山路进入汉水流域，途经一支手推车舰队，连接其间的短绳飘扬着。之后夜色渐深，一长串骆驼带着木材、石油和茶叶回到兰州，这些货物将会通过甘肃，横跨沙漠，翻越贫瘠的山口，沿着新疆位于海平面之下的翠绿的山谷而上，进入苏联。


    就在我们进入汉中之前，我们看到一位老人，很可能已经又聋又瞎。他背着一大捆的木柴，在路中间蹒跚而行。我们开着低档跟在他的后面大声呼喊了一会，却无济于事。副驾驶员跳下车，暴跳如雷地推搡了那老头一把，不知是因为惊异，还是力道太大，老人掉入壕沟之内。骆驼和背木柴的人的旧中国一定会让步给新的中国；但是我们希望新一代可以找到一种更文明的方式!


    汉中在新的电灯照明系统下骄傲地闪烁，街道上有很多好吃的食品。坐在四川桔子、干柿子、牛肉三明治，小摊旁边的年长女人们对这个地方的时尚感到非常惬意，脚下的小木炭炉沿着她们的裙子送上一股热气流，膝盖上的可以用来暖手。看个电影(那种五分钟后就让你头疼的），然后上床睡觉。马路的规则是早睡早起，如果你想要一个比今天好的位臵。


    第二天清晨，在破晓之前很早的时间居民们就已经起来了，要“洗脸水…‘漱口水…‘淘米”。天还是黑的，人们就再次挤进了卡车里。


    然后汽车继续前行在新旧交替的中国。鸡毛到处飞；小猪像黑色的子弹一样满车跑，或是在我们身后相互追逐，原因很简单，它们忘了停止奔跑；大捆红辣椒在太阳光下闪耀，神圣的树上系着的破布将我们拍打醒。狗和鸟都追赶着我们。母牛甩着尾巴，飞快地走掉，小男孩们跑过来迎接我们，小女孩们努力让自己看起来很有胆量。老年男人们像以往一样怀疑地摇头，老年女人们用肘轻推着对方，


    用手遮盖着脸，不怀好意地咯咯直笑，笑那些相互堆积的很不舒适的乘客们，他们看起来就像市场上待售的一群绵羊。


    有一次，为了躲避日军的前进，并挽救机器的一个重要部件，霍格撇开了自己的原则，雇用了一个黄包车夫。一个强壮的英国男人加上一个巨大的机器部件对这个车夫来说太重了：“他脸上布满了斑点，身上满是杂草，膝盖严重向外弯曲，是我见过的最为瘦弱的车夫。我在路上碰到的一位传教士说他吸食鸦片成瘾。”


    3天的旅程就这样开始了，这个奇怪的两人组尽全力保护他们的宝贵货物，抢在敌军前方，并避开敌机的视野。即使这趟旅程如此危险，霍格在书中却把它写成了一段少有的喜剧插曲。敌军紧逼其后，在他们的侧面隐约可见，霍格决定与其面如兔子的人力车夫轮流拉车，他称车夫“小兔子”。


    在他看来，这是体力上能做的最佳安排了，但是他害怕沿路同行的冷嘲热讽。所以当我拉车的时候，他把他的大宽沿帽给我，用它盖着我的脸，同时也在自己的脸上围了一条脏毛巾。我们就像一件神秘的手工艺品，对于周围友好的呼喊或是停下喝茶的邀请臵若罔闻，就这样一路无事。然后“小兔子”看见了一位旧友坐在一家茶馆前，他对于自己伪装的信念在这一瞬间消失了，他从车上挣扎着起身，朝我喊道：“让我拉，让我拉，你肯定累了，歇会儿吧!”。马上整个村子的人都盯着我们两个看，用脏话骂得我们面面相觑。


    我们继续前行，神奇地超越了公路上的所有其他车辆。“小兔子”永远不会主动离岗，但是在拉了一段他认为是公平的距离之后，他就会小心谨慎地离开大路去小便，回来时看见我站在车轮之间等他，便总是装出很惊讶的样子。


    黄包车在橡胶轮胎上行驶如此之快，真让人惊异不已。我们把货物放臵在某个特定方位，这样车轴就轻轻上抬。车夫一上车车就自动前行，同时承载了他自己的重量，这样在平路上只要用很小的力就可以行驶得比步行快。


    在路上阳光明媚，可是无人关注。赶骡人抽动鞭子，伟大的骡队——上帝创造的唯一一种真正热爱工作的动物——喘息着前行。


    满载家具的手推车队和满载城市撤离者的黄包车队排成一列，一路小跑。驴子们往返于村落之间，乡村的女孩子们穿着打着补丁的丝质裤子和丝质工作服，坐驴车去看望她们的亲戚。


    片刻之间一大群轰炸机的阴影笼罩着我们，路上的人们迅速地避入了路边的壕沟；飞机一走，人们又像野兔一样从壕沟里跳出来，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5个小时后我们发现南阳依旧浓烟滚滚。所有的旅馆都倒塌了，我存放行李的那家旅馆像是一个发黑的贝壳。


    “小兔子”和我没有停歇，在黑夜中前行，因为日军就在我们身后数英里处。只有那些有亲戚要埋葬的人们留在后面，他们在烛光中，从废墟中寻找烧焦的木棍，然后将它们小心地插在棺材之中。


    而在他们身旁，整个城市的其他人涌向公路，倾巢北上。


    我们不能再走干线公路，因为日军的巡逻飞机正在大路上用机枪扫射所有活人。我们不能再轮流拉车，只能一起拉着它翻山越岭。


    在旅行的第三天，两人终于到了位于伏牛山上的安全地，大约在黄河以南两百英里处。霍格给了“小兔子”钱，打发了小兔子之后，他就开始打发他的车夫传递给他的一大堆虱子。


    霍格很少在一个地方停留数天以上，对于这种东奔西跑的生活他似乎非常满意。旅行令他暂时将他对于女朋友小任、家庭以及朋友的担心抛之脑后。但是他的脑海、他的梦从来没有离开过家：“有一天我做了一个梦，圣乔治的橄榄球队在球场上踢球，每个人都在鼓掌，疯狂地呼喊着‘学校”而我却被关在校长的书房接受教训。”


    1940年夏天，霍格第二次去重庆，其后他又去过几次重庆。重庆自豪地称自己为地球上被轰炸最


    严重的城市。伦敦的闪击战即将开战，但是自从蒋介石1938年将中华民国的首都迁至重庆后，这个中华民国的陪都已经经历了几乎两年的持续不断的空袭。


    霍格发现城市的生活给人带来恐惧和压抑。轰炸比他在汉口经历的要激烈得多，覆盖面也要广得多。中国媒体广泛地报道着伦敦闪击战的情况：每日的空袭警报、人们奔向避难所、血腥的后果。霍格的直系亲属中，只有他的父亲在伦敦工作，但是这不是问题的关键。对于轰炸可以对拥挤都市的平民带来什么后果，他非常清楚。此外，让他在中国挺过前3年的理想主义渐渐开始消失。1940年9月，他和以前一样，给“亲爱的爸爸妈妈”写信：今天是星期五，晚上11点左右。亲爱的老希特勒可能正在对英国发起死亡攻击。我的思绪就在这里结束。当我在一个曾经美丽的城市(重庆)的废墟里漫步时，我想，伦敦很快会比这个城市以及那个弹丸之地的其他城市(比中国的一个省还要小得多)还要糟糕……这里的情况也不容乐观。如果你们还记得我所写到的战争期间的进步，(从军阀到民主，青年精神的力量等等?)，忘了那回事吧，这在如今一天比一天不真实。


    国民政府腐败堕落，西方力量无法与日本抗衡，共产党已经识破了国民党内战的阴谋，积极的进行着准备，这些已经足以让人沮丧。每日空袭的生活更使人悲哀。


    但是，如果伦敦可以承受得住，重庆同样也可以。从很多角度上说，中国战争时期的首府位置更佳，可以在常年的空袭中幸存下来。重庆建于陡峭的山上，该山位于长江和嘉陵江的汇合处，从一块形状似鲸的岩石之上伸出。重庆的历史可以上溯到约4200年之前，当罗马还只是一个小山村，伦敦只是沼泽地和林地的时候，重庆就已经是名副其实的重要贸易中心了。作为一个壮丽而非秀丽的城市，重庆在漫长的雨季中总是艨胧不清，被雾笼罩，铁灰色云彩在屋顶集聚，有规律地带来长时间的雨水。关于这个城市，有句古谚语“蜀犬吠日”。


    战争年代，人口激增到了原来的3倍，几乎过百万。人们也确实学会了害怕晴朗的天气，天气一晴，轰炸就要开始。人们迅速得知空袭中唯一安全的地方就是政府在山的侧面所挖掘的深深的隧道，在那里形成了大约1000个公共避难所。霍格发现这些隧道黑暗、泥泞，并且非常受数量急剧增长的耗子们欢迎，它们就像所有人们一样急切避开日军的轰炸。


    政府、银行以及富有的市民们建造自己的深邃的防空壕，装修良好，并且装备着厨房设施。加入这些避难所的邀请是每个人梦寐以求的事。澳大利亚记者罗兹·法默描述了基督教青年会如何将袭击转化为商业机会，通过大量投资修建位置较深的避难所，然后在空袭的月份里售卖50美元的季度票给会员们。


    1938年12月之后到达重庆的政府官员、外国记者和外交官会发现，这个城市的主要街道泥泞不堪，白天夜晚都有超大号的耗子活蹦乱跳。日军侵略初期市中心就已经被毁掉，城市外围的地下就是法默称之为“肮脏的通道和几乎垂直的石头楼梯组成的中世纪沼泽”，对于那些不够谨慎的人，含水层喷出的水能将这里变成危险之地。河边地区与城市街道一样拥挤。从汉口沿河而上的美英法的炮舰与舢板和小船争夺地盘。


    重庆与太平洋海岸相隔1500英里之远，离印度比上海更近。数个世纪以来，该城市从滨水地区沿着避难的山区向上扩展，在这里房屋依附着悬崖峭壁，看起来有几许失真。河上的房屋在50英尺高的高跷上建成，用图示解释了长江一年一次的涨潮：西藏山脉的融雪让“生命的河流”奔腾不止。


    就像其他新闻记者一样，霍格到来的时候最好的住宿之地早已被占据或是毁坏。除了为工业合作社工作之外，他现在还是美联社的通讯记者，同时为《曼彻斯特卫报》撰稿，他的报道为各大媒体所重视。在名为“媒体旅店”的偷工减料的政府建筑楼里，他设法与媒体团队的其他人同住一个房间。不久之后旅店就在一次轰炸中被毁，很快政府又在原地搭起了一座竹楼，窗户上糊着油纸，地面是胶合板，这样的建筑成了老鼠的天堂。媒体的人们虽然很憎恨这新楼，但是新楼的建立仍然使他们士气高涨。一种英雄气概弥漫全城，与伦敦的反空袭热情相呼应。新闻记者、外交官、国民党和共产党官员与上班族、船夫、人力车夫和贫民窟居民有着相同的目标，面对着相同的危险。轰炸让人们对日本同仇敌忾，并坚信日本将会被打败。


    虽然霍格仍旧是个新闻记者，但是他在合作社的工作却让他无法行动。美联社对于农民阶级的故事不感兴趣。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媒体都和美联社一样，还是有一些主流媒体对此感兴趣的，例如《时代》杂志的西奥多·怀特，他们将霍格视为信息来源，来获取合作运动成功的乐观迹象。许多旧日的汉口同僚们都在重庆市，霍格与他们密切合作来撰写工业合作社故事。


    美国记者安娜·雅各布是重庆媒体界的一名新成员，她1940年离开好莱坞，抵达中国，之前她一直为好莱坞撰写电影剧本。她在《时代》杂志社与西奥多·怀特合作，她对于重庆的悲惨处境以及那里的反抗精神的描述恰到好处：


    这个城市老鼠成灾，生活条件极差，食物糟糕，弹坑随处可见。所有的东西都是粘糊糊的，又冷又湿，就好像正在发霉一样。夏天湿度很高，臭虫疯长。在人们的房间里，离人4英寸对面的墙上爬着蜘蛛。所有(媒体旅馆)的水都是用木桶从长江边打来的，我们一天只有一铁盆水用来洗澡。夜晚，老鼠噬咬我们的靴子，咬穿电话线，吃我们的肥皂。但是，虽然身体上极不舒适，但是精神上却极受鼓舞，那是非常值得回忆的一年!


    雅各布以及其他1940年来到重庆的人是幸运的。去年5月是轰炸最为猛烈的时候，也是日本空军战争期问单次任务出动轰炸机最多的一次。目的是摧毁国民政府首府，迫使政府回到投降的谈判桌上。霍格是5月末第一次去的重庆，他为美联社做了很多有关轰炸破坏的实地报道。


    日本轰炸机编队从他们已经占领的汉口空军基地发动空袭，来回要经历1200英里的旅程。黄昏时分，飞机在1万英尺的高度5架一排对城市进行进攻，这是传统的防空炮火的最大射程。一位新闻记者从俯瞰城市的山顶观看空袭，他预计参加袭击的飞机有250架。燃烧弹加上5百磅烈性炸弹形成了1英里宽的火海，在这个木柴之城熊熊燃烧。


    新武器使用的背后有着残酷的用心。为了容纳在战争中急剧流入的人口，重庆近来新建了成百上千座建筑物。根据政府指令，这些建筑物都配有石墙地下室来作为防空洞，而事实证明这些所谓的防空洞是真正的危险场所。第一轮轰炸给城市带来了大量的烈性炸药，脆弱的木结构房屋纷纷被毁。第二轮轰炸带来了燃烧弹，将在地下室躲避的人们烧成灰烬。这个城市的人口四分之一在大火中被毁，死亡人数成千上万。


    蒋介石政府下结论说，日军新来的德国顾问参与了袭击策划，这一结论几乎完全正确。这一伎俩与曾在西班牙、尤其是在格尔尼卡使用过的如出一辙，重庆的遭遇似乎预示了伦敦的未来。希特勒政权事实上在中日冲突的双方同时起着作用：从1939年初开始德国顾问已经开始与国民党合作。柏林和东京1936年签署了反共协定，但是一支德国军事代表团已经与蒋合作多年。中国战争激化时，希特勒将代表团撤走，但是其一部分成员继续留在了中国。在这个阶段，中国的权力竞争主要是由日本和苏联在推动。直到欧洲战争爆发之前，莫斯科在对华援助上都非常慷慨，为中国提供了两年期限的上千架飞机、两千名飞行员以及500名军事顾问。从1939年9月开始这些援助急剧下降。


    日军对重庆大规模袭击的初衷是打击人们的士气，使其与国民政府及其共产党对手都反目成仇。日本和其德国顾问好像都没有意识到，空袭残杀了重庆大量平民，整个战争过程中在其他地方也在以较小规模重复着重庆的遭遇，这样的“遭遇只能起到相反的作用。霍格在他的新闻报道以及家信中都写道：对平民的轰炸增强了‘抗战到底’的情绪。”重庆的外交官和新闻记者从人们对于轰炸的反抗来获取重要问题的答案。从海滨地区逃难至此的难民可以再次容忍枪火中的生活吗?他们会对国民政府保持忠诚，还是转而支持南京日本傀儡政权?人们真的会继续努力重建支离破碎的工业基地?陕西的农民团体会接受国民政府退回古都带来的死亡及破坏吗?


    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确定无疑的。政府邀请了许多美国名人来到这个被围困的首府，来将信息扩大。战争年代来到重庆的名作家和名记者中，声威最大的当属欧内斯特·海明威，他和他的夫人玛莎·盖尔霍恩与国民党指挥官一起进行了为期两周的前线访问。他们在1941年4月的时候搭乘DC3飞机到达重庆，在长江沙洲的一个临时飞机跑道上降落。飞机上没有其他乘客，但是飞机带来了价值数千万的新印发的中国钞票。为了在不用提高税率的基础上满足战时支出，政府在香港印刷货币。在整个战争期间国民政府都如法炮制，结果造成了恶性通货膨胀，摧毁了国民经济，也部分导致了蒋介石政府1949年的垮台。


    重庆的沙洲机场是城市生活的适当开始。海明威夫妇被政府官员特许了VIP待遇，在碎石和老鼠之中度过了3个星期。对于他们来说这段经历并不开心。盖尔霍恩虽然是著名的战地记者，但是非常挑剔。她无论到哪，都为当地的卫生设施(或者为当地没有卫生设施)感到惊骇。她为《克利尔》杂志写了6篇报道，其中包括为宋美龄写的一篇光辉四射的个人报道，而她在日后将会为这篇报道悔之莫极。海明威后来告诉作者及评论家马尔科姆·考利说，他“最终从对于中国人死亡的恐惧之中恢复”，对于他的访问提及甚少。他最为关心的事情就是喝到像样的酒。他去过的所有酒吧，其中包括了美国使馆，提供的酒他称之为“蛇酒”。他后来发现，一位驻扎在河中炮舰上的美国海军上尉在一次拍卖之中赢得了两箱威士忌。海明威出高价购买这两箱酒。经过了大量磋商，上尉威廉·李德出售了6瓶酒，以此换来6次写作课。彼得·莫雷拉在他的书《欧内斯特·海明威在中国前线》中宣称海明威事实上是美国财政部的间谍，这次旅行的目的是对于政府腐败和共产党威胁做出独立的判断。


    日本人从来没有意识到他们的轰炸计划如此无用。珍珠港事件以及太平洋战争之后，日本战机再三轰炸西部以及西北农村地区的无关紧要的目标。人力和军需品的消耗与效果完全不成比例，结果经常引人发笑。在袭击背后是时钟计划，这意味着在好的天气，同样的飞机将会在每天同一时间在同一目标上空出现。


    霍格经常在河南中部城市南阳往西25英里的镇平县工作。这个县城是个交叉口，有公路向北到达洛阳，向西到达西安，向南到达汉水流域，向东是日本的封锁线。这里经常遭到空袭，时间也非常规则，以至于霍格为此制作了移动桌子，每天清晨5：30天空晴朗之时他就把这些桌子移出来放到一堆柳树下。


    一天上午霍格及其同事正在树下辛勤工作，一架飞机照常开过来。他们坐在那里，观看了这已近乎惯例的行动：


    ……它向下俯冲，恐怖的吼叫着，机关枪的声音断断续续。第二次俯冲的时候飞行员在我们面前投掷了一枚小炸弹，我们可以看到他探身出来观看自己的杰作。在过去，在纳粹之前，英国皇家空军的战士们常常向住在亨顿飞机场矮灌木丛小屋里的“土著”示威。我想，我们也是日本人眼中的“土著”吧。他再次俯冲，结束了机枪扫射之时，一个农民的农舍已经着火，大量棉花被烧掉，3头骡子、4个赶骡入死去。


    1939年5月的灾难性空袭之后，中国人开发了一套精细的早期预警系统，这一系统成功地降低了人员伤亡。日军阵地以及空军基地附近的中国特务使用野战无线电、无线电中继站网络来将袭击飞机的规模和方位反射给重庆总部。控制室也会识别出相似的目标，并将信息传递给轰炸机飞行路线上的城市和村庄。大部分对于中国首都的袭击从汉口出发，轰炸机要进行3个小时左右的飞行。城市周边的山脉上树立了大栏杆，上面挂着许多纸灯笼。这些灯笼发着白光，和城市的警报一起向人们告知飞机一个小时后就会抵达。袭击迫近的时候灯笼变成红色。灯笼熄灭的时候，平民们知道该到防空壕中躲避了。扩音器被用来在较大城市传递警报，而在一些小村庄，寺庙的钟鼓被用来传递警报。


    随着国民政府的到来，重庆的外国企业和外交团体急剧增加，在空袭中他们大部分安然无恙。从前的通商口岸位于河对面的南岸，其宽阔大街的两边是他们曾经高贵典雅的房子。因为美国使馆位于南岸，英美法的炮艇都停泊于此。日军认为此处属于中立区域，故不对此进行轰炸。位于左岸的英国使馆由令人敬畏的阿基鲍尔德·克拉克·科尔爵士领导，仍然处于危险之中。


    在总数大约3000多人的外国人中，一半人居住在逐渐失去殖民光芒的南岸，在袭击期间会有其他外国人加入他们的队伍。但是他们在大规模袭击中并非总是袖手旁观。西方医护人员、外交人员的行动彰显了伟大的人道主义精神。英国大使及其团队在救济工作中表现卓越，克拉克·科尔丝毫不掩饰其对侵略者的痛恨。一次袭击过后，有人看见他在英国大使馆的废墟中踱步，面容苍白，头发稀少，身穿宽松旧法兰绒衣服，仇恨地朝一个假想的日本空军战士挥动棍棒。一位目击者说：“我从未在别人脸上看到过那种仇恨和恐怖混杂的神情。”


    反复轰炸没有改变外国人对于租界机构——俱乐部的依恋。长长的柚木吧台，毁坏的网球场，磨损的台球桌，俱乐部是重庆外国人社交生活的中心。老服务员供应饮料，图书室的桌子上躺着同样古旧的杂志。一位作家这样描述道：这里是“小通商口岸的半殖民地生活的伤感遗产。这里仍然禁止中国人成为会员，并且拒绝他们入内。”在这里，空袭之间，霍格与传教士、外交官、新闻记者这个奇怪的组合打网球，牛津的老朋友也出现了。就像曾经的汉口一样，重庆现在变成了来到中华民国的一个不能不到的访问之地。


    1940年7月，霍格在其“洋秘书”职权之内，与工业合作运动高级官员进行了40分钟的谈话。他汇报了合作运动的进展、其对于资金的需求，以及提升其在美国公众心目中地位的计划。他说的是普通话，带着浓重的北方口音。他虽然说得也并不流利，但是他对于语言的把握能力给听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中包括合作运动的共同创办人路易·艾黎。


    艾黎建立了强大的同盟，来发展农村合作运动。在上海的时候，他对于共产党的同情就已经为国民政府所知，但是1940年要紧的是反抗日本的联合战线。国民党安全组织可能将艾黎视为彻底的共产党代言人，而非国民党的“外国友人”，但是当周恩来成为联合政府的一分子时，这一切变得无关紧要了。


    在任何情况下，宋美龄以及英国大使都在支持艾黎“合作运动”的大军之中。他不仅是这一运动的创立者，还是其驱_力力。他是一个才华横溢的政治评论作家，他将合作运动作为对任阿一个愿意聆听的美国记者的民主试验。当艾米丽·韩说：合作运动的宣传工作比当下的真实情况要超前一步时，她一定想到了路易·艾黎。


    艾黎极大地影响了霍格后来在中国的岁月，并将其视为自己要保护的人，虽然他们之间关系的定义霍格从未承认。霍格也没有意识到，艾黎是一个神话制造大师，他总是将其不寻常的生活故事改编来适应其观众的口味。从霍格的通信和书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艾黎讲述给他的故事并非全部属实。


    1897年，艾黎出生于新西兰北坎特伯雷附近的斯普林菲尔德村庄。根据一位毛利首领的名字，艾黎被命名为“路易”，这位毛利首领在19世纪60年代土地战争抵抗英军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他在当地已经成为神话。艾黎在农场上长大，但是在九岁的时候他的父亲成为基督堂市一所学校校长，他也随之搬迁。他哥哥埃里克加入了新西兰远征军，一直在法国作战，1916年战死沙场，这一事件促使艾黎参军。经过培训后，他在伊珀尔突出部度过了1918年的1月到4月。二十一岁的时候他经历了堑壕战的恐怖，两次受伤，被授予军事奖章。因个人的英勇行为，他在1916年确立了自己的地位，但是他的英勇行为不足以使他获得服役优异勋章。在残酷的堑壕战中，英勇程度很难界定，但是艾黎一定展示了真正的勇气。


    回到新西兰之后，他度过了6年孤独的岁月，在北岛塔拉纳基郊外的与人共同拥有的小农场上苦苦谋生。1926年他离开新西兰奔赴中国。奥克兰的报纸上充斥着有关中国军阀、国民党以及共产党运动之间的内战的消息。艾黎厌倦了务农，对中国充满了好奇。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许多游客都被吸引到了上海。


    1927年4月艾黎到达上海时，正值国民党和弱小的共产党第一次合作以大屠杀告终而破产。蒋介石发动“白色恐怖”来毁灭这个新的政党，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被当场处决。到达不久，艾黎就亲身体验了恐怖：“我看见5个没穿衣服的青年男子被绑在柱子上。就在我的眼前，他们被推倒在地，一位军官下马，朝每个人的脑袋开了一枪。第二天，我在报纸上读到消息，称他们是“企图组织工会的年轻煽动者。”艾黎就在这一刻决定了要从政，然而奇怪的是他没有在自己的家信中提到这一事件，而是多年以后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作了记载。


    大多数恐怖事件是在欧洲人视野之外的中国区发生的，中国区满是棚屋，人们在贫穷和疾病中苟延残喘。与之相比，国际租界区的生活可以算是奢华，即使像艾黎这样生活水平相对算低的人也是如此。他加入了城市消防队，开始学习普通话和马克思。他反对剥削童工，尤其是将农村孩子买入该市的成千上万个车间里为奴。


    艾黎矮壮结实，淡黄色头发，大鼻子，在日本占领上海前已经为上海人熟知。他曾任上海市理事会的首席工厂检察官，当任期间为了该市的穷人的利益而战。他的人道主义工作延伸到了广阔的处于洪灾和饥荒的上海。30年代初新西兰的出版界开始出版他的图书，他在上海也开始小有名气。他的朋友圈有埃德加·斯诺，海伦·斯诺，以及像拉尔夫·拉普伍德先生这样的著名传教士。奥登和伊舍伍德在旅途中探访了他，并且说服他带着他们参观医院与贫民区。


    日本在1937年毁掉了上海的工业，这促使艾黎向其下个十年的使命进发。他抛弃了在上海的安逸生活，离开了他的英国爱人亚历克．坎普林——此人后来回到英国——第一时间搬到汉口追求他的合作目标，然后又来到重庆。


    在艾黎从工业合作运动主席技术顾问的职位上被解雇以后，他就一心一意地发展以约瑟夫·培黎的名字命名的技术培训学校。培黎是一位美国长老会传教士，1890年来到中国。培黎最初设立了一个项目，要将年轻的中国人送到海外进行技术训练。考虑到海外旅行的困难，尤其是在日本参加世界大战以后，艾黎想到在中国发展此类学校，学校招收战争孤儿，然后把他们培养为熟练工人，为合作运动服务。培黎已经成为了艾黎的导师和朋友，在1932年长江流域洪灾之中与其密切合作进行人道主义救济工作，3年后培黎死在中国。


    作为对培黎的纪念，同时也为了更好地从传教士筹集经费，艾黎决定建立一所技术培训学校，以培黎的名字命名。在这一行动背后有看政治动机：如果学校以一位著名的美国传教士的名字来命名，就更容易阻止国民党对学校采取行动。1941年，在一个位于陕西省宝鸡西南60英里处的名叫双石铺的村庄里，第一所学校成立了。刚开始的效果却异常糟糕，校长们来了又走。他们都是在当地招募的中国人对于65个桀骜不驯的男孩子，他们缺乏培训、灵感以及品性。他们对学生进行严重的惩罚，资金也不翼而飞。艾黎开始四处招募下一任校长——第八任校长。


    艾黎在重庆见到乔治·霍格时，可能将他视为解决这个问题的一把很合适的钥匙。但是正如他之后的人生展示的那样，艾黎是一个政治动物，在中国的政治雷区像螃蟹一般谨慎行走。他不希望人们公开的看到他提携一位年轻、缺乏经验的英国人，他还怕自己的声誉会毁掉霍格的未来。因而，他尽力使得英国大使和宋美龄注意到霍格，并且利用他们抬高霍格的声名。然而他的计划可能过头了，一年之后，工业合作运动中要提拔霍格作为校长的人罢免了艾黎的职位。


    霍格仍然没有意识到艾黎的计划。1940年秋天，霍格离开重庆，孤独而忧郁地继续他的旅程。不管是因为轰炸使他对于联合战线的政治欺骗感到幻灭，还是因为女朋友任不在身边，事实是他非常思乡，急切地想得知哈彭登的消息。他给自己的父母写信，恳求他们回寄给他他们的消息，以及关于一切的剪报：“这是我最想得到的。”信中也有对父母的责备。一位美国熟人给他寄了美国传媒对于中国冲突的剪报；家人为什么不给他寄相似的东西?他尤其希望得到姐姐罗斯玛丽的消息。


    罗斯怎么样?我们家人真奇怪，从不相互写信。上次，在火车上．一个人看看我的眉毛，说：“你的眉毛长得太散。这表示你跟自己兄弟们的关系太疏远，在你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会离你而去。”我自尊地回答他说，声音里带着冷冷的英国式的保守。可能对于中国眉毛长得散的人来说是这样，但是在我的国家，在英国，事实不一定如此，我的3个哥哥都高大可靠。然后他问我，我的父亲多大了。幸亏我还记得最近5年的事情，才让他对于我们家庭的所有诽谤终止了。


    消息真的来了，但来的却并非什么好消息。霍格的旧日校友罗伯特．纳尔逊去世了，霍格非常悲伤，在一次家信中怀念他：“罗伯特是一个真正的领袖，他知道如何鼓励新手，适当打击自作聪明者，并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冷静。”霍格认为他的朋友展现了最棒的公立学校精神；但是当他谈到他的“公平比赛、判断能力、饱含理论和交谈的嘲笑??在外表之下藏着理想主义”时，他一定是在说自己。霍格的家人在战争中离散。他的3位哥哥从事了保留职业，这意味着他们不用被征召入伍。加里和斯蒂芬在英国的不同地方教书，丹尼尔利用自己的语言技能在瑞士国际联盟谋到了一个口译的职位，他一直在那里待到战争结束。霍格的父亲罗伯特待在汉普尔顿，继续打理汉诺威广场的生意。霍格的母亲凯瑟琳经常去湖泊地区的班普敦拜访女儿芭芭拉以及孙女基里安和朱迪斯。凯瑟琳在战争中四处走动，经常离家很久。这位坚强固执的女性不是一个好妻子，但是她赋予孩子们、尤其是她最喜爱的小儿子的爱毋庸置疑。如果霍格想逼迫他的家人继续通信，他可能成功了，在他下一封信的结尾他写了这么一段话：我有两个儿子——我告诉过你们吗?……他们刚开始的时候有点瘦弱，床上需要橡胶垫。然而他们逐渐地强壮起来了，毫无疑问有我小时候的影子。


    霍格收养了两个男孩，第二年他还会再收养两个，组成一个四子之家，四人都是兄弟。


    因为父母给霍格的回信无一幸存，他们对于自己26岁的小儿子已经开始建立领养家庭有何反应，我们不得而知。一年之后，在他的下一封信中，他汇报了自己家庭的增长情况，他同时也汇报了女朋友任从日军封锁中突围出来的好消息。


    1942年3月8日


    亲爱的爸爸妈妈：


    就我所知的信息来看，你们可能在去年8月就已经去世了。现在有很多人正在死去。有些信有一天总会到的，这是一定的。


    我现在收养了4个儿子。我想我告诉过你们，在忽略了照顾他们一段时间之后，我在他们的一件衬衣上找到了74只虱子，还不仅仅是这些，所以我将它烧了，给每人买了两件新衬衣，两条新裤子。上次我检查的时候，他们一共只有3只跳蚤。骄傲的父亲在微笑。他们现在喜欢洗澡了。跳蚤们在我们的房间已经生根了，生活就是如此……


    我跟你说过我的女朋友，她在日本人的占领区失踪了。我刚刚收到了她的一封信……一年以来的第一封，她现在很好，我非常高兴!


    收养的男孩中最大的两位回忆起战争时期抚养他们的英国爸爸，他们记得霍格跟他们讲述他的家信，他的父母对于他的家庭的扩大感到吃惊，同时也对他表示了祝贺。霍格用数小时的时间向自己的“孩子”们讲述他的家人，以及他在英格兰的生活。霍格试图将他们的世界与自己的联系在一起，他告诉他们说，他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唯一一次轰炸的当晚出生的，轰炸地点就在哈彭登的上空，或是附近，这完全属实。男孩们仍然记得他读着父母信中对于伦敦大空袭的描述，以及他如何将伦敦空袭与宝鸡轰炸作比较。


    2007年春天，聂广涵、聂广淳分别是75、79岁高龄，他们描述了自己如何被“洋鬼子”领养的经历。他们71岁的弟弟聂广涛、68岁的弟弟聂广沛没能参加午宴，他们现在在北京郊外过着幸福的退休生活。


    这些男孩们在满洲出生，他们的父亲是那里的共产党地下活跃分子。在拒绝为国民党军队效力之后，他们的父亲被国民党囚禁。释放出来之后他马上携带妻子和4个幼子到宝鸡任老师。他的共产活动迫使他躲避警察，然后就突然失踪了，切断了与家人所有的联系。人们后来猜想他在战斗中死去。当霍格收养这些男孩子们的时候认为他们是孤儿，他们当时也这样认为。事实上，他们的父亲在战争中幸存下来了，最终和他们的孩子们得以团圆。当孩子们的父亲在逃亡之时，他的妻子，男孩们的母亲病重被送到宝鸡的医院。她的四个儿子被送到当地的孤儿院，在那里他们得到了霍格当时的女朋友任黎芝的照料。不久以后，霍格收养了年龄较大的两个孩子，将他们转到双石铺的培黎学校。年龄较小的两个孩子一直与母亲待在一起，直到她1942年夏天死去。她病重时，霍格扛着这个快死的女人走了12英里到了医院，每天都去看望她，直到她数周之后死去。


    男孩们在被收养的时候分别是14岁、11岁、7岁和3岁，他们都营养不良，全身长满了虱子和跳蚤，患有不同程度的疥疮、痢疾、结膜炎、脚气以及身体疼痛。其中一个孩子还被诊断出患有先天生殖器疾病。霍格将他的新家人带到宝鸡的门诊部，给他们治病。他们“白白胖胖、开开心心”地去上学，使他们的新爸爸染上了疥疮，与他之前的经历相比这算不上什么。他想了想，自己已经躲过了结膜炎、痢疾、疟疾、伤寒、副伤寒、炭疽热，以及“其他一些好玩的东西”。


    以后的3年中，孩子们将和这位英国人一起生活，他是他们的父亲、校长和医生。霍格给他们编号：最大的叫老大(一号)，然后是老二(二号)，老三(三号)，老四(四号)。他们先是在宝鸡上学，后来转到60英里远的双石铺培黎学校。除了老四，其他人都对‘高鼻梁的陌生人”保持着鲜活的记忆，他带着硫磺和消毒剂进入了他们的生活，让他们不停的洗澡来去除虱子和疥疮。他们在孤儿院的食物主要是大米，在学校可以吃到蔬菜，偶尔还会有肉，这显著地改善了他们的健康状况，增加了他们的体重。从这时起，霍格的家信中几乎永远会提到他收养的孩子们的巨大食量。


    老三的两颗门牙掉了，看起来非常好笑。老四越来越胖，直到我们不再想他是否应该这么胖。胖会有极限吗?他们两个都在花园帮忙呢……给西红柿搭一个竹栅栏(中文里西红柿=洋柿)。老四找到了一颗非常大的豆，拿来给我看，提议我们午饭的时候买点肉炒着吃。他生活的最大目标就是变得更像个球。


    霍格的母亲一次次提到他需要找个老婆，而且在谁可以胜任这个角色上提出了许多有用的建议，而霍格领养这四个孩子正好突出了他母亲这些建议的有用性。他说：“您和芭芭拉(他的姐姐)真好，为我找这些妻子，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我才能回去把她们娶回来。我的四个儿子怎么办呢?”


    显然，到1942年的时候，凯瑟琳已经是非常想他的小儿子回家了。当时他27岁，已经离家5年了。凯瑟琳利用霍格已经75岁的父亲身体不是很好的事实，说他的父亲非常非常想在有生之年见儿子最后一面。霍格却不以为意，漫不经心地回到：


    1942年7月24日


    想到爸爸抱着再见我一次的希望而努力地活在这个世界上，是一件很让人高兴的事。75岁难道还年轻吗?我认为我只有25年的活头了呢。


    霍格看起来和他父亲并不亲近。他很少提及他父亲，只是认为他是“迷人的英国绅士的典型代表”。


    从1941年到1942年5月霍格被任命为双石铺的培黎学校校长，他一直是宝鸡地区的工业合作运动检查员。这个小镇坐落在西安西边140英里远的一群山峰脚下，起初人们认为这个地方在日本空军的轰炸范围之外。在战争的前几年，每周都会有难民车从东部驶到这里。火车车厢里都挤满了人，甚至火车发热的金属车顶和车厢下面的主梁上都有人扒着。


    火车穿过巍峨近乎不可逾越的秦岭，驶入遥远又荒凉的西部地区。难民们纷纷在宝鸡下车，在这个位于东部大门之外的迅速膨胀的贫民窟中寻找容身之处。在1939年第一次来到这里的时候，霍格看到这些难民试着搭建小屋，沿着山坡方向寻找容身之所，写到“有些实在是筋疲力尽了，就在铁轨旁满是尘土的平地上一坐就是几天。根本就没有什么卫生设施，也没有人来将死者安葬。”


    18个月后当再次返回到这个地方的时候，霍格发现这里完全变了一番景象。原来破旧的难民营已经变成了一个新的比城市本身还要大的郊区，“房子更高了，建的也更好了，主要的街道也变得宽阔，路面也变得更平坦。虽然是清晨6点，刺骨的寒冷，但是街上已经响着锤子和锯的声音。建筑工人们一边筑着新的泥墙，一边欢快地低声交谈。”


    这些转变都归功于这里的地方官员王峰杰。一天清晨，霍格看见他站在警察局的台阶上，“看起来很粗犷，身材矮胖结实，穿着睡袍，头发乱糟糟，胡须也未刮。”他正看着自己的手下拖拽着一个被宣告有罪的人去执行死刑。这个带着手铐的囚犯跪在地上，哀求宽恕。王没有做出任何反应，这个人就被拖去执行了死刑。“他杀了一个人”，王看见霍格惊骇的表情如是回应道。


    宝鸡终不是避难的理想地，而东部郊区的那些新街道和房子也没能在战争中留存下来。到1941年，日本空军已经轰炸到西部离海岸1000英里处的兰州。宝鸡是一个铁道交合处，也是西安西部丝绸之路的第一个主要中心，因而受到了频繁猛烈的攻击。


    按照通讯社的要求，霍格用简洁未加修饰的语言向美联社报道消息。当他给自己的家人和朋友写信的时候就会转变风格。但是霍格的一些对空袭后令人毛骨悚然的余殃的描述却显得对人们遭受的苦难无动于衷，可能是因为轰炸和平民伤亡在此时已经变成日常生活：“昨天27架非常漂亮的飞机飞到宝鸡。它们看起来很好看，发出的声音听起来很好听，就像是在进行亨顿空中表演，直到这种像板球变旧时发出的哨子般的声音开始嗖嗖地发射炮弹。”霍格钻进了城墙里的一个洞里，但是其他人就没这么幸运了。


    在另外一个洞里躲着100多个妓女，但是洞穴没有那么结实，最后她们被埋在了其中。在几乎每周都能听到类似的故事的情况下，我真想知道为什么我还要给你们说这个?只是规模更壮观。可能是因为空袭过后出去，看到我们小小的城镇里的一条街道上处处燃着的火，还有坍塌的土墙或是木屋，以及一堆堆的残骸，我想到这种情况在伦敦市内发生的可能性仅为1％。


    虽然霍格目击并描述了许多这样的场景，而且其中有几次他自己都离死亡只有一步之遥，但是他最终幸免于难。他甚至在非常古怪的情况下患了炭疽热。他参观了一个制造刷子的工业合作协会，买了一把猪的鬃毛做的须刷，因而感染了这种疾病。一般情况下如果得不到快速和先进的治疗，炭疽热是致命的，但是霍格和往常一样活下来了。


    卡尔·迈当斯是当时被派到中国的《生活》杂志的摄影师中的一名，他也成了其中最著名的一位。1941年卡尔来到宝鸡拍摄当时正在进行的合作运动，并拍了一系列关于乔治·霍格的照片。在其中一张照片中，霍格头戴草帽，露出微笑的表情；而霍格在另外一张中却打扮得非常整齐，头发也被精心地向后梳。没有任何文章对照片做出说明，但是卡尔和他的妻子谢莉都成了霍格的好朋友。


    虽然总是在旅行奔波，并为宝鸡的工业合作社工作，但是1941年这一年霍格花费了很多时间来完成自己第一本书的最后几章以及第二本的概要。他在自己小屋子里的一台打字机上工作，不断地被空袭预警打断工作，还要不停的寻找新的打印机墨带和复写纸，这两样东西在当时都很短缺。这个时候他给家里的信几乎很难辨认。


    他此时已经把书的前几章送给在纽约的穆里尔·莱斯特了，并将书取名为《几乎成为一个黄皮肤舶；后来他将书名改为《黄河观察》。最后这两个书名都被他的出版商放弃，取名为《我看到了一个新中国》。这时霍格写给家里的信主要是说自己如何努力地寻找出版商，如何得到自己想要作为书中图解的照片和图画。他心里非常清楚描写有关中国战争的书的市场已经达到饱和状态。许多目击了上海、南京和汉口会战的通讯员都记下了自己对战争的描述，奥登和伊舍伍德合写的于1939年出版的《战争之旅》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霍格并没有打算自己的这本书成为另外一本叙述战争的书。他告诉穆里尔阿姨说：


    这本书叙述人们在身边的世界被摧毁的同时如何勇敢地斗争以存活下来，我认为它会让人感觉耳目一新，弓1起人们广泛的兴趣。虽然是在战争进行中不断旅行了18个月写下来的，但它不是对所发生的战役和轰炸的新闻性描述——这样的轰炸从伦敦到廷巴克图4都在不断重复——而是叙述了人们对战争的不同回应的有关故事，就像从廷巴克图到伦敦的人各不相同一样。


    霍格记下了他所看到的以及他所深信不疑的，那就是人性的善良以及在这场野蛮的战争中拼命挣扎的人们抛下平日的冷漠，显示出自己的尊严，从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


    在当时，出版歌颂西北农民的英雄气概而批判躲在重庆的统治者的书籍是要冒政治风险的。霍格请求他的阿姨不要提到任何关于他在为工业合作运动工作的事实，只说他是美联社的一位通讯员。


    穆里尔．莱斯特已经出版了一本关于她自己旅行见闻的书，并将这些手稿寄给她的出版商——纽约的哈珀兄弟出版社，但是之后就没有任何音讯了。后来，穆里尔返回到战时的伦敦，而霍格在此后的6个月里没有收到她的任何消息。绝望之中他写信给艾达·普鲁伊特向哈珀出版社追问了这件事。6月份的时候霍格收到一封委婉的拒绝信。


    到10月份的时候霍格又收到一个令人沮丧的消息：他的书又被纽约的其他几家出版商拒绝了。理由是书的个人观点太强，而且缺少对细节的描述。艾达·普鲁伊特让海伦·斯诺帮忙找一个出版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以海伦的笔名尼姆·威尔斯出版的书——《红色中国之内》竟被代理商和出版商们拈来作为拒绝出版霍格的书的理由。美国市场上已经有像哈尔多·汉森这样的记者们写的书了，他们将对战争的那些引人注目的报道变成长长的叙述。在美国，这些作者们可以进行政治评价并详细地讲述有关的地点和联系情况，而此时仍然身处中国的霍格却不敢。


    霍格开始重新编写这本书，增加新的篇章。他决定挑战审查员，曝光许多他遇到的腐败和官僚主义内幕，尤其是在蒋介石政府控制地区内所出现的。无法控制的通货膨胀以及日益崩溃的通货体系导致战时的中国黑市活动猖獗。真正意义上的腐败存在于蒋介石政府的核心，自委员长以下人人都从国家税收以及国外贷款中扣取钱财中饱私囊。像这样的“榨取”在民政部门以及军队中十分常见。


    到1942年夏天，霍格为自己的书找到了一个有影响力的新的赞助商。看起来似乎是霍格在带着鲁斯去宝鸡周围的合作社参观的时候硬把草稿塞给了亨利·鲁斯。鲁斯看了几章，并把手稿带回纽约拿给书的最后出版商——小布朗公司。


    海伦·斯诺在1942年12月的时候也写信给她自己的出版商夸赞这本书。她在汉口遇见了霍格，并且已经听说了霍格决定放弃新闻业而投身到工业合作运动中。海伦很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而她在霍格的书中找到了答案。


    他能坚持多久呢?中国人又能容忍他多久?他会不会像许多其他的外国人那样变得愤世嫉俗，令人讨厌?除了他自己，他别无他物可以奉献给中国人民，没有救济金或是用来传教的钱来使他自己受欢迎。仅仅这个能够保证他在他们的运动中的一席之地么?


    这本书讲述了发生的故事。在差不多四年之后乔治〃霍格在中国成为一个机构的代名词，他投身到了中国有史以来最令人心碎的尝试中，帮助在偏远的农村成立小的工业合作社。一边是政治战线绷得如此之紧，一边是印杜思科组织者们熬夜拼命工作，却因为异常高涨的工作热情被控告说革命倾向严重，霍格试图在这之间找到一个折中的办法。这本书最终由小布朗公司于1944年出版，书名为《我看到了一个新中国》。出版商接受了作者再三考虑后做出的决定，删去了其中许多对赎职内幕的披露。霍格意识到对重庆国民党政府的批判会对工业合作运动以及当时他担任校长的学校造成影响。再加上缺少一些叙述性的结构，这本书存在很多瑕疵。尽管如此，它的出版还是受到了人们广泛积极的评论。霍格则说考虑到自己不得不删减的部分，这本书差不多就成了一本记录旅行见闻和个人经历的书。而事实上它远不止这个。《纽约时报》的评论员马克说：


    《我看到了一个新中国》描述的是关于遭受饥饿和压迫，深受外敌入侵以及自己国家军队、征税人和典当商的折磨却依旧坚韧、勤劳且充满创造力的普通中国人的故事。他是一名深入到被日军占领的村庄去拯救自己的合作社设备的技工；是一个骑着骡子偷了一盘日军电话线的冷漠的人；是一个开垦淤泥充塞的河岸的农民，知道背信弃义的黄河将会把他出卖；是从北平逃离到游击队势力范围的年轻女子；是终会成为中国传奇的“小鬼”……霍格对他们所有人都充满了热情与敬意。他对这些人的详细描述会让读者嗅到这个中国一角的气息……


    在1941年晚些时候，霍格升职，获得了一个他自己说的“伟大的”头衔——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的检察官和一个由中国财政部长孔祥熙亲自签名的通行证。这就使得他的旅行变得更容易些，尽管此时他已经深谙如何交谈以通过在国民党的检查站，以及如何躲避土匪们的封锁。


    霍格在他的旅途中遇见了许许多多性格各异的古怪的外国人和中国人，他和他们交朋友并在自己的书中写下这些故事，这些名字在书中大多是以真名出现或是仅仅被稍稍掩饰。一些人来到中国是为了自己的追求，另一些人则是在动乱的战争中随波逐流，没有选择。


    在兰州霍格碰到了一位德国籍犹太人，他被关在慕尼黑达豪集中营3年，但是得以活下来并在欧洲战争爆发前夜逃到意大利。这位不知名的英雄穿过巴尔干半岛，进入俄国，但是被拒绝进入印度和印度支那(越南)；后来他通过中国的边远边境新疆进入到中国境内。他说他喜欢中国因为这是世界上惟一一个能够接受他的国家。


    1940年的圣诞节霍格是和在西安的英国传教士们度过的，主人以自制的葡萄干布丁款待他；霍格则对他这些好客的主人们的生活方式感到很惊奇，他们住在有着厚厚的大门的高墙后的一个大房子里。这个接受过牛津大学教育的丈夫每天早上9点穿着睡袍，拖着拖鞋匆匆吃了早餐，餐桌上铺着干净没有任何污点的桌布，面包架上靠着一张已有一个月之久的英国报纸。他对这里的一切的主要评价就是：“这在英格兰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


    霍格最喜欢的是一位瑞典传教士。这位瑞典传教士终日漫游在中国的西北部，背着一架手风琴，身后跟随着一只叫托落茨基的狗。显然他是因为在自己姐姐的婚礼上做了一个演讲谴责酒精尤其是香槟的罪恶后被从自己的家乡——斯德哥尔摩驱逐了出来。


    还有极其重要的美国记者们，尤其是霍格在汉口和北京已经见过的阿特．斯蒂尔和具有传奇色彩的哈尔多·汉森，这两位记者时不时地乘坐私人飞机，出现在遥远的飞机跑道上，给霍格带来极贵重的礼物——打字机墨带和复写纸。


    霍格笔下描述的“有着苹果般红扑扑的脸颊，枯草般的头发以及长满胡须的下巴”的两个古怪英国人出现在霍格面前，并试图说服他加入他们的一段目的地为西安的长途跋涉，做他们的导游。拉尔夫．拉普伍德先生是一名传教士；迈克尔·林赛出生于英国伦敦的一个书香门第，是牛津大学的一名毕业生，他1937年来到中国，在北京城外美资的燕京大学任教师。珍珠港事件发生以后，这所大学失去了治外法权的地位，林赛逃到游击队势力控制区。作为一个对无线电通信有着狂热兴趣的业余技师，他很受欢迎并成为延安地区共产党的一名高级无线电通信专家。


    林赛、霍格和拉普伍德在日本侵略军与游击队作战的领地上跋涉了几百英里。他们平均每天要在崎岖不平的路上走完23英里，而他们脑子中所剩的念头只有“疥疮、便秘、虱子、睡眠及到下个停靠点的距离”。在此次旅途中，他们三个表现出典型的英国人在外国的情形。保守的性格使他们在早上收拾床铺及吃早餐面条时都沉默不语。跋山涉水时，他们也只是简单聊聊天气问题。只有在晚上时他们3个陌生人才会放松一下并小小的交流一下他们以前上中学或大学的生活。


    在这个小团队中，霍格警觉地意识到他自己又回复到典型的英国人习性，那就是认为所有的外国人，尤其是非白种人都是坐以待毙的无能者。他们3个一致认为中国的农村人——所有的中国农村人——当被问及简单的问题时都爱撒谎。他们从不直接告诉行人到下一站的真实距离或是还剩多少路程，而是顺H就告知他们自己认为对方想听到的答案，以免行人苦恼。总之，他们3个对于村民不停地劝说他们休息而气愤不已。


    他们没有权利休息。他们必须赶去与合作运动的领导人开会，而他们只有越过日军占领的公路和铁路才能抵达。然而当他们终于抵达西安时，霍格和他的同行人却几乎感觉不到平静。“我们对于所住的旅馆里居然有奢华的自来水和弹簧床感到很震惊。我们将脏衣物堆在角落里，并暗自期望里面的东西不会跑出来。然后我们爬上白色的床单，梦想着早上一起来能吃到抹了黄油的面包和热腾腾的咖啡。然而，我们是被防空警报器给惊醒的。”


    一天，一名自称“波”的年轻人来到宝鸡并要求见一个名叫霍格的外国人。他想找个人，一个外国人来倾听他的故事。霍格同意给这个年轻人一个机会。波的真名叫做S．H．郑。他的父亲是加利福尼亚的一名中国洗衣工人，并娶了一个美国女孩为妻。当波长到15岁并成了班上的佼佼者时，他的父亲决定让他担任他们中美两边家庭的联结人。因此，他父亲将他送往广东奶奶家，并且要求他以后要娶一位漂亮的广东姑娘为妻。


    从两方面来讲，波并不幸运。首先，他极度讨厌他奶奶介绍给他的那位漂亮姑娘。其次，当他刚踏上他父亲出生的领土时，日本军队就已经开始袭击上海了。为了争取他所谓的民主萌芽，也为了躲避婚姻的绝望，波以他能想到的最安全的角色——司机——加入了中国军队。当日军沿着长江进军时，这位来自加利福尼亚的高中生正开着一辆满载弹药的卡车穿梭在敌人的炮火、埋伏及雷区之中。那时他已经17岁了，而加利福尼亚州梅赛德斯的约翰·缪尔高中对他来说已经是很遥远的事了。


    雪上加霜的是，他以身作则，公然抨击军队中的腐败。他拒绝加入“敲诈”组织，此组织的司机们处处勒索当地的百姓并将物资拿到黑市上去卖；他不抽鸦片，也不跟随同伙的司机们去妓院。这些使得他在那个团体中并不受欢迎。他被诬告为罪恶的杂种甚至是间谍，因此被抓进监狱。他逃出监狱并偷出他的那辆卡车，然后一路向北，最终到达秦岭。在那他听说有外国人在照顾中国的孤儿。


    波直截了当、毫不修饰地向霍格诉说了他的问题。他到中国本来是想寻找他的家族根源的，然而在他烦恼鸦片及是否该屈服的日子里，他看到的中国人却是“与他预期的完全不一样。”


    霍格自己年轻时的理想主义棱角早已被战时中国的恶劣环境给磨掉了，因此他对波的不幸遭遇感到无比同情，但是他仍对中国的未来寄予希望：


    然而，与波一样，霍格也认为在政治家的花言巧语及媒体报道的关于为新中国的民主而奋斗的背后，民族主义者仍沉浸在暴力和腐败的旧中国不可自拔。当波因收到父母的来信、指责他背叛自己的祖国而愤怒时，霍格也由于收到了家里来信祝贺他为建造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付出的努力而感到愤怒。霍格将波纳入自己的羽翼之下，为他在中国工业合作运动的办公室找了一份工作，并计划着通过美国在重庆的领事将他遣送回国。他们俩经常漫步于山上，讨论中国为摆脱封建主义历史的挣扎以及中国文化里的“爱面子”问题。


    然而不管霍格提供什么建议给这位年轻的亡命者都不管用。波在一个清晨写了一封告别信便开了一辆卡车南下了。霍格此后再也没有见过或者听说过他了。几个月后，霍格收到波在加利福尼阿亚的女校长的来信，信上说她们将计划从香港将他遣送回国。


    一路上，对于霍格来说，不管去哪里，启示录里面的四个骑马师中都至少有3个陪在他身边。到1942年，战争已经夺去了几百万人的性命，几百万人无家可归。火上浇油的是，瘟疫及饥荒席卷了广大的受苦群众，又夺走了几百万人的性命。霍格发现，在他经过的城乡各处，过去的几个月内半数的百姓都死于斑疹伤寒症、伤寒、回归热及流行性感冒。在国内的一所大学里，几乎一半的学生染上了肺结核并且营养不良。


    1942年8月，黄河在潼关爆发洪水，因此霍格被派遣到那监管一项救济项目。此次洪水爆发的导火线是几百里以外、处于上游的甘肃省的暴雨。然而问题的核心却在于几个世纪以来的森林采伐。森林采伐一直以来、并且仍然对中国的洪泛平原造成了循环的破坏及不可计数的死亡。


    几千年以来，中国的农民就在中国的两大水系——黄河和长江旁作业，并将木材作为用之不尽的燃料供应。森林逐渐减少，山顶失去覆盖，使得夏天的倾盆大雨直接涌入山谷，剥去了山上的表层土并将其堆积成河床。无可抑制的，水位线涨高了；尽管修筑了堤坝，然其经常被洪水淹没，因而河道也不停地改变。


    霍格亲眼见证了这一恶性循环：


    大量洪水涌入整条河流。“中国的伤心河”不会改变路线。两条河流的水量饱和，所以一旦河床降低，河水就冲上岸。这个地方一般情况下居于水面数英尺以上，现在却被10一20英尺深的水覆盖了15个小时，水流如此强大，以至于它足够把北边70英里处陕西煤矿里的大块煤炭冲出，然后将数百万吨煤沿路撒在淤泥之中……


    一切都遭到破坏。这一带所有房子都由土砖建造，就这样“变成了黄河淤泥的组成颗粒，他们的椽也随波流至下游”。洪水退去之后，幸存者们又面临着新的危险：


    然后日本人就开始用大机关枪从河对面疯狂扫射。他们要往山上撤退，此举只是为了掩护，他们想我们会借助河流上的漂流物渡过河去；同时我们也在想他们会利用漂流物过来袭击我们。事实上，双方都被洪水伤得不轻，但是当时我们不知道。


    从洪灾逃亡的人群中，霍格发现了一位老年妇女。她是因为那次破坏堤坝阻止日军进攻的战略决定而逃到这个地区来的。她抓住自己的孙子，慢慢爬上屋顶，最终还是被洪水冲走。通过某种方式她漂浮在了喧闹的水面上，同时设法紧抱着孩子。半个小时以后，她停靠在10英里的下游，怀里是一个全身湿透、非常生气、但却生气勃勃的小孩子。


    霍格说，她对着黄河哈哈大笑，说：“我已经从他手里逃脱两次了。他不行的!”他在为《新政治家》写文章时，引用了她的话。


    这是一个罕见的生存故事。在其他地方霍格只找到在洪水中死去的故事。他遇到了刘藤清s，她把自己绑在牛车上活了下来。


    她说：“洪水到来之前我们将车系到一棵树上。


    但是我们村是个新村，树很小，洪水将树和车一起冲走了。我怀里抱着我的小儿子，但是我吞水太多了，神志不清，就松开了他。我爹爹、丈夫、两个孩子都淹死了。”


    村民们收拾了他们活下来的牲畜、财产以及捡到的煤，开始重建他们的家园。天性乐观的霍格从周围的死亡和破坏之中看到了希望的信息。


    虽然数周以来我见过很多饥饿、悲惨和破坏的场景——感觉就像整个德国纳粹空军从苏联前线撤退去轰炸平民国家的每一个村落——我仍然兴奋的雀跃。现在我了解了。我明白这些人是真正的中国人，无论脑满肠肥的封建官僚走到哪步田地，他们都会留下来重建家园。我感到精神为之振奋。我等了很长时间……突然间今天发现人们比我或其他人将他们想像得要英勇得多，他们英勇的方式非常普通。


    虽然战争已经进入僵局，空袭已经成为霍格生活的很大一部分，以至于他的新闻报道或是家信中都只用寥寥几笔带过。


    我的日记仍然非常有意思。那天有空袭，正好我在这座小城(宝鸡)外面，在安全距离看到了全过程。两架漂亮的银鸟飞来，教堂风琴的黄铜奏出嗡嗡的音乐……然后房屋之间开始跳出火焰，一束土和烟的喷泉喷上来，发出美妙的低吼声。


    我们回去的时候这个地方已经哭声恸天。两枚炮弹正在落在穷人居住的山腰处的两处窑洞的洞口。


    他们盖不起房子，但是他们想住这里至少是安全的……他们很高兴可以在空袭的时候去邻居家躲避。


    我们往里望去……地上躺着10具残骸。两个小孩子已经被埋在了外面的小弹坑中，一个男人在清洗尸体并为其更衣，女人机械地呻吟着，哀号着。


    霍格的足迹两至甘肃省会兰州，东至洛阳，南至临时首府重庆。


    到1942年，大部分被战争绊住的外国人都离开了。留下的人中很多准备离开，甚至传教士们也准备走了。霍格却没有这样的计划。他很清楚自己已经找到了家。“如果我必须选择一个生活之地，我想我会选择留在这里。我有很多朋友，我们在做伟大的工作。你还能要求什么呢?”


    现在家里的消息变得非常少。到1942年5月为止，霍格已经有11个月没有收到任何英格兰的来信。上一封家信中父母说玛芙·亨特生了一个女婴，还有她现在已经分居的丈夫安德鲁因为在空军海防总队的表现获得了飞行优异十字奖章。


    他过去常常收到家人和朋友的来信，他甚至曾经受到过他曾经偷过车的以前法语老师特里小姐的信，现在这些信都停止了。国内战争让人们无暇给远在中国的朋友写信，通过香港的邮政业务也在日本占领香港之后停止了。


    剩下的只有东南部重新开通的滇缅公路，以及北部穿越俄国的旧丝绸之路。这两条路都不可靠，随时可能关闭。这就是日本切断中国与外界联系的政策。


    海外邮政业务的退化是中国政府最微不足道的问题。日本加紧了对中国商队路线的控制，这给中国的联合政府带来了战略危机。工业合作组织成立的目的之一就是解决这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