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汉口

    在中国的扬子江和汉江的交汇处坐落着很多城市，距离中国东海岸线450英里的汉口就是其中之一。从喜马拉雅山流下的雪水，流经扬子江，并最终在上海注入大海。蒋介石政府在上海和南京失守后就撤退到了汉口。这里与武昌、汉阳一并成为当时的政府所在地；这个城市群就是现今的湖北省省会，武汉。


    在1938年，从上海到汉口的唯一交通方式就是首先乘坐开往英属殖民地——香港的蒸汽船，然后再搭乘火车或飞机。那年的3月9号，乔治·霍格登上了一艘日本汽船离开上海。抵达香港后，他又马上换乘了去往汉口的火车。在这个历时两天，总行程超过500英里的旅程中，他再次凭借自己优秀的口才从极为不舒服的三等舱来到了头等舱休息。也正是在那里，他遇见了一位穿着得体的中国商人。这位商人在一家主营新闻用纸业务的德国公司驻上海的办事处工作，当他得知乔治正在寻找工作后，马上为他提供了一个英文秘书职位空缺的信息，带一个英国秘书参加会议无疑会使这个商人与众不同。这让乔治很开心并一口答应。于是乔治在汉口有了第一份工作；他还用印有单位“范·里库姆兄弟有限公司”抬头的纸，给家中写信，那时的他已经开始以商人自居了。


    幸运之神似乎还在眷顾着乔治，在这样一个宾馆全部客满的城市，他的穆里尔阿姨很快就利用关系为乔治找到了一处住所。这个房屋是中华圣公会的地产，由一名美国主教，也毕业于牛津大学的人掌管。霍格用“一个可爱的人，一名很好的朋友”来形容这位名为吴德施的人。这里并不像其他基督教宗派那样，提倡节俭的理念；不仅如此，他们还在美国募集了一大笔资金用于修缮建筑。整幢建筑被一条类似护城河般的小河环绕着，外围则是高高的红色砖墙。从围栏望进去，可见遍地盛开的鲜花，一片菜园子，一条植满树木的小路，还有一个网球场。由于这个教会兴办了一所英文授课小学和接纳中国高中毕业生的神学院，所以一些建筑内部还包括了教室和学生宿舍楼。这位还有几周就要退休的主教与蒋介石的政治圈子建立了很好的关系。在基督教崇尚的自由主义精神，或者说是政治机会主义精神的倡导下，这位主教会接待一些共产党员，并为一些知名的亲共人士提供住所。时任共产党驻汉口代表团团长周恩来经常去那里喝茶，时任行政院院长孔祥熙也会来拜访。周恩来的英语说得非常流利，每次来访，他都要找住在这里的新闻记者聊一聊。


    霍格就在这里安顿下来。几天后，他在寄回家的信中用“世上最有意思的地方”来描述这座城市。他是正确的，汉口作为革命的重要据点，既可以欣赏到欧洲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建筑，又可以看到密密麻麻的贫民区，对一名充满好奇心的新闻记者来说，可谓一片乐土。


    汉口是1858年《天津条约》签订后扬子江上开放的对外贸易港口之一。当年，英国找借口挑起事端，与中国进行外交对质，并强迫清王朝在北京签订了这一协议。随后，法国也以在中国未对西方开放的城市抓住一名杀害法籍传教士凶手为由加入了这个条约；德国和美国也不甘落后。这样，中国长江沿岸的10个港口先后对外国势力开放。随着一系列让步性条款的签订，英国、法国、德国和俄国在中国的领土上已经具有设立独立警察局和税务部门的权力。这些额外的让步性条款的强制签订，已经让中国的帝王受尽了屈辱；而条约中允许诸如天主教和新教等宗教的外国传教士在中国任意活动的条目，更是让昔日的帝国颜面尽扫。


    汉口的江堤就是欧洲列强强加在中国的绝对命令的象征。沿岸的精美建筑不仅仅折射出西方人对于建筑的品味，更多的则代表着这些地方是禁止中国人进入的。银行、写字楼、政府大楼以及那些富有的商人的奢华住所，全部彰显出具有个性的品味。整个城市，虽然也可以看见不少具有中国特色的建筑，但无论是林立的高楼，还是剧院、电影院、咖啡馆、宽阔的林荫路以及繁华的河两岸，几乎完全是欧洲人的规划风格。郊区的赛马场则集中反映了另一番社会景象，还有那些夜总会，那些看台、露天广场都会让在场的观赏者感受如同身处萨里郡中心。


    乔治·霍格在中华圣公会的生活虽然算不上有多么舒适，但他的起居都有仆人照料；这里丰盛的菜肴和洗衣服务也不赖。在他从这里写给家中的第一封信内，还谈到了同在这里享受主教热情接待的其他外国人。其中他提到由于撰写了《红星照耀中国》（1936年）的埃德加·斯诺和他的夫人海伦·斯诺。信中他还特别提到住在这里的另外一位女性，霍格用“一位和八路军骑着马一口气走完全程的美国女作家”*来形容她。她就是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是未来几个月中出现在


    霍格生命中的另外一位重要女性。她以共产党的支持者自称，也是自


    传体小说《大地的女儿》这本畅销书的作者。当时的她已经是迅速壮大的汉口媒体记者圈中的一位领袖级人物。


    1938年的前10个月，汉口成为了中国战争信息最密集的地方，也因此成为外国记者、外交官、门客和特工人员最渴望到达的地方。对于那些年轻的记者来说，来到这里写写稿子就可以出名或者是赚点钱花，似乎也是人之常情。佛朗哥在西班牙打完一场胜仗后，使得一批名记者，小报记者和摄影记者都期盼着下一场战争。在那个年代，中国的汉口似乎就成为了另一个马德里，在重重包围下等待着最后战役的到来。从当时的情况来看，那里注定将成为反抗法西斯的力量所在。驻扎在汉口的很多记者都是参与过西班牙内战、历经磨练的老手，他们需要另一场战争，以便他们为读者传递更多的信息。


    当乔治·霍格来到远在几百英里外的一线战场时，并没有发现硝烟弥漫的战场。不久前中国军队与日军在台儿庄一战刚刚胜利告捷，使得汉口还没有受到特别的威胁。


    日军在攻占南京后，又试图控制位于江苏省北部的徐州中心火车站，以便掌控贯通南北，穿越中国心脏的铁路要塞；大运河岸边的台儿庄镇就是这个要塞之所在。经过两周的奋战，整个村镇几乎被夷为平地，中国军队似乎准备撤退了。然而，两天后，在4月6日夜晚，由第31军团率领的中国军队对日军驻地发动突袭。彻夜激战后，日军3万人部队中的一万人死伤或被俘。


    时年24岁的罗伯特·卡帕是一名摄影师，在西班牙内战时已经小有名气，后来成为中国战争爆发后的一名随军摄影师，带着相机走南闯北。《生活》杂志的老板兼编辑的亨利·卢斯对战争有浓厚的兴趣，所以曾经将罗伯特·卡帕的照片刊登为一个长达两页多的专题。专题的开篇是一段战争序语，这样写道：“在那些成为历史转折点的著名村镇——滑铁卢、盖茨堡、凡尔登——的名单上又增加了一个名字，台儿庄。”历史对于中国军队可不像对早期战役的那些胜利者那么仁慈。


    前线和战争或许离汉口还有些距离，但这里仍为那些渴望成为记者的年轻人提供了不少机会。这里驻扎着大量优秀的外国记者，为他们观察记录中国人民抗击法西斯的斗争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平台。在1938到1945年间，当时国共结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比其他任何时候都真诚的。周恩来和一大批共产党员已经转战汉口，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此外，由一战英雄和前纳粹柏林冲锋队指挥官斯坦恩斯领导的德国代表团也活跃在这里，他们是蒋介石的军师。


    无论如何，汉口的确汇集了大量外国优秀记者，他们当中大多数是美国人且结成不同的派别，美联社记者汉森，《星期六晚邮报》和伦敦《先驱报》的埃德加·斯诺，还有他的太太海伦，先后在合众国际社及《时代》杂志做记者的杰克·贝尔登，《纽约时报》的蒂尔曼·德丁，《芝加哥日报》的阿特·斯蒂尔，还有就是为美国一些激进派杂志写稿子的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以及伦敦《新纪事报》的弗雷特·阿特丽。


    《时代》杂志社记者彼特·弗莱明和他的妻子，演员西莉亚·约翰逊的到来似乎成了汉口的一大新闻。弗莱明是英国文学界和交际圈的有名人物，从他的第一本著作《鞑靼的新闻》就获得广泛认可。这是一本描写从中国北京到克什米尔的旅程的书，于1936年出版。虽然后来他的弟弟伊恩由于创作了007詹姆斯·邦德这一人物，赢得的名声一度有赶超哥哥之势，但毕竟是弗莱明更早被世人认知。他和妻子西莉亚·约翰逊于1935年结婚，西莉亚后来因和特雷弗·霍华德主演了电影《相见恨晚》而在1945年一举成名。这两个人的结合可以说是上流社会的一桩美好姻缘，也引发一时的话题。西莉亚·约翰逊主演了一系列伦敦西区的热门戏剧而活跃在舞台上，并从1941年开始涉足电影业。


    1938年3月8日，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和奥登来到汉口，并很快与弗莱明夫妇见面。这位《时代》杂志的记者显然为这次会面穿得过分讲究了“弗莱明身着卡基色衬衫和短裤，脚穿一双高尔夫长袜，配山羊皮皮鞋，手戴防水腕表，身背莱卡相机，看上去就像刚从伦敦的裁缝店里出来，正极力为典型的绅士装备做广告。”伊舍伍德在他的日记中这样描述，这些日记都是他今后完成《战争之旅》的素材。伊舍伍德认为即使现在待在中国有些危险，但“和奥登讨论过后，我还是觉得此刻我们留在汉口比去其他地方更有意义”。


    如同其它刚刚抵达汉口的记者一样，奥登和伊舍伍德在安顿下不久就和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取得了联系。在艾格尼丝位于中华圣公会的住所，双方一见面，她就考察起这两位记者的政治观点。因为对于那些不认同她观点的人，史沫特莱可没有多大耐心应付。之前她和乔治·霍格见面时，就是因为发现乔治不仅是个外表高大英俊的英国男孩，还具备纯真、青涩、天真的特性，并准备迎接中国战争带来的挑战。因此他们很快就成为了朋友和同事，虽然史沫特莱是一位具有现代意识的女性，但是，他们两人的关系却始终没有超越朋友的层面。


    霍格说史沫特莱是个“身材高挑、有些严酷，留有伊顿发型的人；40岁左右，热心于中国共产党事业，而对俄国的事却没什么兴趣。”乔治完全被史沫特莱的强硬观点和她同美国媒体遇到分歧时争吵的狂暴吓住了。史沫特莱认为蒋介石政府是法西斯主义的秘密赞同者，而相信共产党是中国的唯一出路。这个观点在当时很不被认可，但是史沫特莱用她毕生的生命捍卫着这一观点，不惜冒犯权贵，与她共事的同伴，以及她的大多数朋友。


    作为一个女权主义支持者，一名激进分子，中国共产党的公开支持者，史沫特莱和一位天真的牛津毕业生成为朋友有些不同寻常；但史沫特莱本就是个不寻常的女性，有着特殊的经历。


    1892年，艾格尼丝出生在密苏里州的一个贫困地区。在她10岁的时候，全家搬到科罗拉多州。她的父亲是名工人，嗜酒成性；在她16岁时，母亲死于营养不良。父亲偷走了艾格尼丝积攒的45美元去和同伴喝酒。忍无可忍，艾格尼丝带着妹妹和两个弟弟，以及死于难产的姐姐的孩子，离开了家。那时，她就下定决心要靠自己生活下去。她不向社会低头，不要像其他女性那样生活，更不能成为四个孩子和一位嗜酒父亲的苦力。


    在将弟弟妹妹以及姐姐的孩子安顿好后，艾格尼丝离开了家，开始了持续两年的半流浪式生活。刚刚20岁出头的她只身来到纽约，白天在一家餐馆做服务生，晚上到纽约大学读书。那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她成为了印度流亡爱国者力求推翻英国统治运动的积极参与者。显然，史沫特莱并不满足于仅仅表现出某种政治姿态。1918年，她因走私军火和违反美国“中立法令”而被判入狱。从此，开始了她作为激进分子的生活，直到1950年离开人世。在她去世前，还因涉嫌参与间谍活动而被调查。


    在她的传记作者鲁思·普赖斯笔下，史沫特莱“……一生都在和形形色色的人进行激烈的辩论”，政治保守派将她视为中国共产党的追随者，她的记者同行们常会无视她言辞激烈的报道。那些真正认识她的人则认为她是一位个性很强的人物，而且是个内心坚定的梦想家：“我可能并不单纯，但我是正义的。”她曾经这样描述自己。有时候她也这样说，“我走的太远了，但我还会坚定地走下去。”


    1929年史沫特莱来到中国时，她已经被保守派定性为危险的激进分子。《法兰克福日报》甚至拒绝刊登她写的第一篇关于日本入侵满洲的罪恶行径的新闻，直到后来证实她所写的都是正确的，才成为该报的首席记者，直到1933年纳粹上台。一位伦敦的出版商，维克多·戈伦茨将她介绍给《曼彻斯特卫报》，于是她也被任命为该报在中国的通讯员。


    那些经历过战争的城市——例如70年代的西贡、索尔兹伯里、罗得西亚，还有80年代的贝鲁特和耶路撒冷——总会因为战地记者的驻扎而涌现一批著名酒店，那是记者们在一起交流、喝酒、相爱或者背叛对方的场所。在西贡有著名的洲际酒店的酒吧，在索尔兹伯里有奎尔俱乐部，在贝鲁特有考曼德酒店，在中国的汉口则有美国海军的俱乐部和其附近的德明饭店。汉口的近代史与长江上的巡逻队有密切联系，美国海军特遣部队长期驻扎在那里保护居住在当地的美国人以及周边的炮艇舰队。然而在媒体看来，这个巡逻队的真正贡献就是这个俱乐部。根据美国海军的规定它也是禁酒的，然而汉口的媒体团如此频繁地在那里出没，因此有人怀疑他们想办法打破了这一规定。


    史沫特莱就是海军俱乐部和德明饭店媒体喝酒、聚会的核心人物，于是，她将乔治·霍格介绍给各路媒体认识，乔治也很快地和大家打成一片。


    几年后，当年也活跃在汉口的新西兰记者路易·艾黎，一名共产国际的支持者，也是霍格在中国的一个重要朋友，这样评价霍格和史沫特莱的关系：


    乔治为史沫特莱的自由天性、她的社会生活以及她的共产主义观点着迷。史沫特莱也很喜欢他，因为乔治与媒体队伍里的其他人不同，除了来自家庭的和平主义理想，他并没有带任何成见来到中国。当然，史沫特莱觉得那种和平主义理想有些荒谬，因为中国人的确在为他们的生存而战；她相信人类必须为生命赋予的一切而战。乔治赞同她的观点。他们是朋友，但我相信仅此而已。


    史沫特莱喜欢霍格，希望能让他认同自己的共产主义观点。她还同意乔治用自己的银行账户兑换现金或支票，也经常告诉乔治到什么地方才可以采访到好新闻。乔治的生活中一直不缺少，或者可以说他很喜爱那些坚强、不循规蹈矩、有点“难相处”的女人。他的母亲和穆里尔阿姨就是有主见的女人，而史沫特莱则是穆里尔阿姨的更加危险的版本，只不过没有穆里尔中产阶级式的严格礼数和道德要求。


    在汉口，还有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我们不得不提，那就是赋予汉口勃勃生机的阿基鲍尔德·克拉克·科尔爵士。1938英国驻华大使馆从南京迁到汉口不久，阿基鲍尔德·克拉克·科尔爵士就被派来中国，担任英国驻华大使。他是一位开明、生活丰富多彩的人。他和他美丽的智利妻子琪达无论是在汉口还是在之后的重庆，都热衷于举办由国民党、共产党、记者、商人等各界人士参加的聚会。他的妻子拥有一头金黄的卷发、漂亮的五官，娇小可人，说话的时候可以听出她的西班牙口音，活像一个洋娃娃。然而，孩子气外表掩饰不了她是个充满智慧、见闻广博的女人。克拉克·科尔和他的夫人是汉口社交圈里的风云人物，乐于和各路媒体搞好关系。


    和其他客人一样，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在接到英国大使的宴会邀请后有些惊讶。那天晚上，史沫特莱身穿一件借来的礼服，做好了因为自己对于大英帝国的观点而受责难的准备，因为她毕竟曾因为印度民族主义运动走私军火而在纽约坐过牢。然而，阿基鲍尔德先生当晚的表现让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大为惊讶。因为她发现这位英国人“是位身材瘦弱、皮肤呈褐色的苏格兰人，拥有坚韧的精神和卓越的幽默感”；他甚至还和自己在民族政治的问题上拥有相同的看法，实在让人难以将他的魅力和富有同情心的政治观点和他的英国大使身份相匹配。因此，史沫特莱得出结论：他是位“不错的苏格兰人，一不小心成为了英国驻华大使。”对乔治·霍格来说，当天晚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克拉克·科尔透露，而后由史沫特莱告诉他的两个重要信息。这将改变他的一生。


    这位大使将他的计划告诉当晚的客人，即在中国农村组织一个工业合作联合会，以取代以前存在的简陋的工业基础设施，并为抗战提供武器和装备。他随后又解释说来自新西兰的路易·艾黎正在劝说政府接受这一建议，他对此印象深刻。此话一出，全场突然鸦雀无声。据史沫特莱说，有人认为艾黎是位喜欢追逐奇迹的“魔术师”，而大使认为如果更多的人加入到队伍中来，那么“奇迹”就会发生。


    克拉克·科尔明确表示他要帮助艾黎，并会将这个主意告诉蒋介石和他的夫人宋美龄。他信守了诺言，而宋美龄也成为了在乡村成立小规模工厂的热情支持者和组织者，她也是这个运动早期能够获得成功的关键人物。


    那时，艾黎是一名政府职员，负责检查上海的大小工厂。1938年，他花了几个星期来到汉口为工业合作运动奔忙，并结识了乔治·霍格。牵线人也是工业合作运动的热心者，史沫特莱。她介绍两人认识，并希望霍格能就此写篇关于这个项目的文章。艾黎调查了计划将要复兴中国工业的乡村，随后就离开了。


    在圣公会住下来后，霍格的首要任务就是赚钱缴纳房租。吴德施主教是位善良的基督徒，但还不会好心到为来来往往的记者提供免费住所。对乔治来说，钱也的确是个问题。


    霍格在范·里库姆兄弟公司的工作通常是从早上九点到中午在汉口一家高档酒店和中国的商人和客户会面。他的工资刚好够缴纳房租，没有多余的钱购买一辆自行车。而自行车对于一名整天奔波在大街小巷的记者来说，可是必要的装备。那时的他太缺钱了，甚至连往日两星期给家里写封信的习惯都要改成一个月写一次，为的就是节省邮费。他还要求家里用很轻的信纸和信封给他回信，因为他发现如果信件过重会加收额外的费用。在中国的战争年代，邮政服务费用计算的非常精细，为的就是能够维持正常运作。霍格父母寄来的信有些确实石沉大海，但是大部分还是到了乔治的手中。那时从英国到中国的信件要经过海运到香港，再陆运到中国内地。然而，从1941年日军占领香港后，从英国到中国的邮件甚至要经过俄国这样漫长且不可靠的行程才能到达中国。


    霍格尝试过教授俄国外交团英语，然后又到汉口大学教书来赚更多钱。他签订了从新学期开始教授英语和经济学的合约——可9月份的时候日军已经兵临城下，学校被迫关闭。


    后来，乔治得到了合众国际社兼职记者的工作，这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他的经济问题，他的生活也发生了一些改变。他当时的工资是每个月80美元，在面临急剧通货膨胀危机的当地来说，已经算很合理的了。霍格很快就放弃了和中国商人在一起的工作，还买了一辆自行车。


    合众国际社的口号是“报道发生在每时每刻，地球上每个角落的新闻”，他们已经在汉口派驻了一名优秀的全职记者——杰克·贝尔登；而且时不时还会有新的明星记者出现，例如报道战争冲突的贝蒂·格拉汉姆。贝尔登是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汉口帮”的其中一位。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将乔治介绍给他，而他也很高兴身边能有一位新手帮助他做些跑腿儿的工作。


    在合众国际社的工作是幸运之神对乔治的最大垂青，因为这使得乔治拥有了媒体资格，给了他结识更多改变战争格局的人和事件的机会，还包括给了他在各路媒体中的地位。总之，这份工作为乔治打下了坚实的新闻报导工作的根基。建立于1907年的合众国际社和当时的路透社、美联社之间是竞争对手，且以其更加栩栩如生、更加丰富多彩的报道笔触挑战新闻界的霸权地位。在合众国际社的总编罗伊·霍华德看来，其他的通讯社的新闻报导太过沉闷与无味，因此非常鼓励他的员工在稿件中注入更人性化、广大读者喜闻乐见的内容。


    现在，我们已读不到乔治·霍格在合众国际社工作时的报道了，但是从日后他为《曼彻斯特卫报》撰写的新闻稿件以及从他寄回家的信中可以发现，他的写作风格很好地研习了在合众国际社时习得的要点。这份新的工作让他放弃了继续从事教师职业的计划。在接下来的18个月中，他努力学习如何成为一名称职的外国记者。那时的工作很艰苦，且乔治很少得到总编的表扬。然而，他学会了如何编写一篇短小精悍的新闻，还练就了妙笔生花的本领。


    霍格是幸运的，作为记者，他赶上了不平凡的年代。从他踏上中国的土地开始，抗日战争愈演愈烈，不断攀升的伤亡人数、不断暴露的日军残暴行径都是新闻记者不得不报道的残酷题材。


    1938年5月，日军控制了铁路枢纽徐州。中国军队则没有借助台儿庄之战乘胜追击，而是从中部继续向南撤退，在汉口北边的山区及周边城市驻扎重整。


    日军则是乘胜追击，南京大屠杀的残暴行为并没有让这个民族感到一丝羞愧；而国际社会的沉默也助长了其嚣张的气焰，日军继续在中国内陆地区实行烧杀抢掠奸的行为，所到之处的很多中国妇女被迫沦为日军慰安妇。


    为了阻挡日军的南进，中国军队在1938年6月初炸毁了黄河花园口堤坝，凶猛的河水冲出河床，堵住了日军南下的去路，淹死上千日军士兵，装甲车也深陷泥沼，动弹不得；铁路等地面交通也被迫中断。当然，由此导致的民生损失也是惨重的，洪水冲毁了11个村镇，4000个小村庄，200万百姓无家可归，生活陷入贫困。那次洪水究竟使多少人丧命还处于争议中，到目前为止，官方公布的数字是32万5000人。从军事策略上看，中国军队那次的策略是成功的，使得日军进军汉口的日期推迟了3个月。然而，对于这个导致重大平民伤亡的战略，国民政府则矢口否认黄河堤坝被炸毁是故意所为。


    面对日军的不断进攻，总司令蒋介石命令汉口的所有机械制造业停止工作，转迁中国内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将大陆沿海城市的大量人口、政府、学校和工厂转移内陆，免受战争伤害的一个方式。这次的大迁移使得形势发生戏剧性变化。中国的经济和政治中心从沿海开放的大城市，转移到中南部的山谷中。四川、云南、广西、湖南、陕西和甘肃的广大省份成为了抗击日军的重要根据地。面对日军精良的战斗装备和训练有素的军队，蒋介石不得不选择利用中国广袤的土地及庞大的人口来抵抗侵略。


    1938年春，蒋介石已经50岁了，作为一名职业军人，他获得了一些认可。然而，他领导的国民党和国家政权一直没有稳固。从19岁参军，随着满清王朝*1911年的衰亡而走向成熟；他也被认定是当代中国之父的孙中山的继承人。孙中山是一名卫理公会派基督徒，且主要都是在国外的夏威夷接受的教育。1911年，为了推翻守旧的封建王朝，建立新的共和国，他将部份“新军”编进同盟会的队伍。第二年，他就建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然而，在他当权的几个月后，因为地方军阀的强大势力而不得不选择放弃。


    接下来的十年是中国处于无政府状态、历史上蒙羞的十年。任何中央政府仅只是在形式上领导着这个国家，中国陷入军阀混战和外国铁蹄践踏的两难境地。有两个人从黑暗的岁月中浮现出来，走上了领导之路，他们注定将改变中国未来的命运


    1921年，一名曾经当过老师、图书管理员、充满理想的年轻人在上海参加了中共一大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他的名字叫毛泽东。27岁的他从那时起就放弃了之前的职业规划，成为了一名职业的革命家。


    蒋介石从莫斯科为国民党寻找资金援助回国后，报告说俄国只是在由另外一个沙皇统治。他称俄国在中国的真正用意是将中国“苏维埃化”。1924年，蒋介石成为黄埔军校的校长，为国民党军队培养、输送高级军官。不出所料，在1925年孙中山去世之后，掌控了国民党


    的蒋介石通过与共产党的决裂巩固了自己在这个分裂的党中的权力。为了捍卫他的权位，他在同年迎娶了孙中山的小姨子宋美龄。宋家都是基督教徒，1929年蒋介石也皈依了基督教。但是直到1938年，随着国民党在汉口召开大会，蒋介石成为国民党总裁，他才取得了了对国民党内——而并不是全中国的，——完全领导地位。


    然而，中国政府的政治变更并没有引起乔治·霍格多大的兴趣。他和所有驻扎在汉口的媒体们只对一个话题强烈关注：那就是战争。1938年初夏，这场战争步步逼近汉口，但是记者却仍然无法准确预计战争的进程及发展。在日军展开空中攻势的策略下，任何地方都成为了战争的前线。虽然汉口挡住了日军继续南下的路，但是他们仍然可以肆意轰炸。霍格曾经在上海目睹了大炮和各种迫击炮轰炸后的可怕场景，在汉口，他第一次发现自己真正处于随时可能被点燃的火线上。


    1938年5月到7月，整整三个月，一批又一批的日军轰炸机编队在汉口地区的三个城市上空飞过，他们在一万到一万五千米的高空飞行，避开了中国军队的防空火力。日军战机的轰炸十分精准，首先对准汉口的机场，随后便在周边城市展开大规模轰炸。


    在上海的时候，霍格还小心翼翼地给家里写信，没有告诉父母他在战争中的危险处境。然而在汉口的时候，他已经开始真实地向家里描述发生在他周围的战争。在每天遭受轰炸的惊吓下，乔治那曾经在信中透露出的孩子气的笔触已经不见了；曾经的牛津大学的乖孩子，毕业后曾周游世界的天真的大男孩，如今已经历练成为一名努力工作的新闻记者。每天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及时真实地报道日军空袭后的新闻。有一次，他跟踪一则报道日军飞机没有造成伤亡的新闻简报，发现实际上在这次的空袭中一个小村庄被毁。他在给《曼彻斯特卫报》的报道中以“没有伤亡”为题，做出了如下的报道：


    那些用茅草堆成的房屋孤零零地坐落在干燥的乡间小路旁，周围被稻谷环绕。年复一年，他们就在家里干农活来获得一点收入。住在这里的人和别人没有什么区别，与几个孩子，几头猪、鸭子和水牛住在同一个屋檐下——从年迈的老人到刚出生的婴儿，垃圾和小牛犊都在一起。然而，在这个阳光明媚的早晨，老房子的命运改变了。


    锯齿状的裂缝在墙壁上蔓延，这所房子歪歪斜斜地倒在土丘上，就像一顶残破的帽子。很显然，它突然成为了众人关注的焦点，因为一群兴奋的人们正围在它四周，更多的人则从田间小路上聚拢过来。


    在突出的房檐遮盖下的院子里躺着一头水牛的尸体，这似乎是人们兴趣的焦点，而在不远处人们在一团血肉模糊中找到了两条多毛的后腿。然而，当一个妇女抬起一辆翻倒的手推车，露出下面的一具人的尸体的时候，人们的关注点便转移了。她一手抬着手推车向人们展示，另外一只手挥舞着配合着嘴里的念念有词。人们好奇地看着尸体，接着又三三两两地散开并议论纷纷。一些人离开的时候丢给那个妇女几枚钱币。与此同时，哀悼者的挽歌和烧纸钱的烟从一扇半开的门中飘进了屋里，那里躺着一具女人的尸体，浑身完好，可是头部被炸掉了。她无头的躯体引发了一些人的怜悯的叹息。离日常生活如此之近，又远远超越了日常经验，这给人们带来了恐惧。


    那时的霍格全力以赴地赢取同事的接受、迎合上司的口味。23岁的他在这个媒体圈中还是个经验不足的孩子。和处于他的地位的大多数年轻人一样，他可能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多么的幸运，然而，他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幸运之神对他的垂青。


    汉口的媒体团中很多都是经历过西班牙内战的战事报道高手，这些人意识到日军所谓的“全面战争”的战术不过是基于西班牙佛朗哥将军的一个概念。日军的空袭战术是受到德国军事专家建议的、曾经在西班牙战争中经过检验的：即空袭的目标总是首先锁定在储藏军需品的仓库和工厂，然后才是军事驻扎点和百姓。这样做的目的就是阻止空袭后的重建进程。


    参与过西班牙内战的媒体记者都不太愿意保持中立。因此，在1938年4月29日，日本天皇生日那天，中国军队发起的反击在汉口的媒体圈中引发了一阵狂喜。那天的汉口经历了一场壮观的混战洗礼，由俄国驾驶员带领的80架中国空军战机反击50架日军轰炸机。据中国官方数字称，在30分钟的战斗内，中国空军以7架战机的伤亡歼灭了日军21架飞机。那时候，媒体将中国的空军称为“会飞的外国军团”。因为在1938年1至5月，除了俄国、美国的战机驾驶员的加入，来自法国、英国和新西兰的志愿者也加入到中国军队反击日军空袭的战斗中来。然而，这些人由于不遵守中国军队的纪律而相继被开除。


    曾经有段时间中国政府迫切需要媒体大力宣传所取得的战争胜利，以便稳定民心、巩固政权。1938年，中国空军袭击了日本本岛，可是霍格和驻扎在汉口的所有媒体记者都错过了这一事件。


    被错过的真实情况是这样的：在装备了两架美国制造的马丁轰炸机后，中国空军从重庆基地起飞，飞越了日本本岛的九州、长崎和福冈等几大城市，总飞行里程达4000英里。轰炸机向这些城市投放用日文印刷的写有描述日军在中国的残暴行径的宣传册，然而，由于轰炸机油箱存储的燃油无法满足长途飞行的任务，中国军队放弃了此前轰炸日军基地的计划。这次任务是秘密进行的，直到日军在徐州取得胜利后，中国政府才公开了这一消息。


    整个春天，霍格一直和此后成为《时代》杂志著名记者的杰克·贝尔登并肩作战。贝尔登大学生涯中将所有的假期都用在航海环游世界的旅程中，一次偶然的香港停留，他爱上了东方这片土地。毕业后，贝尔登在一艘英国的货船上工作，并在途经中国时决定停留在这片土地上。很快，他就可以说得一口流利的汉语，先是成为一名英文老师，随后又进入合众国际社工作。


    和驻扎在汉口的媒体团的其他人相比，贝尔登有两个突出的优点。首先，他可以流利地说普通话，其次，他是美国陆军中将约瑟夫·史迪威的亲信和好朋友。所以，他们可以进入获准不对其他记者开放的前线地区，尽管史提威提出条件说他提供给贝尔登的信息要保密。


    贝尔登忙碌地在汉口的前线间穿梭，而霍格则将注意力集中在撰写这些新闻上。这两人简直是合众国际社的一对完美组合。对于霍格来说，这是一种高强度的锻炼和学习，而不仅仅是报道。贝尔登也似乎默认了自己的导师角色。这位23岁刚刚从牛津大学毕业不久的英国男子，现在却每天都要为这位喜怒无常且嗜酒的老板整理从前线采写回的具有诗人般洞察力的稿子。


    霍格在汉口停留的8个月的经历可谓是他人生的转折点。他最初从合众国际社接受的工作是报道战争引发的流行性疾病蔓延情况。那时，严冬刚刚从这座城市抽身，取而代之的是郁郁葱葱的树木，开满鲜花的花园；温度已经上升到英国7月份的水平，天气也变得潮湿起来。拉黄包车的人力车夫则把衣服绑在腰间，满头大汗地穿梭在大街小巷，军队里的士兵也换上了夏日的制服；而那些居住在当地的外国社区的人们，至少是男人们，也都换上了短裤和短上衣。


    对记者而言，天气转暖似乎是个恩惠。因为这加速了新闻的发生速度：痢疾和霍乱会随着温度的升高而加速蔓延，而日益晴朗的天空也使得日军的空袭清晰可见。霍格在给家中的信上这样写道：“传染上疟疾、霍乱和伤寒等疾病的几率已经非常之高，就像随时可能被流弹，散弹击中或在破旧的木屋子里被抓一样。”


    那时候，霍格白天着手研究发生在武昌和汉阳城市的致死疾病，晚上则外出报道在突袭中的伤亡情况。他时而骑着自行车，时而搭乘运送伤员的卡车。他还和曾经在路德教会结识的主教的女儿以及另外两名音乐家组织了一个爵士四重唱乐队，在学校或者医院里用中文和英文为当地百姓献上即兴演出。霍格的嗓音演唱爵士乐是再合适不过了，他的一个同事曾夸耀他“给他一架钢琴，他就能为观众唱首歌。”


    从春天到初夏，汉口已经成为了一个被包围的城市。城市的要塞都被装备上了机关枪，主要路段的尽头也设置了用水泥加固的大木门，外面还拦上了两排铁丝网和电线，以阻止敌军对城市进行的可能的快速占领。被外国人控制的地带也在计划一片“安全区”，希望借此可以保证日军冲进城市后，当地居民的安全。


    那时正值欧洲战场爆发战争的前一年，距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爆发还有两年半，上海的两大主要租界仍然控制在西方力量的手中，像香港一样，它们在珍珠港受袭后才遭到侵犯。


    中国的商人认为居住在汉口的大批外国人以及外资企业会让这座城市免予遭受发生在南京的残暴遭遇。于是，人们寻找各种理由在高楼外面绘上或者挂上外国国旗；外资公司和银行也用大幅的中英文写明该财产已经抵押或者出卖给外国公司。


    共产党和国民党宣布要站在统一战线上，蒋介石强调全军都应该齐心协力为捍卫中国而抗争。平日里很少出现在汉口的蒋介石，此时已经有了充足的理由避免任何公开的举动。日本在中国派了很多特务，出高价悬赏蒋介石的人头。日本的间谍也猖狂地活动着。霍格和他的同事则经常在夜间看见敌军发射的火箭弹引导着轰炸机向其目标——河边的供电站发动进攻。


    和丈夫不同，蒋介石的妻子宋美龄则到处公开路面，有时候是步行，有时候坐黄包车，有时候则是坐在公车里。每次出现，她都穿着得十分得体，她到学校、医院、工厂和惨遭轰炸的贫民窟探望遭受疾苦的百姓。在那个政府似乎不管百姓死活的年代，她几乎成为了富于同情心的公共代言人。


    每天都沿着长江往返的霍格发现汉口的姊妹城市已经不堪战争和疾病的摧残，处在垂死挣扎的边缘。“在道路两边全被炸毁的房屋废墟中行走，空气中充斥着木制品发霉的味道，还有石膏和碎石的尘土味道。简易的帐篷随处可见，一位老妇人在被炸毁的老房子的废墟周围喃喃自语。”


    这两座城市里的大部分人口都转移到乡村去避难，或者是到江对岸的外国租界寻求庇护。政府官员、外国传教士、黄包车夫、乞丐和难民涌入汉口任何一个可以栖居的地方。那个炎热的夏天，街上到处都是人，各种交通工具也各显其能，像另外一个战场。这片狂热中，330名英国海军士兵忙着在英国领事馆门外拉建铁丝网，并调配舰艇等待在码头周围。和那些驻扎在汉口的中国军队一样，他们也在炎热的天气中等待着战事的来临。


    在汉口的媒体记者们还是经常在中午来到美国的海军俱乐部小聚一番，那里的规矩是酒水自带；而晚上，他们则选择去德明饭店，不用讲究酒水自带的规矩。他们经常会谈到日军在南京进行的惨绝人寰的杀戮，并一致同意中国政府一定会誓死捍卫汉口。这个群体的特点就是融合了玩世不恭和悲观主义的思想，总是不断地进行猜测如果日军占领了这个城市，他们将会做出什么举动。其他人也都在玩这些猜来猜去的游戏，自从日军在南京展开大屠杀后，当地所有的媒体充分地报道了这个消息。因此，在这个已经膨胀地收留了75万人口的汉口，一旦被日军占领，他们将再次做出何种恐怖行为的猜测日益让大家人心惶惶。


    在这种氛围中，霍格和其他记者组织了一个“最后的挖掘者人俱乐部”，并定期在罗西旅馆碰面。在任何一个被战争蹂躏的城市，媒体总会找到或者成立像这样的“罗西旅馆”。为那些即将离开战争城市、不再继续战事报道的记者准备送别晚餐；此外，还会相互打赌，看谁会留到最后。正如随后被证实的，这名合众国际社的年轻记者成为了留在这里时间最长的人之一。


    在汉口，共产党的高级代表周恩来，对西方媒体非常照顾。他定期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务和这些记者会面，并表示会尽其所能将最新消息告诉大家。周恩来总是很小心地对当时的国民政府发表自己的看法，并坚持着统一战线思想。终其一生，他对于党的忠诚从未动摇过，这也是毛泽东非常重用他的原因。在西方媒体眼中，周恩来是一位充满魅力，而且极善言辞的人，对于毛泽东，他也是最重要的组织者和执行者。


    与此相反，蒋介石则把大部分西方媒体看成是危险分子。他自认为自己没有错。当这场战争开始时，西方媒体所表现出的就是敏感的集体反日情绪；随着战争冲突升级，抗日统一战线的结成，外国媒体更加公开其对于国民政府的不友好情绪，也对共产党及其游击队员给予了更大的同情。


    在周恩来接待那些重要的外国通讯员，特别是美国记者时，蒋介石则只接待如《时代》和《生活》杂志的发行人亨利·卢斯这样的富人。在媒体眼中，国民政府的王牌就是蒋介石的妻子——宋美龄。因为她讲得一口流利的英语，并且每次出现在公众面前时，她都能熟练地应付各路人物。因此，她成了各个媒体满怀着敬意采访的对象。


    那年6月份，在日军封锁汉口前，霍格准备搭乘火车北上先到西安看看，再乘坐卡车到共产党的新根据地——延安看看，因为毛泽东领导的中共领导机关驻在那里。本来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已经为乔治安排好了前往延安的旅程，却由于霍格在参观共产党根据地的欲望和与汉口同事离别的不舍的矛盾中挣扎而不得不推迟了几天。


    乔治在6月3日写回家的信中谈了自己的顾虑，也提到了他的新朋友史沫特莱。他以孩子般的热情写道：


    史沫特莱是一位真正的革命者。我曾经和你们提过一些难民组织，史沫特莱倾其所有帮助他们，将其募捐的数千美元一分不留地捐给了他们。在外国人眼中，她是一名共产党，所以和她并不多来往。然而，她却不能成为中国红军的一员，因为在那个组织中，除了医生，是不接受任何外国人的。她也没有从俄国大使馆获得工作机会，因为他们担心会陷入其他大使馆的流言当中。她那本千辛万苦得到的美国护照，还没寄到她的手中，就被中国的法西斯侦探偷走了……如果日本人来了，他们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杀了她。


    日本人的确来了，包括了500名日本新闻工作者的庞大的日本媒体团，摄影师和广播员都来了，他们严阵以待，准备报道日军即将取得的胜利。然而，他们不得不继续等待，因为气势恢宏的长江及其北部的黄河，还有中国军队，减缓了他们的侵略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