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通往中国之路
3个月前 作者： 保罗·卢迪提斯
1915年2月26日，乔治·霍格出生于英国赫特福德郡哈彭登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他是家中最小的孩子，父亲罗伯特经营着一家名为"霍格和他的孩子们"的裁缝店，坐落在伦敦西端中心地带的汉诺威广场，这家店在当地小有名气。乔治的中间名为艾尔文，家里的人有时候会这么叫他。
乔治的家中共有6个孩子，由大到小分别是加里、芭芭拉和丹尼尔，这3个孩子年龄相仿。接下来是斯蒂芬、罗斯玛丽和乔治，家里人经常亲切地称呼他们为"树桩、树皮和鳕鱼"，他们3个和哥哥姐姐相差了几岁。无论怎么样，这6个孩子都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在家里，他们有保姆；几个孩子先是在哈彭登的私人学校接受教育，然后男孩儿们去了牛津的瓦德汉学院。全家人会在德文郡的萨尔康比度暑假，而冬天则是去瑞士滑雪。
霍格一家过着爱德华七世晚期传统的英国中产阶级的生活。然而，从某方面来说，他们同当时的大多数家庭又有些不同。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社会有三个主要信仰：君主制、英国国教1和帝国。可是霍格一家并不是忠实的国教教徒，整个家庭的政治信仰受到母亲凯瑟琳和一直未婚的阿姨穆里尔·莱斯特的影响，穆里尔从小就信奉"和平主义哲学"，且一生都是坚定的和平主义者，反对任何的帝国形式。她还因此在伦敦的霍洛维监狱被关押过一段时间，也曾因发表煽动性言论的罪名被关押在特立尼达岛的监狱里。她是甘地的朋友，并组建了金斯利·霍尔传教团，这个组织现在作为一个社区中心仍存在于英国东部的中心地区。
穆里尔·莱斯特和她姐姐凯瑟琳的关系很好，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她的小外甥。19世纪20年代的英国，和平主义是左派的主要口号，而这一思想也在乔治的家里被宣扬和灌输。在乔治家里，大家坐下来一起吃三餐是件大事，每次大家一起用餐的时候都会开心地说笑，但是母亲凯瑟琳也不会忘了引导全家人讨论当时的重大问题，特别是每当穆里尔阿姨来访，就更是全家人讨论严肃问题的大好时机。
对于穆里尔和凯瑟琳来说，在维多利亚女王执政末期看到的伦敦东部一些百姓的贫苦生活影响了她们的政治态度。这对姐妹，和另外一个姐姐多丽丝生于19世纪80年代英格兰东南部的艾塞克斯郡德洛夫顿。她们的父亲和祖父从事造船业，家庭十分富裕，全家人都是浸信会的教徒。举家迁往洛夫顿是因为当地浓郁的新教氛围，还有一座建于1813年的浸信会教堂。在这样的氛围下，3个姐妹也在1898年接受了洗礼。
铁路的建成通车为洛夫顿地区带来了大批的移民，这里很快就因为虱子和跳蚤猖獗而被称作"长虱子的洛夫顿"，当地居民认为这
都是那些穷移民蜂拥而至的后果。
穆里尔年少时，偶尔会在乘火车从伦敦回家的路上穿过贫民窟。从她乘坐的头等舱的车窗望出去，看到的是那些衣衫褴褛、赤着脚的孩子，在只能被称作是家畜住着的小屋前玩耍（车里的其他乘客则对此毫无同情之心）。这个场景深深地印在她心中，并由此决定投身于英国东部的社会工作。在这段时间里，她阅读了托尔斯泰的著作《天国在你心中》，这本书对于基督教和平主义者而言，是仅次于《圣经》的重要文献。穆里尔后来回忆道："这极大地改变了我的生活。我一接触和平主义，就无法抽身了。"
1914年12月，和平联谊会（TheFellowshipofReconciliation）成立了，这为穆里尔的和平主义理想提供了一个国际平台。这个组织的成立可谓机缘巧合。那年7月份，英国教友派的亨利·霍德金和德国路德教徒弗里德里奇·西格蒙德-舒尔茨在德国科隆的火车站等候晚点的火车时相遇，二人一段谈话过后，发现对于即将到来的战争他们有着共同的反感。他们临别时许下"基督教徒永远不要战争"的诺言。等到战争结束时，调解委员会已经成为了一个国际性的组织，莱斯特一家三姐妹就是这个组织的热心支持者。也是从那时候开始，这个组织宣扬的团体精神和和平主义道义就深深植根于幼小的乔治心中。
霍格一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搬到了哈彭登，先是居住在一家出租的寓所——-红色尖顶屋-，乔治就出生在那里。不久，霍格一家就建造了属于自己的房子——威弗林。在20世纪20年代的战争岁月，随着乔治一天天地长大，哈彭登的变化却不大，仍然是一个关系紧密的社区，从伦敦乘火车只需要35分钟就可以到达。乔治的父亲，和当时的很多商人一样，每天乘坐头班火车去伦敦工作，母亲凯瑟琳则在家照看孩子们。哈彭登作为一个只有上万人口的小镇，在乔治小时候还只被看作一个小村子，主要道路和大部分居住地也很快就被赫特福德郡的大片绿地所替代。如果不是当地一所名为"圣乔治"的学校，哈彭登几乎不被世人所注意。
和霍格一家拥有同样基督教信仰的邻居组成了孩子们成长的朋友圈。亨特、纳尔逊和普鲁克特三家是霍格一家的近邻，这三个家庭里的孩子也就很自然地成为了乔治小时候的伙伴。他们一起上学，一起游戏。大卫·普鲁克特、罗伯特·纳尔逊和罗杰·亨特都是这个年纪里面十分淘气的孩子。整个孩子团里唯一的一个女孩子，罗伯特的姐姐，被叫做"玛芙"的威妮弗蕾德，则成为乔治的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女朋友。
小乔治有时候会因为其父母的政治观点而被某些同伴所耻笑，这对他造成了一些影响，经常让他很尴尬。据他回忆，当同伴找他玩耍的时候，他不得不将家里订的报纸，当时被认为是左翼的《先驱导报》藏起来。
凯瑟琳·霍格对待家庭可谓一丝不苟，从现代的观点来看甚至可以说是严格的有点儿过分。她的侄子和侄女曾经回忆说，凯瑟琳是个有点难相处、行为有些古怪的女人，她一贯坚持严肃的行为准则，特别是星期天做礼拜的时候。霍格一家每周日都要到镇上的卫理公会教堂做礼拜，而一周其余的日子里，他们还必须阅读《圣经》，或者其他著名传教士的书籍。除此之外的所有书籍都要用棕色的纸包好，并妥善保管。除了参加宗教活动，星期天还意味着做家务和练习弹奏钢琴。凯瑟琳的孩子以及孙子孙女们仍然清晰地记得小时候凯瑟琳坐在台阶上，一边梳着头，一边听孩子们练琴，并不时地批评他们。
这是一个幸福的家庭，可是凯瑟琳却并没有过多地显露她的母爱。在家里，她很少亲吻孩子，也不经常拥抱他们。乔治的侄孙女希拉里·贾维斯曾说："当时很多家庭都是这个样子，几乎没有人过多地表露他们对家人的感情。礼节更重要，因此从表面上看的确有些冷酷。"乔治是所有孩子中最像母亲的，作为家中最小的孩子，他自然一直最受宠爱。这点从家庭相册中就能看出来。一张照片里，他穿着紫色的天鹅绒小西服，戴着一顶镶有金边的帽子，站在哥哥姐姐中间。乔治在很小的时候就学会了如何对付母亲那些严格的规定。乔治似乎天生就带有几分幽默，在别人看来的黑色星期天，他却总能蒙混过关。所有的兄妹中，乔治和比他大三岁的姐姐罗斯玛丽最要好，他们两个经常在全家人都去教堂做礼拜时，一起溜到邻居家玩儿。在家里准备午饭的母亲发现了这个恶作剧后，就会对他们进行长篇大论的说教。因为在母亲看来，说教是对孩子最有效的教育方法。乔治的哥哥斯蒂芬是教堂唱诗班的成员，去教堂做礼拜是一定逃不掉的，因此乔治和罗斯玛丽就经常说服他帮助两个人说谎话，老实的斯蒂芬也每每都是这样做的。
虽然霍格家教很严，但乔治还是有个非常开心快乐的童年。他曾对姐姐罗斯玛丽说："如果天堂没有人间好，我就希望上帝还同意我回来。"他的侄子和侄女也曾回忆道，乔治是家里的"金童"，父母从小就认为他会有所成就。当然，这可能只是事后得出的结论，但是据他中学的老师和大学瓦德汉学院的院长莫里斯·博瓦拉观察，年轻的霍格确实有些与众不同。
乔治从6岁起就接受家庭教师的辅导，到10岁那年被送往位于瑞士日内瓦河岸的格兰德中学学习，也是从那时候起，他开始正式接触和平主义教育。罗斯玛丽上学的第二年回到家时，要求带她的弟弟乔治一起上学。那所学校的宗旨是消除一切年龄、性别、阶层和国籍的障碍，学校所有的教职员工都和学生一起劳动。
瑞士的教育带给乔治的最大影响莫过于让他从严格的家庭礼节中解放出来。每逢周末，他可以和同学一起去徒步旅行、骑车或滑雪，而他的姐姐罗斯玛丽却只能在家洗涤和修补衣服。曾经有一个周末，学校召开会议准许学生公开批评教工，甚至是校长，来表达他们心中藏有的不满。对乔治来说，这是个具有革命性的主意，而当日后乔治自己担任校长职务时，也经常召开类似的大会。
这段惬意的日子随着乔治结束学习回到伦敦而告终，随后，他和家里的其他孩子一样，进入圣乔治学校继续学习。那里的校长，赛西尔·格兰特是当时有名的教育家，他在学校里实行想象力教育，力求培养出真正的人才。
乔治在为校刊投稿时逐渐显露出其写作天分。他的父母之前就认为他具有驾驭语言的天赋。当乔治10岁时，他的父亲为他朗读了坦尼森的《鹰》一书，并让他用自己的语言描述一下老鹰。乔治思考片刻后马上回答道："一个发出呼呼叫声的凶猛的战士。"
乔治在圣乔治学校的成绩一直很好，别看他年纪小，却很有能力。在学校里，大家亲切地称他为"猪"——并不是因为他的姓2，而是因为他患有鼻窦炎。和他一起打橄榄球的队友则称他为"头牌"，含义不言自明：不论场上场下乔治都证明了自己是个天生的领袖。乔治六年级的班主任曾经在多年后这样描述他：
我能感到他体内的巨大能量和坚定的意志。他很谦虚，从他身上可以看到真正的谦卑。他还是个安静、不装腔作势的人，在人群中并不是主导者。看到他离开后的几年间，同伴都成长为各领域的精英，我很欣慰，因为大家都在不知不觉中模仿了乔治的一些特质，所以
说，他的影响一直存在着。这点在他作为一名橄榄球队长时也深有体现，当比赛呈现白热化时，他总能爆发出一股潜藏的力量，在危急中化险为夷。
好学生也有淘气的时候。有一天晚上，他和他的朋友罗杰·亨特还有大卫·普鲁克特大卫·普鲁克特偷了法语老师特里小姐的小轿车。从16岁起就学会驾驶父亲小轿车的乔治将偷来的车开到一处侦查队的露天营地，将那里的帐篷拆毁，然后逃跑。这件事情暴露后，乔治的班长职务被撤销了两星期，还被校长用藤条教训了一番。
在圣乔治学校，霍格从一名大男孩儿，成长为一位高大英俊的男子。他喜欢唱歌，也喜欢在每月举办一次的周六舞会上大秀自己的舞技。乔治17岁时，就是学校里的"老大"了，非常自然地与当时的"校花玛芙"，威妮弗蕾德·纳尔逊成为了一对儿。
纳尔逊一家在哈彭登为霍格家的孩子们提供了第二个家。尽管他们也履行基督教教义，但对于信仰规定的遵守却没那么严格。他们充满温情和欢乐的家庭生活——与霍格家里各种严格的礼仪形成鲜明对比——给乔治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好朋友，亨特一家也为乔治和他的哥哥姐姐们提供了能体会到家庭温暖的经历。
玛芙纳尔逊因为从小很喜欢一首名为"小小玛芙小姐"的儿歌而得名。她是个拥有一头红发的漂亮女孩儿，而且很幽默。玛芙比乔治大一岁，从小时候和小伙伴一起玩耍起，她就喜欢上了乔治。她喜欢和他一起运动，也喜欢看他跳舞，听他唱歌。当玛芙步入老年，回忆儿时的点滴时，她这样写道："我喜欢这个男孩儿（乔治），那时候就总希望我们能一起长大，然后嫁给他。"在乔治去世后，她还在学校出版的杂志里更加认真地描述了两人之间的关系："我只能用赞美和充满爱的语言来表达我对乔治的感情，无论在他是一名学生，还是毕业后。我们总是记得校长在他标志性的咳嗽声之后，用平静的语气夸奖乔治-干得好，孩子-"
虽然他和玛芙在学校里是公认的一对儿，但这并没有妨碍乔治对于自己一些朋友的女友的兴趣。作为圣乔治学校的好学生、大家心目中的"头牌"、橄榄球队的队长、舞场上众人瞩目的焦点，还拥有一副动人的歌喉，乔治非常自信他很招女生喜欢。
在他离开英国来到中国之前，乔治，玛芙和他的其他朋友为他在当地一家"银杯"俱乐部举办了一个告别酒会。那时候，他承诺会在一年之内回国。一年后，乔治没有回来且玛芙得知他在中国已经开始了新的精彩生活的时候，她几乎崩溃了，从此打消了和他继续保持关系的念头。在乔治在中国生活的日子里，他们之间的联系几乎中断了，但是从乔治写给家里的信上看，他对两年之后玛芙和自己的好朋友亨特成为恋人一事还是非常关注。
玛芙不仅承受着和乔治分离的痛苦，那段时间刚好她的哥哥罗伯特，一名海军突击队队员，也在1940年的一次意大利空袭中丧生。那年夏天，战争急剧升级，大不列颠的战争还未取得胜利。在这种情况下，也难怪玛芙会渴望婚姻而带来的安全感，尽管那只是她深爱的那个人的最好的朋友。这段婚姻从一开始就是场灾难。不久玛芙就从二人婚后居住的海岸指挥中心的住所搬回了在哈彭登的父母家。
可以理解的是，乔治性格中理性的一面给当时认识他的很多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在他死后，认识他的人纷纷在学校出版的纪念杂志上留言。他最要好的朋友，大卫·普鲁克特说："他留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个思想家，一直追求完美。他不善言谈，但是他的话经常很有道理。"教过乔治的老师，莫里斯·博拉在给乔治母亲凯瑟琳的信中这样写道："他是个拥有无限能量的人，似乎他的内心总有某种信念在指引着他前进。"考虑到博拉要给他在战争中丧生的学生的父母写很多悼念信，这句话可以说是很高的赞美了。
1934年夏天，19岁的乔治来到瓦德汉学院修读"当代的伟大课程"，当时的人们都这样称呼（它指的是政治、哲学和经济），那时候的他已经成长为一名充满自信的年轻人了，6英尺高。长有一头充满孩子气惹人喜爱的金黄卷发。他不出意料地进入了学院橄榄球队的先发阵容，在大学的最后一年又成为了队长。如果乔治长得更壮一点，他肯定可以代表校队参赛。他经常代表牛津二队——"灰狗"队去打比赛。
作为牛津大学规模最小的学院，瓦德汉是20世纪30年代一个有点古怪的地方，考生是否被这里录取，要看考官当时的心情，而不是通过成绩。迈克尔·曼恩，乔治当时的同学，说他能够到瓦德汉上学完全是出于一家名为"国王的武器"酒吧的年老侍应生推荐。因为那时候，瓦德汉学院里的人经常会去那里喝酒，当时曼恩正在申请各个学院的西班牙语奖学金。那位侍应生告诉曼恩，瓦德汉学院的课程是最棒的。于是曼恩就和另外两个人一同参加了入学考试。考试在没有任何监考官的监督下进行，其中一名学生霸占了所有用来答题的纸张，曼恩就找到学校相关负责人告状，然后他就被带到市区的文具店，买了纸，又获得了额外的15分钟回答问题，完成了考试。就这样，曼恩得到了奖学金，毫不奇怪，因为另外两名候选人，一名是糊涂地认为他申请的是希伯来奖学金，而另外一人在考试开始后很快就放弃了。
霍格在瓦德汉的学习生活受到20世纪牛津一位有名人士的影响——莫里斯·博拉。虽然博拉一直主持着学院的工作，但是直到1938年，也就是霍格从牛津毕业一年后，才正式成为该学院的院长。即使在博拉成为院长之前，他的很多决定也影响着学院工作的开展，在很多方面改变着学生的生活。他为学生和各方贵宾举办各种社交聚会，在轻松地玩笑中让大家结识。博拉还经常为客人们杜撰各自的事业和取得的成绩，然后再向大家互相介绍，而他自己，就非常享受接下来到场客人间的混乱场面。
20世纪30年代，博拉使得瓦德汉成为个性化十足的学院。他个人也成为了当时的名人。宴会桌上大家的开心果——博拉用不正经、非精英、反严肃、反贝列尔学院等标签标榜自己。因为他相信，创办一所大学的目的就是破除阶级、惯例以及民族情感，从而达到"个体心灵放纵的狂欢"。他的这种观点吸引了很多学生，乔治·霍格就是其中之一。当博拉将大学生活的目的描述为"将来到牛津的压抑的、不能自我表达的年轻人塑造成有自己见解的独立个体"时，他所指的可能就是霍格。博拉出生在中国，他的父亲在海关工作，这让他对霍格此后的工作和在中国的漫游经历给予了相当的关注。
乔治的姐姐罗斯玛丽，家里人都叫她"罗克"或者是"波西"，比乔治大三岁，而在所有家庭成员中，他们两人最要好。他们相互喜欢，在乔治在牛津读大学的日子里，乔治每每想到写信回家都是因为惦记这个姐姐。罗斯玛丽记得他经常滔滔不绝地讲述大学生活，讲述博拉作为老师和聚会举办者的故事。她说："不能说牛津造就了乔治，因为从小他还受到其他多方面的影响。但是他很热爱在牛津的生活，爱那里的一切，特别是爱学校给予他的自由。"牛津大学使他逃离了家庭和哈彭登以前的封闭生活。他从未对威弗林的压抑生活进行过公开的反抗，但是如同其他处于18岁年龄段的青年一样，他渴望自由。他再也不用被母亲逼着去阅读那些无聊的书籍，再也不会受到黑色星期天的折磨。
虽然乔治·霍格在牛津受到自由主义和左翼思想的影响，但他并不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而他的同学们都是政治的狂热分子，每每对时事热点大加评论：牛津大学学生俱乐部关于"永远不会为国王和国家而战"的声名狼藉的讨论发生在1933年2月，霍格入学的前一年。结果有275人赞同，153人反对，这马上成为了伦敦新闻界的热点，并激起了全国的愤怒和政界的指责。温斯顿·丘吉尔，当时的一名普通议员，指责这是"卑鄙、肮脏和无耻的"。
时事热点问题主导了学生会的讨论，并引发了校报一系列利己主义的长篇社论的发表：国际联盟在面对日本、意大利和德国践踏一战后签订的国际条约时的软弱无力，西班牙内战，以及面对纳粹德国的崛起是否要重整军备问题。
当时大多数学生的观点是可预见到的。他们在西班牙内战中站在共和党这边，而高声指责意大利进攻阿比西尼亚。国际联盟被骂得一无是处。一些支持"国王与国家"决议的人后来在《时代》杂志上声称他们其实只是在要求公共安全以及一个更强硬的国际联盟。这件事虽然引起了争论，却没有人相信了。牛津的两本杂志，《伊西斯》和《切威尔》都发表长篇社论，质疑学生们是否真的是严肃地对待问题，还是仅仅摆出某种姿态而已。
在瓦德汉，大部分学生辩论都在酒吧或者是学院的大厅展开，既没有伦敦意大利或者西班牙大使馆外示威游行的喧闹，也没有寄给各大报社信件中的激烈言辞。人们也许会认为乔治·霍格所在的牛津大学会是个斗争激烈的政治场所，但是据乔治自己回忆，在牛津的日子就是烧毁厕所里的抽水马桶的恶作剧，篝火前烤松饼的乐趣，还有就是争当橄榄球队勋章选手的艰苦训练。他的名字会出现在学校的公报上，偶尔也会出现在学生编辑的报刊上，而报道的都是他在橄榄球队的战绩和威信。因此，我们很容易认为，乔治在牛津生活的重心更多地放在了享受青年时光，而不是每天为阿比西尼亚的百姓担心，也不是为西班牙百姓抗击法西斯侵略而忧虑。
在莫里斯·博拉的帮助下，霍格学到了牛津的精髓所在。在他的心中，这的确是个神奇的、令人为之着迷的世界，并给他短暂的一生留下了很多充满感情的回忆。但他在牛津的经历并没有，实际上也不可能为他或者其他的毕业生面对世界各地的残酷现实做好准备。在那个年代，法西斯主义正在萧条的欧洲横行，日本军国主义正在计划入侵中国，整个太平洋地区正饱受战争的不断蹂躏，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国，几个世纪的封建主义正在被一种新的政治观念所代替，而这一过程则充满了鲜血。
如果说学生时代的霍格内心深藏的和平主义和基督教思想处于休眠状态的话，那么这个思想仍然完整地植根于他的心中。作为老师，莫里斯·博拉鼓励乔治挑战母亲给他灌输的思想。牛津大学赐给霍格最大的礼物莫过于将他从压抑的家庭生活中解脱出来，自由地享受生活。
对乔治来说，参加橄榄球队的活动和其他在牛津的所有活动一样占有重要位置。杰拉德·帕克是乔治在橄榄球队的队友，2007年，在帕克90岁高龄回忆起当时的队长乔治时，他说："我在这个球队中待了两年，这段时间里，我们和其他学院的比赛中，每次都发挥得很好。霍格是个了不起的队长，在赛场上的表现也很出色。每次比赛前，霍格不会给我们讲很多，他就说：-来吧，跟着我打。比赛结束后，我们经常在一起喝啤酒，不谈论政治，橄榄球就是我们的全部。"
霍格将他的漫长假期用来旅行。1936年，他带着口袋里的4英磅和一名获得罗氏奖学金的研究生结伴踏上了去往欧洲中部和东南部的旅程。那时，整个巴尔干半岛都处在宗派主义的政治纷争中，东欧也成为民族主义滋生的温床，再加上当时纳粹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让乔治目睹了牛津这座象牙塔外的真实世界。
1937年初夏，霍格在取得牛津大学二等文凭（他的两个哥哥斯蒂芬和丹尼尔获得是三等文凭，最大的哥哥加里也取得了二等文凭）后回到家乡规划未来。那时候的他真的不知道要做些什么。他的朋友在计划成为政府人员或者从事城市中的其他事业时，周围的环境却没有给他任何灵感。5月份，乔治六世和伊丽莎白女王在威斯敏斯特举行了加冕仪式。一个月后，爱德华八世，也就是后来的温莎公爵为了深爱的女人沃利斯·辛普森放弃了王位。皇室的这些新闻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议论，然而在霍格的家里，由于受到穆里尔阿姨对大英帝国观点的影响，这些事情并没有引起很大的兴致。
霍格家订阅的报纸《先驱导报》，在那个夏天对于世界的形势发表了悲观的论调。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发表公开讲话，声称在弗朗哥遭受瓜达拉哈拉的挫败后，他们会介入西班牙的事务。在俄罗斯斯大林肃清军队的举动导致了一大批高级军官被执行死刑。柏林的一条简短新闻说，海因里希·希姆莱，德国的警察部门首脑，已经宣布在布痕瓦尔德新建一个集中营，关押国家的敌人；而在达豪和萨克森豪森的两座集中营已经建成可以投入使用。8月底，许多英国报纸刊登了一张照片，画面中，一名被炸伤的中国儿童在遭轰炸的上海南部铁路站台的残骸边哭泣。战争开始了，日本计划以此为其后续大举进军中国开道。两千名英国妇女儿童被迫撤离，一只英国军队也抵达中国，确保剩下的英国人的安全。
穆里尔阿姨在那年的8月来到威弗林居住。那时候，她经常穿梭在世界各地的演讲台上，新闻媒体都称她为"世界和平之母"。没有受到远东发生的骚乱的困扰，甚至可能正是因为那里的骚乱，她决定要穿过美国去往日本、中国和印度来宣扬她的和平主义思想。当时日本帝国主义抬头，穆里尔希望可以联系那里的基督徒，联合搞些反战活动。她相信虽然日本政府寻求帝国扩张，日本人民想要的仍然是和平的生活。
凯瑟琳对园艺充满热情，就把她的姐姐带到花园来讨论如何处置一些顽固的杂草。此前穆里尔曾带着乔治的哥哥丹尼尔来到印度，并和甘地见了面。为什么这次不带上乔治呢？
乔治为这个想法雀跃不已，只要想办法解决了钱的问题就可以了。霍格一家由于要供养6个孩子，还要支付每年冬天到瑞士度假的昂贵费用，并没有存下什么积蓄。况且这还牵扯到乔治今后事业的发展问题，在大学毕业后就要出去旅行实在有点说不过去。和乔治一起毕业的很多人都直接参加了工作。经济虽然正在从萧条中慢慢好转，但是失业率仍然很高，国际形势也很严峻，实在不是一个环游世界，找寻冒险的时机。
乔治变卖了家里的一件古董，换了些钱。这些钱足够支付包括一张价值18.10英镑的到纽约的三等舱单程船票，以及从旧金山前往日本的路费。剩下的钱可以用作他在美国搭便车，直到和穆里尔阿姨团聚前的一些杂费。至于回来的旅费，乔治认为可以等到了印度再想办法去挣。
1937年夏天，穆里尔阿姨和她的侄子搭乘玛丽女王号邮轮远赴纽约。在临行前一晚，乔治和玛芙纳尔逊和其他朋友在"银杯"酒吧（到现在也是哈彭登比较不错的酒吧之一）举行了告别酒会。第二天，乔治坐在开往南安普敦的车上就开始全神灌注地阅读当时美国的一本畅销书，由玛格丽特·米切尔完成的《飘》。
在霍格家的相册里曾有一张发黄的照片，就是那年夏天起程前在南安普敦码头的合影。照片的背景是玛丽女王号，在夕阳下，乔治站在照片中央，头戴一顶呢帽，身着套装，他的父母和姐姐罗斯玛丽，哥哥斯蒂芬站在他的周围。
玛丽女王号的三等舱位于船的前端，因此由于恶劣天气带来的颠簸就格外明显。整整六天的海上行程，天气都不怎么样。580名三等舱的乘客多是去往美国北部的欧洲移民，为了方便大家，船上餐厅的菜单都是用英语和法语共同标注的。然而，没有人去看它，因为整个餐厅都没有什么人用餐。乘客都在自己的船舱内不出来。唯一供给三等舱客人的甲板也被封闭了。穆里尔阿姨选择就在舱内休息，乔治则去二等舱找人聊天，顺便呼吸下新鲜空气。
在继续赶路前，乔治到纽约的和平联谊会去参加一个会议，却恰逢一个来自中国的代表团正在那里指责日本入侵上海，希望以牙还牙地保护祖国。乔治发现整个会议都被民族主义而不是和平主义占据，因而选择了离开。
乔治在给母亲的信中这样写道："我不认为世界上有很多真正的和平主义者……当您听到中国在战争中获得了一些好处的论调您高兴吗？"我们都不知道这封信是如何到达哈彭登的，也不知道乔治是否告诉穆里尔阿姨，那时的他已经开始质疑以前一直生活其中的和平主义政治。然而，在乔治居住在中国的日子里，他已经不再相信整个家庭都深信的和平主义信仰，尽管在母亲的回信中对于他的这种"背叛"并没有多说什么。
1936年秋天，霍格几个月的时间都穿梭在美国的不同地区。据他自己估算，他搭乘汽车和货车上走过的旅程足足有5500英里，在车上也是能睡就睡。有时候，他实在找不到地方住了，就被当地警察收留在监狱里度过一夜。这是段艰苦的经历，他描述碰到过的一位狱卒，一位警官是"最险恶的人"。他断了的右手被一根钢管代替，将钉子钉到墙上，根本不用锤子。警察局空空的屋子里，有一些人围站在炉子旁，时而发生口角。"如果你比我还着急"，这名警官说，"外面有人行道可以睡"。自尊心不允许乔治退却，这名警官的脸和他的钢管一样冷酷，却有一双忧郁的双眼，塌陷的颧骨和典型的爱尔兰下巴。在肮脏的牢房里，警官给了乔治几块发霉的毯子，然后说："明天早上4点起床，我们不提供任何食品，然后把这些毯子整理好。"
在美国的最南部，穆里尔阿姨的介绍信让乔治来到位于密西西比州罗奇代尔的Delta合作农社。在那里，黑人和白人佃农一起工作，一起偿还债务，并购买他们自己的土地。这种合作形式从几年前就出现了，它把以前种植棉花的农民团结到一起，形成一个联盟，我们的英国访客对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这里，理论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
仍旧沉浸在《飘》中的霍格沿着作者玛格丽特·米切尔小说中的路线在美国的各州和城市中穿行。他来到了里奇蒙德，查尔斯顿和大草原。当时美国颁布了禁酒令，但是很多人试图逃避这一规定的做法，让霍格嘲笑他们："田纳西州没有酒。"他这样写道："他们选择同意禁酒令，因为人们从非法饮酒中得到了好处。州警官从中捞到不少小费，人们购买低价酒，而那些酿私酒的则发了大财。酒还是很便宜，因为各州无法对它征税！"
乔治在美国的最后一段旅程给他带来了一次特别的幸运，这个幸运之神一直跟随他来到中国。在他按照约定时间要和穆里尔阿姨在旧金山见面的几天前，霍格发现自己身处德克萨斯州的平原，距离美国东部1000多英里，这强迫他触犯城市里不许搭乘的法规。他每天看着来往的汽车在他面前加速而不是停下来。终于，有一辆车停了下来，驾驶员没有多说什么，就直接朝西开，开了一个半小时后，才问乔治的目的地在哪。
"和我的阿姨一起去日本和中国。"乔治如实回答了他。司机想了一下，说："我也正要去中国，我和一位名叫穆里尔·莱斯特的英国女士一起。"这时，乔治才恍然大悟，原来这名司机就是美国圣经协会的莱西博士，他要将圣经装船运往日本。于是，剩下的1600英里路途，乔治都和他一路同行，并终于在码头和他的阿姨团聚。
两星期后，也就是1937年11月中旬，穆里尔阿姨和他的侄子乔治到达了日本横滨，接着来到港口城市神户，和他们在日本的朋友贺川丰彦住在一起。这个人是位有名的基督教领袖，而在当时的日本，天皇被认为是神圣的，而崇拜祖先和其它神祗的神道教则是国教。在军国主义植根于人民心中的日本，他却在宣扬和平主义社会，并两次由于激进活动被判入狱。贺川丰彦出生于1888年，很小的时候就失去了父母成为了一名孤儿，后来被一位美国传教士抚养成人。皈依了基督教后，他来到美国和日本的神学院求学，却对永无止境的教条争论不感兴趣，而是决定通过自己的努力减轻大众所受的疾苦。他在1925年的全民公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并在1940年日本入侵中国后出面道歉。这些不可避免地给他带来了更多的牢狱之灾。
在贺川丰彦从事的其他工作中，他花了20年的时间研究出一套适用于神户地区的农民和小商业者的合作系统。在穆里尔阿姨积极地和政府官员谈判，希望他们可以接受她对军事扩张看法的时候，乔治被带去参观合作银行、合作农场、合作餐馆以及商业花园。他还从贺川丰彦博士那里明白了军队主导的政府是如何把深深植根于日本民族优越感中的文化和宗教信仰神圣化，从而将日本入侵中国的恶劣行径合法化。日本将其入侵中国的行为说成是帮助其进行文明开化使命，是要给军阀混战、政府腐败的中国带来和平和繁荣。他们传递的这种信息，在日本民众心里获得了共鸣和认同。
霍格发现他身处的日本是一个充满了盲目爱国主义、歇斯底里的国家。自1890年日本侵占中国东北部地区满洲里开始，其入侵中国的脚步一步步缓缓进行。而从1931年起，这种侵略速度加快了。乔治和穆里尔阿姨到达日本的那一年，日本已经占领了中国的大片领土，并在东北部建立了傀儡政府，满洲国；日本还控制了这个古老帝国的首都北平，也就是现在的北京。
在日本，任何批评政府的言论都是严厉禁止的。谁敢公开质疑政府的政策就要被解雇，甚至还有遭遇暗杀的危险。日本的报刊、广播等媒体也在严格的审查制度监控下。外国人随时都可能因为一点小事情而被当成间谍；中学和大学里所用的教科书也都带有严重的国家主义倾向，很多国外的学科也被禁止；连广播台里播放给孩子的节目都总是包括他们的士兵如何英勇作战的故事。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客居日本的人很难不被这个国家的政治孤立主义和民族妄想症所触动。霍格开始学习一些简单的日语，他居住地方的主人也经常翻译媒体对此的报道给他听。这时，他才开始逐渐意识广播和报纸上对中国的描述，这是一个被内战和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撕碎的国家。这些宣传因为其部分真实性而给人留有深刻印象。另一方面，这也传递了日本的在中国的使命是教化人民的信息。日本军队入侵中国的目的是阻止其残酷的内战，阻止中国实行共产主义。日本当然希望阻止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但是这种宣传掩盖了他们的真实目的，即建立一个臣服于日本的地区霸权。
20世纪30年代早期，日本就处在狂热的军队控制下，热衷于帝国扩张。经济危机所带来的经济压力激发了这个国家古老的民族光环梦。战争大臣南次郎将军和他的高级军官为了创造并利用政治极端主义倾向做了很多准备。20世纪20年代向着议会民主和多元政治的缓和发展被最近十年中爆发的民族主义热潮所淹没。
帝国主义的传道者很容易地就可以找到借口来证明他们追求领土扩张是正确的。学校历史课上，老师一遍遍地告诉学生日本在19世纪的帝国野心被贪婪的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所阻拦。这些委屈有很多名目，澳大利亚和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限制了日本移民的数量。这为他们的借口注入了新的民族理由，即由于欧洲人在经济贸易上享有的优越性，是日本曾经所寻求的。20世纪为了保护美国经济而设立的新贸易关税，更加增添了日本人对西方人怨恨。
20世纪30年代初期，中国很快就沦为日本信仰军国主义阶层和那些每天只想打仗的军官的牺牲品。对于日本进军满洲，并继续计划下一步入侵计划的举动，中国的反抗显得那么苍白无力。抵制日货以及未曾停歇的反日游行的作用似乎也没有那么明显，20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和政治混乱的局面，蒋介石民族主义政权急于一统地方军阀，消灭当时快速成长的中国共产党队伍，都只能加速日本进军中国的野心。
1931年9月18日，以"中国政府挑衅"满洲里附近的奉天镇为由，日军发动了进攻彻底攻占了整个满洲地区。这次入侵是日本人蓄谋已久的。当时的政府只是一直在商议增兵的问题。从那时起，直到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投降，军方一直都在实际上控制着政府。
在日本的基督教联合运动是少有的反对政府的声音，而且这个声音非常微弱甚至外界根本就听不到。直到1878年基督教才被日本宣布为合法。此前，日本的国教神道教意志都是整个帝国民众心中的精神崇拜，没有人质疑它的神圣地位。几个世纪以来，神道教都和佛教共存，在某种程度上说，二者已有些融合的地方。从19世纪末期，它被用作召集民众反对西方帝国主义的手段，它关注于崇拜，这样它就名正言顺地成为了一种政治宗教。神道教的核心思想认为，日本天皇是太阳神灵的孩子，这个国家也因此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日本岛国和生活在岛上的人民也是神明的孩子。也正是因为这样，日本是比任何一个国家都优秀的民族。
由于乔治·霍格从小在信奉浸信会的家庭中长大，他对于在被带有侵略性的异教主导国家中基督教的困境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在这样一个拥有7300万人口的国家里，只有30万人信奉基督教。17世纪对宗教的迫害已经使得信奉基督教的人大大减少，而在这一宗教合法化后的岁月里，也只有一些小的基督团体零落地分布在国家的土地上，而且时而遭受恐吓和摧毁。
由于担心历史会再度上演，贺川丰彦博士和其他基督教领袖拼命寻找一切方法让这个野心十足的国家接受基督教。因此，对于日本在中国的军事侵略行动，他们小心翼翼地发表言论，避免受到政府的指责；对于此，霍格冷漠地写道：至少这些基督教堂还没有沦为为日本胜利而祈祷的场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