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我是副处长

    宦海无涯，我的哲学是，先上船再寻找目标，寻找目标易而登船难，否则你只能站在岸上望洋兴叹，要知道呈现在你面前的不是一幅画，而是一望无际的大海。谁都想达到理想的彼岸，但是理想是什么？不过是乌托邦而已。直觉告诉我，彼岸就在船上。然而，让我头疼的是船上已经挤满了人，而岸上翘首以盼登船的人像蚂蚁一样多，其实船并不少，只是想登船的人太多了。这说明什么？这说明现实当中，没有另一个世界，根本没有！这是我当了十年副处长的经验之谈。竟然当了十年副处长，我知道整个市政府办公厅的人都在笑话我，不怨人家笑话我，只怨我自己明白得太晚了。生活不过是用一种欲望代替另一种欲望的过程，那些误把理想当做现实来追求的人，只能在岸上望洋兴叹。


    这个道理，在黄小明请我喝酒时我才明白。席间，我提出了一个困扰我许久的问题：仕途之路为什么越走越窄？可能是黄小明书读多了，也可能困扰我的问题也困扰着他，黄小明一开口就带着三分火气。


    “许处长，你知道‘朕’是什么时候成为专有名词的吗？”


    说实在的，我不是学历史的，对于这个问题一无所知，我敢肯定在现有公务员中，能回答这个问题的人不会很多，即使学历史的也未必知道。


    “小明，这与我的问题有什么关系？”


    黄小明是个很内向的人，但我一直认为他只是表面内向，或者说他的内向是装出来的，至于为什么他要让人感到他很内向，我不知道，或许这就叫城府，但我认为是忍耐，总之，我认为黄小明是个活得很累的人。因为一个什么都懂可什么都不能说出来的人，一定是活得很累的人。尽管黄小明给人的印象很自在、很稳重，但是直觉告诉我，黄小明是个信仰彼岸的人，至于他梦中的彼岸是什么，我不知道，恐怕他也未必全知道。


    “李白说，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其实他说的是仕途之难难于上青天，为什么难？就与这个‘朕’有关。在秦始皇以前，‘朕’本来是‘我’的代名词，人人都可以称‘朕’，但是从秦始皇开始，‘朕’只能是皇帝的自称，别人再用就是犯上作乱。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称‘朕’开始，两千两百年的历史，‘朕文化’就成了国人的意识形态，就成了传统文化的核心，就成了支配国人行为、思想以至灵魂的文化传统。西方人信仰的是上帝，可以说中国的上帝就是‘朕’，中国人心目中的神就是‘朕’。刚才你问我为什么感觉仕途之路越走越窄，是你的心路越走越窄，因为‘朕文化’将所有的路都规定好了，这些路既平坦又顺畅，却唯独把心路留在了蜀道上。人有心，就难免有心路，于是那些向往心路的人，必然发出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感叹。在蜀道上，踯躅前行，被幽灵困扰，被光亮诱惑，甚至陷入深重的黑暗。说句心里话，许处长，综合二处就有一个‘朕’，自从他来了以后，大搞家天下，弟兄们根本没有一点人权。不光你心里堵得慌，大家谁心里不堵得慌？许处长，要想让心路顺畅，没有别的方法，只能在处内搞一次‘五四’运动。”


    我听了黄小明的话心头为之一振，心想，看不出来这小子平时文质彬彬的，想不到骨子里还有点革命精神，只是不知道是不是酒话，便心一横，附和道：“小明，你的话句句说到我的心坎上了，搞什么‘五四’运动，要搞就搞陈胜吴广起义，我当陈胜，你当吴广，咱们‘苟富贵，勿相忘’怎么样？”


    “许处长，你的意思干脆搞一场‘政变’轰走赵忠？我是没问题，只是不知道欧贝贝、朱大伟能不能响应？”


    酒喝到这时，我似乎越喝越清醒了，黄小明表面上是请我喝酒，其实是有备而来，借喝酒之机做我的工作，趁赵忠出国之机，发动“政变”。我在综合二处当了十年副处长了，肖福仁当处长时，我就是副处长，如今肖福仁从综合二处升任市政府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了，我还是副处长，不用我也就罢了，派个德才兼备的人来当处长也行，结果刘一鹤任人唯亲弄来一头猪，不干活光哼哼，老子又不是饲养员，天天伺候猪！赵忠仗着自己的后台硬，不仅在综合二处飞扬跋扈、独断专行，在办公厅也是目空一切、耀武扬威。其实肖福仁早就看他不顺眼了，以前不敢动他，是碍于常务副市长刘一鹤的面子，如今刘一鹤就要到省里任副省长了，接替刘一鹤的很可能是彭国梁，常言道“一朝天子一朝臣”，眼下“政变”倒真是天赐良机。其实我早就想这么干了，只是一直摸不透黄小明的心思。只要黄小明肯配合，欧贝贝和朱大伟不在话下。真要是赶走了赵忠那头猪，老子至少能干几天代理处长，如果彭国梁认可我，“代理”两个字去掉也未可知，到时候，最有可能当副处长的当然是黄小明，官场上是没有友谊的，全部的同盟都是利益共同体，这一点我心知肚明。


    “小明，欧贝贝和朱大伟的工作我去做，只是咱们得研究一下行动方案，你看这样好不好。我写一封匿名信，先告赵忠狗日的猪头一状，怎么样？”我话一出口，黄小明就笑了，还露出一丝不屑的表情。


    “许处长，只要厅领导接到匿名信就会想到综合二处。综合二处谁会写这种匿名信，仔细分析一下，就会想到你，另外，我不喜欢这种蝇营狗苟的行为，既然干了，就有理有据、光明正大地干，许处长，别看赵忠是综合二处的处长，实际上在欧贝贝、朱大伟和我的心里，你才是我们真正的主心骨，因此，我建议你牵头写一封给厅领导的公开信，我肯定签名，你再做一做欧贝贝和朱大伟的工作，我相信以你在他们心中的分量，他们一定会签名的。以前赵忠仗着刘市长给他撑腰，不把厅领导放在眼里，眼下刘市长高升了，谁接他还未可知，正是弹劾赵忠的最佳时机，因此，必须将矛盾公开化，只要盖子一揭开，厅内一定哗然，厅领导就会找我们每个人谈话，到时候我们众口一词，将厅领导一军，不愁赵忠不滚蛋。到那时只要在厅内选综合二处处长，非你莫属！许处长，天赐良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


    黄小明的话不仅有道理，而且颇具煽动性，我听了以后热血沸腾，跃跃欲试！情不自禁地举起杯说：“小明，我当了十年副处长了，那么多的副市长、市长都高升了，他们都念过我给他们写的发言稿，可是他们高升后，记住我什么了？可能连一点念想都没有。芸芸公务员中，我们不过是一粒沙子，我时常想如果这个副处长我当到退休，综合二处是什么？就他妈的是我的牢笼，我就拿这次‘政变’当作一次越狱，来，兄弟，为了我们这次越狱成功干一杯！”


    说实话，这是我平生喝得最痛快的一次酒，真是他妈的上下通透，这顿酒我们是中午开喝的，结果一直喝到了黄昏。我们离开小酒馆时，太阳红得像是天空被谁捅了一刀似的，漫天的玫瑰红像是红窟窿里汩汩涌出的鲜血，点点滴滴地落在黑水河里，我打车路过黑水河时发现黑水河的水更黑了。


    回到家时，头有些发昏，尽管喝多了，但是我仍抑制不住自己激动的心情，我踉踉跄跄地走到饮水机前，给自己倒了一杯冰水，一口气喝下去，冰冷的水像是一把利剑刺到了我的胃里，别看我头发昏了，但是心里透亮着呢！想起黄小明谈到的“朕文化”，回来的路上我便有了不同的意见，我觉得应该改为“朕主义”更妥。为了证明我的正确，我走到书柜前，想找一本《中国历史》加以佐证。大概还是酒喝多了，竟然随手拿了一本鲁迅的书翻了起来，想不到歪打正着，竟看到了一句鞭辟入里的话，说得是一针见血。鲁迅说，对中国老百姓而言，中国历史只有“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与“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这分明是佐证我的“朕主义”。


    很显然，历史是由一个个现实组成的，而不是由一个个理想组成的。没有人认为一粒沙子具有世界意义，也没有人认为一只蚂蚁具有生命意义，但是没有意义正是它们最具价值的意义，没有意义就是它们存在的理由。但是人毕竟不是沙子和蚂蚁，别指望靠“朕”制服人们心中沉睡的兽性，这只沉睡的猛兽只忠诚于不朽，而不是腐烂发臭的“朕”，要知道千百年来，使人类凌驾于动物之上的不是散发着腐臭气味的“朕”，而是思想，只有思想才是人类最崇高的驯兽师。不要让历史变成牢笼，人类终归不是生活在历史之中，人类只生活在生命之中，而生命是属于大自然的，从来而且永远也不会属于腐臭的“朕”。


    想到这儿，我似乎有些酒醒了，我走到凉台前打开窗户，邻居家养的一只公鸡叫了起来，不知道为什么，这只公鸡一到黄昏时分就打鸣，都说一唱雄鸡天下白，我们家楼下邻居家养的鸡却一唱雄鸡天下黑。很长时间我弄不明白是什么原因，此时此刻，我猛然明白了，因为这只鸡从买来那天起就一直关在笼子里，根本没在大自然中生活过，哪儿知道什么是黎明，什么是黄昏，早就颠倒黑白了。


    我们四个人酝酿了两天，终于将致厅领导的一封信递给了肖福仁，信当然是我牵头送上去的，没想到信一递出，就在办公厅引起了轩然大波，各种舆论都有，让我们没有想到的是主流舆论站在了我们一边，看来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我们在紧张、兴奋、不安、惶恐、期待、希望等复杂的情绪中度过了一个星期，终于在赵忠回国的前一天，肖福仁在人事处处长的陪同下亲自找我和黄小明、欧贝贝、朱大伟谈话，谈话是分别进行的，令肖福仁吃惊的是我们四个人竟然群情激奋、众口一词地直指赵忠的跋扈与专横。


    第二天赵忠一上班就给我们显摆他在国外照的照片，他刚把照片摊在我的办公桌上，内线电话就响了，他接完电话就出去了。我判断这个电话非同寻常，结果赵忠这一出去就是两个小时。回来后，脸色像茄子皮一样难看。


    赵忠气哼哼地坐在椅子上，一连抽了两根烟，然后黑着脸皮说：“正好大家都在，咱们开个处务会吧。这可能是我给你们开的最后一次处务会了，你们用不着紧张，我并不想兴师问罪，因为我已经没这个资格了。我只想给大家讲个故事。这个故事出自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姑妄听之一》。有一天，酒纠宣觞政，约各言所畏。席间有闻其声而不见其形的一位老狐，自然也得循例回答。当问到老狐怕什么时，老狐说，我怕狐。引得众人哄堂大笑，问他，人见了狐狸害怕可以理解，狐狸是你的同类，你怕什么？老狐笑着说，天下唯同类可畏也。凡争产者，必同父之子；凡争宠者，必同夫之妻；凡争权者，必同官职之士；凡争利者，必同市之贾。势近则相碍，相碍则相轧耳。且射雉者媒以雉，不媒以鸡鹜；捕鹿者由以鹿，不由以羊豕。凡反间内应，亦必以同类，非其同类，不能投其好而入，伺其隙而抵也。由是以思，狐安得不畏狐乎？连狐狸都害怕同类，人当然就更得害怕同类了，稍有不慎，就要遭人暗算啊！许智泰，咱们在一起工作五年了，平时你装得像老黄牛似的，我还真有点忘了你是我的同类，你以为赶走我一个赵忠，综合二处就是你的了？别做梦了，告诉你，走了一个赵忠，还会来王忠、李忠、周忠。你也是老公务员了，难道真不明白这是为什么？也难怪，你当了十年副处长确实怪可怜的，这样吧，临走前我告诉你几句箴言：你知道官场为什么叫宦海吗？就是想当官的人太多了，那么为什么那么多人望洋兴叹呢？就是因为他们不懂得登船的方法。咱们共事五年了，你也当了十年副处长了，我还真不忍心看着你望洋兴叹。记住许智泰，你要想在综合二处搞民主，要先明白什么是民主。民主就是主民，你是民我是主，哪个主也不会喜欢暴民的，什么时候你从心里喜欢顺、愿意顺了，你就扒着船帮了。逆是人性，顺是官性，人性如果不升华到官性，你就得永远是只蚂蚁！”


    赵忠的话让我血往上涌。我正想酝酿几句振聋发聩的话予以回击时，赵忠猛然站起来，摔门而去。我们四个人呆呆地坐在座位上，谁也没有动。黄小明在翻着一本什么书，欧贝贝在看时装杂志，朱大伟在翻报纸，表面上好像只是一次普通的处务会，但是我知道每个人都从赵忠的话中听明白了结果，这次革命虽然革掉了一个赵忠，但是综合二处什么都不会变，所以大家没有一点胜利的感觉，反倒像是做错了什么事似的，我的心里更是空落落的。


    过了一会儿，欧贝贝晃着屁股出去了，紧接着朱大伟也跟了出去，只剩下我和黄小明。


    我沮丧地说：“小明，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黄小明沉默片刻，站起身说：“许处长，我只想把泰戈尔的一首诗送给你，如果你在黑暗中看不见脚下的路，就把你的肋骨拆下来，当作火把点燃，照着自己向前走吧！”说着黄小明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肩，然后摇了摇头也出去了。


    办公室里只剩下我一个人，他妈的，好像这次“政变”是我一个人干出来的似的，我望了一眼赵忠的位子，心想，果真我坐到了处长的位子上会与赵忠不同吗？追逐权力的人哪个能跳出自己的心狱？对于权力，得之窃喜，失之弥痛，扪心自问，我也不过如此。鲁迅说，“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试问从古到今运交华盖者有几个人碰头了？想到这儿，我还真对赵忠多了几分同情，因为我一直用副处长的眼光看待处长的位置，却从未设身处地地以处长的眼光俯视全处。如果我是处长，我会是个民主的处长吗？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如果我是处长实施主民是最舒坦的，因为实施主民才能保证我的利益最大化，谁不愿意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正如有些人以正人君子的口气大骂腐败之祸害，其实不过是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一样，真要是把权力交给他们，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说一千道一万，所有的诉求都是为了各自的利益。


    接下来，综合二处还真进入了民主的世界，因为办公厅后勤新成立了一个服务中心，赵忠调去当书记去了，一时间我成了“代理”处长。我胸有成竹地想在“代理”期间干点实事，但是干什么实事却又茫然不知所措，甚至每天都不明白自己在忙些什么、做些什么，只觉得自己精神出了问题，盼着能向谁汇报一下工作，至于向谁汇报、汇报什么都无所谓，反正“代理”处长不能没有领导，我知道我病了，我当副处长已经当了十年，已经成了习惯、成了生活的方式，如今仅仅靠“代理”两个字改掉我的习惯、改掉我的生活方式，太难了，我甚至开始留恋赵忠当处长、我当副处长的日子，最起码知道向谁汇报工作。“代理”处长的位置没给我带来任何新鲜感，倒好似一件旧衣服箍在身上，很不舒服。


    当然，我还是很快找到了感觉，我的感觉就是如果上边没有人照顾你，下边就不会有人追随你，孤家寡人一个，既成不了气候，也就难以施展自己的抱负。怎么办？我的经验是，要想远航就必须登船，哪怕是贼船也要赌一把，否则，只能永远在岸上徘徊。人生苦短，我不能再徘徊了，我从小就失去了父亲，是母亲含辛茹苦地把我拉扯大的，母亲对我只有一个梦想，那就是希望我像男人一样扬帆远航。


    然而，我让母亲失望了，别说远航了，自打从《清江日报》调入市政府办公厅，我就窝在了综合二处，我觉得我就像我家邻居养在笼子里的公鸡。最近我发现那只公鸡不只是在黄昏打鸣了，而是随时打，特别是白天几乎要叫一天，有时大半夜也引吭高鸣一声。我一直不明白这只鸡为什么乱叫一通，是不是精神紊乱了，自从我当上“代理”处长后才明白，这只关在笼子里的鸡不是在叫，而是在求助、在呐喊：“救救我！放我出去，我要自由！”眼下的综合二处，对于我而言与那只装鸡的笼子何异，我的处境与那只鸡何异？一想到这些我就觉得命运对我不公。


    在大学时代我就向往自由，考大学前我最想研究的专业是“自由”专业，结果中国所有的大学都没有这个专业，不研究“自由”，人类怎么可能弄清亚当的第一种自由与第二种自由的区别？《约翰福音》中指出：“认识真理吧，真理会让你们自由。”后来随着阅历的增加，特别是从政之后，我才渐渐明白福音书上的话，其本义是：“认识权力吧，权力会让你们自由。”权力不仅给了人们自由，而且是一种选择善的自由，是一种理性的自由。但这不是自由的奥秘，自由的本性是非理性的，因为任何理性都是强制与压迫。是要理性，还是要非理性，这是个问题。是要幸福，还是要自由，这是问题中的问题。我已经没有时间为这些问题苦恼了，因为我有本能、我有欲望，我不能为了该死的自由抛弃本能和欲望，因为本能和欲望是我幸福的基础，为了幸福我愿意做自己和周围世界的奴隶。既然大家都不想知道高于人的任何东西，我为什么要冒险？不，谁不知道“出头的椽子先烂”，谁不知道“枪打出头鸟”？这次综合二处的“政变”我就成了出头的椽子，虽然还没有烂，但是有烂的危险，怎么办？我绝不能让椽子烂了。我要让这椽子成为我登船的木筏。


    眼下有可能登上的船只有一条，那就是彭国梁。我多么希望自己能像赵忠有幸登上刘一鹤那条大船那样登上彭国梁的大船，但是我预感到自己可能不是彭国梁要找的船员。我知道即使赵忠离开了综合二处，去了服务中心，后来又辞职下了海，并未追随刘一鹤去省里，但赵忠仍然在刘一鹤的大船上，而且很可能在船上的位子比以前更重要了。我多么希望成为彭国梁这艘大船上的得力水手，但我清楚我可能不是彭国梁心目中的理想水手。然而作为一名水手生来就应该到海上去漂泊，哪怕死在风暴里，也比在岸上望洋兴叹强。当然强行登船是登不上去的，我煞费苦心地向彭国梁展示我的航海本领，期待彭国梁能给我一个机会。


    但是，一切都回到了原点。彭国梁常务副市长上任一个月，就亲自选任了综合二处新处长，我的“代理”两个字又换成了“副”字。新任处长叫杨恒达，是给老领导当了五年秘书的人，看上去虽然其貌不扬，人也随和，但是老领导是什么人？那是东州市乃至清江省的主心骨，给这样的政治家当了五年秘书，武功了得。


    果然，杨恒达上任不久，我就发现综合二处进入了“后朕时代”。自从与黄小明探讨了“朕文化”以后，我就把综合二处的发展史划分成了三个时代：“前朕时代”，即肖福仁当处长的时代；“朕时代”，即赵忠当处长的时代；现在是“后朕时代”，也就是杨恒达当处长的时代。不过三个时代的本质都没有变，都是“朕文化”，工作性质也没有变，就是“为圣人立言”、“非圣人之言不敢言”。对于综合二处来说，所谓“圣人”当然是常务副市长彭国梁了。


    杨恒达一上台就比我棋高一着，他动用全处的力量为彭国梁搞了一套思想库，其中最精华的一本是《彭国梁语录》，深得彭国梁的赞赏。说心里话，我读了这套思想库，悟出了我之所以当了十年副处长而得不到赏识重用的原因，那就是不懂得什么叫为领导服务，不懂得想领导之所想、急领导之所急，而是一味地向领导强调自己的想法、展示自己的才华，而没有变自己的想法为领导的想法、化自己的才华为领导的才华，处处都显得比领导高明、你怎么可能比领导高明，你怎么可能比领导有才华，领导要是不如你怎么可能当领导？可惜，我顿悟得太晚了。


    没有机会给老领导那样的泰山北斗当秘书就是短练，我听说老领导对养生颇有心得，一直致力于在东州市老领导中推广尿疗法，据说在老领导中学习尿疗法已经蔚然成风，主要的学习材料是老领导的《关于尿疗法的哲学感悟》。这部哲学著作就是杨恒达整理的，为了深刻领悟尿疗法的哲学感悟，据说杨恒达每日都要像老领导那样喝一杯晨尿，这种以身试尿的精神着实令人感动！难怪杨恒达深得老领导赏识，一个能将尿疗法写出哲学感悟的人一定有着扎实的理论功底。


    自从我得知杨恒达与老领导的这段佳话以后，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告诉了我的母亲，老母亲感慨之余向我提出了一个问题，她说：如果老领导对屎疗法也有哲学感悟的话，杨恒达会不会以身试屎？我当时就被母亲的这个问题给问住了。出于好奇，我去市图书馆遍查资料，还真查到了屎疗法，根据资料显示，屎疗法源于《二十四孝》之《尝粪忧心》。这是个孝子侍亲尝粪的故事，读来着实让人感动，大意是：庾黔娄，南齐高士，任孱陵县令。赴任不满十天，忽觉心惊流汗，预感家中有事，当即辞官返乡。回到家中，知父亲已病重两日。医生嘱咐说：“要知道病情吉凶，只要尝一尝病人粪便的味道，味苦就好。”


    黔娄于是就去尝父亲的粪便，发现味甜，内心十分忧虑，夜里跪拜北斗星，乞求以身代父去死。几天后父亲死去，黔娄安葬了父亲，并守制三年。这个故事感动过无数孝子，孝子们纷纷效仿，一些有病的孝子尝粪后，父母病未愈，自己的病却好了，孝子们无不感激父母赐粪之恩，深知粪乃药也，于是屎疗法悄然而生。应该说这个故事对我的触动太大了，为领导服务如果有尝粪忧心的勇气，何愁登不上船。你杨恒达能够做到“以身试尿”，我许智泰就能做到“以身试屎”，我就不信登不上彭国梁这艘船。


    机会终于被我抓到了，赵忠当处长时所有的出国机会都让他霸占了，杨恒达来了以后，为了收买人心，将第一次出国的机会让给了我，而且是去美国，杨恒达这一招还真有效，黄小明、欧贝贝和朱大伟似乎都看到了希望，纷纷向杨恒达靠拢，我原以为凭我在黄小明、欧贝贝和朱大伟心中的分量，完全可以孤立杨恒达，想不到杨恒达让我去美国这一招就将危局化解了，就连我也心存感激。要知道这次出国不仅是去美国，而且是陪彭副市长去美国，一同去的只有胡占发、温华坚和陈实。


    结果在洛杉矶彭副市长突然病了，可能是水土不服，上吐下泻，幸亏胡占发带了药，及时止住了吐泻。吐泻虽然止住了，但烧又发了起来，我和胡占发只好轮换着日夜守护。我不仅像孝敬我妈那样端水喂药，还为彭国梁洗了被粪便污染了的内裤。彭国梁烧退了以后，专门找我谈了话，主要意思是：让我和杨恒达好好配合，跟着他干就是他的人，凡是跟他干的人都不会白干，他将来都会给一个满意的交待。那次谈话虽然只有二十几分钟，我却激动得一宿没合眼。彭副市长亲口对我说我是他的人了，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他已经允许我登船了。我心里能不高兴吗！


    但是我头脑也很清醒，他说我是他的人了，这是抬举我、高看我，是平易近人，我怎么可能是他的人呢？我能成为彭副市长这艘大船上的一个零件就心满意足了，他现在声称我是他的人了，说明我已经成为他那艘大船上“齿轮系统的一环”了。其实，彭副市长这艘船航行的目标我看得很清楚，他寻找的不是彼岸而是更大的船，比如说航空母舰，寻找到了，他会弃掉脚下这艘船去做航母齿轮系统的一环。政治就是这么运转的，它需要不同部位的齿轮正常传动运转。


    原来登船不是什么难事，只要把自己等同于齿轮就行了，齿轮当然无需思考，只要服从就行了。我过去犯的错误就是太把自己当人了，凡事都要思考出个道道来，从未把自己当成齿轮，做齿轮当然不需要扪心自问，因此我必须放弃扪心自问的习惯。教训不可谓不深刻，好在明白得还不算晚。


    回国后，我以为彭副市长会给我压担子，但情况并未像我预期的那样理想，一开始彭副市长的许多工作，胡占发都交给我，但是很快杨恒达就发现我已经取得了彭副市长的信任，于是凡事都将黄小明推到前台。在文字方面，黄小明是办公厅公认的大手笔，很快彭副市长在大材料上就离不开黄小明了。于是杨恒达将计就计，凡是出国的好事都由我去，原先黄小明、欧贝贝和朱大伟见杨恒达一上任就将出国的事让给了我，大家似乎都看到了希望，以为慢慢都会有机会呢，其实不然，而是一有出国的机会杨恒达就让给我，我几乎成了综合二处的出国专业户。一开始我对杨恒达还心存感激，但是出了几次国之后，我就发现不对劲儿了，原先与我打成一片的黄小明、欧贝贝和朱大伟个个都开始疏远我，再加上杨恒达将年终先进也给了我，我一下子成了综合二处的孤家寡人，成了黄小明、欧贝贝和朱大伟三个人的眼中钉。我这才觉得中了杨恒达的离间之计，想不到杨恒达是个捧杀的高手，几招下来，我不得不臣服于杨恒达。


    我当了十年副处长还是第一次陷入两难困境。我希望得到彭副市长的赏识，但是还不能让杨恒达多心，更不能让黄小明、欧贝贝和朱大伟嫉妒，特别是黄小明，他已经不显山不露水地得到了彭副市长的赏识与信任，据说他给彭副市长写的硕士毕业论文获得导师的高度赞赏，看架势大有接胡占发的势头。


    胡占发已经给彭副市长当了五年秘书了，在市政府办公厅秘书中也算是老秘书了。我估计一旦他离开彭副市长，被提拔到副局级领导岗位是板上钉钉的，只是不知道他能不能离开彭副市长，我知道胡占发很想留在办公厅。其实胡占发的心思谁都能看清楚，他是不想轻易地离开彭国梁这棵大树，甚至还想挟天子以令诸侯。因此，选谁做自己的接班人对胡占发很关键。从面上看，胡占发是倾向于朱大伟的，因为朱大伟很会讨他的欢心，人也聪明，但是朱大伟的聪明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聪明，黄小明的聪明是藏在骨子里的。对于胡占发来说，选黄小明做自己的接班人，如果黄小明能听自己的话，那么他就是最理想的秘书；如果不听自己的话，那么他就是最不理想的秘书。


    虽然胡占发一直没有放弃对黄小明与朱大伟的考察，但是凭我的直觉，彭副市长早就看中了黄小明，因为从政治发展的角度看，彭副市长更需要的不是秘书，而是做“隆中对”的人。尽管朱大伟早已熟悉在官场上什么是应该做的，什么是不应该做的；什么是应该说的，什么是不应该说的；什么是做了要加以宣扬的，什么是做了要加以隐秘的；什么是要大肆宣扬而不必去做的，什么是要大肆宣扬了而必须去做的，在度的掌握上似乎比我这个当了十年的副处长还会拿捏，这大概与他的家庭熏陶有关，但是，朱大伟与胡占发太像了，对彭副市长来说缺乏新鲜感。


    当然这也只是我的直觉，眼下我的困境是，由于杨恒达的捧杀，不知不觉地我在处内就失去了民心，我第一次体会到笑里藏刀的厉害。回顾综合二处的三个时代，与肖福仁搭档时，是因为希望而服从；与赵忠搭档时，是因为反抗而服从；最刻骨铭心的是眼下与杨恒达搭档，是因为服从而服从。杨恒达最高明之处就是一切都替你想到了，你不必再想，他对你的伤害是不知不觉的，是以从一切为你好为出发点的，以至于你付出了代价都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你无话可说。杨恒达利用这种手段让处里的每个人都互相隔离，从而实现了他在短时间内对综合二处的绝对控制。


    为了摆脱这种控制，我只有一条出路了，就是借助彭副市长的力量离开综合二处，到彭副市长主管的其它部门去当处长，为了能实现这个目标，我像老鼠寻找食物一样，不遗余力地寻找着机会。皇天不负有心人，机会在我与胡占发一次不经意的闲聊中悄然而至。


    那天已经下班了，我因赶一篇材料晚走了一会儿，不承想胡占发叼着烟迈着八字步怡然自得地走了进来，胡占发掸了掸烟灰笑眯眯地告诉我一个令我意想不到的事，他说，昨天晚上朋友请他吃饭时遇上了赵忠，还让我猜赵忠请谁吃饭？我一听“赵忠”两个字就觉得恶心，在我心里赵忠就是头猪。令我不解的是这头猪下到海里也能变成鱼，而且是条大鲨鱼，这年头连猪下海也能发财，这说明这个世界不仅有宦海，还有其它一些海，如果猪在海里也能如鱼得水，这说明其它的海一定是“患海”。都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一直搞不清楚原因，原来是猪在江湖如鱼得水闹的。


    我心里想着狠话，脸上却堆着笑摇了摇头。胡占发像腚根子长出了猪尾巴一样惊叹地说：“欧贝贝！智泰，没有想到吧，冰清玉洁的欧贝贝竟然和赵忠在一起吃饭，两个人的亲热劲儿，知道的是两个曾经的同事在一起吃饭，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大款和二奶呢。”


    这的确是一个令人惊心的消息，谁不知道欧贝贝平时高傲得像个尼姑，特别是赵忠当处长时，没少打欧贝贝的主意，但是无论赵忠见了欧贝贝怎么使心眼儿，欧贝贝都是一副灭绝师太的表情。想不到赵忠摇身一变成了假和尚，靠包庙挣了几个臭钱，竟然可以和欧贝贝坐在一起吃饭了，也难怪，和尚和尼姑信的都是一个佛。


    在我心里欧贝贝有点像栊翠庵里的妙玉，只不过一个在官场，一个在寺庙，但从古到今官场都被称做庙堂，那妙玉虽然嘴上吃的是大素，心里想的却全都是大荤，而且，恰恰是因为吃的是大素，在心里对于大荤的渴望才特别强烈，这一点欧贝贝与妙玉极其相似。


    我之所以对欧贝贝如此了解，不仅仅因为是同事，还因为我与欧贝贝的老公王朝权是很好的朋友，王朝权在市招商局办公室工作，一表人才，他与欧贝贝是大学同班同学，据王朝权讲，他在大学不仅学习成绩始终名列前茅，而且写得一手好诗，深得欧贝贝青睐，两个人在大学期间就相爱了，大学毕业不久就结了婚。可是婚后一直不太和谐，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王朝权自从进市招商局办公室后，仕途上无起色，一直是主任科员；二是两个人结婚五六年了，一直没有孩子，由于前后两任常务副市长都主抓外经外贸工作，综合二处与市招商局办公室联系颇多，因此黄小明、朱大伟与王朝权也很熟，只不过我和王朝权更投脾气，时间一长，就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胡占发说看见赵忠请欧贝贝吃饭，我情不自禁地为王朝权捏了把汗。没有实力的男人娶那么漂亮的女人当老婆，纯属是与自己的脑袋过不去，戴绿帽子只是早晚的事。


    和胡占发聊天有一个好处，可以听到很多鲜为人知的消息，果然他说省纪委新调来一位女书记，是从K省交流来的，叫齐秀英，号称“女包公”，查办过许多高官显贵，接着他列举了一系列齐秀英办过的案子。听到“齐秀英”三个字我心里微微一震，好熟悉的名字，这不是我在《清江日报》当记者时和我坐对面桌的林永清的老同学吗？当年齐秀英在K省纪委还仅仅是个室主任时，曾经几次到东州出差，每次都是我开车陪林永清接齐秀英，还在一起吃过饭，想不到她调到清江省纪委任书记，这个消息对我太重要了，这可是比彭国梁还大的一艘船。


    从胡占发的口气中我得知，彭国梁是有意结识这位“女包公”的，但是尚未找到合适的途径，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份，我介绍了林永清与齐秀英的关系，当然也介绍了我和林永清的关系，胡占发听后仿佛受了刺激，听完也没说什么，就急匆匆地走了。


    胡占发走后，我反思自己刚才的谈话，心里有些后悔，官场上言多必失，要知道彭副市长已经亲口许诺我是他的人了，这一点胡占发是最清楚的，刚才我把齐秀英抬出来说和人家怎么怎么熟，分明是这山望着那山高，胡占发一旦向彭副市长汇报，彭副市长会怎么想？而且胡占发肯定会向彭副市长汇报。我越想越后悔，走出市政府大楼时，发现天上的夕阳是灰色的，落日犹如一只蒸红的大螃蟹，虽然张牙舞爪，却了无生机。


    老市长到年龄了，年底换届板上钉钉到市人大当主任，至于谁接任市长，虽然各种猜测都有，但是舆论基本锁定了两个人，这就是常务副市长彭国梁，和刚刚上任不到两年的副省长刘一鹤。我当然从骨子里希望是彭副市长，水涨船高嘛，然而，老市长就是从清江省副省长的位置上接任东州市市长的，他的前任也是如此，东州市历史上还从未有常务副市长接任市长的。越临近年底，我越觉得彭副市长没戏，这不免让我有些沮丧。


    前两天，我在市政府大院内碰上了猪头赵忠，这家伙从奔驰车里钻出来，一副假和尚的派头，比当处长时更肥了。我不知道为什么赵忠永远比我走运，在综合二处时压我一头，离开政府更是走猪运，包庙也能发大财，眼下刘一鹤又要回来了，赵忠更是春风得意马蹄疾。我懒得理这头猪，装作没看见他，他却紧走几步追上了我，搂着我的肩膀嘘长问短。说实话我是最怕刘一鹤回来的，一旦刘一鹤接任市长，赵忠几句谗言就可能永远让我望洋兴叹，因为那次“政变”打得赵忠措手不及，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我把他赶出市政府的，我应该是赵忠最恨的人。没想到假和尚见了我一副假慈悲的面孔，说什么这世上最感激两个人，一个是刘一鹤，另一个就是我。如果不是我把他赶出市政府，他也不会有今天这样的功德。我知道如今庙里不再烧香，而是烧臭，香炉里缭绕的不是烟雾，而是每位祈祷者的欲望。


    我不明白赵忠为什么虚情假意地向我示好，便揶揄道：“赵忠，和尚不仅不吃荤，而且是过午不食的，看你肥成这样，一看就是不守斋戒的假和尚。”


    赵忠一本正经地说：“别看我仅仅是居士，斋戒可是严格遵守的，谁说过午不食，难道你没听说过药食？”


    我一听哈哈大笑讥了一句：“赵忠，我看不应该叫药食，而应该叫食药，原来官场上变通术源于佛教。”


    赵忠不以为然地说：“要不官场怎么叫庙堂呢！”


    刘一鹤果然接任了东州市长，一上任就大张旗鼓地抓招商引资，全市召开了招商引资动员大会以后，彭副市长成了最忙的副市长，为完成招商指标，他频繁地出国，但是去的次数最多的是香港，其次是澳门。


    我从未陪他去过香港和澳门，但是一起去了一次韩国。在飞机上他意外地跟我谈到了林永清，这让我又惊又喜；而更让我惊奇的是，他说回国后让我联系一下林永清，他要请林永清吃饭。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要知道我在市政府办公厅工作了十多年，从来没有哪位市领导对我如此信任。说实话，我也好多年没有联系林永清了，按年龄他应该快退休了，但是人生就是这样，说不定谁就成了你的贵人。


    回国后不久，彭副市长就在好世界设宴由我和胡占发做陪宴请了林永清。席间，彭副市长礼贤下士、平易近人，不厌其烦地询问林永清有什么困难。林永清似乎看透了彭副市长对自己嘘寒问暖的真实意图，也没客气，直言自己希望退休前改善一下住房。彭副市长当即指示胡占发全权落实此事，然后将一本由杨恒达搞的思想库中的文集《彭国梁学习体会》交给了林永清，烦请他转交给省纪委书记齐秀英同志。


    那本所谓的学习体会我再熟悉不过了，都是彭国梁在省委党校和中央党校学习期间写的作业，一些文章还是我写的，有的是胡占发写的，当然大部分出自黄小明之手，其中最厚重的一篇文章是彭副市长的硕士毕业论文，足有五万字，就出自黄小明之手。这篇文章的精华后来刊登在《清江日报》的理论版上，博得省委主要领导的高度赞赏。我不得不佩服杨恒达有水平，人家处长当得高瞻远瞩，这部理论色彩极浓的学习体会一旦递到齐秀英手里，一定会给“女包公”留下深刻的印象。如今肯于学习的领导干部是少之又少，能够亲笔写学习体会的更是凤毛麟角。只是我不明白齐秀英作为省纪委书记在彭国梁的仕途之路上能起多大作用，彭副市长如此煞费苦心地取悦“女包公”，其真实意图是什么呢？我百思不得其解。官场上凡事离不开一个“悟”字，但是彭副市长请林永清的意图背后更隐秘的实情，我始终参悟不透。


    如果以时下最流行的新闻采访的方式问我：“许智泰先生，你对痛苦怎么看？”


    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有痛苦说明我活着，痛苦是生命的证明。”


    如果继续深入采访我：“你内心深处最大的痛苦是什么？”


    我会不假思索地回答：“同一种生活。”


    如果继续探讨：“生活应该是丰富多彩的，怎么会是同一种生活？同一种生活究竟是什么生活？”


    我会痛苦地回答：“这是一种向上爬的生活，我的心中只有一个目标，爬上去，像蛇一样爬上去。”


    如果采访者质疑我的回答会继续问：“为什么往上爬而不是向前行？”


    我会更加痛苦地回答：“因为我有一种在炼狱的火锅里煎熬的感觉，只有向上爬才有生的希望。”


    如果采访者体会不出我这种感觉质疑道：“那么在你眼中人是什么？”


    我会坚定地回答：“在我心目中没有人，只有人民，我不是人，我是公务员。公务员在我心目中就是一座雕像，其实矗立在东州城的所有大楼都是公务员的雕像，因为我生活在雕像的世界里，所以我眼中只有两个人：公仆和人民。”


    我知道我的回答任何采访者都不会满意的，但是这就是我真实的感觉。我每天都渴望拥抱一切能抓到的东西，但我从来就没抓到过什么，我不知道我的运气为什么这么差，不如肖福仁、不如赵忠、眼下又不如善于喝尿的杨恒达，甚至不如像幽灵一样不声不响的黄小明，因为黄小明如愿以偿地当上了彭副市长的秘书。


    黄小明的走运给了我一个重要启示：那就是人这一辈子的运气不能等，要去发现，要像发现美一样去发现。这一点我发现杨恒达做得就比我到位，我听说他自从到综合二处以后就一直与赵忠打得火热，这分明是为了发现更好的运气的做法。谁都知道赵忠与刘一鹤的关系，谁能保证杨恒达这样做不是在“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谁愿意一棵树上吊死？眼下脚踩八只船的大有人在，脚踩两只船的又算得了什么？


    杨恒达有了这种迹象以后，我刻意做了观察，发现杨恒达脚踩两只船事出有因，以杨恒达对老领导的忠诚，不是一个轻易背主的人，何况彭国梁对他相当器重，对他有知遇之恩，无论是跟着彭国梁，还是跟着刘一鹤，前途都是一片光明。之所以这样做，大概是因为一些关于彭副市长的谣言，我对这些谣言是不太相信的，或者说不愿意相信。因为凭赵忠和刘一鹤的关系，我是无论如何靠不上刘一鹤这棵大树的，我现在只能靠彭国梁这棵大树，为了不至于吊死在这棵树上，或者说骨子里生怕这棵树成为枯树、死树，我要不遗余力地为这棵树浇水、施肥、培土。


    星期日上午十点钟，我和老婆在床上正行云雨之情，床头柜上的电话响了，我在老婆身上一边耕耘一边问是哪一位，结果是该死的王朝权。我心想，我好不容易和老婆过一把礼拜天，早不打电话晚不打电话，偏偏在最关键的时刻打电话，怪不得你小子搞不出孩子来，根本不懂珍惜生活嘛！这小子十分痛苦地说，中午想请我吃饭，听口气就知道吃饭是假，被老婆踹下床是真，说不定老婆根本就没上床，大礼拜欧贝贝不在王朝权的床上，莫非在……我不敢深想，被王朝权的电话破坏了情绪，和老婆有滋有味的云雨情只好草草收场。


    王朝权请我吃饭从来都是在街边上的小酒馆，这小子在招商局办公室混的年头也不短了，不仅办公室副主任没混上，连个副处级调研员也没熬上，还只是个主任科员，也难怪欧贝贝死看不上他，级别比老婆低，而且是个漂亮老婆，头发不变绿才怪呢！哪个老婆不盼着夫贵妻荣。


    王朝权一脸沮丧地要了两瓶二锅头，一边喝一边向我诉苦，喝到半醉时我听明白了，王朝权之所以痛苦得像老婆和别人跑了似的，是因为问题比老婆跟别人跑了还严重，因为欧贝贝怀孕了。


    我难以理解地问：“朝权，你老婆怀孕是好事呀，你们俩早就应该要个孩子了。”


    王朝权的表情像刚被阉了一样难受，极度痛苦地说：“大哥，我上医院检查过，我没有生育能力。”


    我一听这话顿时从半醉中惊醒了，很显然欧贝贝肚子里的孩子不是王朝权的，我顿时想到了一个人，就是假和尚赵忠。死胖子赵忠在综合二处当处长时就没少打欧贝贝的主意，想不到终于如愿以偿了。我望着痛苦万分的王朝权，心想，一个男人活到这个份儿上也真他妈够窝囊的。


    为了平抑王朝权沮丧且痛苦的情绪，我拍着桌子大骂赵忠。没想到王朝权含着眼泪闷了一杯二锅头，愤恨地说：“大哥，孩子不是赵忠的。”


    王朝权话一出口，我惊得目瞪口呆！“不是赵忠的，那是谁的？”


    王朝权用食指蘸了蘸酒颤抖着写了一个“彭”字，我嘴里正嚼着一片酱牛肉，看到这个字险些呛了肺管子。


    我用筷子戳着桌面问：“朝权，你是喝多了，还是气昏了，这怎么可能呢？”


    没想到，王朝权突然吼道：“怎么不可能？他姓彭的是衣冠禽兽，什么事做不出来？”


    我望着目光中充满煞气的王朝权，哑口无言。我还从未见过平时温和的王朝权有过这么犀利的目光，让人看了有一种不寒而栗之感。我们沉默了许久，王朝权异常冷静地说：“大哥，我只有你一个朋友可以说说心里话，假如孔子活到今天，他一定会说这是个礼崩乐坏的年代。眼下一提到‘跑官’二字，人们无不鄙夷厌恶，认为‘跑官’不过是权欲熏心之辈、蝇营狗苟之徒往上爬的卑劣行径，殊不知‘跑官’的鼻祖就是孔圣人。在官场上，一些人为了往上爬，不惜自我矮化，甚至失去了价值判断的能力，对这些人来说平庸已经成为他们的生活方式。平庸是一种恶。汉娜·阿伦特说：‘平庸可以毁掉整个世界。’这些年，欧贝贝看不上我，认为我活得平庸，你知道，我在大学时代是最优秀的学生，我现在仍然是最优秀的。大哥，我从来就没有平庸过，我一直在为理想和信念而奋斗。但是贝贝变了，变得眼睛里满是权势。现在贝贝逼着我离婚，没办法，我已经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了。大哥，我在市招商局的使命也结束了，为了我的理想和信念，我决定去深圳闯一闯，我已经向局里递交了辞职报告，今天请你出来喝酒，一是为了诉一诉心里的苦，更主要的是向你辞行的。”


    毫无疑问，王朝权心意已决，劝已经没有用了，很显然王朝权想换一种活法。说实话，尽管我觉得王朝权所说的理想和信念有些可笑，但是如果我是王朝权现在的年龄，我会毅然决然地换一种活法，眼下命运只给我留了一条路，我只能往上爬。按着王朝权的说法，只能平庸地活着。我无奈地想，是什么造成了我今天的平庸？想来想去，都觉得自己已经同化在体制之中了。


    “朝权，”我拍了拍他的肩膀语重心长地说，“大哥跟你说句心里话，以前大哥低看你了，其实我是能看见的盲人，你才是心明眼亮的人。《圣经》里有一句话，一切都将过去。大哥也送你一句话，一切都将开始。”


    王朝权听了我的话有些激动，他动情地说：“大哥，其实生活的意义从来都不是轰轰烈烈的，所有的意义都是体现在平平淡淡之中，如果一个民族总是追求轰轰烈烈的意义，那么这个民族一定是发疯了。”说到这儿，王朝权停顿了一下，然后表情严肃地叮嘱道：“大哥，我已经应聘到深圳一家外贸公司工作，临走前，我想嘱咐你几句，不要贴彭国梁太近，他能重用温华坚这样的赌徒，一定不是什么好东西，我们局里谁不知道温华坚嗜赌如命，很多人在澳门的大鸟笼子看见过彭国梁、温华坚和陈实，这三个人是一丘之貉，千万不要为了往上爬而上了贼船！”


    我和王朝权分手时发现他好像如释重负，我却心情沉重起来。彭国梁这艘船果然是贼船吗？我萎靡不振地走着，觉得自己像一具标本，马路上所有的面孔都像标本，所有的标本都好像在船上，有走在船上的、骑在船上的、坐在船里的、靠在船头的，形形色色的船，原来世界是由船组成的。可能是二锅头喝多了，我眼中的所有景象都像船。


    我漫无目的地走着，竟情不自禁地向市政府方向走去，我本来是要回家的，但在我的骨子里早就把办公室当做家了。走到市政府广场，我看见刘一鹤的专车从市政府大门驶出来，向黑水河方向驶去。市府大街上成千上万辆汽车鱼贯而行，天上没有一丝云彩，市府广场周边的树静止不动，我耳边一直回荡着王朝权嘱咐我的那些话，心里像冰冷的湖。我想起黑泽明的电影《德苏乌扎拉》中的一句台词：“冰冷的湖面一片寂静，寂静中隐藏着危机。”但危机是什么我不知道。我极力向黑水河方向眺望，早就看不见刘一鹤的奥迪车了，脑海中浮现出刘一鹤的笑容，或许那危机就隐藏在这笑容中，我觉得那危机不应该是我的危机，但也绝不只属于彭国梁。


    自从刘一鹤接任东州市市长以后，彭国梁与他的关系就十分微妙，微妙是一种高深的博弈，我和杨恒达之间也在博弈，但不是高深的那种，但我和杨恒达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像彭国梁与刘一鹤。我发现我的感情之所以更贴近彭国梁，不仅仅是因为他亲口对我说我是他的人，更主要的是我和他有一个共同点，我们都是副的。做副手的太能干了遭嫉，不行的话又保不住自己的位置，要自保就必须防住上下两个方向的暗箭，绝不能授人以柄，看来彭国梁的危机是授人以柄了，但由此就说我上了贼船，这话太片面。从古到今，上了贼船的人太多了，你能说上了贼船的人都是贼？说句心里话，管他是什么船，能送我到我想去的地方就行。好像我的想法很现实，不是我的想法现实，我就是这么被创造出来的，对，我就像雕塑家手里的一块泥，是被雕塑出来的，我活着，但早就忘记了呼吸，为了寻找到呼吸，我在拼命地活着，呼吸是什么？就是喘气儿，但是我却把不喘气当成了一种习惯，这是不是有病？我不知道，反正谁都这么活着，还说这就是现实。什么是现实？现实就是该死的虚无。现实就是该死的贼船。这都是过去造成的。因为过去就是一条该死的贼船，人就是乘着这艘贼船沿着时间长河寻找现实的，结果现实就是他妈的虚无。


    虚无是以存在的方式存在的，让我不明白的是活着是现实，还是虚无。我感觉凡是虚无的都有生命，凡是存在的都是雕像，而雕像是没有经络的。这是不是天大的荒谬？思想是怎么解放的？是通过充满特色的游戏，当然不是玻璃球游戏，而是文字游戏，将文字变成水蜜桃然后装进罐头里，罐头瓶是用纸做的，为什么纸没湿？因为罐头里光有文字，没有水，文字通过相濡以沫维持新鲜，这不是幽默，这是现实。现实就是罐头游戏，游戏是水，罐头是船，既然谁都离不开船，就难免上错船。我缓步走向市府广场中间的华表，对面是市政府大楼，我猛然有一种站在甲板上的感觉，市政府大楼太像一艘大船的驾驶舱了，眼前的华表分明就是这艘巨轮的桅杆，那么我在哪儿？我抬头望去，发现华表上蹲坐着的犼分明就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