跋：“大眼”李承鹏

    李承鹏有双大眼睛，叫人过目不忘，它几乎占据了那张秀气面孔的1/3，以至于他母亲生下他时，被吓了一跳，以为自己的孩子出了什么差错。往后，眼睛就成了李承鹏的某种标志。等到他小有名气的时候，大家也忘不了给他的名字加上一个前缀——大眼贼。


    不过，我认识李承鹏的文字却先于认识他本人。那是一种特点鲜明的文字，惟其与众不同才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于是知道在我的同行里有这么一号人物。


    其实，我们都是足球记者，早晚都有熟悉的一天，但这样的熟悉方式还是有些不同。而等到真的认识了，才发现土他的文字和本人有着巨大的差别。生活里的李承鹏有些腼腆，甚至还有点羞涩，决不像他的文章那么恣肆；至于谈吐，说实话还有点让我失望，比起他神采飞扬的文字，他的表达能力并不怎么出色。


    通过攀谈，我得知我们居然同岁，论生日，我还长他一个月。这更有效地拉近了我们的心理距离，彼此不同绕什么弯子，只管谈一点大家都熟悉的背景，大家都有兴趣的话题。


    李承鹏是一名资深的体育记者，特别需要声明的是我并没有滥用“资探”这个字眼，因为现在有些记者没有干上两三年就迫不及待地想拥有这样的称号，实在是太功利了点。而据我所知，从90年代初，李承鹏就已经在体育领域里耕耘了。


    讲耕耘可能有点美化，其实是混口饭吃，因为那个时候，体育记者是不被重视的，另据资格更老的体育记者回忆，“那个时候全国的专职体育记者坐在一起吃饭，还凑不够一桌，哪像现在，足球记者有如蝗虫一般”。


    中国的体育记者，特别是足球记者非常幸运，因为如果没有职业联赛，我们的境遇可能是所有记者里最不堪入目的，幸亏有了中国足球的改革，于是足球记者一下子成了最让羡慕的一个职业。


    但中也必须承认，在这样繁荣的背后，记者队伍正出现分流。一部分记者正在逐步沦为某些球队和俱乐部的“御用文人”，他们从俱乐部那里获得资助，甚至直接领取薪水、补助，然后不遗余力地为之鼓噪、呐喊，而他们所用的词汇还是那么圣洁、无私，还有一部分记者可能是无法从俱乐部那里获得好处，于是退而求其次，坚决地和球员打成一片，他们吃喝在一起，甚至连嫖赌也形影不离。这样他们可以从球员那里搞到点或真或假的消息。


    针对前两者，李承鹏曾经有这样的论断，我更想成为一个“求道派”。


    在中国想做一个求道派注定是痛苦的，如鲁迅。在中国足球里想做一个求道派也轻松不得。求道意味着你必须能够受得住寂寞，在花天酒地的诱惑里坚守属于自己的本真。求道意味着不停地被人误解，有时候是球员，有时候是教练，有时候是同行，有时候甚至是读者。求道更意味着艰辛，没有求道的本领而强求总归是要碰壁的，我记得在成都一家茶社里，我们一边聆听着秋雨绵绵，一边交流着彼此的感受，李承鹏幽幽地说：每周我都要保持着20万的阅读量绝对值得饮佩，在紧张的工作之余，李承鹏对待写作的态度可见一斑。


    这也就决定了李承鹏文章的一个特色，旁征博引，气势凌人。于是喜欢他文字的会说，李承鹏不愧巨笔如椽，不喜欢他的人也会说，这其中隐隐有卖弄的嫌疑。


    但不论如何，李承鹏和其他一批同时代的足球文字记者开创了中国足球报道的一个新领域。这样的文字倒退10年简直无法想明象。


    在一天天的积累里，有一天李承鹏发现自己的文字数量之多已经可以单独结集，于是决定冒着名人出书的恶名，也炮制一本自己的册子。


    我接到了为其写跋的任务，作为朋友自然乐意效劳。但是，我首先想到的却是一位美国同行——《纽约时报》的记者席汉。他曾经是《纽约时报》报道越战的主力，不仅身在前线，心里也全部反了进去，他的刻苦和忘我终于使他成为了越南问题专家，以至于日后他不惜请假并失去了在《纽约时报》的工作，专心致志地写出了一本关于越南和越战的专著，出版后好评如潮，被誉为关于那场战争最好的总结。


    我以为中国的足球记者还缺乏这种给历史下定义的勇气和能力。但是越是如此越需要去尝试，我愿意把李承鹏的努力算做是这样的尝试的一部分。


    中国足球这几年的进步有目共睹，但它存在的问题也越来越多的暴露在我们面前，如何疗治值得所有有良知、有忧患意识的人共同思索。特别是那些和中国足球一同成长的记者更应该有所贡献。


    在这个时候，李承鹏愿意把自己的文字依照时间的顺序依次拿出来，让我们看看一个足球记者眼中的中国足球是如休演变的，一个足球记者又是如何在复杂的中国足球的环境里逐步成长的，理当是中国足球的一件幸事。尽管其中他、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和理解并不能够和其他人取得一致，尽管他也可能犯错误。


    如果今后多几本这样的书，并且是不同的作者，那么我们在这样的汇总里就应该可以得到中国足球大约的全貌。进而对中国足球这几年的变化有真正接近事实的评价和判断，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良莠不分，清浊混杂。把历史记录下来是为了将来更好的总结。


    1999年初的一天，为了给节目组购买一些足球书籍，我走进了一家伦敦的书店。在这里我不疑难问题间窥到了足球王国的另一种财富，人家足球书籍种类的繁多、印刷的精美、装帧的考究，无一不出乎我们的意料。我深深感受到和人家相比，我们足球文化在贫瘠、足球历史毕竟短暂。那时我也曾想到，作为记者的我们不应该总是生产快餐之类的垃圾，百应该多一点禁得住时间考验的作品，也只有这样的作品才有资格入选书籍。


    我期待着能够早点看到李承鹏的第一本足球文集。


    ——刘建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