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有人在跟踪我

    时而雪花飘落，时而，是黑暗。


    ——谢伊·加里波[1]谢伊·加里波（SeyhGalip，1757—1799），著名的苏菲神秘主义诗人，著作《爱与美》是奥斯曼文学中最伟大的作品之一。[1]


    卡利普回想这一整天，他在清晨离开档案管理员朋友赛姆的家，走上奇哈格的古老街道，朝卡拉廓伊走去，当他步下路旁高起的人行道时，看到一张只剩骨架的扶手椅，仿佛是一场阴暗噩梦过后残留下来的惟一记忆。扶手椅被丢在一排门窗拉下的店铺前方，那一带的店铺多半是卖壁纸、合成纤维装潢、木料或石膏天花板，外头接连着通往托普哈内的陡峭巷弄，耶拉曾经有一次在那些小巷里追踪过交易繁忙的毒品贩子。手把和椅腿上的涂漆已彻底剥落，椅垫被划出深长的切痕，像是受伤的皮肤，生锈的弹簧无助地从里面蹦出来，好像一匹骑兵马被割破了肚子，流出泛绿的内脏。


    虽然已经过了八点，但卡拉廓伊的广场却空无一人。卡利普不由得把刚才看到扶手椅的荒凉巷道和眼前的空旷广场联想在一起，暗忖是否即将发生一场剧变，而除他之外所有的人都已经察觉征兆。似乎因为预见了灾难，所以排班出航的船只全用绳索系在一起，所以人们走避码头，所以在加拉塔桥上工作营生的街头摊贩、流动快照师和毁容的乞丐们，全都决定把握生命的最后一天度假去。倚着栏杆，卡利普望着泥浊的河水沉思，想起就是在桥的这一头，曾经有一群孩子潜入水里找寻基督教观光客抛进金角湾的钱币。他想不透为什么，当耶拉幻想到博斯普鲁斯海峡干涸的那天时，却没有提起这堆满坑满谷的钱币，没有想到多年以后，它们将带来不同的象征意义。


    走上大楼，一进到办公室后，他马上坐下来读耶拉今天的专栏。但他发现那不是新的文章，而是以前登过的旧作。这可能表示耶拉有好一阵子没有提供任何新的作品给编辑，但也可能暗示着完全不同的事情。同样地，耶拉的这一篇文章，不论是它的中心议题“你是否难以做自己”，还是其中阐述此疑惑的理发师主角，似乎并非单纯地在讲耶拉所写的内容，而是指涉外在世界中的别种含意。


    卡利普记得以前耶拉告诉过他一段话，有关这个主题。“大多数的人，”耶拉说，“不会注意到某样物质最根本的特性，因为这些特性太理所当然了，所以总被人们忽略；相反的，大家却会发现并认出引人注意的第二层意义，只因为它浅薄显眼。这便是为什么我不会明白地揭露我想表达的事情，而是把它不经意地放在一旁，看似离题。当然了，我不会挑一个太过隐晦的角落来存放意义——我的第一步棋只是一个小儿科的捉迷藏——然而人们一旦亲自发掘了它，他们便会像孩子一样，立刻深信不疑。这就是我这么做的原因。但是有时更糟，有些读者连文章刻意的安排和偶然的寓意都还没看出来，就把报纸给扔了，殊不知那得需要一点耐心和头脑才搜寻得到。”


    内心一股冲动涌起，卡利普扔下报纸，走出门去《民族日报》办公室找耶拉。他知道耶拉比较喜欢趁周末人少的时候去报社写稿，因此他猜想他会看见耶拉一个人在办公室里。他爬上陡斜的山丘，盘算着要告诉耶拉说如梦身体微恙。接着再讲个故事，告诉他说有一位客户因为太太跑了而陷入慌乱。听完这个故事耶拉会作何反应?一个深受关爱的妻子，背弃了我们文化传统中一切最好的价值，就这样转身抛下她的好丈夫，一位正直、勤勉、头脑清明、性情温和又经济宽裕的好男人。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它究竟在影射何种秘密或隐喻?究竟在标记何种启示?耶拉会细心聆听卡利普巨细无遗的描述，然后归纳出一个结论。耶拉解释得越详细，这个世界就会变得越有道理。通过他的话，原本我们视而不见的“隐秘”真相，转变成一则我们从没察觉自己其实早已知道的故事，惊人而丰富的故事。如此一来，生命似乎变得比较可以忍受。卡利普瞥见伊朗大使馆花园里，湿漉漉的枝丫微映着亮光，他想，与其活在他自己的世界里，他倒比较喜欢活在耶拉深情笔调营造的世界中。


    他在办公室里没找到耶拉，只见一张整洁的桌子、清空的烟灰缸，也没有茶杯的踪影。卡利普朝他惯坐的紫色椅子坐下，开始等待。他深信不用多久，他就会听见耶拉的笑声从另一个房间传来。


    在他失去信心之前，他回忆起许多事：他头一次来报社参观时，瞒着家人，谎称是受邀参加一个广播猜谜节目，那次他带了一位同学一起来，结果那位同学后来爱上了如梦（“他本来打算带我们参观印报流程的，”回程的路上卡利普尴尬地说，“只不过他没空。”“你有没有看到他桌上那一堆女人的照片?”他的同学问）；他和如梦第一次来这里时，耶拉领他们参观印刷室（“你长大以后也想当记者吗，小姑娘?”老印刷师问如梦。而在回家的路上，如梦也问了卡利普同样的问题）；还有，以前他常觉得这是一个从《一千零一夜》里冒出来的房间，充满了报纸上他自己绝对幻想不出来的各种惊异故事、生活与梦境。


    他开始匆匆翻遍耶拉的书桌，想寻找新的报纸和新的故事，或许可以让自己分神，可以忘却。他发现了未拆封的读者来信、尾端被啃烂的铅笔、大小不一的各式剪报（关于一个吃醋的丈夫的情杀故事，上面用绿钢珠笔标记重点）、从外国杂志里剪下来的大头照、人物肖像、几张耶拉手写的便条（别忘了：王子的故事）、空墨水瓶、火柴、一条难看的领带、几本有关萨满教、胡儒非教派和增进记忆的粗糙平装书、一罐安眠药、降血压药物、纽扣、一只停摆的手表、剪刀、读者来信附上的照片（一张是耶拉和一位秃头军官，另一张，在某家乡下咖啡馆里，几个油亮亮的摔跤手和一头讨人喜欢的土耳其牧羊犬开心地望着镜头）、彩色铅笔、梳子、香烟杆以及各种颜色的钢珠笔……


    他在桌上的记事本里找到两个档案夹，其中一个标示为“发排版”，另一个是“存稿”。在“发排版”的专栏档案夹中，是过去六天来已刊登过的文章的打字稿，还有一篇尚未登载的周日专栏。明天才会见报的周日这一篇，想必一定已经排好了版，画好了插图，然后又被放回档案夹里。


    在标示“存稿”的档案夹里他只看到三篇文章，全都是几年前已经刊登过的。星期一要出刊的第四篇，此时大概正在楼下某位排字工人的桌上，所以星期天之后的存稿只够再撑三四天。难道耶拉没有知会任何人，就不声不响地去哪里旅行或度假了?可是耶拉从没离开过伊斯坦布尔。


    卡利普走进宽大的编辑室，他的双腿引导他来到一张桌子旁，两位老先生正在那儿交谈。其中一位笔名叫涅撒提，是个愤世嫉俗的老古板，多年前曾和耶拉有过一场激烈的口角。这些日子来，报社给他一块角落，让他发挥他愤怒的正义感写作回忆录，和耶拉的专栏比起来很不显眼，也较少人读。


    “最近几天都没看到耶拉。”他皱着眉头说，斗牛犬似的脸就跟他专栏上方的照片一模一样，“可你又是他的什么人?”


    第二个记者询问他要找耶拉做什么。卡利普翻遍脑中记忆库里的凌乱档案，才找出这位仁兄的身份。老戴着黑框眼镜的这个家伙，是报纸综艺版中的夏洛克·福尔摩斯。他知道在贝尤鲁的哪一条暗巷中哪一天有哪一位优雅的电影明星——她们全都摆出一副奥斯曼贵族名媛的姿势——曾经在哪一家豪华妓院里接过客。他知道，比如说，那个来到伊斯坦布尔，伪装成一位阿根廷女伯爵但后来被揭发其实是在法国乡下表演走钢索的天籁歌手，事实上，是一个从阿尔及尔来的贫穷穆斯林女人。


    “所以，你们是亲戚，”综艺版作家说，“我以为耶拉除了他亲爱的亡母外，就没有别的亲人了。”


    “哼!”年老的好战分子说，“要不是因为那些亲戚的缘故，耶拉怎么可能会有今天?比如说，他有一个姐夫助他一臂之力。同样也是这个信仰虔诚的家伙教他写作，但耶拉最后却背叛了他。这位姐夫是某拿克胥教派的一员，这个教派在库姆卡普的一座废弃肥皂工厂里举行秘密仪式，过程中大量运用到铁链、橄榄榨油机、蜡烛，连肥皂模子也派上用场。他参与各种仪式，然后花一个星期的时间坐下来写报告，把教派活动的内幕消息提供给国家调查局。这位仁兄一直努力想证明，他向军方告密的这个宗教组织中的门徒，事实上，并没有涉入任何危害政府的行为。他把他的情报和耶拉分享，希望这位文艺青年会阅读并学习，提升自己对优美文句的品味。那几年，耶拉的政治观点顺着一股左边吹来的风倒向右边，其间，他不曾间断地吸收那些报告中的风格，像是交织在字里行间、直接取自阿塔尔、阿布·呼罗珊、伊本·阿拉比和波特佛里欧译本的明喻和暗喻。没错，有些人在他的明喻中看见了连接我们旧有文化的新桥梁——尽管它们全依附于同样老套的源头。但大家并不知道创造出这些仿古文的人根本是另一个人，一个耶拉恨不得他消失的人。多才多艺的姐夫天赋异秉，还是个万事通：他制造出替理发师省麻烦的镜子剪；研发一种割包皮工具，使得此后许多男孩不再因为严重的疏失而毁掉未来；他还发明了无痛绞刑架，把浸油的套索换成项圈，把椅子换成开合式地板。有几年，耶拉感觉自己需要他亲爱的姐姐和姐夫的关爱，于是那阵子他便在自己的‘信不信由你’专栏中，大力介绍这些发明。”


    “对不起，可是你全搞错了，”综艺版作家反驳道，“耶拉在写‘信不信由你’专栏那几年时，他完全是靠自己。让我给你描述一个场景，那是我亲眼目睹，不是听来的。”


    这个场景简直就是某部蹩脚的叶西坎电影里的一幕，故事描写一个勤勉向上的孩子，经过多年的贫困孤独后，终于苦尽甘来。某一年的除夕夜，在贫民区一间破败的房舍里，菜鸟记者耶拉告诉他的母亲，家族中一个有钱的亲戚邀请他到他们在尼尚塔石的房子参加除夕宴会。他将与活泼的堂姐妹和喧闹的堂兄弟们共度一个吵吵嚷嚷的欢乐夜晚，说不定最后还会去城里天晓得哪个声色场所玩。母亲欣慰地想像儿子的喜悦，由于她刚好是个裁缝，便为他准备了一个惊喜：当天晚上，她悄悄把亡夫的旧外套修改成儿子的尺寸。耶拉穿上外套，完美合身。（看见这个景象，母亲眼里泛出泪水：“你看起来就跟你父亲一模一样。”）听说有另一位记者同事——也就是这个故事的目击证人——也受邀参加宴会，快乐的母亲更放宽了心。当记者与耶拉一同步下木屋里阴冷的楼梯，走出泥泞的街道时，他才搞清楚，根本没有任何亲戚或别人邀请可怜的耶拉去参加任何除夕晚宴。不仅如此，耶拉当天还得去报社值班，因为他想多赚一些钱让母亲动手术，治疗她长年在烛光下缝衣服而逐渐失明的眼睛。


    故事结束后是一段沉默，接着卡利普指出，其中有一些细节完全不符合耶拉的生平，然而他们并不听信他的解释。的确，他们有可能搞错了日期和亲戚的辈分，假使耶拉的父亲还在世，（你可以百分之百确定吗，先生?）他们或许会错把父亲说成祖父，或是误把姐姐当成姑姑，但这一点出入也没什么大不了。他们请卡利普在桌边坐下，拿支烟请他抽，问他一个问题但又不理会他的回答，（你刚刚说你们是什么亲戚关系?）接着，他们仿佛在一张想像的棋盘上面下棋一般，开始你来我往地从袋子里拿出一个个记忆片段。


    耶拉对他的家族充满了感情，以至于就连在那段只准提及市政问题的报禁时代，他也依然可以挥笔成书，写出让读者和审查官都看不懂的文章，追溯他童年的记忆，以及记忆中那栋每一扇窗外都有一棵菩提树的豪宅。


    不，不对，耶拉的处世技巧仅限于新闻领域。只要碰到他不得不参加的盛大场合，他一定会带朋友同去，以确保自己能够安全无虞地模仿朋友的动作和谈吐，效法他的服装打扮和餐桌礼仪。


    才没这回事呢!耶拉是个雄心壮志的年轻人，专门负责妇女版的填字猜谜和读者咨询，连续三年间，他所执笔的专栏不仅成为国内阅读率最高的单元，甚至在整个巴尔干半岛和中东地区都深受欢迎。不只如此，当他出言诋毁左右派分子时，也丝毫不觉得良心不安。若不是那些有权有势的亲戚朋友对这个不值得的家伙关爱有加，助他一臂之力，耶拉哪可能拥有今天的声势?


    那么，拿西方文明的基石之一“生日派对”来说好了。我们有一位具前瞻性的政治家，很希望能够在我们的文化里建立起这项温情风俗，因此，当他为自己八岁的儿子举办一场善意的“生日派对”时，他不但邀请多位记者参加，也请了一位来自地中海东岸黎凡特的中年妇女弹奏钢琴，更准备了一个鲜奶油草莓蛋糕，上面插着八支蜡烛。结果，耶拉却在他的专栏里大肆嘲讽这场宴会，将它讲得极为可鄙不堪。他之所以这么做，并不是如人们所推测的，是为了思想上、政治上甚至是艺术上的理由，而是因为他惊觉，自己一辈子从来不曾得到父爱，也从来不曾拥有过任何形式的关爱。


    恰巧相反。为什么如今哪里都找不到他，为什么大家发现他给的不是错误的电话号码就是假的地址?这一切都是因为他的近亲和远亲们给予他太多的爱，使得他难以回报，因此从中衍生出一种奇异而复杂的仇恨——是的，甚至扩散到全人类。（卡利普只是不小心问到他可以去哪里找耶拉而已。）


    噢，不是这样，他之所以藏到城市的偏僻角落，之所以躲着全人类，必然是基于别的因素：他终于明白，孤独的痼疾将永远缠着自己，打从出生以来，这股无法治愈的孤独感就如一圈不幸的光晕，笼罩在他周围。好像一个残废的人，终于向疾病投降，他也不得不放弃，退缩到某个远离尘嚣的房间里，遁入逃不了的凄苦孤寂的怀抱中。


    卡利普提到有一个“欧洲来的”电视单位，他们正在寻找这个窝在远离尘嚣的房间里冬眠的耶拉。


    “总而言之，”论战作家涅撒提打岔道，“耶拉就要开天窗了，他已经十天没有送来任何新的东西。每个人都清楚得很，他企图蒙混作存稿的文章，根本就是二十年前的旧玩意，只是重新打字让它们看起来像是新的。”


    综艺版作家不同意。如卡利普所期待的，这些专栏文章甚至受到更大的欢迎，电话响个不停，耶拉收到的读者信件每天都超过二十封。


    “的确!”论战家说，“写信给他的，都是那些他在文章里大肆表扬的妓女、皮条客、恐怖主义者、享乐主义者、毒贩、流氓老大，专门寄信来给他提供馊主意。”


    “所以你偷看他的信?”综艺版作家说。


    “你还不是一样!”论战家说。


    两个人像对弈的棋手在椅子上正襟危坐，满足于自己的出手。论战家从外套的内袋里拿出一个小盒子，以一种魔术师准备把东西变不见的装模作样姿态向卡利普展示。“如今，我和你称之为亲戚的那个人之间惟一的共通点，便是这种胃药。它能立刻消除胃痛，要不要来一颗?”


    卡利普搞不懂哪里是棋戏的一部分哪里又不是，但他想加入，所以他拿了一颗白药丸吞进肚里。


    “目前为止你还喜欢我们的游戏吗?”年老的专栏作家微笑着说。


    “我还在努力弄清规则。”卡利普说，有点不信任。


    “你看我的专栏吗?”


    “是的。”


    “你拿起报纸，是先看我的专栏，还是耶拉的?”


    “耶拉碰巧是我的堂哥。”


    “就只是因为这个理由所以你先读他的吗?”老作家说，“难道家族情感远胜于文笔好坏吗?”


    “耶拉的文笔也很好!”卡利普说。


    “他的东西谁都写得出来，你还不明白吗?”老专栏作家说，“更何况，大部分都太长了，不是合适的专栏。捏造的故事，半调子的矫揉造作，琐碎的胡言乱语。他有几个惯用的伎俩，会耍几个花招，如此而已。比蜂蜜还甜美的追忆和联想是一般规则，偶尔会抓住一个似非而是的吊诡。一定要诉诸反讽的游戏，像是优雅的诗人所谓的‘博学的无知’。不大可能的事情要讲得好像真有此事，而已经发生的事情要讲得好像没这回事。假使全都行不通的话，那么就把空洞的内容藏在浮夸的词藻后面，让他的崇拜者以为他文笔优美。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的生活、回忆和过去，绝对不比他少。随便哪个人都可以玩他的把戏。就连你也行。来，讲个故事!”


    “什么样的故事?”


    “随便你想到什么——一个故事。”


    “有一个男人，他深爱他美丽的妻子，”卡利普说，“但有一天他妻子却抛弃了他。于是他四处找她。他在城市的大街小巷都发现了她的踪迹，却始终遇不着她……”


    “继续说。”


    “说完了。”


    “不对，不对!一定还有更多!”老专栏作家说，“从他妻子留在城市的痕迹里，这个男人读出了些什么?她真的是一位美女吗?她为了谁而离开他?”


    “从她遗留在城市大街小巷的痕迹里，这个男人读出了自己的过去，他踩上他美丽妻子的足迹。她究竟是为了谁而躲他，他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他一相情愿地想：妻子所追逐的那个男人，或是那个地方，一定存在于自己过去的某处。”


    “好题材，”老专栏作家说，“正如爱伦坡所言：死了或失踪了一个美丽的女人!不过说故事的人必须更果决一点，读者无法信赖一个犹豫不决的作者。我们来看看，也许可以利用耶拉的一个伎俩把故事完成。追忆：城市里充满了男人快乐的回忆。风格：用亳无深意的浮夸词藻来掩饰藏在追忆中的线索。博学的无知：男人假装他想不透另一个男人的身份。吊诡：因此，妻子抛下他去追求的男人其实就是他自己。不错吧?看吧，你也办得到，任何人都可以。”


    “可是写出来的人是耶拉。”


    “没错!但是从现在开始，你也可以写了!”老文人说，示意这个话题已经结束了。


    “如果你想找出他身在何方，仔细读他的专栏。”综艺版作家说，“他一定躲在里面什么地方，他在文章的各个角落都藏满了讯息，小小的秘密的讯息。你懂我的意思吗?”


    卡利普说了一段往事代替回答，小时候耶拉曾经向他示范，如何用他文章里每一个段落的头尾单字凑成句子。他透露他怎么样组字谜来瞒骗审查官和报纸督察员，怎么样用句子的头尾音节编排字符串，用所有大写的字母组成句子，还有惹火“我们姑妈”的文字游戏。


    综艺版作家问：“你们姑妈是老处女吗?”


    “她没结过婚。”卡利普说。


    耶拉和他父亲是不是曾为了一间公寓引发争吵?


    卡利普说那是“好久好久以前的”口角。


    他是不是真的有一个律师伯父，分不清楚哪些是法庭记录、诉状和法条，哪些是餐厅菜单和渡轮时刻表?


    卡利普说他猜想这也和其他的事情一样只是传说。


    “找找线索吧，年轻人!”老作家不悦地说，“耶拉不会把事情讲得清楚明白!我打赌我们这位热衷侦探冒险和胡儒非教派的朋友，已经一点一滴地，像是用绣花针挖掘一口井似的，从耶拉专栏里的隐藏文字中挖出了意义。”


    综艺版作家说，这些文字游戏很可能真有一个意义，也许它们指示着来自未知的讯息，而也许正是这份与未知的紧密连接，使得耶拉得以超越那些注定默默无闻的作家。除此之外，他想要提醒他这句谚语有它的道理：“名气太大的记者不会有好下场。”


    “也可能，真主保佑，他说不定死了!”老记者说，“怎么样，你喜欢我们的游戏吗?”


    “关于他丧失记忆这一点，”综艺版作家说，“是真的还是假的?”


    “都是，”卡利普说，“是真的也是假的。”


    “那么，关于说他的藏身处遍及全城?”


    “也一样。”


    “或许此刻他正孤零零地在其中一个藏身处咽下最后一口气，”专栏作家说，“你也知道，他自己也挺爱这种猜谜游戏的。”


    “如果他快死了，他会召唤某个亲近的人到身旁。”综艺版作家说。


    “才没这个人呢。”老专栏作家说，“他跟谁都不亲。”


    “我敢说这位年轻人并不这么想，”综艺版作家说，“你还没告诉我们你叫什么名字呢。”


    卡利普告诉他们。


    “那么，告诉我，卡利普，”综艺版作家说，“在他窝藏的地方——天晓得他是受到什么冲动的驱使——一定有某个耶拉觉得够亲近的人，至少可以让他吐露写作秘密和临终遗言，对不对?毕竟，他并不是一个全然的孤独者。”


    卡利普思忖片刻。“他不是一个全然的孤独者。”他感触良多地说。


    “那么，他会召唤谁?”综艺作家问，“你吗?”


    “他妹妹。”卡利普脱口而出，“他有一个小他二十岁的同父异母妹妹，那是他会联络的人。”接着他陷入沉思。他回想起那张生锈弹簧破肚而出的扶手椅。思绪继续延伸。


    “或许你已经逐渐抓到了我们游戏的逻辑。”老专栏作家说，“你或许开始品尝到自己正迈向合理的结论。因此我必须坦白告诉你一点：所有的胡儒非信徒都无可避免地走入悲惨的下场。法兹拉勒，胡儒非教派的创立者，最后像条狗一样被人杀死，尸体的脚上被绑条绳子拖着游街示众。你知道吗?六百年前，他也是通过解梦而进入这一行，就如同耶拉。不过他并不是在哪家报社孜孜不倦地工作，而是躲在城外一个山洞里……”


    “经由这样的比较，我们对一个人能有什么了解?”综艺版作家说，“一个人能够多么深入另一个人生活的秘密?三十多年来，我一直试图深入探究那些悲惨的电影演员的秘密，那些模仿美国人的我们所谓的‘明星’。于是我发现了这一点：有些人，他们说每个人类都有一个分身，他们错了。没有任何一个人像另一个人。每个可怜的女孩都有她自己的可怜样。我们的每个明星都独一无二，如同天上的星星，孤孤单单，个个是找不到同类的悲惨星斗。”


    “除了好莱坞的原版模特儿之外，”年老的专栏作家说，“我有没有跟你提过耶拉所仿效的原创者名单?除了但丁、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鲁米外，他还大大方方地抄袭了我们伟大的宫廷诗人谢伊·加里波的《美与爱》。”


    “每一个生命都是独特的!”综艺版作家说，“每一则故事之所以能够成为故事，是因为它不会一模一样。每一位作家都是独一无二的自己，都是充满个人特色的二流作家。”


    “呸!”老作家说，“我们拿他颇感自满的那篇来看，什么《博斯普鲁斯海峡干涸的一天》那篇。里头所有末世的景象，根本就是直接抄袭自好几千年前的古书，描述救世主降临前的毁灭之日，不是吗?从古兰经中，审判之日的章节里抄来的，从伊本·赫勒敦[1]伊本·赫勒敦（IbnKhaldun，1332—1406），阿拉伯历史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1]和阿布·呼罗珊的书里抄来的，不是吗?然后他再加入一个什么黑道老大的低俗故事，毫无艺术价值可言。当然了，文章中的各种噱头，还不足以造成某小部分特定读者的风靡狂热，或是促使当天报社接获上百个歇斯底里的女人的电话。真正的原因，是字里行间隐藏的秘密讯息恰巧被读者解读出来——不是被你我这种普通人，而是一小撮手上拥有密码书的信徒。这些信徒遍布全国各地，其中一半是妓女，另一半是男同性恋，他们把这些讯息当作神圣的律令，从早到晚打电话到报社来，想确定我们不会把他们的教主耶拉先生给踢出门外，叫他为那一堆胡言乱语负责。不只这样，还老是会有一两个人守在大门口等他。卡利普先生，我们怎么知道你是不是他们其中之一?”


    “可是我们挺喜欢卡利普的，”综艺版作家说，“我们在他身上嗅到自己年轻时的气味。我们信赖他，所以才告诉他我们的心里话。我们便是靠这种直觉来分辨是非。莎蜜叶·莎曼女士，以前一位耀眼的明星，当她在一家养老院安度晚年时曾经对我说：‘嫉妒这种疾病……’怎么?你要走了吗，年轻人?”


    “卡利普，小伙子，既然你要走了，那么先回答我一个问题，”老专栏作家说，“英国电视台搞什么要访问耶拉而不是我?”


    “因为他文章写得比较好。”卡利普说。他已经从桌边起身，准备跨入通往楼梯的安静走廊。他听见老作家在他身后大喊，浑厚的声音丝毫不失原有的欢悦。


    “你真以为你刚才吞的是胃药吗?”


    走上外面的街道，卡利普小心谨慎地四下观望。对面人行道的一个角落里，一个卖桔小贩和一个秃头男人茫然呆立，那个地点曾经发生过神学院学生焚烧报纸的事件，因为报上刊登了一篇他们视为亵渎的耶拉专栏。眼前两个人看起来不像在等耶拉。卡利普穿过马路到对面去买了一个桔子。正当他剥桔子吃的时候，他突然感觉到有人在跟踪他。来到卡格尤鲁广场，他转向办公室的方向，还是搞不懂刚才那一刻怎么会突然有股毛骨悚然的感觉。他缓缓走下街道，目光望进书店橱窗，就是想不通为什么那股感觉如此真实。仿佛模糊中有一只“眼睛”紧盯着他的后颈，就是这样。


    当他缓步经过其中一家书店前时，他的眼睛遇上了橱窗里的另一对眼睛。四目交会的剎那，他的心突然跳了一下，好像巧遇自己长久以来的挚交。橱窗里展示的是一家以侦探小说为主的出版社，如梦总是狼吞虎咽地阅读他们的书。卡利普常在书上看到的那只奸邪的小猫头鹰，此刻正耐心注视着卡利普和周六橱窗外来往的人潮。卡利普走进店里，挑了三本他认为如梦还没看过的旧书，结账包好，外加广告看板上介绍为本周之选的一本书《女人、爱情、威士忌》。一张颇大的海报钉在上层书架上，写着“土耳其惟一达到第126名的侦探小说系列：排名就是我们最好的品质证明。”店里除了同一家出版社的“文学罗曼史”和“猫头鹰趣味小说系列”之外，还卖其他书。于是卡利普询问店员有没有一本关于胡儒非教派的书。一位矮壮的老人坐在门口的椅子上，一边监视着柜台后的苍白年轻人，一边张望着外头泥泞的人行道上络绎不绝的人群。他给了卡利普一个意料中的答案。


    “我们没有。去小气鬼以斯马的店问问看。”接着他又补充，“好久以前我曾经拿到几本侦探小说的草稿，从法文翻译过来的，翻译者是奥斯曼·亚拉列丁王储殿下，他刚好就是个胡儒非信徒。你知道他怎么死的吗?”


    出了店外，卡利普朝人行道前后张望一会儿，但没有看见任何值得留心的异状：一个女人带着孩子正在研究三明治店的橱窗，孩子身上的外套太大了；两个穿着一模一样绿色袜子的女学生，一个身穿棕色风衣的老人，正等着过马路。可是，他才刚跨步要走向办公室，就感觉到同样一只紧迫盯人的“眼睛”落上他的后颈。


    卡利普从来不曾被人跟踪过，也从来不曾体验过被跟踪的感觉。他对这件事的认识，仅限于他所看过的电影或是如梦的侦探小说中的情节。虽然他只读过几本侦探小说，但他却时常高谈阔论此种文类：应该有办法架构出一本小说，让它的开头和结尾的章节一模一样；应该写一个没有“结局”的故事，因为真正的结局已经被隐藏在中间的内容里；应该要编造出一本小说，其中的角色全是瞎子，等等。卡利普在脑中组织着这些如梦嗤之以鼻的假设，梦想或许有一天他能够成为故事中的另一个人。


    办公大楼的入口旁边，有一个无腿的乞丐蜷缩在壁凹里，卡利普想像他两眼都瞎了。想到这里，察觉自己已卷入这场噩梦越来越深，他才决定这一切不只是如梦离去的缘故，必然也要归因于睡眠不足。走进办公室后，他没有立刻坐回办公桌前，反而打开了窗户探头往下看，观察人行道上的所有动静。过一会儿，他回到桌前坐下，而他的手则不由自主地，不是伸向电话，而是朝一个放有纸张的档案夹伸去。他拿出一张白纸，不多加思索便振笔疾书。“如梦可能会去的地方：她前夫家。我伯父家。芭努家。一个‘安全’的住所。一个半安全的住所。一个讨论诗文的场所。一个什么东西都讨论的场所。尼尚塔石的某间房子。任何一栋老房子。一栋房子。”看见自己写的东西没什么逻辑，他放下笔。接着他又抓起笔，把除了“她前夫家”之外的可能性全部划掉，然后再另起一段：“如梦和耶拉可能会去的地方：耶拉的某个藏身处。如梦和耶拉在一间旅馆里。如梦和耶拉去电影院。如梦和耶拉?如梦和耶拉?”


    写下这一切，让他想起那些侦探小说，而自己恍若故事里的主人公。他感觉自己正逐渐接近一扇门，通往如梦，通往一个新的世界，通往一个他渴望成为的新身份。在门后隐约可见的那个世界里，被人跟踪的感觉是正当合理的。假使一个人相信自己被人跟踪，那么他一定也会相信自己可以是这样一个人：为了寻找一名失踪者，坐在桌前，列出所有必要的搜查线索。


    卡利普很清楚自己根本不像侦探小说中的主人公，但通过假装自己就是、“像是”这么一个人，或多或少减轻了一些包围在四周让他喘不过气的物品和故事。稍晚之后，年轻的服务生——他的头发从正中央惊人地对称分边——端来卡利普向餐厅叫的餐点，这时的卡利普几乎已经完全融入侦探小说的世界，到处都是写满线索的纸张。出神的程度，甚至连放在脏托盘上的烤肉饭和红萝卜沙拉，在他眼里似乎也不再是他吃惯的乏味菜肴，而变成了他从没见过的珍奇美馔。


    饭吃到一半电话响了。他顺手拿起话筒，仿佛已经等了很久。打错了。吃完饭挪走托盘后，他打电话回自己尼尚塔石的公寓。他让电话响了很久，脑中想像着如梦，回到家累了，爬下床接电话。没有人接，但他并不讶异。他又拨电话给荷蕾姑姑。


    为了先发制人，不让姑姑有机会提出新问题，卡利普一口气把事情交代清楚：因为他们的电话坏了，所以他们没办法打电话联络；如梦当天晚上就复原了，精神饱满，一点也没事，她现在穿着那件紫色的外套，心情很好，正坐在1956年的雪佛兰出租车里等卡利普；他们正准备前往伊兹密尔，去探视一位重病的老朋友；船不久要开了，卡利普在路上一间杂货店里打电话；多谢杂货店老板，店里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还肯借他用电话；要挂了，姑姑，再见!然而荷蕾姑姑仍设法插话问道：你们确定门都锁好了吗?如梦有没有带她的绿毛衣?


    一直到赛姆打来时，卡利普还在思考，一个人光盯着一张他从没去过的城市的地图，是否可能产生深远的改变?赛姆告诉卡利普，早上他走了之后，自己又继续在数据库里钻研，结果发现了一些或许有用的线索：那位意外害死老妇人的默哈玛特·伊玛兹，没错，他很可能还活着，只不过他用的名字不是他们之前推测的阿哈马·卡刻或哈尔敦·卡拉，而是像个游魂似的，以一个丝毫不含半点化名意味的穆阿马·厄吉尼之名行遍天下。之后，当赛姆在一本全然拥护“相反观点”的刊物里遇到同一个名字时，他并不讶异，令他吓一跳的是，另外又有一个名字叫沙利·果巴契的人，发表了两篇尖锐批评耶拉专栏的文章，里头不仅使用了同样的修辞形式，甚至连错字都一模一样。仔细推敲后，他才注意到这个人的姓名不但与如梦前夫的姓名有着相同的子音，而且还彼此押韵。接着他又看到，此人的名字出现在一本小型教育刊物《劳动的时刻》中，头衔是总编辑。于是赛姆替卡利普记下了这个编辑办公室的地址，位于城市西边的郊区：巴克尔廓伊，锡南帕夏区，艳阳丘，瑞夫贝街十三号。


    挂上电话后，卡利普在市内电话簿的地图上找出锡南帕夏区。他很惊讶，艳阳丘新开发区涵盖了一整片原本荒凉的丘陵地，十二年前如梦和前夫刚结婚时，因为丈夫想要对劳工进行“田野调查”，他们便搬进了那里的一栋违章建筑。卡利普仔细检视地图，看出那片他曾经去过一次的丘陵地，如今已划分为多条街道，每一条都依照独立战争中的英雄命名。角落里有一块广场，上头标示着绿色的公园、清真寺的宣礼塔和一块小小长方形的阿塔图克雕像。这是卡利普一辈子也无法想像的一片区域。


    他打电话到报社，对方说耶拉还没有来，接着他打电话给易斯肯德。他告诉易斯肯德他已经联系上了耶拉，也传达英国电视台想采访他，耶拉好像也不反对这个提议，只不过他最近实在太忙。叙述故事的过程中，他听见另一头传来小女孩的哭声，就在电话附近。易斯肯德告诉他，英国人至少还会在伊斯坦布尔多待六天。他们听说了许多关于耶拉的佳评，他相信他们会愿意等，如果卡利普有兴趣的话，可以主动去佩拉宫饭店[1]佩拉宫饭店（PerapsHotel）：建于1892年，是一栋古色古香的建筑，推理小说大师阿嘉莎·克莉丝蒂便多次投宿此旅馆的411号房，在此写下《东方快车谋杀案》。[1]拜访他们。


    他把午餐托盘拿到门外，离开大楼。走下通往海边的坡道，他注意到天空呈现出前所未见的暗淡苍白，仿佛天就要降下飞灰。但即便如此，周六的人群大概也会装出一副习以为常的样子。或许这就是为什么人们总低头望着脚下泥泞的街道行走，因为他们希望能习惯这种想法，不要让自己大惊小怪。夹在腋下的侦探小说令他心安不少。或许该庆幸这些故事是出自于遥远、魔幻的国度，由一群抑郁不乐的家庭主妇翻译成“我们的话”——她们曾经在某些外语高中就读，但后来却放弃学业，为此她们后悔终生——多亏这个原因，如今我们大家才能不受影响地为自己的生活奔忙，而办公大楼入口前一身退色西装替人填充打火机的小贩、看起来像一团破烂抹布的驼背男人，以及共乘小巴车站前安静的乘客们，才都能够一如往常地庸碌过活。


    他在埃米诺努上了公车，到离公寓不远的哈比耶下车。他看见皇宫戏院前挤满了人，他们正在等待两点四十五分的星期六午后场电影。二十年前，卡利普和如梦以及她其他同学也会来看这个午后场，挤在一群身穿同样军用上衣、满脸青春痘的学生中间。他会走下和现在一样撒满锯木屑以防雪滑的台阶，研究小灯泡点亮的框格里即将上映新片的角色剧照。然后，默默地充满耐心地，望着如梦的方向，看她正在和谁说话。前一场电影似乎始终演不完，门好像怎么也不会开，他和如梦肩并肩坐在熄灯暗影里的那一刻仿佛永远都不会到来。这一天，当卡利普发现两点四十五分这一场还有票时，一股自由的感觉陡然涌入心头。电影院里，前一场观众留下来的空气又闷又热。卡利普知道，等会儿只要一熄灯上广告自己将会马上睡着。


    醒来之后，他坐直身体打起精神。银幕上有一名美丽的女子，一位真正的美女，美丽而迷惘。接下来看到一条宽广平静的河流、一间农舍、一座美式农庄坐落于浓密的绿阴中。接着，迷惘的美丽女孩开始和一名卡利普从没在别部片中见过的中年男子说话。他们的对话缓慢而平和，从他们平缓的脸孔和手势中，他可以看见他们的生命陷入深沉的磨难。不只是理解而已——他“懂”。生命充满了磨难、痛苦、悲伤忧愁，把我们的脸揉捏成相仿的面貌。总当我们好不容易习惯了悲苦时，新的悲苦又压顶而至，而且更为沉重难挨。甚至当悲苦倏然降临时，我们也知道它其实一直都在酝酿。然而，就算我们早已有了心理准备，但当磨难像场噩梦般席卷而来时，我们依然会被孤独所吞噬，一种绝望、挥之不去的孤独。我们幻想着，若能找人分担寂寞，将能使我们快乐起来。有一剎那，卡利普觉得自己的悲苦和银幕中女人的悲苦是相同的——或许他们共享的并不是悲苦，而是这个世界，一个井然有序、不会让你期待太多、也不会弃你不顾的世界，一个要求你必须谦卑的世界。卡利普觉得自己和眼前的女子心灵相系，看着她的一举一动仿佛是看着自己：从井里汲水、驾驶一辆旧福特小汽车出城、抱着孩子哄他上床睡觉。他好想拥抱她，不是由于她的美丽、她的质朴天真或是她坦率的态度，而是因为他相信自己就活在她的世界里。倘若他能拥抱她，那么这名淡褐色头发的苗条女子必然能够分享他的想法，能够懂他。卡利普觉得他好像是独自一人在看电影，眼前的画面只有他一个人能够看到。尽管如此，很快地，中间铺着一条柏油大马路的酷热小镇，爆发了一场战斗，一个“领导型的强壮男人”解决了冲突，这时卡利普明白，他即将失去与那位女人之间的同伙关系。他逐字逐句阅读字幕，同时感受到戏院里躁动不安的人群。他起身回家。天色近黑，他走在缓缓从天而落的雪花里。


    一直到很晚，躺在蓝格子棉被下游离于半梦半醒之际，他才蓦然想起，他将买给如梦的侦探小说忘在电影院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