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我丈夫已经早就不再在家里跟他那些朋友办家庭聚会了。他在剧院，在大街上和饭馆里认识的朋友也不来找他了。可在这里还是有过一次婚礼。维拉，斯拉维切克有个对象，她甚至爱上的是一个法学博士。我为她而祝福。因为夏天晚上，在我们楼上住着的人家都敞着窗子，所以听得见维拉和她妈妈在谈话，时而发出阵阵笑声。维拉对她妈妈讲了当天在她办公室所发生的一切，后来就睡觉了。


    我住在下面有时不免为我们没有孩子而感到遗憾。我还从来没生养过孩子。我要是跟谁有过一个孩子，我丈夫肯定会非常高兴地收养他，因为他喜欢孩子，因为他害怕我跟他所生下的孩子会是些弱智儿。可是当我听到楼上母女聊得那么开心时，不禁感到有些凄然，真的为自己没有一个可以与我这么谈心的小姑娘而感到遗憾。因为我刚搬到这里时，维拉还是个小姑娘，五年之后的今天，维拉已经要当新娘子了。我在这里见过她的未婚夫，跟我丈夫一样，这位法学博土也比她大十五岁，可是却有些怯生生的，就跟一个刚哭过脸的孩子一样。


    斯拉维切克太太有次坐在厕所里，跟往常一样照例敞着门对我点点头，跟我说话，说她未来的女婿到了该结婚的时候了，因为他太依赖他的妈妈，说这位博士现在还处在邻居只问他“你为什么不结婚”的情况下，再过几年人家就会问他“你为什么没结过婚”了。


    于是他们便举行了婚礼。就跟我的婚礼一样也是在扎麦切克小宫堡举行的。我也去看了看，就跟所有婚礼一样很动人，新郎倌回答的那声“愿意’’就像被判刑者在法庭上接受判决时的那声音一样。然后在世界饭店吃午饭。下午参加婚礼的客人拥进我们的过道。所有不了解这里情况的婚礼客人都被过道湿墙上掉下来的灰泥弄脏了袖子。贝朗诺娃太太也跟往常一样没有什么别的好招儿，只知道扭开水龙头，用两个水桶轮流冲洗地面，扫帚将脏水从过道那儿经过院子从她窗子底下扫进下水道。


    她也跟平常一样穿着粉红短裤衩、戴着粉红胸罩在干活儿。婚礼客人们为了躲开她的扫把跳来跳去的，结果使他们的礼服在潮湿的过道墙和贝朗诺娃太太窗子底下那面墙上蹭得更脏。只有我丈夫在这一天不怎么高兴，他只祝贺了一下，便跟贝比切克·斯瓦特克一道跑到瓦尼什达的酒店里庆祝婚礼去了，他们在那里为新婚夫妇的健康干了杯。新娘的弟弟、一个未成年的男孩到晚上醉得从楼梯上一直滚到下水道那儿，就在那里睡着了，后来不得不把他弄醒，送他去急诊，因为他酒精中毒了。


    新房闹到半夜才散。我丈夫在床上对我说：“这桩婚事不会有好结果，听酒馆里的人说那位新郎倌怪得很，事先未经他母亲允许的事情他从来不做，他也从来没离开他妈单独去过任何地方，什么都要问他妈，连衣服、领带、鞋子都是他妈给他买……”


    我渐渐入睡，这一天我又变得软绵绵的情绪不高，因为我遗憾自己没有一个小闺女，而维拉将从这儿搬走同她的新郎住到新房子去，夏天晚上再也听不见她们母女俩在楼上聊天谈地，以摆脱一天所碰上的事情给她们带来这样或那样的压力。而我实际上是孤身一人在家，因为我丈夫在跟贝比切克交朋友，他们还准备将我们的住房整个地粉刷一遍，不仅是窗子、不仅是门，而且连家具都要刷成白色。我呆在家里，谁也没问过我一声，我丈夫一个人就这么决定了：连家具也要刷成白色，根本就没跟我谈过这事儿……斯拉维切克太太每次碰见我总要兴高采烈地跟我谈谈新婚夫妇有套什么样的新居，说这新生活的确把她的女儿变成了一个真正爱操心的年轻太太，说她努力想使一切包括她们的住宅焕然一新，说她费了好大的工夫才说服她丈夫、这位法学博士买了新衣服、新鞋子，总而言之让他从结婚起开始一种完全另样的新生活。


    可是，半年之后，我简直惊瘫了：那位曾经穿着白婚礼服从这个院子里出去的当时的新娘子，如今穿着一身黑、戴着黑纱礼帽又走进这个院子回娘家了。楼上她家里的人都在号哭，不知所措。我丈夫晚上从瓦尼什达的酒馆回来后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情。


    跟以往一样开头我不明白他说的话：“小姑娘，那新生活不是那么容易来的。昨天那位博士回到家，想上剧院去，当他打开衣柜想找条领带时，不禁吓了一大跳，因为那里挂了十二条新领带，却没有他妈妈给他买的那些领带，于是问题就来了!他问：‘那些领带在哪里?’他新媳妇说：‘我给你买了一些时髦的、更漂亮的新领带。”我的那些旧领带在哪儿?’新媳妇微笑着说：‘收藏在某个地方，你猜不着。’那位法学博士又追问：‘我妈给我买的那些领带在哪里?’新媳妇维拉说了真话：‘我跟我妈把它们烧掉了。”’我问他维拉为什么穿着一身黑丧服。


    我丈夫说：“就在维拉告诉他这些领带已经无法挽回地被烧掉之后，这位法学博士便跳进了高楼的天井，自杀了。”沃拉吉米尔在我们的房间等着我。


    我老远就看到他情绪不安到极点。在过道上他便立即告诉我说黛卡娜不见了，说他各处找过她，甚至还跑到剧院去找过我丈夫，结果一不小心掉进舞台上的陷阱里，跌到五米远的一个长沙发上。当吓了一大跳的布景工们跑到地下室时，沃拉吉米尔朝他们走来问道：“博士在哪里?”说他今天得到了从法庭来的书面通知，说黛卡娜向法院提出由于不可克服的厌恶和恐惧，要求与他离婚……


    沃拉吉米尔坐在我那里哭得死去活来，在号哭的间隙说他爱黛卡娜，离了她便活不了，离了她便创作不出一幅版画来，即使弄出来也不过是已有作品的重复。说他带着黛卡娜的内衣，为的是让自己觉得黛卡娜离他更近。说他上班的时候腋底下夹着黛卡娜小时候睡觉带着的秃毛小熊……他哭着对我说，大冬天当黛卡娜来来去去坐在电车上售票时，为了让黛卡娜知道沃拉吉米尔和她在一起，他便在大冬天也穿得很单薄，像黛卡娜那样挨冻……可如今却出来这档子事儿。他又重复读了一遍法庭通知他出庭参加第一次审理的传票，说黛卡娜从布莱肖夫寄来了“由于不可克服的厌恶”而提出的起诉、要求离婚。


    沃拉吉米尔像瘫了似地坐在那里求我再替他把从日什科夫来的这法庭传票读一遍。后来我丈夫来了，他也读了一遍这传票，也跟沃拉吉米尔一样愣着坐在那里。沃拉吉米尔哭了这一大场之后便站起身来，求我丈夫作为证人跟他一起去法庭……那一天，当我丈夫参加第一次开庭审理回来，微笑着对我说这实际上是一场滑稽戏，因为女检察官读着由黛卡娜的父亲写的起诉书，沃拉吉米尔却答非所问。合议庭庭长却提醒沃拉吉米尔对女检察官的态度要好一点儿，针对提问来回答问题……于是沃拉吉米尔第二天便给检察官递上了一封情书。一天之后，检察官起诉沃拉吉米尔蔑视法庭……


    一个星期后最后一次开庭，所有法庭官员都站在黛卡娜一边，因为沃拉吉米尔说话已经前言不搭后语，于是沃拉吉米尔离了婚，从此再也没见到黛卡娜。后来我丈夫和沃拉吉米尔还有那位女检查官坐在日什科夫旧市政厅旁的一家饭馆里，因为女检查官喜欢艺术，所以他们一起喝了啤酒。沃拉吉米尔向她讲授着他的行动版画，谈它的诗意所在……如今女检查官对沃拉吉米尔所谈的一味地附和并表示赞同，就像我丈夫所说的，她似乎爱上了沃拉吉米尔。因为从艺术观点来看，女检查官认为凡沃拉吉米尔所说的都有意义和逻辑性，他的谈话主要是启发了她对现代的行动造型艺术的新认识。还有我丈夫谈到的波洛克的动人心弦和精力饱满的艺术也起了这个作用……于是女检查官竟然忘了回家。她对沃拉吉米尔说她是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一位使她相信存在现代艺术的艺术家……后来沃拉吉米尔就不怎么上我们家来了。


    半年之后来过一次，我丈夫还不在家，沃拉吉米尔像得过重病似地两脚软弱无力地沿着楼梯一步一步慢慢往上爬，没像以往那样飞跑上来。他有点儿发胖了，随身带着的不是提包而是几根钓鱼竿。他将它们竖在窗子旁，在门外擦了好久的鞋。进来后，我递给他一把椅子。


    他对我讲述了一些我已经从我丈夫那儿听到的事情，说哈鲁贝茨基先生在美协为沃拉吉米尔争取到一笔补助金，沃拉吉米尔已经半年不必上班，让他只弄他的版画。可是就像沃拉吉米尔慢吞吞地跟我讲的，他什么也没干，整个上午坐在家里的长沙发上，光着脚，呆呆地望着自己那双脚。从黛卡娜抛弃他的那时起他就一蹶不振，打不起精神，于是钓起鱼来。他钓鱼不是为了晚上有鱼吃，而是为了消磨时间，既然尚未找到谋杀自己的力量，那就谋杀时间吧。


    晚上便又慢吞吞地追溯往事，回忆起他跟博士曾经梦想着要冒犯一下这个世界的那会儿。我望着沃拉吉米尔，心里却在想着我丈夫，要是他留在家里，要是他能够坐在家里，让他一个劲儿地写，而不只是吓唬吓唬他而已，那我丈夫大概也会整整一个上午坐在那里，装着很有兴趣的样子观察他那双光脚、脚指头，因为我丈夫跟沃拉吉米尔一样害怕孤单。沃拉吉米尔接着对我说：“我上班的那些时光到哪里去了?那时我五点半就起床，什么事都提前一天干完，干活的时候在我面前闪烁着一个仿佛是神话中的世界。年轻的太太，我大概得回到班上去干活儿。”


    沃拉吉米尔慢吞吞地说，他极其费劲地寻找着字句，憨厚地微笑着，没有勇气看一下我的眼睛，只是瞅着他前面，有一会儿他完全忘了自己坐在哪里。我则望着窗外我丈夫经常爱望的板棚斜屋顶间那一片扇形天空。


    后来，更确切地说他在自言自语，“年轻的太太，我把自己看做像一根上面装饰着刻痕、切痕和标记牌的旅行杖……所有这些在我内心积累起来的财富我连在夜里都能看见，我在黑暗中也能摸到它们。可这是因为我现在的这一切都已是我的过去。在我面前没有任何新东西。只有那些我的着了又放掉的鱼。”这一瞬间，我丈夫从楼梯那儿几乎是飞跑着到了我们的小院子里，他喘着气走进来，仰面倒在长沙发上大声嚷道：“我今天当了拉幕人。你们知道在舞台上的拉幕人是什么吗?你们知道国家奖获得者阿列什·波特霍尔斯基将拉幕托付给我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荣誉吗?在第一幕开始时，这幕布得慢慢慢慢地升上去，拉到剩下三分之一的时候就得一下将它缩到上面。”


    我丈夫越说越激动，“恐怕谁也不能像我掌握得那么好。这是导演阿列什·波特霍尔斯基本人对我的信任……沃拉吉米尔，你多在这儿坐一会儿!我还得回到那里去，因为我还得再一次、又再一次地学好拉幕，以不辜负波特霍尔斯基先生对我的信任。幕布得慢慢地升起，最先像绳索浸在柏油里似的，到幕布升到只剩三分之一的时候就要嵫地一下拽上去，几乎像吧嗒一下嘴那么快。然后我得把绳子拴好，到最后落幕也是一样，先是慢慢地、庄重地，阿列什·波特霍尔斯基叮嘱我的。庄重地，到最后离台面只有一米的时候啪地一下落下。”沃拉吉米尔平日起身离去时总是匆匆忙忙的，有两次撞掉了我的碟子，有三次撞泼了我的咖啡，可如今却艰难地站起身来，也没道别，就到了过道上，后来在窗口那儿出现了一下。他变老了，带着一种无可奈何的笑容拿起他的鱼竿，说：“有啥办法?我们又要钓鱼去……我去买双拖鞋，让我妈妈在上面绣两只小猫……”


    我丈夫站起来说道：“沃拉吉米尔，想听那个关于波拉克太太最棒的笑话吗?有一天早上波拉克先生没出来吃早饭，也没见来吃午饭，他们在整个庄园里找他，直到下午晚些时候才从他卧室的床底下找到他的尸体……波拉克夫人把所有女仆都叫到房间里来，然后掀起床罩，用手指着死在床底下的丈夫对女仆们说：‘你们这些婊子，就是这样给我收拾屋子的呀?’这是波拉克夫人说的……可是当希特勒来到维也纳时，她便从窗口跳楼自杀了。沃拉吉米尔，让您妈给您买双灰拖鞋吧!那两只猫最好是一只红的一只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