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四 关于卡夫卡《城堡》的一点说明

    收在不久前出版的卡夫卡日记（S．费歇尔出版社）里第一次以德语发表的一个残篇叫《村庄里的诱惑》。它可以理解为卡夫卡代表作的早期试笔（写于1914年，而长篇小说《城堡》绝不会始于1917年之前）。这是关于一个人的悲剧，这个人想要与人们一起在村子里住下来然而却无法在此异域扎根，也找不到通往凌驾于村庄之上的“城堡”的道路。当地乡下人那几乎不抱任何希望的寂寞、他们宿命的不信任和误解，这一切已经在这试笔中像闪电般划过。这一点在一个当地人对他老婆讲的话——亦即短文的头几句——中便得到了体现：“这就来，稍等一等。我只不过还想看看这个人在这里想干什么。他是个外乡人。他在这里完全没有必要地乱转悠。你看吧。”（残篇的）主人公回答道：“我在这里找个旅馆，没别的目的。您的丈夫没有权力这样谈论我，使您对我产生错误的看法。”过了一会儿，那个女人以相似的样子轻声回答：“他话这么多。”对这个陌生的不受欢迎的不速之客的批评没有必要多提了。


    最近读这个迷人的、令人陶醉的残篇，使我想起《城堡》构想的更早阶段，想起卡夫卡的基本构思同捷克女作家波采娜·涅姆科娃的一个作品的关系，据我所知，至今无人提及这一点。


    波采娜·涅姆科娃生活于1820至1862年间。她的代表作《祖母》是一部田家乐的长篇小说，充满温馨的质朴，在布拉格的德语中学里被用为捷克语言课的教材。卡夫卡在巨人山的山脚下的山村中读到了这本巧妙地讨好读者，然而又是真诚的、正直的小说；于是一年后我也激动地读了它（这本书出了好几种德文译本，其中一种为雷克拉姆出版社的万有丛书所收入）。有趣的是，几乎在这个享有盛名的女人用捷克文描写北波希米亚农民生活的同时，另一个作家，德语作家中的最伟大代表之一在写南波希米亚——波希米亚森林地区的农民，写那古老而优秀的风俗、民间的传统和宗教性，同样以自传体的小说创作艺术，以同样生动的、色彩缤纷的笔调来加以描写，将它净化为堪称范例的宁静气氛。这个作家叫阿达尔伯特·斯蒂夫特。估计斯蒂夫特和涅姆柯娃互相并不知道，尽管他们是同时代人，他们的林中寂寞气氛之和谐一致表明他们的心是接近的。汉姆科娃以她所有追求文学创作的和民间传统的努力为捷克民族的复兴运动而战斗，但这并不妨碍她将古茨科《精神骑上》一书中的一句德文格言置于前面；她的丈夫和朋友们被奥地利当局作为政治嫌疑犯而粗暴虐待；而斯蒂夫特仅仅在教育问题上提出抗议。尽管有种种不同，两个作家的共同点却是不容置疑的。寻找一种正确的、朴素的、受精神支配的存在。


    卡夫卡极爱这位热情奔放的美丽女人的书信。她当初离开外省，那是与我们这个时代隔了几代人的时候，出现在布拉格捷克爱国者和语言革新者的圈子里，她引起了轰动。她那不幸的婚姻、她对思想接近的朋友的热烈的爱、她对她的孩子们的温柔关怀、她的上升和跌落、她那有时与她祖父般的文笔形成鲜明对照的迎着暴风雨飞翔的生活，她过早的毁灭——这些都在卡夫卡的理智和同情心中激起强烈的振动。他经常给我朗诵她的一些信，（据我所知）这些信至今没有译出，尽管它们属于战斗的灵魂的伟大文献之列。此外，我感到，卡夫卡《城堡》的基本构思有一些特点，它们可以追溯到中学时期先是义务性地、然后热情地阅读长篇小说《祖母》时的潜移默化的作用上去。


    卡夫卡在他的日记中反复表示他是易于接受这类影响的。他作这些表示时怀着夸张的认真态度，甚至怀着一种感人的内疚心里。众所周知的是他认为在他的长篇小说《失踪者》和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之间必须确认的联系。据我的印象，他在强调这一“依附性”时走得太远了，流于游戏人生。而那老的捷克古典小说在卡夫卡《城堡》草稿中的影响虽说更难以确认，但其蛛丝马迹却是不致误认的。好像卡夫卡自己并未意识到。当然他在给密伦娜的信中曾经多次提及那位女作家。


    涅姆科娃的《祖母》中的人们居住在他们的村子里，同城堡中的地主家族间没有正常的联系渠道。城堡里讲的是德语，村子里讲的是捷克语，这便已造成了隔阂。再加上，公爵夫人只是偶尔住在城堡里，她多半出游在外，远在维也纳，在意大利。祖母讲起她年轻时的一段插曲（这是这本书里最美的段落之一）讲的是好皇帝约瑟夫二世神奇地突然出现在目瞪口呆的乡民们面前的故事。他像一颗来自遥远的世界的星星划过天空。统治这个村庄的公爵夫人也是个十分善良的、管理开明的、即所谓约瑟夫式的人；然而在她和农民之间（这里与卡夫卡《城堡》的类同处触手可摸）插进了一群阴暗的人：仆从、城堡官吏、自私自利的、目空一切的、欺上瞒下的官僚们。不管公爵夫人愿意不愿意，她硬是同老百姓割裂了开来，不可接近，消息闭塞。只有此书的主角—一祖母——突破了束缚，闯到公爵夫人面前，终于为被迫害者争得了他们的权利——而这是卡夫卡的《城堡》的主人公一再尝试，却从未达到的目的。就这点而言，在涅姆科娃的小说产生的时代，人们怀着更大的信心相信世上有“好人”，相信努力会有成果，这是与我们这危机的一代不同的。


    然而在对插在城堡中的主人和农民之间的人的描写上，新老著作间存在着一致，在某些细节上令人惊讶。乡下人会聚的中心无论在涅姆科娃笔下还是在卡夫卡笔下都是那乡村酒家。一个年轻的意大利籍内廷佞臣打破了那里的平静，他追求着酒店老板美丽的女儿克丽丝特尔，对她提出非分要求；而在卡夫卡的小说中同样有个内廷官员纠缠阿玛利娅，奇特的是，他也有个意大利名字（小说中唯一的意大利名字）：索尔提尼。关于卡夫卡《城堡》中有着奇怪矛盾的索尔提尼插曲已有很多评论；如果把简单的样型——那关于祖母的小说中的“故事”拿来对比，有些东西就易于理解了。涅姆科娃笔下的少女同样拒绝了那城堡官员厚颜无耻的要求，但她同样心惊肉跳，不无道理地害怕冲突带来的危险，害怕那有权有势的人的势力和报复。她对祖母谈到历险经过时，尤其从征兆上看同卡夫卡的小说有许多相近之处。我摘录克丽丝特尔的几句话如下；


    您想想，那个废物，那个意大利人每天到我们这儿来


    喝啤酒——这并不是什么坏事，酒店是为大家开的。可是


    他不像平常人那样坐在桌旁，却跑到我的后面。不管我到


    哪去，他总死死地跟着。我爸爸面色铁青。但您是知道他


    的，他是个好人，不愿伤害任何傻瓜蛋，不愿疏远任何客


    人，更别说是从城堡来的了。


    我觉得，卡夫卡双重意义的城堡旋律的音响在此听得十分清楚。在下述方面也常可见到这一点。克丽丝特尔对她还是怀着最佳感觉所做的事的后悔；再就是她对“城堡”中的工作情况的简明扼要的描写，她在其中谈到人们是怎样试图贿赂上层官员的：“这是我们唯一的希望所在。由于他们审问了他，他们也许会帮助我们的；但事情却经常是，他们审问过了，却没有给予帮助；他们简单地说：不可能办到；于是人们便无可奈何。——读者在这里一定会发现，在汉姆科娃简单的现实主义中，那后来在卡夫卡作品中生长起来、令人揪心的幽灵也并不完全陌生。当然，我认为，卡夫卡是完全独立地对年轻时阅读中得来的启发进行加工的；而且，汉姆科娃的城堡女主人很少看得到，而卡夫卡的高高在上的城堡主人根本看不到这个区别绝非微不足道，不能因我指出其相互联系而忽略。附录五


    对一个名叫弗兰茨·卡夫卡的


    玩偶的谋杀


    在君特·安德尔斯在C．H贝克出版社（慕尼黑）出版的《卡夫卡，赞成和反对》一书中，这位杂文家造了一个玩偶，它与弗兰茨·卡夫卡几乎不相干，尽管如此，他却名之为弗兰茨·卡夫卡。——刚才写下的这个句子必央细心研读。并不是说，G·安德尔斯造的这个傀儡与卡夫卡毫不相干，而是“几乎不相干”。这恰恰是事情危险之处，诱惑之处：一些不太重要的、对于认识卡夫卡真实的本质只有次要意义的特征得到了正确的分析。这些特征既属于真正的、活生生的作家卡夫卡，也属于那无生命的、在这本新书中阴魂游荡的玩偶。要将卡夫卡和那摇摇晃晃的玩偶完全区分开来是办不到的，即使我们很难这么做。在阐述这些次要特征时使用了许多心力，也许是过多的、过于明显的、毫不谦卑的心力，自信而有把握；这与那么无把握、抱怀疑态度的、摇摆不定的、不那么自信的卡夫卡形成鲜明对照。——可是在分析正确的次要细节以外，G·安德尔斯把主要方面完全歪曲了。他在他的著作中以同样不可动摇的自信来阐述这些误解的、歪曲的东西，就像他描写那些正确理解的细节（比如卡夫卡美学作用的一些多角平面）时一样。读者很可能会在不时出现的对个别细节的出色分析观察的诱导下，认为该评论家的基本观点和总结论点是正确的。然而恰恰是中心问题被毫无希望地错误地理解了，下面我将具体谈及。看上去这不是关键性的，可是对真实价值的误解好像只偏离了那么一点，彻底的歪曲好像只是通过手腕微微一转产生的，这反而更增加了这本书的危险性和诱惑力。轻轻转动手腕可以使一只活鸡变成死鸡，可以使卡夫卡吞吐着宗教的活的气息的基本结构变成一个从来不曾活过的玩偶。安德尔斯与这个玩偶自己的结构作斗争，并光荣地战胜了它。我们要就我们的观点来分析对这个玩偶进行的分析性的杀戮。安德尔斯文章中引起其他一切误解的主要误解在何处呢？


    我把安德尔斯想要总结卡夫卡实质的一些玩偶句子与活的卡夫卡的一些真实的句子并列起来。读者马上可以看出，这里发言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实体，其中一个声音是评论家G·安德尔斯强加在卡夫卡名下的。


    安德尔斯说：


    卡夫卡说：（卡夫卡）不过问世界上的善或短暂的满足我还能从《乡村医恶，他尊重其整体的悲惨性。


    生》这样的写作中得到。然而


    只有在我一旦将世界升华为纯洁、真实、不变的境界时，幸福才会莅临。


    ——他认为，人只有一次转向善的一边，他便得救了，无须顾及过去，甚至无须顾及未来。他是一个非人性世界的现实主


    死亡在我们的面前，比如像课义者；然而也是它的神化者。权堂墙上悬挂的亚历山大战役的力对他来说是合理的，无人性绘画。我们的任务是，在我们者则是有罪的。他要求获得天的一生中通过我们的行动使之堂；但不是制造天堂，而是步暗淡甚或完全熄灭。八天堂。他是无神论者；但从无神论中人不能没有一种持续的对某种创造出一种神学。他是哲学家；不可摧毁之物的坚信而活着。但是个不可知论者。信仰便是：解放心中的不可摧毁之物；或说得更正确些：作为不可摧毁的存在；或再正确些：存在。他的哲学是徒劳地求大同者的乌鸦们声称，只需一个乌鸦便哲学，他以被徒劳地追求着的可摧毁天空。这是毫无疑问的，权力的眼光观察物物。但对于天空却说明不了任何问事实存在的于他便是（即使不题。因为天空意味着：乌鸦的是“理智的”，然而毕竟是的）不可能性。合理的。他被物化了的世界的超力量惊


    只有一个精神的世界，没有别吓了。的；我们称之为感性世界的东地进行歪曲，是为了确认；但西，乃是精神世界中的恶；而他同样“确认”了我们，也就我们称之为恶的，不过是我们是说，他麻痹我们。的永恒发展中一瞬间的必要而他讨论着法；但他根本不知道已。最强的光可以令世界解体。他是否有这个权利。在弱的眼睛前面它变得坚实；在更弱的眼睛前面它会伸出拳头来。


    不是我的听觉有误，就是这两排语录涉及的不是同一个人。


    此外，这少许几个例子可以扩充许多倍。安德尔斯证实了什么？一个冷酷的现实：一旦将一个作家的言论中积极的、肯定生活的、呼唤希望的词句删去，剩下的便只有消极的了。“无须幽灵从坟墓中爬出告知我们”。


    消极的言论和描绘在卡夫卡笔下是非常多的。众所周知，他写下了许多充满绝望的话：他的生命途程过于漫长，在其间他只看见黑暗和实在无路可走等等。值得注意的不是他的怀疑，而是他尽管抱着怀疑和绝望，却始终保持着对更高的、善的力量的信仰，是他不断重新为这个信仰而战斗并赢得它；虽然这个信仰有时面；临着从他心中消失的危险。正因为如此，这一艰苦斗争得来的信念对于我们来说才是珍贵的，才是宝贵的榜样，因为它是在由个人的和人类普遍的不幸构成的可怕形象之咄咄逼人的黑暗背景前面亮着的一盏柔弱然而坚定不灭的灯。安德尔斯将卡夫卡说成是个消极地、毫不抗拒地听任世上邪恶势力摆布的、据他说甚至是对恶势力恭恭敬敬的懦弱者，而恰恰是这么个人，在他的日记中产生了这样的勇敢地号召起来斗争的句子：“无须绝望，亦无须由于你之不绝望而绝望。在似乎穷途未路之际，总会有新的力量产生，而这恰恰意味着你依旧活着……倾盆大雨。迎着雨走去，让钢铁般的雨柱穿透你的身心，在这要将你席卷而去的水中滑行，但是且慢，等着，挺直身子，看太阳破云而出，阳光一泻如注，无有尽时。”这些话恰恰与安德尔斯硬塞在他的玩偶口中的断言相反。


    在这短暂的一生中固然有许多阻力极大的客观现实有待克服。假如一个人在三十四岁的时候发现自己患有严重的肺结核，即便不是不可治愈的，假如这时发现自己一步步向死亡滑去，那么即使是最高尚、最正直的心灵染上一层悲观主义也应该是可以原谅的。尤其是，假如这颗心灵有着许多幻想和敏感的话。假如再加上不愉快的家庭关系，再加上只能给一个人带来忧愁的可怕的强制性职业这些因素压在一个已经身心交瘁的人身上，那么几乎难以理解，在这个人笔下竟然还会排除这一切障碍，产生如此重要的、在许多处给人带来希望和踏实感的力作。——奇怪的是，安德尔斯正是在卡夫卡恨透了的职业上看到某种归宿，某种“安慰”（28页）。“不知道自己所属的人便不知道自己对谁负有义务……卡夫卡至少在一些时候自己回答了他的义务的‘管辖权’问题：通过他在工人事故保险公司的工作。”这个细节对于表明安德尔斯错误地评述卡夫卡的生活和愿望的那种漫不经心的、自信到极点的方式具有典型意义，即恰恰与卡夫卡自己对强加于他的职业工作所想和所写的相反。在许多地方，他反对自己的挣钱职业的叫喊声振撼人心地划破长空，他在这个职业上看到的不是义务的履行，而是对他的真正的创造天职的背叛，是一种痛苦的与自己背道而驰（自是迫不得已）。不得不然，是因为卡夫卡的父母没有——像霍夫曼斯塔尔的父母从一开头、韦尔弗的父母（从某个时候开始）所做的那样——为他们天才的儿子扫清道路上的一切障碍，将他从挣钱的困扰操劳中解放出来。因为，尽管卡夫卡是那么谦逊恭让：他内心对他的世界构想的伟大性、对他那独特的、只有集中他的一切力量才能完成的任务是清楚的。他在日记中以宏大而又苦涩的心描述一篇听写文章、一篇官方文件时便是这么写的，他为连接上下文思索着一个合适的词：“我终于想起了‘公开揭露’这个词和与此相连的句子，但出于恶心和羞耻感而迟迟吐不出口，仿佛那是一块生肉，一块从我身上割下的肉（这使我花了很大力气）。我终于说了出来，但同时惊恐万状，因为我发现我身上的一切都为一种文学创作工作做好了准备，而这么一种工作对我来说是身心幸福的融解、是一种真正的生命力的活跃；而我在这里，在这办公室内却不得不为了这么一篇可厌的文件从我有能力享受那种幸福的身上割下一块肉来。”没有人会从作家这段真实的描述中找到一点儿、哪怕是在一些时候的安慰的影子。安德尔斯想用不放在卡夫卡心上的官方事务来填充卡夫卡痛苦的要求。“我什么也完成不了，因为我没有时间，而我心中是那么紧迫、”卡夫卡在另一处抱怨说，还有“我头脑里装着庞大的世界”是他另一次说的。


    安德尔斯倾向于将卡夫卡视为一个卑躬屈膝的悲观主义者——实际上是法西斯主义的前身（“后来的努力是热衷的与恶的等同，搞等同者虽然并未将恶看成是善，但却这么承认了”），这就是安德尔斯的文章的核心，这是通过将事实扭曲到其反面来实现的，包括在次要的细节上，比如对强制性职务的评价。然而谁要使人们吃惊，谁要颠倒事实，就必须一做到底。于是聪明绝顶的安德尔斯碰到了这样的倒霉事情，这个平时听得见青草生长之声的敏感的人突然竟未听出卡夫卡致父亲的信中的明显的嘲讽：“你坐在你的靠背椅上统治着世界……你的自信心是这股强烈，以致你完全不必始终保持一贯，但你却又不会因此而没有道理。”这段话不言而喻是说，卡夫卡的父亲没有道理，这个希望在父亲身上看到尽善尽美的楷模的孩子很早就发现了父亲的言行不一贯，因此而感受到痛苦的失望，换句话说，这里是批判了父亲的自以为是。但是安德尔斯坚持到底地（这就是我在文章开头提出的这本书的危险的手腕转动）要将卡夫卡视为一个世界上的非正义的崇拜者，一个恶的崇拜者，虐待人类的食人者的崇拜者，因此也不允许他的玩偶对父亲发牢骚。实际上整封信是一种尝试（在许多点上是一种充满了爱的尝试），给父亲提供一面镜子，让他通过照见自己的错误而有所触动。“你坐在你的靠背椅上统治着世界”这句话难道可以理解为不是嘲弄的、不是作为介于讥讽的边缘的指责的其他什么意思吗？否则的话只能极其认真地看待这个画面了。从卡夫卡的观点出发，他难道真的相信父亲统治着世界——并且是在他的靠背椅上发号施令的吗？不管怎么说，安德尔斯充满激情地写下了讽刺性评语，将它与卡夫卡的嘲弄放在一起读使人感到一种不自在的人道主义色彩：“如果充分坦率地来看，会感到信中这一段是可怕的。”


    我们再进一步研究一下，便会发现，安德尔斯在这段“不加删节地”引录的信文中故意删掉了什么，以使自己对卡夫卡批评和嘲笑他父亲这一浅显的事实视而不见。他先是用省略号取代了一个句子。而这个句子在大倍数的放大镜下显示父亲的自以为是，并通过夸张（雄辩术的一种众所周知的手法）加以驳斥，这个句子是：“（你坐在你的靠背椅上统治着世界）。你的见解是正确的，其他的都是发疯的、偏激的、癫狂的，不正常的。”在安德尔斯所摘的语录后面还写着；“于是，你对一件事也许毫无见解，而一切对这件事可能有的见解便因此而毫无例外地是错误的。比如你可以骂捷克人，然后骂德国人，然后骂犹太人，而且不是有所选择的，而是一概而论，最终除了你以外没有不曾被骂到的了。你在我心中具有一切暴君所有的谜一般的品质，他们的权力建筑在人头上，而不是建筑在思想上。”——卡夫卡在此不容置疑地称其父为“暴君”，并与他论战。这一点安德尔斯小册子的读者们自然不得而知；因为他们的任务是把卡夫卡看成一个暴君的奴仆，一个一声不吭地、毫不抗议地将世界上的非正义咽到肚子里去的人，这种人自然也不会发出这类致命的嘲讽。


    我之所以如此详尽地阐述这个小例子，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安德尔斯是怎样在完全相同的方式的引导下最终不合理处理一个广泛得多的问题的：阐释卡夫卡的代表作——长篇小说《城堡》。该书的主人公（K．）作为一个陌生人来到一个村子里，他声称是有人叫他来，并给了他职务的。当局却不记得对K．发出过任何邀请。村庄里的居民们以无所谓的态度对待这个来客，甚至可以说是持敌对态度。他枉费心机地试图与他们建立联系，他枉费心机地试图去找城堡中的最上层人物。整部小说说的是，他永远到不了最高层那儿；就像在《诉讼》中他毫无希望地被允许面谒最高法庭一样。但是小说《诉讼》的主人公是有罪的，我与普遍的、通过戏剧性的理解通俗化了的看法针锋相对地指出了这一点，——即使不是完全有罪，也至少是部分有罪（参见《弗兰茨·卡夫卡的信仰和学说》一文的有关章节）；而《城堡》这部文学作品的主人公是无罪的。这里面的情况更严峻、更有问题、更令人忧郁。两部长篇小说有个共同之处：主人公总是只能到达中间层，他们或是晕头转向、懒惰或干脆是恶的。假如说这些中间层与“城堡”的最高领导是一丘之貉，那么安德尔斯至少在有限的范围内是言之有理的。即便如此，也还有错误的观点：即认为K．对那些恶的中间层是抱肯定态度的，就像异教徒马其翁那样将一个“恶神”视为世界的缔造者，视为造物主和开天辟地者，拥有永恒主宰我们的力量。其实我们看到K．自始至终抗议着这些中间层，甚至置一身之安危于不顾（正如上面指出的他对父亲的斗争立场一样。另外顺便提一下，马其翁也不曾无条件地接受那个造物主，而是力图削弱其势力的）。但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同意安德尔斯的观点：K．同这些中间层交往、打交道而浪费了许多时间，是有一定危险的。然而，挑明这种危险，就这种危险的一切令人难以置信的细节揭露那大拦路虎或撤旦，揭露那使我们的生活、使整个人类的生活失去价值的恶棍，指出其一切阴谋和同伙的罪恶，这些正是被卡夫卡视为自己的主要任务，他不知疲倦地写下警告性的描述，以使我们的良知觉醒。K．只是偶尔对强权让步，但很快又向前突进。当局派给他的助手们被他撵了出去，直到最后他在村子裹扎根的决心也没有动摇。他否定当局的滥用权力。安德尔斯的断言则相反：根据他的阐释，K．认为权势即有理，他卑躬屈膝，承认村庄里发生的一切令人厌恶的事情都是合法的。——卡夫卡所写的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他在许多至关重要的格言中与引导人们走向无自由、被奴役的企图宣战，与一切后来成了法西斯主义或专制制度的诱导宣战，请看这段话：“人类的结合建筑其上：一个现象通过其强大存在似乎否定了实际上不可否定的其它一些单独现象。对于这些单独现象来说，这是甜美的，充满慰藉的，但这缺乏真实性，因而永远缺乏持久性。”（所有强调的斜体字都是我改的人


    安德尔斯愣是闭上眼睛提出这样的理论：卡夫卡是早期法西斯分子，他的立场是“最低下的奴颜婢膝”，他今天的影响完全建筑在他作品中的法西斯主义因素上。这种荒谬怪诞的论点的真实价值恰如一个评论家所断言：卡夫卡偷了巴黎圣母院的大教堂并因此而闻名通途。


    卡夫卡在他的小说《在流刑营》中甚至明确地描写了一个残暴专制的政权的崩溃。至于此后没有优于此政权的制度跟上，至于卡夫卡借以取代“老指挥官”之暴政的自由制度和妇人政权未能使人松口气，并不能构成反驳的理由。这不像叔本华那著名的轶闻中所传的，叔本华回答一个学生关于是否可以结婚的提问时说：“这样不行——那样也不行。”卡夫卡完全为第三条道路或其他各种道路的可行性敞开大门。这里响着的不是叔本华尖利的老人嗓子，而是歌德的声音：“我们让你们希望。”当然不像歌德说得这么响，这么爽朗；但在人口过多和原子弹威胁着这个星球的今天，没有人不清楚，自歌德以来，人类过一种正常的、和平的、真正的生活的机会大大减少了。因此，卡夫卡为统治者们的为所欲为和凶恶的意图描画的可怕的图像绝不是安德尔斯所认为的什么“歪曲”，而是最忠实的现实主义，是用始终对现实加以浓缩的合法的写作手段描下的我们时代的状况，这个时代玩弄我们干股掌之中。甚至，一些个人与团体的心声和爱有可能带来针对那些僵化的权欲统治者的骤变。


    关于中间层城堡机构，那些确实统治着我们、诱使我们走上迷途的飞扬跋扈、自以为是的“上帝在大地上的代表们”，情况便是如此。卡夫卡所表现的无非是这一事实，这种可悲的、官僚主义的现实情况。今天随便往报纸上一瞥都能得到证实。他从来没有承认或赞美这种事实情况的合理性，无论在他的办公处，在他的家庭中，还是在与公众接触的生活中都是如此。关于后者，雅诺施的《与卡夫卡谈话录》以事实提出了与安德尔斯的假想截然相反的证明。


    安德尔斯的书中很少有赞成卡夫卡的言词，而百分之九十九是反对他的（书的副标题本身就不正确）。安德尔斯对卡夫卡的诽谤的高xdx潮是：他没有看到——一或不愿看到，卡夫卡每每谈及的都是中间层，即插入于人与上帝（人与“城堡”）之间的中间层；根据我报道过的卡夫卡的构思，最高层直到最后才采取行动，作出了一项与可耻的下属办事机构所代表的截然不同的决定；而那些城堡办事机构想方设法遮挡、扭曲人们的视线，不让人窥见上帝随着时间流逝之不利因素（比如我们现在便是如此），甚至使人全然不得见上帝的可能。这就像在斯特林堡的《复活节》中（斯特林堡对卡夫卡象征风格的影响还不曾得到足够准确的研究哪残忍的信徒直到最后才揭示自己爱的真面目一样。“我们被造就出来，是为了生活在天堂中”，卡夫卡写道，“天堂有义务为我们服务。我们的义务被改变了；但却无人提及，这一变化也是与天堂的义务一起变的。”这还不够清楚吗？在这几行文字中难道会有人听不到希望的声音？这里难道不是显露出了犹太教和一切宗教的支柱，难道不是使“后悔的罪犯的皈依”这个句子仿佛透过许多时代的迷雾显了出来，难道不是使这个句子连同由时代危机造成的克制和悔悟一起被推了出来吗？——可是安德尔斯充满信心地用命令式口气宣称，说得过于尖锐也过于肯定：“关于卡夫卡，只有少数论点可以像这一点这样毫无疑问地加以确定：卡夫卡的‘宗教性’与犹太教没有任何直接关系。”对此，我可以以汉斯·约阿希姆·雪普斯的文章（“卡夫卡作品的神学主题”）为证，在这篇文章中这种关系得到了清楚得令人吃惊的阐述。卡夫卡所有著作在痛苦中颤抖着描绘了今日世界上与孤立隔绝的、没有爱的情感只归属于自己的机器侏儒——“人”，描绘了人的寂寞化、与他人的隔离。归根结底，这是旧约中一个主要句子的改写：“爱他人犹如爱你自己。”


    此外，我认为我通过提及对卡夫卡的《城堡》的基本构思产生了影响的一部捷克经典长篇小说（波切娜·涅姆柯娃的《祖母》），从另一个角度提供了证据，证明卡夫卡仅仅将那些中间层、那些精灵般的官僚描述为就灵知的自相矛盾而言是恶的，而未将城堡之看不见的最高主人包括进去。


    《城堡》是一部无限制的一神论的长篇小说，在一神论的旗帜下约伯的书也曾将中间层撒旦拒之门外，在此旗帜下还有，“我们的上帝是唯一的上帝”这么一句话，这句话的意思是：一个没有任何恶的上帝，尽管预言家关于上帝之不可理解的那句话“我的道路不是你们的道路”，有时候，尤其在今天这样糟糕的时代始终是有效用的；为此卡夫卡会乐意地罗列大量例子。在这样的时代，上帝会在人的阴暗的目光里以各种模样改头换面，以各种假的形体出现，甚至表现为丑陋的、狭隘的，油滑的、不道德的形象，表现为要求人们无目的地谋杀儿子的力量（基克加德语）等等。但他就是他，什么也不能改变。人们希望他压倒一切阴郁和障碍，辉煌地现身。这始终是一切希望中最伟大的希望。尽管从上帝那儿来的“皇帝的圣旨”中途为成千上万中间层所阻，“你却坐在窗前，在夜幕降临时梦一般地期待着它，”卡夫卡说。难道安德尔斯果真没有发现，在卡夫卡这篇无疑是最美的神秘故事中，同被他曲解为对胡作非为的中间层的法西斯式的崇拜的长篇小说《城堡》一样，因无把握而颤抖着希望能最终消灭将上帝与人类行为分隔开来的中间层。此外，安德尔斯将这篇短小的小说也解释错了，他在他的书中随心所欲地走下去，只是间接地考虑到卡夫卡的实际情况，这么做似乎是最为令他愉快的事。我毫不犹豫地认为关于蛇发女怪高尔戈的论述是他这本书中最成功的部分，并认为从这里，他不容置疑的才干还将有所发挥。


    G·安德尔斯的论述是在一种教条式地规定了的基本观念基础上进行的；尽管他处处小心翼翼，似乎有时仍然没有集中精力充分考虑这一基本观念。这种基本观念是在极左人士的圈子里风行的一种估计：大于世界中一切昏暗的、深不可测的、混乱迷们的、合乎自然却不理智的、制造痛苦的、精灵般的因素（正直的文学家卡夫卡对这些没有闭口讳言，而有时甚至是极力强调）都有可能简单地随着宣布而消失，像变戏法一样变掉；同时，面对不可理解之物，面对人类的局限性心中产生敬畏是耻辱。世上存在着可取消的（不高尚的）不幸，然而也存在着无法取消的（高尚的）不幸，对这二者的区分是这个圈子里的人至今毫不懂得的。我感谢托马斯·曼在他美丽的、博学的论文《歌德和托尔斯泰》中提示了歌德怀着与自然密切相关的感觉写给“最高自由的歌手”席勒的信中一段话（写这段话的人恰恰是心中充满了光明的歌德）：“您很快将看到，您的关切对我来说有着多么大的好处。随着进一步熟悉您将会发现我心中的一种昏暗和踌躇，这是些我无力驾驭的因素。”卡夫卡始终视歌德为人类的最高导师不是偶然的，倘若他真是安德尔斯所认为的颓废派，那么他是绝不会有这种偏爱的。“昏暗和踌躇”——它们在真诚的、努力的人心中也有一席之地。只是不能对它们屈膝投降；而卡夫卡也从来没有堕落到安德尔斯强加于他的丑恶的奴才性中去。证明：见我这篇辩护文章开头处分列两行以作对照的言论。


    卡夫卡无须任何辩护。但如遇到一些卡夫卡论者不断地全然不顾他的与消极方面（这方面我并不否认）并存的正面的积极方面，——安德尔斯就是个极端的例子——那么总会刺激着我不断奋起反击（尽管我对论战十分反感）。


    安德尔斯论述道，陌生性、孤立性是卡夫卡的基本经历，这是正确的。但如果说他的创作灵感来源于对成语的字面理解（照这说法，小说《变形记》便是取材于成语“肮脏的甲虫”的），则是荒谬绝伦；这就像声称西格弗利德磨大刀的故事只不过是谚语“人人都是自身幸福的铁匠”进一步的语言上的扩充一样。——这类破烂的卖弄聪明之说可惜充斥着安德尔斯的全书。书里也充满了疏忽性差错，比如他让阿尔忒密丝（而不是阿芙罗狄特）从大海的浪花中诞生（57页）；还有不是一处、而是多处将卡夫卡创造的形象奥德拉代克（根据斯拉夫语系词源：无办法可使的人。拉代＝办法、建议）变成了脱离词源学的奥德瓦代克。应该公正地强调，安德尔斯之分析的起点是正确的。只不过他很快就通过前面提到过的“手腕的转动”把事情扭到错误的轨道上去；他强调得太少的是：卡夫卡在人的孤立性、无爱心上看到的是罪与原罪，是人必须抗拒的，否则正义的惩罚便会降临，当然他将这种惩罚描绘上了一定的暴虐色彩。可是怎么能将卡夫卡称为一个无信仰的人，认为他的长篇小说“在转圈子”，他唯一的“行动是在成百上千种可能性面前犹豫、思虑”呢？怎么能把他刻画成一个“哲学上和道德上毫无可取之处的作家”（！），一个“受鄙夷的无神论者”呢？在他的言论中明明有一些毫不隐晦的表达信仰的句子，如那关于旅行车的比喻式故事，即使这个故事在全部作品中是独一无二的（其实它有许多姐妹篇），那也已足够使他上升为宗教信仰者。现引录如下：


    你若不停地向前跑，继续击得温和的空气飞溅，双手


    像鱼翅般张开在身侧，在睡意朦胧中目光匆匆扫过你所经


    过的东西，那么你会眼睁睁看着那辆车子从你身边驰过的。


    你还是站稳为好，以目光的力量使根须长得又深又广—一


    什么也不能把你卷走，那些不是根须，而是你有目的的目


    光之力量——，这样你便能够看见横亘不变的昏暗的远方


    了，除了那辆车外，什么都不会从那儿来。它向你驰来，越


    来越大，在他抵达作面前的瞬间，它将填满世界空间，而


    你倒入它的怀抱中，就像一个孩子倒入一辆旅行车的软垫


    中，车子穿越暴风雨和黑夜行驶着。


    现在由我的朋友维利·哈斯整理出版的《致密伦娜》已问世，那么每个人都可以清楚地看到，卡夫卡精神上的爱达到了什么样的高度（安德尔斯毫不犹豫地断言，爱情的神圣化始于歌德的“将我们拽到身旁”，仿佛从来不曾有过柏拉图、不曾有过但丁似的），他是多么深地信赖暗中运筹帷幄的力量，相信这些力量在任何情况下都支持着人类争取正义与和平的斗争。在任何情况下！——这正是安德尔斯完全忽略了的卡夫卡神奇的、关键的话。我在别处已经谈及，这一点在格言中比在小说中表现得更明显。在小说中卡夫卡全身心无顾忌地投入，在沉思（往往也在书信中）的水晶体中他控制着自己。长篇小说明显地变得更加阴暗；而警句式的蒸馏液明显地变得越益洁净明亮。这个奇特的现象我在关于我的朋友的新书《作为指路人的弗兰茨·卡夫卡（对合作提出的号召）》中试图至少以暗示方式勾勒出轮廓来。同样，难以捉摸的上帝的救世力量也日益急迫地增长着（荷尔德林之见）。这种倾向在致密伦娜的表白信中在加强，直至产生了我欲称之为“伟大的尽管如此之歌”的那段名言。这是卡夫卡对人的意志自由、对上帝、对和平主义、对一切好的发展趋势的出于希望和爱的表白：


    那是法国国庆节；军队检阅完毕后正在下面走回家去。


    这含有——我感到，在你的来信中呼吸着——某种了不起


    的性质。了不起并不在于华丽，不在于音乐，不在于列队


    行进，不是那个从一家（德国的）蜡像陈列馆跑出来的老


    法国人，穿着红裤子、蓝上装，在一个队列前迈步走，而


    是一些力量的某种宣言，这些力量从深处呼喊“尽管如此，


    你们这些沉默的、被推动着的、行进着的人们，你们这些


    互相信任到无以复加的人们，尽管如此我们不会抛弃你们，


    即使在你们做了天大的蠢事时也不抛弃，而且尤其在那种


    时候不会。”人们闭着眼睛看着那个深处，几乎在你的怀抱


    中沉下去。


    附录六卡夫卡年表


    1883年7月3日生于布拉格。


    1893－1901年旧城国立德语中学。


    1901年开始在布拉格德语大学学习，有一段时间在慕尼黑。


    1902年有所进展的是：计划在维也纳出口学院学习。开始与奥斯卡·波拉克通信。夏天在利伯赫（什莱森）。


    1905－1906年夏天在楚克曼特尔。


    1906年《月1日去律师理夏德·略维博士办公室当文书，布拉格。


    1906年6月，法学博士。夏天在特利施，在当乡村医生的舅舅家（西格弗利德·略维博士）。


    1906年10月1日至1907年10月1日，先在布拉格刑事法庭、后在民事法庭进行法律实习。


    1907年之前写了《一场战斗记实》和《乡村婚事》。其他青年时期作品（已遗失）。


    1907年10月走上“保险总局”岗位。


    1908年进入工人事故保险公司。


    1908年《观察》。在《徐培里翁》上发表。


    1909年《一场战斗记实》中的两篇：《与祈祷者交谈》和《与醉汉交谈》在《徐培里翁》上发表。


    1909年9月同马克斯和奥托·勃罗德去利瓦、布雷齐亚。


    1910年开始在四开笔记本上写（日记）。东方犹太人话剧团。10月与马克斯和奥托·勃罗德赴巴黎。


    1911年1、2月间出差（前往弗里德兰、莱兴贝格）。夏天同马克斯·勃罗德赴苏黎世、卢加诺、米兰、巴黎。然后（单独）去苏黎世附近的厄伦巴赫疗养院（费伦山的自然疗养所）。——旅行日记。


    1912年开始写作长篇小说《失踪者》（《美国》）。夏天赴魏玛（与马克斯·勃罗德），然后单独前往哈尔茨山的容波恩。


    8月13日结识F．B．（即菲利斯·鲍威尔，卡夫卡的第一个未婚妻。——译者）。


    8月14日将《观察》手稿寄给罗沃尔特出版社。写出《判决》和《变形记》。


    1913年《观察》出版（l月），罗沃尔特出版社。5月发表《司炉》。在布拉格附近的特洛亚参加园艺劳动。单独去维也纳、威尼斯、利瓦。认识那位瑞士姑娘。


    1914年5月底在柏林订婚。写下《城堡》的试笔（6月11日日记）。赴海勒奥、吕贝克、玛丽亚津斯特（部分路程与恩斯特·魏斯同行）。战争爆发。增添了对妹夫工厂的操心。解除婚约。着手《诉讼》之写作。《在流刑营》。


    1915年与F．B．重逢。在布拉格租了自己的房间（先是在毕尔科娃，后来在德路哈·特里达街）。从事《诉讼》之写作。与妹妹艾丽赴匈牙利。冯塔纳奖。


    1916年7月与F．赴玛丽亚巴德。写了一些《乡村医生》集里的小说。在慕尼黑做报告（11月）。


    1917年住在炼金者街的住房，后移居美泉宫住房。继续写乡村医生小说集。


    7月第二次订婚。


    9月4日：察觉患有肺结核。居住在屈劳他的妹妹奥特拉家。


    12月12目办公室休假。研读基克加德。写格言（八开笔记本）。


    12月，第H次解除婚约，布拉格。


    1918年屈劳。布拉格。图尔瑙。什莱森。写出《中国长城建造时》和《铁桶骑士》。


    1919年《乡村医生》出版，库尔特·沃尔夫出版社。尤丽·沃律切克小姐（什莱森）。布拉格。《致父亲》，同马克斯·勃罗德在什莱森。《在流刑营》发表。


    1920年美兰。病休。——密伦娜·耶申斯卡夫人（维也纳）。重回布拉格办公室。


    7月5日抵达布拉格。岁末在塔特拉山（马特利阿瑞）。罗伯特·克洛普斯托克。


    1921年塔特拉。布拉格。密伦娜夫人。


    1922年在斯平德勒米勒。


    2月回布拉格


    3月15日朗诵《城堡》片断。


    5月最后一次同密伦娜谈话。从6月底起住在路石尼茨河旁的普拉娜，同他的妹妹奥特拉一起。布拉格。


    1923年7月㊣(30)在穆里茨。朵拉·苗芒（笛阿芒）。柏林。什莱森。——9月底同朵拉住柏林一施台格利茨。采伦多夫。《地洞》、《约瑟芬》，也许还有《一条狗的研究》。——饥饿艺术家则、说集中这四篇作品付印（锻造访出版社）。


    1924年在柏林逗留到3月17日。——布拉格。——4月10日前往维也纳森林疗养院。——医学教授哈谢克在维也纳。——然后在维也纳附近的基尔林疗养院，同朵拉和罗伯特·克洛普斯托克一起。6月3日逝世。在布拉格安葬。


    1952年朵拉在伦敦去世（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