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一九五一——一九六二年 成名以后

    诺贝尔的严峻考验和圣诞节过去之后，福克纳又回到他的两个未完成的计划来。假若他的《寓言》的结尾似乎很遥远，那么《修女安魂曲》的结尾显然已经在望。然而好几周的时间他都不能完整地加以利用。他和约安·威廉斯的事被搁置起来，毫无进展，使他心神不安。一旦“别的任何事情都没有了，完全没有了，就只是写作”，这足以使他宁静；可如今没有什么可使他静下来。只是靠很大的努力才能进行写作，他开始寻求他曾经加以避免的那种娱乐。在几个星期里，他陷入了一种生活方式，这规定着他以后几个月的生活。不能写作了，他开始游荡，从一个地方游到另一个地方。


    他对格林威尔作了短途旅行之启，到好莱坞呆了几周。在格林威尔，他对里维出版社版的《盗马贼》一书的清样签了字。在好菜坞，他为霍华德·霍克斯工作，写了以威廉·巴芮特的《上帝的左手》为基础的一个电影脚本。这些冒险事业中的第一个是本·华生和贺丁·卡特尔在有利于他们的条件下进行的：得到的钱很少；第二项冒险在五周内得到了一万四千美元。然而他和另一方之间的较大差额必须持续干下去才行。因为现在苦恼着他的是时间而不是金钱，他需要有办法充实自己的白天。他不能进行写作，发现自己赋闲的本领也没有了。三月，他回到了罗万·俄克，既不觉得他的稿子引人入胜，也没有发现他通常的任何一种消遣还有啥兴味。似乎他青年时期的痛苦与缺乏自信骤然间与他成年时的失望与对自己缺乏信心搅合在一起了。眼下大的成功已经赢得，带来了报酬与声誉，他觉得这是空的。四月，法国决定授给他荣誉退伍军人协会的军官的头衔。之后不久，他断定，为了写作他的寓言，他需要去瞻仰凡尔登。


    尽管他喝酒挺多（在途中有个年轻的熟人坐着感到惊奇，他算了一下，他一天喝了二十三瓶马丁尼酒），旅途还是一路顺风。他途经纽约时，看见了鲁斯·福特。她在等他写完《安魂曲》。登陆法国后，他把大部分时间消磨在巴黎，而不是在凡尔登。他和一个年轻的作家编辑孟尼克·莎罗蒙在巴黎街头漫步，后者为加利马尔德工作。他回忆起自己首次在法国的旋行，当年他是个一无所有的浪子，他凭吊了杀死马匹的战场和文学巨匠们经常光临的地方。


    回国途中，他在纽约作了停留，去看约安·威廉斯，她既盼望他来，似乎又害怕他那赤炽的感情。但是他需要的是写作，他知道这一点。回到奥克斯福，他写完了毕业日贺词，他同意过在吉尔毕业时，他要讲话祝贺。在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八日，五十四岁时，他参加了第一个毕业典礼，作了简短讲话，强调他在诺贝尔讲话中突出的主题。但是那时他也在写《安魂曲》，这次他养精蓄锐要写完它。象《声音与愤怒》的附录和《骑士的一着》一样，《修女安魂曲》从几个有趣的方面看都是回顾过去。它的对白简洁，精练，反映着在好莱坞学到的收获。其矫揉造作的风格使人想起《拉线木偶》。在基本情节上，它恢复了邓波尔·德芮克的故事。在《圣殿》的第一个场面与《安魂曲》的开头的场面之间有着一系列的大事件。邓波尔和她的父亲从欧洲归来后，与戈万结了婚，夫妻俩定居下来，过着沉闷的互相尊敬的生活。然而她不能忘怀在孟菲斯妓院里与雷德及波伯依厮混的时刻，她雇用了一个改造好的妓女和吸毒成瘾者兰西·曼尼葛作她的佣人。邓波尔把兰西当作自己的心腹，（邓）她回忆起一生中一次大的可怕的冒险。后来，雷德的哥哥以敲诈相威胁出现了，她和坏人的密切关系又表面化了。兰西害怕邓波尔和她的孩子们遭到最坏的事情，感到苦恼和慌乱，她杀死了邓波尔的一个孩子，以竭力拯救邓波尔一家，这行动是出于爱而不是出于恶意，她的意图也是为了牺牲自己。


    《修女安魂曲》对这些事件的解决是很关心的，特别关注邓波尔与兰西的下场，因而把焦点集中在内部及外部的冲突上。邓波尔是臧否未定，反之兰西的命运实际上却是注定了的。加文·斯蒂文斯将负责对兰西的审询和执行的事搁置一旁，他自己关心着邓波尔在道德上的觉悟。为了使她作一种道德上的论证，他设法使她对自己作新的认识。然后招供。因此我们通过这个戏剧的情节就想到了国家的关怀和加文；斯蒂文斯的关心之间是存在距离的，国家方面极想处死兰西，它表现的关怀只是在法律和尊严方面。它对于个人的命运、无辜与罪恶的细微差别、招供与履行的可能性，是漠不关心的。


    社会的见解与斯蒂文斯的见解之间产生了分歧，福克纳部分地用对话与情节，部分地用散文序言的方式对此进行了探索。他原先设想把《修女安魂曲》写为三幕话剧，可是逐渐改变了想法。于是，在最后努力写完这部书之前几个月里，他决定用一篇散文的引言来介绍，将其作为开场白，加在每一幕开场的前头。他因而将他的著作由一个话剧变成了“某种小说，并以两种方式将其篇幅扩大了：他坚决将约克纳帕陶法的历史写进情节中，并将约克纳帕陶法的历史与密西西比的历史结合了起来。


    这些引言中的第一篇引言叫作《县政府》（这个城市的名字）集中描述福克纳的虚构的王国，它回溯了约克纳帕陶法仍是边陲之地的历史，直到如今的变化。在这一篇中，福克纳不仅回忆了他的县城的殖民者的名字，而且流露出明显的反现代的思想。他将昔日与缓慢的时间及清楚的目的相联系，而当今则是与狂乱的旅行、对于速度的追求和对唯运动的崇拜。引言的第二篇相当短，讲到杰克逊与密西西比。这篇题为《金色圆屋顶》（开始是这个词）。它将历史的激流与各种各样的资料结合了起来。结果，杰克逊似乎比约克纳帕陶法更合乎标准和更奇妙。虽则它显然不是虚构的，可终归仍然是太现代和太典型以致不符历史真实。引言的第三篇《牢狱（甚至还没有完全消失??）》，又回到了杰斐逊与约克纳帕陶法的故事。一些家族的名字又开始流传，家族的题材又开始占到优势。它的中心情节使我们几乎回到了一个世纪之前——回到了一个被判决了的少女，她在监狱的窗户上乱写上自己的名字赛西利亚·法尔梅和处决日期一八六一年四月十六日。她的行动是一种轻蔑的表示、对遗忘说不的二种方式，不仅将她与兰西·曼尼葛相联系、而且与福克纳对这样一个艺术家的定义相联系：这个艺术家知道自己的生命是短促的，也明自“他必然会走过遗忘之墙的日子是会到来的，”他决心“在那个墙上留下一个潦草的书写。”


    福克纳认为他的几个散文篇章放在这些情节之前，是一些情节的完整部分。他后来说，它们是必需的，可以在这个作品中“起定位法的效应，使其成为和谐的安排。”为了提供一点小的神秘，它们加强了“对白中简单然而很激烈的交锋。”可是除了达到这些目的之外，它们还产生了一个双重性的问题，第一，因为它们不适于作戏剧演出，第二，因为它们在修辞上比这个作品的戏剧性的核心更强。


    假着这个问题第二部分只是在一九五一年九月二十一日这部作品出版之后才显露出来的话，那么问题的第一部分几乎立刻就清楚了。在快写完《安魂曲》时，福克纳对“写作生涯感到倦怠”，他想以骑马和收获庄稼来消度夏天。结果是，他把夏天的大部分时间和秋天的一些时间消磨在纽约和波斯顿，试图将他已经写好的这部作品改写成可以将鲁斯·福特塑造在其中的一个剧本。末了，他把这个改编的工作留给别人，这个剧本终于在十多个国家上演了，其中包括德国（一九五五）、西班牙（一九五六）、法国（一九五六）和希腊（一九五七）以及英国和美国。鉴于这个剧本是由阿尔伯特·卡穆斯翻译的，认识到在这个别具风格的悲剧中，有几个人物是他们自己的剧场中所熟悉的，法国人的反映很热烈。但是在一九五九年，这个戏剧最后到纽约时，安魂曲》的连续演出太少，太不引人注目，与福克纳曾经在一些断断续续时间与约安·威廉斯及几年来与鲁斯·福特报共同具有的梦想太不相称。


    福克纳把《安魂曲》搁置一边，回到了奥克斯福，想写完这本“巨著”。他在下午和傍晚，经营农场、泛舟或骑马，努力在上午进行写作。但是约安·威廉斯依然使他迷恋，这使得他既不能很好的玩，也几乎不能进行写作。不久，他发觉自己怀疑是否能完成自己已经开始的写作。“我太老了，不得不丢掉一个二十三岁的姑娘??。”他写信给约安说：“现在，我应当赢得摆脱此事的权利。”他希望“不断作好准备、养精蓄锐??以便再干。”以努力等到这个僵局的结束。但是这个等待的时间没有到来，他不仅变得烦躁不安而且变得不顾一切。他在一九五二年二月，随后又在三月从马上摔了下来，这第二次使他背部受了重伤。他懒得等了，决心于四月份去欧洲消度。


    他首先到了斯德哥尔摩，拜访了爱尔斯·约逊。然后到了巴黎，拜访了孟尼克·莎罗蒙，她的丈夫和新生的孩子，他找到了慰藉。可他仍然不宁静。他的背部几次受重伤，感到非常痛。他所喜欢的药物；威士忌，不但使他衰弱了，而且还加剧了失眠症，失眠症在过去几年来已经恶化了。在巴黎，在一次紧张的狂饮之后，他被送到医院治疗。医生告诉他，他的两根脊椎早先已经骨折，显然有关节炎并发症的迹象，建议进行外科结合手术。他拒绝进行外科手术，继续旅行到了奥斯陆。在那里，在一项体育疗法的方案中，他觉得他的病痛得到了暂时缓解。


    他决心摆脱那些限制和吓唬他的那些人们，起程回国。他途经孟菲斯时拜访了约安。然后回奥克斯福写作，竭力描述他所了解的他俩的情景。假若他们可以在他们所乐意的任何时候自由自在地会晤、散步和畅谈，他愿意接受她所定下的限度。“但是事实上，”他最后说，“在我们压服这个爱情的开端之前，我的心绪是不会宁静的。”三年来，他又是导师、又是父亲，又是求婚者。但是他爱她，这是无法代替的。


    几年前，他曾经描写过一个男人，他发现“自己完全没有力量去挑惹女人，这是不能忍受的”。现在他知道，一个男人认识到自己不再有着那样的力量，这也几乎同样是不能忍受的。一九五二年夏的某个时候，约安相信了他的需要，曾经成了他的情人。然而随后的几周，他发现了痛苦而不是宁静。感到陷入了困境，约安逃走了。他觉得遭到了拒绝，很是悲哀。他告诉她不用悲哀，因为他承受的悲哀有他俩的悲哀那么大，他自己竭力准备看见这事的演变。他写道，假若他们爱情的萌发的结局将是唯一的结束，“那也很好；我不是告诉过你吗：在悲哀与根本就没有之间，我宁愿选择悲哀。”


    他一度探究了自己的悲哀，希望将它写成诗歌，如他在写《蚊群》和《野棕榈》时一样。他感到身体很不中，他“找出这部巨著的稿子，去潜心写作。”但是写作似乎不再是对付不幸、沮丧和肝肠寸断的一种方法。“兴许我将不得不和我眼前的生活一刀两断，”他写信给哈罗德·欧伯尔说，“至少在一段时间需要如此。我似乎已经丧失了工作的心。我不能找任何事情为之工作和写作。”他写信给爱尔斯“约逊说，大的苦恼是身体普遍感到不适，一种几乎是不断耗尽精力的不幸。以致“对任何事情都丧失了信心”。


    早些年间，他曾经建立了一个生活：最大限度地依靠他所创造的天地，将对旁人的依赖减至最小限度，这使他成了一个“自豪的自食其力的人。”他独自走着，不需要“别人的任何东西。”在那些日子里，他曾经相信，“有一个上帝在照应着真正的艺术家，因为没有什么事情象这事一样重要。上帝是知道的。”但他总是更多地是作家，而不是读者，他总是对自己正在于的事情更感到高兴，而对自己已经于过的事情则次之。当他对其小说世界的追求松弛下来的时候——当他对于小说创作是行得通和可行的关联的思想停滞下来的时候——他的需要开始转变，他的信心开始动摇。


    一九五二年秋季的大部分时间，他消度在住院和出院之中。饮酒仍是最可靠的晴雨表，他喝酒越来越多。但是他也患了非定期的疾病的突然发作。很久以来，他就知道他那想象力的极其稀有的天赋是与他性格上的缺陷结合在一起的，他明白他精神上的存在需要玩弄危险的花招和发展一种相当大的自欺，特别是饮酒很久以来就是一种求助和征兆。他更加频繁的彷徨仍然碰上了疾病的突然发作，而这几次疾病的发作却吓坏了他。他感到身体有病，他将遭遇某种事情，他想竭尽努力，以恢复自己心情的平静。他十一月间在纽约接受了一些电休克疗法。这之后，医生告诉他，他似乎温柔而具有依耐性，几乎有点孩子气，需要感情与温存的抚慰。


    福克纳在纽约住院治疗之前不久，曾在普林斯顿接受过一次记者访问，这时他回忆起安德狲·盖德的话：“他只倾慕那样的书，其作者们为了创作它们几乎献出了生命。”他于十二月回到了奥克斯福，决心作最后的大努力以写完他的寓言。语汇仍然要么象短促喷泉一样忽然而至，要么就不一定有，往往是词汇来的时候，似乎不甚恰当。他回到纽约的几周里，准备在那儿住上几个月。兴许是那儿离约安近一些，并且得到萨克斯·康敏斯的帮助，他又得以开始了写作。


    在一个医院里，实验开始时兆头不祥。随后，福克纳开始了写作，他时而写他的寓言，但有时也写写短篇的东西。他写了一个《周末再光临》的故事，故事中的一个男人经常喝酒，以便通过痛苦，体会意义。之后他写了两篇随笔，文中似乎明显地带着伤感。在第一篇文章里，他满怀深情地回顾了自己在新奥尔良与合伍德·安德森在一块儿的那些日子。在第二篇文章里，他满怀乡愁地回忆了自己的故乡，他曾把这儿描述成神话般的王国，也回忆了大战后的岁月，当年他曾经是“一个流浪者、一无所有的但是温和的浪人，”热烈向往自己以后当一个诗人。


    在几乎是沉默的两年之后，进行写作使他感到快慰，尽管这部巨著仍然进展缓慢，尽管回顾加强了他的想法：他的大多数著作将传诸后世。他除了对自己过去创作的感到敬畏外，觉得自己以前是个作家和他眼前的这个人之间的差距是比较清楚的。他想到自己过去写过的那些书，他似乎看到了自己可以表现惊人技巧的某个先例。“如今我第一次认识到，”他一九五三年四月写信给约安·威廉斯说，“我有着惊人的天赋：我没有受过任何意义的正规教育??然而却创作了我所写的那些作品。”


    四月，爱斯蒂尔患了几乎致命的脑溢血，福克纳赶紧回到奥克斯福。之后，他于六月作了一次短途旅行，去马萨诸塞州看从松树庄园毕业的吉尔。但是现在他打算回到奥克斯福，作另一次最后努力。整个孟夏和仲夏，他象往常一样紧张地写了些东西。早先爱斯蒂尔曾经拒绝他和约安之间的爱情瓜葛。后来，她终于同意了他们之间的关系。她希望她的同意可以导致一种表面上的相互尊敬的合作，她曾经提出邀请，请约安到罗万·俄克来往和工作。但是爱斯蒂尔也开始过一种较为独立的生活。她决定离开这儿，到墨西哥城去，因为吉尔准备在墨西哥城上大学。这样以便让福克纳在罗万·俄克写书稿并且去盂菲斯看望约安。许多个月来，这是第一次：福克纳的写作能力持续了下来。到九月底，他已经接近写完书稿。他觉得有点要加以修改的那一章多没有变动，但是这部在十年前就已开始的著作终于接近完成了。几个月前，他曾经断言，“一部伟大的著作总是伴着痛苦而诞生。”如今，他似乎要表示《寓言》的诞生是多么痛苦，他开始在兴高采烈与沮丧之间猛烈地摆动。比通常要恶化些，他的恢复使他在孟菲斯和比海利亚之间的医院里进进出出。


    福克绵努力使自己镇定下来，以便开始修改，这其间，罗伯特·考兰在《生活》杂志上发表了上、下篇的文章，标题是：《福克纳秘史》（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八日）和《神话中的人》（一九五三年十月五日）。考兰把福克纳描写成“一个小个瘦长而结实的男人，长着一头剪短的密密的铁灰色头发；”胡髭稍黑；薄薄的高拱的鹰钧鼻；眼睑厚厚的，深邃而乌黑的眼睛，久经风霜的棕褐色的脸庞。考兰接着强调福克纳喜欢抽烟和他的传奇似的饮酒。考兰报道说，福克纳“不是一个饮酒过度的人，但是更确切地说，是一个自己追求的醉酒的避难者。”福克纳仍然坚决认为，他的私生活应当是秘密的，他离开奥克斯福去纽约，打算在孟菲斯让约安搭车一道去。他决心现在修改的这部书，他决定将其取名为《寓言》。整个十月并且进入十一月，他仍在改动和改写。他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在奥克斯福开始写这部著作，于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在普林斯顿写完。


    《寓言》里有许多精彩情节，其中包括克林斯·布鲁克斯所正当地赞扬的两个情节：喜剧似的搜查放在无名士兵墓中的一具尸体和格拉格隆将军被三个陌生的美国联军的士兵所杀害；一个是出生爱俄华州的一个白人农民、一个是出生密西西比州的黑人和出生布鲁克林的一个暴徒。有几次，这个下士和这个陆军老帅之间的对抗是引人注目的。开头一场，布景和气氛是很重要的，福克纳在写作上下了大的力气。尽管有些时刻几乎象福克纳所希望的那么好，然而《寓言》有着很大的缺陷。它不仅紧张而且不灵活；它太审慎和太不自然，太直截了当而又太抽象。在福克纳的所有作品中，这部是摸索性的探索与舍伍德·安稳霖相联系的准确性与纯洁的最明显的例子。


    这部作品失败的原因有几个，它们都既涉及它的原始资料又关系到创作时间拖得过长。假定提供给这本书的来源偏于抽象，那么它的冗长而复杂的历史不仅增加了混乱而且还形成了累赘。最后对于太多的场景进行了太多的描述，想法和意见的变化太多，最重要的是思想太丰富了，必须用较大的纯洁和深度才能证明拖延是正确的。福克纳为了追求普遍性，塑造了一个名叫科尔普勒尔的男主角，他的一生在引人注目的细节上刚好和耶稣的一生相似。他为了追求纯洁，将他的年轻男主角塑造为纯朴而没有受过教育的。从科尔普勒尔佩戴的服饰看是没有特殊修养的，虽然他仍然是可爱而忠实的，他并没有特殊的宗教信仰，他不提上帝，声称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关系。他所具有的是相信人类有能力本着无私的慷慨与爱来行动。发现这种信念给予他的明显力量之后，他使十二个追随者聚集起来，开始说服联盟部队和德军放下武器，停止杀戮。


    由于在盟军最高司令部与科尔普勒尔的对抗中加进了一系列的次要情节、枝节话和插话，使得《寓言》的写作进展缓慢。当这个事件出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象我们经常在关于弃儿的故事中所了解的一样，科尔普勒尔绝非一个普通的弃儿。正好相反，他是盟军最高司令部司令老元帅的儿子。老帅试图以他官方的职位说服他的儿子放弃和平的事业。他劝说无效，就下令将儿子处死。然而料尔普勒尔的神秘血统所起的作用，除了将他的故事与汤姆·琼斯的故事以及耶稣·基督的故事联系起来之外，只是大大地将情况搞混乱了。我们所要塑造的耶稣式的主人公，他的父亲却是一个与战争有关系的人物，这就迫使他对儿子既扮演引诱者又扮演毁灭者。然而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去塑造的是一个意志坚强的儿子，他拒绝解释和叫苦，兀立着、几乎是沉默的，除了用毫无表情的和最简洁的语言偶尔侃侃而谈，问问少数问题外，拒绝透露自己的信仰。这个老元帅却适成对照，他非常详细而且加油加醋地叙述自己的主张。——第一，问题是，他几乎象他的儿子一样话中带刺，无所顾忌；第二，他一再地自相矛盾。结果是，在这部小说缓慢地、煞费苦心地向这种对抗发展的时刻，老帅与这个年轻的科尔普勒尔之间的对扰产生的结果却太小，这个对抗中可能发生的事情：（现实主义者对理想主义者、具有优越感的高人一等的统治对普普通通的平民，父亲与儿子，）没有一件是充分地实现了。到头来，我们只能在时间与历史的啰啰唆唆的老人与一个年轻人，一个永远镇静的人之间，在拥有权威、地位与责任的父亲与富于理想与原则的儿子之间找到小小的矛盾。


    这个对抗的几个显著方面类似于《去吧，摩西》中的卡斯·爱德蒙与艾克·麦克卡斯林间的对抗。而且《寓言》与《去吧，摩西》都倾向于抽象与说教，恰如它们的男主人公艾克与科尔普勒尔倾向于克制与殉道一样。而且在这两部作品中，福克纳的同情是分离的，部分原因由于们的偏见之故，必须处理父母与子女、生活与艺术的关系并将其插入他所描写自冲突中。然而末了，在这两部作品中虚构成分与寓言成分之间的差异太大了，这意味着，福克纳认为首先遇到的问题是至关紧要的。“我认为，”他曾经说，“《新约全书》充满了观念，而我对观念却知之不多。《旧约全书》充满了人物??、英雄和下流人??我喜欢读《旧约全书》，因为它充满了人物，而不是观念。”


    从因而建立起来的这个特点出发，得出两个至关重要的观点：《寓言》的基本的密切关系与其突出的结构都同样属于《新约全书》型的，福克纳作为一个作家的才华与他作为读者的爱好是一致的。他那虚构概念、更加明显的意识形态的认识和更直截了当的道义说教的倾向显然存在于《去吧，摩西》一书中；而且随着福克纳老景到来和筋疲力竭，之后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加之他名声远播，在在都使他的上述情况更加厉害。这个倾向就是：乐队指挥台的作用开始大为加强，他发表声明的需要也增加了。在《寓言》中，我们看到了这个方法的一些结果。它表明，福克纳作为一个道德说教主义者的出现对于他作为一个小说家的生涯的意义。似乎他那富于创造力的自我几乎正在被迫为一个外国独裁者效劳。福克纳在其事业的早期，与其他作家同样具有深刻的理论兴趣和真诚的道义上的关心。从他事业的大部分来看，特别是从他的最伟大的几部小说：《声音与愤怒》、《八月之光》、《押沙龙，押沙龙！》来看，他不相信抽象概念和对体系的怀疑仍然与他对理论的兴趣和他对道德上的关心成为对比。其结果，他写的一些小说将可能发生的事情戏剧化了，而没有为其见解作辩护。另一方面，在《寓言》里，与在他的许多公开声明星一样，他决定性地向单一化迈出了步伐，而这是一些建议所要求的。


    福克纳谈到《寓言》时曾经说，他谈到《押沙龙，押沙龙！》时也可能讲过：“我主要讲的是父亲不得不在牺牲或者拯救他的儿子作出选择的故事，我认为这是一个悲剧。”因为讲那样的故事一部书成了杰作，另一部著作则有着可悲的缺陷，人们对此感到非常奇怪，《寓言》是否没有表现某些较深刻的障碍，加上抽象化是其素材的特点和摸索是这部著作的特点。《寓言》毕竟不只是父子冲突的另一个故事。它特别是这样一个故事：这个儿子采取诱惑的和几乎是不知不觉的天真无邪的方法，阴谋推翻父亲。父亲的答复是经过仔细考虑的，并且讲给一个有继承权的儿子听。除了父亲的胜利似乎是必然的，甚至除了儿子在宁静和一声不吭中听任命运安排之外，这个故事最引人注目的是福克纳的不能抑制的矛盾心理。早先，他曾经给予孩子们很大的同情，并讲了很多话。在《寓言》中，他对科普尔勒尔表示某些同情，但是他的大部分语言和大部分力量都花在老元帅身上。此外，在这部书里，所有的女人都是保持疏远的。科普尔勒尔有他的马丽和马萨。他死后，尸体被交给他的姐姐去埋葬。但是和平，最大最抽象的一种和平，是真正促使他行动的唯一事业。他直到死都是一个头脑单纯和令人吃惊的公正的人，他在蒙受的死中找到了使自己的人格趋于完善的方法。甚至他表示要抵抗的时候，似乎是希望免职·对《寓言》的严峻考验告一结束，福克纳就乘飞机赴欧洲。几个月里，他一直在为结局作准备。但是他仍然发现以后的结局有令人麻烦之处。吉尔已快满二十一岁，她渴望着自立。作为“对她长大成人的一个表示，”他把《寓言》献给了她。对于约安·威廉斯，他心爱的另一个人，他已将《声音与愤怒》的书稿给了她。但是约安显然感到不安。他明白，他作为她的情人的经历已是明日黄花。早先，他在写给哈罗德·欧伯尔的一封信中，已谈到要与现在的生活一刀两断。代之而来的是，他接受了一个新的任命：与霍华德·霍加克斯合写一部题为《法老的土地》的影片。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三十日，福京纳离开了纽约？乘船去巴黎，酒瓶不离手。在随后的几周里，在巴黎作短暂逗留；然后去意大利马季欧尔湖上的斯特里萨，之后去瑞士的圣·摩里兹，他试图与霍克斯及哈里·库尔尼兹合写一个电影脚本。他喜欢斯特里萨，圣·摩里兹次之。在圣·摩里兹，演员和旅游者太多了。但是在这两个地方，他都不能写作。他不断地动窝，去斯德哥尔摩，拜访了爱尔斯，约逊，去巴黎，拜访孟尼克和济恩？杰克斯·莎罗蒙，还去英国的肯特郡拜访了查托与温达斯的哈罗德·雷蒙。一月，他在罗马与霍克斯及库尔尼兹一道开始工作。他喜欢罗马，特别是罗马的泉水；他觉得库尔尼兹是个聪明而有才华的合作者。但是福克纳正喝得烂醉。“哎呀！一瓶马丁尼酒啊，我感到自己更大，更聪明，更高了；两瓶下肚，就过量了，哎呀，我感到最大、最聪明、最高了，”他写信告诉劳伦·巴卡尔说，”喝下三瓶，我就吃不消，烂醉如泥了。”


    实际上，越来越不能控制他。二月，同事们离此赴开罗，福克纳回到了巴黎。几天以后，霍克斯与库尔尼兹在开罗等他到来，却瞧见一辆救护车大声鸣笛而过，从飞机上卸下一个担架将他载上，简直不能令人置信。随后几天，首先住在医院里，然后住进旅馆，他逐渐得到康复。之后。他竭力想回去写作。但是写作电影脚本显然无助于排遣他的沮丧。十二月，他写信给约安·威廉斯，努力让她相信，“我们之间没有根本的变化。”他说，他想作她的父亲，作一个“这样的父亲，??他总是希望、竭力把你的愿望、梦想与幸福置于首位。”他希望最重要的是，她不要对于他们曾经是爱人的往事感到遗憾。“我知道那样对我反而好些。”他说，“而且我也知道，你以后什么时候也会知道，那样对你也会反而好些。”但是情况已经变了的想法始终萦回他的脑际。他回忆起《寓言》的素材和许多年来，他为写作此书花去的精力。他于二月写信给萨克斯·康敏斯说，“我喜欢这本书。”但是他忧虑不能自己，害怕它结果弄清楚是一部“失败之作”。三月，他得悉，约安已与埃思拉·波温结婚。几周以后，吉尔写信给他说，她想和一个名叫小保罗·桑梅尔斯的西点军校毕业的年轻军官结婚。


    福克纳想在巴黎消度四月的一部分，然后回国，他要求霍华德·霍克斯让他去。虽然这是一种解救方法，无奈一晃而过，无助于改变福克纳急剧恶化的趋势。他恨这些医院，恨它们的白色，恨它们的毫无结果、它们的生活规则，这些使他想起了监狱、烘炉和死。然而他不能控制饮酒，这使他不断地住院。不管是象爱尔斯·约逊和孟尼克·莎罗蒙这样的老朋友，或者象济恩·斯泰因这样的新朋友似乎都不能对他有所帮助。他曾经在圣·摩里兹与济恩·斯泰因会见过。她豆寇年华、机灵、令人魂销而又对应如流。她了解并且钦佩他的小说。他曾经于十二月在巴黎见过她，一月在罗马、二月在巴黎也见过，如今四月，又在巴黎重逢。他已经开始信任她。但是吉尔、约安和《寓言》已陷于感情纠葛之中，阻止着代替和下决心。从各方面使他决心继续干的是关于故事的一些结尾的想法。


    他仍然害怕那残酷的时光流逝太快，不断地使吉尔变成一个女人。她的发育成熟和走向自立是与约安的到来是相互影响而且碰巧又在一个时候。他“在四月份又和约安散步，”其结果显然是复杂的。约安·威廉斯在《过冬》中，将她与福克纳的事写成了小说，描述一个名叫亚术，霍华德的少女式的女人（“我既不是一个女人，也不是一个少女，”她写道）。她终于同意一个著名的、年纪大的名叫杰夫·亚尔蒙勒的小说家作自己的爱人，他是矮个，态度彬彬有礼，不合时尚。他显然直着腰板走路，一声不吭，狂饮杯中之物。此外，他被妻子拖累着，她不仅喝酒和吃可待因，而且至少试图烧掉他的一部书稿。亚米进入他的生活时，亚尔蒙勒只是想帮助和辅导她，他想使她摆脱中产阶级的礼貌和习俗，并使她成为一个诗人。然而不久，他发现自己堕入了情网。有她作自己的爱人，他感到自己不仅可以生活而且又可以写作了。不久，她成了他心目中的理想人物的完美体现，他经常把这埋在他的内心深处。“当所有这一切开始的时候，我决没有想到会爱上你。”他写信给她说，“但是我闭目一想，就知道你有着少女—妇人式的脸庞和身段。”他把亚米作为想象的人的具体化而加以描述。亚米将他从“跟在他身旁走的一只猫”变成了被弄得神魂颠倒的一个男人。或者，更重要的是，她是他总是梦见的这个被禁止的人物的化身，她成了他经常写作的一个人物：“我知道我最近生活中的某些事情，”他说，“我作的每件事情都是为了你??甚至在你蒙昧无知的时候，??是的，甚至在你出生前就是如此。”


    兴许，福克纳将加地·康普森的故事的稿子给约安·威廉斯时的感情正是如此，这是那种感情的一个象征。他仍然认为这个少女约安是他心目中的情人。因为他几乎肯定把约安认为压倒群芳的。在《蚊群》中，戈登说，帕特·罗宾的“名字象挂在我心头的一个小金钟，”这是他后来与爱德蒙·罗斯坦的“辛哈诺·德·柏格修诺”有联系的一行。福克纳在写《蚊群》时，在给海伦·白亚德的信中用了这一行。在《过冬》里，这一行用了好几次。杰夫不仅引用了而且为亚米翻译了这一行；他后来赠给她一个小金钟，让她带上，以便她随时想着他。福克纳在给约安·威廉斯的几封信中，用了特别与梅塔·杜赫蒂及《野棕榈》有联系的其他几行，这几行在《过冬》里也重作丫引用。知道了那个会合点，我们就可以明确地设想，对福克纳来说，约安成了几种人物，不仅是他的情人，也不只是他试图通过爱情来塑造成的一个诗人，而且也是他心目中的女儿。后来，杰夫在《过冬》里对亚米讲的话，与福克纳最近写给约安的话显然是相似的：“我觉得我们之间发生的所有事情是好的，”他说，“我希望，有一天，你也会感到是好的。”然而在他刚讲这些话之前，杰夫讲的其他话，使他对他和亚米所共享的爱情的看法明确了起来：“不管你生活上走什么道路，我们之间的某些事情是不能改变的。其中的联系是任何事情也不能卡断的。我们之间曾经有过爱情，但那是犯罪。不，我不是在谈道德。我知道我是你所需要的父亲。那么，我们犯了乱伦罪。仅仅那一条将永远使我们结合在一起。好了，你将要逃跑吗？”


    这些话至少在两方面是明显的。第一，它们显然象《声音与愤怒》中昆丁·康昔森对于乱伦的看法。虽然康普森只是反复打算和谈到乱伦，然而他也把乱伦当作将露水般的爱变成长久关系的一个方法。第二，他们带来了福克纳与约安在旧的无法控制的冲动下所发现的自由与更新。从一种观点看，我们可以说，亚米与杰夫自由地表达了他们的心愿：她把他当作自己的父亲，而他既把她当作自己的女儿，又当作埋在内心深处的人儿。而且和《寓言》中的科普尔勒尔为了设法推翻他的父亲而付出的代价相比，亚米与杰夫为“乱伦”付出的代价是微不足道的。然而我这么说，也是把他们的自由界说为不能抵抗的冲动的一种形式，他们表现为一种代替的方式。甚至在杰夫追求和向亚米求爱的时候，他也写另一部小说。这时，他完成了他的小说，他们的艳史结束了。尽管有这种明显的交互作用，他们的艳史和他的小说却得出了不同的结局，在《过冬》里，结局是长期的彬彬有札的求爱和短促的美满时刻。它的内容超出了错误的开端、犹犹豫豫和一再迟延的艳遇本身。美满时刻到来时，还没有开始就结束了。“我等你等得太久了，”杰未悲哀地说，他料到有这么一个时刻，他知道这个时刻肯定会来的，他的情人将要离去。


    杰夫·亚尔蒙勒热恋着，他知道他注定要失掉这个少女式的女人，名叫亚米·霍华德的女儿、情人，到头来，“她的脸蛋和身段”将长久地埋藏在他的心中，那将是留给他的一切。那样的时刻到来的时候，他几乎已经作好准备。福克纳也遇到过类似的时刻，它证明，其痛苦出乎他的预料。他甚至告诉约安，他宁愿痛苦而不愿没有这样的爱。显然他已知道，他是注定要失掉吉尔和约安，她们会跟另外的男人的，但是他无法找到一种开端来减轻那种结局的痛苦。写作《寓言》长年累月拖拖拉拉的痛苦使他作为一个艺术家的生涯的信心不足了，正象他作为一个可爱的父亲和求爱的情人的生涯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一样。他到巴黎的几天里，重复着在开罗的惯例：短暂地住院治疗，之后在旅馆中住了较长时间，以便逐渐康复。他心烦意乱，又惊恐，决定起程回国。


    五月份大部分时间，他在格林菲尔德农庄劳动，希望开垦它以免荒芜，同时在劳动中，也可以使他“恢复到适当的身体条件。”但是似乎他的旧的活动很快就变成对他几乎毫无用处。干农活作为“消度时光”的一个方法，已经失掉了吸引力；五月底，他卖掉了牲口，将农场租了出去。吉尔和爱斯蒂尔正忙于为八月份的婚礼作准备，他站在旁边，瞧着，为这事的耗资极大而吃惊。他知道，他需要作一些事情了。突然来了个电话使他出乎意料地转移了注意力。这个电话是国务院职员孟拉·李打来的，他想知道福克纳是否愿意参加一九五四年八月六日至十六日在巴西圣保罗举行的国际作家会议，该会目的是为了增进美国和南美诸国间的关系。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次感到意外的邀请，因为福克纳作友好使者的经验很少，而且腼腆和缺乏预见性。多年来人们知道，他粗陋而又彬彬有礼。《生活》杂志曾经将他描写为“一个酒徒，自我奋斗者。”自那以来还不到一年。但是诺贝尔文学奖给了显赫声誉，他学到了某些本领，也有需要作公开谈话。他总是喜欢为自己国家服务的思想。过去几年来，他特别倾慕安德烈·马尔卢克斯作为小说家和政治家的双重经历。


    福克纳在秘鲁作了短时露面，随即首途巴西，他表面上神态自若地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和一次鸡尾酒会。他当场圆满地回答了关于民族与艺术以及他自己的小说方面的问题，显得既不腼腆，也不紧张。在利马和圣保罗之间的某地，他突然不断地饮起酒来，好象要使这整个冒险事业归于流产似的。由于一个大夫和几个官员的帮助，他得以恢复原状。不久，他的心情开始变化。几个月来，他一直在找一个新的工作。现在，他觉得兴许他已找到这样的工作。在美国，他碰到了一些记者，他们似乎对他傲慢，他有时候脾气大，使人迷惑不解。“我决不把真实情况告诉记者，”他曾经告诉一个吃惊的女人，一次她躺着的时候将他迷住了。但是在圣保罗，记者们注意到他是泰然自若的，不管问题是涉及小说或社会问题，他都是如此。在那儿，他首次公开承认对《寓言》感到失望。在那儿，他直接碰到了一个越来越占据他心头的一个问题：种族歧视，他说，这是一个世界性的大问题，容忍是它的唯一希望。


    多年来，福克纳认为自己是一个宁愿当具有地方意义和见解的艺术家，而地方见解则是他的祖先遗留下未的传统的一部分，过去几年来，福克纳一直在探索那种自我观感的社会意义。然而由于他并不是一个有系统的思想家，他关于和平和特别是关于种族的言词不断地从一个见解变到另一个见解，令人忧虑，而不是根据一个单一的清楚的发展路线变化的。一方面，总的来说，他希望美国，特别是美国南方谴责种族主义的态度和政策，他将这些态度和政策与“不公正、暴行、不名誉与耻辱”联系了起来；另一方面，他对政府的干涉，特别是强迫的种族隔离又是怀疑的。他时而强调这些情形，时而强调另一些憎形，他经常对他的乡亲们感到失望或生气，而他又常常喜欢他们。然而在外国，议论仍然是更普遍。地方上的压力，包括暴力的威胁在内，则是很小的，他就可以自由宣称道义上的深恶痛绝和种族歧视越来越大的危险，也不用劝告人们小心谨慎与忽耐。结果是，在国外，他感到谈论社会问题更不受拘束些，因而获得了较大的成功。


    他回国后的第一周，正是吉尔的婚礼来临随之又过去的日子，留下他和爱斯蒂尔消度时光，情绪低沉。发现相互间得到的安慰很小，他们恢复了分居。之后不久，爱斯蒂尔启程赴马尼拉，去看她的女儿、女婿和外孙女：维多利亚、比尔和维基·菲尔登。福克纳启程赴纽约，想去看看济恩·斯泰因并想找到他觉得好的另外一项工作。他从巴西归来后就写信给国务院的哈罗德·贺兰德说，他这次旅行很愉快，现在又有空了。虽然他“太缺乏经验了甚至不能判断”自己的效率，他要贺兰德知道，他愿意“详细回答任何问题，”他“突然对于他想作的事情感到兴趣，”他准备于秋天去纽约，以便讨论他可以为之效劳的其他的“可能性、工作和职位。”这个讨论没有带来新的任命，福克纳感到威信受到了损伤。没有工作上的牵挂，他开始在纽约与奥克斯福之间来回游逛，在这儿呆一个月，在那儿玩上三十天。“这些天来，我走动不停，”他写信给爱尔斯·约逊说。不时写出了一个故事。一九五贝年九月，他在纽约写完了《早晨的路程》，这是关于艾克·麦克卡斯林和其他几个熟悉人物一块儿狩猎的故事。随后，他写了一个题为《众人拾柴》的关于斯诺普斯的故事。但是他的身体耗损着，死亡笼罩着他，弄得他心烦意乱，——他常常象在黑鼓隆咚里迈不开脚步，间或也象从“极度的痛苦、悲度和人类的残酷无情的行为中”得到了解救似的。


    福克纳希望克服他感到的不安，他开始接受新的任务并且改写旧作。他给《运动画报》画了两个封面：即一月份的曲棍球赛和五月在肯塔基州的大赛马。在这之间，他和萨克斯·康敏斯计划了一卷题为《大森林》的书（一九五五年），这是另一部半旧半新的书。这部书装璜精致，汇集了四个狩猎的故事：《熊》、《老人》、《猎熊》和《早晨的路程》，由爱德华·盛登作画。福克纳为此书细心地进行工作。我们从中看到了两个延续不断的兴趣（在狩猎和狩猎的故事中）和两个恢复了的兴趣（在作画和书的设计中）。《大森林》中的几个方面，是为福克纳作的完美计划。这使他又接触到仍然使他感兴趣的工作。有时，他显然是疲倦了，可工作的思想使他忘记了苦恼。此外还表明，福克纳依然是一个作家。《大森林》给他的道德关心赋予艺术的形式。对于他过去写的一些故事，其中有些是二十多年前写的了，福克纳加进了五篇篇幅不长的散文（他给它们命题为《中断的催化剂》），将这些故事相互衔接起来，并使之与约克纳帕陶法的历史相联系。在这些故事里，我们偶然读到了约克纳帕陶法历史外散见的几个逸事。几篇短的散文使我们回溯到了元初之际，约克纳帕陶法仍然是未遭损坏的一片洪荒，向前推进几乎到了现在，艾克·麦克卡斯林已将近八十高龄，那就是说，从这片处女地还是“厚厚的膏腴的黑色冲积平原”开始一直到人们使得它“沼泽干涸、树林被砍伐一光、河流消失的如今，”这般人唯一关心就是赚钱。然而最后这样作的结果强调了这整本书所提出的问题。因为尽管场面是共同的，有些兴趣是巧合的，可是在这些故事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绷得太紧的情况，这就为这几篇短文提供了必要性，而这些短文又使这些故事在上下文之间得到了衔接。在这些故事里，意义来自在特殊情况下活动的人物，在这几篇短文中，福克纳的修辞和思想似乎是突出的。


    实际上，与后者相似的是福克纳所作的关于他在公众中所起作用的一些讲话和所写的一些文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曾经预料到一些变化，会迫使“政客们??油嘴滑舌地用善良的行话来谈自由身分、自由和人权。”在“黑人的渴望和需要”的问题为了公正开始更加频繁和激烈地被提出来的时候，福克纳也开始采取比较公开的态度。“大约是这个时期，”他的弟弟约翰后来写道，“比尔开始写作和谈论给种族以平等待遇的问题。这和我们其余的人的意见是相左的。”


    他家庭的人们正在写信或发表声明，意在避开他的意见，福克纳的邻居们则威协要进行报复。他们把他的名字叫作“哭泣的威利·福克纳”和“黑人的情人”“使他苦恼并向他挑战。自然，当比尔一开始讲给种族以平等待遇的问题，他就立刻成了不定时的无名电话的对象。不可思议的语言在骂他，他的邮件里充满了谩骂约匿名信。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同意比尔的观点，我们说，“他活该。他应该知道这是会发生的。”有时进行这种争论，福克纳甚至还感到高兴。他的事业是好的，他的目标是不苛求的，他的反驳是机智的。但是他常常陷入深刻的烦恼之中，这不仅是因为他知道他可能被迫离开故土，而且也因为他知道，他周围发生的“蠢事、暴行和残酷无情的行为”可能导致大规模的灾难。


    在“密西西比州悲剧性动乱”仍然紧张的时候，福克纳决定接受国务院的一项任务，作环球旅行。一九五五年七月二十九日，他离开了奥克斯福去东京，他在日本呆了三个星期。在旅行后的几小时里，他睡觉太少，喝威士忌太多。他发现自己周围围着些人，准备好了问题，铅笔拿在手里。有时，他嘲笑自己是个“六年级的老兵。”但是他常常感到自己真正地处于不利地位。在情绪轻松，有信心的时候，他乐于发表自己的意见和坚信的看法：有时，他发表的意见近乎武断。但是他意识到人们以为他是有学问的、博学而智慧的人，他就倾向于退去，并想去喝酒。他又一次需要帮助以避免体力不支，他又一次从一个医生和一个名叫李昂·毕康的感觉敏锐的官员那里发现了这个情况。


    由于大的努力和相当大的照顾。使者福克纳从接近灾难的情况转到了作为使者的一个非常好的时候。毕康注意到，很少有时间与人共饮杯中之物，与学生们的会议超过了与教授们的会议。听众中有些漂亮少女时，他应付裕如。活动日程表是作了精心安排的，也仔细地安排了听众，福克纳侃侃而谈，讲到了书籍、战争与种族、狩猎、经营农场和航行。虽然他的风度是正式的，回答中有套语，然而他似乎是沉着的，反映迅速。日本人发现他的举止接近东方，因而喜欢他。


    八月底，他飞往马尼拉，在公众场合露了些面。并且看了维多利亚、比尔和维基·菲尔登。然后他启程赴罗马，在那里会到了济恩·斯泰因。他打算在执行国务院指令的另一轮公开活动之前有几天休息时间。然而他到后不久，一个名叫爱梅特·蒂尔的十四岁的男孩被谋杀，被砍得肢体残缺的消息传到了欧洲。福克纳举行了一个简短的新闻发布会，他描述“一个受害的黑人儿童”是被两个密西西比的白人杀害的，这是一个恐怖的行为。他接着说，假若我们在美国“不可救药的文明已经达到那种程度，即：我们必须杀害儿童，不管是什么理由杀害，也不管杀害什么肤色的儿童，我们就不配生存下去，大概也不会生存下去。”他发表了谈话，结束欧洲之行时，又会见了济恩·斯泰因，这一次是在巴黎会见的，然后去英国和冰岛，这是他官方的旅行路线的最后两个停留之地。十月中旬，他到达纽约。他感到已经终于消除了自己的烦躁不安。在纽约逗留几天之后，他打算“回密西西比州去??再开始写作。”兴许他仍然不仅需要写作，而且需要把他“想象的故乡与县”的情形加到里边去。


    据说他八十四岁高龄的老母患了脑溢血，他赶紧回去。他到达奥克斯福时发现，他母亲正在康复，他的妻子参加了嗜酒者互诫协会。几年来，爱斯蒂尔的身体时好时坏，可是她继续大量喝酒。由于吉尔的劝说，她决定重新开始。福克纳希望自己也重整旗鼓，决定着手写拖了很久的《村子》的续集。但是首先，他需要作两次旅行。一次是到华盛顿和纽约去正式汇报执行任务的情况，另一次是到新奥尔良和帕斯卡哥拉作远游。好多年来，他曾经与海伦、爱斯蒂尔、梅塔和约安在加丽妹妹街上和帕斯卡哥拉的海滩边漫步。如今，他要和济恩·斯泰因在这两地漫游。十二月初，他回到了奥克斯福，写作斯诺普斯家史。开始时，词汇来得很慢，或者是完全想不出来。作为年轻诗人，他曾经努力创作过一些全新的作品，不料重述祖先和前辈们的话却几乎使他寸步难行。如今祖先们和前辈们的魂灵并不那么象他自己年轻时的幻影那么萦绕着他。他越来越发现不能相信，他能和自己早年的技艺媲美。他所想感觉和加以想象的是这样一种思想：巍然屹立的“唯一无二的祖国高于在那不断地时明时灭地闪闪烁烁的苍穹下的你的整个生命的价值”，他认为是加文·嘶蒂文斯的思想。但是他感到那是令人疲惫不堪的和可怕的，他没有那个力量和优越条件了。不久，他开始想到自己的精力可能“已经消耗殆尽，”可能决不会再“用旧的方法突然引起自己的兴趣了。”象《寓言》一样，《小镇》从篇幅上看反映他写大部头书的需要，从该书的格调看，它却反映需要提出意见和达到完全的深度。但他仍需为一个女人写作，为一个他所认识的相信他的女人写作。“我觉得将你的反映写进斯诺普斯的新材料是非常好的，”一月他给济恩写信说。后来，欢乐的日子变成了凄惨，他给济恩写的几封信里关于他的进度的报道就混杂着疑虑，他怀疑他是否不能再用“火、力量和热情”来写作。但是自从济恩相信了他，他就决心继续写，特别是自从他希望相信她是对的而他错了以后。


    尽管有些间断，他还是坚持下来了。一月底，他写得挺好，自己也感到惊讶。二、三月，种族的争论使他卷入进去，他的写作慢得几乎停了下来。他写了些短文，如《给北方的一封信》和《论恐怖：南方在临产阵痛中》试图得出一个论点：不经暴力而进行改革。但是他的努力没有使任何人高兴。W·E·B·杜波依斯以进行公开辩论向他挑战时，愤怒的呼声说量他不敢“到三角洲来试试看。”对他所居住的乡土感到苦恼并且怀疑自己的写作能力，他狂饮杯中之物，并无所顾忌地骑马。假若饮酒使他感到“更大、更聪明、更高”，那么骑马简直就是最好的了，可以使他感到更大，更强健。象他叫做邓皮的那匹马一样，一些难于驾驭的高头大马提出了他所需要的一项挑战：“在他的感情冲动和需要中的某种深刻和来自心底的东西，”“为赢得最好的体魄和胜利的一个愿望。”


    冬末春初，福克纳在他的较大挑战中稍有进展。但是他继续写《小镇》，首先在奥克斯福写，之后到夏洛特斯维尔去写，吉尔的第一个孩子就是在这里生的；然后到纽约去，济恩正在那里为《巴黎评论》工作；之后又回到奥克斯福。暮春和夏季，他大部分时间是在奥克斯福度过的，开始更紧张地进行写作。七月份，他的迟疑不决和不稳定情绪消失了。八月底，他写完了他的稿子，认为他的新书是悲惨的和有趣的。


    《小镇》把福克纳带回到了二十年代末期的《亚伯拉罕父亲》、带回到《庭院中的骡子》（一九三四）之类的短篇、带到他一九三八年给罗伯特·哈斯的信中所讲的要点的作品中去。《小镇》的酝酿时间很长，反过来《寓曹》写作的过程特别久。三十年间，他一直在思索和谈论这部书的某些部分。他不愿意承认这部书反映了他的小说王国的“疲累，”他承认这部书可能是“搁得太久”，而变成一个“小小的笑柄。”实际上，《小镇》所反映的正是读者们所意识到和福克纳所承认的——在评论中谨慎地承认。在信缄中则较为坦率——他不仅更老了，而且也疲惫了，他终于回避去写这本书。三十八岁的尤拉·瓦尔纳·斯诺普斯自杀时，这个最伤心的时刻之一到来了。在《小镇》里和《村子》里一样，尤拉春情萌发。但是在《小镇》里，她更加庄严好象没有感情似的，她成了悲剧人物，她的死部分原因在于使她的女儿不致受到诽谤；但是她的死也是由于她那个小小的、贪得无厌的社会里没有配得上和她生活、值得她爱的人：“她厌烦，”拉特利夫说，“她恋爱着，她有资格去爱，为了爱，她可以给予而且接受别人的爱。不料她努力了两次，都失败了，找不到能力够强、可以值得并获得她的爱，和她匹配的人，要不然就是甚至找不到敢于接受她的爱的人。”然而象尤拉的这个明显的改正一样，这部作品的倚轻倚重部分地只是厌倦的结果：它也是构思斯诺普斯家史的人与写作《小镇》的人之间分裂的结果。我们在《寓言》中感到绷得过紧的状态在于写作意图与天赋之间；在福克纳的所有作品中，这部著作最明显地反映着他已经决心写一部不符合他的才能的书的后果。然而在这部著作中，基本思想与写作意图是有关联的：从这部著作的构恩到其完成，它都是抽象的和说教的。另一方面，才能与基本思想是有关系的；这是这部书初期构思的主要含义之一。除日趋衰退的精力外，损害这部书的是写作意图的分散，写这本书的人的意图与酝酿这本书的人的意图是不相同的。假若《寓言》使人想到福克纳想使自己成为一种不同的作家的努力取得了部分成功的话，那么《小镇》使人想起，发生的变化是重大的。


    虽然《村子》中的某些生动和喜悦也写进了《小镇》，可是我们在他早先写的那些章节就对它们感到非常明显，如《庭院中的骡子》的情节，或者在早先插入的部分，如拉特利夫板起面孔决定反对弗莱姆无情夺取萨多里斯银行的领导权。拉特利夫与加文·斯蒂文斯及查理士·马里逊一道继续试图作某些事情，以阻止弗莱姆。然而福克纳说，在《小镇》的所有人物中，他特感到骄傲的是两个女人——尤拉和她的女儿林达。显然，弗莱姆与斯蒂文斯继续控制其事业，而拉特利夫是弗莱姆钟爱的人。然而他自己感触最深的是，尤拉找不到情人和她自己的地位。虽然尤拉缺乏加地继续生活下去的意志，可是她一样有着加地求爱的本领。她找不到自己需要的情人万念俱灰，主要为此伤心极啦因而离开了尘世。另一方面，林达也对几点事感到兴趣，其中包括她具有同样的花容月貌。关于她有疑问的出生，使人忆起昆丁夫人。另一方面，她象约安·威廉斯。加文·斯蒂文斯恰好是她的导师，既象菲尔·斯通，也象威廉·福克纳。象斯通，斯蒂文斯是个身材魁梧、口著悬河的律师和失意的教师。斯蒂文斯关心自己的和林达的声誉，想到他的弟子是豆蔻年华的少女，他试图将自己对林达的感情导向恰当的方向，就象福克纳曾经对约安所做的一样。他一度想到自己主要是她的父亲和导师。他想指导她阅读，塑造他的心灵和决定她的命运，然而他感到感情受到了抑制，因而想到林达的感情也受到压抑。之后不久他不仅是培养女儿的父亲，教学生的导师，而且也是一个骑士，他想当一个情人。作为一个骑士，他想把他的娇娥从扼制她不适当的习俗中解脱出来；作为情人，他渴望占有她使她向一定方向发展和解脱她。


    假若我们从尤拉身上观察到将要充满福克纳生活的某些黑暗的话，福克纳越来越意识到他决然找不到一个和他的奇才匹配的佳偶；那么，我们从林达身上却看见了一出长期郁郁不满的戏剧。福克纳在其生活的早年，就从主要的经历上，开始愈来愈对他的地区和他的家庭的不满，而那些不满在《小镇》里表现出来了。然而它们最后被迫纳入了一个太熟悉和简单的公式。构成《小镇》的是约克纳帕陶法的改变以及回到了约克纳帕陶法。这主要是因为它缺乏福克纳的想象中经常需要的生动活泼的复杂情况，福克纳作为一个长篇小说家，曾经是从分歧中茁壮成长的。他需要进进出出，到各处走走，从局限到超脱，从沉迷到奔故，他的想象力依赖于相互支持的对立面（约克纳帕陶法与粒法耶，杰斐逊与奥克斯福，想象的王国与实际的国土）。从这些，我们找出了他对相反事物的依赖。而且在这个依赖中，他作为一个人的需要与他作为一个艺术家的需要碰到一块儿了，而且相互估量着。在年轻的时候，他就开始探索一种可以容纳混乱意识的结构和表明他自己所感受到的不能说明的比照关系。作为一个小说家，他学会了用一些结构非常成功地进行了实验，以致在他的伟大的小说里不能说技巧是从什么地方开始和终结。在《小镇》最明显的先行之篇《村子》中，他表现了对意味着根本剧变的经济、社会和人口统计方面变动的高超的想象技巧。他相信自己对于完美掌握急剧变化的能力是，感到勿需事先对它们加以简化或缩减。另一方面，在《小镇》里，对立面的对比、相矛盾的需要的结合、们望与希望的配合让位给简化与缩减，在加文·斯蒂文斯与林达·斯诺普斯有关的地方更其如此。


    福克纳改写完《小镇》后，开始往返于奥克斯福与纽约之间。在奥克斯福，他竭力帮助阿达莱·斯蒂文森击败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他知道他的候选人“曾经从三方面攻击过他，即：智慧、文雅与博学方面，”他觉得其结果是令人失望的，但并不感到惊异。在纽约，他竭力和济恩·斯泰因保持旧好，他发觉结果是痛苦的。十二月大部分时间他呆在奥克斯福，看清样、过圣诞节、骑一匹叫做邓皮的烈马。一九五七年一月，他回到纽约，济恩清楚表明她希望摆脱关系。这个消息是有一系列前兆的。一年前，他感到怀疑，他需要她是否使她感到紧张不安或者沾沾自喜。在《小镇》的写作过程中，她保持支持的态度，尽管显然有些神经过敏。这书写完时，写书仍然使他感到筋疲力尽和痛苦。他喝了几周的酒，住了一个星期医院。之后，他离开纽约到夏洛特斯维尔去，成了弗吉尼亚大学的驻校作家。二月中旬，他到校对，课程已在进行，他接受的任务在等待着他。除在公众场合露面外，他希望在定期的会议上会见学生，并保持正规的办公时间。虽然有些教授使他感到自己是没有学问的，这使他不安，然而他的关系总的说来是热诚的。他和一两个年轻教师弗里德内克·吉恩，特别是和约瑟夫；布洛特纳的关系很友好。在学生们中，他似乎感到愉快，愿意帮助他们。他身着漂亮的花呢大衣，拿着烟斗，颇有教授风度。大多数的课堂会议之后，就有一个非正式的问答安排。这样他迟早就有机会谈到自己的所有小说和许多故事。他常常求助于他熟悉的提法，其中有些是他昔日在新奥尔良时所用的：他几次讲道，小说是“想象、观察与经验的”复合体。有时他忘记或记不起一些故事，或者他回忆起他曾经考虑过或者抛弃不用的这些故事的改写本。对于他来说，他的王国仍然是在运动中并且永不衰竭。有许多情节、冒险故事，甚至人物，他仍然还没有写，还有少数的尚待发现。


    在这些会议中，正像在几次接见记者访问中一样，福克纳喜爱的艺术家的形象多少有些象上世纪末浪漫主义鼎盛时期的形象。他说，艺术家是被魔鬼追赶的人物，被死亡的预感所缠绕并决定在被人遗忘的墙上留下潦草涂写。他的需要是简单的（孤寂、铅笔和纸，烟、食品和威士忌），他唯一的责任就是忠于他的艺术。他完全是冷酷无情的，全然非道德的，为了使他的书能够写成，他可以作任何事情。当想象与典型发生矛盾时，“应该突出典型。”但是目的在于使想象与典型相一致、相适合并且相协调。因为艺术家所追求的“不是许多潦草书写的总和。而是一本完美的书，??它是一个简单的瓮或模型。”


    在五十年代的速写中，这个肖像显然更象福克纳的过去而不那么象他后来所起的变化。现在他的生活较为舒适，他的经济来源更加可靠，他更加闻名遐迩。一直到一九五○年，他的家乡还在继续弃绝他。《圣殿》出版（一九三一年）后不久。南方人开始表现出这样的感情：福克纳的人物的堕落与他们毫不相干——诺贝尔奖发表以后，《纽约时报》于一九五○年清楚地说那是讲的所有的美国人。他的社会“往往是太邪恶、太堕落、太颓废、太腐化了。”乱伦和强xx在杰斐逊可能是普通的娱乐，但是它们“在美国的其他地方没有。”《纽约时报》继续说，“美国人最热烈地希望，”瑞典给的奖金和“福克纳著作在外国人中的大量流行”都不意味着他们将他的小说与美国人的生活联系了起来。然而几年以后，甚至密西西比大学的克利夫登·法迪曼也投降了。密西西比大学原先拒绝接受赠送的《士兵们的报酬》，可现在已经开始做福克纳作品的搜集工作。法迪曼对《押沙龙，押沙龙！》写了一篇愚蠢无知的评论。之后，他又高度赞扬了《寓言》。


    尽管有了舒适、金钱和声誉，然而福克纳的生活却远非平平静静的。他的写作、饮酒和骑马表明，显然他是较少地沉湎于艺术，仍然追求个人的爱好。他和爱斯蒂尔喜欢住在夏洛特斯维尔。在这儿，他们可以离吉尔及她的家庭较近，离威胁性的喧啸和淫猥文学较远。他们在这个大学，特别是在凯斯维克与法明登狩猎俱乐部欢度时光。凯斯维克的成员之一林登·R·马西是一个有才智的阔人，他将近三十年来一直在收集福克纳的书。在这两个俱乐部的其他人们则是和善、友好的。福克纳对网球、高尔夫球和飞行的兴趣已然消失了好几年。只是泛舟游览和骑马仍然是消遣之道，他只对骑马依然保持着热情。几年来，他和雷德·布莱特与艾克·罗伯兹一块儿在窗西西比河沿岸低地猎狐狸、浣熊和鹿，并在河岸野餐，吃散叶甘兰和浣熊。但是他总是以狩猎为乐而不在于杀死野物。几年前，他决心集中精力于追赶猎物：“因为我每次看见任何未经驯服的动物忿怒地逃跑时，它们的速度、生命都是那么栩栩如主，我好象看见了一个年轻、热情、俊俏、充满活力的身段。”在夏洛特斯维尔，非常重视狩猎的仪式和壮观的行列，他认为这正是他所希望和需要的：古代的仪式与典礼的观念、活动物运动中的美和迫使力量很猛的大动物跳越高障碍的惊险。


    他到达夏洛特斯维尔之后一个月，为国务院的另一项任务启程赴希腊。在雅典，他出席了迪米特里·米拉特的作品《安魂曲》的首次演出典礼，接受了雅典学院的银质奖章并且发表了另一次接受奖品的演说。在正式露面的间隙中，他在爱琴海各岛屿之间乘般游览。在被问到现在的写作时，他详细讲到了刚出版的《小镇》并谈到，他准备写的《大厦》。回到夏夏洛特斯维尔后，他发现自己越来越为斯诺普斯家史的命运苦恼——他认为他让“其他的许多事情挡了道，”并且认为“你不应当把你认为值得写的某些事情搁置太久。”五月，兰登书屋推出了《小镇》的续集，福克纳声称，他想“继续写”斯诺普斯家史，直到使自己以前“讲的话完全兑现。”


    六月，他启程回家，心里琢磨着几件事情。他要垦植没有好好照顾的格林希尔农庄；他要泛舟游览和骑马，并且要开始写《大厦》。因为他对猎狐和狩猎俱乐部是很认真的，骑马已经成为他的任务和强烈爱好。他有时讲到狩猎，好象他是受过严格训练似的。他不久发现，只是由于一九五七年在密西西比住过，使种族问题成了一个必然的密切注意的事情。尽管由于某些事情和加上其他事情，他注意力不集中和几次中断，他仍然努力将一些谈话编辑起来。十二月，他写信给爱尔斯·约逊，用的字眼重复着两年前给济恩·斯泰因写的一些信中的词句。他正在写斯诺普斯三部曲的第三卷，“这书将结束这个三部曲，”他说，“兴许我将会才尽，我可能弄碎铅笔，扔掉纸并且休息了，因为我感到非常疲惫。”


    一九五八年初，福克纳回到了弗吉尼亚大学开始作驻校作家的第二学期。希望使他的农庄不致再度荒芜，他作了些安排，以便回奥克斯福搞春播。他希望保持已经建立起来的势头，把他的稿子带到了夏洛特斯维尔。按时与学生举行的会议、有时在公共场合的露面以及正规的办公时间，似乎都没有使他苦恼。他喜欢这个大学和夏洛特斯维尔。他作为驻校作家的第二学期即最后一学期之后，于一九五九年在阿尔德曼图书馆当顾问，一九六○年作为巴尔奇①讲演者讲美国文学，与这个大学保持着联系。在他的晚年，夏洛特斯维尔好象差不多和奥克斯福一样，同样是他的家乡。


    然而在这一切之余；学生们、办公时间、骑马与饮酒，他还是进行写作。有时，似乎又是出于兴趣，但更多的时候是意志坚定的。他仍然继续写作，首先是在弗吉尼亚，然而整个漫长的夏天在奥克斯福。到八月，由于旅游者们在庭院前好奇地盯着这个房子，他想在弗吉尼亚买一处地方。圣诞节后，他和家人在夏洛特斯维尔团聚。在那儿，他也和“凯斯维党与法朋登两个俱乐部的成员玩得挺欢。”之后不久，他回到了奥克斯福，他的进度加快了。到一月底，他已写完了初稿。他写信给蓝登·豪斯说，在他可以带一份复制品或送一份给他们之前，还需要“大约一个月的功夫整理。”


    这最后两个进程比福克纳预料的要长些。三月九日，他完成他的长长的打字稿，七月之前，印出了长条校样。因为萨克斯·康敏斯已于一九五八年七月十七日逝世，福克纳现在和亚尔伯特·爱尔斯金一块儿工作。因为《大厦》是一个三部曲的第三卷，编辑它证明其复杂性非同寻常，并且很费时间，甚至后来请杰姆士·梅里威仁帮忙。福克纳一度想对他的这本新书作小的调整，然后在以后的版本中，使之与《村子》和《小镇》与它相协调。然而由于有某些提醒，他同意根据明显的路线，将《大厦》作些调整使其与《村子》及《小镇》一致。他宁可忽略小的差异，理由是：“那个事实”与“真理”几乎没有关系，不一致是不能予以忽视的，他改了《大厦》书稿。


    从写一部书到另一部书，福克纳总是想认为他的最后一本著作是最好的，本着这种思想，他已经非常接近于成功的梦想：这个“瓮与模型。”福克纳在艺术和其他许多方面都对祖先们感到尊敬，甚至敬畏，他对这个继承者也暗自表示同情，在此情况下，继承者意味着《大厦》一书。福克纳需要坚持《大厦》的重要性，其背景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特殊原因。结束这几本书对他来说决非轻松的：虚无感、丧失了目标和新的失败总是来得过快，将松的、欣喜若狂的和大功告成的思想一扫而光。过去几年里，《寓言》和《小镇》这两本书，每本书写完时似乎还没有到最后，可是写完《大厦》则不然，他已经走到了他的“计划的劳动”的终点。他希望而且需要感觉到，就他而言，他将要消失，这失去是值得的，他不光只是耗损已尽，因此消逝得并不寒碜。


    但是他知道，《村子》较接近于一种洞察力，它使得三部曲成为可能。他知道这是一部较优秀的小说。最后他觉得有勇气去遵循承认其重要性的适当而实际的路线。


    象《小镇》一样，《大厦》是倚轻倚重的。长期拖延和愈来愈疲惫，使这书大受损害，它太损害了酝酿此书的人的意图与写作此书的人的意图之间的矛盾的迹象。然而福克纳越写下去，就越使它不仅成了斯诺普斯家史的顶点，而且成了对他的王国的修改。它把许多场面和人物写在一起。通过蒙哥马利·华德·斯诺普斯这个人物，我们再看见了在《圣殿》里的关键性的场景，里芭小姐的场景。通过弗莱姆的一次交易，我们对本基·康普森的死和佳森·康普森的几次冒险有了更多了解。象《村子》与《小镇》一样，《大厦》一部分是进展情况，一部分是编年史。象它们一样，这本书坚持了宏伟场面，它使用了不同的叙述语言并且经常变换景色，它使角了旧的素材，其中包括发表过的故事，如：《众人拾柴》和《领主的海滩》和象《典当猪》之类的未经发表的作品片断以及它的庞大的角色阵营，其中有些是熟悉的，有几个则是新的。


    在这部小说的开头，我们回顾了霍斯登的明克·斯诺普斯谋杀案，这是《村子》的一个重要事件。后来我们看见明克坐在帕奇曼狱中，这是《野棕榈》里的一个重要场景。明克终于被释放了，他阴谋策划他将采取的报复行动。明克认为弗莱姆出卖了他，他要活着杀死他的亲属。在这部小说快结尾时，我们看见他执行自己的计划。因为当时我们已经将明克本着不屈不挠的精神进行复仇与我们在弗莱姆兴起时所观察到的那种同样坚强不倔的精神是有联系的，我们就预料到这次谋杀本身，并且发现它几乎是命运的突然衰败。我们所没有预料到的是拉特利夫、林述·斯诺普斯和加文·斯蒂文斯在这次罪行中扮演的角色，因此也没有料到这个计划和这个行动之间所产生的其他发展，包括福克纳对明克产生的同情。


    在《大厦》里，虽然拉特利未、查理士·马里逊和斯诺普斯家族的好几个成员扮演主要角色，加文·斯蒂文斯，特别是林达·斯诺普斯则是以主角的面貌出现的。林达离开了乡下到纽约和格林威治村，她对政治产生了兴趣可以与她对艺术的兴趣不相上下。她有时似乎既像济恩·斯泰因又酷似约安·威廉斯。她和一个名叫巴尔通·科尔的雕塑家结了婚。之后，她去西班牙，参加了拥护共和国政府者的斗争。她回到了杰斐逊，受了伤，成了寡妇，之后，她从事一项福克纳曾经从事过的事业，她的命运遭到了福克纳曾经遭到过的苦难：她在她周围的人们引起了某种“古代洞穴中的返祖现象的种族集团成员的恐怖”，被人们骂为“黑人的爱人。”虽然她和斯蒂文斯从没有同床共枕过，他们的确成了情人：“因为我们是全世界唯一的两个人，能够互相亲爱而又不必合欢。”后来，她帮助明克·斯诺普斯拟订他对弗莱姆复仇的计划，部分原因是出于对明克的同情，部分原因则是出于希望为她的母亲报仇。在这部小说的末尾，明克带着林达给他的钱逃走，他还得到拉特利夫与斯蒂文斯的打救。


    早先我们终于看到的明克是世界上一无所有的一个穷光蛋，形容枯槁，失掉了一切梦想的男人。福克纳通过他最后一次表达了他总是感觉到的对穷途末路的人的同情。拉特利夫和斯蒂文斯瞧见他逃跑时，称他为世界上“可怜的婊子养的”，这个词变成了《大厦》中相当于盖尔·海陶维尔的“可怜人。可怜汉。”福克纳强调明克的严峻考验的代表性和他的极大痛苦的休戚与共性，对他加以表扬。一九二二年，他曾经首次用引起共鸣的话语，他认为明克“同任何人一样，一样善良、一样勇敢、一样有摆脱不了的困难、一样默默无闻：美丽、华丽、骄傲与勇敢，直到那闪闪发光的幻影与梦想，那是人类长期记录的里程碑——海伦和主教们、国王们和居无定处的安琪儿们、高傲而优美的六翼天使们。”


    福克纳用这些话使他计划中的最后努力告了结束，这些话肯定不仅只是被看作与明克的挽救有关系，而旦也被看作是一种总结。他既感到慰藉，又觉得非常疲惫，他试图为赋休恢复自己的能力。他和老友们谈起旧时光景，似乎那么津津有味又怀念乡土。他的一生都为教孩子们游戏和给他们讲故事而感到高兴。在他的孙子们和孙子们的伙伴中，他发现了他的首批听众之一的另一种类型。在他写完《大厦》时，吉尔的另一个孩子，以他的名字取名的男孩，已经一岁多了。因为加斯贝尔特是福克纳最后同意作为自己的名字的，因此他希望永远采用这个名字。他的第二个孙子威廉·加斯贝尔特·福克纳·桑梅斯是用一个大名鼎鼎的名字的另一个小男孩。他学会讲话后不久，他的祖父教他站直，让他叫自己为“威尔·福克纳。”


    然而福克纳恢复了能力比赋闲还要危险。他有时仍然去纽约访问，继续为国务院出去访问，一九五九年秋访问了邓维尔，一九六一年春访问了委内瑞拉。但是现在，他大部分时间是在奥克斯福和夏洛特斯维尔消度的，他和爱斯蒂尔在夏洛特斯维尔的陆格比路买了一幢舒适的大住宅。在这两个地方，他都继续骑马。“现在已经两年了，”他于一九六一年二月说，“我作了许多事情，可是没有骑马和狩猎狐狸。”风华正茂时，他的勇敢有时超过了他的骑术。作为一个有经验的骑者，他对冒险越来越大的需要经常超过了他的骑术。几年来，他多次摔下马，有几次伤得重；五十年代末，他骑马更加无所顾忌，摔下马的事更寻常了，受的伤更厉害，背部几次受伤，有时手臂、肩膀和锁骨也受了伤。在奥克斯福，他骑邓皮，在夏洛特斯维尔，骑鲍威尔霍斯。在这两个地方，不仅遇到了，而且还招惹了危险。“有一次是让马跳越障碍，”他说，“这会使人感到舒服。兴许这是危险的，是一次冒险。无论如何，那是我所需要的。”他所追求的一部分是骑术的精通，“身体棒、胜利”的思想，不只是要超过他所喜欢的块头大的有力气的猎人们的骑术，而且也要克服自己的疲倦与惧怕的心理。“它是非常好的，非常令人激动的，”他一九五九年写信给约安·威廉斯说，“即使在六十二岁，我仍然可以臆步地走，比其他一些人走得远，走得久些。”然而他对自己的要求超过了他的骑术和持久力，完全不顾身体的受伤处，继续准备“冒我的骨头?的危险。”似乎面对危险是他表示轻视毁灭的唯一办法，似乎他需要走到灾难的边沿，以便一再证明他既不害怕也不希望灾难到来。


    有一个时候，赋闲的愉快和危险似乎已接近满足了；“因为我三年前就戒了酒，”他一九六一年写道，“我甚至对于写作也不再感兴趣。”但是他的较大需要，就象他的较大才能一样，是工作。他从来不知道他感到不需挣钱的乡土。他很早就开始觉得自己在经受考验，他也很早就学到了一再考验自己。他说，一个名叫吉姆的侄儿是喜欢他的为人的“唯一的人。”那是部分地证明自己正确的一种方法，写作则是讲毁灭的另一种比较旧的方法。在他的最后几年中，提醒死亡的事情有规律地传来，令人感到不安：一九五八年七月，萨克斯·康敏斯；一九五九年十月，哈罗德·欧伯尔；一九六○年一月，亚尔伯特·卡穆斯；一九六一年七月，恩斯特·海明威。一九六○年十月十六日，毛德·巴特勒·福克纳逝世，享年八十九岁。在去世前几天，她曾经表示希望找到一个极乐之地，在那儿她不会看见她从来就不喜欢的丈夫。


    卡穆斯逝世后不久，福克纳把卡穆斯描述为这样一个男人，他一生都怀着被所有艺术家感动的“同样的预见和对死亡的憎恨”。去探索“只有上帝才知道的答案”。海明威逝世时，福克纳已开始写他的第十九部，也就是最后一部小说。他现在以自己的语言来进行写作，即六十五岁高龄的祖父回忆其童年时期的语言，题为：“《劫掠者》的卢霞斯牧师的《回忆录》”，显然是发人深思的；我们听来是优美的声音。他那一再重复的怀乡叙述既反映着福克纳在对他父亲的回忆中终于达到了重新和好，也反映着他对他的孙子们感到怡然自得。它使我们到了约克纳帕陶法，回溯到一九○五年，当时卢霍斯还是个年仅十岁的男孩，在马车出租店和他的父亲毛里一块儿干活。在他回忆的历险记中，卢霞斯给我们介绍了他的母亲和三个弟弟，一个名叫加利阿姨的仆人和一个名叫尼德·麦克卡斯林的汽车司机以及包括布恩·霍干贝克在年的其他几个熟悉的人物。二十年前，福克纳为关于一个男孩与三个大人的小说，即《哈克·费恩一伙》的故事作了提纲：一个身材魁伟、热情勇敢的怀着童心的男人与一个狡猾的、肆无忌惮的仆人和一个年纪大的、慷慨而智慧的妓女。福克纳说，这个男孩“处于淫逸、堕落和实际犯罪污浊空气之下”，他将学习“勇敢、正直、宽宏大量自尊与同情”，这主要是因为受这个妓女的影响。


    一九六一年八月初，福克纳把他的这部新小说说成是“写作进展顺利，可能已经写完了三分之一。”他认为它是幽默的，他写起来毫不费劲而且很感兴趣。几年前，他为《坟墓中的旗帜》设计了一个封面。他已为他的新书写了一个护封的广告性简介：


    “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显然够得上成为西方世界的自由意志和私人企业的圣经。”


    恩斯特·V·特鲁布拉德文学与戏剧评论奥克斯福（密西西比州）鹰几周以后，他又写信给他的编者，说，我“突然使劲干，已于一周前写完初稿。”“在一个月内，我就可以送给一本清楚的稿子。”三周后，他有了一本修改后的打字稿，书面为《劫掠者：一篇回忆录》。


    福克纳的许多小说，特别是他的一些长篇小说，曾经是实验主义的，富有创新精神。他的几次社会性声明似乎是对传统观念进行攻击。但是他的许多小说，错综复杂如《押沙龙，押沙龙！》，简单者如《掠夺者》，被认为是过去的再现，找到了“男人与自己、与其伙伴与其时代和地域的矛盾”所在。这些矛盾中的每一个都是福克纳自己的，他将每一个矛盾都写成了他的


    那种诗。他往往似乎认为，他是站在暮霭沉沉中，文化终于在美国南方被内战所破坏，在西方世界则是被大战所毁坏。从童年起，他就感到自己向往过去，然而又对现在负责。他一再说，“生活是运动。”“作家所要求的是同情、理解??·任何事情不管它似乎多么完美，它是不能持久的，因为它一旦停止，放弃了运动，它就死亡。”他说，作家所探索的“完全不是去选择立场，”只是对已经失去的表示和唤起同情。为了适应他的双重义务，他不仅塑造了一些角色、戴假面具的人和一些人物，而且挛造了意味着一系列看法的一些关系，从象昆丁这样的“向后看的鬼，”（他讲话时怒气冲冲而且情绪沮丧）到拉特利夫，他接受“文化上的变化”而且毫不感到极大的痛苦、悲伤，甚至也没有留恋过去的感情。在这些看法中的一个看法里，福克纳发现对所有悲剧都至关重要的一个因素：认出决不会及时地为自己报仇的那种人。这样的人随着时间的推移必然会我得到的。在另一个看法里，他发现了对所有的喜剧都是至关重要的一个因素：识出那个人，他可能为此而得福，随着时间的推移必然会找得到他的。福克纳比昆丁或拉特利夫的分裂还要大，他塑造了他们两人，使他的艺术成了殉哺育他们的乡土的探索。他把那个故土取名为约克纳帕陶法，他认为它既是一个想象的地方，也是一个具有本身历史及其发展进程的所在。


    从福克纳这方面说，那种探索是件最好的事情：“他认为写作，”如谢尔比·福特所说的，“涉及生活的全部。”他独自坐着，静静地眺望他书斋窗户外的景色，他仍然是一个腼腆而苦恼的人。怀疑、恐惧、忧虑，最重要的是丧失感和迫在眉睫的黑暗，依然缠绕着他，然而他在写作叙述性小说中。他发现了二条超越于窘困甚至绝境的通向暂时宁静的方法。只要让他一人独居，给他一支笔和“洁白的纸张??不受侵犯和永远合符期望，”他就可以承受最可怕的现实——“寻常事端，”甚至“疯狂与仇恨”）——并将其变为“一种光彩夺目的永恒的美。”虽然福克纳仍知道，他的特长除了运用语言就不能作任何事情。他已把自己的天才献给艺术，可他又为生活省下了一些才能，如我们所看到的，他模仿他的曾祖父，花花公子和豪放不羁的艺术家，他对被轻蔑的情人的命运的几次探索，他作为飞行员，农场主和骑手的事业和他作为儿子、兄长、丈夫、父亲与爱人所起的作用。他有时，特别是在年轻时和晚年，背诵自己写过的某些句子。另一些时候，他谈到自已后来写的一些句子，包括某些他非常喜欢背的句子。他通过生活中明显的动荡和相互影响，使自己的生活成为艺术的提炼，并使艺术成为生活的提炼。然而象他的虚构和杜撰一样，他的角色、外表和经历都是更具有保护性的而不是表现性。只是在他的小说里有着均势的重大变化；他在他的一些故事和小说里则大大加以利用，其中表现了他更深的内心世界。


    福克纳写完了他的小说，回到夏洛特斯维尔，准备和他的家人一道轻松地生活，并且“忙于骑马和狩猎狐狸。”《劫掠者》使他感到几乎象青春年少之时，这主要是由于写作这本书是很顺利的。“我愿意等到，”他说，“材料具备之时，直到我可以照着材料写，而不是努力去逼出材料来。”现在他一周里有四天打猎，从佛晓一直打猎到中午。然而快到年底时，他进入了一个自己不能摆脱的循环。由于几次摔下马，他受到越来越厉害的损害，特别是他的背部下边受伤更重，产生了一些小小的令人痛苦的不幸的事故。十二月，他喝酒挺多，部分原因是为了减轻痛苦。十二月底和一月初，他在夏洛特斯维尔和里奇蒙德的几个医院里进进出出。一月中旬，在一个月多一点的时间里，他第三次从一个医院出院，之后启程去奥克斯福。他休息了几天，盼望着湿润的气候，以康复其虚弱的身体。一月底，一连串的阴天结束，放了晴，他开始猎鹌鹑，并且又骑马了。四月，他回到弗吉尼亚。四月后半月，他在西点和纽约分别玩了几天。四月，他和爱斯蒂尔认真考虑在亚尔贝马尔县买一处大的房地产，五月又认真考虑了这事。到六月，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到雷德·爱克尔斯。三十年前，他曾经在萧条不堪的密西西比州买了一座摇摇欲坠的大厦和四亩地。雷德·爱克尔斯是美国最富庶的地区之一里的一个没有瑕疵的房地产。它占地二百五十亩，包括一座漂亮的砖房、有九个隔栏的一个牛棚，一个马夫房、一个管家房、一个佃户房，一个工具房、两个谷仓、一个地下仓库和一个鱼肉熏制厂。早先福克纳就怀着深刻的矛盾心理写过一些差别很大的小说里，描述梦想拥有宏伟大厦的人们，如《押沙龙，押沙龙！》和《村子》。威尔·凡尔纳反复合计着想买下这个老法国人的有圆柱的废墟，其中有几个马厩、奴隶住房、斜坡上的几排房子和几个散步或骑马的场所。威尔·凡尔纳在《村子》的开头就对位特利夫说，“我喜欢坐在这儿。”“我想努力发现，当个需要所有这一切只是为了吃和在里边睡的傻蛋，必然会有什么感觉。”但是福克纳也被这种豪华所打动。财产对他来说是成功的象征，封上那般曾经叫他“无业游民”的人们的嘴的办法。而且他象大多数有抱负的人们一样，他为拥有个人享乐和社交娱乐的财富而高兴。假若罗万·俄克被称作老上校的富丽堂皇，那么雷德·爱克尔斯显然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已经疲倦了，但是他仍想作一些事情，“写一本或几本书，??或开讲座，”以便“拥有雷德·爱克尔斯。”


    然而实际上，那与其说是为了将来，不如说是为了他一直在注意着的过去。三月，他坐着让人家画像；五月，他在纽约看了济恩；六月，他去孟菲斯看了约安。他几次讲到死亡的预感。几个月前，他曾经相信自己可以永远继续骑马、饮酒和写作。五月，他在纽约谈到了过去，这时马尔科姆·考莱发现一种思想状况“那恰恰对他不新，但是那似乎有一种新的回响。”他穿越夏洛特斯维尔，最后一次回到奥克斯福。在那儿，他六月十七日摔下了马，摔得挺沉。他疲乏，又受了伤，可是却再骑上了马。“我必须制服他，”他说。后来，他说，“我不想死。”但是受伤和喝酒的循环又开始了，这是最后一次。七月四日，他声称，他准备去一种他曾经经常将其与监狱和烤箱相联系的医院。七月五日，他进了比哈利亚的莱特疗养院。在该院，在七月六日晨，老上校的诞辰，他死于心肌梗塞。


    福克纳在《记舍伍德·安德森》里，声称在一次梦中找到了安德森的《全传》。他把这个梦说成是一个真正的“轶事或寓言，”他在梦中看见安德森“沿着几英里长的乡村道路走着，牵着一匹马，他准备将马交换，以获得一宿的睡眠。”在这个梦——轶事——寓言中，福克纳看清了安德森的人生逻辑：他希望将他得到的这个世界，“他自己的美国，”去交换一个由想象产生的世界。虽然福克纳立即继续将这个想象的过程与艰苦的持续不断的工作联系起来，可是他是间接地描述了它的秘密动机。他认为，它一部分来自对纯洁与真理的爱、一部分来自对才能的爱，而一部分则来自“那令人憔悴的不眠的对荣誉的不能满足的渴望。”但是他也认为，它代表着使自我变化，达到某种最后极点的一种努力；他暗示，只有那样，人们才能发现超越于“令人憔悴、不眠的”斗争的宁静。


    如杰姆士·梅里威仁所认为的，关于安德森的这篇作品“引起了对于福克纳写的其他几篇作品特别是《卡尔卡松》的对比，”《卡尔卡松》也是关于艺术家的悲惨命运与想象力的一个寓言。在《卡尔卡松》里，这个艺术家是一个骑手，他骑着马飞奔，其猛劲是“有节奏的、持续不倦的，”然而不能向某个最后的注定要完成的目标前进，那个目标大概永远在前头。然而《卡尔卡松》除了将这个艺术家与不能达到的追求相联系外，这部著作在几个方面是很重要的。第一，它不仅将妇女与“美孚石油公司”的权力相联系，而且也与低下的智力相联系：“她们已经学会在现实中平衡地生活，不受现实的干扰。”对比之下，这个男艺术家却既混乱又脆弱。他索绕着一种愿望，希望“表现出某种勇敢的、悲剧的和严肃的态度，”他骑马飞奔，马身跃起，呼呼如雷，这时心里明白，他正被推向失败和死亡。使他终于听从那种命运的——毫不惊讶地想到他的躯体正躺在波纹形的海底，“在潮水的震颤的回声中宁静地翻滚着——这就是他对命运的了解。虽然他一方面知道“生命的终结就是静静地躺着，”另一方面他又拒绝“认为那是真的。”他从这个分歧中产生了力量的一种样式。他在黑暗中独自躺着的时候，就偷偷地然而仔细地听着老鼠的细脚在他上边匆匆地奔跑的声音。然而在黑暗中，他料想老鼠会掉下来咬他的时候，他就采取“留心盯着的办法。”在他那有超人洞察力的想象力看来“他那纹丝不动的躯体”变成了幻影，因而不复存在。他意识到“从诞生之日起，他的躯体内就在不断地衰退中”，他将自己生活中的疾病与死亡变成了一个创作的原则。于是他的光荣不仅包括他有能力将郁郁不乐的与悲剧性的人物变为正派而有希望的人物，而且也有能力将令人痛苦的不满意变成为人生的目的服务。他用想象将其变为艺术的力法，可以打开关着的门、接近被禁止的人物、于危险的活动以及使生命延长并灌输对死亡的蔑视。在肯定是福克纳所写的最奇怪的句子之一的后半句里，他描述了一个“精力充沛的精瘦的”可卑小人是男人们的主要毁坏者；后来他描写了一个“长相温柔的”可鄙小人是“妇女们和俊俏姑娘们”的主要毁坏者。然而在《卡尔卡松》中，这些形象就象那鼠头鼠脑的目不转睛的耗子一样，对这个艺术家来说，成了“滚沸的鲜奶”。犯罪与死亡之对于基督——郎他的特殊场合——正如起毁坏作用的可鄙小人之对于这个艺术家一样。同样，基督之对于犯罪与死亡——他们唯一可能的纠正方法一正如艺术之对于人对失败、瑕疵和迫在眉睫的死的想法一样。如我们在福克纳的这个奇怪句子的上半句中所看到的，在这些说法里，艺术成了人类最巧妙的策略。在那个上半句里，其中的一点是，福克纳显然引起了基督的类似之处。福克纳的艺术家独自躺在黑暗中，回忆起长久的衰微过程，这过程就是他的一生，随后就迅速地得出这样一个策略，他太坦率了不能被叫做逃避现实的人，并且太富于进取心了不能被称为补偿：“肉体在其新生中靠节约地消耗自身以维持生命。如今肉体已经死去，可它决不会死，因为我是耶稣的复活与新生命。”


    福克纳作为一个艺术家，在其艺术生命开始的时候，就已开始害怕这样一种时刻，“不仅他对写作的入迷已经过去，而且愿意讲和值得讲的一些事情也过去了。”部分原因是由于他自己的不一致深化了，部分原因在于他的作品写得最好，部分原因在于他对艺术的关系是那么热烈而令人满意，因而他是慢慢地走向那个时刻的。然而他逐渐地对于自己过去写作的作品信心增加了，而对于自己正在写作的作品的信心则在消失之中，他开始把自己已经写完的作品当成自己的成就，那些就是他已经变成的自我，似乎他知道，有价值的东西就是他已经创作的东西，因此他并没有寒伧地损失什么东西。他一再地考验仍然存在的自我，他继续等待“这个时刻、瞬间、夜晚：黑暗：长眠：那时我可以把我的痛苦，为之流过汗的一切永远丢掉，也永远不再使我苦恼了。”他以既恐惧又希望的复杂情绪，但是又加以轻蔑的心理，留心着那个时刻已经许多次了。他走到了那个时刻，就象他认为阿尔伯特·卡穆斯曾经经历过的一样，他知道，他已经作完了他一生中能够作的一切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