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编 第十一章

    第十一章：旧制度下自由的种类及其对大革命的影响


    如果有人读这本书到此释手，那他对旧制度政府只得到一个很不完全的形象，他就理解不了产生大革命的那个社会。


    公民们四分五裂，闭关自守，王权四处扩展，强大有力，看到如此景象人们可能认为独立精神已同公共自由一起消失了，以为所有法国人都同样地百依百顺。但情况并非如此；政府已然独断专行地指挥一切公共事务，但它还远未成为所有个人的主宰。


    在为专制政权制订的许多规章制度中，自由仍未死亡；不过这是一种我们今天很难设想的奇特的自由，要想搞清它对我们能有什么利弊，就必须详细加以考察。


    当中央政府取代所有地方政权，日益充斥整个行政领域时，它原先允许存在的或是它一手创立的规章制度，古老习俗、旧风尚，乃至种种弊端，均在妨碍着它的行动，并在众多人的灵魂深处保持着反抗精神，使形形色色的特征保留其坚固性和鲜明性。


    中央集权制那时便已具有同我们今天一样的性质、一样的程序、一样的目的，不过尚未具有同样的权力。为了千方百计捞钱，政府出售了大部分官职，因而自己也就失掉了任意封官免职的能力。政府的这一欲望大大地妨害另一欲望：它的贪婪与它的权欲相抗衡。为了办事，它被迫不断地使用那些并非它自己制造而它又没能力捣毁的那些工具。结果它的最专制的意志，经常在实行中变得软弱无力。公职这种古怪而有害的结构成了抵挡无所不在的中央政权的一种政治保障。这就好比一道堤防，尽管歪歪扭扭建造低劣，却能分化它的力量，缓和它的冲击。


    当时的政府还不能像今天的政府那样支配无穷无尽的恩典、赈济、荣誉和金钱；因而它掌握的诱惑性手段与强制性手段都远不如今天多。


    况且政府自己对其权力的准确限度也并不了解。它的权利均未经正式确认，也未牢固确立；它的行动范围已经十分广大，但是它的行进步伐并不稳当，仿佛身临陌生之地，四周一片黑暗。这片可怕的黑暗将一切权利的界限都掩盖起来，它分布在一切权利周围，有利于国王剥夺臣民自由的企图，但对于保卫自由也常常有利。


    政府自感涉世浅身世微，办起事来总是畏首畏尾，生怕途中碰到障碍。当人们读18世纪大臣和总督们的来往信函时，就会十分惊异地看到一种怪现象，臣民百依百顺，这个政府是如此地富于侵夺性和专制特征，但一当它遇到最微小的反抗，它便不知所措，最轻微的批评也会使它惶惶不安，简直到了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地步，于是它停顿下来，犹豫，商议，折中，常常不敢超越自己权力的天然范围。路易十五优柔寡断的利己主义和他的继位者的仁慈品德均有此倾向。况且这些君王从未想到会有人要推翻他们。他们丝毫不具备后来的统治者常因恐惧而沾上的那种不安的、冷酷的天性。国王们蹂躏的只是些他们看不见的人。


    最不利于确立正规的、有益的自由的那些特权、偏见和错误思想，现在使大量臣民在心中保持着独立的精神，使他们坚决反对当局滥施权力。


    贵族们极端蔑视严格意义的行政当局，尽管他们不时有求于它。即使他们放弃旧权力，他们仍保持着他们先辈的骄傲，既仇视奴役，也仇视法规。他们毫不关心公民们的普遍自由，对政府在公民周围加强控制心安理得；但是他们不能容忍政府的控制落在他们自己头上，为达到这一目的，他们必要时甘冒种种危险。当大革命开始之际，这个行将与王权一起倾覆的贵族阶级，面对国王，尤其是国王的代理人，态度比即将推翻王权的第三等级还要激烈，言语更为自由。贵族强烈要求我们在代议制的37年中所拥有的差不多所有反对滥施权力的保障。阅读贵族的陈情书，我们可以感到，除了偏见和怪癖外，贵族的精神和某些崇高的品质历历在目。永远值得惋惜的是，人们不是将贵族纳入法律的约束下，而是将贵族打翻在地彻底根除。这样一来，便从国民机体中割去了那必需的部分，给自由留下一道永不愈合的创口。多少世纪中一直走在最前列的阶级，长起来发挥着它那无可争议的伟大品德，从而养成了某种心灵上的骄傲，对自身力量天生的自信，惯于被人特殊看待，使它成为社会躯体上最有抵抗力的部位。它不仅气质雄壮，还以身作则来增强其他阶级的雄壮气质。将贵族根除使它的敌人也萎靡不振。世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完全取代它；它本身再也不会复生；它可以重获头衔和财产，但再也无法恢复前辈的心灵。


    教士们自那个时期以来在世俗事务中常常俯首贴耳，屈从于不管哪一个尘世君王，只要君王稍有惠顾，他们就大事阿谀奉承；然而在当初，他们却是国民中最有独立性的团体，惟有这个团体拥有人们不得不尊重的特殊自由。


    外省已丧失自主权，城市只保留下一点自治的影子。没有国王特准，贵族不得十人聚会商讨任何事务。法国教会一直到最后还保留着定期会议。在其内部，教权本身受到种种它必须遵守的限制。低级教士在这里拥有严肃的保障，防止上级的暴虐，也用不着担心主教凭籍淫威迫使他们屈从君主。


    我无意对教会这一古老体制妄下评断；我只是说，教会丝毫未使教士们的心灵接受政治奴役。


    此外，许多教士具有贵族血统，他们把贵族地位所具有的那种自豪、不顺从带入教会。再者，他们都是国家的上流阶层，享有各种特权。这种封建权利对教会的道义威力危害甚大，但却使每个教士在世俗政权面前具有独立精神。


    但是赋与教士们以公民的思想、需求、感情以及甚至公民热情的特殊条件，乃是土地所有权。我曾耐心阅读旧的省三级会议特别是朗格多克省三级会议遗留下来的大部分报告和辩论，因为朗格多克的教士比别省更多地参与公共管理细务；我还耐心读过1779年与1787年召集的省议会的会议记录，我带着我这个时代的思想去阅读，惊讶地看到这些主教和修道院院长——其中许多人以圣洁和学识出众——就道路或运河的修建撰写报告，以行家的知识论述修建原因，从科学与技艺各个方面探讨什么是增加农业产品、保障居民福利与增进工业繁荣的最佳途径，他们同那些负责同类事务的所有教外俗人相比不相上下，常常还更高一筹。


    与普遍流行而且根深蒂固的一种意见相反，我敢认为，剥夺天主教教士一切土地占有权并将其全部收入改为薪俸，这种做法只有助于罗马教廷和尘世的君主们，人民自己却失掉了自由的一个极大成分。


    一个人在他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服从于一种外来权威，而在他所居住的国度又不能有家室，这样的人可以说只有唯一一种牢固的联系可以将他维系在土地上，那就是地产。砍掉这道联系，他便不再有任何特殊归属。在这块他偶然降生的地方，他像一个陌生人生活在一个世俗社会中，在这个社会里几乎没有任何利益能直接触动他。在良知上，他只能依赖教皇；他的衣食只能仰赖君主。他的唯一祖国是教会。在每次政治事件中，他只辩别什么对教会有益，什么对教会有害。只要教会自由昌盛，其他无关宏旨。在政治上他最自然的状态是漠不关心：基督之城的杰出成员，其他各处的平庸公民。一个身为幼童导师和品德指导的团体，既有这样的情感和类似的思想，便不能不使整个民族的灵魂在触及公共生活的问题上变得软弱无力。


    必须重读1789年教士等级的陈情书，才能对人们的地位变化所引起的精神革命有一个正确的概念。


    教士在陈情书中常常表现出不宽容，有时顽固地依恋他们以往的特权；但尽管如此，他们同第三等级或贵族一样，仇视专制制度，支持公民自由，热爱政治自由，他们宣布个人自由应受保障，不靠许诺，而是要靠与人身保护法类似的法律程序。他们要求摧毁国家监狱，废除特别法庭和调案，一切法庭辩论公开，所有法官不得罢免，所有公民均可录用任职，才干是任职的唯一标准；征兵对于人民应少带侮辱性与压迫性，任何人不得免除兵役；赎买领主权利，他们说，领主权利源于封建制度，与自由截然对立；劳动自由不受任何限制，废除内地关税；大办私立学校：按他们的计划，每个教区必须设一学校，实行免费教育；所有乡间均设世俗慈善机构，诸如济贫所和慈善工场；尽一切方法鼓励农业。


    在严格意义的政治方面，他们比任何人都更强烈地宣布，国民拥有召开议会，制定法律，自由表决捐税的不可剥夺、不可转让的权利。他们认为，未经本人或其代表投票表决，不得强迫任何法国人缴纳捐税。教士还要求自由选举的三级会议必须年年召开；三级会议必须在国民面前讨论一切重大事务；三级会议必须制定普遍法律，任何特殊惯例或特权不得与之冲突；三级会议编制预算，甚至控制王室，三级会议代表不受侵犯，大臣必须始终对三级会议负责。他们也要求各省都设立三级会议，各个城市都设立市政府。关于神权问题，则只字未提。


    尽管他们成员中某些人罪恶昭彰，但总的来说，我不知道在这世界上还有哪国教士比大革命突然袭来之际的法国教士更加卓越，更加开明，更有民族性，更少仅仅固守私人道德，更多具备公共道德，同时信仰更坚定：对教士的迫害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我开始研究旧社会时对教士充满偏见；我结束这一研究时对他们充满敬意。老实说，教士身上的缺点只不过是所有行业组织固有的缺点，不论是政治组织也好，宗教组织也好，当它们紧密联合、结构严密时，就好侵占，少宽容，本能地、间或盲目地坚持本团体的特殊权利。


    旧制度的资产阶级同样比今天的资产阶级更善于体现独立精神。甚至它的构造上的许多缺陷也有助于这种独立精神。


    我们已看到资产阶级在当时占据的职位比今天的数量多，而且中产阶级为获得这些职位表现了同样的热忱。但请注意时代的不同。由于这些职位大都是政府既不能授与也不能夺走的，因而任职者的重要增加了，而他不必受政权的任意摆布，这就是说，今天迫使那么多人俯首贴耳的因素，在那时恰恰最有力地促使他们受到尊重。


    此外，使资产阶级与人民大众不幸分离的各种各样的豁免权将资产阶级变成了假贵族，而在假贵族身上也往往表现出真贵族那种骄傲与抗拒精神。特殊的小团体把资产阶级分割成那么多部分，以至人们在每一个这样的联合体中，自然地忘掉整体的利益，一心只顾小团体的利益和权利。人们在这儿要捍卫共同的尊严、共同的特权。从没有一个人会隐没在人群中苟且偷生。每个人都站在舞台上，舞台确实非常小，但灯火通明，台下始终有同样的观众，他们时刻准备报以掌声或喝倒彩。


    那时，平息一切反抗的手法较之今日还很不完善。那时的法兰西还没有变成我们今天生活的万马齐喑的地方；相反，它响声隆隆，尽管法兰西还没出现政治自由，只须抬高嗓音远处就能听见。


    那个时代被压迫者使自己的呼声上达的唯一途径，就是司法机构。法国当时因其政治与行政制度已成为一个专制政府的国家，但是由于它的司法制度，法国人民仍然是自由的人民。旧制度下的司法机关十分复杂、阻力重重、手续缓慢、费用昂贵；毫无疑问，这些是严重的缺陷，但是在司法机关从不存在对政权的屈从，而屈从不过是卖官鬻爵的一种形式，甚至更糟。这项致命弊病不仅腐蚀法官，而且很快毒害了全体人民，但在当时，司法机关却无这种弊病。法官实行终身制，不求升迁，这两点对其独立性都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即使用万般伎俩进行收买仍不能迫其就范，这有何妨？


    王权确实已从普通法庭手中窃得几乎所有涉及当局的讼案审理权，但尽管剥夺了它们的权力，王权对法庭还是心怀恐惧。因为王权虽然阻止法庭审理，但也不敢永远阻止法庭听取控诉，陈述意见；古法语爱给事物正名，而当时的司法语言保持着古法语的这一风格，所以法官们经常把政府的举动直截了当地称为专制与武断行为。法院不正规地干预政府，这经常使行政事务无法正常进行，这种情况有时倒成了个人自由的保障：正所谓以毒攻毒。


    在司法团体内部及其周围，旧风尚在新思想中间保持着活力。高等法院无疑对它们自己比对公共事物更加关心；但必须承认，在捍卫自己的独立与荣誉时，它们始终表现得顽强不屈，并把这种精神传给所有接近它们的人。


    1770年，当巴黎高等法院被撤销时，高等法院的法官们丧失了他们的地位和权力，但是在国王的意志面前，没有一个人屈服退让。不仅如此，种类不同的各法院，如审理间接税案件的法院，虽然并未受到株连和威胁，但当国王的严厉处罚已经确定无疑时，他们情愿挺身而出，同受处罚。还有更精彩的事例：在最高法院出庭辩护的首席律师们甘愿与最高法院共命运；他们抛弃荣华富贵，宁可缄口不言，也不在被羞辱的法官面前出庭。我不知道在各自由人民的历史上还有什么比此时此刻所发生的事件更加伟大，可是这事件就发生在18世纪，发生在路易十五宫廷附近。


    司法习惯在很多方面变成了民族习惯。人们从法庭普遍接受了这一思想，即一切事务均可提交辩论，一切决定均可复议，利用公开性，讲究形式——这些都与奴役性格格不入：这就是旧制度留给我们的自由人民教育的唯一部分。政府自己也从司法用语中借取了很多语言。国王认为在发敕令时必须说明缘由，在下结论时必须阐明原因；御前会议在下达的判决中冠以长篇前言；总督派执达员传达他的法令。在渊源古老的所有行政机构内部，例如在法兰西财政官或当选人团体内部，人们对各类事务进行公开讨论，经辩论之后才作决定。所有这些习惯，所有这些形式，都是君主专横跋扈的障碍。


    只有人民，尤其农村人民，除使用暴力外，对于压迫几乎始终处于无法反抗的境地。


    我刚才列举的大部分抵御手段人民都不具备；要想使用这些手段，就必须在社会上有一个能为世人看到、声音达于四方的地位。但是在人民之外，在法兰西没有人——只要他存心——不能巧妙地指责顺从，在屈从中抗争。


    国王以首领而不是以主子的口吻对国民讲话。路易十五统治初期，在一道敕令前言中说道：“我们统率着一个自由慷慨的民族，无尚光荣。”路易十五的一位祖先早就用更古老的语言，表达过同一思想，他在感谢敢于进谏的三级会议时说道：“我们宁愿向自由人而不是向农奴讲话。”


    18世纪的人没有那种培育奴性的对安逸的贪求，这种欲望萎靡柔弱，然而又顽固不化，它很容易与一些私德混合、甚至交织在一起，如爱家庭、崇尚风化、尊重宗教信仰，甚至对现行教仪采取不冷不热但按时参加的态度；它使人笃诚，但排斥英雄主义，它善于造就规规矩矩的人和怯懦的公民。18世纪的人比现在的人要好，但也坏些。


    当时的法国人喜爱欢快，崇尚享乐；和今天相比，他们的习惯更放荡不羁，感情和思想更杂乱无章；但是他们对我们眼下的这种有节制的、有礼貌的肉欲主义一无所知。在上层阶级中，人们倾心于装饰生活，而不是使生活更舒适方便，更关心出人头地，而不是发财致富。即使在中产阶级中，人们也从不是一心追求安逸；他们常常抛弃对安逸的追求，而去寻找更美妙更高雅的享乐；他们除金钱之外到处置有某种其他财富。当时有个人用古怪但不乏自豪感的口吻写道：“我了解我的民族：他们精于铸造和浪费金银，但不会用惯常的信念去崇拜金银，他们随时准备回复到他们古代的偶像——价值、光荣，我敢说，慷慨宏伟——那里去。”


    此外，决不能根据对最高权力的服从程度去评价人们的卑劣：这样就会应用一个错误的尺度。不管旧制度的人们怎样屈服于国王意志，他们却不接受这样一种服从：他们不会由于某政权有用或者能为非作歹而屈服在一个不合法的或有争议的、不为人尊重的、常常遭蔑视的政权下，这种可耻的奴役形式对他们来说始终是陌生的。国王在他们心中激发起种种情感，已往世界上最专制的君主们都办不到，大革命将这些情感从他们心中连根拔掉，所以我们也几乎无法理解它。


    他们对国王既像对父亲一样满怀温情，又像对上帝一样充满敬意。他们服从国王最专横的命令，不是出于强制而是出于爱，因此他们往往在极端的依赖性中，保持着非常自由的精神。对于他们来说，服从的最大弊病是强制；对于我们来说，这是最微不足道的毛病。最坏的弊病是迫使人服从的奴性感。


    不要瞧不起我们的先辈，我们没有这个权利。但愿我们能够在发现他们的偏见与缺点同时，发现一点他们的伟大！


    因此，如果认为旧制度是个奴役与依附的时代，这是十分错误的。那时有着比我们今天多得多的自由：但这是一种非正规的、时断时续的自由，始终局限在阶级范围之内，始终与特殊和特权的思想连在一起，它几乎既准许人违抗法律，也准许人对抗专横行为，却从不能为所有公民提供最天然、最必需的各种保障。这种自由，尽管范围狭小、形式改变，仍富有生命力。在中央集权制日益使一切性格都变得一致、柔顺、暗淡的时代，正是自由在大批个人心中，保留着他们天生的特质，鲜明的色彩，在他们心中培育自豪感，使热爱荣誉经常压倒一切爱好。我们行将看到的生机勃勃的精灵，骄傲勇敢的天才，都是自由培育的，他们使法国大革命成为千秋万代既敬仰又恐惧的对象。要是在自由不复存在的土地上，能成长譬如此雄健的品德，这才是怪事。


    但是，如果说这种不正规的、病态的自由为法国人推翻专制制度准备了条件，那么，这种自由使法国人比其他任何民族也许更不适于在专制制度的遗址上，建立起和平与自由的法治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