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第二章

    第二章大革命的根本与最终目的并非像人们过去认为的那样，是要摧毁宗教权力和削弱政治权力


    法国革命的最初措施之一是攻击教会，在大革命所产生的激情中，首先燃起而最后熄灭的是反宗教的激情。即使在人们被迫忍受奴役以换取安宁、对自由的热情烟消云散之时，他们仍在反抗宗教的权威。拿破仑有能力制服法国革命的自由天赋，但他竭尽全力也不能制服它的反基督教天性，甚至到了今天，我们仍看到有些人，他们以为，不敬上帝便是弥补了当初对政府区区小吏唯命是从的过失，他们抛弃了大革命信条中最自由、最高贵、最自豪的一切，却以忠于大革命的精神自矜，因为他们仍旧不信上帝。


    可是，人们今天不难明白，反宗教之战只是这场伟大革命中的一个事件，是大革命面貌的一个突出的却转瞬即逝的特征，是酝酿大革命并为其先奏的那些思想、激情、个别事件的暂时产物，而不是大革命的本身特性。


    人们有理由将18世纪哲学视为大革命的一个主要原因，的确，18世纪哲学带有深刻的非宗教性。但是仔细观察定会看到，它有两个部分，彼此分开，截然不同。


    一部分包含关于社会地位和民事、政治法律准则的所有新的或革新的观点，例如人类生来平等，因此应废除种姓、阶级、职业的一切特权，人民享有主权，社会权力至高无上，统一规章制度……所有这些信条不仅是法国革命的原因，而且简直可以说就是大革命的内容；它们是大革命最基本的业绩，论时间，则是大革命最经久最实在的功绩。


    18世纪哲学家的另一部分信条是与教会为敌；他们攻击教士、教会等级、教会机构、教义，而且为了更彻底地推翻教会，他们还想将教会的基础连根拔掉。但是，18世纪哲学的这一部分既然产生于这场革命正在摧毁的各种事实中，它必然与这些事实一起逐渐消失，最终仿佛被埋葬在大革命的胜利之下。为了使我的意思更明白，我只需补充一句，因为我还要在别的章节论述这一重大问题：基督教之所以激起这样强烈的仇恨，并非因为它是一种宗教教义，而是因为它是一种政治制度；并非因为教士们自命要治理来世的事务，而是因为他们是尘世的地主、领主、什一税征收者、行政官吏；并非因为教会不能在行将建立的新社会占有位置，而是因为在正被粉碎的旧社会中，它占据了最享有特权、最有势力的地位。


    不妨想一想，时间的推移已经证实了，而且每日每时都在证实下面这一真理：随着大革命政治业绩的巩固，它的反宗教事业即告覆灭；随着大革命所攻击的一切旧政治制度更彻底被摧毁，大革命所憎恶的各种权力、影响、阶级被彻底制服，一去不复返，它们所激起的仇恨，作为失败的最后标志，也日渐减退；最后，当教士从一切和他们同时垮台的东西中日益分离出来时，人们便看到，教会的力量在人们的精神中逐步恢复，并且更加巩固。


    不要以为这种现象是法国所独有；自法国革命以来，欧洲的基督教会无一不重新振兴。


    若以为民主社会必然与宗教为敌，那就大错特错了：基督教乃至天主教中，并没有什么东西是与民主社会的精神绝对对立的，有好多东西甚至对民主社会大为有利。此外，历朝历代的历史表明，最富有生命力的宗教本能始终扎根在人民心中。所有已经消亡的宗教都在人民心中有自己的归宿，而倾向于顺应人民的思想感情的各种制度，到头来总是把人类精神推向不信宗教，岂非咄咄怪事。


    刚才我对宗教的议论，更适用于社会权力。


    大革命一举推翻迄今维持社会等级制度和束缚人的一切机构和习俗，人们看到这些便可能以为，大革命的结果不仅要摧毁个别社会秩序，而且要摧毁一切社会秩序；不仅要摧毁某一政府，而且要摧毁社会权力本身；从而断定，法国革命的特性在本质上是无政府主义。可是我敢说，这又只看到了表面现象。


    大革命开始后不到一年，米拉波私下致函国王道：“请把新形势与旧制度加以比较，从中会得到慰藉和希望。国民议会有一部分法令，而且是最重要的一部分法令，显然对君主政府有利。取消高等法院，取消三级会议省份，取消教士、特权阶级和贵族集团，难道这是区区小事吗？只组成一个单一的公民阶级，这个想法会使黎世留欣悦，因为这种平等的表面便于权力的执行。多少届专制政府都致力加强国王权威，但他们所做的还不如革命在这短短一年中所做的多。”有能力领导大革命的人是这样理解大革命的。


    法国革命的目的不仅是要变革旧政府，而且要废除旧社会结构，因此，它必须同时攻击一切现存权力，摧毁一切公认的势力，除去各种传统，更新风俗习惯，并且可以说，从人们的头脑中荡涤所有一贯培育尊敬服从的思想。这就产生了法国革命如此独特的无政府主义特点。


    但是搬开这些残渣碎片，你就会发现一个庞大的中央政权，它将从前分散在大量从属权力机构、等级、阶级、职业、家庭、个人，亦即散布于整个社会中的一切零散权力和影响，全部吸引过来，吞没在它的统一体中。自罗马帝国崩溃以来，世界上还没有过一个与此相似的政权。大革命创造了这一新权力，或者不如说，这一新权力是从大革命造成的废墟中自动产生的。的确，大革命建立的政府更为脆弱，但是比起它所推翻的任何政府却强大百倍。由于同一原因，它既脆弱又强大，下面将另加阐述。


    米拉波透过行将垮台的旧制度的尘埃，已洞察到这个简单、正规、巨大的形式。尽管这是一个庞然大物，当时却还未被民众察觉。但是逐渐地，时间的推移使之大白于天下。今天，各国君主尤其对此瞩目。他们赞赏并羡慕这个庞然大物，不仅大革命所孕育的人们，连那些与大革命格格不入甚至完全敌对的人们也表赞同，他们都在各自领域努力摧毁豁免权，废除特权。他们融合不同等级，使不同社会地位趋于平等，用官吏取代贵族，用统一的规章制度取代地方特权，用统一的政府代替五花八门的权力机构。对于这番革命事业，他们兢兢业业。一旦遇到什么障碍，他们往往借用法国革命的各种手段及准则。在必要时，他们甚至动员穷人反对富人，平民反对贵族，农民反对领主。法国革命既是他们的灾难，又是他们的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