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在斯大要格勒会战的日子里 第五章 背水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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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14日凌晨以前，集团军指挥部转移到一个叫做“察里津地窟”的坑道里。这是一个被隔成十间屋的子大掩蔽坑道，天花板和周围的墙壁都用薄木板镶衬。在8月份，东南——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指挥所曾设在这里。土筑的顶盖足有10公尺厚，一吨重的炸弹才可以穿透其个别地方。掩蔽部有两个出口：下面的出口直通察里察河的河床，上面有出口通向普希金大街。


    我与克雷洛夫同志在9月14日凌晨离开马马耶夫岗。古罗夫比我们早走一步。随我们一起前往的还有做为城市向导的集团军装甲部队的副司令M·I·魏因鲁布中校。德国人的夜航机在头顶上盘旋，他们借着火光寻找着目标，进行轰炸。


    我们穿过瓦砾场和被破坏的街道。在离新设指挥所大约500米处，我的汽车被电话电报线缠住了，只好停下来。克雷洛夫和魏因鲁布乘坐的车也停了下来。我们耽阁了3分钟左右，这时，离我们汽一不远的地方炸响了10来枚小型炮弹。


    非常幸运，我们谁也没受伤，都平安地到达目的地。


    没有时间休息。在新的地点，我必须亲自检查通讯联络及部队反攻的准备情况。一切都正常。除了夜航飞机外，看来，敌军都在休息，或者为白天的行动做准备。


    清晨3点，我们开始炮火准备，3点30分，开始反冲击。我用电话向方面军司令员报告了反冲开始的情况，并请求在天亮时，让空军掩护我部队的战斗行动。司令员向我保证做到这一点，并马上告诉我一个好消息：将把统帅部预备队的近卫步兵第13师配属给我们。这个师于9月14日傍晚开始在伏尔加河渡口克拉斯诺斯洛博达地区集结。


    尽管只给一个师，但对我们来说，也是极为振奋人心的好消息。虽然我们在9月14日进行了集团军反突击，但只动用了部分非主力部队，所以并没对局面带来会么变化。


    我立即派工程兵主任图皮切夫上校率集团军参谋组前往克拉斯诺斯洛博达迎接近卫师。在这之后，我同克雷洛夫又开始与部队联系，了解战况。


    在集团军中心地区，我们的反冲击在初期有一些进展。但是，在中午12点，敌人投入了相当数量的步兵和坦克，开始迫使我军退却。攻击矛头直指中央车站和马马耶夫岗。


    这次攻击异乎寻常地凶猛。尽管损失巨大，侵略者还是不顾一切地往前闯。乘着汽车和坦克的步兵纵队冲入城市。大概，希特勒匪徒认为自己已交好运，因此，他们每一个人都拼命冲向伏尔加河、冲向市中心，好去瓜分战利品。我们的士兵、狙击兵、装甲兵和炮手隐蔽在房子里、地下室里、临时火力点里和屋角旁。他们从那里亲眼看见，醉醺醺的德国鬼子是怎样从汽车上跳下来，吹着口琴，在人行横道上乱喊、乱跳。


    法西斯强盗尸横遍地，但后续部队仍象潮水般拥进了大街小巷。他们的冲锋枪手渐渐地潜入铁路以东的市区，逼进车站，逼近专家楼。战斗在距集团军指挥所800米的地方进行。危险出现了，敌人可能在我近卫步兵第13师开到之前占领车站，切断集团军，并推进到中心渡口。


    在左翼，在米宁城郊，战斗更加激烈、残酷。敌人在我右翼也加紧进攻。形势每小时都在恶化。


    我手上还有一支未受损失的不大的预备队，即由19辆坦克组成的唯一的重型坦克旅。这个坦克旅位于集团军左翼，在城市南部的一个大粮仑附近。我命令将这个旅的一个营迅速调到集团军司令部指挥所来。两个小时左右，坦克营到了，它拥有9辆坦克。在这段时间里，克雷洛夫将军已从司令部的人员和警戒连里抽调人员组成了两个组。第一组由作战处长A·扎利久克上校指挥，配以6辆坦克。任务是：封锁从车站到码头的所有街道。第二组由M·I·魏因鲁布中校指挥，随另外3辆坦克一起，前往专家楼。敌人正从那里用大口径机枪向伏尔加河及码头疯狂扫射。


    在这两个组里，有集团军司令部的参谋和政工干部，他们几乎是全是共产党员。正是他们阻止了希特勒分子占领码头——掩护了载着罗季姆采夫近卫师的第一批渡船。


    14点，近卫步兵第13师师长、苏联英雄亚历山大·伊里奇·罗季姆采夫少将前来向我报到。他浑身上下全是泥土。从伏尔加河到我的指挥所这段路上，他不得不多次“着陆”于弹坑，躲藏在瓦砾场，躲避敌机的俯冲。


    罗季姆采夫少将向我报告说，他的师人员配备齐全，人数约一万，但武器、弹药配备较差。一千多名战士没有步枪。


    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托方面军副司令员E·A戈利科夫中将，不迟于9月14日晚把近卫师缺额的武器运到克拉斯诺斯洛博达地区。但是，按时运到武器的保证落了空。我立即命令在伏尔加河左岸的我的后勤副手洛博夫将军，动员身边所有的工作人员，要他们在集团军后勤各部队里收集武器，交给近卫师使用。


    罗季姆采夫将军已了解了集团军前线的形势。集团军参谋长克雷洛夫将军很善于边走边与人们互通情况。罗季姆采夫已从他那里领受到任务：9月14日夜间，整个师渡河到伏尔加河右岸。师炮兵部队除反坦克炮外，全部占领左岸的发射阵地，掩护步兵行动。反坦克炮、迫击炮运进城里。


    全师马上投入战斗。其中两个步兵团的任是：肃清市中心、专家楼及车站的法西斯分子。第3个团的任务是：守住马马耶夫岗地区。还有一个步兵营作为预备队，留在集团军指挥所。


    步兵师作战地段的界线是：右边——马马耶夫岗、铁路回线；左边——察里察河。


    我们建议罗季姆采夫把指挥所设在伏尔加河岸边、靠近码头的地方。那里有许多掩蔽部、避弹壕，通讯联络系统也都是现成的。


    谈话结束时，我问他：“有什么想法？”


    他答：“我是共产党员，我决不离开这里。”


    我马上补充道：“当你师到在前沿阵地，所有在这个地段上独立作战的部队都归你领导。”


    罗季姆采夫思索片刻说：“他的指挥所位于集团军指挥所的后方，他呆在自己的指挥所里会感到不安。”我安慰他，并保证，只要步兵师完成这次作战任务，我们将允许他把指挥部挪到前面去。


    接着，我强调说：“我们没有权力指望敌人会消极行动。敌人将不惜任何代价消灭我们、占领城市。所以，我们不能够仅限于防守，而应该抓住每一个有利战机，打反攻，把我们的意志强加于敌人，并用我们的积极行动破坏敌人的计划。”


    时针快指向下午4点，离黄昏只剩下5个钟头了。我们这些被打散了的、极端疲乏的部队和分队，能在中央方向再坚持10个、甚至12个小时吗？这比任何事情都使我担心。指战员们能完成这似乎是人的力量所不能完成的任务吗？如果不能，那么，近卫步第13师就可能在伏尔加河左岸成为一场悲剧的见证人。


    这时，传来一个消息：执行反冲击任务的混编团的许多指挥员都牺牲了，目前该团处于无人指挥状态。我们已经没有预备队。最后的一支预备队——警备连和集团军司令部人员也都已经投入战斗。透过掩蔽部的顶盖，传来德国飞机马达的轰隆声和刺耳的炸弹爆炸声。


    为了找到不管什么样的预备队，我把师长阿·阿·萨拉耶夫上校叫来。他是警备司令，他的师控制着各备用防御点和城市的各火力支撑点。


    他向我详细地报告了师里的状况、他们部队守卫的防御区及城里和工厂区的情况。


    从他的报告中我才弄清楚，原来他那里的防御工事大都是由一些小的火力点组成，其中25％—30％是土木结构。当然，这些防御工事不够稳固。我亲眼见过一部分工事，其中包括街垒，确实不能成为作战的必要的火力支撑点。


    我问萨拉耶夫上校，他是否清楚，他们师已归属集团军，他应该无条件地服从集团军军事委员会领导。我问他，是否需要给方面军军事委员会打电话问清楚这个问题。萨拉耶夫回答说：他是第62集团军的战士。


    但是，不能指望把他的部队作为预备队来挡住敌人的突击。因为不能把他们从那些支撑点上撤下来。可是，萨拉耶夫手中还掌握着几支由各要塞，各防区司令率领的各工厂和地区的武装警卫队。这些由城市警察、消防人员、工人组成的警卫队总人数达1500人。他们的武器数量不足。我命令上校在市中心找一些坚固的建筑物，每个建筑物里配上由共产党员指挥的50—100名战士的战斗分队。他们要在这些支撑点里固守，并坚持到最后。我提醒说，他的师及武装警卫队可在集团军弹药补给处领到武器和弹药。我指示萨拉耶夫要与我的指挥所保持经常的联系。


    他当着我的面马上在城市平面图上标出了一些非常重要的目标。我同意了他的建议。


    阿·阿·萨拉耶夫作为师长、尤其是作为警备司令员非常熟悉这个城市和城市各工业目标的联系渠道，他能在许多工厂及坚固建筑物里，组织起武装警卫队给我们以帮助。城市居民将与第62集团军的勇士们肩并肩地与法西斯侵略者战斗到最后一刻。


    尼·伊·克雷洛夫听过我与萨拉耶夫的谈话之后，把萨拉耶夫叫到自己跟前，就建立通讯联络、指挥方式等细节进行了交谈。


    与集团军各部队的联系经常中断，我同古罗夫多次走出掩蔽部，来到普希金大街，希望根据声音来判断战斗的进程。


    战斗就在离我们400—500米的地方进行着。


    历史学家们曾断言，在一些大规模的交战中，作为一个统帅，经常因为手中只缺少一个营而不能夺取最后胜利。我想，为了把第62集团军截成两半，并前出至伏尔加河，这几天保卢斯手中已有足够的部队。然而，我们战士所表现出来的勇敢精神，却使敌人的一切和都化为乌有。


    黄昏时分，坦克旅旅长斯·尼·霍普科少校来向我报告说，他的唯一的一辆坦克被打坏了，现停在车站附近的铁路道口上。


    “怎么办？”他问道。


    我们详细地分析了形势。认为坦克虽然被打坏，但是还可以用来射击。除此之外，坦克旅还有近百名坦克手，他们都有冲锋枪和手枪。


    我下令说：“到坦克那里去。集合所有兵力，守住道口，直到近卫第13师的部队通过为止。”


    他懂了，转身跑去执行我的命令。稍后知道，霍普科光荣地完成了我交给他的任务。


    黄昏降临，战斗渐渐平息下来。空中，德军飞机也少了，我用了很多时间来打电话。我要搞清楚，近卫第13师目前的位置，他们正在做什么，他们是怎样准备渡河器材的。然后，与司令部人员一起，总结一天来的战斗情况。


    敌人密集地涌向马马耶夫岗。逼近横贯城市通往中央车站的铁路线。车站仍在我们手中，可市中心的许多建筑物里已隐藏着德国法西斯的冲锋枪手，他们是从我渐渐稀疏的战斗队形中偷偷地钻过去的。


    在集团军中央地区作战的我军部队，现在已所剩无几。设在马马耶夫岗的集团军观察所，也被炸弹和敌炮火摧毁。


    集团军左翼报告说，敌人的攻击被打退，但敌人正在积蓄力量，实施侦察，准备新的进攻。


    我对战局进行了周密的分析之后认为，我不能再向方面军军事委员会要求任何援助了。我知道，为了减轻我的压力，方面军已对我尽其所能。9月14日夜，伏尔加河所有渡口都准备妥当，近卫第13师开始渡河。


    集团军司令部的人员一整夜都没合眼，因为一部分人在前线重建分队；另一部分人在专家楼、车站指挥战斗，以掩护罗季姆采夫师顺利渡河；还有一部分人在中心码间附近迎接渡过河的一个个步兵营，并带领他们通过被摧毁的街道，直奔前线。


    夜间，近卫第34、第42团及第39团的一个营渡过了伏尔加河。天色渐亮以及敌机的出现，使后来的渡河行动受到阻碍。


    已渡过河的步兵团占领了从克鲁托伊深沟至车站的市中心地段。第42团1营前往车站。萨拉耶夫师的1个营和A·E·叶尔莫尔金上校所领导的步兵第112师的一支部队，守卫马马耶夫岗。车站在左侧（西南方向）由坦克旅的余部、混编团及M·C·巴特拉科夫上校指挥的步兵第42旅的残部来防守。其余的地段仍然照旧。


    9月15日凌晨，敌人开始向两个方向发起进攻：在集团军中央方向，敌步兵第295、第76、第71师配备着坦克向车站、向马马耶夫岗进攻；在左翼，敌坦克第24和第14师及步兵第94师向米宁城郊、库波罗斯诺耶发起攻击。右翼相对安静些。进攻前，敌航空兵在城市里狂轰滥炸，然后，敌机在我战斗队形上空盘旋、侦察、俯冲。


    战斗一开始形势就对我很不利。午夜，刚渡过河的罗季姆采夫的生力军，还没来得及认清环境和站稳脚跟，就遭到敌优势兵力的攻击。


    车站附近和米宁城郊的战斗异常激烈。一天之内，车站4次易手。深夜，车站又回到我们手中。罗季姆采夫师的第34团，在重型坦克掩护下，进入专家楼，但未奏效。M·C·巴特拉科夫上校指挥的步兵旅和A·A·萨拉耶夫师的几个分队损失严重，被迫退到列索波萨多奇那雅地区。B·F·杜比杨斯基上校的近卫步兵第35师，以及其他部队的几支分队，也同样遭受巨大损失，撤退到城市西郊、察里察河以南。


    9月15日傍晚，很难说马马耶夫岗在谁手中，因为获得的情报互相矛盾。敌人的冲锋枪手沿察里察河偷偷地接近铁路大桥，并向我指挥所射击。集团军指挥所的警卫队重新投入战斗。此外，尽管入口处设有警卫和纠察，但躲避敌机轰炸和射击的人，仍然挤满了掩蔽部的通道。这些人中，有集团军通讯部队的、警卫营的、行政管理部门的、各部队的联络官、以及司机和其他人。他们都因有“紧急公务”通过入口，然后便滞留在那里，掩蔽部没有通风装置，所以空气闷热污浊，臭气熏人。尤其到了深夜，指挥所里的空气几乎使人窒息。我们轮流到洞外去透透空气。察里察河以南的城区火光通明，象白昼一样。尽管德国冲锋枪手的子弹在头顶上、在脚下呼啸着，但这样也挡不住我们离开闷人的洞穴。


    这一夜，我们每一个人都为马马耶夫岗的命运担心，如果它被占领，那么，敌人将控制整个城市和伏尔加河。


    我命令：A·F·叶林上校的第39团各分队，在今夜必须渡过河，向马马耶夫岗推进，争取在拂晓前占领那里的防线，并不惜任何代价守住山岗上的制高点。


    我感到，现在从设在山谷里的掩蔽部对整个集团军进行指挥已愈来愈困难了。所以，我命令H·M·波扎尔斯基将军率领作战处及炮兵司令部的一部分参谋，在伏尔加河岸边、靠近码头、对着扎伊采夫斯基岛南岸的地方，设一辅助指挥所。波扎尔斯基领导的这个辅助指挥所将是集团军司令部和右翼部队之间的指挥机构。


    在9月15日的战斗中，敌人被击毙2000多人。伤员则


    要多3—4倍。9月14日至15日，两天之内，德军伤亡总计为8，000到10，000人，被击毁的坦克有54辆。我军的人员和技术装备也遭到巨大损失，并且退却了。当我讲：“我军遭受巨大损失，并且退却了”，这并不是说，人们是有秩序、有组织地从一个防区撤退到另一个防区。而是说，我们的战士们（甚至已不成为战斗分队），其中大部分已经受伤，从德国坦克的轮子下爬出来，撤回到下一个防区。在那里，他们被接收，并被编成新的战斗分队，补充有限的弹药，然后又重新投入战斗。


    很快，希特勒匪帮就明白了，靠蛮横是夺取不了这座城市的，这座城市咬起人来还很疼的呢。于是，他们的行动变得谨慎起来。细心地准备进攻，打仗时，再听不到手风琴声和歌声，也看不到跳舞的了。


    9月13、14、15日三天的战斗表明，在城市的废墟上歼灭敌人，比在伏尔加河和顿河之间的大草原上要容易得多。


    尽管敌人兵力雄厚，但在狭窄的街道和被炸毁的建筑物里作战，却无法施展其力量，总是遭受重大损失，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他们往往弄不明白，子弹是从哪里打来的，死神在何处等待着他们。


    “血，染红了伏尔加河，染红了城市的街道和公园。德国鬼子正是在这块土地上滑下坡去、走向灭亡！”这是斯大林格勒保卫者们的话。


    我们的士兵和指挥员们都知道，我们已不能退却。也无处退却。最重要的是，他们明白，侵略者并不是铁打的，他们是可以打败的。我们手中的机关枪、冲锋枪，就能打穿敌人的肌体。我们的反坦克手敢于靠近德军坦克50—100米处，十分准确地击毁它们。


    9月16日、17日两天的战斗更加激烈。在补充了新锐预备队之后。敌人在近卫第13师和步兵第42旅的中心地带，连续不队断地发起攻势。在马马耶夫岗和火车站附近的战斗尤为残酷。


    9月16日凌晨，叶林团在步兵第112师几个分队的配合下，夺回了马马耶夫岗，但进攻很快被阻止了。开始了遭遇战和遭遇攻击。确切的说，马马耶夫岗的殊死战斗，一直持续到1943年1月底。


    敌人也很清楚，占据马马夫岗，就可以控制整个城市、工厂区及伏尔加河。为达到此目的，他们毫不吝惜士兵的性命和武器弹药。我方也抱着相同的决心—无论如何要守住马马耶夫岗。因此，敌人的许多坦克团、步兵团、师被歼灭、被击溃在这里。我们也不止一个师在这里经受了从残酷和顽强程序来说都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恶战。


    成吨重的炸弹，203毫米口径的炮弹，把整个地面炸翻了过来。但是在两军相遇时，用刺刀、手榴弹的白刃战，就成为主要的、最有效的和行得通的斗争手段了。


    争夺专家楼的战斗，忽儿停息，忽儿打响。我们攻击的炮火稍一减弱，敌人马上就开始向伏尔加河中心渡口实施攻击。我们被迫不停地进攻，牵制住聚集在专家楼里的敌人。


    苏维埃大街的一座四层楼房，原是州消费合作社联社的家属宿舍，从9月17日开始，变成罗季姆采夫左翼部队的一个支撑点。这座楼房被称做“巴甫洛夫楼。”当然，雅科夫·费多托维奇·巴甫洛夫并不是房主，可是，他却和战士们一起，把这座楼房变成堡垒。为了它，德国侵略者损失了上百名军官和士兵。不论是强攻，还是长时间的围攻，都没有得手。争夺这座楼的战斗长达50昼夜。在这座房子的东边，至今还保留着被炮弹炸掉一半烟囱的一座四层楼房。它过去是一个制粉厂，在整个防御体系中，它与“巴甫洛夫楼”一起，形成了阻止敌人突向伏尔加河的屏障。


    车站地区的战局更为变化莫测。车站和它附近的建筑物，一天之内就四、五次易手。每一次强攻双方都要以几十人甚至上百人的死亡为代价。战斗力减弱了，部队减员了。敌我双方又不断地补充新锐力量。


    我军在市中心顽强抵抗，特别是近卫第13师的抵抗，粉碎了保卢斯的如意算盘。最后，他把布署在沃罗波诺沃、佩斯昌卡和萨多瓦亚地区的第二突击群的全部兵力都投入战斗。


    在补充了兵力和装备以后，敌人以两个坦克师、一个摩化师和一个步兵师的兵力向集团军左翼发起了猛烈的进攻。这一招我们已预料到了，但是，要击退这次打击，我们却有些力不从心。尽管敌人占有明显的优势，但是，他们每推一步，也都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一个攻击目标——城市或村庄反复多次易手，这在军事史上是不多见的顽强战斗的典型。在斯大林格勒南部，至今仍矗立着一座高大的楼房——一座大型粮仑。从9月17日至20日；整整几个昼夜，那里的战斗一刻未停。不仅整个粮仓，而且连它的其它几层楼和几个库房，也都分别数次易手。上校杜比杨斯基打电话向我报告：“情况不断变化着。原先，我们在粮仑的上面，德国人在下面。我们刚刚把德国人从下面赶出来，他们却又钻到了上面。现在，在粮仑的上部，还正在进行战斗”


    类似这样的双方都拼死争夺的目标，在城里有几十个、几百个。在这些地方，几个星期以来，每一所房屋，每一个突出部，每一节楼梯，都在被激烈地争夺着。


    9月16日下午，我向方面军军事委员会报告，我们已没有预备队，而敌人却不断地把生力军投入战斗。这样的浴血奋战还将持续下去，集团军将进一步被削弱，以致毫无战斗力。我请求马上再我给们加强2—3个新锐师。


    显然，方面军首长很了解城里的战况，很清楚城市作战的意义。9月12日—16日战斗的表明，在城内防守比在草原开阔地上实施反突击，能更有效地杀伤敌人。


    很快，方面军司令部把步兵第92旅和坦克第137旅调来配属给集团军。步兵旅装备齐全，它的成员——波罗的海舰队和北海舰队的水兵，都是很优秀的军人。步兵旅的任务是，沿铁路线占领防御地段，其界线是：北起察里察河，南至由铁路线围成的三角地带。


    坦克旅只有装备着45毫米口径火炮的轻型坦克，该旅的任务是在马马耶夫岗以东0．5公里的铁路回转线地域，占领环形防御，阻止敌人向伏尔加河推进。


    9月17日，我得知，位于斯大林格勒北部地区的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开始在阿卡托夫卡和库兹米奇地段向南转入进攻。进攻者的任务是：歼灭敌军集团，与保卫斯大林格勒的部队会师，也就是与在城市西南方向的第62和第64集团军会师。


    这消息太令人振奋了——整个前线就要转入反攻！集团军军事委员会立即开始筹划，如何配合这次进攻。对于被敌人逼到伏尔加河岸边的第62集团军来说，迫切需要与侧翼的友邻部队会合。所以，尽管困难重重，我仍决定：在集团军中部实施积极防御；在右翼，用两个步兵旅和萨拉耶夫师的一个团的兵力，向敌人实施突击。加快与城市北部作战的部队会合。


    那天晚上，叶廖缅科上将预先通知我，进攻即将开始。我们应该用右翼部队支援友邻部队，同时从红十月村、从马马耶夫岗地域向西南实施突击，分割并消灭城市西部的敌人。为了加强集团军右翼，特增派由B·A·戈里什内上校率领的步兵第95师给我们。这个师将于9月18日傍晚在伏尔加河渡口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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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指挥所不断地遭受敌人的袭击，因此，我们被允许放弃在察里察可谷里的掩蔽部，转移到距“红十月”码头以北1公里的新指挥所去。


    9月17日傍晚，集团军前线的形势是这样的：右翼——从雷诺克至马马耶夫岗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变化（在5天时间内，这个地区的敌人实施的所有局部的攻击均被击退）；在集团军的中央地区，前线已出现折线：马马耶夫岗和中央车站在我们手中，专家楼则落入敌人手中。敌人从那儿向中心渡口射击；左翼正面已从察里察河起，沿着铁路展开，直抵伏尔加河岸边的抽水站附近。


    在生力部队到达以后，我们将混编团的残部并入M·C·巴特拉科夫步兵旅。同样，遭受了巨大损失的南翼的剩余部队被编入杜比杨斯基近卫师。他们的司令部则到伏尔加河左岸集中，重新组编。


    这样，集团军左翼仍旧是两个步兵旅——第42、第92旅以及杜比杨斯基的近卫步兵第35师。这样，就使部队的指挥变得更为方便。


    9月17日夜间，集团军指挥所转移到新的地点。通讯器材、勤杂人员和一些司令部军官从晚上就开始转移。军事委员会、参谋长和作战参谋最后才撤离。带着各种文件、材料，穿越敌人冲锋枪手甚至敌坦克控制的街道，这是极为冒险的。我们很可能突然与敌人遭遇。因此，决定参谋编队和军事委员会的成员走水路。他们将实施复杂的机动——从察里察河口出发，到伏尔加河左岸的克拉斯诺斯洛博达，再由那里乘汽车向北，到扎伊采夫岛对岸的“62”号渡口，再换乘装甲艇重返伏尔加河右岸，然后迅速抵达新指挥所。


    从察里察河口乘船渡过伏尔加河到克拉斯诺斯洛博达的保障工作，交给了I·A·维特科夫上校及他的助手们。午夜12时，我们的车队满载着文件和一些私人用品，趁天黑从掩蔽部出发，顺利地在上船地点集中。途中，炮弹和迫击炮弹时而从我们的头顶上飞过。


    渡过伏尔加河后，我们在博科尔德村和克拉斯诺斯洛博达村之间，为寻找我们的汽车，耽阁了近1小时。最后，终于找到了汽车，我们把一切东西都装到汽车上。这时，库兹马·阿基莫维奇·古罗夫走到我跟前，建议我去距克拉斯诺斯洛博达5公里处的国营苗圃，可在那里的管理处吃点东西，洗个澡，然后再去新指挥所。


    我们请克雷洛夫带领司令部的编队先去新指挥所，并许愿给他带回些吃的。


    然后，我和古罗夫以及我们的副官们来到国营苗圃。那里的人象迎接从另一个世界来的稀客一样，盛情地款待我们。我们洗了蒸气浴，换上干净暖和的士兵服，填饱了肚子。就这样，吃饭、喝茶，时间不知不觉地过去了。由于窗户都被遮住了，以至我们没有觉察，黎明是什么时候来临的。当我们发觉时，我们立刻紧张起来，因为我们知道，渡口只在夜间工作，我们恐怕赶不上了。如果我们今天不能到达新指挥所，那么克雷洛夫和参谋们会怎么看我们呢？


    我们跳上汽车，就向“62”号渡口飞驰而去。我不熟悉道路，由古罗夫那辆车在前面带路。但是，他也记错了路。我们不知不觉又转向到克拉斯诺斯洛博达。知道走错了路之后，我们又赶紧向回开。


    当我们来到“62”号渡口时，我看到码头上只停放着一艘小快艇，我觉得好像就要解缆了。在这紧急关头，好像故意与我们为难似的，我们的汽车又扎在沙地上空转起来。我脑子里闪现一个念头：这最后一艘装甲艇就要开走，我们全天将被困在左岸上。这一整天，集团军将会发生什么事情？斯大林格勒将会发生什么变化呢？……我的头发根都竖起来了。我不敢往下想，急忙向码头奔跑过去。装甲艇已开始离开码头。我使出全身力气，连跑带跳地向小艇奔去。我使劲一跳，终于上了艇！古罗夫正向码头跑来。我向舵手喊：


    “把船往回开！”


    他慢条斯里地转过头问道：


    “你是谁呀？”


    “我是第62集团军司令员！”


    舵手把艇开回码头，古罗夫和副官们跃上船舷。装甲艇离开岸边，全速全右岸驶去。


    艇长向我道歉，说不认识我。十分钟后，我们已到达右岸。我紧紧地握住他的双手，并向他表衷心的感谢。


    在新指挥所里，我们见到了克雷洛夫、维特科夫和其他一些人。我很兴奋。因为我们又在一起了。但，不是所有的人都在。晚上我们清点了人员伤亡情况。炮兵、工程兵及装甲兵的副主任全都离开了我们。


    军事委员会给我们指派了几个新的副职：炮兵副主任尼古拉·米特罗法诺维奇·波扎尔斯基少将，装甲兵副主任马特维·格里戈里耶维奇·魏因鲁布中校，工程兵副主任的位置还空着，因为未找到代替人。我为此事给方面军军事委员会打了报告，很快，科先科少将到我这里来了。在B·M·特卡琴科中将到来之前的几个星期里，由他来作我的工程兵副司令员。


    新的集团军指挥所没有掩蔽部，甚至连能够躲避子弹和炮弹的碎片的掩体也没有。在我们的上方，在陡峭的河岸上，有很多储石油的油槽和混凝土制的装重油的贮油池。在浅滩上堆放着车床、发动机及一些其它的工厂设备，原先准备把它们疏散到伏尔加河对岸，结果都丢在这里。河边停着几只没完全打坏的驳船和许多浮运的木材。


    集团军司令部的工作人员都住在驳船上，其实，就是睡在露天里。军事委员会和参谋长被安排在河岸附近匆忙掘成的避弹壕里，这些避弹壕甚至还没上盖。


    工兵们不知听信了谁的话，认为在陡岸上方的储油槽全是空的，于是就在其下方开始修建掩蔽部。后来，我们不得不为这种轻信付出了代价。


    集团军右翼部队准备向马马耶夫岗西南方向实施反突击，以便从北面与三个担负反冲击任务的集团军（近卫第1集团军、第24、第66诸兵种合成集团军）协同作战，切断和击溃向斯大林格勒进犯的德军部队。


    9月18日象平时一样开始：太阳刚一露头，敌机就出现，开始轰炸并冲击我战斗队形。敌主要目标是车站和马马耶夫岗。空袭之后，敌人的火炮、迫击炮紧接着向我开火。作为回报，我们的大炮也轰隆隆地响起来。战斗非常激烈。上午8时，城市上空的德军轰炸机突然消失了。我们都明白，在城北作战的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部队已在积极行动。那边已开始了战斗侦察。14时，我们上空又出现了几百架“容克”，它们又继续早上开始的对第62集团军的战斗队形实施轰炸。这意味着，北边的战斗侦察已经停止，或者说，暂时告一段落。


    敌机对我军积极行动的反应非常敏感，尤其是对北边。我们根据敌机的这一活动规律，常常可以猜到我方面军其它地段的态势。我们感谢这位“邻居”，也因为这6小时的轰炸间歇时间，使我军得以加强，使我阵地更加完善。


    清晨，我右翼部队转入进攻，并取得了很好的战绩：戈罗霍夫上校的步兵旅，占领了30．5高地；萨拉耶夫师的一个团，占领了135．4高地。在坦克第23军的地段，机械化步兵第38旅，彻底占领了“红十月”村西南边的果园。A·E·叶尔莫尔金师的分队及A·F·叶林的近卫第39团，在马马耶夫岗进行着顽强的战斗。一天之内，他们就向前推进了100—150米，并在马马耶夫岗的顶部，修筑了牢固的工事。在市中心和集团军左翼的战斗，仍象从前那样的残酷。敌人虽然在兵力上占很大优势，但并没有取得什么进展。我们的部队仍坚守在除车站以外的已占领的阵地上。在5天的浴血奋战中，车站曾易手15次之多，只是到9月18日傍晚，才最后被敌占领。


    我们已无力再对车站实施反冲击了。罗季姆采夫将军的第13师已精疲力竭。他们渡过伏尔加河后，就立即投入了战斗，并承受住了攻打这个需市的德国军队的主要突击。近卫军战士们使敌人遭受了重大伤亡。但是，他们也被迫把斯大林格勒的几个街区让给了敌人。这并不是退却。谁也不想退却，近卫军勇士们死守在阵地上、撤退的只是重伤员。与师主力部队失掉联络的近卫军战士，单独一个人或两、三个人一组，仍然在铁路板道房的岗亭里、在车站的地下室里、在月台线后面、甚至在车厢底下，坚守着，战斗着。他们在独立地继续执行上级交给自己部队的任务——插入敌后方或两翼，打击法西斯强盗，不论是白天还是黑夜，他们都强迫敌人接受这样的巷战战术，即：迫使敌指军官不分昼夜地使自己的连、营处于紧张状态，并不断地向各个方向投入兵力，去包围、压垮战斗到最后一口气的苏维埃战士的“单人堡垒”。当时，我已经比较明确地形成了一种想法（这种想法我在前线生活的第一天就开始酝酿了），即用什么来对付敌人已形成的、但又陈腐的战术呢？


    我思考中的第一要素，就是我们的士兵。他们比任何人都更早地与敌人面对面地交锋。有时，他们比在指挥所里观察敌人战斗队形的将军们，更了解敌军士兵的心理状态。他们研究敌人的特点。我这里强调“研究”二字，是因为大自然赋予他们智慧，赋予他们激情和思考能力。他们不仅理解自己指挥官的意志，而且还能判断形势，识被敌人意图。当然，他们比起司令部的参谋们，对敌人的部队了解得要少，也不能看到我们从观察所里所能看到的那么广阔的战场，但他们在与敌人周旋的无数次冲击和反冲击中，根据敌人在战场上的行为，能够比别人更多地、更强烈地感觉到敌人的士气。而了解敌人的士气，不是抽象的，而是直接从战场上看到的——这才是任何战斗中最重要的要素。


    甚至在最激烈的战斗里，训练有素的士兵，因为了解敌人的士气，所以他们不怕敌人数量上的优势。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战士受伤时也不下战场，并竭尽全力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


    党教育我们的军人热爱祖国、忠于人民。部队的政治部门、党团组织，在完成党中央委员会指示的同时，努力培养每个军人对我们正义事业的信心。通过战斗生活的具体实例和英雄们的功绩，来增强他们对祖国的高度责任感，升华他们的道德精神。所有上述要素使我们坚信，我们的军人具有坚韧不拔的战斗精神。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们认真研究审订了我们的分队在巷战时所应采用的战术。


    我们应该做到，第一座房屋，只要里面有我们的军人，哪怕只一个人，也要成为敌人攻不破的堡垒。在地下室里、或者是在楼梯平台上战斗的士兵，如果他们了解集团军的总任务，他们将大无畏地战斗到最后一人，并独立地去完成应该完成的使命。在巷战中，士兵有时就是将军。


    不相信士兵能力的人不能成为指挥官。在争夺车站的那几天里，我同军事委员会委员K·A·古罗夫、参谋长H·A·克雷洛夫就决定改变我们的战术。我们没有让军队中原有的一些条例、制度来约束我们的手脚，在连、营里，除已有的班和排之外，又组织了新的战术单位——突击小组。


    9月18日，我接到东南方面军的命令。当时第62集团军隶属东南方面军，下面就是这份文件。


    《第00122号战斗命令》摘要：


    东南方面军司令部，1942年9月18日18时。


    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各兵团向南方全面转入进攻以后，不断给敌人以打击，使敌人在库兹米奇、苏哈亚、梅切特卡、阿卡托夫卡等地区遭受巨大损失。为抵抗我军北方集团的进攻，敌人从斯大林格勒和沃罗波诺沃地区抽出大批部队和兵团，经古姆拉克调往北方地区。


    为粉碎进攻斯大林勒格的敌军集团，我命令你们协同斯大林格勒方面军：


    1．命令第62集团军司令员，在马马耶夫岗地域组织至少3个步兵师、一个坦克旅的突击群，对斯大林格勒西北郊的敌人实施攻击，并把他们歼灭在这个地域。当日任务：在切实保障背后的雷诺克和奥尔洛夫卡地区、128和98．9高地以及斯大林格勒西北郊和西郊的前提下，消灭城里的敌人。


    命令方面军炮兵主任，以强大的炮兵进攻来保证第62集团军在右起戈罗季谢和古姆拉克、右至察里察河的地带实施突击。


    从1942年9月18日19时起，把戈里什内步兵师列入第


    62集团军建制。命令第62集团军司令员，于1942年9月19日5时前、使这个师的大部分从“红十月”村附近的北边渡口，渡过伏尔加河到斯大林格勒，并用这支力量从102高地区域向城市西北郊实施突击。


    步兵于9月19日12时实施进攻。》


    从方面军的命令中可以看出，戈里什内师应尽快渡过伏尔加河，于12至18时这段时间里占领出发阵地。


    当时，各个渡口的渡河条件都极为困难。期限显然不够用。


    然而，戈里什内师渡河——这仅是任务的一个方面。方面军的命令中指出：第62集团军应拿出不少于3个师的兵力组成突击群。到哪儿去找这3个师呢？不是在第2梯队里，还是在集团预备队里，都拿不出整建制的师了。所有能够拿起武器的人，都在前线作战，都已投入巷战。


    但方面军的命令毋庸置疑是必须执行的。


    在反攻的准备过程中，集团军司令部的各个部门、各兵团和各部队的司令部门，都表现出很强的组织能力和极高的工作效率。


    在执行方面军命令的过程中，我于9月18日23时50分


    签署了对本集团军的命令。在残酷的防御战之后，在尽管是缓慢的、但毕竟是退却之后，在命令中出现一个新的词汇——


    进攻。


    精疲力竭、疲惫不堪的部队，以极大的战斗热情接受了这个命令。他们对自己的力量更加充满信心。他们认为，如果反攻，就说明我们还有力量。由此可见，防御就要结束了。


    进攻的时间定于9月19日12时。


    从清晨起，我们就密切地注视着敌人的行动，期待着敌人营垒里出现任何惊慌失措的现象，期待着能出现敌人从我方面军地段调走部队的迹象。但我们只发现，敌机活动得不那么频繁了。清晨，斯大林格勒上空没有出现轰炸机。可见，我军北面的部队继续积极行动。


    12时正，我部开始实施攻击。攻击是在方面军炮兵群的炮兵火力和航空兵火力支援下实施的。没有敌机的威胁，我们的任务变更很轻松，当然，飞机在巷战中已经起不了什么决定性的作用了。


    但快到17时的时候，斯大林格勒上空出现了德国飞机。凭这一迹象可以断定，我军在敌人北翼的进攻又被阻止了。


    第62集团军突击群的进攻，无论是在中央地带，还是在左翼，均形成与敌人打遭遇战的局面，只有右翼的敌人相对地消极些。


    9月19日全天，在马马耶夫岗地域进行胜负难分的最为残酷的战斗。摩托化步兵旅占领了126．3高地；叶尔莫尔金的步兵第112师的一个团，进入多尔吉冲沟以北地区，并始终与摩托化步兵旅保持着密切协同。戈里什内师的两个团在9月18日夜间渡过河以后，迅速投入战斗。他们没有来得及做好准备，也没有来得及熟悉一下周围的情况，在越过马马耶夫岗脊部以后，立即与正在进攻敌人步兵和坦克展开遭遇战。叶尔莫尔金的步兵第112师的几个分队，从清晨起，就打退敌人数次大规模的进攻，并在日终时，仍然坚守在从马马耶夫岗至波洛特尼亚大街的铁路沿线地区，坚守在多尔吉冲沟的分岔口，以及跨过克鲁托伊冲沟能往阿尔捷莫夫斯基大街的公路大桥。


    在我面前放着B·B·古谢夫预备役中校的信。从1942年9月14日起，他就开始在步兵第112师参加战斗。方面军政治部根据他个人的要求，派他到在“红十月”工厂地区作战的部队中去。他在信里写道：


    “我父亲在这个厂里做了35年的碾压工人。我就出生在马马耶夫岗附近，并在那里渡过了我的童年和少年时期。我父亲参加过保卫察里津的战斗。当战火在我的故城燃烧的时候，我也不可能有别的选择。


    我由“62”号渡口来到右岸。炮声隆隆，伏尔加河陡峭的河岸，就象一艘巨大的装甲舰的船舷。在‘红十月’厂区，我找到了步兵第11师指挥所。我向师长叶尔莫尔金和政委利普金德作了自我介绍。叶尔莫尔金同志问我过去曾在哪里服役。我告诉他，我参加过1941年6月22日佩列梅什雷地区的战斗，我当时在曾三次获得勋章并被命名为伏龙芝的机械化第7师服役。当我谈到这一点时，叶尔莫尔金看了我一眼，便问：‘古谢夫，你认识我吗？’这时，我才认出他来。叶尔莫尔金曾任机械化第7师的机械化第15团的团长。我们曾经在基辅附近一起被包围。在那里，我们组织了一支队，经过多次战斗后，终于与自己的部队在哈尔科夫城会师。叶尔莫尔金师长是一个对事业无限忠诚的人。为完成交给他们师的战斗任务，他投入了自己的全付心血和力量。他身上有着西伯利亚人坚韧不拔的品质，也有着已故师长索洛古布的顽强战斗精神。


    在那一天，我结识了叶尔莫尔金得力的助手们——副师长、苏联英雄彼得·吉洪诺维奇·米哈依利齐内，师炮兵主任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戈德列夫斯基以及师政工人员瓦西里耶夫、奥罗别伊、库夫申尼科夫、扬琴科和其他人。这些政工人员多数时间是在分队里度过，他们边参加战斗，边给师里的报纸写文章。


    当时，师里约有800名攻击型步兵。他们在戈罗季谢、马马耶夫岗以东的战线占领防御。我很快把注意力集中到步兵第416团。该团与步兵第112师的156反坦克独立营一起，准备攻击马耶夫岗的敌人。步兵第416团团长阿谢耶夫大尉，准备将全团兵力投入到攻击马马耶夫岗的战斗中……


    19日清晨，开始攻击马马耶夫岗。与此同时，林格勒方面军从北面发起反突击。战斗持续了整整两昼夜。我们的战士冒着德军强大的炮火，不顾敌机的密集轰炸，顽强地向前推进。步兵第416团团长冲在全团的最前排。终于，第416团与第156反坦克独立营重新占领了马马耶夫岗的顶部，并与步兵第95师一起，把敌人赶到多尔吉冲沟后面。”


    此时，在战斗中被大大地削弱的罗季姆采夫的近卫第13师，正在市中心进行着巷战，看来，敌人决心不惜任何代价击溃这个师，向伏尔加河的中心码头逼近，从而把集团军截成两段。


    两个步兵旅、杜比杨斯基的近卫第35师以及布勃诺夫坦克旅的剩余部队，正在从察里察河到瓦尔代斯卡亚大街，再往东南，直到伏尔加河岸的地区，进行着巷战。


    在马马耶夫岗地区，我军的兵力与敌人进攻的兵力大体相当，而在近卫步兵第13师的地段及其南部，敌人的兵力数倍于我，明显占有优势。


    9月19日的战斗表明，德军不会把自己的部队从城里调往北面，而是要在城里的伏尔加河沿岸放手大干，企图一举歼我第62集团军。


    我生力军从各个方向抵近伏尔加河。伏尔河加的所有渡口都在敌人大炮和迫击炮的火力之下。集团军军事委员会讨论了当时的局势，作出了一些重要的决定。为了不中断与左岸的联系及部队的供应，我们首要的任务是，组织好部队渡过伏尔加河。


    这个任务非常艰巨。因为整个白天伏尔加河都在敌人的观察距离和射程之内。我们需要众多的渡口或码头。以便装御人员和弹药补给。因此，除了集团军自己掌握的两个渡口外。我们让每个师都自行组织渡河。哪怕规模再小，总是能够对各师的撤退伤员和运送弹药方面有所帮助。所有的渡河方式，都被我们认真研究过，整个渡过行动，都在我们认真的监督之下进行。


    我们拟制了与各部队进行电话和电报通信的应急方案。这个方案是由集团军通信主任尤林上校（后来成为将军）制定的。他总是掌握有备用电路和沿伏尔加河河底敷设的电线线路，当一个通信系统被损坏之后，我们可以改用另一个系统。除此之外，在左岸还设有通信中间站，通过中间站我们能够与驻扎在城里的各师保持联系。但在大规模轰炸和扫射的情况下，与我河岸各部队的通信经常中断。


    3


    连日来，德军的将军们采取了一切措施，阻止我生力部队渡河进入城里。从天明到天黑，伏尔加河上空都有他们的飞机盘旋和俯冲，而到夜间，则进行炮击。所有码头和通向码头的道路，整天都被敌人火炮和六管火箭炮封锁着。第62集团军要把部队和物资渡过伏尔加河，简直是困难重重。


    夜间渡河可达右岸的分队，应当在该夜尽快进入到各个阵地，物资也要在当夜分发给各部队，否则，会被白天的轰炸毁灭。我们无法处置在伏尔加河右岸的马匹和车辆，因为没有地方可隐蔽它们，以躲避子弹、炮弹、手榴弹和迫击炮弹的打击。因此，所有运过伏尔加河的物资，都是战士们用肩膀把它们扛到各发射阵地。白天，他们要打退敌人的猛烈攻击；夜里，他们不能休息和睡眠，要搬运弹药、食物和各种工程器材。这就大大地消耗了战士们的体力，但部队的战斗力并未因此削弱。这种情况继续了不是一天，不是一个星期，而是整个战斗过程。


    在市里，从战斗打响到战斗结束，各码头的军械交换站都是由索科洛夫中校管理的，而给养站是由斯帕索夫中校和季诺维也夫少校管理的。他们始终处在枪林弹雨之中，随时都可能被炮弹、炸弹炸得粉身碎骨。


    9月19日，H·E·巴秋科的步兵第284师向伏尔加河


    左岸开来，这个师被编入第62集团军。我们焦急地等待他们的到来，因为这一天，在市中心，即罗季姆采夫师战斗的地区，局势发生了非常严重的变化；在步兵第95师第112师战斗着的马马耶夫岗地区，形势也相当危急。而中心渡口已经完全瘫痪。


    那天晚上，我们得知，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将于9月20日再次从北面向敌人实施攻击。因此，我决定，我部将从马马耶夫岗地区向西南方向继续实施反攻击。我们相信，在斯大林格勒方面军9月19日的反攻击之后，新的攻击将会获得更大的成功。


    深夜，第62集团军接到命令。命令要求我们9月20日


    以现有的一切兵力继续实施进攻，完成既定任务。


    罗季姆采夫师所属地段的形势继续恶化。然而，我们却抽不出哪怕是一个营的兵力去帮助他。我们唯一能做的是，把他的第39团再还给他，这个团于9月19日之前已脱离师的建制，在叶林的指挥下，战斗在马马耶夫岗地区。


    杜比扬斯基的近卫第35师的部队严重减员，已无力进行任何有组织的战斗。因此，我们决定把剩余人员和武器装备，交给步兵第42、第92旅，把师指挥机关撤往伏尔加河对岸重新整编。


    那些日子里，我们与方面军炮兵司令员B·H·马特维耶夫少将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他要求，随步兵师一起去加强第62集团军的炮兵部队，应渡河到伏尔加河右岸、到城里去。而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坚决反对这个主张。我们把步兵师的炮团留在伏尔加河左岸，而把炮兵观察所搬到右岸。从那里它可在宽大的正面指挥火炮和炮兵连的火力机动。我们只是要求迫击炮和反坦克炮随部队一起渡河。


    在市里，正如我已经觉察到的那样，我们的炮兵群既没有马力牵引，又没有机械牵引。这样，我们就丧失了火炮的机动。用双手推着大炮和榴弹炮，在被炸得坎坷不平的街道上行走，通过市区的废墟，这是不可能的。从9月后半月起，从伏尔加河对岸把炮弹运过来，再运进城里就已经很困难了，有时完全行不通。因为白天敌人监视着从东边通向伏尔加河的所有道路。从9月22日起，敌人抵达中心渡口，他们向每一只渡船实施直接瞄准射击。在夜间运送弹药也很冒险，因为敌人已知道我们的渡河区域，他们不断地向河面上空投照明弹，使伏尔加河整夜都亮如白昼。把弹药运过这1公里宽的水面，比从100公里以外把弹药运到伏尔加河岸边还要困难。


    方面军军事委员会采纳了我们的意见。


    把师属炮兵留在伏尔加河左岸的决定，无疑是正确的，在城市防御和进攻的整个战斗过程中师属炮兵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把炮兵团和榴弹炮团留在伏尔加河对岸，使每一个师长或旅长都能随时调动自己的炮兵火力，射击前线任何一个地段。集团军炮兵司令H·M·波扎里斯基少将，在必要的时刻，也能够组织伏尔加河左岸的所有旅和师的炮兵连，集中火力打击一个目标。


    H·M·波扎里斯基对使用炮兵火力抗击敌人步兵和坦克的进攻这一复杂和艰巨的任务，做了出色的准备工作。波扎里斯基指挥的营射击和团射击经常是十分准确的，并且具备灵活的机动能力。在伏尔加河对岸的阔叶林里，集中着身管炮兵和火箭炮兵的强大的突击火力。在斯大林格勒的街道上、在工厂的车间里，也有直接瞄准的火炮和迫击炮。这些炮兵火力向企图冲向伏尔加河各个地段的德军，实施无情的猛烈的打击。对集结在工厂区前和马马耶夫岗上的敌人庞大的步兵群和坦克群，波扎里斯基的炮兵毫不客气地给予了毁灭性的打击。


    火炮—战争的上帝。在斯大林格勒防御战斗的日日夜夜里，它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第62集团军的炮手们，以机动、准确的火力，给德国侵略者带来很多的烦恼。而指挥这些炮兵的是出色的炮兵专家和天才的军事首长H·M·波扎里斯基。他是一个头脑清醒、有胆有识的红军指挥员。


    从9月中旬开始，每天晚上，H·A·克雷洛夫将军、H·M·波扎里斯基将军、师级政委K·A·古罗夫和侦察主任M·J·格尔曼上校都聚会在我这里。我们根据侦察情报，把凡是德军正在集结兵力、进行进攻准备的街区，都标在作战地图上。然后，在天明之前，用所有炮兵火力，包括“卡秋莎”，突然向这些街区实施打击。我们还用远程航空兵向那些街区实施突袭。这样，每一发炮弹都射击敌人集结的中心地区，较之对广阔的场地和地区进行拦阻射击更有效。敌人的有生力量遭到毁灭性打击。我们还用直接瞄准射击打击敌人，骚乱敌军战斗队形。在这一连串夜袭之后，敌人进攻时，再也摆不出气势汹汹的样子了。


    9月20日黎明时，战斗又打响了。


    在我军右翼（雷诺克、奥尔洛夫卡、拉兹古利亚耶夫卡）继续进行牵制战，而在马马耶夫岗地区，步兵第95和第112师的部队，正在抗击着敌人新锐部队的攻击。


    晌午，第95师师长戈里什内上校向我报告情况时说：“如果不考虑前线向这一边或另一边不超过100公尺的微小变动的话，那么，可以说，马马耶夫岗的局势仍旧是稳定的”。


    我警告他说：“要注意，哪怕是100公尺的变动，也会招致丢掉马马耶夫岗……”


    “宁死，我也不放弃马马耶夫岗，”戈里什内回答说。


    师长B·A·戈里什内上校和他的政治副手A·A·弗


    拉先科，深入地、准确地了解战斗的每一个细节，在战斗中他们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战斗情谊。他们能够互相弥补：前后不仅是一个指挥官，同时也是共产党员，他对全体人员的政治教育给予很大的关注；后者在领导本师党的政治工作的同时，能够深入、细致地研究作战行动实际问题。他善于很理智、很内行地与每一个指挥员交谈。


    听了他们用电话向我报告的情况后，我丝毫不怀疑报告中对事实分析的可靠性和客观性，不论他们（戈里什内或弗拉先科）之中谁向我汇报。因为他们俩个人都十分了解作战情况，都很熟悉敌人的作战特点。


    戈里什内师紧随罗季姆采夫师进入城市。他的师是刚一渡过伏尔加河，未经休整，就投入到争夺马马耶夫岗的战斗中，然后又在拖拉机厂和“街垒”厂地区作战。该师的一些团中，准确地讲，只是一些团司令部，轮流撤回伏尔加河左岸，在那里进行短期休整，补充连队，然后重返战场。


    戈里什内和弗拉先科，在战斗最残酷的时刻，仍然在自己的观察所里，从容地、镇定地指挥着自己的部队。


    要去他们的指挥所比去伏尔加河岸边还要困难。敌人的狙击兵已经封锁了“街垒”工厂及“红十月”工厂之间的凹地。最初几天，我们就有许多战士牺牲在那里。因此，这片凹地被我们称为“死亡沟”。为了减少伤亡，我们横跨凹地砌起石头围墙。这样一来，只要弯着腰、紧贴住石墙，就可以到达戈里什内的指挥所。


    在罗季姆采夫的近卫步兵第13师的地段上，情况也十分严重。9月20日晌午，敌人的自动枪手已潜入中心渡口地区。师指挥所已开始用冲锋枪与之对射。该师的近卫第42团的部分分队已处在半包围之中，通讯联络经常中断，而且中断的时间愈来愈长。派往罗季姆采夫司令部的集团军通讯参谋都牺牲了。派往中心码头的叶林团迟迟未到，因为他们在途中被敌机发现，并且遭到连续的轰击。


    集团军只能从左岸用炮兵火力援助这个师，然而，这也不过是杯水车薪。


    在罗季姆采夫师的左面，在察里察河上，战斗愈来愈残酷。在那里作战的有姆·斯·巴特拉科夫的步兵第42旅的几个营，由北海舰队水兵组成的步兵第92旅以及萨拉耶夫师的一个团。与他们的联系也经常中断，这使我们很难判明这一地段的战斗形势。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敌人集结了新锐力量，拼命想冲到位于我防御中心的伏尔加河，然后扩大突破口。因此，我们必须在马马耶夫岗区域继续实施反突击。如果减弱这里的反突击，那么敌人就会放开手脚，全力猛攻我左翼。进而击溃我在城市中心的防御部队。


    9月21日夜，原作为集团军预备队、放在马马耶夫岗东边的巴秋科师的步兵第284团，渡河来到城里。


    将近夜里两点钟时，我接到方面军司令员叶廖缅科上将打来的电话。他通知我说，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一个坦克旅，已从北面冲过敌军阵地，将在奥尔洛夫卡地区与我们会师。我把大家都唤起来，自己坐在电话机旁，整整一夜都在寻找这个坦克旅，我们焦急地等待着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部队与我第62集团军会师的好消息。然而，没有等到这样的报告。几天以后，我们才得知，坦克旅未能到达目的地。坦克第67旅整个旅和他们的旅长希德贾耶夫上校一起，在敌人战斗队形的纵深处全部阵亡。


    9月21日到22日，第62集团军的部队处于危急关头。


    敌人以巨大的损失为代价，第一次把我集团军切成两段：在近卫步兵第13师的地段，敌人前出至第2堤岸街，其先遣分队已逼近中心码头。


    9月21日傍晚，第13师占领的前线阵地是：克鲁托冲


    沟、第2堤岸街、“1月9日”广场、太阳大街，共产主义大街、库尔斯基大街、奥尔洛夫斯基大街、无产者大街、果戈里大街，直至察里察河。


    该师的几个分队陷入包围，一直战斗到最后一粒子弹。关于他们的情况、尤其是近卫步兵第42团1营的情况，我们没看到更详细的材料。这就是为什么在当时所有的战报里以及后来的报纸、书刊上，在提到斯大林格勒战役时，都谈到：保卫火车站的那个营，于1942年9月21日全营覆没，只有一个叫科列加诺夫的少尉军官活了下来……


    坦率地讲，直到最后一天，我还不相信这个营于9月21日全部阵亡的消息。因为当时从敌人的举动判断，我总觉得，在车站附近及其左侧地区，一直有我们的战士在战斗，法西斯分子在那里遭受了巨大损失。但是，是谁在那里坚持搏斗？他们又在怎样搏斗、——这一点谁也不晓得。这些人的命运，象一块沉重的石头，一直压在我的心头，使我每每想起，就感到不安。后来，在我的《集体英雄主义的集团军》一书出版以后，以至电台广播了这本回忆录的部分章节之后，我收到了许多来信，其中包括伟大卫国战争的残废军人安东·库兹米奇·德拉甘的信。这位老战士说，他知道在法西斯占领车站以后这个营的详细情况。这封信使我很激动，终于能在15年后查明这些人的命运。我常常怀念他们，我一直不相信，与法西斯分子在车站附近搏斗了7天的战士，会在一夜之间全部阵亡、或者说投降了。


    我确实没弄错。1958年的夏天，我利用休假时间，去访问了这封信的作者。他住在契尔尼戈夫省普里卢克区的一个叫利科维察的村子里。见面后，第一眼，第一句话，立刻就使我们相互认出来了。


    安东·库兹米奇马上使我回忆起，我第一次与他们见面的地点。他说：


    “您还记得吗？那是在9月15日晚上，在普希金广场的教堂旁，您看见我便问：上尉，你的人在哪儿？……噢，在这里，那就接受任务吧，要把法西斯赶出车站。清楚了吗？


    ……”


    “是的，我还记得。”我回答说。


    在我眼前，仿佛出现了当时的情景：到处都是坍塌的房屋，烟雾笼罩着河岸。在河岸上，一群带着步枪、自动枪的人，向远处走去。其中有一个个子不高、但很机敏的人，身上挂满了手榴弹，一双眼睛又红又肿。他就是安东·库兹米奇·德拉甘上尉。他当时是罗季姆采夫师近卫步兵第42团1营1连的连长。我仿佛看见，年轻的指挥官在接受了任务以后，迅速地拉开队形，带领连队向车站方向走去，队伍很快就消失在烟雾和黑暗之中。过了几分钟，车站方向传来了密集的对射声。这说明他们连已投入战斗。


    “请允许我从头讲述整个经过。”当我与安东·库兹米奇在桌旁坐定后，他说。


    下面就是他的叙述：


    “当我带领连队前往车站，并开始与敌人对射的时候，营长切尔维亚科夫赶上了我。他来到我面前，一边擦着眼镜，一边警告说：‘要切断敌军并牵制住他们。要长时间地坚守在那里，要多带些手榴弹。’


    我带领连队在黑暗中来到车站的铁路迂回线。


    夜里，四周都是射击声、爆炸声。我们战士以战斗组为单位，在一些毁坏的房子里构筑起工事，非常艰苦地抗击着敌人的进攻。我觉察到，车站的建筑物在敌人手中。于是，我们从左面穿过铁路路基。在交叉路口，我们看见一辆被打坏的我军坦克，附近有10个坦克手。我们在车站建筑物附近集中后，便与敌人短兵相接地打了起来。


    先是一顿手榴弹，然后，我们的战士冲了上去。突如其来的打击，使得敌人仓皇逃命，并在黑暗中胡乱地射击。


    就这样，我们连占领了车站。当敌人清醒过来，知道我们只有一个连时，我们已占据了坚固的防御工事。尽管敌人多次从三面向我发起攻击，可车站在天亮之前仍然在我们手中……


    清晨不知不觉地来临了。这是斯大林格勒的一个沉闷的清晨。法西斯的俯冲飞机，借着黎明的光亮，向车站投下几百枚炸弹。轰炸之后，紧接着又是炮火轰击。车站的楼房燃起了熊熊烈火，墙壁坍塌了，钢筋扭曲了，可战士们仍在继续战斗……


    直至傍晚，敌人们未拿下车站建筑。最后，他们信服了：任何攻势都不能使我们屈服。于是，就转向迂回线。这时，我们把战斗转到车站前的广场。在喷泉旁、在铁路路基边，展开了激战。


    我还记得这样的情形，德国人绕到我们后方，聚集在车站前广场上的角楼里。在我们的地形图上，我们称角楼为‘制钉厂’，因为，那里曾经存放过钉子。敌人企图从那里向我们背后实施突击。然而，我们识破了他们的意图，并先向其发起反攻击。这时，我们得到了正向车站开近的扎沃敦上尉的迫击炮连的火力支援。我们没有能够完全地占领‘制钉厂’，只占领了一个车间。而旁边的车间仍在敌人手中。


    这时的战斗已转到建筑物里面了。我们连的兵力几乎消耗殆尽。不仅我们连，整个营都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营长切尔维亚科夫上尉受伤了，被后运到伏尔加河对岸。全营由费多谢耶夫上尉指挥。


    敌人从三面向我营压过来。弹药已很紧张了，更不用提吃和睡了，然而最可怕的是渴。为了找水，首先为机枪找水，我们射穿了自来水管，从里面一滴一滴地渗出水来。‘制钉厂’建筑物里的战斗忽停忽起。在短兵相接中，刀、铁铲、枪托都派上了用场。拂晓时，敌人调来了预备队，一个连接一个连地向我压来。面对这样的强攻，我们显然是很难抵挡的。我立刻向费多射耶夫上尉报告眼前的形势。这时，科列加诺夫少尉指挥的步兵第3连前来增援我们。在来路上，这个连遭遇到密集的炮火，并遭到多次攻击。瘦高个的科列加诺夫，身上穿着沾满泥土的士兵服，到底还是把连队带来了。他镇静地报告说：‘全连还剩20人，前来报到。’


    他在给营部的报告中写道：‘我已到达‘制钉厂’，情况极为严重。但是，只要我活着，任何恶棍也休想胡来！’


    激烈的战斗持续了整整一夜。分成小组的德国自动枪手和狙击兵，向我后方摸过来。他们隐蔽在暗楼、废墟和下水道里，从这些地方向我们射击。


    费多谢耶夫营长指示我，组织一个冲锋枪手小组，摸到敌人后方去。我执行了他的命令。关于这件事，我在日记上是这样写的的……”


    安东·库兹米奇让我读了这一页。这里，我逐字逐句地引用他写的话：


    “9月18日。刚才，志愿冲锋枪小组悄悄地逍遁在夜幕中。他们走了，他们懂得任务的复杂性和艰巨性——要潜入敌人后方，并在那里独立作战。


    他们每个人都领到了5天的弹药和给养以及在敌后作战的详细指示。


    不久，敌人的防御就出现乱子。敌人显然搞不清：是谁捣毁了刚刚运来弹药的汽车，是谁消灭了机枪手组和炮兵班。


    从早晨到中午，敌机不断在城市上空盘旋。一些飞机离开机群，隐入高空，然后又掠地飞行，向街道、向建筑物的废墟上抛洒暴雨股的子弹；另一部分飞机，拉响战斗警报器，在城市上空盘旋，企图制造紧张慌乱气氛。燃烧弹从天而降，重型地雷接连爆炸，城市笼在熊能大火之中。9月18日夜间，德军炸毁了我们车间与‘制钉厂’其他建筑之间的围墙，并开始向我们投掷手榴弹。


    我们的战士刚刚把敌人掷来的手榴弹从窗子扔回去，一颗手榴弹爆炸了，科列加诺夫少尉受了重伤，红军战士们一个接一个地倒下去。


    两个战士费了很大的劲，才把科列加诺夫救出来送往伏尔加河。再往后他的命运如何？我就不知道了。”


    “那么，以后又发生了什么事呢？”读完这几行日记，我问道。


    “我们在‘制钉厂’坚持战斗了一天多，”安东·库兹米奇继续讲：“扎沃敦上尉带着他的迫击炮连来增援我们。他们的迫击炮弹早已打完了，但是，迫击炮手们打起仗来个个都很勇猛。9月20日傍晚，侦察员报告说，敌人正重新配备力量，向车站集结火炮和坦克。全营接到命令：做好准备，打退敌坦克的攻击。


    我从连里挑了一些人组成几个小组，给他们配备了反坦克武器、手榴弹和燃烧瓶。但是，这一天，敌坦克没有发起进攻。


    午夜，一个当地的妇女，冒着生命危险，从敌占区偷偷地来到我们这儿，告诉我们，德军坦克准备发起突击。她还告诉了我们，许多有关敌军布署的有价值的情况。我记得她的名字叫玛丽娅·维杰涅耶娃。在那些日子里，城里的居民经常帮我们搞一些侦察，也常常给我们送水来。遗憾是的，这些勇敢的爱国者没有留下姓名。我只记得还有一个年青的女侦察员，战士们都叫‘莉莎’，她在一次轰炸中牺牲了。


    9月21日，这一天是1营命运攸关的一天。德军在坦克、大炮的掩护下，从清晨起就发起疯狂的进攻。火力之猛，攻势之凶，完全出乎我们意料。敌人把在这一地区的所有武器、所有的预备队都投入了这次进攻，想一举摧毁我车站地区的抵抗力量。但是，他们每前进一步，都遭到巨大的损失。下午，我们营被切为两段。


    营部和一部分部队被隔在百货商店附近。敌人包围了这一地区，并从四面向其进攻。百货商店里展开了白刃战。费多谢耶夫上尉率领营部人员，在那里与敌人进行了了力量悬殊的搏斗。有几个勇士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我们派了4个战斗小组赶去援救。但法西斯匪徒集中了坦克火力，猛烈轰击所有活下来的人。就这样，1营营长费多谢耶夫上尉和他的勇敢的助手们全部牺牲了。


    他们牺牲后，我承担了剩下的几个分队的指挥。我们开始向‘制钉厂’附近集中。我把这里的形势写成报告，派通讯员给团长送去。可是，这个通讯员再也没有回来。我与团里失掉了联系，只能独立作战了。


    敌人隔断了我们与友邻部队的联系，弹药的供应也中断了。每一颗子弹对我们来说都像金子一样宝贵。我命令部队要节约弹药、收集阵亡者的弹药盒及缴获的武器。傍晚，希特勒匪徒又一次发动进攻，他们以密集队形向我占领的阵地逼过来，想挫败我们的最后抵抗。我们的战斗分队愈来愈少，只得缩短了防线，并开始慢慢地向伏尔加河撤退。我们尽量拖住敌人，并与其保持着一定的近距离，让敌人无法使用火炮和飞机对我实施攻击。


    我们一边撤退，一边利用每一个建筑物来战斗。只是在地板和衣服都被烧着了的时候，我们才退出这个临时阵地。整整一天时间，敌人才前进了不到两个街区。


    在红色彼得堡街和共青团街的交叉路口，我们占领了拐角处的一座三层楼房。从那里可以有效地控制所有的接近路。这座楼房也是我们的最后一道防线。我下令在所有的出口构筑防栅，利用所有的窗户和墙洞裂口作为我们的射击孔。


    我们在地下室的窄小的窗户上架设了重机枪，我们把应急储备弹药—最后一条子弹带装上了重机枪。


    两个由6个人组成的小组爬上了三层楼和楼顶，他们的任务是：拆掉隔墙，准备大石块和木头，以便在敌人密集进攻时派上用场。我们在地下室划出地方作为安置重伤员之用。我们的防守兵力总共只有40人。决战的时刻终于到了，敌人的进攻一次紧接着一次。每次打退敌人的进攻后，我们都仿佛觉得，再没有力量对付下一次的进攻了。可是，当法西斯分子发起新的攻击时，我们不知从哪里又来了力量，又想出了办法。战斗就这样持续了5天5夜。


    地下室里的伤员愈来愈多，能作战的只有19人了。没有水，就剩下几公斤外壳烧焦的粮食。德国人想困死我们，他们停止了进攻，只是用大口径机枪不断地扫射着。


    大家都视死如归。只是想怎样才能死得更有价值。这时，在我们中间出现了一个胆小鬼，他看到在这里迟早就要死，就决定扔下大家，趁夜色逃过伏尔加河去。他明白这是可耻的叛变行为吗？他当然明白。他怂恿了另一个胆小和意志薄弱的人，一起去干这卑鄙的勾当。夜里，他们悄悄地溜到伏尔加河边上，他们用大木头做了一个木筏并把它推下水。但刚离岸不远，就遭到敌人的射击。胆小鬼的同伙被打死了，可他本人却渡过河，并找到了我们营的留守排。他胡说，全营覆没了。


    ‘我亲手在伏尔加河岸边埋葬了德拉甘上尉’。他撒谎说。


    只过了一个星期，一切都水落石出了。可是，正如您所看见的，他不应该在我40岁以前就把我埋葬了。


    ……法西斯又进攻了。我跑到楼上去看望我们的战士。我看到，战士们消瘦、变黑的脸上，充满紧张的神情，伤员们身上都缠着血污的绷带，可他们双手仍然紧握着武器，目光中没有丝毫的胆怯。卫生员柳巴·涅斯捷连科因胸部受伤、流血过多而牺牲了，她的手里还拿着绷带。看来，她在死前的一刻，仍然想帮助同志们包扎伤口，但是，没来得及……


    法西斯的进攻被打退了。在寂静中，我们听到，在马马耶夫岗和城市工厂区那边，仍在进行着残酷的战斗。


    怎样帮助城市的保卫者呢？怎样才能把已停止向我们这个楼房进攻的敌人，哪怕是一部分，吸引过来呢？


    我们决定在房顶上悬挂起红旗——让法西斯分子知道，我们并没有停止战斗！可是，我们没有红布。怎么办呢？一位重伤员明白了我们的意图，他脱下血迹斑斑的白衬衣，用它擦干正在流血的伤口，然后交给我。


    敌人用扩音器向我们喊话：


    ‘俄国佬，快投降吧，要不就是死路一条！’


    就在这时，在我们的屋顶上，飘扬起了红旗！


    ‘狗养的，别瞎说！我们还要活很久呢！’我的通讯兵科茹什科大声地回答。


    接下去的进攻又被我们打退了，我们有时射击，有时扔石块，并掷出了最后一批手榴弹。突然，从后方、在无门窗的墙壁外面响起坦克履带声。反坦克手榴弹已经用光了。只剩下一枝带3颗子弹的反坦克枪。我把这枝枪交给反坦克手别尔德舍夫，让他通过暗道去拐角处，从正面射击敌坦克。但是，他还没来得及占领阵地，就被法西斯的自动枪手抓住了。别尔德舍夫对德国鬼子讲了些什么，我不知道，但过了1小时，敌人重新发起了进攻，而进攻地段正好在我们唯一的一挺重机枪的射界内。我可在断定，别尔德舍夫蒙骗了敌人。


    法西斯份子以为我们没有子弹了，变得猖狂起来，他们开始大声喧闹，挺直身子从掩体里走出来。他们甚至列队在大街上走路。


    这时，我把最后的一条弹链装进重机枪，把250发子弹一古脑都射向法西斯匪徒。我的手受伤了，但是枪没有丢下。敌人倒下了一大片。活下来的张慌失措地逃回掩蔽所。过了一小时，他们把我们的反坦克手别尔德舍夫推到瓦砾堆上，我们亲眼看见他被枪毙了。


    进攻停止了。炮弹象雨点似地向我们坚守的房子落下来。法西斯分子暴怒了，把各种武器都用上了。一时间我们连头都抬不起来。


    又传来坦克发动机的喧啸声。从临近街道的拐角处，出现了矮小的德国坦克。看来，我们的死期已到。同志们开始相互告别。我的通讯兵用芬兰刀在砖墙上刻着：‘罗季姆采夫的近卫军军人在此地为祖国战斗、献身。’在地下室左边的角落里，在一个挖好地坑内，整齐地摆放着营部的文件和装有大家的党证、团证的军用图襄。大炮第一个齐射打破了沉静。巨大的轰击声房子幌动起来，接着倒塌了。我也说不清过了多少时间才苏醒过来。周围一片黑暗，到处是刺鼻的砖灰。我听见身边人在低沉地呻吟。通讯兵科茹什科爬到我身边，并拽了我一下问：


    ‘您还活着吗？’


    在地下室的地板上，还躺着几个处于半昏迷状态的红军战士。我们被活埋在三层楼的废墟底下。空气很少，呼吸十分困难。吃的、喝的就更不敢想了——空气成了维持我们生命的唯一东西了。


    但是，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战友的脸庞，感受到同志间的温暖。


    我们决心要走出这座坟墓，开始不声不响地挖起来。浑身上下满是又冷又粘的汗水，简单包扎的伤口阵阵发痛，砖灰、沙土在牙缝里咯吱作响，呼吸更加困难了，可是，谁也没有抱怨什么。


    挖了几个小时后，眼前忽然闪现出星星光亮，一股9月份特有的清新空气，从小洞口飘了进来。


    大家疲备不堪地倚偎地这个小洞口旁，贪婪地吞咽着秋天的清爽的气息。洞口挖开了，可以爬过一个人了。科茹什科受伤较轻，我派他出去侦察。过了1个小时，他回来报告说：


    ‘报告上尉同志，我们在德国人包围之中，他们沿伏尔加河岸边埋设了地雷，附近还有敌人的巡逻兵……’


    我们决定突围，回到自己人那里去。


    我们想从敌人后方绕过去的尝试失败了，因为我们遇到德军的一队人数很多的自动枪手，我们费了很大劲才摆脱他们，又回到了地下室并在那里等候。我们一直等到乌云遮住了月亮，天空昏暗了，才从地下室爬出来，我们小心翼翼地向伏尔加河移动。我们相互搀扶着，咬紧牙关，忍着伤痛，慢慢地向前走着。我们一共只剩6个人，而且全部都有伤。科茹什科走在最前面，他现在是我们这个小组的战斗警卫，是我们的主要战斗力。


    城市上空弥漫着烟雾，建筑物的废墟冒着阴燃的火烟。伏尔加河岸边的蓄油池在燃烧，铁路路基上的车厢也在燃烧。左面，激战仍在继续，爆炸声震天价响，五颜六色的曳光弹象爆火箭豆子似地飞向天空，空气中充满了火药的焦糊味。那里，正在进行着决定城市命运的搏斗。前方，在伏尔加河岸边，在照明弹的闪光下，可以看见德国人的巡逻队。


    我们爬到近处，选择突破地点。眼前主要任务是悄悄地干掉巡逻兵。我们发现，一个德国兵有时走近一个单独停放的车厢。从那里，很容易接近他。科茹什科用牙咬着匕首，向车相爬去。我们看见，那个德国兵又慢慢地走近车厢……一个短促袭击，德国鬼子倒下去了，连叫都没来得及。


    科茹什科迅速地扒下他的制服，穿在自己身上，然后不慌不忙地向迎面而来的另一个德国兵走去。这个德国巡逻兵毫不猜疑地走近科茹什科身边。我们的通讯兵又解决了第二个。我们忍着伤痛，快步穿过铁路路基，散开队形顺利地通过地雷区。伏尔加河就在我们眼前了。我们伏在河边，不管水多么冰冷，贪婪地喝起来。我们喝呀，喝呀，怎么也喝不够。后来，我们拣了一些圆木和碎木头，费力地钉扎了一个小木排，轻轻地放下水，然后扶着它，顺流而下，我们没有浆，就用手划。我们尽量靠近急流，使速度快一些。天快亮时，我们被冲到一个沙滩嘴上，这里靠近我高炮部队。高射炮手们惊讶地看着我们这几个衣衫褴褛、满脸胡须、瘦弱不堪的人，费了好大劲才认出是自己的同志。他们给我们拿来面包干和鱼汤。我们好像一生中从未吃过比这更香的食物！这是我们三天以来第一次吃到东西。


    同一天，高射炮手们把我们送到卫生营……”


    安东·库兹米奇结束了他们营在9月21日以后的故事。


    现在，对近卫第13师第42团1营的遭遇都清楚了。这是我们军队英雄主义精神的又一见证。他们在被分隔开的防区，以战斗小组为单位独立作战，他们为争夺每一座房屋而战斗，一直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使敌人遭受了很大的损失。


    我们的小分队所表现出来的英雄主义精神，使得敌人大为头痛。每一个这样的战斗小组，都与兵力优势的法西斯匪徒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殊死战斗，敌人开始害怕我们的战士了。通向斯大林格勒的路，在他们眼里是一条通向坟墓的路，斯大林格勒被他们看成是地狱。


    而大斯大林格勒的红军战士们却竟相比赛，看谁最勇敢，看谁最经得起考验，看谁消灭的侵略者最多。


    在那几天里，德军的一大股自动枪手，在坦克的掩护下，突入中心码头，切断了我集团军主力与在库尔斯克大街、高加索大街和克拉斯诺波利斯克大街作战的两个步兵旅和萨拉耶夫师的一个团的联系。但是，到了9月21日，保卢斯还不敢宣称，他已完全控制了城市的南半部和中心渡口。因为在那里，我军仍在进行着顽强的战斗。


    9月21日晚，在达尔和戈拉地区的我军观察员，发现了大批敌步兵和坦克在集结。不久，敌人在猛烈的炮火的掩护下开始进攻。他们企图在行进间冲到察里察河左岸，但其进攻受到我伏尔加河左岸炮兵火力的拦阻。部分坦克和步兵退回出发阵地，剩下的敌人被苏联英雄巴特拉科夫上校的旅歼灭了。这个旅的成员中大多数是水兵。在这次战斗中，B·茹科夫中尉率领的、由17名水兵组成的小分队，就击毁了6辆坦克。在这个地段上，法西斯匪徒共损失8辆坦克、近300名士兵和军官。而苏联水兵一步也没有后退。


    次日，敌人在市中心每隔1小时就用步兵和坦克向罗季姆采夫师的阵地发起攻击。他们竭力想切断罗季姆采夫师与集团军主力的联系。只是在傍晚，敌人加强了其坦克、步兵和飞机以后，才把罗季姆采夫的部队稍微压退了一些。德军先遣支队沿莫斯科大街前出到伏尔加河岸。与此同时，敌人一个步兵团沿基辅大街和库尔斯克大街推进到专家楼地区。


    尽管德军在数量上、尤其是在坦克数量上占优势，但他们始终没能切断罗季姆采夫师与集团军主力的联系。近卫军战士只是退到中心渡口偏北一点的地方，但是市中心仍在我们手中。仅在9月22日一天之内，他们就击退敌人12次进攻，击毁敌坦克32辆。尽管敌人不断地发动猛烈的攻击，但敌人在这里没能再向前挪动一步。9月21日，戈里什内师的部队来到多尔吉冲沟的北源头，使其右翼与坦克第36旅衔接起来。但在9月22日白天，敌人多次进攻，将其从这里的阵地逐出。戈里什内师退到了沿马马耶夫岗西南坡的防御阵地。这样一来，在多尔吉冲沟和克鲁托冲沟之间（戈里什内师和巴秋科师的接合部）、在人民委员会大街和维连大街一线占领防御作为第2梯队的步兵第112师，就突然出现在第一线，并投入战斗。


    在城里进行的第10天的战斗即将结束。希特勒原拟在9月15日以前占领斯大林格勒的计划破产了。在这些天里，德军陆军总参谋部不得不向斯大林格勒战斗最激烈的地方不断地投入预备队。我们的侦察发现，每天都有敌人的补充人员和坦克抵达斯大林格勒。


    4


    敌人靠近中心码头，我集团军的后方以及伏尔加河就几乎整个地暴露在敌人眼前。而伏尔加河又正是我集团军后勤供给的主要通道。我命令我的负责后勤的付手，迅速建立3个码头和3条横跨伏尔加河的水路交通线。第1个码头在上阿赫图巴地区，第2个码头在斯库德里地区，第3个码头在图马克地区。从这里，用伏尔加河区舰队的舰船以及一些小船只，在晚上往“红十月”工厂和斯帕尔塔诺夫克村附近的码头运送物资。


    从“街垒”工厂到扎伊采夫斯基岛，有一条架设在铁桶上的渡桥，而在岛与伏尔加河左岸之间有一个小渡口。集团军地段上的所有的船只，都严格登记造册，并配置在各师、各旅之间。每个师都建立了小渡口，这些小渡口都受到严格的控制。渡口的所有工作都是按本部队指挥员亲自制定的计划进行。在察里察河附近作战的步兵旅，其后勤供给是经戈洛德内岛单独进行的。


    敌人只要到达伏尔加河，必将沿河岸发起攻击，切断我部通向河边和渡口的去路。这一点，我们很清楚。为了破坏敌人的计划，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决定，在9月23日清晨，从马马耶夫岗地区不断发起攻击，并把巴秋科师（这个师已于前一天夜里渡过河来到城里）投入战斗。这个师的各团的任务是：消灭中心码头地区的敌人，从两侧牢牢地控制住察里察河河谷。


    我在给巴秋科师长布置任务时，要他注意总结战斗小组进行巷战的经验。开始时，我以为他不太了解强击队的意义和作用。难道能轻易丢弃传统的连、排战斗队形吗？因为连队组建时他教战术就是这样讲的。然而，这个外表整洁、神态端正而机警的巴秋科（当时还只是个中校）看了我一眼说：


    “司令员同志，我是来与法西斯匪徒作战的，不是来参加阅兵的。何况我的各团都是西伯利亚人……”


    原来，他在伏尔加河对岸时，就从我们的联络官那里得知，第62集团军创了新的战术方法。因此，他命令他的团长、营长们学习研究城市作战经验，并给每个战士准备了双份弹药、手榴弹、梯恩梯药包等战斗物资。


    与巴秋科简短地谈话之后，我就得出了结论，他的师将会与法西斯战斗到底，决不会退回伏尔加河左岸。这时巴秋科师正沿着伏尔加河河岸向南、向中心码头实施反攻击，以增援罗季姆采夫的部队。同时，罗季姆采夫那里也得到了近两千名兵员的补充。我们打算借助这次反冲击，不仅遏止敌人从南面发动的进攻，而且还要消灭已冲到伏尔加河的德军部队，并与留在城市南部的各个旅恢复密切的联系。9月23日10时开始反攻击。


    激烈的战斗持续两天两夜。


    战斗之激烈，屡次都达到白刃格斗的程度。巴秋科师暂时遏止了敌人从中心码头区域向北的进攻。但没有能够消灭进犯到伏尔加河的敌人，也没有能够与在察里察河附近作战的各步兵旅会合。


    但是，保卢斯企图前出伏尔加河、然后沿伏尔加河从两翼突击我集团军后方的计划落空了。我集团军各部队表现出了顽强的战斗精神。这些部队是：罗季姆采夫师、巴秋科师、戈里什内师、叶尔莫尔金师；巴特拉科夫旅、捷里霍夫旅、博尔维诺夫旅、安德鲁先科旅；波波夫、布勃诺夫的坦克部队以及第62集团军的其他部队。


    对于第62集团军来讲，危机已经过去。敌人第一次突破到伏尔加河，没有给我集团军防御带来太大的影响。马马耶夫岗仍然在我们手中。我军虽损失很大，但没有任何一支部队完全被歼。以西伯利亚人为主的巴秋科师的反冲击，遏止了敌人在市里的进攻。法西斯匪徒的进攻被挫败了。大街上趴着几十辆燃烧着的德军坦克和数以千计的德国士兵的尸体。


    我从未想过离开这里撤到伏尔加河对岸去，甚至也没有考虑过撤到伏尔加河中的某个岛上去。因为这样做将会立刻影响到各兵团的指挥员、他们的司令部以及全体战士的精神状态。有一次，K·A·古罗夫告诉我，他为集团军军事委员会留了几条船。我回答他说，这与我毫无关系，我只要神智健全，就决不会撤到伏尔加河左岸去。


    古罗夫紧紧地拥抱着我，激动地说：


    “就是剩下我们俩个人，也要战斗到最后一粒子弹。”


    这是比任何友谊都更加牢靠的战斗情谊，它使我们更加亲近了。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克雷洛夫同意我的观点。即使在距敌人1—3公里这样近的地方，指挥集团军部队作战已很困难，但当我暗示他回到左岸的中间联络站时，他坚决反对，说：


    “我们将一起清洗好自己的手枪，把最后一粒子弹留给自己的脑袋”。


    我们感觉到并且发现，几乎所有的师、甚至团的司令部都在注视着集团军军事委员会的动向。为了确信我们仍然与大家一起留在右岸，许多司令部都派自己的指挥员和政工人员到集团军司令部来。


    明白这点之后，我们，也就是我、古罗夫和克雷洛夫，就不总是呆在自己的指挥所里，而是经常到师、团的观察所去，有时去坑道，直接让战士们亲眼看见，将军们—军事委员会的成员们，没有离开他们，而是与他们一起战斗。


    激战时，保卢斯和他的司令部设在距前线120—150公里的下奇尔斯卡亚或在戈卢宾斯卡亚镇。而第62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和集团军司令部，在10月中旬的那几天里，距前沿仅400米。


    当时，尤为重要的是，不仅要让师、团各级指挥员们，而且要让战士们都感到并且认识到，他们不是孤独的，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全体成员就在他们身边。


    9月24日傍晚，市内的战斗渐渐平息。电台向全世界报道说：伏尔加河的要塞仍然在我们手中，城市在燃烧着，它已变成一座活火山，正在吞噬着成千上万的希特勒分子。是的，事实正是这样。


    斯大林格勒的捍卫者们学会了在烈火和浓烟中作战，他们为祖国的每一小块土地顽强地搏斗，成千上万的希特勒匪徒葬身在这里。关于这些情况，每天电台在晚间的战报节目里都有报导。而第二天，好像为了报复我们，希特勒的统帅部派几百架轰炸机来轰炸这座城市，在我们的头顶上倾泻着数以千计的炸弹。


    在1942年，伏尔加河上的这座城市是希特勒的一个重要的战略目标。这就是为什么这位元首毫不吝惜德国士兵的生命，把一批又一批的新的德军师投入这场战火中。


    参加过攻打这个城市的德国将军汉斯·德尔在《进军斯大林格勒》一书中写道：


    “9月中旬开始的争夺斯大林格勒工业区的战斗，可以称为阵地战或‘要塞战’。大规模的战役终于过去了。战争从草原开阔地转到被大大小小沟壑分割的、有许多小树林和山谷的伏尔加河沿岸高地；转到斯大林格勒的岗峦起伏、坑洼不平的工厂区。这里到处是铁的、混凝土的和石头的建筑物。作为长度单位公里，已被公尺所代替；总参谋部的地图也被城市平面图所代替。


    敌我双方为争夺每一座房屋、车间、水塔、铁路路基，甚至为争夺一堵墙、一个地下室和每一堆瓦砾都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其激烈程度是前所未有的，甚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它消耗弹药之多已属空前）也不能相比。我们与敌人距离已近到极限。尽管我们有优势的空中力量和密集的火炮力量，但在近战中都无法发挥作用。俄国人比德国人的优势在于：他们更善于利用地形和进行伪装；他们有丰富的街垒战和固守楼房的经验；而且他们占领着牢固的防御阵地。”


    从缴获的德军摩托化第29师的战斗日志中得知。9月17日，该师师长向第6集团军司令保卢斯报告：


    “……我师的两个摩托化团几乎全军覆没，220辆坦克只剩下42辆。”


    希特勒曾经对第6集团军司令说：“你带领你的集团军，你将所向无敌！”


    可是，在斯大林格勒的初期战斗中，这个集团军就碰得头破血流。


    希特勒撤了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将军的职，仅仅是再次表明自己的意图：无论如何要占领斯大林格勒。


    9月23日，所有侦察渠道都证实，敌人继续在市内战斗的同时，又在戈罗季谢和亚历山德罗夫卡地域集结大量兵力。这就不难证明，新的敌军集团将对马马耶夫岗以北的工厂居住区、拖拉机厂、“街垒”厂和“红十月”厂实施攻击。


    为了击退敌人从这个方向来的突击，我们立即着手组织后方反坦克地区。其界线是：从码头（在梅切特卡河口）、梅切特卡河南岸至维什涅瓦亚峡谷口，往下沿多尔吉冲沟北脊的小树林西缘直至伏尔加河。工程兵部队接到命令：在3天之内敷设密集的反坦克雷区，掘出崖壁和断崖。各师长、旅长们接到命令：选派出特别分队及为其警戒的分队，在自己的防区内构筑反坦克地区，敷设反坦克雷区。为了防止敌坦克冲到我后方地区，要组织一个配备有备用地雷的工兵小组，以便能随时在敌坦克可能突破的所有道路和路口敷设地雷。


    9月24日晚，当市中心的战斗停息时，我们得到证实，敌人的生力部队正在拉兹古利亚耶夫卡和戈罗季谢地域集结。夜里，我们决定局部地变更集团军的兵力布署，以便压缩并强固莫克拉亚·梅切特卡河的正面和马马耶夫岗地域的战斗队形。9月25日，下达了变更布署的命令。在命令中特别强调了：


    “在任何情况下，绝不允许敌人闯入阿尔季列里斯卡亚大街地区和靠近伏尔加河河岸。并准备进一步肃清城里的德军……


    1942年9月26日黎明前，集团军所有部队要作好一切


    准备，反击敌人可能实施的攻击、特别是在戈罗季谢和‘街垒’，厂方向上的攻击。”


    我们作出这个决定，全靠侦察兵向我们提供的准确的情报。应该对第62集团军M·3·格尔曼领导的全体侦察员作出应有的评价。他们没有报错过一次敌情，因此，使我们能够预先知道德军的行动，并作出必要的决定。


    顿河与伏尔河之间是一望无际的光秃秃的草原，这使我们能够大纵深地观察整个地形。但仅此一点还是不够的，还需要把所有观察到的情况作出正确的分析，识别出假机动和虚拟情报。


    我们是冒着风险行动的，因为这次变更布署是在与敌人十分接近的地方、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并且是在防御纵深极窄地域里实施的。这里没有直通路和行军路线，到处是深沟、坍塌的建筑物、障碍物以及大大小小的弹坑。


    时间计算上的一点错误或者伪装上的丝毫不惧，都会破坏整个战斗的布署，遭受敌人炮火的重大杀伤。集团军司令部的所有参谋作为向导被派到部队中去，具体组织夜间的部队机动。


    防御集团军北翼的部队由三个步兵旅（第115、第124、第149旅）、萨拉耶夫师的一个团、步兵第315师的摩托化步兵第2旅的一些建制不全的分队组成。它们的左面，即从莫克拉亚梅切特卡河到多尔吉冲沟北脊的地段上，由拥有56辆坦克（其中36辆中型坦克，20辆轻型坦克）的坦克第23军防御。这个军与叶尔莫尔金步兵第112师互相紧密策应。


    在小树林西缘、标高112的地域内，有作为第二梯队的近卫坦克第6旅。这个旅有7辆T—34坦克和6辆T—60坦克。这些坦克几乎全都被打坏，在这里只作为固定发射点使用。


    萨拉耶夫师的一个团被包围在靠近中央车站的一个城市公园里。他们坚持战斗着。与他们的通讯联系时断时续。这个团剩下的人已为数不多了。


    步兵第92、第42旅与集团军失去联系，前者在察里察河以南地区单独作战，后者在察里察河以北—在青年共产国际大街、比尔斯卡亚大街和科兹洛夫斯卡亚大街战斗。集团军司令部派往这两个旅的参谋都没有返回。步兵第92旅（其战士来自水兵）在机枪营营长B·E·雅科夫列夫少校和政治部教导员B·C·弗拉索夫指挥下，进行着顽强殊死的战斗。


    在得知步兵第92旅的真实处境后，我决定把该旅的剩余部队和巴特拉科夫的第42旅一起撤到伏尔加河对岸。巴特拉科夫上校对本人在此决定之前因受伤已离开这个旅。


    在我左翼，敌人放开手脚地给部队补充了兵员和装备，并开始向马马耶夫岗及其北面地区调遣部队。


    占有空中优势的德军部队，既不想认认真真地侦察，也丝毫不想掩饰其准备对我实施突击的企图，他们大大咧咧，蛮横不可一世。第一次调到斯大林格勒战场上的那些德军部队，尤其显得狂妄可笑。


    德国兵在进攻之前的晚上或夜里经常向我们大喊：


    “俄国佬，明天你们就要被赶进伏尔加河啦！”


    这时，我们通常能正确无误地判断，明天敌人一定会从这个地域发起大规模的攻击。


    在与狂暴的亡命之徒作战中，我们精心地制定我们的战术和特殊的斗争策略。我们学习并学会了在肉体上以及精神上打击和压倒侵略者。


    我们相当注意在各部队中开展狙击手运动。集团军军事委员会支持这一创举。集团军的报纸《保卫祖国》报，每天都公布被我狙击手打死的法西斯匪徒的人数，刊登出色的狙击手们的照片。


    各个政治部门、党团组织都参与领导狙击手运动，在党团会议上讨论这方面的问题，并详细地制定各种措施，以提高神枪手的技术。每个狙击手都承担起训练几个射击能手的任务，并把他们培养成为独立的狙击手。这样一来，昏头昏脑的法西斯分子可要大吃苦头了。


    我亲自会见过许多著名的狙击手，经常与他们交谈，并尽我的所能帮助他们。瓦西里·扎伊采夫、阿纳托利·契霍夫、维克多·梅德韦杰夫及其他狙击手，特别引起我的关注，我经常同他们商量问题。


    这些著名人物同其他人相比，没有什么特别不同的地方，甚至相反。当我第一次遇到扎伊采夫和梅德韦杰夫时，使我注目的是，他们的谦虚态度、从容的举止、格外沉静的性格和机敏眼神。他们能够长时间地盯着一个目标不眨眼睛。他们的手结实有力—握手时，就象一把老虎钳子一样，紧紧挟住对方的手。


    狙手们“打猎”，往往是一大早就来到事先挑选好的地方，仔细地把自己伪装起来，然后耐心地等待着目标的出现。他们知道，一点点疏忽和急躁都可能出事，将使自己付出很大代价。因为敌人总是很认真地观察着我军狙击手的行动。狙击手只消耗很少的子弹，但他们每放一枪就意味着被瞄准的法西斯分子不是死亡就是重伤。


    我们每一个优秀的狙击手经常向年青的射手传授经验，教他们掌握准确射击的技巧。


    维克多·梅德韦杰夫同我们一起打到柏林。他打死的法西斯分子比他的老师扎伊采夫还要多。


    我狙击手的活动使希特勒的将军们十分恐慌。通过我们的传单他们才清楚我狙击手给他们带来多大的损失。他们决定以同样的手段来报复我们。


    这是9月末的事情了。深夜，我们的侦察员拖回来一个“舌头”，这个“舌头”说，法西斯狙击兵学校的头儿科宁格勒少校已经从柏林乘飞机来我们这儿了，他的任务是首先消灭苏军的主要的狙击手。


    师长H·E·巴秋科上校把狙击手们召来，他说：


    “我认为，从柏林来的法西斯的‘超级狙击手’对我们的狙击手来说，没有什么可怕的。对不对，扎伊采夫？”


    “应该干掉这个‘超级狙击手’，”师长说道：“只是要小心些，要动动脑子。”


    “是，一定干掉他，上校同志！”狙击兵们回答。


    我军的狙击手运动发展得很快。日益壮大的狙击手队伍在这之前就歼灭了不下一千个敌人。报纸和传单都报导过这些情况。一些传单落到了敌人手中，敌人便研究起我们狙击兵的战斗方法，并开始采取积极的办法来对付我们的狙击手。事情已过去了，但坦率地讲，我们当时大张旗鼓地在报纸、刊物上暴露我狙击手运动这一作战经验，实在有些操之过急了。这样做的后果是：使敌人过早地知道我阻击兵的作战特点。只要我们干掉一两个法西斯军官，德冠就马上对我预定的伏击地点进行炮击。我们不得不经过备用的通道，迅速转移阵地，以摆脱困境。


    法西斯狙击手的到来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任务：要找到他，研究他的癖性和手段，耐心地等时机，用准确的、决定性的一枪，结束他的性命。


    狙击手瓦西里·扎伊采夫回忆说：


    “对于面临的决斗，我们有好几个晚上都在窑洞里进行激烈的争论。每一个狙击手都发表了自己的建议和设想，这些建议和设想都是他们每天对敌人前沿阵地细心观察而总结出来的。大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方案和各种诱惑方式。但是狙击技术的特点在于，尽管别人有很丰富的经验，但最终的战果取决于射手本人。与敌人面对面相遇，射手每次都应该有创新、有发明、采取新的行动。


    墨守陈规对于狙击兵来说就等于自杀。


    ‘那么，柏林来的狙击手到底在什么地方呢？’我们相互发问。我很熟悉法西斯狙击兵们的射击和伪装特征，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辩别出：哪些是有经验的；哪些是新手；哪些是胆小鬼；哪些是执拗、果敢的敌人。然而，这个德国“超级狙击手”的特点是什么，对我来说是个迷。我们每天观察也没发现什么明显的特征。很难说他在什么地段，很可能，他经常变换阵地，并且同样小心地在寻找我，就象我找他一样。就在这时发生一件事，我的朋友莫罗佐夫的光原瞄准器被打坏了，而舍伊金被打伤了。莫罗佐夫和舍伊金都是老练的狙击手。在与敌人进行复杂的、艰苦的战斗中，他们从未败下阵来。毫疑问，他们遇上了德军的‘超级狙击手’。黎明时分，我和尼古拉·库利科夫来到昨天我们的同志呆过的阵地。对研究过多日已经熟悉的敌军前沿进行观察，没有发现什么异常现象。白天快结束了。这时在敌人的掩体里出乎意料地露出一个钢盔，并且慢慢地沿堑壕移动。射击？不行！这是个诡计。钢盔移动得很不自然。可能是狙击手的助手在拿着钢盔移动、而他本人则在等待，等待我射击时才暴露自己。


    ‘他可能隐蔽在哪里呢？’当我们借着夜色的掩护离开埋伏地点时，库利得夫问。


    根据对于在这一整天所表现出来的耐心，我猜想，那个柏林来的狙击手就在这里。需要特别保持警惕。


    第二天过去了。谁的神经更坚强呢？谁能靠机智巧胜对方呢？


    我忠实的战友尼古拉·库利科夫也全神贯注地等待这一决斗。他已不怀疑敌人就在眼前，但坚信我们能胜利。第三天，与我们埋伏在一起的还有指导员丹尼洛夫。清晨，象往常一样来临了。夜幕消逝，敌人的阵地一分钟比一分钟显得更清楚。战斗又开始了，炮弹在空中吱歧作响。而我们仍伏在光学仪器上，密切注视前方所发生的一切。


    ‘那不是他吗，你们看我手指的地方！’指导员突然兴奋起来。他由于疏忽差一点探身到胸墙外。但这已经足够了，法西斯分子打伤了他。当然，只有经验丰富的狙击兵才能这样准确射击。


    我长时间地注视着敌军阵地，但没有找到他的埋伏地点。根据射速我断定，那个狙击兵就在某个正对着我们的地方。我继续观察。左面，停着一辆被打坏的坦克；右面，有一个土木发射点。法西斯份子到底在哪边呢？在坦克里？不，老练的狙击手是不会隐藏在那里的。在土木发射点里？也不可能，发射孔是堵着的。在坦克和发射点之间的平地上有一大堆烂砖头，中间放着一块铁板。它早就放在那里了，并不引人注目，我从敌人所处的地位思量着：哪里是狙击兵应占据的最佳位置呢？那块铁板下面是否挖了个掩体？他是否每天趁黑夜悄悄潜伏过去，藏在那里呢？


    是的，他可能就在那里，在双方都没有占领的中立地带的那块铁板下面。我决定检查一下。我在一块小木板上套上手套，把它举起来，法西斯分子上钩了，开了枪。我按举起来的姿态小心地把小木板放下，仔细观察弹孔。没有丝毫偏差，直接命中。这就是说，法西斯分子是在铁板底下。


    ‘这个恶棍就在那里！’埋伏在我旁边的助手尼古拉·库利克夫小声地骂着。


    现在应该把他诱出来，‘放入’瞄准圈里，那怕是一小块脑袋。但是眼下不可能。还需要时间耐心等待。我已熟悉他的特点了。他不会轻易地离开这个理想的阵地。而我们应该更换一个阵地。我们夜里做了准备工作，并一直在那里呆到天亮。拂晓，德军开始向伏尔加河各个渡口实施炮火轰击。很快天大亮了。随着白天的到来，战斗愈来越激烈。但无论是大炮的轰隆声，还是炮弹和炸弹的爆炸声，都不能使我们稍微分一点心。


    太阳升起来了。库利夫开始进行盲射，为的是要吸引法西斯阻击兵的注意力。我们决定等待一个上午。午饭后，我们的步枪是处于背光处，而德军的阵地是在太阳直射下。在铁板旁边有个什么东西闪烁了一下。是玻璃渣偶然反射光，还是光学瞄准镜发亮？库利科夫开始向上小心地举起钢盔。法西斯开火了。这个希特勒分子以为，他终于把四天以来一直想要战胜的那个苏联阻击兵打死了，于是，他从铁板下面伸出了半个头。我正在等待这个机会，一点也不犹豫，就立即准确地射击。法西斯分子的脑袋倒下了，而他那步枪的光学瞄准器却仍在原处，镜片在阳光下闪闪发亮，一直闪到傍晚。


    ……”


    这就是我们第62集团军的狙击兵。显然，只是说步兵狙击兵是不公平的，我们还有不少的炮兵狙击兵和迫击炮狙击兵。像舒克林和迫击炮手别兹季德科，这样的一些炮兵指战员，都以自己准确的射击而驰名整个集团军。敌人坦克想不受制裁地经过舒克林的炮台是不可能的。而别兹季德科的迫击炮“能穿过烟囱击中敌人”。战士们都打趣地这样说。


    我忘不掉炮兵狙击兵——反坦克的神炮手普罗托季亚科诺夫，我曾把他叫到掩蔽部与他进行过交谈。他是亚库梯人，身材魁梧、健壮。他们班只剩下他一个人了，在我堑壕与敌堑壕之间，即在马马耶夫岗北坡的一个凹地，他一个人操纵着一门45毫米加农炮坚持战斗。他伪装得非常巧妙，敌人的坦克手只是在自己的坦克着火或者被打坏时才发现这门炮。有一次，他终于被发现了，敌人根据炮声测定了他的炮位。密集的炮弹向他飞来。炮上的光学瞄准器被炮弹碎片打坏了，而大炮却安然无恙，大炮的唯一主人也平安无事。


    我与普罗托季亚科诺夫再次见面，是1972年5月9日在斯大林格勒的马马耶夫岗。当然，他同我一样，在这30年中都变化很大。但我们还是一下子就互相人认出来了。他使我回忆起了1942年我们在掩蔽部的那次谈话：


    “你问我，我的炮在什么地方。我对你说：‘我人在哪，炮就在哪。我等待着机会，等到德军坦克暴露得很清楚时，我才射击，坦克也就着火了。’你对我说：‘好样的！想喝点茶吗？’我说：‘喜欢喝浓茶。’你递给我一杯，我尝了一口，而那是地地道道的白兰地。我说：‘谢谢你’！”


    城市里的战斗是一种特殊的战斗。这种战斗不仅取决于力量强弱，而且要比智慧、比技能、比随机应变、比出其不意。城市里的建筑物象一道道防波堤，把进攻中的敌人的战斗队形截断，使敌军只能沿着街道向前推进。因为，我们牢牢地坚守在一些特别坚固的建筑物里，并在这些建筑物里组织人数不多的守兵。这些守兵即使在被合围的情况下，也能组织起环形防御。特别是我们把坚固的建筑物作为支撑点。城市的保卫者利用这些支撑点发挥机关枪和冲锋枪的威力，击毙无数侵略者，使敌人寸步难行。


    在反突击中，我们不动用大部队或者很多分队去进攻。


    9月底，在所有的团里都组织了强击改——人数不多，攻击力很强，作战勇猛而又像蛇一样灵活。被法西斯占领的目标都立即遭到各强击队的袭击，法西斯分子很少能经受得住炮火、炸药、继而是手榴弹和刺刀的突击。双方激烈地争夺每一座楼房。而在楼房里，则争夺每一个地下室、每间房屋、每一段走廊。街道反而空无人影了，广场也空了。


    我们的战士和指挥员学会了在敌人航空兵火力准备和炮火准备的时候尽量接近敌阵地，从而保存自己不受伤亡。德国飞行员和炮手都怕伤着自己人，不愿意冒险攻击我战斗队形。因而，我们经常采用近战的战术。


    法西斯侵略者不喜欢近战，确切地说是不熟悉近战。他们的神经受不了。他们没有足够的勇气面对面地注视身穿红军战士军服的军人。我们可以在很远的地方看见敌前沿哨所的士兵，尤其是在夜间，因为他们总是每隔5—10分钟就用冲锋枪打几个点射，为自己壮胆。我们的战士因此可以轻而易举发现他们，爬到他们跟前，用一颗子弹或一把刺刀就把他们干掉。


    斯大林格勒的保卫者们学会了这样一种打坦克的办法，即让德国坦克从头顶上过去，把它置于我反坦克炮和反坦克枪手的射击之下。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城市的保卫者必须用火力切断敌步兵与坦克之间的联系，从而破坏敌人有组织的战斗队形。然后分别攻击笨重步兵和已闯过去的敌坦克。坦克离开了步兵是很难单独作战的，而敌步兵没有坦克的加强更是寸步难行。


    夜晚是我们的天下，而夜战更是我军的拿手好戏。侵略者不善于夜战，我们却学会了在夜晚本着以牙还牙的法则对敌人采取行动。白天，法西斯的飞机在我战斗队形上空耀武扬威，使我们抬不起头来。可到了晚上，我们就不怕它们了。白天，我们更多是进行防御，击退敌人的攻击。而敌人没有飞机、坦克的掩护很少发起攻击。


    我们用各种办法消灭侵略者。比如，我们知道，不是所有的法西斯分子都在窗口和射击孔监视我们，他们大部分人都在掩蔽部里休息。为了把他们从掩蔽部叫到窗口和射击孔，我们常常在晚上大喊俄语的《乌拉》，并炸响几颗手榴弹，搞得像进攻的样子。敌人往往惊恐地奔向窗口或碉堡的射击孔准备反击。可我们的炮手和机枪手早已对准这些地方了，这时我们开火，往往能使敌人遭到很大损失。


    “卡秋莎”火箭炮对敌人在新的进攻之前所集结的大批步兵和坦克进行齐射，效果极佳。我永远不会忘记叶罗欣上校指挥的“卡秋莎”团。


    这个团驻扎在斯大林格勒市里，它选择了伏尔加河陡峭的河岸作为阵地，敌人的炮火打不着它。叶罗欣的火箭炮是用履带式车体牵引的，它能够迅速地进入发射阵地，实施突击，或更确切地说是齐射。它也可以在实施突击后以同样快的速度返回掩蔽处。


    这个团的技术使敌人丧魂落魄，指战员们牢靠地掌握着这些装备。


    我们的战士在伏尔加河的残酷的战斗中学习、成长，他们发明的新鲜战术数也数不清。大家都成熟了，他们中很多人从普通的战士成为优秀的指挥员。


    后来，在战役快结束时，我们从被打死的和俘虏的敌人的日记中知道，我们的新的作战方法，使法西斯分子付出了重大的代价。他们总是搞不清：今天我们又会在哪儿攻击、用什么武器作战和怎样作战？我们在夜里把他们折腾得疲惫不堪，以致第二天他们投入战斗时往往还睡眼惺松、无精打采。


    只要我们得到消息，知道敌人打算占领我们在头天夜里没有设防、或战斗队形稀疏的地段，我们马上就派部队把这些地方占满，并且立即布置火力配系，敷设地雷场。


    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我们的侦察工作很出色。我们既知道敌人防守薄弱的地段，也知道敌人的兵力集结地。因此，我们可以抓住适宜的时机对敌人实施有效的攻击。


    在日终时，或者在一天的战斗快结束时，我们往往又实施新的攻击，这种攻击虽然不总是很有力，但对于已经虚弱的敌人来说，就是轻微的打击也是可怕的。我们总是用出其不意的攻击使敌人不断地处在紧张和恐惧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