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在斯大要格勒会战的日子里 第一章 远接近地
3个月前 作者： B·N·崔可夫
1
每一个伟大卫国战争的参加者，在达到勇敢无畏和坚韧顽强的崇高境界之前，都有自己的一段漫长的经历。尽管命运各不相同，但我们都是社会主义祖国——世界上第一个工农国家的儿女，条条道路都可以建立伟大的战斗功勋。
我1900年2月12日出生在一个叫做谢列布里亚内普鲁德村的农民家庭里。那时，这个村子属于图拉省，现在它是莫斯科省的一个地区中心。
我12岁那年，就背着背囊离家出走，来到彼得堡挣钱糊口。告别家乡就意味着我告别了童年。我开始过自食其力的生活。
我经常回忆彼得·萨韦利耶夫工厂。这个工厂当时制造响声清脆的马刺，很有些名气。它位于彼得格勒市中心，在喀山大街上。
1915年到了，上工的是一些孩子和上了年纪的人，因为工人们被硬性派到前线，同德国人打仗去了。我们从早到晚忙得直不起腰来。你还没来得及加工头一批锻件，另一捆就叮当作响地扔到了你的脚边。你要钳起烧成雪青色的带角的毛胚，再放进张开大口的台钳里……身边到处都是铁制品、铸铁和钢材。你要想对付得了它们，就得加油干，别想休息。你不想买劲，就别想拿到工资。
中午时分，工厂里闷热得令人窒息，空气中飞扬着稠密的金属粉末，搞得人人嗓子里发痒。双手又沉又重，脊背和双肩就像灌满了铅一样。想喘口气吗，那可不行，领班就在身后。只有上厕所，他才允许你暂时放下手中的活。
要捉弄一下他。我左边和右边分别是两个14和15岁小伙子。我们相互使眼色。一会儿，领班发现了，气得大喊起来：
“你们要是出废品的话”，他在我们眼前来回挥舞着双拳说，“小崽子，我可要教训你们。”
而我们，没有商量，所有人都扔下手中的活，一动也不动地呆着，望着大声吆喝的领班。在他大吵大闹的时候，我们正好休息。
就这样，我们给他上了一课，后来，又教训过他一次……几次以后，他再也不敢对我们大喊大叫了，也不在我们头顶上挥舞双拳了。但活儿并未因此而轻松些。
普季洛夫和奥布霍夫的工人以及喀琅施塔得（我哥哥伊里亚在那儿工作）的水兵，经常来我们这里。
“要坚持住”他们常鼓励我们。
但是，什么是真正的工人团结，我们当时并不懂。我们的天地只限于窄小的、闷热的工厂。有时，只有一些重大事件的余波传到这里。
但是，城市的大街小巷，象春汛时的河水，喧闹、沸腾起来了。我们的工厂也开始骚动起来。在工作台下，在工具箱里，传单、禁书、政治小册子都开始出现了。我们贪禁地读着这些东西，并转述给不识字的同志。因此，后来发生的2月革命、推翻沙皇的消息传来时，我们一点也不大惊小怪。
“就该这样，我们工厂也该发生变化。”大家心里都这么认为。
但是，任何变化，哪怕是一点变化也没有发生。
“这是什么革命？那个萨韦利耶夫仍在我们头上作威作福！”小伙子们愤懑不平地说：“是谁这么喜欢他？”
“谁？这还不知道，”伊万·济明冷嘲热讽地说：“临时政府的部长们，克伦斯基呗！”
伊万·济明与我同岁。他是个个子不高、淡黄头发、蔚蓝色眼睛的年青人。在那些日子里，他能很快地在错综复杂的政治事件中理出个头绪来，他知道在彼得堡各个角落里都发生了些什么。他在我们中间很有威信。
从第一次见面后，我就与他形影不离了。伊万性格快活，善于交际，精力充沛，极富于幽默感。他嗓音很高，微微有些沙哑，但唱起歌来，声情并茂，十分动人。当万尼亚·济明跳起舞来，他那灵巧的、富于弹性的舞姿，甚至使那些平时最抑郁不乐的人的脸上，也放出愉快的光彩。他绕着圆圈飞转，很轻松地就跳出一些特别花样，他的脚快速地敲着地板，似乎从鞋后跟下就要迸出火星，说实在的，我很羡慕他，并且心甘情愿地向他学习跳舞。有一次，他甚至说我是最有才能的学生，我也以他的嘉许而自豪，并且暗自怀着将来超过他的念头。
但是，没过多久，不幸的事发生了。我永远忘不了1917年7月4日那个闷热的中午，当时我们站在喀山大教堂旁边，那里正在进行着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突然，枪声响了。我们推开人群，推倒了一切挡路的东西，跑回工厂……过了几分钟，锻工安德烈·霍列夫的熟悉身影出现在门洞里，他似乎有些犹豫地迈过门坎，然后停了下来。只是在这时，我们才看见他的双手抱着万尼亚·济明，济明的头很不自然地向后倾着，好象在霍列夫胸前睡熟了一样。
我们把万尼亚安放到一张工作台上。他眼睛紧闭，双手攥成拳头。他那显然还没有碰过刮脸刀的嘴唇上，长着淡白色的茸毛。他的上嘴唇微微地翘起，似乎想大声说点什么，但没来得及。不，我们不信、不愿意相信他已经死了，不相信今后再也听不到他的声音了。要知道，他才17岁呀……
万尼亚是让士官生的子弹打死的。当时他正和工人们一起参加游行，高举着要求资产阶级的部长们满足人民的要求和停止战争的标语。而临时政府却命令士官生开枪。
我们大家咬紧牙关，默默地站在万尼亚的遗体旁边。现在我们应该怎么办？
领班跑来了，他结结巴巴地说，工厂主命令把扰乱分子的尸体从工厂搬出去。但他看到我们坚定的、充满仇恨的目光，就慌慌张张后退逃了回去。大概他觉得，这个时候，我们什么都能做得出来。
万尼亚·济明没有亲属。我们讨论了怎样将他埋葬的问题。
那些日子，彼得格勒实际上处于戒严状态。在城市的大街上行走很危险。在通往墓地的所有道路上，都有可能碰上喝醉酒的哥萨克骑兵侦察队或士官生巡逻队。他们都可能让我们挨一顿鞭子或吃几粒弹丸。
要不是我那在喀琅施塔得的水雷教导队里当水雷手的哥哥伊里亚正巧来到我们厂，我们还真不知该怎么办才好。他是和他的同志们一起到我这里来，当他们知道我们的忧虑后，就决定帮助我们。
水兵们的办法非常巧妙。他们找来一个赶马车的，给济明套上了海魂衫，戴上了水兵帽。四轮马车向孔博格瓦尔杰伊斯基林荫道方向驶去。那里离海军第二支队很近，哥萨克和士官生不敢去放肆。伊里亚坐在右边，他的一个同志坐在左边，他们装成醉鬼。在他们中间，躺着济明，他好象在睡着。
我们目送轮马车到达“五角”楼，然后转向海军支队方向，渐渐地从我们的视线里消失。
也许，正是这个时刻，正是在告别万尼亚·济明的时候，我也彻底地告别了我的青年时代……
1917年9月，我们那生产马刺的工厂，由于需要量下降，关闭了。我们失业了。
我闲了下来，便开始经常到我的两个哥哥彼得和伊万那里去。他们和伊里亚一样，都在波罗的海舰队服役。正是在他们那里，我第一次听到了关于列宁的事。在他们那里读了《共产党宣言》，看到了布尔什维克的报纸和传单。当然，在那个时候，我还不懂得宣言里所说的深奥的理论。但我深深地懂得：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有枷锁，而他们将得到整个世界。工人阶级在反对资本家和地主的斗争中将起决定性的作用。
我逐渐开始理解，布尔什维克的口号“穷人需要和平，富人需要战争”的具体涵义。
有一天，我去喀琅施塔得看望我的哥哥们。但没看见伊里亚，他去放哨了。我犹豫了一会儿，不知该怎么办。后来，我干脆躺到他的铺位上，睡熟了。
有人在我背上猛地一推，把我惊醒了。我一下子跃起身来。在我面前站着一个水兵。
“崔可夫，你为什么离开哨位？”
他肯定看错了人，我与我哥哥长得很象。我平静地回答。
“我是崔可夫·瓦西里，伊里亚是我哥哥。”
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水兵是支队委员会成员。他马上详细地询问起我来：
“你有什么事，为什么在这里？”
我向他讲了我的许多想法。我什么也没隐瞒，甚至对他坦白了我想打机会搞到武器。为我死去的好朋友向克伦斯基复仇。显然，他很欣赏我的坦率态度。他请我抽空儿到委员会去一趟。
我哥哥回来后，我把同那个水兵的谈话内容告诉了他。
“他是库兹明同志，”伊里亚说：“一个很好的人，一个布尔什维克。”
……不久，我又来到喀琅施塔得。我很快找到伊里亚，刚刚告诉他，我依然还没找到工作的事，库兹明就来了。他问明了事情的原委，建议我留在喀琅施塔得，留在水雷教导队。17岁就当一名水兵，而且还在喀琅施塔得。还有什么比这更了不起的呢？我高兴得不知怎么说才好。
“太好了，谢谢你！”
从这时起，穿上一身水兵装的想法，占据了我的整个头脑。
过了两天，我把装有零碎物品的小箱子带到了喀琅施塔得。正如库兹明所允诺的我作为一个水兵被编入了水雷教导队。
于是，我的新生活、军人的生涯开始了。
在十月起义以前，我两次去彼得堡的奥布霍夫工厂，库兹明派我带着党的任务去那里找工人同乡，了解他们的情况。一切迹象表明，奥布霍夫的工人们已在积极地准备着，他们正在焦急地等待出发的信号。
10月23日，喀琅施塔得的水兵队伍开始编队。几乎所有人都被编入队伍。一支队伍要去海军第2支队，另一支队伍去波罗的海造船厂。但是，不知为什么哪支队伍里都没有我，大概这是哥哥伊里亚对我的关心。他自己带一队伍去彼得堡了。我心里感到很难堪——要知道我同样可以消灭士官生。但我所受的这种委屈并未持续多久，一天以后，好消息从天而降：列宁领导的武装起义胜利啦！……我们欢呼着，跳跃着。就在那些日子里，我们得知二哥伊万的命运。他在几个月以前就失踪了。原来，他在7月就被抓进了监狱，囚禁于死牢中。伊万怒斥克伦斯基之流是革命的叛徒、是屠杀工人阶级的刽子手。法院判决伊万死刑，但狱吏没来得及执行这个判决。
冬天来了。芬兰湾和涅瓦河都封冻了。许多水兵从喀琅施塔得来到彼得堡，在那里执行着苏维埃政府的各种任务。这一时期发生了计多使人忧虑的事件。革命的敌人开始抬头了。他们不断地暗中破坏人民政权各项决议的实施，接连地组织反革命暴乱。党把最可靠的波罗的海舰队的水兵队伍投入到与他们的斗争中去。这一次，伊里亚把我带上了。我们被派去警戒莫斯科至萨拉托夫铁路上的列车。列车从萨拉托夫将粮食运送到俄国中部地区。整个1月和2月，我们都在粮食专列的取暖货车上度过。
2月份，我们收到了父亲的来信：
“富农、商人、官吏煽动人们起来反对苏维埃。因为你们，他们向我报复。前几天，他们放火烧了我的谷仓，整个棚子都烧光了。家里已无粮草，盼你们回来帮助我……”
在这一天，伊里亚被批准短期休假。
“跟我走，回家去看看父亲！”他对我说。
“时间很长吗？”
“咱们看情况。”
……谢列布里亚普鲁德村散布在奥谢特尔河河谷里。村庄的中心部分在右岸。笔直的街道两旁是木板或铁皮屋顶的房屋，或者是高高的围墙。在中心区的广场周围，布满了贸易货栈和石头房屋——商店、小铺、仓库等等。在中心区居住着富裕的农民、商人、牲口贩子和工人。在河的左岸，沿着坡地和洼处，乱糟糟地散落着一些小房子和残破围墙围着的小木屋。河彼岸的这部分村子被称为“鳄鱼嚎”。这里住着贫农。只有我父亲伊万·伊万诺维奇·崔可夫的房子夹在这一带都是两个窗子的木屋中间显得突出。房子呈十字形，一共有6个窗，大门安装在深埋地下的橡木柱子上。我父亲是个身强力壮、性格刚毅的人。他养活着一个有8个儿子和4个女儿的大家庭。家庭生活水平虽然还不能摆脱贫困的威胁，但还能维持下去。他用尽最后的心血，建设了这个还算是坚固耐用的家。林里人都叫他“大力士约内奇”。当村里进行角力时——这是常有的事，父亲站在密密的人群中间，无论谁也别想在他身上讨到便宜：他那一普特重的拳头，打得又猛又准，谁也招架不住。但是，现在他顾不上拳斗了，谷仓被烧光了，春天播种用的种子一口袋也没有剩下，用于磨粉的谷粒一俄斗也不到。
我们晚上回到家。父亲坐在桌子旁，满脸阴云，忧虑重重：拿什么来喂饱从长凳这头到那头的一张张饥饿的嘴呢？离秋播作物的第一次收获还早着呢。
在这个星期里，我的两个哥哥彼得和安德烈也回到家里。他们都已经结婚。妻子和孩子在父亲家里生活。经过贫农委员会的共同努力，好不容易搞到了几口袋留种用的谷粒。粮食有了，除此而外，还在已逃到国外的舍列梅捷夫伯爵的庄园里，弄到了牲畜饲料。
不久，伊里亚回自己的支队去了，支队司令部设在莫斯科帕韦列茨车站。他让我在家待命。
春天来了。
村子里传起了令人不安的消息。说是国内许多地方都发生了反革命判乱，资本主义国家勾结在一起发动了反对苏维埃俄国的战争。看看报纸或其他什么宣传品，才知道协约国用经济封锁和直接干涉我国内部事务等办法来威胁苏维埃共和国。他们妄图扼杀革命，扑灭人民的革命热情。
有一次，我在牧场遇见了童年时代的朋友，与我同岁的格奥尔吉·明金、阿列克谢·古巴廖夫和瓦西里·雷金。他们全都穿着缀有白色钮扣的黑色单排扣短大衣。他们刚从市立学校毕业，这种学校相当于今天的七年制中学。他们也被许许多多的流言蜚语搞得惊恐不安。他们怀疑巴黎公社的历史是否会重演？
“如果我们不是躲在家里的火炉旁等待观望的话，那么，历史是不会重演的。”
在受教育方面，我在他们中间是个才疏学浅的人，因为我只读了四年书。但是，在彼得堡五年的工人生活经历，却使我可以用平等的身份与他们交谈。
“那我们做些什么？”他们说。
“为工人的事业准备斗争。”
“怎么，斗争？”
“这个问题正是我们要考虑的。你用拳头是打不倒协约国的。”
第二个礼拜日，有人对我们说，在莫斯科有个军事训练班。它从可靠的工人和农民中录取愿意当红军指挥员的人。这个消息使我们振奋起来。我们准备先去一个人了解一下情况。格奥尔吉·明金到莫斯科调查去了，我们焦急地按天、按小时计算着时间，经常去车站迎候我们的“侦察员”。终于我们收到了他的来信。他告诉我们，他已经成为第一期红军军事教官训练班的学员了。他说，录取条件很简单，最要紧的是，需要村苏维埃的证明信，以证明来人政治上可靠。
不久，我们三个伙伴带着几只木头箱子，从谢列布里亚内普鲁德来到了列福尔托沃。训练班就设在这里的一座建筑物里，这座建筑的前身曾是阿列克谢耶夫斯基军事学校。当我们闯入前厅时，立即被哨兵拦住了。他是一个学员。他询问我们来此的目的以及我们的身份，并立即报告给训练班的政委。不多会儿，政委来到我们面前。
“是来服役的，还是来学习？”
我身上穿的是水兵短大衣和宽脚的裤子，很远就看得出是水兵。我首先回答：
“即学习，也服役！”
政委看了我们的证明信后，让我们去他的办公室。显然，明金已得知我们的到来，他站在政委的办公室旁，直向我们使眼色，这使我们增强了勇气。
进了办公室，政委看了我一眼，问道：
“除了村苏维埃的证明信，你们还能用什么来证明，你们是真心实意来干革命的？”
“用行动”。我回答，沉默了一会儿，又补充道：“我没有其他证明，但如果您给帕韦列茨车站的契卡①支队的首长去个电话，您就会了解到，他的支队里有个水兵崔可夫·伊里亚是我的亲兄弟。”——
①肃反委员会——译注。
我不知道政委是否给车站打过电话。但是，在第二天宣读的命令里，把我——崔可夫·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和雷金·瓦西里·库兹米奇编入步兵第2班，把古巴廖夫·阿列克谢·阿列克谢维奇编入炮兵排。
就这样，我成了红军第一期莫斯科军事教官训练班的学员。
“这就是彼得堡，革命的彼得堡，你应当锻炼好自己，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中去，”伊里亚看见我穿着新的军装时对我说，“你应该成为一名真正的红军指挥员。”
是啊，现在已经过去许多年了，但我仍然怀着无比真挚的感情回忆起革命的彼得格勒，回忆起当时的同志们以及他们的战斗精神。涅瓦河边的这个城市成为我个人生活道路上的第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我将永远怀着极为崇敬的感情思念着它。
我是在中国重庆听到法西斯德国背信弃义侵犯我国领土的消息的。那时，中国军队的总司令蒋介石在重庆，而当时我是中国当局的军事总顾问和苏联武官。
当时去中国时，战争的火焰已经燃遍了整个西欧，波兰、丹麦、挪威、比利时、荷兰和法国先后沦陷。预料法西斯德国将入侵不列颠群岛。英勇的英国飞行员多次击退了法西斯空军对和平城市的密集轰炸。但是，伦敦在燃烧着，考文垂市被炸成一片废墟。
战后，当纳粹档案对社会公开以后，我们才知道，早在1940年秋天，希特勒就已经放弃了强渡英吉利海峡的计划。这在战略决心和战术决心中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对于这一点，我们军人在德军最高司令部刚一将其强渡英吉利海峡的行动推迟到1941年春天的时候，就已经清楚。
在敦刻尔克，当英国远征军克服了极大的困难，成功地撤退之后，英国的危机状况明显地改善了。德国空军对英国的空袭没有使英国人民屈服。空中力量的对比也在逐渐拉平。船队不断地把飞机从美国运到英国。美国的工业体系虽然缓慢地发展，但最终还是转移到各种武器的生产中去了。
在远东，军国主义的日本正在等待时机，随时准备争夺原料产地、销售市场和势力范围。
那时，我在中国工作的任务是：帮助中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当时日军已经占领了中国的主要工业中心和海港城市。另外，我还要摸清楚日本在太平洋问题上的立场。日本如果继续执行以前的军国主义政策，它会继续扩大它的侵略范围。
向什么方向扩张？这就是问题所在。
苏联政府和苏联外交政策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避免战争。这是苏联对外政策的最主要的任务。
我们必需赢得一年、两年的时间，来完成重新装备我们的军队的工作。
我们的航空工业有新式飞机的试验样机，它们在战斗性能方面优于德国飞机。试验样机已经投入成批生产。我们在红军中建立了若干个机械化军。我国的工业已有能力成批生产T—34型和KB型坦克，这些坦克在战斗性能方面也比德军坦克强。各种新型轻武器也开始批量生产。
现在，人所共知，我们有足够多的确凿情报，说明希特勒的军队已经在靠近我们边境的地方集结。斯大林和我国政府做了一切努力，以拖延战争的爆发。我们避免任何轻率的举动，不给敌人的入侵提供口实。我们还迫不得已在远东边境保持强大的掩护部队。
这时期，希特勒狡猾地玩弄着政治游戏。他用各种手段，甚至通过私人来试探英国的态度：英国政府是否想讲和？英国政府是否让德军放开手脚去进攻苏联？
希特勒到底还是决定入侵苏联。于是，德军开始在两条战线同时进行战争。在入侵苏联以后，英国是否还有任何一点讲和的愿望？不管怎么说，从德国方面来的这种试探是有的。
战争爆发了。
我在中国的这些日子里，心情十分沉重。我的心飞回了祖国，与誓死捍卫祖国的同志们在一起。但是我要在中国继续完成我的任务。
1941年夏季，前线形势变得极为困难。明斯克陷落了，敌人占领了斯摩棱斯克，一直逼到了莫斯科城下，德军围困了列宁格勒，攻陷了基辅。
日本出兵的危险性也在不断增加。看来，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是不会放过任何入侵我国远东地区的有利时机的。但就在快入秋时，新的征兆出现了：日本准备向南进攻，矛头对准了美国。
有关这方面的消息不断地传到莫斯科，但是，在我们自己的情报来源中，还未得到完全可靠的证实。日本从背后攻进我远东地区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初秋，日本人准备向美国开战的企图已经十分明显，这就使最高统帅部在莫斯科战役最艰难的日子里，有可能从远东抽出部分战斗师来保卫莫斯科。
不久，日本人偷袭了珍珠港，德国和意大利对美国宣战。
2
1942年3月初，我回到了莫斯科。
啊，莫斯科。1918年就是在这里，在红军第一期莫斯科军事教官训练班里，决定了我终生的使命。
刚到训练班，不用说，我还不能马上适应制度严格的军队生活。
“起床！”
值班员扯着嗓子大喊。他的喊声把我们从清晨香甜的睡梦中惊醒。大家像被开水浇了似地跳了起来。两、三分钟后，学员们列队集合。然后是早操，洗漱，早点名，然后又是集合。不管干什么都要列队进行：去餐厅，上课堂，到野外，去射击场和练兵场，无一例外。在队列中，必需步伐一致，左右看齐。
战术，射击训练，操枪动作，白刃战——从起床到熄灯，一切训练项目都按照军队作战强度进行。学员不同于士兵，他们肩负双重任务。你想当个指挥员吗？那么就要忍耐，就要锻炼。要使你自己能经受住任何严峻的考验。
训练我们的是沙皇军队的旧军官。应该说，他们教学的态度还是勤勉的。
“刺杀！枪托击！不对，箭步！突刺！收枪！前进！后退！掩蔽！”
这样连续要做10—15遍，然后，还要连续跃进，一直练到你的双脚都站不稳为止。大概，教官们有意给我们加大训练量，过于严厉地要求我们，是想考验我们当红军指挥员的决心。但这些丝毫没有使我产生畏难情绪，相反，我还希望经受更多的考验，检查一下自己是否能够得上一个红军指挥员。因为我知道，我们面临的将是与经验丰富、训练有素的白匪军官和士兵、与外来的武装干涉者进行战斗。如果没有经过这样的训练，缺少对自身能力的信心就去打仗，那只能是去送死……
每星期日，我们每人发15颗子弹，以防万一，然后，带上乐队，沿着莫斯科的大街“行军”。我们从列福尔托沃开始，沿着萨多沃耶环路、米亚斯尼茨基大街和特韦尔大街前进。走20公里并不是件轻松的事，因为每个学员一日的口粮只有1俄磅。但是，大家在行进时精神饱满，歌声嘹亮。因为我们都知道，这种“行军”的目的，是让居民们、朋友们和敌人们都知道：苏维埃政权有可靠的、忠诚的部队，他们在需要的时候，可以对反革命的进攻给予必要的反击。
1918年7月2日早晨，我们从野外作业地被紧急召回营区，我们受命整装待发，接着，就列队到室内运动场上参加集会。那里是我们的食堂。我们来到场地时，看到饭桌已被撤走，前边摆着一个讲台，大厅里挤满了红军志愿兵，所有人都在热切地等待着什么。
突然，室内运动场的大门打开了，一个个子不高的人快步向讲台走去。立刻从讲台那边传来一阵阵雷鸣般的掌声。声音就象撞到了石头墙上，又以更大的能量反射回来一样，紧接着整个大厅响起热烈的呼喊声：
“列宁！列宁！”
呼喊声连成一片，变为愈来愈强烈的轰鸣声。
“列宁同志万岁！”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迅速地登上讲台，他举起手，请大家安静。我觉得，他似乎很急没有时间等待这阵喧哗声停下来。大家渐渐地安静了下来。
“同志们……”
他的话里充满信任，似乎这不是伟大领袖开始演讲，而是继续他被打断的谈话，就象在忠诚的老朋友中间大声地谈论着人们关心和思索的问题。是啊！在大厅里的人都是他可信赖的忠实的朋友。大概，他的伟大正是表现在这里，他的每一个姿势，每一句话，都使人们靠拢他，然后开始平等的谈话。他使人们把为苏维埃国家各民族的命运而斗争、为整个国际社会主义的利益而斗争，当成自己的崇高责任。在结束时，他这样说：我们一定会胜利，“如果劳动人民的先锋队、红军能牢牢记住：他们代表着并且捍卫着整个国际社会主义的利益的话。”①——
①《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7卷469—470页。
当我听列宁讲话时，我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用语言恐怕是难以表达的。我只能说，我用整个身心在听，全神贯注地看，除了列宁，我谁也没看见。他的话象警钟一样在我的耳边回响，它号召我们去建立功勋，去忘我奋斗。由于激动，我感到胸中紧缩、呼吸急促。
列宁在讲话中提到不久前的一段事，我记得特别清楚。他在芬兰时听说，一个芬兰老农妇在月台上看见红军战士时说，过去很多人，其中包括她，害怕到地主的树林里去拾柴火，因为地主派人带枪看守着林子。而现在，世道变了，到树林去不仅没有危险，而且还有人保护她、帮助她。
在雷鸣般的掌声和“乌拉”的欢呼声中，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结束了讲话。他很快离开了讲台，迈步向门口走去。在门口，他停了一下，向我们转过身来，笑了笑，挥了挥手。
列宁同志走了，可学员们迟迟没有离开室内运动场。大家回味着列宁的每一句话。记得我当时就下了决心：如果需要，我将一辈子不放下手中的枪。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使命就是保卫劳动人民……
7月初，我们被调到了莫斯科附近的兵营——谢列布里亚内松树林里，我们在这里进行野外作业。严禁请假外出。
7月6日，天还没亮，就响起了战斗警报。学员们立即起床，集合。每人发了60颗子弹。斯维尔德洛夫同志的代表来到军营。训练班政委马斯连尼科夫在队前宣布，在莫斯科，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发动了反革命暴乱。他们妄图破坏与德国签订的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社会革命党人杀害了德国大使米尔巴赫。暴动者占领了电话局、电报局，拘禁了苏维埃政府的一些成员，其中有捷尔任斯基同志。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司令部设在三圣徒巷。政委马斯连尼科夫说，列宁亲自领导这次镇压暴乱的斗争。瓦采蒂斯同志指挥部队……。政委宣读了列宁同志的命令：训练班和拉脱维亚部队一起占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司令部，平息暴动。
过了一会，支队在政委带领下向莫斯科进发。我们连队由学员连连长（旧军官安德列耶夫）指挥。我随学员连1排前进。指挥这个排的是莫斯科人波列塔耶夫。他选择了一条通往三圣徒巷最近的路。
我们排配属了1门3英寸口径炮，炮手们用双手推着炮前进。我们采取短距离跃进方式沿着墙边向前运动。接近三圣徒巷时，敌人的机枪响了，一个横穿街道的学员中弹倒下了。
作为对敌人机枪火力的回答，我们的大炮开火了。一声，两声……，但我没听见第三声。大炮就在跟前，看来我被震聋了。耳朵里嗡嗡作响，外界的声音什么也听不见。我只看见同志们手中的枪在颤动，炮身管里卷出一股股火药的烟雾，这说明我们正在进行射击。同志们张着嘴向前跑去，这就是说，已经开始冲锋了。大家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努力使自己不落在同志们的后面。
小巷深处的地面上，冒出一股股闪着火光的浓烟。这是炮弹在爆炸。烟雾愈来愈大，这说明，不仅是我们排的火炮向这里送来小礼品。大地在脚下颤抖着，愈颤愈烈。火炮向敌人齐射。学员们和拉脱维亚的射手们从左边和右边向毗邻的街上冲去。
当我们跑近敌司令部的大楼时，射击停止了。浓烟由楼房的窗子里滚滚而出，所有的玻璃全打碎了。暴乱者举着双手从大门走了出来。大部分叛乱参加者被拘捕。我们仅仅减员了一个同志。
叛乱很快被镇压下去。因为在莫斯科没有一个人支持左派社会革命党。第二天，莫斯科和莫斯科人又同往常一样地生活、工作，就好象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
7月9日，训练班的全体学员为死去的战友（很遗憾，我把他的名字忘了）送葬。我们把他埋葬在万民圣灵墓地。
当我们在哀乐声中一起把棺材放进墓穴时，枪声齐鸣，我们向战友致告别礼。这时，我好象又感受到了我们冒着机枪火力向叛乱者进攻时的那种紧张情景。
在敌人的机枪火力下锻炼一下，学员们——未来的年青指挥员们——仿佛一下子长大成人了。大家学到了平时学不到的东西。
8月31日夜间，又传来了命令：
“取枪！”
值班员的声调显然在说明，这不是平常的演习警报。
我跳向枪架，抓起我的步枪，放在床位旁，开始穿衣服。
“领子弹！”值班员命令道。
在黑暗中，我们整好队，点了名。然后被分成组，并分别被带开。
我和其他7个学员坐上了汽车。我们这个组由两名契卡人员指挥。他们中的一个人与司机并排坐，另一个和我们一起坐在车厢里。汽车开始后，坐在车厢里的肃反工作者说：
“今天有人谋杀列宁同志。”
我们的心一下子抽紧了。
“在哪儿？是谁干的？怎么回事？列宁还活着吗？”许多问题在脑海里翻滚，但没敢提出来。
“列宁还活着。”他好象回答我们的问题似的说道。他接下去说明了我们此行的目的：我们去反革命分子的秘密指挥所驻地，我们的任务是务必将他们一网打尽。
从这一刻起，我什么也没想，什么也没注意，我只想着快点与敌人遭遇，为列宁报仇！
汽车沿着昏暗的街道急驰，由于紧张，我不知道汽车把我们带往什么地方。我只知道，这时是在城外，到了一个什么别墅村镇里。汽车停在镇子边上。周围漆黑一片，我们向前走了几百步。这时肃反工作者让我们查看一下周围的地形。片刻，黑暗中显出了别墅围墙的轮廓。再往深处，是高大房屋的屋顶。契卡人员让我们包围了别墅，并严厉地命令我们：任何人都不能放出去，任何人也不能放进去。然后，他亲自带着两个学员翻进了围墙。
过了10分钟，或许更长的时间，房子的窗户里闪出了灯光，同时传来了两声枪响，紧接着是打碎玻璃的声音。我听到有人在跑动，就隐蔽起来。借着微亮的天色，在围墙上隐约地闪出一个陌生人的影子。
“站住！要开枪了！”
但是，那个人已经跳下来了。我立刻向他开了枪。离我不远处有个什么东西啪的一声倒在地上，很快又安静了。没有呻吟声，也没有其它动静。我凝神看去，难道没有命中？不会，不可能。但还要准备应付一切。我端着枪，随时准备射击……
过了几分钟，从别野里传来了熟悉的声音。自己的人来了。他们拿着手电筒。
“谁开的枪？”一个契卡走近我，问道。
“我。”
“他跑了？”
“好象没有……”
汽车驶过来，我们把被打死的人装上车，把两个被捕的人捆好。汽车向莫斯科、向卢比亚卡驶去。
8月31日清晨，首都的大街上挤满了举着标语牌进行的莫斯科人的游行队伍。上面写着：“反对白色恐怖，我们需要红色恐怖！”我感到自豪的是，不管怎样，为了替列宁报仇，我已经让敌人付出了代价，我已经用实际行动回答工人们的口号。
在兵营里，我收到了哥哥伊万和伊里亚的来信。他们告诉我，他们已动身去镇压富农暴动。这就是说，农村的社会革命党人也在进行着罪恶活动。我又一次想到了自己的使命，想起了在列宁演讲后我所下定的决心。是的，我要做一个带枪的人，保卫革命的成果——这就是我的使命。
9月初，根据莫斯科卫戍区的命令，所有居住在莫斯科的旧军官都要重新登记。他们应该到室内运动场来报到。契卡人员负责登记，我们担任警戒任务。
应该说，苏维埃政府的这项措施使那些参加了反革命组织的旧军官措手不及。他们奔向车站，想逃到有白匪军的地方去。但是，在车站和月台上已布置了契卡的部队。
我记得，旧军官们一群一群地涌到我们这里来，那些没有卷入反对苏维埃政权阴谋的人，很快就获准去参加工作了。
但大部分人需要进行仔细的审查。委员会不分白天黑夜地工作。我们学员们同样也整日整夜地执行着警戒任务。
1918年9月，好消息不断传来。红军击溃了捷克斯洛伐克和白匪军的联合军队之后，向喀山和辛比尔斯克①展开了大规模的进攻——
①现叫乌里扬诺夫斯克——译注。
对共和国来说，最危险的战线——东部战线的战斗更加激烈了。而我们仍象以前一样，在勤奋地学习军事科学。我们当然知道，我们的训练迟早要结束，迟早会发给我们指挥员证书。那时候，就该上前线了……。但这一切比我们预想的毕竟要来得早得多。上边来了命令：“立即把学员派到南方前线，由波德沃伊斯基指挥，去与白匪将军克拉斯诺夫的部队作战。”
“10月底考试，那时我们将把你们从前线召回来。”马斯连尼科夫把介绍信交给我们时告诉我们。
“到前线去，到前线去，到前线去！”列车的轮子敲击着铁轨，很快就把我们送到目的地。我们的军用列车停在巴拉绍夫。全俄红军组建委员会主席尼古拉·伊里奇·波德沃伊斯基的指挥车停在铁路预备线上。
波德沃伊斯基看到我们的列车来了，立即请我们学员到他那里去。我们每10个人为一组去他的车厢，我在第一组。
波德沃伊斯基显得十分疲倦，眼睛里布满血丝。他和我们一一握手后，立即给我们下达了任务：去补充西韦尔斯旅。
“在旅里，”他说：“有自己的选举制度。指挥员不是由上级司令部任命，而是由士兵自己去选举。虽然你们已经是指挥员了，但是，我建议你们要适应这个部队的情况。你们下去看一看，一有可能就向我报告红军战士和指挥员的情况。”
……在罗德尼乔克车站的旅司令部里，西韦尔斯接见了我们。他淡黄头发，身材消瘦，个子很高，身穿士兵套头服，而且用皮带勒得紧紧的。他谈话很坦率，他说：
“指挥员选举制在部队中已经根深蒂固。要改变人们的这种观念并非易事。现在还不可能设想你们的职务。我劝你们去当指挥员的助手或副手。你们下去多熟悉自己的部下，在战斗中表现你们自己。到那时将会……”
我们当然不能对他的意见表示异议。我被任命为该旅一个团的副连长。
我来到守卫着新罗德尼乔克村的连队。我一下就感觉到，红军战士们毫不掩饰地用不信任的目光盯着我。这些还在帝国主义战争中就是久经战阵的士兵，在与白匪军作战中又身经百战，而现在站在他们面前的却是个黄口孺子，而且还装模作样，搞了个指挥员的官当。他们认为我这个人什么地方有点像旧军官。一大推风凉话向我飞来：
“你很早就把军官皮带搞到手了吗？”
“你为什么在胸前别着教官证章？”
“为什么你把纳甘式转轮手枪放在手枪皮套里，而不插在腰带里？”
我明白在士兵们面前替自已辩解是徒劳无益的，于是我沉默不语。
该旅战线很宽，但只是在一些互不连接的村庄里设有防御，并没有形成一条完整的前沿。与敌军也没有直接的接触。白匪军，特别是哥萨克，经常在大清早对我实施袭击。他们攻击哨卡，搞得声势很大，紧接着又消失得无影无踪。
与这些袭击者战斗是很困难的。他们的战术核心就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因此，我们首先必须对周围的地形了如指掌，并熟悉通向居民点的每条隐蔽接近路。
天还没亮我就起床了，带了几个战士，巡查了所有的哨卡、卫兵室和潜伏哨。然后归队向连长作了详细的报告。
一个星期过去了，一次也未与敌袭击者遭遇过。红军战士还象以前一样眯缝着眼睛看着我说：学员官，听说你很卖劲儿，但还看不出你能搞出个什么名堂。而我们既会打仗，还会娱乐呢。
我记得，有一次他们硬拽着我去参加婚礼。结婚的人是我们连的一个战士和本地的一位姑娘。婚礼在小学校里进行。
被邀请的人中有一些指挥员。手风琴拉了起来。
一个红军战士转向我，喊到：
“喂，莫斯科的学员官，给我们跳一个！”
“跳就跳”我回答：“但我找不到一个象样的舞伴。”
“嘿，你还会吹牛呢！”四面传来了怪叫声。“你到圈子里去，我们会叫你出够洋相，……你会知道我们的厉害的……”
“来一段《小苹果》”我向手风琴手喊一声。
一个衣冠整洁的机枪手走到圆圈中心，他使劲地用鞋后跟敲打着拍子。做了几个漂亮的花样动作就停了下来，好象在说，来跳啊，用力跳啊！我沿着圆圈跳了起来，就象万尼亚·济明跳的那样。我展开双臂，用手拍着乔特卡舞的节奏，然后……啊，这是水兵《擦地板》舞，是我流了多少汗才向万尼亚学会的！看来，我没有白学，我好象长了翅膀，跳呀，跳呀……现在，所有的人都跳了起来，大家微笑着，拍起掌声。后来，大家用手把我托了起来，向空中抛呀，抛呀。
“这才象样，学员官！”“好小伙子……”
或许就是在这个时刻，我和红军战士们的关系发生了变化，而这种变化是我经受了多少心灵上的折磨、盼望了多么久才得到的。但毫无疑问，这仅仅是开始，我要使战士们不仅在跳舞方面认为我是个指挥员，而且将在战斗中承认这一点。
在这次婚礼之后不久的一天，我一大早就往距本村两公里远的一个庄子去，路上我发现了正在偷偷沿着铁路路基行进的白匪军。我脑子里马上闪出一个念头：给他们来个伏击。
我派一个随我来的战士回村子向连长报告，我自己弯着腰，跑到铁路旁的一个哨卡。
我的用意简单：叫醒哨卡的战士们，把他们带到前来偷袭的白匪军的后面，当敌人向村子发起攻击时，我们从后方给他们来个措手不及。
我叫起了哨卡的战士们，交待了任务。然后带他们悄悄地顺着长满小灌木丛的山谷地向铁路走去。我们一共23个人。而白匪军是我们的6倍多，将近150人。但我并不为此担心，因为克拉斯诺夫的哥萨克想从侧翼突然袭击我村庄，而我们则埋伏在其后方，将给敌人一个出乎意料的打击。
我们在距铁路路基约200步左右的地方隐蔽了起来，等待着……这是个小丘，阵地对我们非常有利，从这里可以看到左、右两边发生的任何事情。白匪军的行踪一目了然……
突然，远处传来了射击声。看来是敌人暴露了自己。我们要再稍等几分钟，敌人可能布置有后方掩护。就让他们陷入到相互对射中去。事情果然是这样。我看见两辆架着机枪的双套马车沿着铁路向村子飞奔而去。它们奔上高地，在离村子不远的地方拉开距离，开始向村子里哒哒地扫射起来，现在该是我们参战的时候了。
我整个身子跳了起来：
“同志们，跟我冲！”
白匪军的机枪手正在疯狂地向村子里扫射，他们没有发现我们从后方逼近他们。
“瞄准敌人机枪，同志们，放！”
23条枪一起发言了。
钳制住敌机枪火力之后，我们立即腾出些火力射击袭击者。
克拉斯诺夫的哥萨克经受不住正面和后方交叉火力的打击，狼狈地向草原逃去，战场上留下了一具具尸体和伤员。
我们获得了丰富的战利品：近100条枪，两辆双套马车，两挺“马克沁”式重机枪和38个俘虏。
在这时，我才知道，连长负了重伤。团司令部派来了通信员，带来了任何我为连长的命令。“可是还有选举制呢，为此，红军战士该怎么议论？”我沉思着，还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我该如何处置。但战士们马上提醒了我该怎么办：
“指挥这个连吧，给我们下命令吧！”
这时所有的战士都按操典规定的动作转向我，喊了声“连长同志。”就这样，我当上了连长。
一个月以后，召回所有学员到莫斯科参加考试的指示到了。
我们在西韦尔斯旅的这一批指挥员—教官，在返回时少了我的朋友瓦西里·雷金。他牺牲了。我们大家分散在各个部队，所以在走时我才知道他牺牲的细节。我在旅司令部里听说，雷金在一次侦察任务中，带领自己的排与哥萨克骑兵遭遇，四周是一片荒漠。他们排有14个人，在撤离时，他们向攻击者回击，直到打完最后一发子弹。所有人全部阵亡。瓦西里·雷金才18岁就告别了这个世界……对他来说，第一次考试——在前线经受战斗的考验——成了最后的一次考试。但是，他用他的荣誉经受住了这次考验，就象一个红军指挥员所应该做的那样。
我们又回到了列福尔托沃。
为了充实我们的知识，训练班开始对我们进行政治教育。
一些著名的党的活动家给我们讲课。他们中有B·M·斯维尔德洛夫、A·M·科隆泰、C·M·库尔斯基等。我们如饥似渴地吮吸着他们所讲的一切，课后我们经常互相争论得面红耳赤。
不久，所有到过前线的人不用考试都得到了《红军军官》证书。同时，我与训练班另外6个同志还接到命令。命令我们前往伏尔加沿岸军区，到喀山去参加第40步兵团的组建工作。
出发前，红军军官们被邀请出席在工会大厦举行的全俄中央执委、莫斯科市苏维埃、工厂联合委员会和各工会的联合会议。
这一次，我又十分幸运地看见了列宁，并聆听了他的谆谆教诲。
我们穿着崭新的军服，挺着胸膛，兴高采烈地来到工会大厦。
我们坐在指定的座位上，会场上静下来，会议主席雅科夫·米哈依洛维奇·斯维尔德洛夫宣布：
“人民委员会主席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发表演说。”
起初，我以为我听错了，或是雅科夫·米哈依洛维奇说错了，因为现在距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被谋害的日子并不长。众所周知，列宁被搽过毒药的子弹打伤之后，动了很大的外科手术，因此他应该躺在床上，精心治疗……
但是，他现在竟走上讲台。
礼堂里静了下来，接着，呼喊声象雷鸣般地响了起来：
“乌——拉！”
一阵热烈的掌声之后，又是“乌拉”！。就象是在冲锋，又象是攻克了要塞一样，经久不断的胜利的呼声响彻着大厅。
这样持续了好几分钟。
在大厅静下来时，领袖的声音响了起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谈起了我们的共和国、我们的革命事业所面临的危险。他揭露了协约国的计划，揭穿了向白匪军提供武器、弹药以至军服的各帝国主义集团的卑鄙龌龊的行径。报告的第二部分直接讲到了我们这些军人。
“我们知道，”他说：“红军的意识在发生着巨变。红军开始走向胜利。它从自己的人中间提拔了上千名军官，这些军官在新型的无产阶级的军事学校里学完了课程……现在我们可以说，我们有自己的军队；这支军队建立了纪律，变得更加有战斗力了。”①——
①见《列宁全集》中文版（1956年）第28卷第109页。
……联合会议还未结束，而我们已经来到喀山火车站，登上了车厢。我的心早已飞到了前线。途中，伊里奇的话一直在我脑海里回响。他的话就象一盏明灯，照亮了我前进的道路。它使我澄清了糊涂的认识，抛弃了陈腐的观念，坚定了革命的信念。
就这样，我告别了莫斯科，来到了东部前线。我准备在这里与武装干涉者和白匪军战斗到最后一口气。现在，他们正凶恶地扑向我们新生的苏维埃国家的首都，而那里生活和工作着伟大的列宁……
3
1942年3月，我从遥远的中国回到了阔别20多年的莫
斯科。我发现，莫斯科比起当年显得更加戒备森严，战备组织工作更加有条不紊。虽然在莫斯科战役中德国军队被击溃，并被打退了100—250公里，但局势仍然是紧张的。城市上空飘浮着防空汽球，高射炮严阵以待，城里很多地方都能看到敌人的炸弹留下的弹坑。人们为祖国的命运忧心忡忡。
我汇报了在中国的工作之后，就一再请求：“上前线，上前线。”
这不是我在国内战争初期当红军指挥员时那种年轻人的冲动。现在，我已经42岁了，有指挥大兵团作战的经验，在苏芬战争中指挥过集团军，并被授予中将军衔。所以我迫切地希望马上直接参加抗击法西斯侵略者的斗争，能为战胜希特勒匪帮贡献自己的力量。
战争的第11个月就要过去了。这一时期的主要事件是，德国法西斯军队在莫斯科城下被击溃。这是希特勒匪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第一次重大失败。用“闪击战”征服苏联的计划破产了。德国失去了一批最有经验的军官和士兵，尤其是坦克兵和飞行员。希地勒的战略家们被迫受了持久战的事实。
同样，苏联也需要时间来组建和训练新的战略预备队，这项工作是1942年春天开始的。短期内组建新的战略预备队困难重重。在被敌人暂时占领的国土上，1941年曾居住着全国40％的人口，并且有数千个能为红军提供军事技术装备和武器弹药的工业企业。但是，此时已疏散到大后方的工厂不仅能弥补损失了的生产能力，而且大大超过了原有的水平。
由于苏联人民的忘我劳动，1942年上半年武器、弹药和军事技术装备的生产获得很大增长：步枪和卡宾枪的生产由1941年下半年的1，567，141枝增长到1942年上半年的1，943，397枝，120毫米迫击炮由2，315门增长到10，046门，各种类型坦克由4849辆增长到11，178辆，战斗机由8，200架增长到8，268架。
从1942年5月起，各个方面军开始组建空军集团军。这是符合战争需要的。最高统帅部掌握着由混成坦克集团军和坦克军组成的预备队，并根据需要，用它们去加强在主要方向作战的方面军。
对于1942年夏天在苏德战场出现的局势，我们的盟国——美国和英国的统治集团持何种态度呢？他们是怎样履行自己的同盟国义务呢？
当法西斯集团把80％的武装力量投入到苏德战场时，英、美两国的军事领导人却在没有敌人干扰的情况下，不紧不慢地调遣自己的军队到其他次要的战场上，不慌不忙地安排这些部队的战斗行动。到1942年夏季，英、美两国的军队人数已达1，000万以上。他们拥有众多的装甲坦克部队、强大的空军和海军。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政府一再要求同盟国在欧洲战区开辟第二战场。
英、美两国的资产阶级统治集团曾保证要在1942年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但是，这些许诺只是为了在社会舆论面前做做样子，首先是为了安抚强烈要求尽快给苏联以积极援助的美、英两国人民。因为同盟国知道，一个个新锐师正从德国本土和被它占领的西欧国家源源不断地调往苏德战场。凯特尔上将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在1942年5月1日，东线共缺少31万8千人。计划在5月份给东线军队补充24万人。从5月到9月期间，由年轻的新兵组成的预备队人数可达96万。此后，在9月份，不会有任何兵源补充。”为了弥补在苏德战场的损失，希特勒被迫采取极端措施，把18岁至45岁的所有德国人都征入军队，甚至开始从46—55岁这个年龄组里征兵。
苏德战场不仅迫使敌人不断补充兵员，而且迫使他们扩大军工生产，特别是重武器生产。1942年与1941年相比，坦克、自行火炮、强击炮的生产从3，806辆（门）增长到6，189辆（门）；迫击炮从4，230门增长到9，780门；战斗机从9，540架增长到11，408架；攻击机从3，660架增长到6，000架。
此外，尽管美国与希特勒德国处于交战状态，美国垄断集团仍然继续向德国供应战略原料。甚至在1942年，德国还通过西班牙从美国进口了40．6万吨粮食、22．7万吨煤和焦炭、17万吨燃料和1500吨橡胶。所有这些做法，加上我们的同盟国的消极态度，使法西斯集团得以在1942年春季调集600多万军队、近5．7万门大炮和迫击炮、3千多辆坦克和近3500架战斗机，用于对苏作战。兵力雄厚，从数量上已超过希特勒开始发动侵苏战争时的水平。
诚然，这次的进攻地带狭窄。实施新的打击的全部力量都集结在战线南翼，然后逐步向北扩展。
希特勒开始进军高加索，目的是夺取石油产地，推进到伊朗边界，打到伏尔加河畔。看来，他认为苏联边远地区的军队是不堪一击的。
我的任务不是描写1942年春季战场上的全部事件，但是在讲述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前，我不能不粗略地剖析一下德军统帅部的战略意图，因为这样可以使读者对伏尔加河地区发生各个事件的意义进行评价。
德国武装力量最高统帅部1942年4月5日发布的第41
号训令，说明了希特勒政治领导集团和军事当局的意图，而在7月发布的第44号和第45号训令中，又对这些意图作了具体的说明。
让我们看一看第41号训令。
它开始这样说：“在俄国，冬季战局即将结束。由于我东线士兵英勇善战和富于牺牲精神，我们的防御行动获得了巨大胜利。敌人的兵力和技术装备损失惨重。为了急于利用臆想的初期的胜利，他们在这个冬季消耗了大量的预备队。”
我们看到，德国统帅部在自己的分析中完全错误地估计了我们的力量，并试图把自己在莫斯科战役中的失败描绘成军事上的胜利。希特勒低估了我们的力量，而把自己的力量估价过高。
由此产生了这个文件中规定的目的。
训令中写道：“目的是彻底消灭苏军残存力量，尽可能夺取重要的军事经济中心。
……首先要集中一切力量用于在战线南段实施主要战役，消灭顿河以西的敌人，以便进而夺取高加索石油产地，并穿越高加索山脉。”
敌人突击刻赤地区，攻打塞瓦斯托波尔。希特勒付出巨大的代价之后，完全占领了克里木，为进攻高加索和伏尔加河地区做好了翼侧准备。
尽管敌人全力围攻塞瓦斯托波尔，但这个城市在7月初以前一直在我们手中。
1942年5月12日，西南方面军转入进攻，从两个方向实施向心突击，一个从巴尔文科夫突出部实施，从西南绕过哈尔科夫，另一个是辅助突击，从沃耳易斯克地区实施。
有关这次进攻中的重大事件，在历史著作和著名苏联军事家的回忆录中已有许多评论。我无须赘述，也无须加以评论。众所周知，这次进攻我军以惨痛失败告终。希特勒对伏尔加河地区、沃罗涅日和高加索的进攻蓄谋已久。德军冲破了我军防线，并进一步向纵深扩展。德军统帅部充分利用了当时出现的这一有利态势。德国将军库尔特·蒂佩尔斯希写道：
“俄国人企图破坏德军预定的进攻，结果却适得其反。俄国人防御力量的削弱使我军第一战役变得更加容易。但是德军各集团军还是用了几乎整整一个月的时间进行补充准备，调整兵力配置，补充一切必需品，然后才开始进攻。”①6月底，德军统帅部完成了进攻准备——
①库尔特·冯·蒂佩尔斯希：《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莫斯科，1956年版，第232页。
现在我们知道，在苏德战场南翼，大概从奥廖尔至塞瓦斯托波尔，是德军“南方”集团军群。
它又分为“A”集团军群和“B”集团军群。
这两个集团军群的任务是消灭顿河以西的苏联军队。
“B”集团军群的任务是合围顿河以西的苏联军队，并在斯大林格勒地域和“A”集团军群会师。“无论如何必须设法前出至斯大林格勒……，使顺顿河而下实施突击的部队在斯大林格勒地域与从塔甘罗格、阿尔乔莫夫斯克地域进攻的部队会合。”第41号训令这样写道。
初期，这两个集团军群的兵力配置如下：
威廉·利斯特元帅指挥的“A”集团军群辖德军坦克第1集团军、野战第17和第11集团军以及意大利第8集团军。
冯·博克元帅指挥的“B”集团军群辖德军坦克第4集团军、野战第2和第6集团军以及匈牙利第2集团军。此外，还有正从后方开来的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
敌人在飞机和火炮上占有优势，能够大大加强主要突击方向上的力量。
6月28日晨，德军野战第2集团军、坦克第4集团军和
匈牙利第2集团军对布良斯克方面军左翼发起进攻。
6月30日，第6集团军开始突击。
斯大林格勒还很遥远，德军首先扑向沃罗涅日。1942年的战事开始了，并逐渐地把越来越多的军队卷入了这场血战。
1942年5月，我被任命为配置在图拉地区的后备军的副司令员。司令员还没任命，因此，指挥部队的责任落在我身上。
7月初，统帅部命令将我后备军改称第64集团军，并将我集团军部署在顿河地区。当时我西南方面军在德军打击下正向东疾退。我集团军的任务是：在顿河或伏尔加河与顿河之间的某一地域接敌。集团军所属部队迅速登上军用列车，向位于伏尔加河与顿河之间的集结地进发。
在到达巴拉绍夫之前，我一直和集团军司令部一起乘车前进。此后，为了便于和前线来的人交谈，尽快弄清前线的形势，我和军事委员会委员康斯坦丁·基里科维奇·阿布拉莫夫换乘了小汽车。我们的汽车很快超过了火车。
德军轰炸机不断轰炸火车站和运行中的列车。我们在各大站都停车，了解我集团军所乘列车的运行情况。
在伏罗洛沃车站，我们遇上第21集团军司令部。该集团军参谋长不厌其烦地向我们介绍前线形势，但我们从他那里弄清楚的唯一情况是，方面军司令部已退至伏尔加河，现设在斯大林格勒城内。
我们的汽车穿过一个个村镇。我们看到，当地居民对敌人的到来丝毫没有准备，他们相信敌人的进攻会被我军阻止。因此谁也没有做疏散准备。在城镇、车站的电影院里仍在放映电影。只有在夜间，这种和平景象才被我射击敌机的稀疏零落的高射炮声所打破。
1942年7月16日，我们来到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部。我们在那儿得知，敌侦察队和先遣支队已进入切尔内舍夫斯卡亚——莫罗佐夫斯克地界。次日，我第62集团军先头部队就在这里与敌人遭遇，并阻止了敌人继续前进。
第62集团军准备在顿河右岸的克列茨卡亚、卡耳梅科夫，苏罗维基诺、佩谢尔斯卡亚、苏沃罗夫斯基一线组织防御。司令部设在顿河左岸的卡梅什村，距部部队60—80公里。
这一天，第64集团军各部队分别在几个车站下车，第112师在科特卢班、卡查里诺和菲洛诺沃车站，第214师在顿斯卡亚、木兹加和雷奇科夫车站，第29师在茹托沃车站。其他部队还在伏尔加河岸边，离方面军司令部指定的防御地区还相距120—150公里。
7月17日，我们接到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员的训令：
“第64集团军所辖步兵第229、第214、第29和第112
师，海军陆战第66和第154旅，坦克第40和第137旅，应于18日夜间前出至苏罗维基诺、下索洛诺夫斯基、佩谢尔斯基、苏沃罗夫斯基、波格金斯卡亚、上库尔莫亚尔斯卡亚一线。要立即就地构筑工事，要以顽强的防御阻止敌人向斯大林格勒方向突破。各师应以一个团的兵力为先遣部队，配以炮兵，配置在齐姆拉河一线……”
训令中规定的任务显然是无法完成的，因为各师和集团军各直属部队刚下火车，正在向西方、向顿河方向前进。各部队还没有排成战斗纵队，而是按照乘火车时形成的队形前进。有几个师的头部已接近顿河，而尾部却还在伏尔加河岸边，甚至还在火车车厢里。集团军的后勤部队和辎重还都在图拉地区等待上车。
刚下火车的集团军部队不仅需要集合整队，而且要渡过顿河，徒步行军120—150公里。预定前往齐姆拉河的先遣支队的路程比集团军的主要防御地区还要远40—50公里。
我找到了方面军司令部作战处长鲁赫列上校，向他说明了不可能按期执行训令的理由，并请他报告方面军军事委员会：第64集团军不可能早于7月23日占领防御地区。
占领防御地区的日期从7月19日改为21日。
但到7月21日，第64集团军各部仍未能占领指定的防
线。
部队下车后就在草原上向西方、向顿河方向行进。我乘车来到了第62集团军司令部。
第62集团军司令员B·B·科尔帕克奇少将，身材高大匀称，他和军事委员会委员、眉毛又黑又浓、剃着光头的师级政委K·A·古罗夫向我介绍了情况。
方面军司令部选定沿克茨卡亚、苏罗维基诺、上索洛诺夫斯基，苏沃罗夫斯基、上库尔莫亚尔斯卡亚一线为第62集团军第64集团军的防御地带。由加强营或加强团组成的各先遣支队，要前出至楚茨坎河、奇尔河、切尔内什科夫斯基和齐姆拉河一线。
我军的一切条令和教范都规定，防御者首先要了解敌人和判断选定战场，将部队部署在最有利的位置上。防御者总是要依赖有利的地形，它应该能使防御者在有利的条件下实施反突击，发扬火力和在必要时隐蔽自己。
同时，地形应该尽可能阻挠进攻者的运动和减弱它的机动能力，在有工程保障时应能阻止敌坦克的前进，使进攻者没有隐蔽的接近路，尽量延长其暴露在防御火力之下的时间。
第62集团军的防线不符合这些要求。我们没有来得及利用河流沟谷这些天然屏障，其实，只要在这些地方稍微构筑些工事，它就可以变成敌人难以逾越的障碍。可我军阵地却处在光秃秃的草原上，无论从地面或从空中都极易观察到。在各防御分队、部队之间有许多空隙，特别是在右翼。这些空隙使敌人有可能包围我防御阵地，穿过它直抵我防御后方。
顿河以西的防线拉得过长，第62集团军第1梯队的4个师的防线长达90公里，第64集团军的2个师和1个旅的防线长达50公里。特别是在防线右翼的步兵第192师拉得最长。第1梯队各师的近四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的兵力作为先遣支队被部署在远离主力达40—50公里的地方，即无炮兵掩护，又无空军支援。这一切使得主要防御地带的力量大大削弱，使第2梯队和第1梯队的预备队被缩减到最低程度。
但是，在第62集团军司令部里，大家的情绪却是高昂的。集团军司令员科尔帕克奇少将告诉我，近日他将试探一下当面敌人的实力。
我和右邻部队建立了联系。但我对左邻部队却一无所知。我仅知道在方面军司令部作战处的地图上曾标出那条防区分界线。
遵照方面军的训令，第64集团军向西运动，渡过顿河。
B·H·戈尔多夫将被任命为我集团军的司令员，因为他还未到任，所以我必须决定如何组织防御。
在熟悉了情况，分析比较了第62集团军各部所搜集到的有关敌人的情报后，我根据方面军7月17日的训令决定：步兵第229、214师、海军陆战第154旅及坦克第121旅占领顿河右岸从苏罗维基诺至苏沃罗夫斯卡亚镇一线，防线左段（从波将金斯卡亚至上库尔莫亚斯卡亚）由第29师防守；第二梯队的步兵第112师部队署在第62集团军和第64集团军的接合部奇尔河一带；海军陆战第66旅、坦克第137旅和各学员团作为第二梯队集结在梅什科瓦河沿岸的居民区。
7月19日晚，B·H·戈尔多夫将军带着就任第64集团
军司令的书面命令来到了第64集团军司令部。当时，司令部设在伊利缅——奇尔斯基村。我继续任副司令员。这位中将的头发已经花白，灰色的眼睛显得十分疲惫。
戈尔多夫看了我的各项决定，他对第一梯队的配置未作任何重大的修改，批准并命令执行。但是，对于集团军第二梯队的配置，他作了重大的改动。他命令不要把步兵第112师摆在第62和第64集团军的接合部，而把它拉开布署在斯大林格勒防线的外围，即沿梅什科夫河，从洛哥夫斯基村到格罗莫斯拉夫基村；把海军陆战第66旅、坦克第137旅和各军校学员团调到阿克塞河地区，即集团军的左翼。
戈尔多夫将军的这一决定集团军的全部预备队都留在顿河左岸，使第64集团军在顿河以西形成的防御失去了第二梯队和预备队。
7月21日晨，我来到顿河以西的防御地区，用21日和22日两天时间与各位师长勘察地形，选择阵地。当时部队还正在从火车站到阵地的路上，迟迟未能到达，而且各师团均不满足。
第64集团军各部队各兵团这些天抵达防御地区的情况，敌人无疑是清楚的。他们“容克”侦察机长时间地在我军阵地上空盘旋。我们对其束手策，因为集团军没有高炮部队，而方面军空军集团军的歼击机正用于战线的其他地段。
一般认为，斯大林格勒战役开始于1942年7月17日，那天第62和第64集团军的先遣部队开始与敌交火。但他们的顽强抵抗只持续到7月19日。德军摧毁了他们的防线。成群地涌进了顿河的大弯曲部。
现在我们手中有一份文件，就是这份文件规定了当时德军的这次新的突击的目的。这就是德国武装力量最高统帅部第45号训令，希特勒在这个训令中对第41号训令做了某些修改。
第41号训令提出：
“无论如何必须设法打到斯大林格勒，或者至少应把它置于我重炮火力之下，要使它失去作为军事工业中心和交通枢纽的意义。”
1942年7月23日发布的最高统帅部第45号训令中写
道：
“‘A’集团军群的近期任务是：合围并消灭已渡过顿河、现在罗斯托夫以南和东南地域的敌军……
‘B’集团军群的任务同原先规定的一样：在构筑顿河防御阵地同时，向斯大林格勒实施突击，粉碎集结在那里的敌军集团，占领该城，同时切断顿河与伏尔加河之间的狭窄地带，破坏河上的运输。”
希特勒急于进军高加索，低估了我新锐集团军出现在顿河大弯曲部的意义。他命令哥特的坦克第4集团军穿过保卢斯的第6集团军的战斗队形，到该集团军右翼的齐姆良斯卡亚镇，编入“A”集团军群。
为夺取斯大林格勒，从保卢斯的第6集团军编成内抽出部队组成南、北两个突击集团。
北集团由坦克第14军和步兵第8军组成。该集团的任务是：在7月23日从哥洛夫斯基和佩列拉佐夫斯基地域发起进攻，然后沿顿河右岸向上布济诺夫卡和小纳巴托夫斯基方向进军，攻占卡拉奇。
南集团由步兵第51军和坦克第24军组成。该集团的任务是：在7月25日从奥勃利夫斯卡亚和上阿克谢诺夫斯基地域发动进攻后，应从苏罗维基诺以南突破防线，然后取道旧马克西莫夫斯基，从南面逼进卡拉奇。
由第6集团军编成的这两个集团的任务是：合围并歼灭在顿河大弯曲部的苏军主力，强渡顿河，进攻斯大林格勒。
此外，由坦克第4集团军的2个步兵师，1个坦克师，1个摩托化师和4个罗马尼亚步兵师组成的第3集团的任务是：在7月30日强渡顿河，夺取登陆场，继而沿科捷尔尼科沃——斯大林格勒铁路，从南面和西面进攻斯大林格勒，或是向南，进攻高加索。
分析这种态势可以看出，德军，特别是它的南集团的积极行动是针对我第62、第64集团军仓促组织好的防御地区的。正如我已指出的，敌人通过不断空中侦察，必定已发现我正在到来的部队，观察到我军的展开和部队的防御作业，也就是说，敌人对我第62、第64集团军防御地段上的一切行动都了如指掌。
对于将会发生什么样的战役，它将会导致什么结果，我们当时还不知道。对于这个战役的战略和战术的轮廓我们更是无从猜测。
我们只是解决自己防御地段的最紧迫的问题。
在与德国法西斯军队初次交战之前，我感到自己还缺乏与这样强大而狡猾的敌人作战的经验，必须首先研究他们的战术，了解他们的长处和短处。
我和许多经过战阵的指挥员进行过交谈，我努力多下部队，向有经验的指挥员学习，也学习红军战士们的经验。
7月22日，我回到集团军司令部时得知，戈尔多夫在前一天被召到莫斯科，次日回来时已被任命为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员。
第64集团军司令部接到方面军的命令。命令要求海军陆战第66旅和坦克第137旅沿顿河右岸向齐姆良斯卡亚镇运动。它们的任务是：攻击敌翼侧和后方，消灭正在那里横渡顿河的敌军集团。按照戈尔多夫的命令，这支部队应于7月22日夜间集结在苏沃罗夫斯基镇。但是，由于下奇尔斯卡亚附近的桥承受不住坦克的重量，坦克第137旅的重型和中型坦克未能渡过顿河。该旅只派出一个摩托化步兵营和15辆T—60坦克参加这一行动。
后来得知，前出至齐姆良斯卡亚地区的是一个十分强大的敌军集团。但是，很遗憾，方面军司令部签署上述命令时，没有掌握准确的情报。
我对这种分散兵力的决定提出了异议，但是B·H·戈尔多夫没有取消已发出的命令。我只得乘Y—2飞机飞往苏沃罗夫斯基去监督命令的执行。
7月23日10时，部队向苏沃罗夫斯基镇进发。在回来的路上，我决定沿集团军前线飞行，以便从空中查看我军阵地。
在苏罗维基诺东南上空，我机与一架德军D—88飞机遭遇。敌机做了一个战斗转弯，就向我们冲击。
我们的Y—2飞机没有装备武器，而敌D—88飞机装备
有火炮和机枪。一场猫和老鼠的战斗开始了。
德国空中强盗近十次向我发动攻击。我们的飞机看来马上就要被敌机的炮火击碎。下面是空旷的草原，着陆就会变成固定的靶子，立刻被敌机击中。
我们的飞机员根据太阳确定好方位，急急地向东飞去，希望能找到一个小村庄或一片小树林，以便暂时摆脱敌机。但草原上是一片空旷……记不清是在敌机的第几次攻击之后，我们的飞机坠落到地面，折成两截。
在飞机坠落之前，飞行员巧妙地操纵了一下飞机，所以，坠地后我和飞行员都比较平安。我们只是被抛出了座舱。我的前额上碰了一个大疱，胸部和脊椎被摔得生痛，飞行员的双膝被碰得青紫。
敌机驾驶员见我们的飞机在冒烟，大概以为我们已经完蛋了。他在空中兜了个圈，就向西飞去，消逝在地平线上。
过了不久，第62集团军作战处参谋A·A·谢米科夫大尉，在草原上打扫战场时，遇到了我们，用汽车把我们送出了危险地带。谢米科夫大尉后来成为苏联英雄。
……此时，我第62集团军右翼已同敌人最强大的北集团展开了顽强的战斗。敌人是在7月22日日终时推进到我第62集团军主要防御地带的。
第62集团军防线右翼，在克列茨卡亚、叶夫斯特拉托夫斯基和卡耳梅科夫地域的防线已被突破。敌人投入了新锐部队之后，开始向马诺伊林、马约罗夫斯基突击，并取道普拉托诺夫向上布济诺夫卡突击。24日日终时，敌摩托化第3、第60师的先头部队，已经在戈易宾斯卡亚地区和斯克沃林地区出现在顿河边上。
鉴于这种形势，第62集团军司令员B·B·科尔帕克奇于7月24日凌晨5时决定，以坦克第13军和近卫步兵第33师的力量实施反突击，恢复近卫步兵第33师防御地带的原有态势，进而恢复集团军整个右翼的原有态势。实施反突击的时间定在上午10时。准备时间只有5个小时。
这是抗击数倍于己之敌的英雄壮举。
近卫步兵第33师的近卫步兵第84团的4名防坦克枪手的战绩轰动了整个方面军。他们是：彼得·博洛托、格里戈里·萨莫伊洛夫、亚历山大·别利科夫和伊万·阿列伊尼科夫。这四位英雄在克列茨卡亚以南占据了一个山岗，挖好了工事隐蔽起来，他们把自己安顿得很舒服。几个朋友愉快地交谈着。
“干粮，这谁都知道，没有它也能活，”彼得·博洛托掂着手中沉重的背囊说：“可要是没有供应我们大炮和手榴弹，我们准得玩儿完啦……”
“灰尘！”这两个字就如同是准备战斗的命令，八只眼睛一齐向前方望去，数着慢慢爬来的坦克。
“30辆”，别利科夫最先数完，说：“每个弟兄分7辆，还剩两辆大家一起打。”
敌坦克拉开队形准备进攻。爬在前面的是1辆T—3中
型坦克，它的两侧各有1辆T—4坦克，跟在后面的是一群T—2轻型坦克。身穿黑色军服的坦克兵大概还没有发现我们的战士和战壕，他们打开坦克上盖，身子探在外面。彼得·博洛托清楚地看到了描画着白边的十字，他瞄准坦克的了望孔，勾动了防坦克枪的扳机。1辆T—3坦克冒烟了，开始减速，最后停了下来。敌人打开舱盖，纷纷往外爬。
接着，亚历山大·别利科夫向1辆T—2坦克开了第二
炮，坦克立刻中弹起火。大概，反坦克枪发射出的带钢心的穿甲燃烧弹击中了坦克油箱。几秒钟之后，博洛托和别利科夫又精心瞄准，分别向两辆T—4坦克开火。他们没有数开了几枪，但最终两辆坦克都趴在地上燃烧起来。就这样，他们一直打到黄昏。敌人停止进攻，退了回去。山岗附过留下了15辆燃烧着的坦克。
四位英雄就是这样结束了第一场战斗。而他们建立这样的英雄的功勋并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
这时，第64集团军的部队虽然占领了方面军司令部指定的防御地区，但还有些部队未能到达。H·A·比留科夫将军指挥的步兵第214和A·M·斯米尔诺夫上校指挥的海军陆战第154旅的情况稍微好些。这两支部队已集结完毕，并赢得了近三昼夜的时间来组织防御。E·E·萨任上校的步兵第229师还正在向防御地区靠近。
我估计，按照方面军的命令从苏沃罗夫斯基向齐姆良斯卡亚运动的海军陆战第66旅和坦克第137旅，遭到了敌人的翼侧突击。
当我得知第62集团军正面的敌人转入进攻之后，我强烈地请求方面军司令员把这两个旅撤回到原来的阵地。戈尔多夫接受了我的建议。7月24日17时，这两个旅被调回下奇尔斯卡亚。
同时，我决定把A·F·索洛古布上校的步兵第112师
也调到顿河右岸，在奇尔河下游第62和第64集团军的接合部设防。这一决定立即得到方面军司令员的同意。
根据第62集团军司令员B·B·科尔帕克奇将军的决
定，坦克第13军（约150辆坦克）、近卫第33师的一个近卫步兵团和一个坦克营在三个炮兵团的支援下，于7月24日实施反突击。但这一行动未能获得积极的结果。反突击失利的原因是：刚刚组建的坦克第13军的战斗动作不协调；没有时间组织与其他部队和空军的协同动作。
而敌人则利用自己在飞机和坦克方面的优势，在7月24日，继续加强攻势。敌坦克第16师和步兵第113师突入卡查林斯卡亚地域，推进到科斯卡河。
日终时，敌以摩托化第3师和第60师的兵力，摧毁了位于上布济诺夫卡地域的我步兵第184、第192师师部。敌人进至戈卢宾斯基和小纳巴托夫斯基地域后，对我第62集团军右翼部队构成了合围的态势。
这时，方面军司令部已积蓄了相当的兵力。最高统帅部的预备队已经到达。组建了坦克第1和第4集团军。步兵第126、第204、第205、第321、第399、第422师，以及其他兵团和加强部队也相继到达。
最高统帅部和斯大林本人命令我们，不仅要遏止敌人的进攻，而且要把他们赶过奇尔河。
1942年7月25日，我在卫国战争中第一次参加了战斗。
敌人以两个步兵师和1个坦克师的兵力主攻我右翼的步兵第229师。该师防御正面近15公里，却只有5个营的兵力。另外4个营还在路上，在这个师的战斗队形和纵深，部署着坦克第21旅，该旅有5辆KB重型坦克、9辆T—34坦克和20辆T—60坦克。
凌晨，战斗打响了。
开始，敌一个步兵师在坦克配合下向我步兵第229师中部——第783团发动进攻。
虽然敌人在数量上占优势，但我军各营顽强战斗，打退了敌人步兵和坦克的多次进攻，击毁敌坦克9辆，仅在第783团防御地段就打死近600名德国士兵。
当天下午，敌人楔入我防御阵地，抵达155，0高地，并攻占了第79国营农场。这时，位于155，0高地附近的师指挥所，受到德军冲锋枪手的攻击。师长被迫迅速撤离，这样便与步兵第783团和步兵第804团2营失去了联系。师部派了一名军官乘坦克与这两支部队联系，但却不见回音。估计这个军官牺牲了。
1942年7月25日，我的第一个战斗日就这样结束了。我没能加强步兵第229师，因为所有的预备队都在顿河以东。
7月26日凌晨5时，敌步兵和坦克在炮火准备和空袭之后，又发起了冲锋。我从自己的观察所（位于下奇尔斯卡亚西北10公里处）看到，80多辆德军坦克在大炮和迫击炮的掩护下向我军冲击。主要的目标是步兵第783团各分队的驻守地——牛奶场。
我看到，德军坦克在空军掩护下突入我军战斗队形。一群德军坦克与我KB型坦克相遇。展开了激战。我军的重型坦克顶住了敌人的冲击。但是，T—60轻型坦克损失很大，纷纷沿山谷撤退。
不久，步兵第783团团长牺牲，政委负伤，该团开始向东撤退。
师长立即把第804团的两个刚刚到达的营投入战斗，试图阻止敌人进攻，但为时已晚。这两个营遭到敌坦克炮火的杀伤，停止了前进。几小时之后，他们又受到敌步兵和坦克的攻击。由于没有来得及挖战壕躲避，他们顶不住敌人的攻击，放弃了161和156两个高地，向位于奇尔河右岸的萨文斯基村退却，以掩护第62集团军的翼侧。
我近卫迫击炮兵对集结在这一地段上的德军部队猛烈轰击，第214师炮兵也使敌人受到重创。但敌人不顾伤亡，继续向前猛冲。中午，敌人把两个坦克群投入了战斗。其中一群约40辆坦克，追击我正向奇尔河岸撤退的两个营，另一群坦克冲向下奇尔斯卡亚。
下午得知，我右翼的步兵第229师的防线被突破。敌人正冲向奇尔河，也就是说，敌人正向第62和第64集团军的接合部推进。我集团军在顿河右岸没有预备队。原先从米纳耶夫地区向齐姆良斯卡亚运动的海军陆战第66旅和坦克第137旅一部，虽已被我调回，正向下奇尔斯卡亚前进，但徒劳无益的行军使部队十分疲惫，行动更加迟缓，坦克燃料也将耗尽。为了肃清突入的敌人，特别是为了保住第64和第62集团军的接合部，我当即做出如下决定：命令经过夜行军之后正在洛哥夫斯基村一带休整的步兵第112师和坦克第137旅的10辆KB坦克火速渡过顿河铁路桥。他们的任务是：占据从旧马克西莫夫斯基沿奇尔河至它的河口的防御地区，固守在有利阵地上。必须迅速可靠地保护第62和第64集团军的接合部，制止敌人向第62集团军的翼侧和后方实施突击。
这次行动很顺利。7月26日晚，步兵第112师成功地渡过了顿河，抵达雷奇科夫斯基——旧马克西莫夫斯基铁路沿线，并在那里与步兵第229师建立了联系。我们还把海军陆战第66旅的一部连同一个炮兵营调到下奇尔斯卡亚西北方向，作为步兵第229师的第二梯队。但坦克第137旅的轻型坦克，由于没有燃料，未能抵达下奇尔斯卡亚。我们不得不从顿河左岸为这些坦克调运燃料。由于坦克未到，我又从海军陆战第66旅中调出几个步兵营和炮兵营去保护步兵第214和第299师的接合部。不久，他们就遭到了敌机的攻击，接着德军坦克又向他们冲击。水兵们隐蔽下来，开始阻击敌人的冲击。
这时，最危险的是下奇尔斯卡亚方向。敌军坦克已逼近下奇尔斯卡亚，企图同时夺取顿河渡口和奇尔河渡口。我集团军没有反坦克武器，而坦克第137旅的轻型坦克，由于没有燃料仍无法开动。
唯一的希望奇托于海军陆战第66旅的一个炮兵营。他们的炮是用骡马牵引的。虽然马匹已经十分疲惫，但火炮终究还可以移动。
这个炮兵营迅速把3个炮兵连在两公里左右的防线上展开。一连长C·G·达特里耶夫中尉和三连长C·G·达特里耶夫中尉是亲兄弟，二连长是罗日科夫中尉。各连刚把火炮在暴露发射阵地上摆开，还没有来得及掘好战壕，敌人的坦克就出现了。炮兵营的水手们并不惊慌，立即投入战斗。大约25辆坦克在距我炮兵发射阵地1．5—2公里的地方展开队形，胡乱地射击起来。
炮兵营代理营长C·G·达特里耶夫中尉向各连长发
出命令：“各就各位！”各连长迅速站在火炮旁，准备直接瞄准射击。敌坦克开始加强火力，而我炮兵依然沉默。他们冷静、沉着地让坦克爬到400—600米处，突然向它们猛烈开火。两辆坦克在原地打起圈来，冒烟了。坦克和炮兵开始了拼死的决战。敌坦克不顾损失，仍继续向前爬进，在进行间向我射击。但它们相继燃烧了起来。战场上烟雾弥漫。这次决斗条件是不公平的：德国坦克兵有装甲保护，又是在运动中；而我们的炮兵却是在暴露的阵地上。但我们的战士没有胆怯，勇敢地战斗着，炮手受伤了，牺牲了，立即有侦察员和通讯员上来顶替。其他侦察员们奉命准备着反坦克手榴弹和燃烧瓶。
这场战斗持续了近一小时。我们的炮手们在精神上压倒了敌人。他们丢下12辆被击毁的坦克，滚了回去。直到夜晚，敌军坦克和步兵再也不敢靠近下奇尔斯卡亚。敌人误认为我炮兵和海军陆战队的顽强抵抗完全是有准备的防御。为了摧毁我军在这个防御地段上的抵抗，敌人又派飞机来轰炸我军阵地。敌机以每20—25架为一个梯队，反复轰炸我军战斗队形，轰炸我军后方以及顿河、奇尔河渡口。
我要特别表扬海军陆战第66旅的炮兵战士们所建立的功勋。是他们击退了敌军强大的坦克群对下奇尔斯卡亚镇和这一地区渡口的进攻。如果敌军在26日白天夺取下奇尔斯卡亚，他们就可以在当天渡过奇尔河，并先于我步兵第112师抵达旧马克西莫夫斯基、奇尔火车站和雷奇科夫斯基地区，从南面一举逼近我第62集团军的翼侧和后方。
本来，我们是可以阻止敌军前进，不让他们抵近顿河和奇尔河，并封闭已经出现的突破口。但不知谁通知在顿河、奇尔河右岸的我后勤各分队说，德军坦克已逼近到2—3公里远的地方。于是许多人都涌向渡口。
要立即阻止涌向渡口的人流和车队。我派炮兵少将B·A·布劳德带着我身边的参谋们到渡口去。但已经来不及了。敌机已经发现渡口处拥挤着人员和汽车，开始向渡口猛烈轰炸。
在这次轰炸中，牺牲的有劳德将军、作战处长T·M·西多林中校、集团军工程勤务处长布里洛夫上校和集团军司令部的其他军官。
傍晚，下奇尔斯卡亚附近的顿河桥被敌机炸毁。这样，留在顿河右岸的第64集团军步兵第214和两个海军陆战旅失去了渡河点。这时，集团军参谋长H·A·诺维科夫上校和军事委员会委员、师级政委H·H·阿布拉莫夫，正在位于伊利缅——奇尔斯基的集团军主要指挥所里，他们过于主动，未经我同意（我当时还在下奇尔斯卡亚），就通过无线电台向步兵第214师、两个海军陆战旅以及坦克第137旅发出了撤到顿河左岸的命令。我是在7月26日夜间，回到集团军司令部时，才得知这一情况的。想到夜间在河面上可能发生的情况，我不禁大吃一惊，因为当时已没有一个渡口可以使用了。
要停止渡河，要立即在右岸组织防御，把两翼支撑在岸边。为了把这个决定通知部队，我们动用了所有的通讯器材。我说不清是哪些通讯器帮助了我们，使部队收到了命令，在向顿河左岸撤退时多少有点组织，在渡河时没有遭受什么损失。
渡河极其困难。敌步兵第71师从正面进攻我军，而我们几乎没有任何渡河器材。H·A·比留科夫将军指挥的第214师的一个团担任渡河掩护任务。H·A·比留科夫和师政委A·E·索鲍利，在组织该师撤退时表现出了非凡的组织才能和勇敢精神。步兵第214师和集团军的其他兵团渡过顿河后，立即沿顿河左岸组织好防御。
由于采取了上述措施，在7月27日傍晚，第64集团军整个防线上的突破口都已被封闭。虽然敌人冲破了第64集团军的第1条防线，但他们未能发展攻势，被迫停止奇尔河和顿河边上。
敌人从下奇尔斯卡亚地区直接突击斯大林格勒的危险已被消除。敌人也没能从南面打到卡奇附近的各渡口。
三天的战斗，时间并不长，但对我这个刚到最前线不久的人来说，这短短的三天在各方面都是很重要的。
第64集团军的右翼部队被迫后撤了，但初战失利没有使我们失去斗志。我相信，总有一天，这些不可一世的德国将军们会成为红军战士手下的败将。
敌人的得势，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他们发起进攻时，我集团军各部队还没有来得及形成战斗队形。假如我们有哪怕是两、三天的时间来组织防御；按团、营展开战斗队形，修好战壕掩体；组织好火力协同和通讯联络；补充弹药；组织好后勤供应，那么敌人就决不会轻而易举地突破我第64集团军的防御。
在德军对我步兵第229师防御地段实施炮火准备时，我注意到了他们的战术弱点：他们的火炮和迫击炮射点散乱，并且只是射击前沿而不往纵深射击；在战斗中也缺少广泛的火力机动。
在M·B·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的几年里，我曾研究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人在西部战线的许多战役。我了解德国将军们对于炮兵在未来战争中的作用的看法（比如伯恩哈德的思想）。因此，在顿河地区作战的最初几天，我以为敌军炮兵会表演出正统的协同动作：精确的徐进弹幕射击，快似闪电般的火力机动和火炮机动。但事实并非如此。我看到，敌军炮兵还是使用老方法，慢慢地啃着一条一条的堑壕。
假如当时我们有更深的防御纵深配置，不是5个营，而是全部9个营，再加上反坦克预备队，我们就不仅可以遏制敌军的进攻，而且可以大量杀伤敌人。
德军坦克没有步兵的配合和空军的支援是不敢冲锋的。外国报纸经常宣扬德军坦克兵如何英勇果敢、动作迅猛、可这次在战场上，看不到这些特点。
德军步兵的优势在于，他们的冲锋枪性能好、火力强。可是，我没有见到他们在战场上表现出迅速的运动和果敢的出击。德军步兵进攻时是不惜子弹的，但经常是盲目射击。
7月27日，当我第112师的一个团向新马克西莫夫斯基村实施反突击时，敌军步兵根本没有迎战就撤退了。只是在次日，7月28日，当敌坦克部队赶到后，敌步兵才又来夺取前一天未经战斗就放弃的阵地。
德军的阵地前沿极易观察，特别在是夜间，因为它的上空飞着许多曳光弹和各种颜色的信号弹。敌人似乎害怕黑暗，也可能不打枪他们就感到寂寞。
敌人的机动极易监视，因为他们的车队在草原上行驶时总是开着大灯。
战斗中，敌人的空军战斗能力发挥得最好，敌空军和地面部队的联系、协同动作都组织得很严谨。可以感觉到，德军飞行员对德军和我军地面部队的战术都是熟悉的。
只要敌步兵受到我炮兵或机枪火力的压制，德军飞机很快就会赶来。俯冲轰炸机排成环形编队，轮番轰炸我军战斗队形和炮兵阵地。
以上是我研究敌军战术的初步结论。观察敌人，研究他们的长处和短处。熟悉他们的习惯，就可以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从7月26日至7月底，我集团军的战斗行动主要集中在右翼，即大奥西诺夫卡、叶里茨基、上奇尔斯卡亚地区。敌人极力想从这一带突破我第229师和第112师的战斗队形，然后向东北方向突击，绕到第62集团军的后方，直逼洛哥夫斯基和卡拉奇地区的顿河各渡口。
这段时间里，我一直在雷奇科夫斯基铁路会让站以北的一个高地的观察所里，与第229师师长和第112师师长保持着直接联系，并通过集团军司令部与其他部队保持着联系。
战斗成胶着状态，双方各有胜负。有几天，德国陆军第51军的部队，在坦克的加强下向我实施攻击。有几天，同时有近百辆坦克向我进攻，而我军在这里仅有10辆坦克。但是，我们的部队不仅击退了敌军的猛攻，并且几次发起反冲击。第112师的表现尤为突出。
战斗持续了5天，7月31日凌晨，我第229师第112师
的几个团，在那10辆坦克和空军的支援下，转入反冲击，把敌人赶过了奇尔河。当晚，我军截获了一份无线电报。一个署名的“X”的德军军官向“B”集团军群司令部报告说：“在劳罗维基诺附近渡过奇尔河的步兵第51军已被击溃。”
第64集团军是作为预备队新组建起来的。集团军中的多数军官和士兵是初次参加战斗。在顿河草原上，他们授受了战斗的洗礼。他们承受了退却的重压与痛苦，但他们没有胆怯。初战的失利没有动摇他们必胜的信念。是的，他们是退却了，但他们是在战斗中退却，他们遏止了敌人的进攻，而敌人兵力之多，有时甚至超出他们的想象。不应该要求他们做不可能做到的事。敌人的优势是绝对的，以第64集团军当时拥有的兵力，去阻止敌人的进攻是极为困难的。但是，我第64集团军的军人们硬是遏止了敌人的进攻势头，粉碎了德军统帅部要在顿河右岸包围并消灭我军的企图。
我缅怀步兵第112师的两位师长——A·F·索洛古布
上校和A·E·叶尔莫尔金上校，缅怀这个师的许多英雄战士。正是他们在1942年7月底以前，一直把德国陆军第51军和坦克第24师阻止在奇尔河地区，使敌优势兵力不能从南面突入我第62集团军主力部队的翼侧和后方。以后，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中，他们自始至终英勇地抗击敌人，先是在顿河与伏尔加河之间的地区作战，继而又在斯大林格勒城内作战。
这两位师长都牺牲了。A·F·索洛古布牺牲在顿河上，A·E·叶尔莫尔金是在奥廖尔城攻坚战中阵亡的。
我缅怀步兵第112师出色的副师长、苏联英雄F·T·
米哈利欣、师炮兵主任H·A·戈德列夫斯基上校、师政治部主任B·E·莫罗佐夫，以及指导员瓦西里耶夫、奥罗别依、菲利蒙诺夫等人。
光荣的步兵第112师的军人们赢得了永垂不朽的荣誉。
与第112师并肩作战的是E·E·萨任上校指挥的步兵
第229师。该师部队还没有集中好，就遭到德国陆军第51军和坦克第24师的突击，并于7月26日16时前被敌人逼到奇尔河边。但第229师的部队和各分队在这里死死守住了阵地，击退了敌人的不知多少次进攻。当时，敌军企图从南面向东北方向突击，前出顿河和卡拉奇城，与在戈卢宾斯基地区已经推进到顿河的敌主力集团会合。
8月8日，我步兵第229师和近卫步兵第33师以及步兵
第399、第196、第181、第147师在顿河以西陷入包围。在萨任上校的指挥下，第229师击退了当面敌人的多次进攻，率领一部分部队突围了顿河左岸……
当顿河地区正在激战时，第62集团军司令员科尔帕克奇将军给我的观察所打来一个电话。
他告诉我说，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已决定由A·A·洛帕京中将接替他担任第62集团军司令员。
当天晚些时候，M·C·舒米洛夫少将来到了第64集团军司令部，接管了第64集团军的指挥权。
与此同时，接到了方面军参谋长C·H·尼基舍夫少将签署的方面军命令。命令要求第62和第64集团军同时实施突击，歼灭上布济诺夫卡和奇尔河地区的两个敌军集团。并给第64集团军加强了步兵第204师和坦克第23军。
命令是7月28日14时接到的，而进攻发起时间规定在
29日凌晨2时，也就是说只有12小时了。
我和M·C·舒米洛夫必须尽快找到第204师和坦克第
23军。对它们的所在位置，我们一无所知。我们打电话询问方面军司令部，得到的答复：
“你们到顿河和利斯卡河之间的地区去找这两支部队吧。”
为了寻找这两支部队，我们在草原上乘车整整转了一夜。7月29日，又找了一个上午，直到中午，才在日尔科夫地区找到了坦克第23军的一个旅。该旅旅长对进攻计划一无所知，因而毫无准备。
在寻找驻扎在“十月胜利”国营农场的坦克第23军军部的途中，我们顺路来到了沃洛金斯基村，第62集团军指挥所就设在这里。
A·A·洛帕京将军身体发胖，长着一头淡黄色的头发，外表显得十分安详。他在指挥所里用丰盛的午餐款待了我们。他告诉我们，第62集团军不能执行方面军参谋长的命令，因为部队还没有准备就绪，弹药还未运到，而且方面军军事委员会没有批准这个命令。
A·A·洛帕京对方面军军事委员会没有批准方面军司令部的命令一事的原因，提出了自己的推测。由H·E·莫斯卡连科将军和B·C·克留琼金将军指挥的我坦克第1和第4集团军正向进攻中的敌人实施突击。而我第62和第64集团军的反突击是要配合这次行动，并发展这个攻势。
但是，坦克第1和第4集团军都未能遏止敌军的进攻，并击溃敌军。
洛帕京告诉我们，目前，坦克率1集团军已陷入十分困难的境地。敌空军掌握着绝对的制空权。克留琼金的坦克第4集团军的集结行动和横渡顿河行动都告失败。反突击计划已无法实施。
我不再去寻找第204师和坦克第23军。应该回到集团军司令部去。
7月30日，我奉召去斯大林勒方面军司令部。
7月31日一整天，我都呆在斯大林格勒，等候方面军司令员B·H·戈尔多夫的接见。
在那些日子里，斯大林格勒实际上已经成了前方城市，但我在城里并未感觉到有明显的恐慌气氛。对这个城市的居民来说，这一点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斯大林格勒的市民们很难相信，他们的城市马上就会成为激战的战场，他们不相信红军不能在顿河把敌人挡住。
方面军司令员在8月1日晚接见了我。他当着我的面听取了空军第8集团军司令员、空军少将T·T·赫留金的报告。
“敌人已陷入我军的防御阵地，”戈尔多夫说：“现在可以一举歼灭他们了。”
我试图提出不同看法。
“我对前线的了解并不比您少！”他打断我的话说：“我把你召来，是要听你解释，为什么第64集团军的右翼撤过了奇尔河？”
“撤退是迫不得已的！”我回答说：“我们没有来得及把集团军全部展开。第229师仅有一半部队参加防御战……”
B·H·戈尔多夫没有让我说完，就厉声说：
“提出书面报告！书面的！”
毫无办法。我只得请求他允许我回集团军去以便在那里根据各地图和文件写出详尽的书面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