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5节

    午饭后，陪审员们返回法庭依次就座时，又有几位向我绽开了笑脸。在正式将案件提交他们裁决之前，他们本不应议论案情，但每当他们走出法庭，他们总会交头接耳，私下进行议论，这已是公开的秘密。几年前，有两位陪审员曾经为某个证人的证词是否可信争得面红耳赤，大打出手。那次开庭预期两周，而引起他们争论的才是第二个证人，法官只好宣布审判无效，一切从头再来一遍。


    我们的陪审员已经用文火把杰基的证词煨了两小时，现在该让我告诉他们应当用什么办法来纠正大利公司的一些罪过啦。是提出钱的问题的时候啦。


    “法官大人，原告要求传威尔福-基利上庭作证。”基利在附近被找来了，他急步冲进法庭，作证的愿望倒是显得十分迫切。尽管我们已经揭露了他们那么多无法抵赖的谎言，形势对大利公司十分不利，但他仍旧精力饱满，态度友好，与洛夫金形成了鲜明对比。他显然是想向陪审团证明：一切由他负责，而他是个信得过的人。


    我问了几个一般性的问题，以便让众人明白他是总裁，是大利公司的第一把手。接着便交给他一份大利公司最新的财务报表。他满不在乎地接了过去，仿佛他每天早晨都把这玩意儿看一遍。


    “基利先生，你能告诉陪审团你的公司值多少钱吗？”


    “你所谓值多少钱是什么意思？”他反问道。


    “我的意思是净值。”


    “这可不是一个明确的概念啊。”


    “这是个明确的概念。看着你手上的财务报表，用一栏里的资产减掉另一栏里的负债，然后把结果告诉陪审团。这就是净值。”


    “事情可不像你说的那么简单。”


    我不信地摇摇头。“你的公司净值约为4500万美元，这你同意吗？”


    拆穿一个公司大亨当众撒谎，除了那些明显的好处之外，还有一个有利的效果：在他以后登场的证人不敢重蹈他的覆辙。基利必须老老实实，以便令人耳目一新。这一点，我想德拉蒙德肯定已经反复向他说明。不过，让他心悦诚服，照此办理，恐怕也并不容易。


    “这一估计比较公平。我同意这个估计。”


    “谢谢你。现在告诉我，你的公司有多少现金？”


    这个问题出乎意料。德拉蒙德站起来反对，遭到基普勒驳回。


    “嗯，这很难说，”他说着露出了我们已经习惯的大利公司的人特有的那种惊惧和疑虑。


    “说吧，基利先生，你是大利的一把手嘛。你在公司已经干18年了嘛，而且又是从财务部起家的。你们有多少现金存放在公司里？”


    他像发了疯似的翻着材料，我在一旁耐心地等着。他最后总算讲了一个数字，而正是在这个地方，我应该感谢马克斯-勒伯格过去给我的指导。我拿着我的一份财务报表，要他对储备金的账目作出解释。假如我状告他们，要他们赔偿1000万，他们就把这笔钱拨出，作为支付赔款的储备金。每一件诉讼都是如此，无一例外。这笔钱仍旧是他们的钱，仍旧可以用于投资，赚取利润，但在账上却列入债务一栏。保险公司在受到巨额索赔的起诉时，都爱这么干，这样就可以在储存了大笔金钱的同时，扬言自己几乎破产。


    而这一切是完全合法的。保险这一行业是个没有受到规范的行业，有它独特的一套模糊不清的会计制度。


    基利开始使用谁都听不懂的长长的金融专业术语。他想把陪审团搞得稀里糊涂，而不愿承认事实。


    我又就另一项储备金对他盘问了一番，然后转而询问盈余。有限盈余。无限盈余。我对他不断逼问，我的语言不乏智慧。我利用勒伯格的笔记，把一些数字加加减减，并且问基利公司约有4亿8500万美元现钞是否正确。


    “要有这么多就好-，”他哈哈一笑说。可是在场的其他人，连嘴巴也没有咧一咧。


    “那么你们有多少现金呢，基利先生？”


    “哦，我不知道。我看约有一个亿。”


    就目前而言，这就够了。以后做终结辩论的时候，我可以把数字写在黑板上，向陪审团说明钱在何处。


    我把一份有关理赔材料的打印材料交给他，他吃了一惊。我吃午饭时就拿定主意要在他作证时打他一个措手不及，而且又不让他成为洛夫金的翻版。他用目光向德拉蒙德求助，可是列奥也无能为力。这位基利先生是大利公司的总裁，他肯定能帮助我们弄清事实真相。他们以为我会再把洛夫金传上堂，把这些数据讲讲清，可是我尽管十分喜欢洛夫金，但我对他的诘问已经结束，不会再给他机会反驳杰基-莱曼西支克的证言。


    “你认识这份打印材料吗，基利先生？这是你们公司今天上午给我的。”


    “当然认识。”


    “好。你能否告诉陪审团，1991年你们公司生效的保单有多少？”


    “嗯，我不知道。我瞧一瞧。”他把材料翻了一阵，翻了一页，停下，又翻另一页。


    “9万8这个数目你觉得怎么样？上下略有一点出入。”


    “也许。肯定。哦，我想，对。”


    “这些保单的投保人1991年提出索赔的有多少？”


    又是老一套。基利一边在打印材料上折腾，一边叽叽咕咕自言自语地数着数字。那样子颇为难堪。就这样磨了几分钟，我终于问道：“1万1这个数字你觉得如何？上下略有一点出入。”


    “差不多，我想。不过，我需要证实一下，真的。”


    “你怎么证实呢？”


    “呃，我需要对这份材料再研究研究。”


    “这么说这些数字就在这份材料里-？”


    “我想是。”


    “你能否告诉陪审团，你的公司拒绝了多少份索赔申请？”


    “呃，这，我还是得对这份材料再做一点研究。”他边说，边用双手拿起打印材料。


    “那么这个数字也在你手上这份材料里-？”


    “也许，是的，我想是。”


    “好。请看第11页、18页、33页和41页。”他唯命是从，立即执行。只要不是让他作证回答问题，叫他干什么都成。只听见翻动纸张的声音。


    “9100这个数字你觉得怎么样？上下略有一点出入。”


    他听到这一惊人的数字显然大为惊诧。“当然不对。这太荒唐啦。”


    “可你说过你并不知道是多少呀。”


    “可我知道决不会有这么多。”


    “谢谢你。”我走到他面前，取回打印材料，又交给他马克斯-勒伯格给我的那张大利公司的保单。“你认识这个吗？”


    “当然，”他开心地说，只要能让他摆脱那该死的打印材料就行。


    “这是什么？”


    “是本公司发出的医疗保单。”


    “何时发出的？”


    他细细看了一下。“1992年9月。也就是5个月以前。”


    “请看第11页，F节，第4段，C小段，13句。你看见了吗？”


    保单字体太小，他几乎要把保单贴到鼻子尖上。我不禁失声咯咯一笑，再看看陪审团，他们也在欣赏这一幽默镜头。


    “找着了。”他终于开口说。


    “好，现在请你读一遍。”


    他眯起眼睛皱着盾头读者，好像是说这玩意确实单调无味。读完后，他勉强一笑。“完啦。”


    “写这个句子的目的是什么？”


    “把一些外科手术排除在保险范围之外。”


    “具体地说，是什么手术？”


    “具体地说，所有移植手术。”


    “骨髓移植也在排除之列吗？”


    “是。骨髓移植在排除之列。”


    我走近证人，把布莱克保单的复印件给了他，并且请他朗读了某一节。那些蚂蚁一样的小字，使他看起来非常吃力，但他总算英勇地把这一节读完。


    “这一保单把哪些移植手术排除在保险范围之外？”


    “所有重要器官的移植手术。肾，肝，心脏，肺，眼睛，全在这儿列着呢。”


    “骨髓移植呢？”


    “这儿没有列出。”


    “那么，骨髓移植并没有被专门排除-？”


    “对。”


    “本案是何时起诉的，基利先生？你记得吗？”


    他望望德拉蒙德；德拉蒙德此时此刻当然是爱莫能助。“我记得是去年仲夏。会不会是7月？”


    “完全正确，先生，”我说。“是在7月。你知道不知道是在何时改变了保单的文字，把骨髓移植排除在外的？”


    “不，不知道。我不管这种事。”


    “你们的保单是谁起草的呢，是谁负责印制的？”


    “法律部。”


    “明白啦。可不可以说：这份保单的文字是在本案起诉之后的某一个时间修改的呢？”


    他望着我盘算了一会。“不。可能在起诉之前已经修改了。”


    “是不是在起诉之后，在1991年8月修改的？”


    “我不知道。”


    他的回答令人怀疑。他要么是对公司的工作不负责任，要么就是在撒谎。不过，这对我并不重要，我已经得到了我想得到的东西。我在辩论中可以向陪审团指出，这文字上的修改是一明确的证据，说明他们以前并未想过要把骨髓移植排除在布莱克保单保险范围之外。他们以前排除在外的是除了骨髓移植之外的一切，而如今则是包括骨髓移植在内的一切。所以，是他们自己修改的文字，让他们被人揪住了辫子。


    我对基利只剩下最后一个问题了。“杰基-莱曼西支克在被解雇的当天签的协议，你有复本吗？”


    “没有。”


    “你见过这一协议吗？”


    “没有。”


    “你有没有授权付给杰基-莱曼西支克1万美元现金？”


    “没有。那是她撒谎。”


    “撒谎？”


    “我就是这么说的。”


    “那么埃夫雷特-洛夫金呢？在理赔部手册的问题上，他对陪审团有没有撒谎？”


    基利刚想开口，话到嘴边又缩了回去。他此刻无论作何回答，都于事无补。洛夫金撒了谎陪审团看得一清二楚；他总不能硬叫陪审团充耳不闻。可他肯定也不能承认，他的一位副总裁对陪审团撒了谎。


    这个问题其实我事先并无准备，而是临时想到的。“基利先生，我刚才请教了你一个问题：埃夫雷特-洛夫金在理赔部工作手册这件事上，有没有对陪审团撒谎？”


    “我想我并无回答的必要。”


    “回答这个问题。”基普勒声色俱厉地命令道。


    基利瞪着我，为难得开不了口。法庭里鸦雀无声。陪审员们全都目光炯炯地盯着他，等他回答。由于所有在场的人都已了解事实真相，我决定做一次好好先生。


    “你无法回答，是因为你无法承认你们公司的一位副总裁对陪审团撒了谎？”


    “反对！”


    “反对有效。”


    “没有别的问题啦。”


    “我方目前不打算法问证人，法官大人，”德拉蒙德说。显然，他希望尘埃迅速落定，然后在辩论时再带上这几位证人。此刻，他只希望时间和距离，能让杰基-莱曼西支克给陪审团留下的印象逐渐淡化。


    负责保险部的副总裁柯密特-阿尔迪是我传唤的倒数第二名证人。到了这一地步，我已并不怎么需要他的证词，我只是用他来填补时间的空档。这是开庭第二天2时30分，下午的审理很快就会结束。我希望陪审员们回家时念念不忘两个人，杰基-莱曼西支克和唐尼-雷-布莱克。


    阿尔迪惊恐万状，吞吞吐吐，除非绝对必要，决不敢多说一个字。我不知道他是否和杰基睡过觉，但大利公司的所有人现在都是嫌疑犯。我觉得陪审团和我有同感。


    我们迅速谈完了背景。保险业务枯燥得怕人，阿尔迪又是同样的令人腻味，我不想让陪审团厌烦，因而拿定主意加快速度，不向陪审团提供过多的细枝末节。


    接着，有趣的时刻来到了。我把取证时得到的那本保险部工作手册拿给他。这本绿色包皮的手册，外表极像理赔部的那一本。无论是阿尔迪还是德拉蒙德，或者其他任何人，谁都不知道我是否还有另外一本保险部的手册，也就是其中有U节的那一本。


    他看着手册，仿佛是以前从来没有见过它的面。但我要他确认时，他却又显得十分熟悉。谁都明白我要问的是怎样一个问题。


    “这是一本完整无缺的手册吗？”


    他一页一页慢腾腾地翻过去，有意不急不忙地磨时间。他显然吸取了洛夫金昨天的教训。如果他说这是完整无缺的，我把从库柏-杰克逊那儿借来的那本手册朝他面前一亮，那他就会立即完蛋，但假如承认其中某一节已经不翼而飞，那他又得付出沉重的代价。我敢打赌，德拉蒙德已经为他选择了后者。


    “呃，我瞧一瞧。这本手册好像是完完整整的。不过，等一等，后面缺了一小节。”


    “缺少的会不会也是U节呀？”我用怀疑的口气问。


    “我想是。是U节。”


    我装出一副惊诧的神情。“这是怎么回事嘛！为什么有人要把手册中的U节拿掉呀？”


    “我不知道。”


    “你知道是谁拿掉的吗？”


    “不。”


    “你当然不知道。那么是谁专门把这一本挑出来交给我的呢？”


    “我实在记不得啦。”


    “但是，这个U节显然是在手册送交我以前拿掉的，是不是？”


    “这里并没有U节，假如这就是你想要问的话。”


    “我要的是事实真相，阿尔迪先生。请你协助我。U节是在手册送交我以前拿掉的吗？”


    “这是明摆着的嘛。”


    “你的意思是不是‘是’？”


    “是的。这一节是被拿掉的。”


    “你是否同意：这本保险手册对你部门的运作非常重要？”


    “当然。”


    “那么你对它显然非常熟悉-？”


    “是。”


    “那么，把U节的基本内容向陪审团概括地讲述一下，对你来说一定很容易-？”


    “哦，我不知道。我很久没有看啦。”


    到此刻为止，他依然不知道我有没有保险手册上U节的复本。“干吗不试一试呢？给陪审团讲一讲U节的大意就行。”


    他想了一下，接着就解释说，这一节与理赔部和保险部的相互制约有关。要求这两个部门对某些索赔要求进行监督。通过大量的来往文书，保证对索赔要求做出适当的处理。他随口道来，信心似乎有所增加。由于我尚未亮出U节的复印件，我想他开始以为我是在虚张声势了。


    “这么说来，这个U节的目的是保证每一索赔要求都能得到合适的处理-？”


    “正是。”


    我把手伸到桌下，掏出手册，走到他面前。“那就请你向陪审团解释解释，”我说着把完整无缺的手册交给了他。他的身体立刻向下缩了一点。德拉蒙德竭力摆出信心十足的架势，但却外强中干，难以为继。


    保险部工作手册中U节的内容，和理赔部一样卑鄙。在让阿尔迪窘得无地自容整整一小时后，我让他走下了证人席。他们的诡计已经赤裸裸地暴露在怒气冲冲的陪审团面前。


    德拉蒙德照例没有问题。基普勒宣布暂时休庭一刻钟，以便我和戴克安装放像的监听设备。


    我们最后一位证人是唐尼-雷-布莱克。法警调暗了房间的光线，陪审员们个个头向前伸，急切地等着他在面前20英寸的屏幕上出现。我们已把录像带剪切成31分钟。他说的每一个字，无论声音是多么轻微，都深深震动着陪审员们的心弦。


    这盘录像我已看过许许多多遍。我坐在多特身边，注意观察陪审员们的表情。我看到的是无限的同情。多特用手臂擦着脸上的泪水。等到录像即将放完，我也已是喉头哽咽。


    唐尼-雷的形象从屏幕上消失，法警走去开灯，室内一片寂静。只有原告席上，传出了轻轻的然而谁也不会听错的那位母亲的哭声。


    我们已给对方造成了我能想象出来的一切损害。我要打赢这场官司。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如今是对我的挑战。


    灯又亮了。我庄严地宣布：“法官大人，原告静候裁决。”


    陪审员们走了很久以后，我和多特依旧坐在空荡荡的法庭里，谈论着这两天听到的令人印象深刻的证词。证人们的证词已清楚证明，她是对的，而他们是错的，但她的心情并无丝毫的满意感。她将怀着不断自责的心情走向坟墓，因为在为时还不算太晚的时候，她没有更坚决地与保险公司争斗。


    她对我说，她对以后的结局并不在乎。在法庭上她已受够了。她要回家，永不再来。我对她说，这不可能。我们才走了一半路程呢。即使是受罪，还得再熬几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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