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她来到阳台，确定该穿什么衣服。穿棉大衣看来是多余的，那会把她蒸熟的，但是穿羊毛衫和裙子又有点冷。应该披上一件薄风衣，她可不想现在感冒。


    但走到客厅，塔姬雅娜想起那件漂亮的蓝白相间的风衣挂在伊拉睡觉的房间的柜子里。初春搬到新房，用不着风衣，就把它和其他过季服装放进衣柜。不想吵醒她，塔姬雅娜看看周围有没有合适的衣服。衣架上挂着一件伊拉的皮衣，可是塔姬雅娜无论多瘦时都穿不进去，毕竟伊拉只有46号，而她……最好别去想它了。这儿还挂着斯塔索夫的上衣。要是拉开拉链，取下棉里子，就会成为一件很合适的风衣。颜色的确很深，又是男式的，对塔姬雅娜来说又有些大（斯塔索夫身材高大，将近两米，肩宽臂长），但总比什么也没有强。


    在裙子和羊毛衫外面披上外衣，塔姬雅娜照了照镜子，忍不住笑了起来。她的样子像一个在火车站过夜的难民。今天她没化妆。虽然不化妆她决不允许自己出门，但这只是去买冰激凌……一个面上浮肿、满是斑点的臃肿的中年妇女穿着别人的衣服，给人的印象肯定既可怜又不舒服。她想还是化化妆吧，但又觉得这需要去盥洗室，还得脱下她刚刚费了好大劲才穿上的短腰靴子，就决定就这样出门。


    这时街上人不多：工作日已经开始，家庭主妇还没出来采购；住宅区又是新建的，居民不多。但是塔姬雅娜还是捕捉到亦或是同情亦或是嫌厌的目光。一进商店她就直奔冷冻专柜。突然听到近旁有人说：


    “塔姬雅娜，是您吗？”


    回过头去，看到不久前建议她恢复被损害的声誉的那个新闻记者。


    “您好，”她问了好，“真巧在这儿碰到您。”


    “我妈妈住得离这儿不远。昨天我在她这儿过的夜，出来给她买吃的。我都快认不出您来了，您有麻烦事吧，塔姬雅娜？”


    “您这是怎么说？”她很吃惊，“我一切都非常好。”


    “不，不，您别骗我了。我看得出来，您有心事。您的处境很糟。我可以帮助您吗？”


    她笑了。当然，过路人根据她浮肿的面部和不合体的衣服，会把她当成一个堕落的酒鬼。而这个新闻记者清楚知道她根本不是什么乞丐，而是一个享有盛誉的作家，就作出了惟一可能的结论：她的处境很糟，正陷入痛苦中，并且她本人也很鄙夷自己。但是又不能跟旁边的人说伊拉在睡觉，风衣又挂在伊拉的房间里；说她弯腰脱鞋困难。


    “您能帮我什么忙？”她愉快地问，“一切可能发生的都已经发生了。文章已经上报了，我不准备反击，这我已经和您讲过了。您还要帮我什么忙？”


    这时睡眼惺忪的售货员总算开恩来到柜台旁。她站在塔姬雅娜对面，面无表情地等着买主吩咐。


    “请拿这块蛋糕。”塔姬雅娜手指着一个色彩鲜艳的盒子说。


    “还要别的吗？”


    塔姬雅娜飞快地扫视着柜台。这么多好吃的东西，真想都买回去……真的把这些都买回去，就拿不动了。医生又嘱咐不要拿超过两公斤的东西。好吧，菜花和香波就不买了，但港湾产品却不能不买。还有基辅牛排，伊拉总在这儿买，太好吃了。


    把买的东西放进纸袋，她准备走出商店，发现那个记者在耐心等她。他跟塔姬雅娜一起来到街上。


    “我可以送送您吗？您没什么急事吧？”


    “我没什么地方可去，我只是个家庭主妇，不用去上班。您为什么要送我呢？”


    “和您交谈很愉快。您很有特点。”


    “好吧，我们要谈些什么？”


    “就谈谈您吧。我觉得您处在艰难时期，我没说错吧？”


    她吃惊地看了他一眼。讨人喜欢的脸，专注和善的眼神，悦耳的嗓音。一脸的善良、同情和理解，难道她的确让人觉得很不幸吗？


    “您搞错了。我正处在一个美妙时期。等着做妈妈，又值创作鼎盛时期。还有什么好奢求的？我非常幸福。”


    “您的眼睛却不是这样说的。”


    “我的眼睛只是说我行动困难，但我会努力克服。这纯粹是生理状态，我相信它很快就会过去。”


    她笑了起来，把纸袋换到另一只手上。


    “我帮您提着吧。”记者才醒过神来。


    “不必了，包不沉。”


    他们默默地走了一会，记者又打破了沉默。


    “我认为您这么有才华的作家很难生存。”


    “您已经说过了，”塔姬雅娜提醒，“上次说的。但我有其他的抉择吗？——生活就是这样的，不可能改变——这虽然不是我说的，可我完全赞同。我生活在现实中，不会有另一种生活。”


    “您陷入了谜团，”她的交谈者热烈反驳道，“完全可以有另一种生活。您将自由独立地创作，无论任何时候，无论谁都不会恶意中伤您。您再不会受到欺骗，再不会被利用，您会得到帮助，抚养孩子长大成人。最重要的是，您不再感到孤独寂寞，您不再有被抛弃的感觉。这就是我要帮助您的。”


    塔姬雅娜停了下来，认真地看了看他，然后微微一笑。


    “这一切很美，但是我不需要。”


    “为什么？”


    “因为我原本就是自由独立的。我不感到孤独寂寞，也没有谁欺骗我，利用我。至于那些恶意中伤的话，这很正常。没有谁能得到所有人的爱，每个人都会遭到别人的诽谤。逃避是愚蠢的。我也没有被所有人抛弃、苟活于世的感觉。请不要生气。我珍视您的热情，感谢您要给我的帮助。但是我不需要这些。”


    “不要马上拒绝，”他请求，“也许我的话说得过火，可能引起您的反感，但是，您还是考虑考虑吧。”


    “好吧，那我就再考虑考虑。”她出于礼貌，答应了他。她不想让这个可爱的人伤心。是他深切理解她的作品，并以读者的名义向自己的同行发出谴责。


    剩下的路途，他们偶尔交换几句关于报界和出版界的一些无关痛痒的话。


    “从您的书来看，我觉得您不太喜欢新闻记者，”他笑着说，“您笔下从事新闻工作的人物，好像是精选的、令人讨厌的家伙。这是不是与您跟他们打交道时留下的不良印象有关？”


    “不，您判断有误。我同新闻记者关系好得很。他们的职业有一些必须遵守的游戏规则，这不是他们的过错。不能因为妇科医生使怀孕妇女流产就指责他杀人，这是工作使然。新闻记者向人泼了脏水又当众给他洗内衣，是因为报纸要赚钱，不然就会没活路。报纸销路越好，利润越大，这就需要尽可能激起人们的购买欲。接下来就很简单了：有什么样的居民，就有什么样的报纸。如果该国此时的居民为犯罪而愤愤不平，想每天都能读到诸如性变态、流氓败类、行窃和受贿之类的离奇事，那就投其所好。那么，一切都会入轨，报纸的销路会很好，会赢利。您瞧，根本不必去抱怨他们什么。”


    “您对我们的印象的确不好，”记者摇了摇头，“但您非常明智，塔姬雅娜。在您这儿，我甚至听到这样的话都不感到委屈。”


    “我们到了，”塔姬雅娜说，“谢谢您送我。”


    “您能再考虑一下我对您的建议吗？”


    “可以。”她很快地说。想尽快摆脱他，一扭身走进楼道，免得他向她索要电话号码，或者塞给她名片。再说他怎么可以知道她思索的结果呢？


    “为什么你不向我汇报托米琳娜的情况？我感觉你在逃避这个话题，遇到麻烦了？”


    “是遇到点麻烦，但我想很快就会克服的。”


    “我不喜欢你的心情，你的乐观我也不欣赏。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托米林娜不好摆弄吗？”


    “她拒绝帮助。我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她却一下溜走了。”


    “哼！我就知道你的办法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您总是追求新奇，想入非非，发布一些谬论，臆想出一些鬼玩意，却不按准确无误的老办法去做。对她应当同其他人一样，调查她的个人情况，从相识到相互信任。而您竟认为凭借您的愚蠢的文学分析能弄清目标的性格特征。不可能！我早就怀疑这点，现在更确信无疑。托米林娜跟您所描述的根本就不是一回事，您的招数对她不管用。”


    “等一等……”


    “不要打断我！要等到您得手，时间太长了。我们决不能放过托米林娜，她的知名度会给我们带来一大笔钱。我也不想再听到任何您遇到困难之类的话。别忘了，您给我下过保证。两小时后我等您拿出新方案。不要任何文学肖像描写，不要任何作家的空洞论调。我需要一份尽快把托米林娜弄到我们这儿来的清晰准确的行动计划。记住最重要的一点：不要留下孩子。他会绊住她的手脚。为了孩子她能忍受一切：丈夫的背叛，孤独寂寞，您为她制造的一切。要没了孩子，她就是我们的了。两小时后把计划拿给我看。”


    在乌兰诺夫协助下弄清是谁泄露了“格兰特”私人侦探所的机密——更重要的是谁得到了这些机密——毫无结果。侦探所的侦探协同找出了登载署名为“海伊娜”的文章的那个人。调查这个人是否同“素面朝天”的那些特约嘉宾有来往，整整忙了一夜。结果非常令人吃惊：没和任何人有接触，除了惟一一个没被列入乌兰诺夫提供的名单的嘉宾外。换句话说，正是这个人上演播间没有破费一分钱。他是某个奇怪的旨在帮助陷入危机的人们的慈善基金会的组织者。每个付过款的节目特约嘉宾都是偶然来到直播间的，因为这些嘉宾不下五十人。因此登载文章的人与基金会的人的接触可以看做是巧合。


    娜斯佳最先想到的就是乌兰诺夫没有说出所有的人。要么忘记了——记住这么多付过款的人不太容易——要么不想说出这个人。为什么？必须尽快弄清。


    尽管乌兰诺夫在上次谈话中很坦白，可是娜斯佳还是觉得他有所隐瞒——根本没有什么杀手，只是有人故意愚弄了他——这对他触动很大，所以他讲出了安德烈耶夫从中弄钱的人的名单。但他对某件事一直闭口不谈，这点，娜斯佳确定无疑。正是因为这样她才没有向他提出她所发现的问题。她清楚只有来个猝不及防，乌兰诺夫才可能交代。显然，他没有供出所知道的一切，那就要留一张王牌，以便必要时打出来。


    最近几天娜斯佳觉得思维迟钝，可能由于疲劳过度——她每晚都要到茹可夫斯基街，又要早早起床在9点钟前赶去上班。这段时间她去了三次医院值夜班看护公公：公公的手术效果不太好，现在在输液。她和丈夫的关系仍很紧张，只好装做什么事也没发生。现在最要紧的是公公的健康，其余的以后再说吧。


    在颠簸的拥挤不堪的电车里，娜斯佳拼命和瞌睡作斗争，迫使自己做出决定：先约乌兰诺夫会面，还是同乌兰诺夫上门拜访过的卢找娃女士谈谈？假如他不是为了卢托娃而同妻子离婚，那他们之间又有什么别的联系呢？——这是娜斯佳下次想问乌兰诺夫的。


    车到站，她已经决定去找卢托娃。谁知道呢，也许这个女人能提供一些新线索呢。


    娜斯佳在卢托娃工作的幼儿园找到了她——她是幼教，被喧闹奔跑着的孩子们包围着的卢托娃，远看很年轻，待走近细瞧，一条条细小的皱纹在她微笑的脸上显露无遗。


    “乌兰诺夫？”她露出困惑的表情，“不，我不认识他。”


    “他去过您家，您怎么能不认识他？”


    “大概他找过我丈夫。您可能不知道我虽然和丈夫离婚了，但我们仍住在一起，无法分居。他有自己的生活，常有人到他这来，但他从不给我引见。”


    “离婚夫妻仍住在一个屋檐下，是很难。”娜斯佳同情地说。


    卢托娃别转脸。当她重新面对娜斯佳时，嘴角颤动，脸上憔悴，看上去老了好几岁。


    “我没有任何办法。甚至去找过巫师，占卦去邪，但都无济于事。他把我迷惑住了！他恣意指使我，而我却什么也不敢讲。您知道吗？我痛苦得要死，一个叫伊涅萨的巫师很有法力，她帮了我很大的忙——我甚至有力量同他分居。可她死了，一切又是老样子了。大概您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是吗？他是不是把我灌醉了？”


    泪水汩汩地流了下来，但这次她没转过身，而是恳切期盼地望着娜斯佳。


    “您瞧，我完全丧失了自尊，想讲给每一个人听，想恳求每一个人。我自己也不知道会不会有人帮助我……见不到他，想杀死他；见到他，又无力反抗。我直到现在还留着他的照片——十年前就放在了钱包里。离婚后想扔掉，却做不到。拿出来准备撕成碎片，可他从照片上那么善意地望着你，冲你甜甜地笑着……我的手就会无力地垂下。就这样又放回了原处。”


    塔姬雅娜也对娜斯佳讲过这些，一字不差。这些都已经被帕施科娃记录下来了。


    “我可以看看吗？”


    “上帝保佑您。”


    卢托娃啜泣着走到角落，从提包的小皮钱包里取出照片递给娜斯佳。照片上的人很普通，是秃顶，但的确，他的目光很善良，笑得也很甜，不带一点凶相。他有魅力，这是没说的。就连冷漠的照相机镜头也不能扼杀他身上特有的魅力。


    “您丈夫的职业是什么？”


    “演员，剧团的。一生都是小角色。现在干什么我就不知道了。不明白他靠哪儿来的钱活命，但他没向我要过钱，这就谢天谢地了。”


    “您认为，您丈夫和电视节目主持人能有什么事要共同合作？”娜斯佳问。她深切同情这个无法抗拒丈夫魅力的可爱的女人。


    “不清楚。他不允许我问。”


    “您试过吗？”


    “当然试过。问过几次他在哪儿工作，靠什么生活，毫无结果。”


    “怎么？他不肯说？”


    “说了还不如不说。他骂脏话，挖苦我，把我视为一个不需付钱的家庭保姆。”


    “那您为什么要忍受这些？”


    “我又能怎样？赶走他吗？我们的房子是共有的——签过协议——后来就……”


    她停下来，从裤兜掏出手帕，痉挛地擦拭泪水。


    “您想象不到他是个什么样的人。骂人，撒野，有时甚至动手打我。事后管我要茶喝，喝完把杯子一放，对我说：‘谢谢你，瓦丽娅。没有你我还会做什么？我亲爱的。’握着我的手，贴近嘴边亲吻，那样深情地望着我，以至于我会为他去卧轨。”


    “那样望着……那样望着……”娜斯佳在返回彼得罗夫卡街的路上，思忖地重复着这句话。能说这个女人愚蠢、意志不坚强吗？起初是这样认为的，但一想起扎托齐尼将军，她意识到自己与卢托娃没什么分别。她也同样无法拒绝扎托齐尼——不能抗拒他猛虎般金色火辣的目光，不能生他的气，虽然内心深处知道他待她不是公正的。大概，这就是磁性，某种吸引人的、富有魅力的、令人信赖的特质吧。只不过他们之间还是有一点分别：扎托齐尼不会用这种特质作恶，而卢托夫放荡、蛮横，为受尽折磨的妻子不敢反击他而洋洋得意。


    同卢托娃的会面对破案没有什么帮助，只能再同乌兰诺夫谈谈，了解一下卢托夫是什么样的人，他们之间有什么事要做？问题事实上没有实质内容，与安德烈耶夫和邦达连科的被杀又没有关系，但至少能振作一下精神。这个案件扑朔迷离——谁能想到列斯尼科夫会出现在她的办公室，说起维卡的背叛和雇佣杀手的趣事呢。很显然，关于卢托夫的幼稚的问题打乱了供认的程序，毫无逻辑，只好凭潜意识吧。


    从电视节目编辑被杀案，娜斯佳又想起另一个毫无头绪的谋杀案。多亏塔姬雅娜，她或多或少知道了一些戈托夫齐茨家发生的事。既然尤丽娅死了，没有谁可能回答这些问题，就只剩下了推测。是什么契机促使尤丽娅雇佣私人侦探跟踪丈夫呢？有人溜进房间，却什么也没偷，但丈夫从那之后惊慌不安。如果不出诊，就常常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翻找什么文件。东挪西搬，费劲地在纸堆上走来走去。鲍里斯消瘦了，睡不好，吃不好，常发脾气，甚至开始斥责妻子，关于是否赚了黑钱的问题，他又矢口否认。而尤丽娅以原则性强、严谨认真出名——弄清令人不快的事实，要比与罪犯共同生活好得多。


    但任何令人不快的事，她都没能得知，却为什么要杀死她？很难作出结论。


    再从另一个角度看。最初也是有人潜入英娜的房间，同样好像什么也没拿。然后有人——是同…个人，还是另一个人？——到英娜这儿，请求她讲出一个人的名字。不知道她说没说，现在已无从知道。某人以同样方式拜访戈托夫齐茨后，心理医师变得心神不宁，是由于会亲眼看到可能导致的后果——不妨相信他说的有人跟踪他的话。根据跟踪的人数判断，不只是部里派出执行任务的警察，还有其妻子雇佣的私人侦探。大概戈托夫齐茨是对的。溜进房间的人在某种程度上也觉得受到监视，得知是尤丽娅雇了私人侦探，妨碍了他们的手脚。


    怎么样？想法不赖吧！杀死他妻子的不是与戈托夫齐茨有过接触的人，而是另外一些他虽没谋面但确定存在的家伙。他怕得要命——那些家伙杀死了英娜。


    娜斯佳抱住了头。天啊！浪费了大量精力调查“格兰特”侦探所提供给戈托夫齐茨的名单，还是什么线索也没发现……


    “打住！”她对自己说，“怎么能没有线索呢？杀死尤丽娅正是因为她同私人侦探所打过交道——这毫无疑问——不然季姆就不会被害了。”


    只剩下一个最不符合逻辑、无法论证、但又是惟一的方案了。


    塔姬雅娜告诉伊拉感觉不舒服，让她不要走。伊拉吓坏了，大呼小叫着要去找医生。塔姬雅娜阻拦了她，骗她说去妇科做了检查——医生让她按时做检查，伊拉早上睡得很死，快中午才起床，不可能知道她其实是去商店买冰激凌的。


    “当然我哪儿也不会去，”伊拉已做好了思想准备，“一天看不到安德烈也没什么。”


    塔姬雅娜张口想说可以让他来做客，但又咽了回去。在斯塔索夫没弄清这个能一眼断定女式套装品牌的海底来客的真实身份前，最好避免和他碰面。


    她心情舒畅——小说写得很顺手，这使她感到满足——甚至早上与丈夫谈话后所带来的不安也没能破坏她的好心情。最终会真相大白。他们会弄清为什么伊拉的未婚夫要欺骗她，一切都会明朗的。直觉告诉塔姬雅娜：伊拉计划的迈阿密海滩近期旅行与随后的婚事，都是即将破灭的玫瑰色的幻梦。她同情伊拉，又感到自责。假如伊拉的银行家认识玛格丽特，并且知道她买了一身贵重的衣服，那么饭店事件就有可能是一个愚蠢的玩笑。但并不只是这些。他还应当知道斯塔索夫那天穿的上衣、衬衫和他的打火机的牌子。不妨设想：银行家安德烈认识玛格丽特并得知她新买了贵重的套装；偶然见过他未婚妻寄住的那家的男人——最大可能是在白天的社交场所，也可能斯塔索夫去过他的银行，或安德烈本人有事到过斯塔索夫工作的地方，或只不过在街上见过斯塔索夫——就做出了这么一个下流的举动。


    这说明两点——二者都不容人乐观。第一，他是个卑劣的坏蛋。第二，知道斯塔索夫曾是玛格丽特的丈夫，他想出了这么一件下流的事情。为什么和伊拉在一起时他从没说过这点？塔姬雅娜越想越厌烦这些，越发自责：对伊拉的新男友怎么能这么疏忽？——不可原谅，结果这个家伙骗取了年轻女人的信任——只要看看她发光的眼睛你就会知道——企图打破斯塔索夫平静的家庭生活。


    经验丰富的塔姬雅娜可以找到好几种完满的说法。是某个先前曾在刑侦科工作过的被斯塔索夫妨碍过手脚的人干的好事。这个人逃离了法网——也可能刑满释放——后摇身一变，成了一个成功的商人，坐上了高级轿车，在某一刻想起该找触怒过他的人算账——不行，这说不通：斯塔索夫见到他也不认识——更正一下：决定找他算账就雇了一个阔绰的美男子，弄得年轻女人神魂颠倒，再遗弃她，使她蒙受心灵的重创；于是丈夫和妻子发生争吵。他们就躺在角落暗暗冷笑，静观家庭走向破裂。


    但男人不会这么做的，这种复仇方式更适合女人。为什么不是呢？难道我们听说的不为男人所爱的女罪犯还少吗？凭个人经验塔姬雅娜知道男罪犯总是男人气十足——出于某种自尊，某种荣誉感——就算有点心理畸形，但毕竟还有。即使在犯罪时也仍遵循这点。至于女人，一经走上犯罪道路，她就会卑劣到极点，令人瞠目结舌。男人复仇通常使人丧失钱财，再取其性命，至多败坏其名声；女人往往从爱情下手，毁其幸福，破坏家庭。真想知道，斯塔索夫是否碰上了这种报复欲极强的女人？


    这些想法油然而生，没有妨碍塔姬雅娜在电脑上打小说。她早就学会边写作边办公事，让思维平行发展，互不影响。伊拉在厨房忙活做饭，尽量不弄出太大声响，因为塔姬雅娜一向把写作看得很神圣。房间里渐渐飘散着诱人的饭菜的香味，电话铃响了，塔姬雅娜不能放下手中的活，就喊伊拉接电话。


    “丹娘，快来吃饭！”伊拉喊道。


    塔姬雅娜圈上句号，快速用眼睛滤了一遍最后一段，随后走出书房。


    “娜斯佳来过电话，问今天过来可不可以。我说可以，因为你今天不准备出门——我这么讲行吗？——让你接电话就好了。”


    “完全可以，”塔姬雅娜点点头，“她有什么事情，还是出于礼貌前来拜访？”


    “不清楚。听她的声音好像很着急。”


    “你的追求者给你打过电话吗？”塔姬雅娜问。


    “那当然，”伊拉笑得很灿烂，“今天没见到我，他心情糟透了。我让他找点事做。很快就是休息日，我们又可以待在一起了。”


    塔姬雅娜漫不经心地吃完那盘叫不上名的，被伊拉确信为含有丰富维生素的，对孕妇大有裨益的菜，又开始着手工作。这些文章在报上、杂志上出现得多么及时！要不是它们，她永远也想不到通过写作和读者交流。因为喜欢她的书、爱读她的书的人，不是别人，而是她的朋友，不能不同他们一起分享自己的喜悦、忧伤和思想，不能不给他们讲绝妙的笑话，叫他们捧腹大笑。你对不公正生活的抱怨会得到他们的理解和同情，当她懂得了可以以这样的方式去写作，她轻松了不少，放在书桌上没完成的中篇小说不再像一具僵尸，突然活了过来，有了生机。


    她没注意到时间的流逝，当娜斯佳进来，已经是晚上8点半了。


    “太好了，可以吃晚饭了！”伊拉高兴地嚷道。


    但塔姬雅娜却兜头给她泼了一盆冷水——她们要晚点吃饭，要先聊聊。伊拉失望地叹了口气，折转身回屋了。娜斯佳立刻把自己扔进了沙发——上次她就看中了这张沙发：既方便又舒适。


    “书写得怎么样了？”她问道。


    “还在继续，虽然生活造成了强大阻力。”塔姬雅娜开着玩笑。


    “什么阻力？”


    “你难道不知道吗？”


    “知道什么？”娜斯佳不解地问，“你指的是什么？”


    “我指的是使我遭受社会舆论谴责的那种卑鄙勾当。”


    “你指的是我们一起看到的那些恶意中伤的话？”


    “瞧你说的！这只不过是毛毛雨，瓢泼大雨还在后头。娜佳，你真的不知道？”


    “说实在的，我真的不知道。头一回听说——我是从不看报的。”


    “怎么？！一点也不读？”塔姬雅娜很吃惊。


    “非常非常少。”


    “怪不得你好多事都不知道呢。难道你对部长们受贿、漏税，买了二十间房子、二十幢别墅的事也不感兴趣吗？”


    “一点也不。关于你，报界都说了些什么？”


    “说我是一个没有天分的写作狂，用伪文学描写蒙骗胆小怕事的居民，使他们失去了美好光明的俄罗斯文化；说我赚取了高额稿费，被俄罗斯总统主持的文化委员会的所有作家所唾弃。你想，我获得了多么大的殊荣！俄罗斯的作家成百上千，但只有我一个人荣幸地得到唾弃。”


    娜斯佳吃惊地张大了嘴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不可能，丹娘！你在耍我。”她总算找到了回敬的话。


    “一点也没有，”塔姬雅娜开心地大笑起来，“就是这么回事。并且还有人热心地安排我和斯塔索夫吵架。”


    “是谁？”


    “我不知道。斯塔索夫正在调查。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要么自杀，要么酗酒，要么进了修道院——而我是一个真正的俄罗斯女人——赤手空拳是打不倒我的。伤心哭泣之后我醒悟过来：我不能放弃写作。于是又重新坐在电脑前。我的才思汩汩涌了出来。”


    “天啊！报社记者都冲你来了，你怎么把他们给得罪了？”


    “我也莫名其妙。好像我没同他们发生过口角。说句心里话，不是所有记者都攻击我是个十足的白痴。他们中有一个人建议我写文章抨击来挽回名声。”


    “那你？……”


    “我谢绝了。我想不用说你也知道原因吧？”


    “是的，我懂你的意思。你在想，他是真的同情你吗？你怀疑这是报界通常玩弄的把戏——你要这么写，我们就唱反调；你要予以反驳，我们针锋相对和你角逐。对吧？”


    “谁知道呢？娜佳，都有可能。但不管怎么说，这个男人的确很可爱。他非常善良，富有同情心，会体贴人。他有一双善良的眼睛。”


    “啊哈，”娜斯佳喃喃地，“眼睛善良，却是个秃子。”


    她声音很低，仅仅是不由自主地说出的。她回想起早上见到的卢托夫的照片。但不知为什么塔姬雅娜突然神经绷紧，瞳仁内缩，嘴巴紧闭，收敛了笑容。


    “你从哪儿知道的？”她生涩地问。


    “知道什么？”


    “他是个秃子。”


    “我不知道你到底想问什么？”


    “你为什么要提到这点？”


    “我今天见到了卢托娃——就是去找过遇害巫师伊涅萨的那个女人。乌兰诺夫使我遇到了麻烦，我想从他的熟人嘴里套出些引人的细节，好在与他再谈话时击中他的要害。原来，卢托娃根本不认识他，乌兰诺夫是到她的丈夫那儿做客，而不是找她——离婚后，她和丈夫仍住在一起。”


    “我记得，”塔姬雅娜点点头，“接着说。”


    她的声音冰冷干涩。娜斯佳觉得她变得很陌生，甚至让人感到不舒服。


    “丹娘，放松一下，你不是在工作。”她说。


    塔姬雅娜深深叹口气，皱紧眉头，把头一甩，面部和缓下来，嘴角又挂上了笑容。


    “对不起，娜佳。是猎犬的那种条件反射使我这样，往下讲吧。”


    “没什么可说的了。卢托娃对我抱怨她的生活，抱怨她无法摆脱丈夫的魅力。简短地说，一切都同伊涅萨的笔记和你讲给我的一般无二。她还说不能丢掉他的照片，就一直带在身边。她给我看了这个大名鼎鼎的训骂她、贬低她的卢托夫的照片。他的确很有魅力。并且不属于那种男性的魅力，而是个性的魅力——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都无法抗拒。你会不由自主地信赖他，随他到天涯海角，心甘情愿讨他的欢心。照片上他都能给人留下这么深刻的印象，你想，现实中他能是什么样？”


    “我能想象得出，”塔姬雅娜若有所思，“怎么，他是个秃子？”


    “千真万确。像一颗台球。”


    “他是干什么的？”


    “卢托娃说他当过跑龙套的演员，后来不干了。现在干什么她也不知道。”


    “妙极了。我瞧你没烟抽都快打蔫了。抽支烟吧，别受罪了。”


    “不用，我还顶得住，”娜斯佳有点窘迫，“在你这儿我就不吸了。”


    “我们到敞廊坐一坐，天很暖和。走吧，娜斯佳。你吸你的烟，我给你说点趣事。”


    塔姬雅娜朝厨房一努嘴，娜斯佳明白，她不想让伊拉听到他们的谈话——厨房和客厅之间没有门，伊拉赌了五分钟气后，早已从房间里出来，在灶台边忙活起来。


    她们来到宽敞的玻璃敞廊。这儿放着三把椅子和一张不大的椭圆形藤桌。塔姬雅娜卷起百叶窗，推开一扇窗户。


    “你可以安心地吸烟了。烟灰缸在窗台上。我先告诉你一个事实，那个记者的确是个秃子。客观说，他是很有魅力，使人禁不住信赖他，只可惜他叫什么我不知道，没有特意问过。我不想更多了解他，想趁早离他远远的。不过他给我说了一件莫名其妙的事。”


    “什么事？”


    “他建议我过一种全新的生活——不再受委屈，不再任人践踏……诸如此类的话。不知怎么我起初没有听进去——说实话，我没注意他说的。当时我思绪纷乱。现在我才明白是怎么回事。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他就把所有诋毁我的文章拿来给我看，建议我写文章反驳。今天早晨他又强调另一种生活不会欺骗我、抛弃我。欺骗和抛弃！这跟那些文章有何相干？现在我明白了，他什么都知道。”


    “老天啊，他知道些什么？”娜斯佳迫不及待，痉挛地抖着烟灰，“快告诉我。”


    “他知道伊拉准备结婚，很快会离开我们；知道我和斯塔索夫正处于危险时期——莉丽娅耍脾气，因为即将出生的孩子会夺去父亲对她的爱；斯塔索夫于是决定带她去南方——玛格丽特也陪同前往，因为莉丽娅请求父亲，而斯塔索夫又无法拒绝女儿。更甚的是还有人传话说，斯塔索夫并不是和哭闹的莉丽娅待了一整夜，而是去了俄罗斯电影圈一流美女之一玛格丽特的公司所属饭店。你赞同吧？我的处境很不妙。而这个记者全都知道。他是从哪儿知道的呢？”


    “等等，丹娘，我一点也不明白。莉丽娅的事是真的吗？”


    “没错。这有什么可奇怪的？这是孩子们的天性：每三个孩子中就会有两个对新出生的弟弟妹妹做出这样的反应。对此应当有心理准备，特别是不是同一对父母所生的孩子。”


    “斯塔索夫和玛格丽特之间呢？”


    “是杜撰。高明的捏造。要不是我的话，这篇谎话会天衣无缝。有的人被怀疑折磨得痛苦万状，精神崩溃，却从不把话挑明。更糟的是，他们宁愿相信第一个带来坏消息的随便什么人，也不愿相信坏消息诽谤的当事人。幸好，我不是这种人。我向来什么也不相信。我会找证据弄清真相——大概这是职业特点。因此我没怎么烦心，就直接问斯塔索夫，他是否在某个时间、地点和某个女士约会。结果很快弄清这是捏造——有人想要我们发生争执。”


    “是谁？”


    “不知道。”


    “你怎么能不知道？谁跟你说的？”


    “伊拉的未婚夫。不是对我说的，是说给伊拉的。后来她义愤填膺地告诉了我。我觉得这个海底来客只不过是别人手中的棋子，他对此并不感兴趣，他只是在完成任务。”


    娜斯佳从塔姬雅娜的肩上望着灰暗的天空，默默地吸着烟。


    “这一切是多么相似，”她最后低声说，“多么相似呀。你周围营造了一种使你不堪忍受的生活气氛。周围的世界在崩溃，昨日看是充满希望、坚实不破的一切，今日却是脆弱易破、虚假不实的。而恰恰在这时，你身边出现了一个目光善良，笑态可掬的富有魅力的男子，他向你伸出了援助之手。现在该我给你讲一个故事了。从前有一个天分很高、事业成功的记者，虽说不是十分正派，但这不妨碍什么。他爱他的妻子，爱他的事业，可是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这美好的一切开始在眼前崩塌……”


    鲍里斯最终没能躲过流感。即使在严肃场合见到他，你也会忍俊不禁。他的鼻子被手帕揩得又红又肿，嗓子沙哑，听上去假假的，显得有些恶声恶气。他不能去医院，因为在内务部和总检察院备了档的国家杜马议员被杀案归他管辖。也就是说按照法律，任何人都无权禁止生病，但是上司的白眼、不满，却是受法律保障的。


    他又坐在了戈尔杰耶夫上校的办公室里，但这次他不是主动上门，而是受到了上校的强烈邀请。


    “鲍里斯，该行动了，”上校在电话里不容人回绝地说，“我脱不开身，劳你大驾，带着你的病躯来彼得罗夫卡一趟。向我们的老上司汇报一下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