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2章

    2月26日星期五下午4时45分


    “等一下，科里莎，”凯思琳·沙伦伯格停了下来，靠在一个化妆品柜台上。


    她们两人来休斯顿西面的购物中心买服装，准备参加学校的舞会。她们已买好衣服，科里莎急着要回家去。


    凯思琳突然感到头晕，整个房子在眼前打转。幸好她一靠在柜台上，这种天昏地转的感觉就消失了。她接着又因为恶心而打颤，但是很快也过去了。


    “你没事吧？”科里莎问。她们都是初中生。


    “我不知道，”凯思琳说。过去几天中一会儿发一会儿好的头痛又来了。


    头痛把她从睡梦中惊醒，但是她没告诉父母亲，因为她担心这可能是上周末吸大麻烟引起的。


    “你脸色像死人一样白，”科里莎说。“也许我们不该吃那种奶糖。”“噢，天哪！”凯思琳低声说。“那边有个男人在听我们说话。他打算在停车场绑架我们。”利里莎急忙转过身去，心中暗暗担心那个可怕的男人正虎视眈眈盯着她们。可是她看到的只是几个毫无恶意的女顾客，大多在选购化妆品。一个男人的影子也没有。


    “你说的是什么男人？”她问。


    凯思琳眼睛一眨也不眨，木然地看着前面。“那个男人就在大衣柜台旁边。”她用左手指着前方。


    科里莎沿着凯思琳手指的方向看去，终于在50码以外看到一个男人。他站在一个正在仔细翻寻商品的妇女身后，脸都没朝她们的方向转。


    科里莎被搞糊涂了，回过头去看她的最好朋友。“他说我们不准离开商店，”凯思琳说。


    “你在说些什么？”科里莎询问她。“我是说你把我吓住了。”“我们得离开这里，”凯思琳警告说。她突然一转身，朝相反方向跑去。


    科里莎加快了脚步才追上她。她一把抓住凯思琳的手臂，用力一拉，让她转过身来。


    “你出了什么事？”科里莎问。


    凯思琳满脸惊恐。“现在人更多啦，”她急匆匆地说。“他们正从自动搂梯上下来，他们也说要绑架我们。”科里莎回头一看，是有几个男人从自动楼梯上下来。但是离开这么远，科里莎甚至看不清他们的脸，更不用说听到他们说些什么。


    凯思琳一声尖叫，科里莎感到像遭电击一样。科里莎猛地转身，看到凯思琳即将倒下去。她赶紧伸手去拉她一把。谁知两人同时失去平衡，一起摔倒在地上。


    科里莎还没脱出身来，凯思琳开始抽搐起来，躺在大理石板地上的她，胸部起伏，直喘粗气。


    周围的顾客把科里莎从地上拉起来。刚才在旁边一个化妆品柜台上选购商品的两个女顾客在照料凯思琳。她们不让凯思琳用头撞地板，还设法把手帕塞进她的牙齿间。凯思琳已把舌头咬破，血水从嘴唇里流出。


    “噢，天哪，噢，天哪！”科里莎不住地惊叫。


    “她叫什么名字？”在照料凯思琳的一个女顾客问。


    “凯思琳·沙伦伯格，”科里莎说。“她父亲特德·沙伦伯格，就是壳牌石油公司总裁，”她补充说，似乎她的家庭背景对她的朋友有利。


    “最好马上叫救护车，”那女人说。“这女孩的发作必须立即止住。”珍妮特从里茨咖啡馆向窗外望去时，天色已暗下来。外面纽伯里大街上人们朝各自方向在急急赶路，不约而同地用手拉紧大衣翻领或头上的帽子。


    “我真不知道你看中他什么，”伊夫林·里尔登说。“你第一次带他到我们家来时，我就告诉你他不合适。”“他在同时攻读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和医学博士，”


    珍妮特提醒她妈妈。


    “这并不能原谅他的不懂礼貌和缺乏风度，”伊夫林说。


    珍妮特朝母亲看了一眼。她身材颀长、苗条，五官端正。人们一眼就能认出伊夫林和珍妮特是母女俩。


    “肖恩为自己的家世感到自豪，”珍妮特说。“他为自己出身于工人家庭感到高兴。”“这并没有什么错，”伊夫林说。“问题是不能同流合污。这男孩不懂礼貌。你看他那长头发……”“他感到固守传统令人窒息，”珍妮特说。平时她就觉得充当肖恩的辩护士日子并不好过。现在在同他争吵以后还要为他辩解，更觉得难受。她希望从母亲那里得到的是忠告，而不是一成不变的责怪。


    “又是老一套，”伊夫林说。“如果他打算做个开业医生，也许还有希望。可是什么分子生物学，我实在不懂。他现在在研究什么？”“致癌基因，”珍妮特说。


    她怎么会想到去向母亲求助。


    “再给我解释一遍，”伊夫林说。


    珍妮特给自己加了点茶。母亲真会出难题，要她来介绍肖恩的研究无异于盲人骑瞎马。但是她还是尽力而为，作了解释。


    伊夫林听后说：“这种研究可能很有价值，但是不能作为养家糊口的职业。”


    “先不要把话说死，”珍妮特说。“肖恩在攻读硕士学位时，同马萨诸塞理工学院两个同学一起开了一家生产单细胞抗体的公司，他们把它叫作免疫治疗有限公司，一年前才卖给人家。”“这倒是令人鼓舞的消息，”伊夫林说。“肖恩赚了大钱了吗？”“他们三人都赚了钱，”珍妮特说。“但是他们都同意再投资一家新公司。我眼下只能说到这程度。他要我发誓保密的。”“向你妈妈保密？”伊夫林立即责问她。“听上去还很有戏剧性的。但是你知道你爸爸不会同意。他一向认为人们不该用自己的资本去开设新企业。”珍妮特失望地叹了口气。“你越说越远了，”她说。“我原来想听听你对我去佛罗里达有什么想法。肖恩要去那里两个月。他在那里全部时间搞研究。而在这儿波士顿，他不仅要搞研究，还要完成学校作业。我想也许在那里我们有更好的机会交换意见，解决我们之间的问题。”“那么你在纪念医院的这份职业怎么办？”伊夫林问。


    “我可以请假，”珍妮特说。“并且我肯定可以在那里找到工作。干护士这一行的最大优点之一就是几乎在任何地方都能找到职业。”“可是，我并不认为这是个好主意，”伊夫林说。


    “为什么？”“追这样的男孩不值得，”伊夫林说。“尤其是你知道你爸爸和我对他的看法后。他绝对不配我们这种家庭。特别是听到他对艾伯特叔叔说那种话后，我真不知道如何才能再请他来共进晚餐。”“是艾伯特叔叔拿他头发开玩笑的，”珍妮特说。“他在挑战面前是决不退缩的。”“这并不能成为对长辈无礼的借口。”


    “我们都知道艾伯特叔叔是戴假发的，”珍妮特说。


    “我们即使知道也不会说的，”伊夫林说。“况且是当着众人的面称它为遮秃的假发，这是绝对不能原谅的。”珍妮特呷了一口茶，朝窗外望去。全家上上下下都知道艾伯特叔叔戴假发，这是事实。从来没有人把这件事作为话题，这也是事实。珍妮特的家中有许多不成文的清规戒律，她就是在这样的家庭中成长起来的。这个家庭不允许发表个人意见，更不允许孩子有自己的意见。言谈举止被认为是最最重要的。


    “去年带你去看马球比赛的那个小伙子看上去很可爱，你为什么不同他谈朋友？”伊夫林建议道。


    “那是个蠢家伙，”珍妮特说。


    “珍妮特！”她母亲厉声说。


    接下去，两人默默喝着各自的茶。“既然你有这么多话要对他讲，”伊夫林终于开口说，“为什么不在他动身前去找他谈？今天晚上去看他。”“不行，”珍妮特说。“星期五晚上是他们同乡小伙子固定聚会的日子。他们就在他们中学附近的一个地方泡酒吧。”“正像你爸爸会说的那样，这又为我的观点提供了论据，”伊夫林毫不掩饰她的得意之情。


    肖恩身穿带帽的运动衫，外套一件御寒的羊毛外衣，在严寒的薄雾中慢跑。防风帽的带子在下巴下扣得紧紧的。他沿着大街向查尔斯顿的纪念碑广场跑去，一只篮球在两只手上传来传去。他刚才在查尔斯顿男青年俱乐部打了一场临时凑起来的篮球赛。他那个队是个杂牌军，队员的年龄从18岁一直到60岁，有的是老朋友，有的只有一面之交。不管怎样，这种比赛是很好的身体锻炼，他现在还在出汗。


    肖恩绕过纪念碑广场，来到童年时期的家。他父亲生前是个水暖工，收入还不错，在搬到城市去住还没成为风尚之前，他就在城里买了一幢很大的维多利亚式住宅。开始时，墨菲全家就住在底层两套房子里，可是在父亲46岁死于肝癌后，他们由于家境拮据，不得不把这两套房子租出去。肖恩的哥哥布赖恩去外地上学后，肖恩和弟弟查尔斯、妈妈安妮一起搬进一套单层公寓房子。现在妈妈一个人住在那里。


    他走到门前时，看到一辆熟悉的梅塞德斯牌汽车停在他那辆五十铃后面，说明这个不速之客就是布赖恩。肖恩的直觉告诉他，他去迈阿密的计划又要遇到麻烦。肖恩两级一跳登上阶梯，打开他母亲门上的锁，走进屋去。布赖恩的黑色真皮公文包放在梯式靠背椅上。空气中弥漫着炖肉的香味。


    “是你吗，肖恩？”安妮从厨房里高声问道。她在门口出现时，肖恩正在挂外衣。她穿着家用便服，外面围着一条旧围裙，看上去比她实际年龄54岁要老得多。婚后长期同酗酒的丈夫生活在一起，她精神压抑，脸色憔悴，眼神无光，一脸苦相。她天然的鬈发却梳成老式的发髻，盘在脑后，原本一头深棕色秀发，现在已变得灰白。


    “布赖恩回来了，”安妮说。


    “我早猜到了。”肖恩进厨房去同哥哥打招呼。布赖恩坐在餐桌旁，悠悠地喝茶。他已脱掉西服上衣，把它搭在一张椅背上，西装裤用花呢吊裤带吊在肩上。像肖恩一样，他是个漂亮的小伙子，肤色黝黑，一头乌发，蓝色的眼睛炯炯有神。但是，两人的共同点就到此为止。肖恩生性鲁莽冲动，凡事漫不经心；布赖恩则仔细周到，一丝不苟。肖恩的头发蓬乱不堪，布赖恩的分头梳理得整整齐齐。布赖恩还留着同样精心修剪的小胡子。他那深蓝色条子西服，一眼就看得出是律师服装。


    “是因为我才惊动阁下的吗？”肖恩问。布赖恩尽管住得不远，但是并不常来这儿。


    “妈妈打电话要我来的，”布赖恩承认道。


    肖恩很快淋了个浴，剃了胡子，换上一条牛仔裤和一件橄榄球衫。他回到厨房时布赖恩已把炖肉切成块。肖恩帮忙摆餐桌，他一面做一面朝哥哥看。


    曾经有一段时间，肖恩对哥哥很反感。有好几年，妈妈在介绍他们三兄弟时总是说我的了不起的布赖恩，我的好查尔斯，还有肖恩。查尔斯目前正在新泽西州的一个神学院学习，打算毕业后做神父。


    像肖恩一样，布赖恩也一直是个运动员，但成绩不如他弟弟。他是个勤奋的孩子，通常都呆在家里。他在马萨诸塞大学毕业后进了波士顿大学法学院。人人都喜欢布赖恩。人人都预料到他的前程似锦，预料到他会摆脱爱尔兰人的灾难：酗酒、犯罪、消沉、最后以悲剧告终。肖恩则总是无法无天，同周围一群游手好闲的人为伍，经常干些与政府当局过不去的事，例如吵吵闹闹、小偷小摸、偷车开着玩。要不是他的超常智力和娴熟的冰球技术，他也许早就成为布里奇沃特监狱的阶下囚，而不是今天哈佛的博士生。在城市的贫民区里，对于动荡不安的青少年来说，成败的关键在于你是否能抓住那微乎其微的机遇。


    大家都忙着准备晚餐，没有人说话。当他们在餐桌前坐下后，布赖恩喝了一口牛奶，清一清嗓子开口说话。他们从童年以来就养成晚餐时喝牛奶的习惯。


    “妈妈对你去迈阿密的想法感到不安，”布赖恩说。


    安妮低下头去看着盘子，她这种自卑感是去世的丈夫造成的。丈夫在世时，每天酗酒，本来粗暴的脾气在酒精的作用下犹如火上加油。每天下午做完他的水暖工的活儿后，他总是直冲酒吧。几乎每天晚上，他喝得醉醺醺地回家，脾气乖张，失去人性。安妮自然成为他发泄的对象，肖恩有时试图保护母亲。也免不了遭到父亲的拳打脚踢。她丈夫第二天早上清醒过来后，在负罪感的驱使下，会发誓痛改酗酒的恶习。但是，他的誓言从来没有付诸行动。即使他患了肝癌，瘦掉75磅，生命垂危的时候，他依然故我，不愿放弃杯中物。


    “我到那里去搞研究，”肖恩说。“没有什么秘密交易。”“迈阿密有毒品，”安妮说。她头也没抬起来。肖恩转了一下眼睛。他伸出手去，握着母亲的胳膊。


    “妈我吸毒还是在中学的时候。现在我已经是医学院学生了。”“你大学一年级那件事又作何解释？”布赖恩补充说。“那只不过是在派对上尝一点可卡因，”肖恩说。“算我们倒霉，警察竟然决定查抄那个地方。”“幸运的是我设法掩盖了你的档案，否则你早就陷入无法解脱的困境。”“迈阿密可是个不太平的城市，”安妮说。“我一直在报上读到这方面的消息。”“上帝啊！”肖恩惊叫了一声。


    “不要随便用主的名字，”安妮说。


    “妈，你电视看得太多了。迈阿密像任何城市一样，既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但是这并没有什么关系。我只搞我的研究。我不会去惹麻烦的。


    退一万步讲，即使我想，我也没时间。”“你会碰到坏人的，”安妮说。


    “妈，我已经是大人了，”肖恩失望地说。


    “你在这儿查尔斯顿也跟一些坏朋友鬼混，”布赖恩说。“妈妈的担心是有道理的。这儿附近的人谁不知道吉米·奥康瑙尔和布雷迪·弗拉纳根还在撬窃。”


    “还把钱寄给爱尔兰共和军，”肖恩说。


    “他们不是政治活动家，”布赖恩说。“他们是流氓。可是你却选择他们做朋友。”“我只不过在星期五晚上和他们一起喝喝啤酒，”肖恩说。


    “一点不错，”布赖恩。“像我们父亲一样，酒吧是你第二个家。即使不考虑妈妈的担心，你在这段时间离开也不合适。富兰克林银行将来谈有关给你的致癌基因公司贷款的事。我已经差不多把所有文件准备好了。事情进展可能会很快。”


    “你大概忘了我们已经有传真机和隔天就送到的特快专递，”肖恩说着嘎嘎地把椅子拖离桌子。他站起来，把自己的盘子送到水池边。“不管谁说什么，我要到迈阿密去。我相信福布斯癌症中心已经有了非常重大的发现。现在，如果你们二位共谋者允许的话，我要出去同我那些犯罪朋友一起喝酒啦。”


    肖恩十分恼火，费力地穿上父亲留下来的旧水手短外套。他拉上盖住耳朵的羊毛风帽，冲到街上，脸上感受到刺骨的雨点。风向已转东风，他能够闻到从海洋飘来的咸腥味。他走近老斯卡利酒吧时，模糊的玻璃窗里白炽灯已散发出一股暖气，给人以舒适感和安全感。


    他推门进去，马上就被暗淡的灯光和喧闹的声音所包围。这不是个上档次的酒吧。松木的护墙板已被烟熏得发黑。家具上到处是擦痕和斑疤。房内唯一光亮的是搁脚的铜栏杆，被无数双鞋磨得锃光发亮。远处角落有一台固定在天花板上的电视机，正在转播冰球比赛。


    在拥挤的酒吧中唯一的女性是莫利，她和皮特一起经营这个酒吧。肖恩还没开口，一杯斟得满满的啤酒从柜台另一边向他滑来，一只手搭到他的肩上。人群中突然爆发出一阵欢呼声，原来布勒因斯队进了一球。


    肖恩心满意足地舒了口气。在这里就像在家里一样。他在这里获得的舒适感，就好像一个精疲力尽的人躺到一张柔软的床上去的感觉一样。


    像以往一样，吉米和布雷迪走过来，向他吹嘘上周末干的“小勾当”。


    这使他们不无幽默地回忆起肖恩曾是他们一伙的情景。


    “看到你破各种报警装置的机灵劲儿，我们就知道你是个聪明家伙，”布雷迪说。“可是我们从来没有想到你会进哈佛大学。你怎么能忍受学校里那些怪人！”


    这是个感叹句，不是问句，肖恩没有回答，但是这种评论使他意识到他自己起了多大变化。他仍然喜欢来老斯卡利酒吧，但是越来越像个旁观者。


    他承认这一点，心情并不舒服，因为他也不觉得自己是哈佛这个名牌学府的一员。他觉得自己好像是个社会弃儿。


    几个小时以后，肖恩喝了不少啤酒，醉意越来越浓，局外人的感觉却越来越少，他也参与了闹哄哄的讨论，最后决定到海边的一个脱衣舞夜总会去。


    正当这种疯狂的争论达到高xdx潮时，突然整个酒吧一下子沉寂下来。酒吧里的人一个个都把头转向门口。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人人都惊得目瞪口呆。这个清一色男人的领地竟然遭到一个女人的侵袭。况且这个女人不像这儿洗衣店里经常看得到的口嚼口香糖、胖得毫无身段的姑娘。这是个身材苗条，美丽得令人耀眼的美女，显然不是查尔斯顿的本地人。


    她一头金黄色头发上的雨珠晶莹发亮，身上穿着色彩浓艳的红褐色貂皮茄克衫。一双灵活的杏眼大胆地横扫整个酒吧，从一张惊愕的脸跳到另一张。


    紧闭的嘴巴显示她坚定的决心。高耸的颧骨使发红的双颊格外显眼。她好像是集幻想作品大成的女主人公。


    有些人胆怯地把视线移开，猜想她也许是某人的女朋友。她这么年轻漂亮，不可能已成为人家的老婆。


    肖恩是最后一批把头转向门口的人之一。他惊骇得不由自主张开嘴巴。


    竟然是珍妮特！


    当他看到她时，她也看到他了。她径直朝他走去，推开别人坐到他身边。


    布雷迪一边让开，一边夸张地作出惊恐异常的姿势，好像珍妮特是个可怕的怪物似的。


    “请给我一杯啤酒，”她说。


    莫利一言不发，倒了一杯啤酒，放在珍妮特面前。


    除了电视机传出的声音外，酒吧里没有一个人说话。


    珍妮特喝了一口啤酒，侧过脸去看着肖恩。“我想同你谈一谈，”她说。


    肖恩镇定自若，毫无窘态，因为他16岁时曾被人抓住光着屁股在汽车后座同一个姑娘胡搞。


    肖恩把啤酒杯放下，抓住她的上胳膊，拉着她走出酒吧。到了外面人行道上，肖恩才露出怒容。


    “你究竟想干什么？”他追问她。


    肖恩的眼光扫了一下周围。“我简直无法相信。你知道你不是属于这里的。”


    “我并不十分清楚，”珍妮特说。“我只知道我没有被邀请，我并不认为我不请自来构成了什么弥天大罪。我一定要同你谈一下，尤其是你星期天就要离开，我认为这比你同那些所谓的朋友一起喝酒要重要得多。”“应该由谁来作有关价值观的评判？”肖恩问。“只有我自己才能决定什么对我最重要，而不是你，我非常讨厌这种干涉。”“我需要同你谈谈你的迈阿密计划，”珍妮特说。“这完全是你的责任，你等到最后一刻才告诉我。”“没什么可谈的，”肖恩说。“我要去那里，这就是最后的决定。无论是你，我母亲，还是我哥哥，都无法阻挡我。现在请原谅我，我还得回去，看看用什么办法挽回我在自尊心方面的损失。”“可是这会严重影响我俩今后的生活，”珍妮特说。泪水伴着雨水顺着脸颊淌下。她到查尔斯顿来是冒着感情风险的，想不到遭到肖恩断然拒绝，这使她伤心透顶。


    “我明天再同你谈，”肖恩说。“晚安，珍妮特。”特德·沙伦伯格坐立不安，等待着医生告诉他他女儿的病情。他当时正在新奥尔良谈生意，接到妻子的电话后立即搭乘公司专机飞回休斯顿。特德的石油公司是休斯顿医院的主要资助单位，作为总经理的他当然享受特殊礼遇。这时候，他女儿正躺在价值几百万美元的庞大的磁共振成像仪内接受脑部扫描。


    “我们现在对病情所知不多，”米迪·巴克利大夫说。“这些初步图像显示的是很表面的创伤，”朱迪·巴克利是神经系放射科主任，是院长请来会诊的。在场的还有沙伦伯格家庭的私人医生万斯·马丁内斯大夫和神经科主任斯坦顿·雷尼大夫。这几位专家在一起会诊在任何时候都是难得的，更不用说在凌晨1时。


    特德在并不宽敞的控制室踱步，他无法坐定下来。有关他女儿病情的推测对他来说是个毁灭性打击。


    “她是类妄想狂型精神病急性发作，”马丁内斯大夫向他解释。“像她那种症状是可能出现的，特别是涉及脑的颞叶。”特德从房间一头走到另一头，来回走了有50次之多。他隔着玻璃看着那台巨型磁共振成像仪。他刚刚还能看到他女儿。她好像正在被一条机器鲸吞掉。他恨自己那样无能为力，他只能在旁观望，默默祝愿。就如同几个月前女儿作扁桃体切除手术时他在旁边一筹莫展一样的感觉。


    “我们看到了，”巴克利大夫说。特德快步走到屏幕前。


    “右颞叶上有损害，”巴克利大夫说。


    “这是什么意思？能不能用我听得懂的话解释一下？”特德要求道，尽量克制自己急切的心情。


    医生们交换了一下眼色。在研究病情时病人家属在场是很罕见的。


    “她的意思是发现脑瘤，”马丁内斯大夫解释道。“不过在目前阶段我们掌握情况太少，还不能仓促下结论。这种损害也可能存在多年了。”特德站不稳了。他最最担心的结果还是出现了。在磁共振成像仪接受检查的为什么是他女儿，而不是他呢？


    “啊呀！”巴克利大夫说，忘记了这样大惊小怪会对特德产生的影响。


    “这儿又有一个肿瘤。”医生们围了上去，一下子好像忘掉了特德的存在。


    “你们知道，这使我想起我告诉过你们的在波士顿的一个病例，”雷尼大夫说。


    “一个20多岁的年轻姑娘颅内生了多个肿瘤，最后被证实是成神经管细胞瘤。”


    “我以前以为成神经管细胞瘤生在后窝，”马丁内斯大夫说。


    “通常是这样的，”雷尼大夫说。“并且通常都发生在小孩子身上。但是这种病人中有20％左右超过20岁，偶尔也在小脑附近部位发现这种瘤。


    事实上，如果这一例确实是成神经管细胞瘤，那倒好了。”“为什么？”巴克利大夫问。她知道这种癌的死亡率很高。


    “因为迈阿密那边有个治疗小组在治疗这种肿瘤方面取得惊人成果。”“是哪一个医院？”特德问，这对他来说就像是一根救命稻草一样，非抓住不可。


    “福布斯癌症中心，”雷尼大夫说。“他们还没有发表他们的成果，但是他们取得的奇迹已到处传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