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第六节

    赖伯说到这里便宣布休息。为了躲避过早的讨论，他去隔壁房间喝杯桔子汁。不一会儿沃特克就来找他，这是很自然的。


    沃特克夸奖他说：“你真有胆量，伙计！那些事我们很多人都知道，你这么一嚷嚷，对某些人来说等于踢他们的屁股，只是我不明白，你要达到什么目的。你这样做岂不是承认报纸上骂我们工作疲沓是有道理的吗？”


    赖伯说：“特奥，你再等等。歌剧一般都有一支序曲和三幕戏，我这才刚唱完序曲。”


    “你知道外面会场上怎么样了吗？州议员们已经在相互争吵，推卸政治责任了。波恩的人将把你列入黑名单。”


    “我不在乎。”赖伯看了看表，离继续报告还有10分钟，“我怕什么？我是终身制公务员。”


    “提前退休！”


    “33岁就退休？”


    “领工资不干事的人有的是。有的国务秘书因为部长看不顺眼，干了半年以后就回家养花去了。也许人家也要处分你……”


    “凭什么？”


    “泄密。你说的那些事情之中有一些是联邦情报局和联邦刑侦局的内部材料，这会坏事的。”


    “我倒要看看他们怎么处分我。休息完了，特奥，现在轮到谈慕尼黑了。”


    “会提到我吗？”


    “当然，特奥。”


    “作为凶杀案组的头儿？”


    “作为被政治家们忽略的警察的牺牲品。”赖伯笑着拍拍沃特克的肩膀：“特奥，半小时之后你头上就亮起殉道者的光环了！”


    赖伯回到讲台上，到会者重新坐下。赖伯用不着根据听众的脸色来猜测他们的心情，因为他知道反正有两派人，一派是他的警察同事，一派则是其他人……


    赖伯开始报告的第二部分：“我现在谈谈警察工作中一个很敏感的问题，它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决定着犯罪率的高低，那就是政治家们对外国人犯罪的忌讳和青年犯罪的急剧增加。我领导的那个科主要就是管这事的，我的话是经验之谈。人人知道，各种各样的黑手党团伙正在向德国渗透，这是一个迄今为止无法解决的问题。我要强调，警察目前拥有的有效打击团伙犯罪的手段实在太少了！现在有罗马尼亚人、意大利人、波兰人、阿尔巴尼亚人、土耳其人、俄罗斯人、越南人的黑手党组织在德国活动，它们像合法的工业‘康采恩’一样几乎不受限制。虽然警察通过秘密侦察员、匿名举报、暗中监视和偶然巧合，不时地查获和逮捕了一些作案嫌疑人，可情况却像是摘掉一朵蘑菇，而千百朵蘑菇又在不知不觉地长起来，因为蘑菇是在地下生长的。单从以上不完全的列举中——我只是举了最主要的——就可以看出，他们毫无例外都是外国人团伙，对不起，我应该说‘非德国人’团伙才对，因为对我们的政治家来说，‘外国人’这个词儿是个犯忌的词儿，不管怎么样，60％的犯罪行为是有组织犯罪，而且是外国人干的！我们再来看看柏林。那儿的越南黑手党分为两派，广平帮和玉田帮，互相打得头破血流。他们的业务是走私香烟，团伙按地区划分，区长称为‘卡珀’。直接由越南的大老板领导。据我们了解，有100名‘卡珀’，分布在柏林各地，这些‘卡珀’又雇用成批成批的小贩，估计光是柏林就有上万名。每个‘卡珀’管大约三百名小贩，小贩们必须付‘摊位费’，每月不低于一千马克，谁要想洗手不干，截留赃款，或者投奔竞争对手，就会被杀掉。迄今在柏林已有59名越南人被处死。杀手冒充旅游者直接从越南坐飞机来，我们感到加强‘越南，调查组的力量势在必行。我们获得的第一个成果是：警察在5月中旬突袭了走私者的一个仓库，发现单是这个团伙从1993年到现在就向德国走私了4亿7千万支香烟，这意味着造成了1亿1千万马克的税收损失！不仅是波恩，所有联邦各州都在叫苦，说什么经费不够用，要号召厉行节约，提高税收……而另一方面，我们却让那些外国人黑手党团伙夺去了亿万马克，为什么？就是因为政治家们争吵不休，一再削弱警察对罪犯的打击力。”


    “我抗议！”一名州议员跳了起来，气得脸红脖子粗，指手画脚他说：“警察没有理由叫苦，对警察的政治支持够多的了！”


    “单以装备来说，警察就大大落后于黑手党，您还说什么政治支持？”赖伯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严厉，“请允许我给您提一下一起事件，在那起事件中政治家们没有支持警察，而是只顾保全自己！今年3月，库尔德族人在德国A3号高速公路上举行示威。被禁止的恐怖组织库尔德工人党的1，500名狂热拥护者，手持铁棍、木棒，朝着警察扑来。22名警察有些受重伤，其中有一名警长，直到今天只能用拐杖走路，全靠联邦边防军一支部队的增援（也太晚了一点），才使几名警察免于被打死，警方领导人认为，这是库尔德族进攻者明目张胆地企图杀人，他们之中有库尔德族领导人阿布杜拉-厄卡兰的100名‘战士’。后来怎么样呢？负责此事的高级检察官调查行凶的库尔德人时，只是怀疑他们破坏国家治安和严重伤害人身！这简直是对库尔德人的安抚……因为他们是外国人，是政治家们的碰不得的孩子！在抗议的压力下，高级检察官才发表了一个态度很不强硬的声明：‘可以把调查范围扩大到故意杀人方面。’然而至今还是毫无动静！相反，德国的电视台还把厄卡兰请去，就3月16日事件对他进行采访。厄卡兰傲慢地微笑说：‘要实事求是嘛。我们承认有两名警察被打得鼻子流血。’对这一说法，德国的司法部门竟然忍气吞声，不作任何回击！而那位被打倒在地的警长则一辈子再也不能好好走路了！我们的政治家们就是看不到这一点！对1996年3月16日事件可说的何止这些。两天以后，一名在场的警察在县警察工会的年会上说明了这一近乎丑闻的事件的真相，他毫不留情地揭露了在A3号高速公路上的行动失误：‘有好几个小时之久，增援力量没人领导，无线电通讯被库尔德人的电台严重干扰。我们还知道，联邦边防军和特别行动队同库尔德人遥遥相望，可就没有人下命令去支援处于绝对劣势的警察。相反，他们来了又撤走了，官方的理由是：避免激怒库尔德人！他们对22名警察被打倒在地并不在乎，只是为了不让可爱的库尔德人生气！真没想到会这么对待警察！为什么呢？我们现在才知道：联邦内政部和北威州内政部之间有分歧，政治家们又未能达成一致，警察又一次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可爱的外国人啊，把警察打成残废吧！为了政治上有远见，总得要做出点牺牲啦！”


    “我抗议！”那位州议员又一次跳出来，“赖伯先生完全是用片面之辞蛊惑人心！我们正在全力解决外国人问题！例如加快遣送出境，加大力度没收犯罪性生意所得的利润，准备一项强化外国人法的法案，讨论电话监听问题……您还要什么？赖伯先生，您的报告是在挑衅！”


    “您提到遣送出境的事。”赖伯早已估计到会有人攻击他，所以他从容不迫，“这是个很微妙的问题，波恩的各个政党正为此吵得不可开交。最近又有个例子，那就是把犯罪的越南人遣送出境的事。越南政府和波恩政府早在1995年就签订了——说得好听点——遣返协定。根据这项协定，在德国犯了罪的越南人应遣送回国。河内政府答应每年接受3，000到4，000名犯罪名子，德国的政治家们很满意，以为这进一步保障了德国的安全。可是河内政府根本不想接受这数以千计的犯罪分子，协定干脆就没有执行，而是被中断、忽视和推迟。少得可怜的65名黑手党成员被送回越南后，河内政府就停止接受了，这简直是欺负德国政府。可波恩政府干了什么呢？像鸵鸟一样把头埋进沙里，戴上外交丝绒手套，不敢采取任何有力的措施。柏林市主管内政的市政委员建议：‘如果河内政府继续破坏我们的努力，就必须停止发展援助。’这下可引起了波恩政府的恐慌！越南跟中国一样也是我们将来重要的市场，怎么能为了几个犯罪分子而对它进行威胁呢？正当波恩政府还在考虑怎么请求河内政府遵守协议的时候，1996年估计又有3，000名越南人被黑手党偷运进了德国，原因很简单：黑手党能把几十亿的利润转到越南去。从国际范围看，有组织犯罪集团比任何一个政府都有威力，已经成了一股经济实力！”赖伯向前探了探身，有目的地看着几名在座者问道：“政治家们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一片沉默。又是沃特克一人大声鼓掌，连警察总局局长警告性的目光也制止不了他。


    “有什么好说的？国际事务十分微妙嘛，在处理时出现些小小的分歧不算回事，因而外国人问题一直是政治家们不得不喝的一杯苦酒。德国作为要求避难者的乐园必须小心行事，以免勾起人们对德国人那个无法摆脱的过去的回忆。这就是说，咱们得蹑手蹑脚地走路。”


    赖伯又翻了一翻他的材料，接着说：“我们现在不谈外国人这个犯忌讳的话题了，来看看我们青年人的情况吧。结论只有一条：青年犯罪率正在以可怕的速度上升！犯罪形式五花八门：盗窃、撬门、袭击、人身伤害、毒品买卖、各种各样的团伙犯罪。我可以引用州刑侦局的一项统计资料，题目叫做‘慕尼黑地区暴力犯罪者年龄比较’。亲爱的政治家们，我这儿有些话不得不说，作案人当中有71.5％是未成年的外国人一噢，对不起——非德国人，在有不可医治的后遗症的严重人身伤害案件中他们占了65.9％！在暴力犯罪方面，就巴伐利亚地区来说，德国嫌疑人中有76.3％，非德国嫌疑人中有82.1％居住在慕尼黑！我们并非属于特殊情况，所有的德国大城市都是如此，州刑侦局把作案人按年龄分类的做法挺有意思：在14岁以下的作案人中有52.6％是非德国人，14到18岁的有56％是外国人，18到20岁的也有56％是外国人，21到25岁的竟有57.5％是外国人，26岁以上的作案人中间外国人的比例持续下降。令人奇怪的是60岁以上的作案人的比例，德国人占了86.3％！我们成了犯罪老大爷的国家了！”


    场上发出压抑的笑声。这一数字真是令人难以置信，难道有退休者犯罪一说吗？市长先生怀疑地摇摇头。赖伯继续说：


    “上了年纪的非德国人是良民，他们的犯罪比例只有13.7％！州刑侦局的这个统计数字表明，绝大多数的犯罪行为是由14岁到25岁的人干的。原因何在？对此，我们尊敬的、今天在座的警察总局局长先生有个解释，我认为很能说明问题。我引用他的话：‘青少年外国人作案嫌疑人的比例大大上升，从1984到1993年人数增加了约28％。他们主要居住在慕尼黑，是长期以来生活在德国的外籍工人的子女。所以说，那种以为住在慕尼黑的外国人是好外国人，他们之中的作案人来自外地的观点是不对的。青少年作案人之中有一半以上是非德国人。’引用完毕。不久以前，警察在费乌尔特抓了七名16到19岁的土耳其人，他们成立了一个学生团伙，作案66起，其中30起是撬门行窃，所得赃物拿到赌场去赌博。我们在慕尼黑还看到另一个令人忧虑的现象，那就是青年吸毒，不再是吸大麻，可卡因和海洛因本来就吸不起，而是一种时髦的毒品——摇头丸。我领导的那个科正在对付这玩意儿，可我得向你们承认，我们几乎是束手无策，没法阻止！正如有必要在打击有组织犯罪方面给警察更多的资金、器材和政府支持一样，一定也要取缔正在一步一步毒化青年的摇头丸市场。局外人根本无法想象，在迪斯科舞厅和技术音乐舞会上，人们像吃薄荷糖一样吃着摇头九。青年们想通过摇头丸找到快乐、爱情、力量和休整，实际上却被摇头丸从内心里腐蚀一空。这个问题到21世纪也是个问题！要是没有政治家们的帮助，没有新的、更加严厉的法律，要是不给警察增加权力，扩大侦缉和拘捕的职权，那我们警察就无法阻止这种趋势的发展。单是有关青年案犯何时达到判刑年龄的法律条款就必须修订，一名13岁的男孩打死一名退休者，从他口袋里抢去59马克45芬尼。这个孩子完全明白他在干什么！可是有的儿童心理学家却说什么那孩子父母家庭情况不正常，受到环境影响，智力发育不全，我听着就觉得可笑，那孩子有能力犯罪，他在明知故犯！我知道，我这是出了个难题，但是青年人犯罪不容忽视，必须修改法律，而谁能修改法律呢？是政治家们！可是事情一拿到他们那儿也就别想干成了，波恩政治家们永远达不成一致。说什么我们的法律够用了，那是扯谎！女士们，先生们，谢谢你们的耐心。”


    赖伯在掌声中走进旁边的房间，他擦了擦额头上的汗，很想喝杯啤酒，这时候市长、警察总局局长和沃特克也进来了。


    警察总局局长夸奖他说：“您说得好！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民众的心声，您认为情况会变吗？”


    “不会变。局长先生，我说过了，香蕉的弯曲度更加重要。请允许我说句老实话好吗？”


    “说吧……”


    赖伯说：“真让人恶心！”


    贝尔塔-海伦坎普是位63岁的寡妇，她在汉堡的圣保利区出生、长大、结婚。她生育了三个孩子，把她的丈夫安葬在圣保利。没有什么能使她离开这个地方。


    贝尔塔住罗森街上的一套四居室里，就在鼎鼎有名的大自由街的尽头，紧挨着妓院区和娱乐区。她一辈子见过无数妓女，她家周围住的尽是妓女和男妓，丈夫死后她多出了一间房间，就出租给别人，但从不租给卖皮肉为生的人，用她的话说，她要保持自己住宅的干净。她的上一位房客是个大学生，学昆虫学的，他告诉她，世界上有大约七十五万种昆虫是人们知道的，但还有几十万种昆虫有待研究，贝尔塔一直不明白，居然有人对这种东西感兴趣，而且还要上大学学习。


    现在这位大学生搬走了，房子空了出来，贝尔塔希望有位新的、正经的房客，不要住了两天就带女人来睡觉。


    一天，一位中年男子来按门铃，并有礼貌地向她鞠躬问道：“您是有房子出租吗？”


    再过三天就是圣诞节了。贝尔塔屋里弥漫着刚烤好的桂皮糕点的香味。即使她丈夫死后，她每年圣诞节仍要烤糕点，送给一家孤儿院的孩子。


    “对！”贝尔塔打量着这位来客，想不到这么一位有风度的先生会在圣保利区找一间带家具的房间。“您怎么知道的？”


    “我在旅馆里住了两天，后来我问一名职员，他给我出了个主意。我能看看房间吗？”


    “您想租？”


    “是的，有什么好奇怪的？”


    “我以为，您是位父亲，要给儿子找一间房间，也许儿子是大学生……”


    “想当年我也是大学生……”


    “您上过大学？”对贝尔塔来说，等于是接到了一张名片。


    “是的。”


    “不是学昆虫学的吧？”


    “不是，我学的是法律。”


    “噢，是律师？”


    “差不多。”


    “您作为律师要租我那间带家具的房间？”


    贝尔塔歪着脑袋看着他。小心啊！有点不对头，像律师这种高等人士怎么会租圣保利区的房子呢？不怕周围全是妓女和同性恋者？这里面肯定有问题。这人说不定闯了什么祸，现在要躲起来，而明天警察就找上门了！先生，这可不行……贝尔塔还从未跟警察打过交道呢。


    “我从慕尼黑来。”


    “有可能。”贝尔塔的态度坚决起来了，“这房间不适合您住。”


    “您不相信我，是吗？有道理，请允许我自我介绍，我是胡伯特-哈比希博士，从慕尼黑来。”


    “居然是位博士！”贝尔塔越发不懂了，“您这位博士要住在我这儿来？这可有点……不寻常。”


    “让我给您解释吧。我在汉堡有一桩任务要完成，我不知道要在这儿呆多久，可能是几个星期，也可能是几个月。住旅馆对我来说太贵了，所以我要找一间带家具的房间，您那间房肯定我看得中。”


    “您还没有见到呢。”


    “可我认识您了。我感到住在您这儿再好不过了。”


    贝尔塔有些犹豫。她现在对这位博士有了好感，他的话听起来可信，但她还是不明白，这位先生为什么要租她的房子。


    她说：“您先看看房间吧。丑话说在前头，我们这儿处在妓女的包围之中。”


    “没关系。”哈比希笑了，“我不会受引诱的。”


    “您在慕尼黑结婚了吗？”


    “我妻子死了。”


    噢，是鳏夫。贝尔塔有些同情哈比希了，同病相怜嘛。“请跟我来。”贝尔塔一面说，一面向里走，“房间有扇窗对着后院，对面住着六个妓女，往往有人连窗帘都不拉，您什么都能看得见。”


    房间又长又窄，有一张床，一个旧的衣柜，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墙上挂着两个壁架，一个放书，一个放杯碟盘碗和餐具，五斗柜上有架旧的黑白电视机，走廊铺着旧羊毛地毯，窗上装有百叶窗，是个很简朴的房间。


    “浴室、厕所就在旁边。您随时可以洗澡……我只在星期天早上洗澡。您满意吗？”


    “很满意。”


    “真的？”


    “我在这儿会很舒服的。”


    “房租每月250马克，包括早餐，其余两顿您得自己想办法。在我这儿住过的大学生都是在食堂吃饭。”


    “不用担心。”哈比希像个大孩子一样笑了，“我不会挨饿，再说您也不会让我挨饿。”


    贝尔塔也笑了。她的疑心一扫而光。不管哈比希博士要在汉堡办什么事，跟这么一位房客是可以相处的，他是一位正派的、有教养的、有文化的、正当年的男人，一位鳏夫。贝尔塔说：“如果您愿意每次付五马克的话，我可以不时地给您做点吃的……我可不想靠这个赚钱，我喜欢烹调，当然只是做些家常便饭。”


    “我就是爱吃家常便饭，海伦坎普太太，我要是有像样的豌豆汤喝……什么猪排牛排都不理了。”


    “那么大杂烩呢？”


    “只要端上桌来，我什么都吃。”


    贝尔塔乐了，尽管她还是猜不透，一位博士为什么偏偏要到圣保利这种地方来，问题还不少，不过这才是初次见面，以后再问不迟。


    “您什么时候住进来，博士先生？”


    “两小时以后。我这就去旅馆取行李。”


    “您有汽车吗？”


    “我的车在慕尼黑，我是坐飞机来的，在这儿我可以雇出租车。”


    “我也想坐一次飞机，我还从未坐过飞机呢。”


    “什么时候咱们一块儿坐飞机在汉堡上空兜一圈吧。”


    哈比希告辞，坐车前往旅馆。


    在车上他浮想联翩，第一步已经走出，在圣保利租了一间房间，周围住的尽是“女士”，她们会认出照片上的人是谁，会说：对，就是她，我们认识她，可以在某某夜总会碰到她。于是他会找到她，对她说：


    “你害死了我儿子罗伯特和我太太盖尔达，现在我要跟你算账！”


    想到这儿，哈比希心如刀割。他像久旱盼甘露一样期待着这一时刻的到来，但他不知道接下来他能干什么。


    他真的能杀人？亲手杀？怎么杀？打死？掐死？还是吊死？


    应该有件武器，这样更方便。最好有一把手枪，手指一扳，子弹出膛，最利索的办法，毫不费劲，只要扣动扳机就行，一下，两下，为保险起见就扣三下，连瞄准都不需要，离那么近，肯定百发百中。


    杀人看起来就这么简单。孰不知这“手指一扳”有多难啊，普通人几乎做不到，更难的是要目睹子弹射进身体，鲜血迸出伤口。这种惨象会不会永远留在脑海，使人夜不成眠？在这以后人还能正常生活吗？今后我不论遇见什么人都会说：看见了吧，我杀死过一个人，不是出于贪婪，不是嗜杀成性，也不是有什么卑鄙的动机，全不是，而是不得不这么做，我只是兑现了我的诺言，履行了我的责任，从而结束了我生命中的一个阶段。往后只有浑浑噩噩过日子，等着自己死去了。


    后悔？能有后悔吗？他们枪杀了罗伯特，简直是处决了他；他们击碎了盖尔达的心，扑灭了她生活的勇气。犯罪必须受罚，这是小学里就学到的，如果是伸张正义，手就不会发抖。


    哈比希从旅馆取出行李。那个建议他租用贝尔塔房子的旅馆职员把他的四个箱子装上行李推车。


    职员问：“博士先生，房子租到了吗？”


    “您的建议很好，您叫什么名字？”


    “我叫弗利茨-珀勒。”


    哈比希掏出一张100马克的钞票递给珀勒，说：“弗利茨，我还要您出个主意。”


    “只要我能帮得上忙，愿意效劳，博士先生。”珀勒赶紧接过钞票放好。


    “我需要一支手枪……”


    “博士先生，您要什么？”珀勒表情有点异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