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场与开幕

    4月17日，缔结了媾和条约。


    清政府最抵制的是割让辽东半岛。清王朝兴起于中国东北，进入北京之前，曾以沈阳（奉天）为都。迁都北京后，这里仍称做盛京或留都。昔日的宫殿保存下来，叫奉天故宫。郊外有太祖努尔哈赤的福陵和太宗皇太极的照陵，两帝乃清朝的创业之主。


    当日军从朝鲜跨过鸭绿江进入辽东时，北京宫廷大惊失色，曾飞檄命令死守这块“皇祖寝陵之地”。


    日本要求割让的北限，是辽河一线，紧贴着奉天之南。


    努尔哈赤迁都沈阳之前，都城是辽阳。根据日本的方案，辽阳在割让之内。


    辽东半岛为日本所有，旅顺就变成直布罗陀，使日本能控制渤海，随时可以进攻北京。清廷认可的是割让鸭绿江西岸以凤凰城为中心的与朝鲜接壤的领土，但日本岂能满足于这么小的地块。


    关于割让，日本准备了ABC三案，提给李鸿章的是B案。A案比B案更往西扩展了许多。这个B案，把辽阳、鞍山划在内，地盘也不小。李鸿章拼命抵制，日方终于让步。其实，日本的让步不过是“预定的让步”而已，早就准备好了C案。


    根据C案，辽阳和鞍山仍归清廷所有。即便如此，比后来日本从俄国手里接过来的租借地“关东州”也大七倍多。


    至于赔偿战费，这场战争既不是中方主动攻击日本，又不曾踏进日本尺寸之地，实在是毫无道理。何况要三亿两，五年付清，真是苛刻已极。


    “不管怎么说，太苛刻了！”李鸿章反复念叨，他最了解清政府财政的拮据。


    最后日方让步，减为两亿两，七年付清。


    日本明白，若要求过苛，清政府实在无法接受，日本就只有谈崩，再挑起直隶之战。那时，列强势必干涉，不要说割让土地，连分文战费赔偿也得不到。


    中方只认可割让与朝鲜接壤的四县和澎湖列岛（不包括台湾岛），赔偿战费一亿两。这是李鸿章4月9日提出的修正案。日方提出让步方案是4月10日。


    日方明知直隶作战要冒很大风险，但到了此时也只好让征清大总督府的增援部队出发了，并且有意让李鸿章目睹这批运输船。增援部队于4月13日开出宇品港。


    提出让步方案的次日，4月11日，伊藤博文写信给住在引接寺的李鸿章，限期“四日内答复”。


    两国代表的心都处于忐忑不安之中。


    李鸿章接到伊藤的最后通牒式信件，同时又收到天津的电报。是德璀琳发来的。


    德璀琳是天津税务司，与李鸿章很亲近。不久前，他奉李鸿章之命出使日本，伊藤以不是正式代表为由拒绝接见。同日本媾和事宜，他很早就参与了。


    电报说：“前任德国驻中国公使来电称，列强对中国割让领土问题颇有议论。皆认为日本要求不当，中国不必急于议和。”


    伊藤首相4月12日也接到日本驻俄国公使的冲击性电报：“俄国陆海军联合委员会讨论了阻止日军进攻北京的问题，结论是，以俄法联合舰队达成其目的。”


    果然招致了俄国的干涉，法国和德国也将同步而来，伊藤和陆奥心急如焚，认为不赶快签约，恐怕要生变。


    确认增援部队已出发的李鸿章，比别人更着急。日本是怕可能得到的东西不能到手，而清廷则是怕失掉更多的东西。


    日军进逼北京，倘若这时太平天国和捻军还没有被镇压，清王朝就可能崩溃。如今太平天国和捻军已被李鸿章等人联手平定了，不过，借日军进逼北京之机，第二、第三个太平天国的出现势在必然。


    李鸿章在引接寺偶然想起去年读过的文章。他站在政界的最高峰，时常有人向他“上书”，大都是忧虑国家前途，议论救国方法。运气好的话，献策被采纳，献策者就可能当上官。这类上书，李鸿章很少看，只是心血来潮时才读一读，但也读不上一半便顺手抛掉了。去年他读过一篇文章，好像是个广东青年写的，名字叫什么……


    李鸿章没能想起孙文这个名字。


    可以明显地看出，他确实是忧国之士，似乎对外国的事情很熟悉，常以外国作对比，提出要下决心采用外国文明等。不过，他所热爱的国家似乎不是这个清王朝，字里行间充满着不惜以改变政体来振兴国家的想法。


    当然，李鸿章没作答也没接见，但确实是一篇使他难以忘怀的文章。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呢？没把他找来见见，李鸿章不禁有些后悔了。持这种想法的青年似乎在渐渐增多，当权者不采纳他们的政治主张，他们就可能纠合抱有同一志向的人，聚众结党。到那时，就可能会出现第二个太平天国。日军进攻北京，正好给他们以良机……


    4月13日，李鸿章又向总理衙门请示，可否在伊藤提出的修正案上签字盖章。


    日方向中方代表施加压力：如果和谈趋于破裂，停战协议就自动失效，战局重开。


    4月14日，星期日，中方代表没有休息。四天的期限，明天截止。李鸿章给天津海关的道员盛宣怀发了一封电报。往常李鸿章从下关往本国发电报都是给总理衙门，这次致电海关道员，是答复三天前天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以示继续联系。至于盛宣怀，是李鸿章的得力部下。当李鸿章在天津时，盛宣怀几乎就是北洋派支撑门户的元老。电文是：“伊藤两次哀的美敦书（最后通牒），云无可商改。现约明日会晤即定。欲保京城，不得不尔，以后看各国办法。朝鲜准自主，商令两国勿干预内治，伊不允，非据而何？”


    他似乎把愤怒都倾泻在电报中了。


    北京也无可奈何，只好如此了。


    翁同龢的日记中，14日这天写道：“不欲记，不忍记也。”当然是指下关来电的绝望情况。


    4月15日的会谈预定在下午四点开始，14日夜里和15日午后，北京以皇帝名义先后两次向下关发来准予签约的电报，大概是怕误事，发生不虞，所以才反复发电报——


    “李鸿章十九日三电均悉。十八日所谕各节，原冀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如竟无可商改，即遵前旨与之定约。钦此。”


    李鸿章于三月十九日（阳历4月13日）发了三封电报。据说，中方代表团在下关期间花了一万五千元的电报费。


    “若不如此，北京恐将不保。”这句话把宫廷的强硬派也都吓得不做声了。究竟谁来保卫北京呢？只凭悲愤慷慨是不能阻止敌兵入侵的，强硬派的本质早已从吴大澂的败战中暴露无遗。


    李鸿章在赴日和谈之前，曾拜会首席军机大臣恭亲王，提出：“如谈判破裂，请立刻将主上迁至西安，一定把主战派留在北京，让他们同日军作战。这件事可在众人面前提议，主战派逃离北京者，一律问斩。”


    于是，在重臣会议上，恭亲王说：假如议和破裂，主战派大臣都应以紫禁城为据点，血战到底。说也奇怪，自从恭亲王说了这话之后，主战派的调子确实不那么高了。


    当然，这样做是为了给媾和签约铺平道路。李鸿章和恭亲王的互相配合，在宫廷里收到了显著的效果。


    清政府代表团的气氛比当初缓和多了。李鸿章遭暴徒狙击一事，使一般日本人对代表团的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


    慰问品源源不断地送来，其中有皇后制作的绷带。下关西部的渔民送来玻璃鱼缸，里面装着七十多条活鱼。甚至有些日本人还做出赎罪举动。


    当然，说穿了，这并不是惋惜李鸿章的遇难，而是行刺事件使日本受到世界各国的谴责，他们害怕对媾和不利。对此，陆奥在他的《蹇蹇录》中也有所记载。


    清政府代表团近来感到日本人的敌意缓和了，心理上的压力减轻了许多。而且，国内对于代表团据理力争的情况也有所了解。过去指责李鸿章是卖国贼的骂声，由于李鸿章的遇刺而逐渐消敛。强硬派的攻击之词丧失了说服力。


    接到皇上批准签约的电报，住在引接寺的清政府代表团成员们顿时都如释重负，若不因为是处理战败媾和，必须谨慎从事，真想举杯庆贺一下。


    “签了条约……就马上……回国！”李鸿章把电文放回桌上，摘下眼镜，断断续续地说道。


    “我的事情可算办完了！”李鸿章独自喃喃地说道。


    4月15日第五次会谈（加上在病床上的那一次为第六次）之后，七十三岁高龄的李鸿章觉得疲劳不堪了。


    那一天，他拼出最后一点力量，要求把二亿两赔款再减少五千万，为一亿五千万两。


    “这个问题不能再谈了，已经减少了三分之一嘛！”


    伊藤不想再谈下去。


    “那就再减少两千万两吧。”


    然而，伊藤一个劲儿摇头。


    赔款当然是用清政府的单位来表示。清政府是银本位，但没有货币。有一种洋银在市面上流通，是以墨西哥银元为主的外国银币。还有一种马蹄银，是小银块。按纯银称量，纯银五百七十五格令（约三十七克）为一两，叫库平两。所谓“库平”，是保管在户部的标准秤。


    战争之前，光绪十七年（1891年）岁入为八千九百六十八万余两，岁出为七千九百三十五万余两（据《清史稿·食货志》）。由此可见，日本的要求对于清政府来说是多么苛刻。


    伊藤首相同意把作为条约担保的占领威海卫和奉天两地改为只占领威海卫，清廷支付驻兵费由年二百万两减为五十万两。


    4月10日和15日两次会谈，日方委员陆奥外相因病未出席。


    签字仪式在4月17日举行，这天正好是甲午日。战争爆发之年的1894年是甲午年，所以中国一般把这次战争称做“甲午战争”。甲午之年爆发的战争，于次年三月的甲午之日收场——签署媾和条约。


    签字仪式只不过是一种形式，陆奥外相也抱病出席。


    再没有可议的问题了，这一天，他们只谈些非正式的闲话。作为正式的国家代表，为结束战争的和谈而来，因此，尽管李鸿章在十年前缔结《天津条约》时就认识了伊藤博文，也必须避免议题以外的闲谈。在谈判中，有时似乎也谈些闲话，但双方都明白，醉翁之意不在酒，并非纯粹的闲谈。


    签署已毕，不管再谈什么，条约也不能变更了，于是，两国代表第一回东拉西扯起来。


    “陆奥阁下，病好些了吗？”


    “平素很少锻炼，时常闹病。”陆奥答道。


    “大概是公务过于繁忙，操劳过度吧？应该适当把工作交给训练有素的部下去做。事无巨细，外交大臣一个人都掌管，岂能有休息时间？阁下还年轻，今后工作的日子长着呢，要多多保重身体呀！”


    通译刚把李鸿章的话翻译完，伊藤博文就插嘴道：


    “我们都不能长生不死，的确应该让部下适当地分担工作，可是，收罗人才不容易呀！听说中堂阁下那里俊才如云，令人羡慕！”


    以李鸿章为中心的“北洋派”的存在，是人人皆知的。甚至有人说，李鸿章把中国的一多半人才都笼络在自己手下。


    “如云？”李鸿章微微一笑，露出自嘲的表情。


    在场的人当中就有北洋派的主要人物——伍廷芳、马建忠、罗丰禄、徐寿朋、于式枚……


    李鸿章真想反问一句：你是不是有意讥讽？可是，在这些“俊才”面前反问这话，未免太不知趣了。网罗了如云的俊才，最后还不是败给了日本……


    “可惜是乱云哪！”李鸿章说道。


    翻译卢永铭先译成“散乱的云”，接着又译为“破碎的云”。


    “破碎的云？”伊藤博文刚要发笑，立刻又把张了一半的嘴紧紧闭上了。“破碎的云”就在他身边。


    “他们作为个人，确实都是出类拔萃的。至于没能把他们统一起来，形成一个大云团，就只怪我老朽无德，惭愧之至。”李鸿章说道。


    这并不是谦逊之词，他心里也的确在这么想。


    他驱动这些俊才，总是以竞争为动力，现在他觉得很后悔。因为竞争固然可以磨炼才干，创造业绩，但作为一个集团，岂不是缺少了团结一致？他们没能为一个巨大的目标丢开小异，同心协力。


    李鸿章同他的出身很不相称，特别重视民间谣传。在那个时代，几乎没有宣传机构，想了解人心动向，街头巷尾的闲话是重要资料。罗丰禄就专门负责收集北京和天津的街谈巷议。临来日本之前，他听来这么一句话：


    “一个喽啰点火，另一个喽啰扇风，老头子忙着去扑灭！”


    “老头子指的是我喽？”


    “是的。”


    “点火的喽啰可能是指袁世凯，扇风的是谁呢？”


    “像是指盛宣怀。”


    “唔，不错。”


    李鸿章敲了一下膝盖，喜形于色，认为说得很形象。民间的眼力真不错，令人叹服。


    在朝鲜点火的人确实是袁世凯，而在天津海关的盛宣怀，主战言行颇多，还不时弄来一些低估日本实力的情报。


    两个部下当然都很出色，但他们从未同心合力过。这也是因为主子李鸿章尽量把他们分开，让他们互相竞争，各显其能。


    “那位在朝鲜的袁世凯眼下在干什么？”伊藤博文问道。


    “不知道……像他这样的卑微下属，我不曾留意。”李鸿章答道。


    “原来他处于中堂阁下不注意的位置，太可惜了，这个人可是个干才。”伊藤说道。


    提到袁世凯的名字，李鸿章怀疑伊藤是要求给这次战争的点火人以处分，虽然签约已结束，但提一点“要求”之类尚无不可。这些杂谈尽管在签字以后，李鸿章也让秘书把重点都记下。


    他所说的“卑微下属”，是指袁世凯不处于对战争负责的地位，假如伊藤要求处分，就可以借此来推托。


    然而，伊藤只是称赞袁世凯的才干，只字不提处分。


    “那个年轻人竟让我们老练的竹添公使喝了不少苦酒，真是年轻有为，可惜我手下没有这样的人才！”伊藤说道。


    沉思良久，李鸿章仿佛终于想起来似的说：


    “有一次听说他在沈阳那一带，管运输之类……”


    袁世凯在哪里，李鸿章知道得最清楚。被暴徒击伤后，从国内来了许多慰问电，其中也有袁世凯发来的。


    袁世凯正在沈阳。他所负责的兵站总部位于沈阳西北约六十公里的新民府，从那里到临近前线的辽阳之间，设置了十二处兵站，以接力方式补给军需。袁世凯一般住在中间站的沈阳。


    “这就是湘军和淮军的下场！”周馥说道。


    周馥是直隶按察使，比道员的袁世凯品位稍高，出身安徽，给李鸿章当幕僚也比袁世凯早些。


    从前线逃回来的湘军和淮军，在三十年前，曾镇压了太平天国军，因而赫赫有名。


    “两军当年比今天强吗？”袁世凯问道。


    “那当然。”周馥似乎受到了侮辱，愤然答道。


    “他们变弱了？”


    “是啊！”


    “若是不间断地加以训练，军队很快就能变强。训练好的士兵再训练新兵……总之，我认为训练可以使军队强大。”


    “并不像你想的那么容易！心里想的，纸上写的，都合情合理，一旦着手去干，可就……”


    “为什么实际干就不行了？”


    “你问谁？你这家伙比谁都清楚！”


    “哈哈哈，当然！”


    不用周馥说，袁世凯知道那原因，而且知道得非常清楚。除了“腐败”，还能有别的吗？曾国藩和李鸿章年富力强的时候，湘军也好，淮军也好，都保持着正规军队所没有的紧密团结，无愧于精锐之名。


    腐败究竟从何而起呢？


    “不是训练问题，是军队的管理问题。”袁世凯似乎在自言自语。


    “对，完全对！”旁边的长芦盐运使胡燏棻突然大声插嘴。他现在也是兵站的负责人之一。天天看到一群群丢盔卸甲的败兵逃来，他冥思苦想，追究原因，终于找到了同一结论。


    腐败先从金钱上开始。


    军队就好像包工合同制一样，带一百人的队长，国家支给一百人的兵饷。实际上，队长手下只有七十人，那三十人的兵饷被他私吞了。当然，他也要有两三名得力部下，也得分一些给他们。有七十人还算是好的，只有实数的一少半的，并不罕见。


    侵吞兵饷的军官们心里有鬼，说不得硬话。士兵们觉得受了愚弄，拒绝接受严格训练。


    这样，军队自然就无法管理好。想改善，必须建立一套杜绝舞弊的管理制度。可是，军队的干部们怕失掉既得利益，不欢迎改革。


    清军就是在这种腐败的基础上同日军交战的。


    “失败是必然的！”周馥说道。


    这也是在场的袁世凯和胡燏棻两人想要说的话。


    “假如现在给我一万兵，训练一年，一年之后同十万国军打一仗，我准能打败他们。”袁世凯说道。


    “是啊，你应当造就一支自己的军队！”胡燏棻起劲儿地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