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封建之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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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翻殷帝国并非仅靠周武王一人之力。周武王动员了三百乘战车、三千虎贲、四万五千甲士。而在召集诸侯后集结的军队里，战车就有四千乘之多。从战车的数量可以推定，周召集的其他各部族军队十几倍于自身兵力。这次召集很可能也有太公望在其中奔走的功劳。中途放弃的第一次举兵并对诸侯发起号令——总尔众庶，与尔舟楫，后至者斩一——的人，《史记·周本纪》称是师尚父，也就是太公望。可能正是太公望对各部族做协调工作。


    《尚书》中收录的《牧誓》就是这次的宣战布告，不用说，出自武王之名。其中有一句：


    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


    这里列举的正是各部族的名字，蜀直到现在还被用作四川省的简称。西北、西南各部族集结在周的旗帜下，此外，这些部族被中原的殷视为夷狄，羌人还被殷人掳掠用作祭神的供品。


    周的东征含有东西决战、一雪前耻的意义。在气势上，西军压倒了东军。


    武王有很多兄弟，其中最优秀的是成为自己臂膀、辅佐自己的弟弟周公旦。另外，在这次东征中立有大功的召公奭，据说也是武王的庶子，但《史记》中只记录周姓的“姬”。最近在殷代卜辞的研究中，“召方”这个词频繁出现，所以人们从中得知，河南西部的大势力召族因受到殷的压迫而迁往西方，召公奭很可能就是这个地方的首领。


    周东征之时，必定要通过召族的领地。能不能让召族加入自己一方，可以说是成败的关键所在。尽管召族不属于周的一族，但因为功绩也受到同族的待遇，于是武王庶子的传说就出现了。


    周为了增加力量，采用了政治婚姻的策略。成为姻戚，就意味着能得到亲家强有力的支持。文王的祖母太姜出身姜族，这也是周的武力的大后台。


    就这样，推翻殷而成为天下之主后，周当然并且也必须要对功臣们论功行赏。创建联合军队并指挥战争的太公望战功第一，被封于山东省的营丘，称为齐国。武王的同母弟周公旦是本族内功劳最大的，被封于山东省的曲阜，称为鲁国。召公奭被封于燕（河北省）。


    周代爵位分为“公”、“侯”、“伯”、“子”、“男”五级，这一制度甚至到日本明治政府时仍在采用。为同族和功臣授予爵位、给予土地，对农业立国的周来讲，是极为自然的。获得领地并受封的武王兄弟据说有十五人。连古代的圣人——神农、黄帝、尧、舜的子孙也被寻找到并封于各地，据说舜的子孙被封于陈（河南省），夏的子孙被封于杞（河南省）。


    不仅如此，已亡国的殷代纣王之子禄父（武庚）也被封为诸侯，获得了殷旧地的一部分。如果殷彻底灭亡，周担心殷的祖神得不到祭祀而作祟，但是周也必须警惕殷的残余力量，武王派他的弟弟叔鲜和叔度担当监视的角色。《史记》中没有这两人的名字，但有另一个叫霍叔的人物，统称“三监”。


    给同族、功臣分封土地，使之成为周的屏藩，这被称为“封建”。甲骨文中“封”同“邦”。“封建”指的正是建邦，并且服从王朝的这些邦的君主都是世袭的。


    如果单纯地把这段历史说成是从奴隶制社会到封建制社会的转变，或者是神圣帝王独裁制到地方分权制的转变，确实便于理解，但如果放到历史走向中，这种说法就显得过于简单。殷灭亡后，武王在第二年死去，创建周代制度的是他弟弟周公旦，孔子视他为圣人而予以尊崇。儒家后来成了中国思想的主流，所以周代制度就被奉为中国文化的精华。


    人们开始意识到，至今号称是周代创立的封建制度事实上在殷代就已有萌芽。甲骨文中有“作邑”的情况，“邑”是“村”的意思，但也可以理解为“集落”或“国”，而且字形和“邦”相似。势力范围扩大以后，就需要委托可以信赖的下属前去管理那些遥远的地方。


    农耕为本的周，很早就有了分土地的观念，只要与此体制相关的，都比殷要先进。当殷刚开始考虑分土地的时候，周已经将此作为制度固定了下来。


    传说在西伯昌的时代，虞和芮的首领之间有一起纠纷，为了寻求裁断而去了周，看到的却是人们互相谦让的情形，于是两个首领都惭愧地返回，互相做了让步。芮城县和虞乡（同在山西省）仍是现在的地名，在黄河和渭水的汇合点以东。如果有了诉讼，理应去天下之主殷的所在地才对，但他们却去了周。关于诉讼，《史记》仅用了一个词


    ——有狱。


    这是一起因为相邻而引起土地纷争的问题。如果是关于土地的问题，可以认为周比殷更老练并富有经验。


    在狩猎、畜牧、农业（还可以加上掠夺）等支撑人口的生产模式中，农业的影响力逐渐越来越大。中国必须切换到以农业为本体制的时期到来了，这也是摆在殷面前迫切需要考虑的问题，卜辞中有这样的记录。体制的改变是艰难的，而周原本就有这样的体制，所以这就成了优势。


    殷周革命表现为不同体制的斗争。也有论点认为，像王国维那样把殷当作异类，完全从中国文化中剥离的做法过于极端。


    周的兴起，跟与拥有先进文化的殷的接触是分不开的，最重要的是继承了它的文字，所以才没有让人有很强烈的历史断绝感。成为天下之主的周，还是在某种程度上采用了殷的神圣王朝制度。天子接受天命、代表上天统治人民的观念是殷的产物，周把它继承了下来。可以说这是一种利用，而长期统治中的这种做法有它相应的意义，该用的时候还是必须要采用。在断绝的中间，我们还是能够注意到有接续的细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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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武王东征的时候，用卜筮占卜出的结果是“大凶”。不过，据说太公望把已经做成筮竹的植物和龟甲一脚踩到地上，说


    ——枯骨死草，焉知吉凶。


    周根本不把占卜当作是个问题。这是一种现实性的、合理的思考方式，殷人做梦都不可能想到天下还会有这样的行为。


    在思维方式上，周人就优于祭政合一的殷人。然而在劳动生产方面，殷又远远优于周，这是因为有大量的奴隶可供驱使，根本不用考虑成本问题，所以肯定能制造出优秀产品。单单就说青铜器一项，如同前述，周始终都无法超越殷的成就。


    牧野之战大胜的周军在进入殷都后，肯定会惊讶得连嘴都合不上。来自西北和西南、算是开化了一半的这些人，必然会被殷的文化深深震惊，并深受影响。周人在祭祀之外是不饮酒的，而殷人每日必行之事就是举行盛大的饮宴。周公特别担心殷的这种风气传染给纯朴的周人，于是颁布了《酒诰》，措辞非常激烈，规定公务员若聚饮，一律押回国都，全部处死。周和殷不同，不会轻易杀人，从《酒诰》可见，周公更担忧酒害。《酒诰》以第一级别公文的形式布告出去之后，还是有人真敢喝醉而不把它当回事的。所以，就算再怎么禁止，总会有缺乏免疫力的人迅速成为酒的俘虏。


    《酒诰》警告的对象是周人，不过规定殷代各臣工若沉溺于酒则不能被处死，只说是要“姑惟教之”。可能是知道饮酒成性的人因为上了瘾，不可能立刻戒掉。通过强调酒害，留给他们一个改变习惯的缓冲时期。而对此作负面猜测的话，也可能是对殷人溺酒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样的态度。所谓“工”，指的是技术工艺专家。周即使推翻了殷，却还是需要殷的优秀技术的。


    殷周革命成功两年后，武王死去，年幼的成王即位，辅佐幼王的是周公。这时周的基础还不牢固，可能还有人对当时的论功行赏不满。殷纣王的儿子禄父处于武王三个弟弟也就是三监的监视之下，武王死后禄父似乎对三人煽风点火。对这三个武王弟弟来说，兄长周公拥立幼王后的独断专行让他们很不痛快。而禄父手中还有一定的军事力量——牧野的殷军因倒戈有功，得以保全下来，此外和殷有很深关系的南方淮夷也拥有强大的实力。“如果我们联合起来，就能推翻周公。”人们认为是禄父在做劝诱。三监接受这份劝诱，真的只是不满兄长周公才同仇敌忾的么？可能还有原因，比如他们监督殷代遗民，深受殷文化的影响。周公为了保持朴素的风气下达了禁酒令，但三监的心里谋划的是要创建一个继承了殷文化的国家。偷鸡不成反蚀把米，完全落入了以复兴殷为目标的禄父的陷阱。


    周公和召公合作，以武力镇压了三监的起兵作乱。周在西方同样也有麻烦，不少诸侯反对讨伐三监之乱。可见，周在成为天下共主后，在初期确实不够安定。然而如果放任三监之乱不管，就会导致新诞生的国家灭亡。周公力排众议，强行出兵，转战至山东半岛北端，花费三年时间，成功平定了叛乱。


    平安渡过三监之乱后，周王朝终于安定了下来。禄父被诛杀，纣的另一个儿子微子开则被封到宋（河南省）。周终于还是意识到殷遗民的集中会带来危险，于是采取了分散政策。


    在那之后，分散在各地的殷遗民不断相互联系。假如有块土地盛产盐，价格也便宜，但在别的土地上因无出产而价格昂贵，殷遗民就利用分散的优势，实行贸易。在迁到前文提到的安阳（殷墟）之前，殷被称为商。迁到殷之后他们还是自称为商。“商业”这个词，意思是商的人所从事的职业。“商”本身是国名，原本没有“商业”的意思。


    经过了三监之乱，周安定下来，成王、康王的时代被认为是黄金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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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周王朝的创始年份，从董作宾提出的公元前1111年到其他说法的1027年，有80多年的差距。


    中国开始启用年号是从汉代后期开始的，之前的时间是以某王第几年的形式来表现的。周在建国约二百年后，大概有十四年的一段时期内没有帝王的存在，这段时期被叫做“共和”。共和不是年号，而是临时加记的，故此人们明确了共和元年相当于公元前841年。《史记》中的《十二诸侯年表》从这一年开始，在栏中再也没有漏过任何一年。


    之所以纪年从这一年开始才变得明晰，是因为此前周代史官的详细记录都丢失了。可以想象当时天下大乱的程度，连秘藏于宫廷的记录都丢失了。建国当初的重要文献，例如五诰等因有大量副本，以《书经》的形式流传了下来，而成、康黄金时代以来的事件则变成了青铜器上的铭文，从而也成了重要的资料。青铜器因某种纪念而作，然后下赐，缘由被铸在上面，这种情形很多。


    那么，导致大量记录丢失的天下大乱，是怎么回事呢？这次大乱在公元前841年即共和元年总算是收了尾。可以想见，从那年开始，记录得以继续，年代也明晰了。


    事情发生在武王之后第十代的厉王时期。因第六代恭（共）王和第八代孝王是兄弟，所以在此前一共是九世代。此时周王室已经衰落，厉王着力重建王室权威。《史记·周本纪》中说厉王“好利”，“行暴虐侈傲”，而恶政具体到了什么地步却是不得而知。要重建王室权威必须寻求收入来源，所以具体到形式，可能就是搜刮民脂民膏吧。一般认为这就是暴虐的内容，简单来说就是压榨。《史记·周本纪》中说


    ——国人谤王。


    被压榨的人自然要言不平。针对于此，厉王派卫国（河南省）的巫作秘密警察。巫放出密探检举诽谤王的人，并处死他们。人们因恐惧而噤声，开口就可能会被怀疑是在诽谤王上，所以熟人在路上见面的时候并不开口，而仅仅以眼神互相示意。《史记·周本纪》中将此形容为


    ——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


    诽谤者消失了，厉王很得意。召公对此警告说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堤防虽然可以防水，但如果溃堤就不得了了。召公还劝谏说，用恐怖政策防民之口比这个还要危险。这里提到的“召公”，正是两百年前为周代建国立下大功的那个召公的子孙。虽然召公封于燕，周公封于鲁，二人仍被留在中央政府辅佐帝王。这份辅佐的工作也是世袭的。


    忍耐力极强的人民在这样的状态下坚持了三年，最后终于爆发了。


    三年，乃相与畔，袭厉王。厉王出奔于彘。


    《史记·周本纪》对这次大动乱的叙述像上面这样简洁，在竹简上也就是一行字。实际上，在这场天翻地覆的暴乱中，人民袭击王宫，破坏了所有的东西。史官的详细记录，恐怕正是在这个时候丢失的。


    因为没有王，所以周公和召公两人共同施行政令，被称之为“共和”——这是司马迁《史记·周本纪》中的说法。不过，《竹书纪年》中有这么一句


    ——共伯和，干王位。


    这句话可以理解为有个受封于共国、名叫和的伯爵在代理王的职能。我觉得后者更有说服力。


    不管如何理解，无论是共伯和，还是周公与召公，都是代替缺席的厉王施行了十四年政治。厉王在彘地死去，他的儿子在成人之后被奉还了大政，就是宣王。代理王工作的人却意外地悄悄抽身而退，《庄子》中就有文章称赞了共伯和的无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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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厉王为了振兴衰落了的周王室，强行实施带有压榨性质的政治措施。虽说周王室衰落了，但其衰落也只是相对性质的。有了比较的对象才能说是富有还是贫穷，所以必须意识到，周王室的衰落是和分封到各地的诸侯相比较而言的。与其说周王室穷，不如理解成在地方主义兴起的时代里诸侯们更富有。


    既然旁系变得比主系更有钱，自然地，旁系也就不再那么听主系的话了。此刻起，诸侯的时代就已经到来了。《史记·周本纪》中记载了大政奉还的情形：


    宣王即位，二相辅之，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遗风，诸侯复宗周。


    说诸侯们再次认可了周的宗主地位，不过如果是这样的话，就说明以前诸侯是并不认可周的。厉王采取的强制政策因为不被认可，所以失败并导致大乱。


    宣王在位四十六年，但也称不上是个明君。他在和西戎各族交战的时候，损失了征自南方的军队。宣王的儿子是幽王，这是个比他父亲和祖父还要糟糕的昏君。


    夏末有妹喜，殷末有妲己，似乎国家将要灭亡的时候总有妖女出现。幽王也是因为宠爱一名叫褒姒的女子而丢了国家。幽王有正妻申氏，立申氏所生的宜臼为太子。不过，在褒姒生下叫伯服的儿子后，幽王就废了宜臼，改立伯服为太子。不管何时何处，家族内斗总是这样开始的。


    关于褒姒的出现，有一个神奇的传说。一个叫褒的小国因为有罪，为了乞求宽恕，向周王室献上美女。虽然这是个绝世美女，却从未有人见过她的笑容。幽王想一睹笑颜，试尽了各种办法，但她总是不笑。有一次，烽火台因人为失误升起了狼烟。因为这是紧急警报，各地诸侯和军队慌忙赶到王宫，但当得知只不过是一次失误后，都一脸愕然。这个样子非常好笑，于是褒姒就嫣然一笑。她笑起来容颜更美，据说幽王为此多次派人升起狼烟。诸侯们烦透了，所以到后来狼烟升起都视而不见。


    王后申氏出身于实力派申侯一族，她被夺去正妻地位，所生儿子又被废除了太子地位，申侯当然反感幽王。他与缯、西夷、犬戎等部族共谋，造反举兵。据王国维的说法，造反的核心势力犬戎是后来匈奴的祖先。


    见犬戎等族大肆来攻。幽王急忙令人升起狼烟。而诸侯们一看，“又来了……”没当回事。没有援军前来营救的幽王在骊山脚下被杀死。传说太子伯服也被杀，而褒姒则被掳走。


    周代国都宗周相当于现在的陕西省西安市。犬戎族对宗周大肆掠夺，宫殿全被破坏。一般认为，把王的遇害全部归罪到美女褒姒一人身上是不公正的，幽王的统治不得人心才是最大的原因。《诗经》中也有诗歌提到幽王随意向诸侯、诸臣索取土地和人口，说他判案子也是毫无章法，荒唐无稽。


    可以说当时周已经灭亡了。不过，被废的前任太子宜臼还在外公申侯的领地上流亡。据说宜臼在褒姒生下伯服后，感到身处危险，就逃到申了。


    《竹书纪年》中，有幽王十年（前772）王师伐申的记录，不过没有提到这次讨伐的结果。幽王伐申的理由是申侯拒绝引渡逃亡的前太子宜臼。而在这次讨伐的次年，幽王就在骊山被犬戎所杀。受伐的申侯依靠犬戎的武力发动反击，而接受犬戎援助的代价就是宗周的财宝。国都宗周被完全破坏也在情理之中了。


    周推翻殷之后，将现在的河南省洛阳市定为副都，并命名为成周。躲在外公家的宜臼于幽王被杀的次年前往成周。


    史家把公元前771年幽王死亡之前周的这段历史时期称为“西周”，次年宜臼移都洛阳并即位后的时期称为“东周”。宜臼称为平王，从武王算起是周的第十三代王，但也可以看成是东周的第一代王。


    东周是一种亡命政权，不言而喻，没什么实力。从两百多年前起，分封于各地的诸侯变得富强的例子并不鲜见。宗家一下子把先祖留下的宗周全败光了，所以也没什么脾气。


    平王在位也有五十一年，但因为太子泄父死得比他还早，于是后来即位的是平王之孙桓王。名义上周是天下之主，但实力却在诸侯或是他们的下属手中。诸侯们无视天子、进行势力争斗的时代开始了。


    孔子所编《春秋》写的是鲁国历史，以鲁的隐公元年为起点，相当于平王四十九年（前722）。从已确认了年代的共和元年算起，时间已经过了一百九十年。史家将此后的时期命名为春秋时代，接下来的则是战国时代。用东周作称呼的比较少见，因为周王室只不过是名义上的，所以称作春秋战国时代更为恰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