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字与青铜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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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与禹或类似人物相比，夏王朝存在的确定性更大一些。虽然并不知道这个王朝是不是传承了禹的血统，但它却可以用“大”来形容。


    各部族的首领会议的议长一职，最初是由推举产生，但慢慢地改为世袭制，处于该职位的人掌握很大的权力。权力越大，这个宝座就越让人眼馋。只要是世袭制，就会有明君，也会有昏君，王朝也随之时荣时衰。只要魅力四射的权力宝座还在，自然就会有人想占为己有。


    中国王朝的兴亡有种固定模式。除了秦汉的交替、塞外民族入主中原和被赶出的情况以外，大体上都是由王朝内部的人依靠实力夺取王位。


    西汉是被大司马——外戚王莽接管。东汉丞相曹操之子曹丕篡国建魏，而魏又被自己的相国司马炎（晋武帝）篡夺了。晋被相国——将军刘裕（宋武帝）取代。统一南北朝的隋文帝，原本是北周的一位八柱国（重臣），取北周而代之。隋被唐所代，唐高祖李渊也是北周的一位八柱国，还是隋的重臣。夺取唐朝天下的朱全忠（后梁太祖）曾是唐的节度使，之前投黄巢军，后又反叛。除了几次被外力推翻外，中国的王朝基本上是被体制内仅次于皇帝的实力派，也就是二号人物所颠覆。


    根据《史记》中的记述，推翻夏王朝的殷汤是夏的方伯。所谓方伯，就是讨伐不服从夏的部族的征夷大将军。一个叫葛伯的首领不举行祭祀，汤以此为由去讨伐他。通过这第一次讨伐，汤必定能够逐渐掌握军事力量，成为夏王朝内部最大的实力派。


    殷的祖先契是舜时代的人。母亲简狄是有嫆氏的女儿，据说是吞了玄鸟的蛋后怀孕，生下了契。这种卵生神话在东北亚、朝鲜等地非常多。“夷夏东西说”认为殷出身于东方，卵生传说便是证据之一。


    契帮助禹完成治水工程，所以舜安排他做了禹的同僚。前面提到，契被封于商地，所以殷又称商。文献记录显示从契到汤，殷共迁都八次。《史记》中提到从契到汤共十四世，所以迁都是非常频繁的。


    夏王朝从禹到最后的桀，共十七王。兄弟、侄叔相继发生过三次王位传承。如果按世代算，则和诸侯国殷一样是十四世。在中国历史上，一世可以估算为三十年。“世”这个字最初也是“三十”的意思。有的书中说，夏持续了458年，《竹书纪年》则称是472年。


    夏王朝的存在性就已让人起疑，那么其寿命又是如何算出的呢？是从禹的丁巳年到桀的甲午年计算得出的。是不是从夏代起就有了天干十二支呢？没有确证。不过，殷甲骨文中已经以干支记事了。十二支采用了数的十二进制法，在这方面“巴比伦起源说”显得很有说服力，这也成了“中国文化西方传来说”的依据。但也并不一定，“天下”是个新词，之前要指代天下，用的词是“四方”。四方再切成两半就是八，切成三份就是十二，此外，一年的月份数也是十二。


    殷遗址位于安阳县小屯村，所以考古学家称之为小屯文化。在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最底下是仰韶文化层，上面是龙山文化层，再往上就是小屯文化层了。其中龙山文化层一般很薄。不能说龙山遗址就等于夏遗址，按时期来讲，它比仰韶和小屯要短。此外，各地的小屯样式的遗址也不全是殷代的。文化在混合后，显示出向更优秀一方的倾斜，政权和文化层完全一致的看法过于单纯。


    甲骨文已完全证明了殷的存在性，所以我们继续谈殷。契之后十四世的汤是个杰出的人物，而且他有一个杰出的臣下，叫伊尹。


    明君得名相，国运因此昌隆，这也是中国历史的一个模式。神话时代的禹也是托付政治于益这个人物而获得成功的，这在前文已提到。


    夏王朝最后一个君主是履癸，也就是被称作桀的那位。他既暴虐又沉迷酒色，是一个典型的暴君。各地首领叛乱不断，在他讨伐有施氏的时候，有施氏献上妹喜，从此桀对妹喜非常宠爱，言听计从。有个叫关龙逢的人劝谏，却被桀抓起来杀掉了。殷汤听到这件事后叹了口气，显示出了哀悼的意思。桀大怒，把汤关到夏台（监狱），不过最后还是释放了他。


    这也是后来历史上重复发生的情节模式。在准备要干掉二号人物汤的时候，这事却没能执行。大概要是杀了汤，他背后的势力不会善罢甘休。


    没过多久，昆吾氏发起叛乱，夏方伯汤前去讨伐。不过此时的汤已经下了决心，要推翻暴君桀。


    各地的首领跟随汤参加了对桀的讨伐。桀败退到叫鸣条的地方，汤紧追不舍。《史记·夏本纪》中记载了桀死前的遗言


    ——吾悔不遂杀汤于夏台，使至此。


    这场暴虐和有德的交替，反倒让人觉得黑白分明得太离谱了。夏为中原之主已有很长时间，但殷作为方伯掌握着军队，到了汤这一代，就用武力把主君拉下马来。在武力的背后也有文化的力量，制造和改良新工具正是文化的力量的体现，这也被应用到武器上。


    应该这样认为，在文化上殷压倒了夏，政权也就随之交替。


    2


    殷代的历史因有文字记录而为人所知。尤其是后二百几十年，因为有丰富的卜辞，所以殷帝国的社会环境就格外详尽地展示在我们面前。


    这一切多亏了对殷墟的发掘。关于殷墟的发现，有个很有意思的故事。


    北京的药店里卖一种叫做“龙骨”的东西，人们相信把它磨成粉后饮用，能治疗疟疾。事情发生在1899年，正是义和团事件的前夕。王懿荣（1845—1900）时任国子监祭酒（国立大学校长），他有一个幕僚精通金石学，叫刘铁云（即刘鹗，1857—1909）。所谓金石学，指的是古代文字学，是对刻在青铜器及石碑上的文字进行研究的学科。王懿荣因患疟疾，经常让人去买龙骨。一个偶然的机会，刘铁云看到了家仆以六文钱一斤的价格买来的龙骨，在龙骨上有像文字的东西。若是旁人倒也罢了，但浸淫金石学的刘铁云注意到，这些文字好像比青铜器上所铸的文字更为古老。


    其实，王懿荣既然能当国子监祭酒，必然也是个优秀的学者，精通金石学。可能王懿荣见到的都是家仆粉碎处理过后的龙骨，因此没有注意到上面的文字。在刘铁云说起古代文字的事情后，两人就开始着手研究起来。


    无独有偶，同年，山东有个古董老板得到了一些龙骨，也认为上面刻的像是古代文字，于是就将这些龙骨赠给对金石学有兴趣的湖北巡抚端方（1861—1911）。端方也注意到这些龙骨的重要性，觉得不能白拿，于是每一字支付了二两银子。山东的古董老板欣喜若狂，加紧搜买同样的东西。


    几乎是同时，刘铁云他们在北京的药店里奔波，大量收购龙骨，也就是甲骨。甲骨卖得多，而且还卖得贵，所以药店和古董店都争相到产地采购囤积。如果产地被泄露，收藏家就可能自己直接去买，所以业者撒谎说产地是河南的汤阴县。刘铁云信以为真，还把这些话记录在自己的著作《铁云藏龟》中。而实际的产地是河南省安阳县的小屯村。这在1910年罗振玉（1866—1940）所著《殷商贞卜文字考》中得到确认。占卜王的出入平安与否的甲骨出土之处，极有可能就是殷王朝的中心——国都。这个时代的学者多不承认殷王朝的存在性，所以对此地的发掘调查就显得格外重要。


    不过，在小屯村被确认为甲骨出土地的第二年，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被推翻，之后又是南北对立，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无法正式开展发掘的工作。到了1928年，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派遣董作宾（1895—1963）一行做预备调查，不久，发掘工作正式启动。在哈佛大学攻读考古学和人类学的梁思永（1904—1954，清末启蒙思想家梁启超〈1873—1929〉的儿子），回国后即为发掘队队长兼总指挥。除了前面提到的董作宾，还有其他年轻气盛的学者参加，有李济（1896—1979）、夏鼐、尹达（1906—1983，原名刘燿）、胡厚宣。在那之前，仰韶遗址、周口店的北京人发掘调查以及西北的考古学调查，是由安特生或斯文·赫定（SvenHedin，1865—1952）这些外国学者主导并参加实施的。而殷墟的发掘，最早开展工作的全部是中国人。发掘调查需要长期进行，但因为日中战争和之后的内战，中断了十三年之久。


    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科学院下设考古研究所，并立即恢复了殷墟的发掘工作。甲骨在战争中被疏散到云南省的昆明，董作宾借此复原了殷历，于1945年出版了十四卷《殷历谱》。战时无法开展发掘调查，所以这可以说是当时考古学界最大的收获了。在战前参加了殷墟发掘的尹达，1939年在陕西延安撰写了《中国新石器时代》。战火并没有消减他们的热情，只是战前发掘的资料和笔记等被从昆明送往台湾，队长梁思永、夏鼐、尹达留在了大陆，而李济、董作宾去了台湾。


    发掘工作是恢复了，但不用说，巨大的困难也随之而来。不过却有了一个大收获——发掘出了武官村大墓。殷墓虽然是王陵，但在地上没有坟丘，这就是所谓的暗墓，没有墓碑也没有建筑物，没有任何墓的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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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被战争阻断的艰苦的发掘调查，通过对甲骨文的解读，在我们面前展示了栩栩如生的殷代历史。


    最让人震惊的是，司马迁的《史记·殷本纪》的记述几乎完全正确。殷人连牙痛的时候都会去占卜是哪个祖先在作祟，所以甲骨文中频频出现自汤以来的历代王名。从汤到帝辛（纣）共三十代王，《史记·殷本纪》中列出了他们的名字。


    在发明并普及印刷的宋朝之前，《史记》自然是手抄流传的。长此以往就难免会有笔误。在《史记·殷本纪》中所记三十个殷王名中，根据卜辞必须加以订正的只有三个字：


    （十五代）沃甲→羌甲


    （二十六代）庚丁→康丁


    （二十八代）太丁→文丁


    如果考虑到《史记》以手抄本形式流传了千年以上，其中的笔误应该不会少。卜辞中有的王名在《史记》的殷王谱系中并没出现，共“太丁”和“祖己”二人。不过，《史记》中说，汤的太子太丁在即位前就死了，所以又立太丁之弟外丙。在即位前去世的太子像是最能作祟的，所以后世的人们也把他列到王里，卜辞中也同样处理。祖己在《史记》中是以劝谏武丁的贤臣身份出现的，他因为是优秀的王族，虽然没有即位，却可能像日本的圣德太子那样掌握实际政治权力。故此，有可能卜辞也将他视为王。


    《史记·殷本纪》中还记载了中壬、沃丁、廪辛三王，但并未出现在卜辞中。毕竟很多甲骨被制成了药粉，所以有丢失的，还有没被发现的，不能说甲骨记载的是完整的。


    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距离殷灭亡已有900年以上的时间了。《竹书纪年》中记载，殷保有天下496年，所以从殷王朝创始开始算起就有1400年以上了。尽管时间已过去这么久，却还能保证记载的准确性，确实让人赞叹。卜辞和《史记》的一致性，彻底否定了殷王朝虚构说，并且，使得《史记》的权威性也越来越高。


    那么，存在过的殷王朝是个怎样的政权呢？


    从海量的卜辞及其内容来研究，殷王朝是个祭政合一的国家，每件事情都会向上天和祖先求问。有大量的贞人，即占卜士，而一般也认为殷王自身是一名占卜士，还是他们的头领。殷王根据神意而施政，所以可以说殷是个神国，根据神意而行动的王也就是神圣王。就像埃及的法老，王虽然不是神，但和神之间有极其密切的关系。


    持续时间约500年的殷代（《三统历》中为629年，《经世书》中为644年）也曾历经盛衰。《史记》中说，诸侯即各地部族首领，当他们接踵入朝就是盛时，不怎么前来的就是衰时。如果这是盛衰的寒暑表，殷王就还带有首领同盟盟主的性质。


    从远祖契受封于商，到汤成为中原之主前，殷八次迁都，前文中已提到。汤之后到十九代的盘庚，其间也迁都五次。首次迁都是十代的中丁迁往隞地，相当于现在的河南省郑州市。郑州市周边发现了两个青铜器工房，其中一个工房内出土了1000多个铸型。1950年建设新市街的时候，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发现了多处遗址。


    龙山文化拥有制造和卵壳一样薄的黑陶的技术，但没有留下制作铜器的痕迹。殷代终于进入了青铜器时代，从文化的角度来看，这是划时代的进步。喜好祭祀的殷人首先用铜制作祭祀用的器具，不过，铜也可以被制成农具和武器。生活方式必定要发生一次巨大的革新。


    如果把制造黑陶所用的旋盘看作龙山文化的象征，殷代文化的象征就是制造青铜器所用的坩埚。


    迁都到隞的中丁是个怎样的人物，为什么要迁都，当时的社会状况如何，这些都没有记录遗留下来。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关于中丁的记录已经散佚而未能流传下来。散佚的原因，是政局的不安定吧。


    ——自中丁以来，废适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于是诸侯莫朝。


    《史记·殷本纪》中记述如上，说的是家庭内部争斗不休。对比卜辞和《史记》，王名虽然一致，《史记》中却有两处把父子关系和兄弟关系弄错了。这两处都是九世时候的事情。就算是司马迁，大概也没到利用卜辞的程度吧。


    甲骨文中有相当于“册”和“典”的文字。“册”表示把竹简或木简串起的形状，“典”表示把册郑重地放在台上，双手高举的样子。据此，就可推断出殷代也将正式记录书写在竹简或木简上。甲骨占卜的是实时遇到的问题，充其量是个备忘录。正式的竹简、木简很容易腐朽，不知何时就会消失。而并未受到重视的甲骨却因很难腐坏而保存到了现在，这确实具有讽刺意味。司马迁说中丁时期的记录散佚了，指的应该就是册和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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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代王盘庚，被认为是个有能力、有决断力的人物。殷已衰落到诸侯久不入朝，盘庚决心要让王朝再度强盛。为此，他决定迁都。


    《史记》中记载，殷的人民虽然长吁短叹非常悲伤，但为了让人心一新，恢复建国时的上进，盘庚说服人们渡过黄河南下。盘庚选中的都城所在，正是现在我们称为殷墟的安阳县小屯村。


    在此之后二百余年间，殷再也没有迁都。《史记·殷本纪》记载，在二十七代的武乙时期也迁过都，但那是因为河水泛滥什么的而采取的不得已的临时措施，之后立刻还都。武乙时期以及之后的卜辞都在小屯村中被大量发现。《史记·殷本纪》把盘庚迁都称为“南下”，如果没有“北上”，就没法把话说圆。


    除了甲骨外，殷墟还出土了大量青铜器，大墓里面有很多陪葬的青铜器。据说二战之前进行发掘调查时，还不得不防备前来抢夺出土青铜器的强盗团伙。


    殷代青铜器是世界级的谜题，因为这是突然出现的最高水平的作品。人类的制造工艺都有这样一个过程：先从稚拙的阶段开始，再逐渐加以改良、洗练，最后攀升到高级阶段。对殷代青铜器来说，并没发现有这样一个先行过程，就毫无征兆地出土了大量最高级的作品。对这个问题的解答，有种说法认为，这可能是西亚已经高度发达的青铜技术，通过斯基泰人游牧民传到东方。然而，前文提到，在郑州出土的工房和铸型比殷墟的青铜器显得稚拙，稳定性也欠佳。看来，殷代青铜器是在中原通过某个适当的阶段独立发展起来的，这种说法非常有力。不过，郑州也没有发现更早阶段的青铜器，所以“中原起源说”还需进一步证明。


    没有被发现不等于不存在，文字也是一样。作为中国最老的文字，展示在我们面前的甲骨文字，绝不是稚拙阶段的产物。它应该是由单纯的象形文字发展而来，明显已进入表意的阶段。但是，在它之前的文字至今尚未被发现，可能是写在容易腐朽的材料上而没有存留下来。用兽骨占卜是自古就有的。人们偶尔在兽骨等利于保存的材料上进行占卜，记录的文字就被遗留下来。也有很多甲骨被钻灼取割纹，却没有上刻文字。


    突发奇想要在甲骨上写入文字，应该把这理解为文字已经发展到了相当发达的阶段。否则就会跟研究青铜器一样，也出现其先祖来自西方的看法。实际情况确实也是如此，已经有人提出了汉字西方传来之说。


    殷代青铜器令人倾倒，比起之后的周和春秋战国时期的要好很多。不仅如此，即使采用现代的技术，也制造不出和殷代青铜器完全一样的作品。


    如前文所述，殷代青铜器主要用于祭祀，而且绝大多数是酒器。祭政合一的殷有“神人共食”的仪式，人们和神一起主要以饮酒为乐，可能他们认为在醉酒时的恍惚状态下就能够和神接近。总之，出土了大量的酒器——盛酒的、倒酒的、饮酒的，各种各样形状的酒器。虽说这些是为祭祀所用，但殷人好酒却是毫无疑问的。有些尖刻的中国史学家甚至发出这样的论调，认为殷因酒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