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即中原

    孙文（左二）与黄兴（左四）等同盟会成员在上海的留影。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一日，孙文从科罗拉多州抵丹佛。他因火车之旅显得相当疲累。


    十余日前，他接到香港的黄兴拍来的一封电报。


    暗码簿就放在行李箱内，故而一抵丹佛便可解读电报内容。


    ——湖北新军近期必定起义，火速汇来军费。


    在加拿大募得的款项已拨付充当三月二十九日起义牺牲者的遗族救济金，故而无法立即再汇出军费。孙文考虑拟一回电要湖北起义稍延再议，因已是深夜时分，故打算翌日再发。


    翌日即十月十二日，晏起食用早餐，手持叉子，无意中瞥见刚买来的报纸，一行斗大标题映入眼帘：


    ——武昌为革命军占领。


    他从容地将叉子放回原位，用两手拿起报纸。


    十月十日——这天称为双十节，是中华民国的国庆节，因此次起义创立了一个崭新的共和国。


    当然孙文读的是英文报纸，武昌起义之事已广受举世报道。例如日本的报纸发自汉口的报道所加标题曰“堂堂叛军”，记载如下：


    在武昌之日本人今（十一日）全体撤离，均平安，依其言，武昌之叛乱由各学堂学生掀起，警察亦加入，但该叛军堂堂正正未加秋毫危害于人民，从九日夜晚至十日，武昌城内未加入叛军之官兵已是死尸累累，最危险之时当是十一日傍晚，武昌百姓人人自危，乃因避难军舰内之瑞总督于十一日夜晚计划从军舰上炮击武昌城，又当地日本人居留地于十一日夜晚召开民会，组成义勇军，拟着手防卫居留地。（《东京朝日新闻》）


    孙文在丹佛所看的美国报纸大概也是报道几乎相近的内容吧。


    孙文原本预计为进行游说与募款还得继续巡回美国各地，但一读到武昌举兵的报道，便骤然改变了计划。


    他考虑要将革命的现场交托给国内同志，好容易才来到外国，自己应该在外交方面活动俾利中国。


    依孙文的看法，全世界主要国家当中，同情中国革命的有美国与法国，反对革命的有德国与俄国，日本则是民间寄以同情，但政府反对。英国则是民间寄以同情，政府立场“未定”。


    由此，孙文判断革命外交的主要工作应置于英国，所以决定中止游说美国而改赴英国。


    他在丹佛会见了密斯脱杨，获得经由圣路易斯赴芝加哥的行程建议。


    “一路上请小心！”


    杨夫人笑道。


    “芝加哥那伙人较沉不住气。你去了之后，刚好是个机会，说不定会提前庆祝呢！”


    杨拍拍孙文的肩膀。


    “我也受过他们相当多的关照。”


    孙文连点了数次头。


    “唐人莫不欣喜从我们当中出现了一位举世知名的人物。孙逸仙也好，李鸿章也好，都是一样。在纽约，欢迎你的人跟欢迎李鸿章的根本是同一批人。”


    杨说完这话便笑了。


    十月十五日，在芝加哥举行一场“预祝”新的“中华民国”成立的大会，孙文出席了。


    翌日的报纸报道着革命军已经占领距武昌之东约七十公里的黄州。


    “不就是苏东坡待过的地方吗？”


    苏轼（一○三六至一一○一）曾遭左迁至黄州约五年之久，因此自号“东坡”。凡对书法有兴趣的人莫不曾临摹过他的墨宝“黄州寒食诗”。


    孙文也曾听人建议而动心过，但终未有机会临摹。


    ——等革命成功后再说吧！


    凡被问到兴趣方面之事，他总是如此回答。


    孙文从芝加哥转赴纽约，再从该地赴英国。孙文的英国之行包含有几个目的，其中最重要的是要求四国（英、美、法、德）借款团停止借款。因为他担心，在财政上已露出破绽的清朝会因以铁道担保向四国借款团借得巨款而打了一剂强心针。


    “希望尽可能让现今的政权安眠。勿让人民承受过多的负担。”


    孙文说道。


    虽不认为清朝还有什么惊人力量，但总希望政权的新旧交替能尽可能平顺进行。


    在伦敦，他拜访了借款团的银行家，得知只有外务大臣有权停止借款。于是他向英国政府提出三项请求。


    一、停止对大清国政府的一切借款。


    二、请制止日本政府对大清国政府的援助。


    三、取消英国各属地对孙文的驱逐令。


    其中第二项是请求“制止”日本对大清国的支持。日本并不在四国借款团之内，之所以对英国提出如此请求，只因希望能扩张国际援助拒绝网。


    日英之间有同盟之约，孙文认为由英国向日本提出请求较易见效。


    日本民间对中国革命抱持友好态度，但政府则未必如此。从政体问题来看，日本希望同是帝制的大清国当邻国，若邻国是个经由革命而诞生的共和国，则彼此之间可能较易产生紧张关系。


    另从国家利益来看，邻国若是弱国，当然较令人觉得安心。现今的邻国正处于立宪君主（保皇）派与革命派之争。日本的真心话是欢迎一如往昔的保守帝制，但那已是落伍的想法。如今至少也希望邻国能以日本为借镜而成为立宪君主国。


    孙文知道自己的“革命派”路线未必会让日本怀着好感。


    孙文经常感谢宫崎滔天这类的民间支持者，但就国家而言，日本却可能成为革命中国的敌人。


    在此次旅途中，孙文闻知宫崎滔天身体不适。消息来源是在加拿大的联络人冯自由，此人是冯镜如之子，孙文第一次起义失败亡命之际，在横滨曾受到冯镜如庇护。冯自由在加入兴中会的成员中年纪最轻（年仅十四岁），后来就读于早稻田。


    ——经济状况好像也不佳，日子过得相当清苦。


    冯自由说道。


    ——这样可不行！


    孙文担心这位盟友。


    他自己在槟城的妻子染病，子女的学费亦告急，只得向住在吉隆坡的党的经理邓泽如交涉，希望能稍微调高原本每个月一百元的生活费。


    即使自己如此拮据，却见不得盟友宫崎滔天陷入困境。孙文写了一封信给滔天，提及自己设法凑了一百日元相赠，请其至横滨的华侨永新祥商店向林清泉君领取。该函的日期为阳历四月一日，正值阴历三月二十九日起义之前不久。


    在英国，能再见到恩师兼救命恩人的康德黎博士自是人生一乐。孙文去到康德黎家，相识的女仆出来迎接，边微笑边说道：


    “刚好有一封你的电报送达。上头全是些数字。”


    那是一封来自中国的电报，收信人仅写着：


    ——


    伦敦的电报局大概也不晓得要送给谁才好。既然是中国人，那就送到了公使馆。


    公使馆似乎也感到困扰，之前也曾发生过，于是将电报就近送到康德黎博士的住所。


    康德黎不在家，康德黎夫人不知是否该收下。


    ——我不知是否该收下。我先生不在家，说不定稍后会退回电报呢！


    她事先说明有可能会拒收而退回电报。


    也不知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既然是电报，当然是急件。孙文打电报时，总是先用汉文写下电文，再翻阅那红色封皮的笔记本，将之改成数字。


    康德黎家中的一隅放置着孙文寄放的行李。那本红色封皮的笔记本就和几本书摆在一起。


    想必是急件，孙文肯定会取出红色封皮的笔记本，立即将那些数字译成汉字。康德黎夫人想自己先行译出电文，以便节省孙文的时间，但她不会读汉文，只约略能看懂，并用歪歪斜斜的字迹照抄下来。


    电文内容不长，康德黎夫人便用此法抄译下来。


    虽不懂其意，但之前也曾发生过，她猜想可能是以救孙文为使命的某个人所拍发。


    隔了两个钟头，孙文偕康德黎返家。康氏家人和孙文间存在一种默契，即不谈论革命话题或隐私之事。因此，对电报内容康氏夫妻未开口发问。


    “哦，这电报送来时就已经译成汉字了吗？”


    孙文边微笑着边问道。


    康氏夫妻从刚才起就关心电报之事，一直观察着孙文的表情，见他展颜一笑，两人才如释重负。


    “是我！虽不知其意，但一个字一个字照着抄下来。”


    康德黎夫人答道。


    “这字写得很漂亮！要说这是出自第一次写汉字之人的手，大概没有人会相信。”


    孙文夸奖道。


    “是秘密消息吗？”


    康德黎夫人忍不住问道。


    “不！”孙文摇摇头——“是推荐我担任共和国总统的通知。”


    “你会接受吧？”


    康德黎博士问道。


    孙文偏着头想了一下后答道——“是的！若现今并无适当人选，那我就暂时答应担任。”


    “真不敢相信！”康德黎张开双臂说道——“公使馆只需译出电文便知内容，却偏偏大费周章送来这里。”


    “因为他们人在外国，较具有国际观，明白世界的大势。清这个王朝也总算走到尽头了。”


    孙文说道。


    大清国的驻英公使在去年八月之前是李鸿章之子李经方，其后由刘玉麟接任。刘与孙文同是出身广东香山县，早期留学美国，归国后曾任李鸿章的家庭教师。后来在共和国成立后，他仍担任驻英公使一职，是个了解大势的人物。将电报送交孙文一事显然是经过他的批准。


    此一电报拍来之际，清朝尚未覆亡，革命派拥黎元洪为都督，并为拉拢新军的大部分成员，甚至也有意要拥袁世凯复出。


    孙文在康德黎家中接到电报后，从伦敦拍发回电给上海的“民国军政府”，表示自己赞成由黎元洪或袁世凯担任新政权的总统，总之希望国家的基础能够稳固下来。


    十一月二十一日，孙文从伦敦抵巴黎。十一月二十四日，他从马赛搭船回国。


    清朝政府除起用袁世凯外，别无他策。摄政王虽极力阻止起用曾背叛兄长光绪帝的袁世凯，但若是这样就无异于亡国。


    武昌失陷后，满洲集团的唯一求生之道就是行立宪君主制。但满洲人岂甘心当一个放弃实权而徒拥虚名的君主？


    革命派连立宪君主制也不肯同意，坚持创立共和国。简单地说，南北僵持而形成了对立场面，孙文身为对立中的南方代表，亦即革命派的领袖步步进逼。


    十二月十五日，孙文所搭之船抵新加坡，三天后的十二月十八日，在上海的英国租界召开了一场南北议和的会谈。


    不久船抵香港。是十二月二十一日的事。当然，自第一次起义便是同志的陈少白亲自前来迎接。


    广州已被革命派控制，胡汉民当了军政府都督。胡汉民与财政部副部长廖仲恺特地从广州前来迎接。


    最令孙文喜出望外的是，身体不适且生活拮据的宫崎滔天也特地来到香港迎接他。


    “宫崎先生，近来可好？”


    孙文握着宫崎的手，用日语说道。


    “好好，谢谢，谢谢！承蒙你帮了大忙。”


    宫崎说道。帮了大忙是指孙文从温哥华托人送来百元赠金一事。


    在上海的租界召开的南北和议根据速记记录，双方仅见了面，随即散会，但其实最重要的是在文明书局所议定的一份密约。十二月十八日，船抵香港时，孙文便获知该密约的内容。


    密约包含下列五项：


    一、组织共和政体。


    二、优待满清皇室。


    三、由最先推翻满清政府者担任大总统。


    四、优待南北汉满军有功劳者，不追究战时杀害敌军之罪。


    五、召开临时国会，恢复各地秩序。


    此一密约是由黄兴派遣的顾忠琛和北洋军的密使廖宇春所签订。


    这密约不啻答应“让袁世凯当大总统”。焉有人能抢先袁世凯推翻清政府呢？将全国划分为三十六镇（师团）并配置新军的这项计划原是袁世凯所拟。除此一新建陆军外，中国别无其他兵力。要让中国成为共和国，最快的快捷方式便是说服袁世凯归顺。


    在此之前，孙文等人一直在暗中对新军施以革命教育，若袁世凯肯归顺，则此事便可公开实行。


    倘能如此，像三月二十九日那样因未及时绑上白布条而导致同志相残的悲剧便不会发生。


    孙文也从伦敦拍电报，清楚表明自己的意思，共和国总统由黎元洪或袁世凯来当皆可。但赶来香港并登上船只的胡汉民却突然说道：


    “逸仙兄，你似乎是打算赴上海，但我反对。你根本不知道袁世凯是何等人物。”


    “我明白展堂君（胡汉民）的意思。谭嗣同等人被杀是因为遭那人出卖，保皇会的一群人对他也恨之入骨吧！然而，现在我们该考虑的是，如何避免让四亿百姓发生流血惨事。若能利用他来达成此一目的，那又何乐而不为呢？”


    孙文说道。


    孙文早知，众同志必然会围过来群起阻挡上海之行。他决定不惜多费唇舌，要将自己的想法说给大家听个明白。


    “我的意见与克强（黄兴）相同。我对克强说的也是同样的话，看来也只得送逸仙兄赴上海了。但请务必留意那个冢骨（墓中骸骨，指袁世凯）！”


    胡汉民说道。“冢骨”一词是保皇派人士骂袁世凯的常用语，用法有些卑下。


    “多谢！我会留意的。”


    孙文感谢众同志的关心。与袁世凯合作的构想并非临时起意。在停留伦敦期间接受《岸边杂志》的记者专访时，他便提及此一可能性。


    孙文欣喜能与宫崎滔天重逢，先前在惠州于一九○○年战死之山田良政的弟弟山田纯三郎也现身，继承其兄之志为中国革命尽心尽力。


    孙文一开始便不对日本政府抱持期待，相反地，他对犬养毅、头山满的友情却有甚高评价。


    在船舱内一人独处时，孙文安静地闭上双眼。


    重阳起义失败至今已过十六寒暑，当初遭大清国视为叛徒而追缉受到香港禁止居留五年的处分。大清国当局向日本、东南亚各殖民地政府提出驱逐孙文之要求，让他在这个世界无地可安居。在美国则经过一番努力后，才争取到居住的权利。


    如今他不必再顾忌任何人，凭自己的一双脚便能走遍全世界。


    闭上的双眼缓缓张开来瞧看——自由了。长久以来遭剥夺自由的囚人终于被释放到阳光灿烂的大地。


    与久别重逢的宫崎夹杂着笔谈聊了起来，孙文不由自主地萌生一种“组阁”的念头。外交选谁、财政选谁、教育选谁，等等。


    ——这样不行！


    孙文转念一想，若任由思绪奔驰，那将是没完没了。


    就在此时，他又想起梅屋庄吉，颇觉心情愉快。


    梅屋庄吉是在十六年前重阳起义时相识的日本人之一，此人在香港开了一家照相馆。恩师康德黎是个照相迷，所以常带着孙文去梅屋的店里。


    夜已深沉，但最近要思考的事情太多，往往无法成眠。每当此时，他便找一本书来读。从清早起床到夜深入眠为止，孙文所思所想者皆是革命派的人才、应当交涉的对象袁世凯等。在入睡前，他必须先将脑海中翻腾的思潮全部倾倒一空。


    等脑袋净空后，他便读诗。所读的不是西洋诗，而是中国古典诗。


    他的枕畔放着一本《苏文忠公诗编集成》，那是苏轼即苏东坡的诗集。


    苏轼被卷入新法旧法之争，曾两度遭贬谪。第一次在四十五岁以后，入狱百日再加流放黄州五年，第二次从五十九岁起流放至广东的惠州，继而长期待在海南岛，但在流放岁月之后终能返回中原。


    孙文很尊敬苏轼，原因在于苏轼即使遭逢悲惨命运，亦始终保持乐观心态，这点与孙文甚相似。遭流放到惠州时，苏轼写下一首诗。


    罗浮山下四时春，


    卢橘（枇杷）杨梅（山桃）次第新。


    日啖荔枝三百颗，


    不妨长作岭南人。


    罗浮山位于惠州西北方，是产梅的名山。枇杷、山桃等水果轮番成熟当令。每天食荔枝三百颗。他诵赞道，如此生活即使长久当个岭南（广东）人亦无妨。


    朝起，孙文又翻翻苏轼的诗集，翻到了这一页。


    余生欲老海南村，


    帝遣巫阳招我魂。


    杳杳天低鹘没处，


    青山一发是中原。


    原认为余生要在海南的村落中度过，不料皇帝想起失势的自己，派遣巫阳召唤我的魂魄。远处彼方的天空低垂，猎鹰的身影即将消逝于该处，如发丝一般的青山——啊，那里不正是梦中的中原——祖国的正中央吗？


    虽然反对孙文的上海之行，胡汉民终究还是让步，但折衷方案是由陈炯明代理广东都督一职，自己则陪同孙文赴上海。胡汉民始终无法信任曾出卖戊戌六君子的袁世凯。


    “我也不信任他。但和平推翻清朝的关键正握在他一人之手。与其调动大军牺牲众多无辜者的性命，不如利用他反较为明智。”


    孙文说道。


    “我是担心他夺取我等的革命成果。难道他不会继承清朝的种种罪恶吗？”


    胡汉民说道。孙文闻言笑着回答——“倘若他是那种人，那要打倒他岂非是桩易事？”


    此时中华民国的临时总统虽然预定是孙文，但实际上却是大清帝国的总理大臣袁世凯。


    不久，大清帝国覆灭，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的总统，孙文下野。这些是南北和议所决定之事。


    对着左舷的青山一发凝视良久。


    一发细线逐渐变得粗大。


    十二月二十五日，孙文抵上海。黄兴等人来到码头迎接。


    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孙文从上海抵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大总统。一月一日是因为从这天起开始采用阳历，一般民间仍是宣统三年十一月十三日。


    ……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


    孙文淡然读完这段前所未有带着辞职预告的就任誓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