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健将

    香港当局决定以五年为限禁止孙文入境，此一命令公布之时是重阳起义的翌年三月四日。当时孙文已从日本移居夏威夷。


    一九○○年七月，孙文从新加坡搭“佐渡丸”抵香港，此时他的驱逐令仍在有效期间。香港当局获知此船载着孙文，便在船只下锚之际同时发出禁止其上岸的通知。


    伦敦国家档案局中，保存有香港总督卜力与本国的索尔兹伯里首相兼外相之间的电报往来记录。如今已逾保密期限，这些档案全部对外公开。


    根据这批档案，可知卜力总督原本打算准许孙文上岸。另外，孙文所搭的“佐渡丸”和李鸿章所搭的招商局安平号约在同一时间停泊在香港。香港总督向上级请求指示，是否可对两人在香港会面商谈合作事宜不加干涉？此一电报的日期是在“佐渡丸”驶离新加坡的七月十二日当天。


    索尔兹伯里在七月十四日的电报中答以“不可”。因此，孙文便未获准在香港上岸。


    而在日本外务省档案中亦有让人感兴趣的一份兵库县知事的报告。该文件的文号是七月二十五日的“兵发秘字第四一○号”。内容是前一天（七月二十四日）搭“佐渡丸”抵神户的孙文和友人谈话的概要。


    根据这些文献，可知香港总督在背后怂恿李鸿章，说大清国当今的时局正有利于两广（广东、广西）脱离清朝独立，要李鸿章聘孙文为顾问，乘机取得政权。对此，李鸿章答以今后将观察时局之趋势再慢慢决定。孙文则对来客说，香港总督的胆识着眼于将两广划入英国势力范围，而李鸿章则只在香港停留一晚便又乘船北上，使香港的外国人圈子感到非常失望。


    事实上，在索尔兹伯里首相坚持光荣的孤立主义之情况下，也难怪李、孙二人的合作未能获得英国的支持。两年后的日英同盟亦是在格莱斯顿（WilliamEwartdstone）成为外相之后方才有实现的可能。


    李鸿章是在一九○○年七月十七日搭招商局的安平号去香港，隔天的十八日便出发赴上海。


    在香港仪仗队的列队欢迎及十七响礼炮之下，李上岸礼貌性地拜会了香港总督卜力。他在香港仅停留了一晚。


    孙文等人所搭的“佐渡丸”在七月十六日抵香港，于二十日朝日本驶去。


    孙文和李鸿章在香港停留的日期相重叠，但两人并未碰面。孙文当时尚未获解除入境限制。


    在“佐渡丸”上，孙文等人召开了会议讨论下次的起义行动。


    “情势并不差。起义地点选在惠州，弼臣（郑士良）对惠州了如指掌。那一带的会党也与他相熟。在广州则由史坚如和邓荫南做呼应。民政之事就交给毕永年吧！”


    孙文分配了任务给众人。


    至于起义的日期，则由宫崎滔天提出立刻发难的意见。


    “这种事一想到就得立即进行。”


    宫崎坚持立刻发难的论调。


    “那么要如何暗中通过那个呢？”


    孙文指着海上一艘像是炮舰的身影，用英语如此说道。


    “佐渡丸”的近处不仅有大清国的炮舰，尚有许多埋伏在暗中的密探。


    “嗯，终究还是得从长计议吗？”


    宫崎滔天仰望着天空。


    要说心急，孙文可跟宫崎同样没有耐性。


    在起义地点的惠州，郑士良已在三洲田这地方建立好一处基地。该地就在现今的经济特区深圳附近，离被称为海贼窟的大鹏湾也不远。


    在该基地已经集结以会党为主的六百名人员，随时可揭竿起兵。然而，因准备的时机过早，结果发生粮食不足的状况，导致仅留存八十人，其余皆潜伏至附近的农村里头。


    为了保密，有时会暂时拘留在附近出没的樵夫和牧人，不料这样反倒产生此处聚集了几千几万名军队的流言。


    三洲田的众同志等得极不耐烦。


    在希望尽早起义这一点上，孙文决不落于人后。但他还是返回了日本，雌伏约一个月之久。


    八月二十二日，孙文悄悄从横滨搭上赴上海的船只。然而，最后还是得搭九月一日的船从上海又折回日本。因为就在孙文离开横滨的那天，有“自立军”这支叛军起义失败，其干部唐才常等十一人即日在武昌遭处决。以西太后为首包括光绪帝在内的清朝权贵们全逃离北京，往西安亡命。


    湖广总督张之洞担心乱事扩大，对自立军相关人员采取了逮捕即处决的非常手段。


    倘若叛军有后援，则此援军必当经过上海或广州。孙文已经在上海登陆，但看到上海的警戒程度超乎想象，不禁大吃一惊。


    ——台湾！


    宫崎简单地写下这二字。


    凡知道起义重点者，光看到这地名便够了。


    这是只有干部才知晓的极机密计划。计划概要是突然宣布南方六省独立，并期待全国各地能响应之。


    五年前的起义是在广州点火，但火未燃起而告失败。从这次失败之中必须学得一些教训。


    孙文并非坚持要在自己的出身地广东进行起义。确实广东是熟知之地，人脉也广，但也并非一定要在此地。他在写给宫崎的信中也数次提道：


    ——离中原太远。


    只要能让火烧起来，那么不论在什么地方点火都无妨，未必就一定要选广东。最好是一处能安心准备燃料的地方。


    那就选在清朝官府鞭长莫及之处。香港也可以，但该地在传统上又有间谍活动盛行。最好的地方还是台湾。更何况，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和民政长官后藤新平对孙文等人的运动似乎又能理解。


    当然，儿玉和后藤之所以支持孙文，还是着眼于以日本的国家利益为第一优先的考虑。


    日本初次获得台湾这块殖民地，所以必须拼命加以守护。


    根据台湾“总督府”的分析，日清战争失利与义和团事件带来的混乱，将导致北京的清朝政府瓦解，纵然能存续下来，其统治势力也不及于南方。


    在台湾的对岸福建，由典型守旧派的许应骙担任闽浙总督。此人在百日维新时担任礼部尚书，因不肯转呈王照的奏折而遭光绪帝罢黜，是个不折不扣的老官僚。他既无政治手腕，亦无任何政绩。儿玉等人内心里认为，与其以这样的老人当对手，不如寻求孙文这般近代人物较能沟通。


    根据孙文等人的计划，若在惠州起事，因清朝已有前次的经验，势必会加强守卫广州，那么不妨出其不意，朝福建方面进兵。


    只要让众多的清兵绑在广州，则革命军在福建展开攻击时所受到的抵抗便会减弱。因此，在广州方面，便由史坚如进行欺敌行动。


    此一欺敌行动便是炸死李鸿章的继任者两广总督德寿。史坚如尽售家产，以所得三千元购入二百磅的炸药。


    德寿原是广东巡抚，因李鸿章北上而兼任两广总督。但通常他仍在巡抚衙门办公和起居。史坚如对此已事先做了一番调查。


    于是史坚如便在巡抚衙门的后面巷道租了一间民宅，连夜挖出一条坑道。他计划将炸药填入铁筒内，以导火线加以引燃，事成之后逃往香港。然而，他等了又等，却听不到爆炸声响。


    史坚如无奈只得折回检视，发现导火线在半途熄火。他重新做好设定，然后去到同志的住处等候。他是个基督教徒，因此也只能待在西关的教堂内边祈祷边等候。


    不久之后听到巨大的爆炸声响。


    从炸药的分量来说，德寿的居所应该会被炸得粉碎。那是十月二十八日这天的事。


    然而，从市井的传闻得知德寿居然毫发无伤，倒是官民死伤人数约二十名。这让史坚如这个虔诚的基督教徒感到痛心。


    “我要去现场瞧一瞧！”


    史坚如飞奔而出。他检讨失败的原因，得到火药未全部引爆的结论。


    “那就再干一次吧！”


    他说道，但遭同志们劝阻。于是他听从同志们的忠告，先搭船去香港一趟，但在中途遭清兵拦获而被拘留在南海县衙门。


    清廷的密探郭尧阶早就锁定了史坚如。


    十一年后爆发了辛亥革命，清朝的南海县当局忘记销毁这份记录，才让密探的姓名曝了光。


    史坚如当时年满二十一岁，是个如画中人物般的美男子。年少时体弱多病，最喜绘画，酷似第一次起义牺牲的陆皓东。南海县令拿出一份四十余人的黑名单让他过目，要他供出与该事件有关者，但他坚不开口，依南海县所存档案，他“傲睨自若”（傲然一如平常）忍受严刑拷打。


    因他是基督教徒，美籍牧师请美国领事进行救援，但南海县令以罪证确凿拒绝释放。一张以德文书写炸药配方的纸片已确认是他的物品。或许是因为他想再干一次而未销毁掉这张纸片吧。


    死刑于十一月九日执行。


    众同志称史坚如为“为共和殉难之第二健将”。第一健将当然就是陆皓东。


    当宫崎滔天在东京不忍池畔的密宅中疗养之时，孙文来访并谈起史坚如就义一事。宫崎在《三十三年之梦》中记载如下：


    ——呜呼，胡为至是？彼十八岁之少年，貌美如玉，温柔如鸠，先天下之忧而忧，暗通惠州革命军，只身潜入广东省城以放火，又投爆裂弹于大官邸内毙二十余人，以大寒官人之心胆，窃为惠州军尽力牵制，事觉而遭捕缚，卒处断头之极刑。


    当时的情报传递未必十分正确。史坚如已年满二十一岁，宫崎却载为十八岁少年。书中说是在大官邸内投掷炸弹，但其实是挖地下坑道在其内引爆。另外宫崎又说史坚如单身潜入广东省城，其实坑道是由史氏偕邓荫南、黎礼等同志一起挖掘的。


    史坚如本名文纬，但他本人并不喜好此名。


    ——纬是纬线，若不和经线一起则不坚。究竟能坚至何等程度，我想以自身一试。


    因此他改名为坚如。


    史坚如体弱多病，但活动范围却很广。当时在广州的东亚同文会会长高桥谦曾劝他赴日本。日本有中国革命党的领袖，他也有意前往，他先结识了香港革命党人陈少白，接着又赴上海结交毕永年和湖南的会党人士。


    原本之后就要去到一向挂怀的日本，但在此之前史坚如经由陈少白和杨衢云的介绍而成为兴中会的会员。因此孙文从陈少白等同志处听过他的事，也对他知之甚详。


    史坚如是广东番禺县人。县是中国最小的行政单位，可说番禺与南海两县合起来就是广州市。虽是广州子弟，但他也不能算是纯粹的广州子弟。史家原出身浙江绍兴，坚如的曾祖父属于人称“绍兴爷”的著名集团。


    “天下事得问绍兴爷。”


    这是中国的一句俗谚。


    绍兴是名酒产地，土地丰饶，中举人数亦多，但此地出身的英才不喜以出仕作为晋身之阶。因当官虽可出人头地，但一旦遭贬谪受处罚，则又得出入人间地狱，所以倒不如选择另一条较轻松的道路。


    此道即是当大官的幕僚。那是秘书职，长久以来世人普遍认为大官的幕僚以绍兴出身者为首选。就连手头不便的大臣也只需求助绍兴出身的幕僚即可，此幕僚必定会有富裕的友人可提供财务咨询。


    清廷以几位军机大臣最具威权，等同于行政首长的部院大臣次之。然而，实际上掌军权者为地方总督或巡抚，他们以实力人士的身份横行于世。


    各个首长之下多有绍兴出身的幕僚，他们广搜各方情报并加上自己的知识传达给上级。这些人多半家世富有，不至于贪得无厌。因其背后到底有何势力当靠山无人知晓，光凭绍兴出身的招牌便足让外人心生警戒。


    史坚如一族在其曾祖父当幕僚的时期来到广东并落籍此地，其后当然会有通婚之类的事情发生。举例而言，周恩来也是江苏省淮安县出身，但究其祖籍则是绍兴。史坚如留有二十岁时的照片，容貌酷似周恩来，一时之间蔚为话题。


    史坚如在东京见到了孙文，两人对谈天下事。年轻的史坚如对这个领袖甚为倾心。


    史坚如意图炸死总督的事件留下一个谜团。即他在广州起事原是一种欺敌战术，目的在掩护孙文等人从惠州进兵福建的行动。


    然而，惠州起义遭到取消，直接的理由是弹药不足，其实最大的挫折还是未能获得日本的支持。儿玉源太郎对孙文的支援因政变（伊藤首相的登场）而转为毫无实现的可能。


    ——难期外援。


    接获孙文这一愤慨的电报后，郑士良便下命解散全部军队。时值十月二十二日。


    郑士良应该会用电报将惠州起义中止一事通知欺敌作战的相关人员。但为何在六天之后史坚如又强行作战呢？


    年轻的史坚如一定是认为，好容易才挖好坑道，即使已经失去欺敌作战的意义，也要进行一场爆破。的确，此一事件产生了令清朝当局胆战心寒的效果。


    史坚如被称为是继陆皓东之后的第二健将，其实非仅史坚如，唐才常也应该被列入才对。


    唐才常出身湖南，与年长他二岁的谭嗣同是总角之交的好友。谭被康有为召唤至北京后，有感于同志太少，故拍电报催促待在湖南长沙的唐才常上京。唐欣然动身，但在抵汉口时便获悉维新失败以及谭嗣同等人遭处决的消息。


    千古非常奇变起，


    拔刀誓斩佞臣头。


    这是唐才常所作诗中的两句。


    返回湖南后，他收拾身边事，然后从上海绕经香港、东南亚而去到日本。在日本他与犬养毅见了面。


    之后他便不时赴东南亚。在新加坡与康有为见面时，唐才常建议道：


    “孙文最近力量增加不少。何不考虑与兴中会合作？”


    “有许多人提出同一建议，我的回答只有一个。难道你不曾听说过？”


    康有为所言仅仅如此。


    虽对孙文的思想产生共鸣，但唐才常却未能离开康有为。


    “哈哈哈，又是帝傅那一套说辞吗？士大夫终究还是抛不开头衔。”


    孙文这么说并摇摇头。


    帝傅是皇帝的守护者之意，康有为总是将这话挂在嘴边。对他而言，总督及尚书不算什么，只有他这个皇帝身边的帝傅才够高格调。这些人动不动就提到格调问题。


    “起义”——亦即唐才常的起事被视为是康有为保皇派唯一的一次武装抗争行动。唐才常因与谭嗣同的关系而多半被归入保皇派，但事实却未必如此。


    梁启超在赴檀香山之前，于东京的红叶馆为唐才常举行了一场饯行会。会中也邀请了孙文、陈少白和宫崎滔天等人。孙文还为唐才常等人介绍了长江流域的兴中会会员。


    唐才常在上海设立了一间名为东文学社的日语学校，目的是掩饰起义的据点，其母体是取名为自立会的一个团体。


    该会的章程明定创建一个新的自立国家，但又载明君臣之义不能废。因若不打出勤王的招牌，则无法获得康有为的金钱资助，但若不主张创建一个新的自立国家，则又难以和秘密结社合作。


    针对该会的章程，欲化身变色龙的唐才常和原则主义者的毕永年进行了一整晚的争辩。


    “总之希望多招募些人。以胜敌为先决条件。争辩则留待以后可也。”


    唐才常说道。


    “若要谈勤王之类的，则讨论再多也是无益。”


    毕永年的太阳穴抽搐了一下。


    “为成就大事，人有时不得不隐忍。”


    “我想告别这个凡事都需隐忍的世间。”


    “那就告别吧！为这事斗嘴整晚简直是愚蠢之至。又不是从头到尾都高举着讨贼勤王的旗帜！”


    “此话何意？”


    “若无王，那还有什么勤王可言呢？”


    “算了！我要走了。”


    毕永年起身离去。


    与自立会有别，另有一个组织叫做中国国会，会长是中国第一个留美学生容闳，翻译过赫胥黎（ThomasHenryHuxley）的著作而拥有广大影响力的严复是副会长。唐才常则被任命为总干事。


    此会专门收容在北京遭镇压的维新派人士，乃因上海有租界，所以才能做这类事情。


    自立军的起义因军费迟迟未能筹齐而一拖再拖，最后竟然遭人密告。


    一网打尽。


    唐才常在汉口被逮捕，当天便遭处决。湖广总督张之洞施行残忍的处罚手段，死刑犯据说成千上百。


    保皇会对自立军的起义持着犹疑态度。


    保皇会的大掌柜梁启超曾一度在长沙的时务学堂担任总教习（教头）一职，在他去到上海后，继任者便是唐才常。当时唐才常尚未与康有为见过面。保皇会既然是康有为的私党，则唐才常便不能算是保皇会派。只能说他是“变法派”，在当时敢公然主张变法的，放眼全国就只有湖南一地。


    唐才常之所以无法离开康有为，也正因康有为紧抓住军费不放。


    但康有为似乎不曾汇钱给自立军，纵然曾汇过，其金额也仅是小量。


    ——那伙人所说的勤王令人起疑。莫非是图一时之便，想从我这里取得资金？


    在新加坡的康有为接到各地传来的军费请求，反而更加捏紧荷包。


    （假勤王之名而已，我焉能相助！）


    康有为在内心中如此暗忖。


    对自立军的军费并非是拖延，而是根本无意支持。


    参加自立军的秦力山等人曾在天津与义和团的首领会面，试图说服对方将“扶清灭洋”的口号消去“扶清”（扶持清朝）二字。但义和团方面认定他们是“二毛子”（崇洋媚外的中国人）而欲加以迫害。于是秦力山逃至汉口，加入了自立军。


    “假勤王者太多，若不仔细调查清楚恐遭欺骗。我可是刑吏刀下逃生之人，岂是如此好骗？”


    康有为挺胸自夸道。


    极机密的工作资金流动原本就非外人所知。依朱和中的《欧洲同盟会纪实》所载，新加坡的邱菽园曾拿出三十万两，但交到唐才常的手中仅只二万两，据说余款皆遭康有为吞没。


    康有为的家产应该早就全数遭清朝政府没收，更何况新加坡的金主邱菽园不久之后也宣告破产，但康有为却仍能继续过着优渥的生活。


    自立军的唐才常是在一九○○年八月二十二日于汉口遭处斩。就在同一天，孙文搭上了从横滨开往上海的船只。


    八月二十八日，船抵上海，戒严令当然已经公布，因而无计可施，只得就这样再折回日本。


    革命派打算以清朝的权势所不能及的台湾为起义的司令部。孙文等人在九月二十八日抵基隆。


    在这之前的九月二十六日，日本的山县有朋内阁总辞。


    孙文等人已获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民政长官后藤新平答应提供支持的保证。然而，后任内阁的首脑伊藤博文却变更了此一政策。


    日本的选项有二。


    第一，既然逃至西安的清廷无能，则支持中国南方数省独立，并以孙文当首席人物的这一新政权为对手。这就是儿玉所主张的支持孙文方针。


    第二，守旧派失势，但在实务派例如李鸿章、张之洞等人的努力下，清朝尚能苟延残喘。在进行交涉时，疲累困顿的对手对日本而言较为有利。这是伊藤博文的看法，而伊藤此时已是首相。


    不久，伊藤便下令，禁止台湾“总督”跟大清国的反体制组织接触，并不准派军事顾问团到大清国。


    那么是否能靠自己的力量行事呢？


    孙文等人之前为起义所准备的武器弹药因一时之间尚派不上用场，所以就先借给有急用的菲律宾独立运动使用。然而，由日本参谋本部所发给的武器弹药装载于向三井物产购入的布引丸，该船因老旧而不幸沉没于宁波海边。


    菲律宾再度订购，由代议士中村弥六以六万五千元的代价代为调度，但因独立战争的局势不利，这批武器便暂时封存不用。


    菲律宾的阿奎那度（EmilioAguinaddo）为回报前次人情，决定将库存武器弹药提供给孙文。不幸的是，随即发现这完全是无法使用的一堆废铁。


    如此一来，想要靠一己之力起事便成了空谈。


    孙文等人所计划的惠州起义正一步一步进行各种准备工作。


    起义的指挥官是郑士良，他在孙文进香港西医书院前曾一度是孙文在广州博济医学校的同窗。在孙文去了香港后，他便在故乡惠州的淡水墟一地开了一间“同生药房”，积极和秘密结社三合会的成员交往。他的拳术相当高明，同生药房不仅卖药而已，也对顾客施以简单的医疗。


    与孙文相似，郑士良也是基督教徒。在进入广州博济医学校之前，他就读于广州德国教会所设的教会学校，名为礼贤学校。


    与孙文不同的是，郑士良自小便与非法组织中人为伍。他的家庭与三合会渊源甚深，家中还开设拳术道馆。


    起义地点选在三洲田，三合会人士陆陆续续集结到附近。


    最初当然是谨守秘密，但当基本人员达六百名之众后，消息便不胫而走。然而，清朝当局摸不清底细，只敢低调从远处将三洲田团团围住。


    儿玉源太郎的支持已经无望，而阿奎那度友情提供的武器弹药又是一堆普通的废铁，因此只能暂时解散三洲田的人员，另待再起之日。


    为跟孙文取得联络，郑士良到香港走了一趟，只因能拍电报的地方就只有香港。三洲田方面的指挥权便委交给黄福。


    为说明事件详情，孙文派了日本同志山田良政等人赴三洲田。


    山田良政年为三十二岁，生长于弘前这地方，其父是津轻藩的武士。从青森师范毕业后，他又进入东京的水产讲习所研习并毕业，然后以北海道昆布会社的驻外员身份被派到中国任职。在日清战争时，他入伍当通译官，对语言学颇为精通。


    戊戌变法遭挫，梁启超等人逃命至日本的公使馆，当时也是由平山周等人和山田良政掩护梁氏一行离馆并引领他们上了军舰大岛号。


    他认为自己对此次的事件负有责任。


    居中替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和孙文等人进行交涉斡旋工作的主角，正是津轻男子山田良政。但因内阁方针改变，孙文和儿玉的合作终究无法实现。对山田而言虽然是件苦差事，但此一事件的原委无论如何都得告知三洲田的同志。


    孙文和儿玉的合作是由自己居中主导，如今未能实现，导致三洲田基地必须解散，山田自认该负起责任，所以愿意充当传达此一消息的使者。孙文原计划由台湾赴大陆，亲自担任第一线指挥，如今也只能徒呼负负。


    “大事当前，竟然遭到如此重大挫折……”


    孙文用力紧咬嘴唇。


    在接受美国记者林奇（）的访问时，孙文将惠州起义失败的原因归咎于弹药不足。不论这当中如何曲折离奇，他从头到尾都没有提及日本的台湾“总督府”未提供援助一事。他又对林奇说，日本在维新后三十年间所成就之事，中国至少应该能在十五年之内达成。


    说起来，此事的罪魁祸首是提供与废铁无异的村田步枪和弹药之人。


    这批武器原本是菲律宾为了与宗主国西班牙作战，阿奎那度等人接受美国的援助而用以发动独立战争的武器。


    但在美西战争中美国获胜，通过在巴黎的会谈，由美国支付两千万美金而取得西班牙承认割让菲律宾。菲律宾独立党的领袖阿奎那度参与了美军攻击马尼拉一役，结果却只换来宗主国由西班牙改为美国而已。


    阿奎那度感到泄气，便决定将库存的武器转让给孙文。然而，菲律宾的库存武器很快便被发现根本是废品。而且居中代为采办的代议士中村弥六申请了六万五千元的货款，却只花五万元向小仓商会购得，自己从中侵吞了一万五千元。


    ——余实食背山（中村弥六的号）之肉而啜其血，犹且不慊。


    滔天如此写道。


    没有道理要死守三洲田，因为手中的武器仅有步枪三百挺和子弹一万发。


    基本人员有六百名，若造反成功，要聚集更多人也不是难事。广东沿海颇多对政府怀有敌意的私枭，他们彼此之间常有联络，一声令下便能集合起来，而要解散时也是立刻便能散去。事实上，在全盛时期约有“叛徒”两万名聚集此地，导致粮食不足的难题。


    两广总督德寿授水师提督何长清四千兵士进驻深圳，又遣陆路提督邓万林在惠州之南布下阵势。


    在郑士良赴香港进行联络事宜时，副司令黄福率八十名敢死队发动突袭，清军不战而溃走。掳获俘虏三十人，但未砍其脑袋，仅剪去辫子。


    在惠州唯一一场像样的战斗就是此战。之后虽也有零星的枪战，但在郑士良的一声令下，革命军立即化身为农民而消失在三洲田一带。


    解散时人员独自离去，因皆对当地熟门熟路，只消乔装为农夫或樵夫向附近的居民打声招呼，便不会启人疑窦。


    然而，在三洲田的人员解散后，只有充当使者传信的山田良政一人突然音讯全无。或许是因为人生地不熟而迷了路。虽然他会说中国话，但那是北方的官话，在此地无法与人沟通，也或许因而遭清军逮捕并遇害。另有一说，他是在交战中死于枪子之下。


    在《三十三年之梦》中，宫崎滔天记载如下：


    ——革命军之迫惠州城，日本同志山田君来投助之。及军返三洲田，失其踪迹。实堪忧虑，尔来二星霜，杳无音信。


    此段记载写于惠州起义之后的两年，宫崎并写下结语：


    ——彼逍遥于如何之天地？愿其健在。


    宫崎认为，山田自请充当使者，是导因于他拍电报告诉孙文说菲律宾独立运动所用的武器等于是废铁一事。


    未拥有武力的孙文意欲和李鸿章合作，也企图借重儿玉源太郎的力量，其实这些似乎都是出自山田良政的献策。他是仅次于宫崎滔天最获孙文信任的日本人。


    关于惠州起义失败的原因，孙文将之归咎于武器弹药不足，其实也等于是多多少少含有责难日本未提供援助之意。而孙文的身边，也有怪罪他过于信任日本的不满声浪出现。这些不满者必须加以安抚才行。


    倘若武器弹药不足是惠州起义失败的主因，那么委托日本政商加以调度一事就必须受到究责。对于此事，难怪滔天也要写出欲啖中村弥六之肉并饮其血的话语。


    中村弥六因此事而遭宪政本党劝其退党，但中村拒绝接受规劝，遂遭开除党籍处分。


    史坚如在兴中会里被称为是继陆皓东之后的“为共和殉难之第二健将”，但在他之前尚有唐才常的殉难。唐才常虽非兴中会会员，但以为共和殉难而言，身为谭嗣同好友的他也应该被列入才是。


    另外，虽非中国人，山田良政也可称为“为中国共和殉难的外国人”，是一名令人难忘的健将。


    在革命成功并建立共和国的两年后（一九一三），孙文来到日本视察铁路。当时他还为山田良政立了一个碑，地点就在东京谷中的全生庵。“山田良政君碑”的墓碑铭共三行五十一字，其后并刻有署名：


    民国二年二月二十七日


    孙文谨撰并书


    “撰”是写文章之意，“并书”是指这篇文章非请他人挥毫而是亲自执笔书写之意。


    山田良政君，弘前人也。庚子（一九○○）又八月，革命军起惠州。君挺身赴义，遂战死。呜呼！其人道之牺牲。兴亚之先觉也。身虽殒灭，其志不朽矣。


    有人评孙文之墨宝中以此为最佳。


    另外，“庚子又八月”是指在旧历中庚子之年恰值闰八月，又八月是第二个八月之意。以革命成功的辛亥年十一月十三日为民国元年一月一日，之后便改用新历，但此事件的日期是在革命成功之前，故仍以旧历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