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广明鼎革 第七章 廉政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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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过分的是，相关的情报竟然不是由专门负责国内官员监控的捉影营上报，而是由监控江湖的捕风营在一次搜捕反对朝廷的江湖人的时候，顺带摸出来的线索！


    捉影营究竟在干什么？这样足以影响到帝国根基的情况居然一无所觉？朝廷给他们的高额经费他们都用来吃喝玩乐了吗？


    李俨的怒火霎那间到了顶点！


    被叫上来的捉影营首领新任捉影使面对李俨的雷霆怒火，也是大敢委屈。自从来鹄离开之后，由他担任捉影使，他初来乍到，光是理顺关系就花了不短的时间。而还没有意识到问题严重性，或者说已经对这一情况司空见惯的捉影使，主要精力都是放在监控官员异心上。当今天下藩镇割据，监控朝廷官员的举动很不好做，他们又不像负责江湖和负责军情的捕风营、鹰眼营可以肆无忌惮。他们监控的对象毕竟是朝廷官员，有些手段是采用不得的。于是他们的人力监控官员的异心倒是足够了，但要想干点别的，却也有心无力。


    李俨总算没有失去理智，在弄清楚情况之后，对捉影使一番训斥之后，倒也没有加罪。不过他也知道，关于廉政建设的任务，看来捉影营是无法承担了。还必须建立一个专门的、专业的机构才行。


    大唐其实早就有官员的检察机构：御史台。


    御史台是一种官署名，是中央行政监察机关。也是中央司法机关之一，负责纠察、弹劾官员、肃正纲纪。


    其设立从秦开始，属御史大夫府。御史大夫佐丞相理国政，兼管监察。下有两丞，其一为御史中丞，又称中执法，具体掌握监察权力。西汉末改御史大夫为大司空。不再兼管监察，御史中丞出为台主。东汉因袭。称御史台，直至唐代。


    御史台地职责最重要的为两项：一是弹劾百官；二是推鞫刑狱。唐御史台有三院：台院、殿院、察院。三院御史为清要之官，虽秩品不高，但威权甚重。玄宗时常用御史充任各种重要使职。玄宗以后，凡节度使、观察使无不兼大夫、中丞衔，度支、盐铁、户部三使的巡院官也多兼宪衔。这些由外官兼摄的御史被称为外台，大唐后期。皇权削弱，御史的威权也随之下降。御史监军的权力早在唐玄宗时已被宦官取代。


    大唐贞观之前，御史台仅仅风闻奏事，没有司法权力。贞观间，御史台设置台狱，受理特殊的诉讼案件。开元十四年（公元726年）后，专设受事御史一员，以御史充任。每日一人轮流受理词讼。从此，凡重大案件，御史台和刑部、大理寺组成三法司联合审理。大理寺负责审讯人犯、拟定判词，刑部负责复核，同时报御史台监审。


    到了李俨即位前，御史台地权限虽然已经因为皇权的旁落而降低。但仍然拥有一定地权力。其中也不乏刚直清廉的御史出现。但是在朝廷，皇帝昏庸的情况下，这些御史往往没有什么好的下场。毕竟御史有风闻言事之权，其检察范围不但包括了官员，连皇帝的行为也可以进谏，自然不受昏庸皇帝的喜欢。比较著名的一个例子就是唐懿宗时候地同昌公主病逝一案，为了阻止皇帝肆意杀人而发泄愤恨，不少御史因此而被贬被杀。


    等到了李俨即位初期，田令孜把持朝政，以宦官之身掌握朝廷。自然也不喜欢束手束脚的御史。御史台的权力被进一步削弱。


    眼下，李俨并不打算仍旧使用御史台作为监察机构。毕竟朝政糜烂那么多年。就算是御史台，也早已经被腐烂了。其中当然也不乏刚直之人，但那毕竟是少数，是特例。而且御史台目标太大，面对目前如此惊人的现象，御史台人手有限，又被人防备，无法取得好的效果。


    因此，另起灶炉迫在眉睫。当然，另外建立的监察机构就必须隐秘，至少在目前官场腐化现象严重的情况下必须隐秘。至于御史台，还是作为表面上的监察机构存在，从表面上得到了加强。左拾遗孟昭图被越级提拔任命为御史台地次席长官御史中丞（御史中丞为正四品，拾遗则只有从八品）。因为进谏李俨沉迷炼丹而被李俨保护性的贬为郴州司马的前右补阙董禹被越级提拔为御史台首席长官御史大夫（御史大夫为正三品，而右补阙为从七品）。


    董禹此人的刚直自然不用说，历史上的孟昭图也是相当刚直的。当时唐僖宗还在成都避难，田令孜把持一切，嚣张跋扈，因为西川黄头军使郭琪不拜他而赐毒酒害他，造成了郭琪领导黄头军兵变事件。


    兵变时，唐僖宗只与田令孜等宦官紧闭城门登上城楼躲避，而不顾其他大臣。兵变过去之后，又不宣慰朝臣，人心大失。


    为此孟昭图不畏田令孜权势，上疏谏诤，说：“治安之代，遐迩犹应同心；多难之时，中外尤当一体。去冬车驾西幸，不告南司，遂使宰相、仆射以下悉为贼所屠，独北司平善。今朝臣至者，皆冒死崎岖，远奉君亲，所宣自兹同休等戚。伏见前夕黄头军作乱，陛下独与令孜、敬及诸内臣闭城登楼，并不召王铎已下及收朝臣入城；翌日，又不对宰相，又不宣慰朝臣。臣备位谏官，至今未知圣躬安否，况疏冗乎！傥群臣不顾君上，罪固当诛；若陛下不恤群臣，于义安在！夫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北司之天下；天子者，四海九州之天子。非北司之天子。北司未必尽可信，南司未必尽无用。岂天子与宰相了无关涉，朝臣皆若路人！如此，恐收复之期，尚劳圣虑，尸禄之士，得以宴安。臣躬被宠荣。职在裨益，虽遂事不奏。辛未。矫诏贬昭图嘉州司户，遣人沉于颐津，闻者气塞而莫敢言。”


    然而这封奏折没有传到皇帝地手上，直接被田令孜扣留。为了报复和避免此人再度进谏，田令孜假借唐僖宗地名义矫诏贬孟昭图为嘉州司户，又派人于颐津将孟昭图投入江中淹死。一位刚直之臣，就此被害。


    当然在这个时空。孟昭图的命运还不至于如此悲惨。李俨在重建御史台的时候将想到了他与董禹，于是他们也就一步登天，成了三品、四品的大员。一方面充实了御史台的力量，一方面也避免他们在自己耳边聒噪。御史台的主要任务是监察百官。可是拾遗、补阙却都是对皇帝进谏的。针对李俨地许多举动，他们的谏言也着实让李俨烦不胜烦。


    说实话，李俨并不是一个认为自己不会犯错误地人。恰恰相反，他非常希望听到关于自己错误地谏言。但是那些并不正确却自以为正确的谏言，他是一句也不想听地。由于他本身的先进性。他的很多思想，除了他培养出来的人之外，当代地人并不能理解。尤其是被儒家流毒腐蚀的人更是对他的许多政策深恶痛绝。


    儒家思想在出现的初期本来是很好的东西。所谓经是好经，但是却被歪嘴和尚念坏了。尤其是在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还加入了天命之类的神神怪怪。原本健康的儒家，也就变成了精神上的毒品。流毒很深地，让某些大儒面对异族入侵，竟然以天命所归这样的借口投降异族，反而不如贩夫走卒有气节的五德气运说，天命说，还有什么天人感应，说天灾是人君无德所以上天降下惩罚等等的迷信学说其实都不是真正儒家的东西。五德说得创始人是著名的方士邹衍，并非儒士。而面对天命之内地神秘东西，孔子还有一句话叫做“敬鬼神而远之”。意思就是说儒生应该对这些东西敬而远之。不应该热衷这些东西。只可惜后来人因为自己的私欲和统治者为了自己的利益，把这些东西加入了儒家。于是儒家也就变成了邪恶的思想毒品。当然这都是体外话了。


    总之，儒家思想培养出来的人才，或许他清廉，或许他刚直，但是他却无法理解李俨的做法。李俨需要的谏臣并不是这样的人。而董禹和孟昭图恰恰是这种受儒家思想影响很深的士大夫，李俨当然要把他们调离了。他们的刚直清廉，用来领导御史台，是再合适不过地了。身为一个皇帝，并不能因为一个人自己喜欢而用他，另一个人因为自己不喜欢而不用他，以个人好恶主宰用人之道，这是一种严重地错误。恰恰相反，无论对某个人的个人观感如何，只要这个人在某个地方有用处，就可以在那里用他。从这个角度来说，天下间没有没用地人。他们都有自己的位置。找对了位置，就是人才，把他们放对了位置，就是善于用人的人。从这个角度来说，李俨的用人之道，经过这么长时间的磨练，已经初步有了一定的火候了。


    在重建御史台的同时，在绝大部分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李俨用这两个著名的直臣为御史台正副首脑的时候，一个名为“大唐统计处”的特色机构毫不引人注意的成立了。这一机构直属皇帝统属。每年国库的收入有固定的百分之一作为其经费。其人手都是从“捕风营”、“捉影营”、“鹰眼营”之中抽调。


    从名义上讲，大唐统计处只是一个小小的，隶属于皇帝的统计调查机构。只是皇帝用来统计国家数据的机构。在这个极少人认识到数据重要的时代，这样的一个机构，只能说是因为皇帝的一种个人爱好建立的机构，自然没有什么人关注。那些官员们更担心惧怕的，是御史台。


    于是在官员们丝毫没有觉察的情况下，大唐统计处开始了运行。他们处理的第一个案子，就是捕风营上报地那个贪墨案。


    专业的廉政机构就是不同。很快他们就将这个案子调查得清清楚楚。一切数据真实详尽。甚至连那官员的每一次交易内容说的每一句话都调查得清清楚楚。


    等调查结果出来之后。李俨立刻下令御史台处理。统计处虽然水平很高，但是为了避免打草惊蛇，也为了避免其权力的过分膨胀，他们只有调查权，并没有取证权、执法权。后两样权力都是由御史台掌握。


    御史台的董禹、孟昭图也不负李俨所望，在得到翔实的调查情报之后，他们地取证进行得如雷霆般迅速。那官员的关系网中虽然也有神通广大、消息灵通地人，竟然也没来得及通知他。他就已经被御史台的人成功抓获，病取得了初步的审讯结果。


    接下来的一场轰动大案自然不用说了。反正李俨对此事的处理是从严从重从快。某些隐藏在暗处的人都没来得及反应或者施展手段，主犯和一干从犯已经被斩立决了。


    这种手段不但震撼了某些已经初步产生的官员，也让许多手脚不干净地官员开始老实了起来。而某些隐藏在暗处的力量，更是因此而震惊，从而变得更加小心，行事的大胆程度也大大的降低了。


    李俨并非不知道背后的人是谁。除了那个有“贤王”之称的寿王李杰还能有谁呢？从治国理念上讲。李杰代表的是大官僚、大地主的利益，而李俨代表地却是中下层百姓的利益。很自然的，在李杰身边就集中了大批利益受损的大官僚、大地主。他们为李杰出谋划策，也为他出人出钱，其目的昭然若揭。


    不过李俨现在却不想动他们。李杰正好是一个试金石。谁坚定不移的支持自己，谁怀有异心，在李杰这里，很明显地就能看出来。就像那个大宦官杨复恭。表面上看来他对朝廷、对李俨忠心耿耿。但是李俨却发现他跟李杰的关系相当密切。本来李俨还因为杨复恭在历史上和在剿灭黄巢时表现出来的才干而犹豫是否要好好用他。而接到他与李杰勾勾搭搭的消息后，李俨就在心中对此人暗暗的判了死刑。


    所以，这一次，他的近臣有好些人要求他对寿王动手的时候，他和来鹄拒绝了。贪墨虽然是大事情，可是寿王却并没有直接参与。以这样的事情要对名声不错的寿王定罪是很困难的。要么不动手，一动手就必须要将对手置于死地。更何况，猪总是要养肥了才能杀地。现在地李杰，还远远没有到肥的时候，何必那么着急动手呢？


    广明年间地第一大案在官场上引起了极大的震荡。原本已经出现迹象、出现懈怠迹象的官员们又回到了一切刚刚开始时候的精神面貌。没有人是天生愿意当坏人的。极度贪婪的官员和极度清廉的官员不是没有，但是这都是少数，大部分的官员还是随波逐流的。官场风气好，他们就清廉、就有为，官场风气要是不好，他们也就变得贪婪。变得尸位素餐了。


    古代的人就是在这一点上没有人认识到。他们要求人人做圣人。其结果就是人人、至少是绝大多数人做了圣人的相反面。只有严格的制度，才能最大限度的净化官场的空气。而不是指望官员们自己的觉悟。


    这一场大案终结之后，李俨专门要求刑部从法律上加强了对官员的管理。古代的法律并不很清晰，随意性很大，同时也不象后世的法律那样有宪法这样的根本，也有刑法、民法、商法等等，总之生活中的任何一个领域，都有相关的专业性的法律存在。


    古代就不一样。或许是出于秦王朝严苛酷法而导致秦王朝二世而忘的先例，古代的执政者对严酷的法律相当抵触。但是他们不明白，有的时候、有的地方，法律应该适当的严些。比如关于那些暴利行业、关于那些拥有较大权力的官员的管制、关于颠覆国家政权、关于刑事犯罪等等方面。而另外一些法律就应该松些。比如关系到民生、影响到民生的很多法律。有些东西实在没必要太过苛责，因为老百姓的条件达不到。


    总之，古代的法律从根本上来讲，主要是针对普通老百姓的。不要说统治阶层，就连有权有势的商人，都往往很少遇到法律的约束。所谓“刑不上大夫”，古代官员的特权实在太大了。


    而李俨的观念不一样。他的观念是只要不涉及到谋反、刑事犯罪的方面，对老百姓的法律应该尽量宽松。而对官员则应该尽量严厉。当然是那些大节方面。至于言论、某些不必要的礼节等方面，虽然不能掉以轻心，却也不用太过严厉。这必然跟整个官僚阶层相冲突。老百姓虽然支持他，但是要统治这个国家，却需要整个官僚阶层的帮助。所以他不能贸然的改变法律，只能通过分化瓦解等等手段，逐步推行古代的法律改革。


    而这改革的第一步，就是针对贪污。贪污是任何一个比较清明的政府都必须遏制的，而任何一个有点良知的官员也都没有不认为贪污是违法的。从这里着手，不会影响太多。于是，《廉政法》就这样出现了。


    这是中国迄今为止第一部专项法律。而不像从前的法律那样，一部法律就包含了所有律法条文。这样是相当落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