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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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惟庸案发生在洪武十三年，是指洪武帝诛杀宰相胡惟庸事件，随後大肆株连杀戮功臣宿将，此案牵连甚广。胡惟庸被杀，朱元璋罢左右丞相，废除中书省，其事由六部分理，另设内阁供皇帝做为顾问。内阁大学士丝毫不如宰相，只有票拟权力，先送宦官，再由其上呈与皇帝。从此中国再无宰相一职。


    洪武十三年正月，涂节自首上告胡惟庸谋反。明tai祖随即下令逮捕胡惟庸、陈宁和涂节等人，并以“擅权枉法”罪加以处死。


    胡惟庸被杀后，此案并未了结，他的罪名也在不断升级。开始只是说胡惟庸“擅权植党”，后来，又加上了“通倭”、“通虏”和“谋反”等罪名，并不断牵连、扩大化。该案的同谋犯越查越多，牵涉的面也越来越广，株连蔓引，持续了数年也未能了结。


    洪武二十三年，朱元璋再兴大狱，有《昭示奸党录》布告天下，乘机又杀了几十家的权臣勋贵。李善长、陆仲亨、唐胜宗、费聚、赵庸、金朝兴、叶升、毛麒、李伯升和丁玉等人，都因与胡惟庸有勾结而被处死。其中位居“勋臣第一”的太师韩国公李善长，在洪武十三年胡惟庸案始发时，因为元勋皇亲，已免于追究，但十年以后，有人以李善长与胡惟庸共同谋反，朱元璋顺水推舟，将李善长一家七十余口一律处斩。


    这就是所谓明朝四大案件的胡惟庸案，最近写了不少胡惟庸，一些书友们就问我，胡惟庸到底是不是真的有谋反，还是朱元璋为了铲除宰相这个千年制度，而设置的套儿。


    对于这个问题，小景最近也翻阅了不少资料，也找到了蛛丝马迹。胡惟庸案件记载最清楚的是在《明史；；奸臣传》上，整个传记上，将胡惟庸谋反的起因、动机、活动、以及被杀过程都记载了下来，可谓详细，最后也写出了胡惟庸造反的罪证：“平谅侯费聚奉命抚苏州军民，日嗜酒色。帝怒，责往西北招降蒙古，无功，又切责之。二人大惧。惟庸阴以权利胁诱二人，二人素戆勇，见惟庸用事，密相往来。尝过惟庸家饮，酒酣，惟庸屏左右言：“吾等所为多不法，一旦事觉，如何？“二人益惶惧，惟庸乃告以己意，令在外收集军马。又尝与陈宁坐省中，阅天下军马籍，令都督毛骧取卫士刘遇贤及亡命魏文进等为心膂，曰：吾有所用尔也。太仆寺丞李存义者，善长之弟，惟庸婿李佑父也，惟庸令阴说善长。善长已老，不能强拒，初不许，已而依违其间。惟庸益以为事可就，乃遣明州卫指挥林贤下海招倭，与期会。又遣元故臣封绩致书称臣于元嗣君，请兵为外应。事皆未发。会惟庸子驰马于市，坠死车下，惟庸杀挽车者。帝怒，命偿其死。惟庸请以金帛给其家，不许。惟庸惧，乃与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等谋起事，阴告四方及武臣从己者。


    十二年九月，占城来贡，惟庸等不以闻。中官出见之，入奏。帝怒，敕责省臣。惟庸及广洋顿首谢罪，而微委其咎于礼部，部臣又委之中书。帝益怒，尽囚诸臣，穷诘主者。未几，赐广洋死，广洋妾陈氏从死。帝询之，乃入官陈知县女也。大怒曰：“没官妇女，止给功臣家。文臣何以得给？”乃敕法司取勘。于是惟庸及六部堂属咸当坐罪。明年正月，涂节遂上变，告惟庸。御史中丞商暠时谪为中书省吏，亦以惟庸阴事告。帝大怒，下廷臣更讯，词连宁、节。廷臣言：“节本预谋，见事不成，始上变告，不可不诛。”乃诛惟庸、宁并及节。“


    传中只写胡惟庸谋反在联合了平谅侯费聚等人勾结边关人马，朝廷只是勾结了陈宁，坐镇中书省好里应外合，但尚未发动兵马谋反，就被人告发，被朱元璋一网打尽。


    从这一点足以看出，胡惟庸的谋反之状并没有显露出来，也就是说，这里并没有记载胡惟庸谋反的罪证，一切只不过是用了秦桧的招牌计量“莫须有！“


    也许有的书友说我瞎掰，是不是瞎掰，这不是我说的算。《明史；；胡惟庸传》里清楚记载着：“惟庸既死，其反状犹未尽露。”就是说，胡惟庸被处死的时候，他谋反的罪行还不清楚。但后来胡惟庸的罪状倒是像后世流传的故事一样，被人一层一层的传说，久而久之，胡惟庸的罪名也就越来越大，逐步添枝加叶，越到后来越显得完整。他的罪状包括：谋刺徐达；毒死刘基；与李善长勾结往来谋逆；通倭（其实这一罪名是到了洪武十九年时才发现的），甚至派遣明州卫指挥林贤下海勾结日本，欲借兵为助；通蒙古（称臣于元嗣君这一罪名，则是到了洪武二十三年才被发现，派遣元故臣封绩致书元嗣君称臣，并约为外应，等等。到后来胡惟庸简直可以用神通广大来形容，东通日本高丽，西通卜宠吉儿，南通三佛齐，北通沙漠，东西南北诸夷，只要有事，你无不与胡惟庸叛逆案发生*关系，而这些罪证，在后世很多史学家看来，纯属无稽之谈。


    嘉庆年间编写《皇明吾学编》的史学家郑晓就说过：“国初，李太师、胡丞相、凉国公，公诸狱未可知？“这句话说的比较含蓄，但意思很明显，那就是他不相信，当初李善长、胡惟庸、蓝玉的罪状，而明末清初人傅维麟说得更清楚“其初狱亦何暖昧少证也，隐十年后发。”这就是说胡惟庸的谋反的罪证，还要等到十年之后才发现，可见这位老兄一点都不相信，还有明朝中期的王世贞就曾说：“史之纪兹事详矣。”便是在清代，史学家赵翼在《二十四史札记》中说：“至胡党之狱，则在二十三年，距惟庸死时已十余年，岂有逆首已死，同谋之人至十余年始败露者，此不过借惟庸为题，使狱词牵连诸人，为草剃禽狝之计耳。”可见胡惟庸的上述罪状不过是“莫须有”而已。


    看到这里，也许有不少人会问，不是还有一个离奇的“云奇告变”。这个足以说明一切了吧？


    所谓的““云奇告变”在我看来，根本是无稽之谈，但这件传说，倒是多有记载，其中以《明史纪事本末》中的记载更为详细，“正月戊戌，惟庸因诡言第中井出醴泉，邀帝临幸。帝许之。驾出西华门，内使云奇冲跸道，勒马衔言状，气方勃舌，祖怒其不敬，左右挝捶乱下，云奇右臂将折，垂毙，犹指贼臣第，弗为痛缩。”


    《见闻杂记》称“预知胡惟庸逆谋，力阻高皇帝行驾，死瓜槌下。”


    这个传说，小景只想问一下诸位，一，云奇身为内使，居西华门，离胡宅非常近，既然知道胡惟庸谋逆，为何不先期告发，一定要事迫眉睫时，才拦驾告发？第二，胡惟庸并不蠢，既然已经要谋反了，行事必然秘密，埋伏也必然是绝密之事，想来纵然是有人登上了西城门的城墙，未必也能看到刀枪林立。第三，谋反这么大的案件，胡惟庸当天下狱，当天就被处死，处置得如此匆忙，实在蹊跷，这足以让人难以信服，第四，据《明tai祖实录》记载，四天前，也就是正月甲午，中丞涂节已经告胡惟庸谋反，以明tai祖猜忌多疑的性格，怎么还会去胡惟庸家看所谓的祥瑞？


    记载胡惟庸案件最为详细的莫过于明朝的官方史书《明tai祖实录》。修于建文元年，总裁为董伦、王景彰等；再修于永乐之初，监修为李景隆、茹瑺，总裁为解缙；三修于永乐九年，改命姚广孝、夏原吉为监修官，胡广、胡俨、黄准、杨荣为总裁官，这阵容不简单吧，而这部《明tai祖实录》可以算作是明朝最为重要的一部史书，其中记录胡惟庸案件三次编修，都没有关于胡家出醴泉而邀请朱元璋观看的事；云奇作为一个太监，揭发胡惟庸谋反，这样的功劳可不是一般的大，可《明tai祖实录》中却没有记载，这就足以证明，根本就没什么所谓的云奇告变，没有这一节，那么胡惟庸最有利的谋反罪证，从何而来。


    就连晚明学者钱谦益说：“云奇之事，国史野史，一无可考。”史家潘柽章更认为云奇之事为“凿空说鬼，有识者所不道”。


    胡惟庸如果要谋反，他在家里埋伏刀兵，能让人在城墙上轻易看见吗？就是后来的清末的史学家谈迁，也认为这一连串的故事可能是虚构的，离奇的“云奇告变”，也是无稽之谈。所以胡惟庸的罪状来自“云奇之事”。根本不可信。


    而胡惟庸真正的罪状，谈迁的《国榷》详细地记载了胡惟庸被诛杀的前因后果。《国榷》是谈迁鉴于经史官员垄断了明历代实录，很多地方忌讳失实，而各家编年史书又多肤浅伪陋，谈迁寻访到各种资料，广征博采，力求征信。天启元年（始编著，初稿六年后完成，据称此书“六易其稿，汇至百卷。”顺治四年全稿被窃，他又发愤重写，顺治十年，应弘文院编修朱之锡邀请，携稿赴，访问前朝遗老、皇室、宦官、降臣等，阅读公家档案，重新校订《国榷》，以三十余年编成《国榷》一中敢于直书《明实录》避而不谈的明朝一些重要史实﹔对一些重要事件﹐常以个人和诸家的评论并列于后。其史实注意考订精审﹐材料有相当的可靠性或参考价值。万历以后七十多年的历史﹐以及建州女真的发展和后金同明的关系的记载﹐尤为他书所少见。根据邸报﹑方志和官吏遗民口述材料编补的崇祯朝十七年的史实﹐也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成为研究明代历史的可信度最高的史中说：“初，惟庸得上意，窃肆威福，横甚。封事稍嫌，匿不奏。四方馈遗亡算，家人为奸利事道关，榜辱关吏，吏奏之。上怒，杀家人，窃责丞相，谢不知，乃已。又以中书违慢，数诘问所由，惟庸惧，乃计日：主上鱼肉勋旧臣，何有我耶死等尔，宁先发，毋为人束死……遂诱吉安侯陆仲亨，平凉侯费聚，使出招士马为外应……乃遣元臣封续致书漠北请兵，又使指挥林贤通倭使，俾载精兵千人伪贡，及期会府中，掩执上。度可取取之，不可则掠武库兵人海。惟庸因伪称第中甘露降，请上临幸，许之。会西华门内使云奇走告变……上悟，登西皇城楼而眺，顾见丞相第中壮士伏甲屏间数匝，亟发禁兵擒之。””戊戌，诛左丞相定远胡惟庸，御史大夫茶陵陈宁，夷三族，尽诛其僚党，凡万五千人。”…？“


    对此，谈迁评论说；”胡丞相狷才窃柄，俾睨名器……第英主龙兴，手剪群雄，如灶上扫除，事且大定，而逆党不数人，藏甲不数百，觊专诸于窟室，冀聂政于东社，自非婴儒，其敢任之。”


    这里也就说胡惟庸案时，胡惟庸最多“窃肆威福，横甚！“而已，所谓的《明实录》上的罪证，并没有证据。


    据说，王国据《明史胡惟庸传》记载，洪武十三年，明tai祖朱元璋以擅权枉法罪和谋逆罪处死胡惟庸等人，而“惟庸既死，其反状犹未尽露”，“十九年十月，林贤狱成，惟庸通倭事始著”。


    所谓胡惟庸“通倭”，“暴露”于他死后六年的林贤案。


    林贤案的官方描述是：


    “前明州卫指挥林贤帅兵守御，以备东海防倭。不期指挥林贤当在京随驾之时，已与胡惟庸交通，结成党弊。朕责指挥林贤就贬日本。居三年，惟庸暗差私往日本取回，就借日本国王兵，假作进贡来朝，意在作乱。其来者正使如瑶藏主、左副使左门尉、右副使右门尉，率精兵倭人带甲者四百余名，倭僧在外。比至，胡惟庸已被诛戮，其日本精兵，就发云南守御。洪武十九年朕将本人命法司问出造反情由，族诛了当。”


    但这些罪证，在胡惟庸案发之时，并没有浮出水面，也就是说，这些是不是真的，还很难说。说到这里有人会说，不是还有一个涂节告密么？这算是一个证据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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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涂节是胡惟庸的心腹，他的告密应该可信！但记载涂节告密的《明史；；胡惟庸传》说，在涂节上变与商嵩告密以后，朱元璋便逮捕胡惟庸。而据《明tai祖实录》记载，四天前，也就是正月甲午，中丞涂节已经告胡惟庸谋反。但据记载，胡惟庸逮捕后，正月初六，案子居然审明白了，群臣报告，胡惟庸忍受不住酷刑，承认有罪，按照大明律法，要处以死刑！但是，一时找不到罪名，最后的罪名被定为“枉法诬贤”、“蠹害政治”！而陈宁则是胡惟庸的同党，受到同样的惩罚。


    《明tai祖实录》记载，赐死胡惟庸的第二天（正月初七），朱元璋就迫不及待地召集文武百官，说了一番义正言辞的话：


    “朕自临御以来，十有三年矣，中间图任大臣，期于辅弼，以臻至治，故立中书省以总天下之文治，都督府以统天下之兵政，御史台以振朝廷之纪纲。岂意奸臣窃持国柄，枉法诬贤，操不轨之心，肆奸欺之蔽，嘉言结于众舌，朋比逞于群邪，蠹害政治，谋危社稷，譬堤防之将决，烈火之将然，有滔天燎原之势。赖神发其奸，皆就殄灭，朕欲革去中书省，升六部，仿古六卿之制，俾之各司所事，更置五军都督府，以分领军卫。如此，则权不专于一司，事不留于壅蔽，卿等以为何如？”这就足以证明，涂节是告密了，但不是告胡惟庸否谋反，而是告胡惟庸毒死刘伯温。


    对于这一点清代夏燮《明通鉴》也有记载，《明通鉴》是夏燮一生精力的结晶。他不满记载颇失其真的官修《明史》，决意从事明史的研究。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参证群书，考其异同”，乃写成此共一百卷，二百万字，记载明朝一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方面的历史，另外《明通鉴》一书，还有它自己的一些特点，材料丰富，考订详实。夏燮仿照司马光《通鉴考异》的办法，另撰“考异”，并按照胡三省注《通鉴》的办法，收“考异”分注于正文之下。他在《明通鉴》和“考异”中所引用的资料，有的已经散佚了，但在此书中却保存着，历代都认为可信度比较高，他考察了明朝各种史书后，在《明通鉴》中说：“三编御批曰：刘基遇毒及惟庸反状，皆自涂节发之，及狱成而节亦同戳，且以党目之。揆之于理，殊未可信。节如果为惟庸谋主，宁不知事败之必将自累！乃转以首告希图幸免，实情事所必无。”“且陈宁奸状，史传所载綦详，未尝有一语及节，而节亦别无事迹。“其虚实判然可见。”这里明确说了涂节告胡惟庸谋害刘基及谋反是杜撰出来的。那么，胡惟庸谋害刘基则不成立。如此一来，所谓胡惟庸谋反不过是后人杜撰出来的。


    就连清初谷应泰著《明史纪事本末》说胡、蓝之案是明tai祖“遂疑尾大之图”“傅会难明之事”。


    再者，胡惟庸案是明朝四大案件之一，案件发生后，牵连甚广，吉安侯陆仲亨、延安侯唐胜宗、平凉侯费聚、南雄侯赵庸、荥阳侯郑遇春、宜春侯黄彬、河南侯陆聚等，皆同时坐罪胡党而死，并且追坐已故的营阳侯杨璟、济宁侯顾时等若干人。李善长被朱元璋“知逆谋不发举，狐疑观望怀两端，大逆不道”，朱元璋借口星变，当移大臣，赐太师李善长自缢，诛其妻女弟侄全家七十多口。


    此后朱元璋以肃清逆党为名，大规模地屠杀，坐诛者三万余人，株连蔓引，十几年未靖，并作《昭示奸党录》，布告天下。这样大的一个案件，清修的《明史》也只是说胡惟庸被诛时“反状未尽露”，这不免让人生疑。


    要知道，《明史》是二十四史最后一部，共三百三十二卷，包括本纪二十四卷，志七十五卷，列传二百二十卷，表十三卷。它是一部纪传体断代史，记载了自朱元璋洪武元年至朱由检崇祯十七年二百多年的历史。其卷数在二十四史中仅次于《宋史》，但其修纂时间之久，用力之勤却大大超过了以前诸史。修成之后，得到后代史家的好评。


    经过三次改稿，费时几十年。《明史》的确有不少长处。首先，它体例严谨，叙事清晰，文字简明，编排得当。史评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曾将辽宋、金、元诸史和《明史》作了比较，认为“未有如《明史》之完善者”。其次，《明史》的史料较为丰富。当时可资的第一手史料很多，除一套完整的明朝各帝“实录”而外，尚有邸报、方志、文集和大量私家史乘。朱彝尊修史时《上总裁第二书》中说，仅各地的方志藏于国家图书馆者，即达三千余册之多。可见《明史》可信度还是比较高的。


    《明史》是清朝的张廷玉的继承前人的成果编写的，张廷玉是什么人是康熙朝大学士张英次子，康、雍、乾三朝元老。康熙时以进士官刑部、吏部侍郎，雍正年间受到重用，任顺天乡试主考官、入值南书房、《明史》总载官、礼部及户部尚书，后又相继升他为文渊阁、文华殿和保和殿大学士，并令其改兼吏部尚书，居官五十多年，这样一个忠实的清朝大官，编撰前朝史书自然不会帮着前朝皇帝去刻意隐瞒这样一个实情了，再说了，清朝皇帝当时入关，很需要人心，编纂些前朝的皇帝的恶习才好证明他的统治是合法的，像胡惟庸这样大案子，若当真有谋反之心，岂能不大，但《明史》却留下了一句“反状未尽露”。这足以说明胡惟庸并非谋反，而是被朱元璋的冤杀的。因为他真正的目的，不是在于胡惟庸谋反，而是趁机废除丞相，肃清权臣，为子孙后代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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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实录》记载：“罢丞相不设，析中书省改归六部，以尚书任天下事，侍郎贰之，而殿阁大学士久备顾问。帝方字操威柄。。。


    《明史稿》载：“先是，tai祖承前制设中书省，置左、右丞相。平章政事，以统领众职，置属官参议，左右司郎中，员外郎，都事，中书舍人，分钱粮礼仪刑名营造四部，以条理管辖。十三年，正月诛胡惟庸，遂罢中书省。。。。。。。二十八年敕谕群臣：‘国家罢丞相，设府、部、院、寺以分理庶务，立法至为详善，以后嗣君，其毋得议置丞相。臣下有奏请设立者，论以极刑。


    《明tai祖实录》载，癸卯，大祀天地于南郊。罢中书省，升六部，改大都督府为五军都督府，布告天下。诏曰：“朕膺天命，君主华夷，当即位之初，召集群臣，讲求官制，远稽汉、唐，略有损益，亦参以宋朝之典。所以内置中书省、都督府、御史台、六部；外列都指挥使司、承宣布政使司、都转运盐使司、提刑按察司和府、州、县，纲维庶务，以安兆民。朕尝发施号令，责任中书，使刑赏务当。不期任非其人，丞相汪广洋、御史大夫陈宁昼夜淫昏，酣歌肆乐，各不率职，坐视兴废，以致胡惟庸私构群小，夤缘为奸，或枉法以惠罪，或挠政以诬贤，因是发露，人各伏诛。特诏天下罢中书，广都府，升六部，使知更官之制，行移各有所归，庶不口烦。于戏！周职六卿，康庶民于宇内，汉命肖、曹，肇四百年之洪业，今命五府六部详审其事，务称厥职，故兹诏谕。”


    《明tai祖实录》卷129载，洪武十三年正月已亥，胡惟庸等既诛，上谕文武百官曰：“朕自临御以来，十有三年矣，中间图任大臣，期于辅弼，以臻至治。故立中书省以总天下之文治，都督府以统天下之兵政，御史台以振朝廷之纪纲。岂意奸臣窃持国柄，枉法诬贤，操不轨之心，肆奸期之蔽，嘉言结于众舌，朋比逞于群邪，蠹害政治，谋危社稷……赖神发其奸，皆就殄灭。朕欲革去中书省，升六部，仿古六卿之制，俾之各司所事。更置五军都督府，以分领军卫。如此，权不专于一司，事不留于壅蔽，卿等以为如何？”


    《明史”职官志1”序》载：“明官制，沿汉、唐之旧而损益之。自洪武十三年罢丞相不设，析中书省之政归六部，以尚书任天下事，侍郎贰之。而殿阁大学士只备顾问，帝方自操威柄，学士鲜所参决。


    从这些不难看出，朱元璋大力制造了胡惟庸案件真正缘由不是胡惟庸有谋反的迹象，而是认为丞相容易“张君之威福”，而作恶多端，又认为元亡的原因在于“政专中书”、“委任权臣”。因为这些认识再加上李善长，汪广洋，胡惟庸等人多事专横跋扈，大权凌驾百官之上，让他心生不安，才决意废相，这一点在早在洪武十一年就看出了迹象，当初朱元璋就命令以后臣下上奏书，不许“关白”中书省（大臣奏事时，中书省不必知道）。洪武十三年废除丞相制度之举，只是不许“关白”中书省的延续，意思是大权独榄，集自古以来皇权、相权于一身，从此六部尚书直接对皇帝负责。


    洪武二十八年六月，tai祖御奉天殿，敕谕文武群臣说：“自古三公论道，六卿分职。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因之，虽有贤相，然其间所用者多有小人专权乱政。我朝罢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事务，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以后嗣君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处以重刑。“


    很显然这一切朱元璋早有准备，否则不会在胡惟庸死了那么几年的功夫，就有了这样的大手笔，说到这儿，我们可以回过头来看一下整个胡惟庸案，胡惟庸做了相国后，益骄横跋扈，擅自决定官员人等的生杀升降，先阅内外诸司奏章，对己不利者，辄匿不上报。各地喜好钻营、热衷仕进之徒与功臣武夫失职者，争走其门，馈送金帛、名马、玩物不可胜数。要说他独断专行确有其事，但谋反其实是子虚乌有，这不过是朱元璋的一个借口，这一点从他诛杀，告发的涂节，第一任锦衣卫指挥使毛骧等人就足以看出，以及后来以此诛杀李善长一家就更加明显，摆明了是朱元璋想借胡案兴起大狱来诛杀文武功臣，以防功臣们日后威胁朱姓子孙。所以胡惟庸案说穿了并不是胡惟庸有谋反之心，而是朱元璋有了借他整肃功臣的借口，凡是对他朱家子孙有威胁的大臣，都可以扣上“胡党”的罪名，处死抄家，一并杀了。


    这一点在李善长一家被杀后一年，郎中王国用为其鸣冤，由御史解缙起草《论韩国公冤事状》，最有说服力。


    疏中论道：李善长与陛下同心，出万死以取天下，勋臣第一，又何必为胡惟庸谋事，况且他已经年迈，根本没有精力再折腾，何苦如此！当时正值胡党株连，气氛异常恐怖，很多人担心会招来祸事。但朱元璋看了以后，读了如此冒犯的话，心知理亏，竟然不予追究，足见李善长死得有多冤枉，这反过来也可以说，胡惟庸案的的确确是朱元璋一手炮制的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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