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普尔小姐的故事

    马普尔小姐的故事——


    我亲爱的，我想我没告诉过你们——你，雷蒙德，还有你，琼——有关几年前发生的一桩奇特的小案子。不管怎样，我不想让人们觉得我很自负——当然了，我也知道和你们年轻人比起来我根本算不上聪明——雷蒙德会写那些关于令人讨厌的男男女女们的非常现代的书——琼会画那些出众的图画，上面全是一些四四方方的人，身上有的地方非常奇怪地凸了出来——你们都很聪明，我亲爱的，只是像雷蒙德经常说的那样（但是以非常亲切的口气说出的，因为他是天下最善良的侄子），我是不可救药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我羡慕艾玛先生——塔德玛还有福雷德里克-赖顿先生。我猜在你们看来他们简直是一些不可救药的老古董，现在让我看看，我刚才说什么来着？噢，对了——我不想给人一个自负的印象——可我又忍不住有那么一丁丁点的自满，因为我只凭着很少的一些常识就解决了那个令比我聪明的人都头疼的问题，虽然从一开始我就觉得答案十分显而易见……好了，我要给你们讲讲我的小故事，如果你们觉得我有一点儿自夸，千万别忘了我真的帮助了一个可怜的家伙从无尽的痛苦中解脱了出来。


    我第一次知晓这件事是在一天晚上九点钟，格温——你们还记得格温吗？我的那个长着红色头发的小女佣——格温走进来告诉我波塞瑞克先生和另一位先生来见我，她已经带他们进了客厅。当时我正呆在饭厅里，因为已是早春，我觉得生两处火很浪费。


    我叫格温去取樱桃白兰地还有几个玻璃杯来，我则匆忙赶到了客厅。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还记得波塞瑞克先生，他两年前死了。我们曾经是多年的老朋友，我所有的法律事务都是由他处理的。他可是一个精明人，也是一个真正聪明的律师。现在我的法律事务由他的儿子办理——个很不错的小伙子，也很新潮——可我对他怎么也不能像对波塞瑞克先生那样放心。


    我向波塞瑞克先生解释了一下生火的问题，他立刻就说他和他的朋友可以去饭厅和我谈。然后他给我介绍了一下他的朋友——一位罗迪斯先生，一个年轻人——四十岁刚出头——我立刻就注意到了一个极不正常的地方：他的态度极其特殊，如果人们不知道这可怜的家伙正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就很有可能会认为他粗野无礼。


    我们在饭厅里坐下来，格温早把樱桃白兰地拿来了，波塞瑞克先生说明了此次的来意。


    “马普尔小姐，”他说，“你一定要原谅一位老朋友的擅作主张，我这次是来向你请教的。”


    我一点儿也不明白他在说什么，于是就听他继续说下去：“人们生病时喜欢听两种意见——种是专家提出的，另一种是家庭医生的，一般人们更看重前者，可我不敢苟同。专家只是在自己的领域内有一定的经验——家庭医生的医学知识可能比不上专家——但却有多方面的经验。”


    我完全明白他的意思，这还是因为不久以前发生的一件事：我的一个侄女没征求过家庭医生的意见就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一个皮肤病专家那儿去看病，因为她觉得自己的家庭医生实在是太老了。那个专家给她开了很贵的处方，结果后来发现那孩子得的只是一种不太常见的麻疹而已。


    我提这个——虽然我极怕说话跑题——是想说明我很欣赏波塞瑞克先生的观点——可我还是搞不明白他为什么说这番话。


    “如果罗迪斯先生病了——”我说了一半便停了下来——因为这可怜的家伙发出了一阵恐怖的笑声。


    他说：“我想我几个月后就要被处死了。”


    然后我就听到了整个故事发生的经过。不久以前在班彻斯特——一座离这儿大约二十英里远的小镇——发生了一起谋杀案。我想那时我没怎么关心这个案子，因为村里已经有很多令人兴奋的人和事了，比如说我们区的护士。虽然与我们区的护士相比，发生在印度的一次地震，班彻斯特的一桩谋杀案这些村外的事情还是更重要一些——可它们还是不如村里的人和事更让人关注。我想恐怕所有的村子里的情况都是如此。不过我仍记得曾经在报纸上看到过一篇报道——个女人在旅馆的房间里被人刺死了，可我却记不得她的名字了。不过现在看来这个女人就是罗迪斯先生的妻子——可这还不是最糟糕的——最不幸的是人们实际上怀疑是他亲手杀了自己的妻子。


    波塞瑞克先生把这些都跟我讲得清清楚楚。虽然陪审团裁定这是一起谋杀案，凶手未知，可罗迪斯先生还是相信不出一两天他就会被捕的，所以他去找波塞瑞克先生寻求帮助。波塞瑞克先生接着往下说，那天下午他们去请教了大律师马可姆-欧德先生，并且，如果开庭审理此案马可姆先生将为罗迪斯先生辩护。


    据波塞瑞克先生说，马可姆先生很年轻，辩护的手法也很新潮，而且也为罗迪斯先生提出了一种辩护的方案，可对这一方案罗迪斯先生并不十分满意。


    “你看，我亲爱的小姐，”波塞瑞克先生说，“这个方案就有点儿像我所讲的‘专家的意见’。你给马可姆先生一个案子他就只看到一点——最可行的辩护方案。可在我看来，即使是最好的辩护方案也可能完全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方案没有把实际发生的事情考虑进去。”


    然后他又说了一些奉承我的话，无非是我多么的明智，多么有判断力，多么能够洞察人的本性。他又请求我听听这个案子，希望我能给他们些建议。


    我能看得出来罗迪斯先生十分怀疑我的能力，对于波塞瑞克先生把他带到我这儿来的这一举动他也感到极其愤怒。然而对这一切波塞瑞克先生都视而不见，仍继续给我讲述三月八号晚上发生的事情。


    案发前罗迪斯夫妇已经在班彻斯特的皇冠旅馆里住了一段时间了。罗迪斯夫人是一个轻度的癔想症患者，（我是从波塞瑞克先生小心的措辞中得出这一结论的。）吃过晚饭以后罗迪斯夫人就立即上床了。她和她的丈夫分别住在两间相邻的屋子，中间有一扇门相通。罗迪斯先生就在隔壁的房间里写一本关于史前隧石的书。在十一点钟他把稿子整理了一下准备上床睡觉，但在临上床前他向妻子的房间望了一眼，想看看她是不是还需要什么，结果发现灯仍亮着，而他的妻子却倒在床上，被人用刀刺穿了心脏。她死了至少已有一小时了，可能时间还要长一些。接下来就是一些细节。罗迪斯夫人的房间里还有一扇门通向走廊，可它被人从里面锁上了，房间里惟一的一扇窗户也上了闩。而据罗迪斯先生回忆，除了一个来送热水瓶的女侍者以外再没有人从他的房间经过。凶器是罗迪斯夫人放在梳妆台上的一把匕首，平常她把它用作裁纸刀。凶器上面没有指纹。


    最后情况归结成这样——除了罗迪斯先生和女侍者以外再没有什么人进过死者的房间。


    我问了一下那个女侍者的情况。


    “那也正是我们调查的第一步，”波塞瑞克先生说，。‘玛丽-希尔是当地人，她在皇冠旅馆做女侍者已经有十年了。


    她根本就不可能突然对一个房客进行攻击。你无论怎么看她都是一个迟钝的人，甚至都有点儿傻。她的口供也没有一点儿出入：她给罗迪斯夫人送去了热水瓶，看见她已经快睡着了——正在那儿打盹儿呢。坦白地讲，我不相信她会是凶手，而且陪审团也不会相信。”


    波塞瑞克先生又提到另外一些细节。在皇冠旅馆里正对着楼梯是一间小休息室，房客们有时在里面闲坐，喝喝咖啡。一条走廊通向右边，走到拐弯处就是通往罗迪斯先生房间的门；在这儿走廊又向右拐，拐过去的第一扇门就是通向罗迪斯夫人房间的。在案发时这两扇门人们都能看见。第一扇门——进罗迪斯先生的房间的，我们估且称为a门，有四个人可以看见，两个商人还有一对正在喝咖啡的老年夫妇。据他们讲，只有罗迪斯先生和女侍者出入过a门。而走廊里的另一扇门b门也有人能看见，有一个电工在那儿干活，他发誓只有女侍者进出过b门。


    这真是一桩离奇而又有趣儿的案子。表面看来，一切证据都说明一定是罗迪斯先生杀死了自己的妻子。可我看得出波塞瑞克先生相信自己的雇主是清白的，而他可是个精明的人。


    在调查的时候罗迪斯先生吞吞吐吐地讲出了一个女人，她曾给他的妻子写过恐吓信，我猜他的故事一定极不使人信服。在波塞瑞克先生的请求下，他给自己做了一番解释。


    “说实在的，”他说，“我自己从来就没有相信过这个故事。我觉得大部分都是阿咪自己编造出来的。”我猜想罗迪斯夫人是那种富于浪漫色彩的自欺欺人的人，生活在一个个编织起来的故事中。如果照她自己的说法，她一年之中的冒险经历就多得让人不敢相信了。她踩到一个香蕉皮滑了一下就说这是九死一生；她的头罩着了火就非坚持说自己从燃烧着的房子里被救出来并差一点儿被烧死，因此她丈夫已经学会了在听她的话时打些折扣。所以当她告诉他她开车曾撞伤过一个孩子，而孩子的母亲发誓要报仇时，他根本就没把它当真，这件事发生在他们结婚以前，虽然她给他看了那些措辞疯狂的信件，他还是怀疑是她自己编的。事实上，她以前曾干过一两次类似的事。她是那种歇斯底里的女人，总是不停地寻求刺激。


    对我来说这一切都是那么的自然——实际上，我们村里也有一个如此行事的年轻女子。这种人面临的危险就是当真有不寻常的事发生到她们身上时，往往没有人会相信她们是在说真话。在我看来这桩案子就是这样。我想警方只认为是罗迪斯先生在编故事，用以转移人们对他的怀疑。


    我问了一下旅馆里是不是还有单身女人住宿。看起来有两个——格兰比夫人，一个有盎格鲁血统的印度人的遗孀；另一个是卡罗色丝小姐，一个四肢发达，说话时总是省掉g的音的老处女，波塞瑞克又补充了一点：经过非常详细的调查，发现根本没人看见她们在犯罪现场附近出现过，而且无论如何你也想象不出她们俩和案子能有什么联系。


    我又让他描述了一下她们两人的长相。他说格兰比夫人大约五十岁左右，长着一头浅红色的头发而且很零乱，她面色微黄，略显病态，她的衣着相当的奇特，大部分都是纯丝制成的；卡罗色丝小姐大约四十岁左右，戴着一副夹鼻眼镜，头发像男人一样剪得短短的，上身穿一件很男子气的大衣，下着一条裙子。


    “啊呀，”我说，“这可就太难办了。”


    波塞瑞克先生眼巴巴地看着我，可我那时不想多说话，所以就问他马可姆-欧德先生都说了些什么。


    马可姆先生非常自信，他觉得自己能找出证据使尸检的结果定为自杀，也能对凶器上没留下指纹这一问题作出一个令人信眼的解释。我又问罗迪斯先生怎么想，他说医生们都是傻瓜，连他自己也不相信他的妻子会自杀。“她不是那种人，”他只简简单单地说了一句——而我也同意他所说的，歇斯底里的人通常是不会自杀的。


    我考虑了一分钟，然后又问罗迪斯夫人房间里的门是不是直接通向走廊，罗迪斯先生回答说不是——还有一个小门厅，里面是浴室和厕所。从里面锁上的是从卧室通往门厅的那扇门。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个案子就再简单不过了。”我说道。


    “而且你们也知道它的确很简单……可以说是世界上最简单的事了。只是还没有人从那个角度来考虑这个案子罢了。”


    波塞瑞克先生和罗迪斯先生一齐瞪着我，这使我很不好意思。


    “可能是，”罗迪斯先生说，“是马普尔小姐还没有完全理解案子的难度。”


    “不，”我说，“我想我理解了。不外乎四种可能：罗迪斯夫人或者是被她丈夫杀死的，或者是被那个女待者，再不就是自杀，最后一种可能是一个外人杀了她，而没有人看到这个人出入罗迪斯夫人的房间。”


    “这不可能，”罗迪斯先生抢过了话头，“没有人能够出入我的房间而又不被我看见，即使真的有人躲过了电工的视线进了我妻子的房间，他又怎么能够离开房间而又从里面锁上门呢？”


    波塞瑞克先生看着我说：“怎么解释，马普尔小姐？”他的语气中充满了鼓励。


    “我想间你一个问题，罗迪斯先生。”我说：“那个女侍者长得什么样？”


    他说他不能确定——他觉得她应该是个高个子女人——他记不起来她的肤色是白还是黑。我又问波塞瑞克先生这个相同的问题。


    他说她是中等身材，淡黄色的头发，一双蓝眼睛，面色微红。


    罗迪斯先生说：“波塞瑞克，你可比我善于观察。”


    我很冒昧他说了一句表示不敢苟同，然后我问罗迪斯先生能不能描述一下我房间里的女佣人，结果他和波塞瑞克先生都不能。


    “你们难道还不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吗？”我说，“你们到我这儿来脑子里只想着自己的事，所以把你们带进屋里的就只是一个‘女佣人’。这也同样适用于在旅馆房间里的罗迪斯先生，他看到的只是女侍者的制服和围裙，因为他已完全投入到工作中去了。而波塞瑞克先生却是以一种不同的身份询问了同一个侍者，他才是把她当作一个‘人’来看待的。”


    “而那个杀了人的女人也正是利用了这一点。”


    由于他们还没明白我的意思，我只好解释了一下。


    “我认为事情的经过应该是这样的：女侍者从a门进来，拿着热水瓶经过罗迪斯先生的房间，然后进了罗迪斯夫人的房间，最后从门厅出去经b门到了走廊；x——我们的女谋杀者——从b门进来后藏在了门厅里，一直等到女侍者出去，然后x进了罗迪斯夫人的房间，从梳妆台上拿起了匕首（毫无疑问她在白天就对这房间进行了仔细的侦察），走到床边，刺了这正在打盹儿的女人一刀，然后把刀柄上的指纹擦掉，将她进来的那扇门从里面锁上，最后从罗迪斯先生正在工作的房间里走了出来。”


    罗迪斯先生禁不住叫了起来：“那我应该看见她，电工也应该看见她进来。”


    “不，”我说，“这就是你错的地方。你不会看见她的——如果她装扮成女侍者，你就认不出她了。”我等他们明白了这句话以后又接着说，“你正全神贯注地干你的工作——你通过余光看见一个女侍者进来了，又进了你妻子的房间，然后又经过你的房间出去了，‘衣服，是一样的——可却不是同一个人。这也是喝咖啡的人们所看到的——一个女侍者进去了，过了一会儿一个女侍者又出来了。电工也是一样。


    我敢说一个女恃者如果长得很漂亮的话，男人们大概会注意她的脸——人的本性就是这样——可如果她只是一个长相一般的中年妇女——那么你看到的就只是她的衣服，而不是这个女人本身。”


    罗迪斯先生大叫了起来：“她是谁？”


    “嗅，这就有点儿难了，不过肯定是格兰比夫人与卡罗色丝小姐两人中的一个。听起来好像格兰比夫人平时是戴着假发的——所以她可以摘下假发装成一个女侍者。可另一方面，卡罗色丝小姐的头发又是短短的，她也可以戴上假发装成女侍者。不过我敢说你会很容易地找出凶手的，我个人倾向于是卡罗色丝小姐干的。”


    我亲爱的，故事真就这样结束了。“卡罗色丝”是一个假名字，不过她就是凶手。她的家族有精神病史。罗迪斯夫人是个极粗心大意而又爱开飞车的人，结果就把她的小女孩儿给撞死了，结果这可怜的女人就精神失常了。不过她平常装得就跟正常人一样，要不是她不断地给罗迪斯夫人写疯狂的恐吓信，你根本不知道她已经疯了。在谋杀前她跟踪罗迪斯夫人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并且做了周密的计划，谋杀后的第二天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假发和女侍者的衣服寄了出去。不过在警察的追问下她立刻就垮掉了，承认了杀人的罪行。这个可怜的家伙现在在伯劳地摩，精神完全崩溃了，不过这起谋杀案却是策划得非常成功。


    波塞瑞克先生后来又来我这儿，带来了罗迪斯先生一封措辞恭敬的信——真的，它都使我脸红了。我的老朋友对我说：“还有一件事——你为什么觉得更像是卡罗色丝干的，而不是格兰比呢？你从来没见过她们。”


    “嗯，”我说，“是那个g的发音，你说她说话的时候老省掉g的音，只有书里边的猎人才那么干，我可没见现实生活中有多少人这么干的。即使有也没有六十岁以下的人。你说她是四十岁左右，所以那些丢掉的g音在我看来就是一个女人在演戏而又做得过头了。”


    我不应该告诉你们波塞瑞克先生对我的回答都说了些什么——不过他非常地赞许——我真的忍不住对自己有那么一点点的满意。


    世界上的事情有时结局会这么好，真是令人惊叹。罗迪斯先生又结婚了——和一个美丽善良的姑娘——他们已经有了一个小宝宝——你们猜怎么着？——他们让我给小宝宝做教母，他们这样做真是太让我感动了。


    我真希望你们不会嫌我讲得太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