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悲观者无处可去
3个月前 作者: 路内
在去往终南山的路上
天色渐亮,暮色渐沉
他不知终南山的鸟儿们
四季里只睡了这一夜
——张小尹《终南山》
张小尹和我一起坐在路边。她说:“路小路啊,你说说你从前的故事吧。”
这一年我三十岁,我很久没有坐在马路牙子上了,上海人管这叫街沿石。这姿态让我觉得自己还很年轻。我对张小尹说,你去给我买一杯奶茶,我就开始讲故事。我爱喝路边的奶茶,我也很爱上海的高尚区域,马路牙子相对比较干净,奶茶的味道也很正宗。在我年轻时住过的那座城市,马路边全都是从阴沟里泛出来的水,街上没有奶茶,只有带着豆渣味的豆浆。这都不是什么令人愉快的事情,但我照样在那里生活了很久。
张小尹是地下诗人,她把诗贴在网络论坛上,后面跟着一屁股的帖子。我也跟帖,夸她写得好。我们两个刚认识的时候,她很能走路,沿着中山西路风生水起地走,我在她后面跌跌撞撞一路小跑,觉得自己像个残废。等我们同居之后,她忽然又变成了一个不爱走路的人,走着走着就把手扬了起来,嗖地跳上一辆出租车。
我像她这么大的时候,马路上的出租车很少,口袋里的钱也不多,坐出租车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那时候和女孩子逛马路,会用一种很温柔的口气说:“我们还是走走吧,一起看看月亮。”一走走出五里地去。那时候的女孩子也很自觉,没有动不动就坐出租车的,她们通常都推着一辆女式自行车,恋爱谈完了,就跳上自行车回家去,也不用我特地送她们。
那是九十年代初的事情,那时候我二十岁,生活在一个叫戴城的地方,那里离上海很近。九十年代一眨眼就过去了,我的二十岁倒像一个没有尽头的迷宫。有时候就是这样的,那些实际的时间与你所经历的时间,像是在两个维度里发生的事情。
我对爱走路的女孩有一种情结。我在中山西路上对张小尹说:“我们谈恋爱吧。”她就答应了。恋爱之后,她再也不愿跟着我一起走路,而是爱坐各种各样的交通工具。我这个情结算是彻底破灭。不过,事情不算很糟糕,张小尹不爱走路但她爱写诗,写诗的女孩是我的另一个情结。
我当然不可能要求一个女孩又能写诗又能做菜,又聪明又漂亮,还得是个走路一族。这个要求太高了,我对女孩没什么要求的,人品好一点就成了。张小尹说:“我不要听你说人品,我人品很好的。我要听你讲以前的故事。”张小尹是所谓的80后,爱听一些稀奇古怪的故事。
好吧,就像你的大学时代是在图书馆和网吧里度过的一样,那是二十一世纪初吧,那就是你的青春最香甜最腐烂的年代。我呢,恰好香甜腐烂在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初。我想,带着果子的香味而腐烂是一件多么开心的事情,多么明媚,多么鲜艳。
在这个故事的开始,我模仿杜拉斯的《情人》说:“该怎么说呢,那年我才十九岁。”或者模仿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说:“很多年以后,路小路坐在马路上,想起自己刚进工厂的时候……”
我想,我要用这种口气来对你讲故事,像面对一个暌违多年的情人。我又想,如果这些故事在我三十岁的时候还无处倾诉,它就会像一扇黑暗中的门,无声地关上。那些经历过的时间,就会因此平静而深情地腐烂掉。
我对张小尹说,我二十岁那年的理想,是在工厂的宣传科里做个科员。张小尹一听就乐了:“宣传科啊?那不就是画黑板报吗?”
黑板报不用天天画,大部分时间,宣传科都很清闲,什么都不用干。出了生产事故,有人不小心死了,或是不小心被机器切下来一条胳膊,宣传科就出点安全知识黑板报。有人生了第二胎,或是不小心未婚先孕了,宣传科就写点计划生育小知识。就这么点事情,一共有十来个科员轮流干。
当时我的理想就是:每天早上泡好自己的茶,再帮科长泡好茶,然后,摊开一张《戴城日报》,坐在办公桌前等着吃午饭。宣传科的窗台上有一盆仙人球,天气好的时候,阳光照在仙人球上,有一道影子像个日晷,上午指着我,下午指着我对面的科长,午饭时间它应该正好指着科室的大门。如果你每天都有耐心看着这个日晷,时间就会非常轻易地流逝。
这只是我的想象,我没有在宣传科干过,别人说我学历不够,只能去做工人,而且是学徒工。这种人在厂里的地位非常低,在食堂排队打饭得给老师傅让先,在厕所排队拉屎得给老师傅让坑,吃不上热饭也就算了,屎要是拉在裤子里那就糗大了。但我照样在工厂里生活了很久,为什么不离开它,我自己也说不清楚。
其实,在宣传科里看日晷,是件非常不浪漫的事。那时候有女孩子问我:“路小路啊,你的理想是什么啊?”我就说,我要当个诗人。我心里想去宣传科,嘴上说的却是想做诗人。为此我也写一点诗,拿给女孩子看。她们看了之后说,很有李清照的韵味,我听了这种表扬居然还觉得高兴。她们又说,路小路,你这么有文采应该进宣传科啊。这句话点了我的死穴,我只好说,学历不够,看样子做诗人比进宣传科容易。
我说,理想这个东西,多数时候不是用来追求的,而是用来贩卖的。否则,我二十岁的时候,怎么会对那么多的姑娘说起我的理想呢?当时我是学徒工,干体力活的,按理说,这种人天生没理想,脑子像是被割掉过一块。我当时为什么会有理想,自己也说不清,大概割得还不够多吧。
张小尹快活地说:“小路啊,你现在很失败,你既没当成诗人也没当成科员!”说完,她把喝空的奶茶杯子放在了我的头顶上。
我读中学的时候,数学成绩很差,解析几何题目做不出来,看见象限上的曲线只觉得像女人的乳房和屁股。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同学,同学嘴贱,就去告诉了数学老师。数学老师说:“路小路的人生观有问题,只有悲观的人才会把曲线看成人体素描。”以后他每次在黑板上画曲线,都会意味深长地看我一眼。
对我来说,数学老师的话像个谜语。中学的政治课上讲的都是主观客观、唯心唯物、剩余价值之类的问题,马列主义哲学一般不讲悲观和乐观,所以我搞不明白。起初我以为数学老师在嘲笑我,我们那所中学是普通高中,用的课本都是乙级本,有人说读这种课本想考上大学就像用柴油发动机想飞上月球,完全是一纸荒唐梦。我们学校的毕业生,大部分都是去工厂做工人,比较高档的是去做营业员,当然也有在马路牙子上贩香烟的。这种学校的数学老师,你能指望他说出什么金玉良言呢?
当时我的选择是:第一,去参加高考,然后等着落榜;第二,不参加高考,直接到厂里去做学徒;第三,不去做学徒,直接到马路上去贩香烟。我爸爸经常教育我:“小路,你要是不好好学习,以后只能到马路上去贩香烟了。”每逢这种时候,我就会反问他:“爸爸,我要是好好学习呢?”
我爸爸说:“那你可以去厂里做学徒工。”
我说:“爸爸,做学徒工还得好好学习啊?”
我爸爸说:“你以为学徒工那么好做?”
必须重点说明,我爸爸是戴城农药厂的工程师。他一辈子跟反应釜和管道打交道,然后生产出一种叫甲胺磷的农药,据说农村妇女喝这种农药的死亡率非常高。我爸爸过去是个知识分子,年轻时挺清秀的,在车间里干了二十多年,变成了一条胡子拉碴、膀大腰圆的壮汉,乍一看跟工人师傅没什么区别。那几年他虽然处于生理上的衰退期,但毕竟还没跨过更年期的门槛,肌肉依然发达,脾气却越来越坏,打我的时候下手非常狠毒。我碍着我妈的情面,不敢和他对打,以免他自尊心受挫。
我和他讲道理,说:“爸爸,关键是我并不想当工人。哪怕做个营业员,总比当工人强吧?”
我爸爸说:“你要是做营业员,我就帮不了你了。你要是做工人,将来还有读大学的机会。”
我爸爸后来说到职大。你知道什么叫职大吗?就是职业大学。说实话,因为读了个普高,我对一切大学的知识都不了解,我甚至搞不清本科和大专的区别。有一次我去问班主任,这个王八蛋居然说,这种问题我没必要搞清楚。后来我爸爸向我解释,戴城的化工系统有一所独立的职业大学,称为戴城化工职大,戴城化工系统的职工到那里去读书,就能拿到一张文凭。读这所大学不用参加高考,而是各厂推荐优秀职工进去读书,学杂费一律由厂里报销,读书期间还有基本工资可拿。这就是所谓的“脱产”,脱产是所有工人的梦想。
我爸爸说,只要我到化工厂里去做一年学徒,转正以后就能托人把我送到化工职大去,两年之后混一张文凭出来,回原单位,从工人转为干部编制,从此就能分配到科室里去喝茶看报纸。
我听了这话非常高兴,二十年来挨他的揍,全都化成了感激。我问他:“爸爸,你搞得定吗?送我去读大学,一定要走后门吧?”我爸爸说:“我在化工局里有人的。”我吃了这颗定心丸,从此不再复习功课,一头扎进游戏房,高考考出了全年级倒数第二的成绩。按理说,应该去马路上贩香烟,但是九二年的暑假我仍然拿到了一张化工厂的报名表。我对我爸爸的法力深信不疑。
进了工厂之后才知道,我爸爸是彻底把我忽悠了。这家化工厂有三千个工人,其中一半是青工,这些人上三班、修机器、扛麻袋,每个人都想去化工职大碰碰运气。后来他们指给我看,这是厂长的女儿,这是党委书记的儿子,这是工会主席的弟弟,这是宣传科长的儿媳妇。他们全是工人,全都想调到科室里,全等着去化工职大混文凭呢。这时候我再回去问我爸爸,你不是说化工局有人的吗?他捂着腮帮子说,那个人退休了。
所谓的职业大学,因此成了一张彩票,何时能中奖,谁都说不清楚。我为了买这张彩票,所付出的代价就是把自己送到了工厂里去做学徒工。这很正常,如果你不去买彩票,那就永远不会有中彩的机会。我爸爸说,只要我辛勤劳动、遵守纪律、按时送礼,就能得到厂长的青睐。
我发现自己上当了,想脱身已难。家里为了能让我进工厂,并且谋一个好工种,送掉了不少香烟和礼券。对我爸爸来说,礼券和香烟才是买彩票的代价,至于他儿子则算不上是代价,最多只是一个没抢到水晶鞋的灰姑娘,虽然没赚,但也不会赔得太厉害。我回想起数学老师的话,路小路把曲线看成屁股,因此他是一个悲观的人。这时我开始认真反思这句话,我认为他的意思是:我不但会把曲线看成屁股,还会把屁股看成曲线。这样的人必定悲观得无可救药,因为,他眼前的世界是一团糨糊,所有的选择都没有区别。
那年我爸爸为了一件小事揍我,他忘记我已经是工厂的学徒了,而且是一个上不了职大的学徒。在我妈的尖叫声中,我甩开膀子和他对打了一场,打完之后,我觉得很舒服,然后发了一根香烟给我爸爸。我爸爸抽着这根烟,对我妈说:“出去买只烧鸡吧。”
我对化工厂没好感。
那时候我们家就生活在戴城,这座城市有很多化工厂。农药厂、橡胶厂、化肥厂、溶剂厂、造漆厂,都算化工单位。这些厂无一例外地向外喷着毒气,好像一个个巨大的肛门。你对着肛门怎么可能不感到厌恶呢?
我们家住在新村里,都是八十年代初单位里造的公房,分配到职工手里,交一点房租就能住进去。这些房子都是四五十平米的小户型,后来改制,成了私有财产,再后来就涨价了,成了退休工人的棺材本。这些新村的名字都是按照单位的名称来定的,比如纺织厂的新村就叫纺织新村,农药厂的新村就叫农药新村。诸如肉联新村、肥皂新村这种名字也有,反正没什么想象力,但很好记。
我家就住在农药新村,离农药厂很近。也不知道是厂里哪个傻×选的这块地皮,它离农药厂只有五百米远,半夜里厂里释放出的二氧化硫气体,像臭鸡蛋的味道,熏得树上的麻雀一个个地掉下来。这种地方根本不能住人,但我照样在那里生活了很久。
农药厂经常爆炸,有时候是砰的一声,好像远处放了个炮仗;有时候是轰的一声,窗玻璃跟着发抖。通过爆炸的声音可以分析出它的强度,家里听到动静,就会打电话过去问。那时候只有公用电话,炸声一起,杂货店门口就排满了职工家属,打电话问炸的是哪个车间,死了谁伤了谁。打电话的人会转过头来向大家宣布伤亡情况,一般来说,不太会有人死掉。我也很奇怪,为什么爆炸没人死掉。我爸爸说,爆炸之前,仪表和阀门会显示出异常反应,人就全逃光了。如果是毫无征兆的爆炸,那就不是农药厂了,那是兵工厂。
那年夏天,傍晚的火烧云照得整个新村红彤彤的。我家住在一楼,有个小院子供我们晾晒衣服、种葡萄、堆杂物,以及供楼上人家偷偷地扔垃圾和烟头。那天我妈在厨房烧菜,我和我爸爸在院子里下象棋,忽然听见远处轰的一声,一缕黑烟缓缓升起,农药厂又炸了。我爸爸放下棋子,爬到院墙上,细细地打量远处。我说:“爸爸,别看了,你又不在厂里。”
我爸爸说:“看一看。”
我说:“年年都炸,我都看腻了。”
我爸爸说:“今天顺风,小心点。”他以前说过,万一厂里炸了,有毒气体泄漏,一定要顶风跑。毒气是顺风飘的。
我也爬到了院墙上,公房的阳台上早就趴满了人,大家一起看爆炸。那是中班时间,人们都在踅摸谁在厂里当班。我看到一些暗红色的光,在围墙深处闪烁起伏。我爸爸指着那一片说,那里是车间区,不是仓库,是车间炸了。他皱着眉头,对我说:“如果发生情况,一定要顶风跑。”我说我知道了,这话听过很多遍了,也没跑过一次。后来我们看到楼上的阿三从那边狂奔过来,阿三看见我爸爸,大喊:“不好啦!大路(我爸爸绰号叫大路)!炸啦!”我爸爸问他:“炸哪里啦?”阿三狂喊:“马上就要炸到氯气罐啦!”
我爸爸听了这话,一言不发,跳下墙头,顺手把我也拽了下来。他拖着我跑到厨房,伸手把煤气炉关了,然后又拖着我妈,狂奔到车棚,打开那辆二十八吋凤凰自行车的锁,他就驮着我妈往东南方向狂飙而去。后来他发现我掉队了,我自行车钥匙没带,穿着一双塑料拖鞋跟着他们跑。我爸爸说:“来不及了,你就在后面跟着跑吧。”
阿三的一路狂喊使农药新村炸了锅,所有的人都从楼房里跑了出来,这种壮观的场面只有在地震的时候才看到过。所有人都在喊,氯气泄漏了快他娘的跑吧。我爸爸一边猛踩自行车,一边大声喊:“顶风跑啊!大家顶风跑啊!”我跟在他后面,看见对面楼里李晓燕的奶奶披着一身肥皂泡跑了出来。老太太大概在洗澡,只来得及穿上一条裤衩,她胸口空荡荡的,一对乳房像两个风雨飘摇的麻袋片在众人眼前晃悠,麻袋片配上主人那张惊慌失措的脸,很像是一场失败的春梦。逃命的人群根本没有时间欣赏她,我呢,说实话,这是我有记忆以来见过的最初的乳房,虽然它是如此的狼狈,如此的多余,但我还是忍不住多看了几眼。我妈坐在自行车书包架上对我说:“小路,不许盯着人家看,不许耍流氓。”我心想,您真有空,这会儿还有心思关心我的思想品德,氯气要是喷过来我就死了,我到死还没看过女人的乳房,真是活得太不值得了,况且那根本就是麻袋片嘛。
那天傍晚,我们三个穿过了浩浩荡荡的人群,沿着公路往郊区逃去。我爸爸骑着自行车,驮着我妈,我在后面穿着一双塑料拖鞋一溜小跑,脚上都磨出了泡,但他们还是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十几辆消防车呜哇乱叫着从我们身边驶过,再后面是警车和救护车。这些车子都消失之后,马路变得异常安静,只有自行车链条发出的咯吱声,以及拖鞋踩在柏油路上的踢踏声。天色忽然暗下来,西方的天空中只有一丝血红色的晚霞,路灯渐次亮起,再后来连拖鞋的踢踏声都没了,我把拖鞋捏在手里,赤脚在柏油路上跑着。我爸爸就把自行车停了下来,说,不走了,氯气要是飘到这里,估计连市长都被熏死了。
我们在郊区一个叫“停车吃饭”的小饭馆吃了蛋炒饭,我爸爸打电话到厂里去,厂里说,炸的不是氯气,是别的东西,楼上的阿三在造谣搞破坏,这个浑蛋一贯如此,极其可恶。我妈就信了领导的话,说阿三确实不是东西,经常往我家的院子里扔香烟屁股。我爸爸说,这不能怪阿三,氯气啊,他妈的,历史上又不是没泄漏过。
我爸爸是工厂里的老法师,他知道氯气泄漏这种事情,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但他对阿三的宽容并没有使之逃避惩罚,因为李晓燕的奶奶死啦。李晓燕的奶奶暴露出两个麻袋片,全新村的人都看到了,李晓燕的妈妈说她是老不要脸的,于是老太太从六楼蹦了下来。这件事找不到罪魁祸首,必须让阿三来顶缸。李晓燕全家到派出所去报案,李晓燕的妈妈哭成了泪人,她说是阿三的谣言造成了老太太的死亡,她拽着警察说:“你们要让阿三这个流氓偿命呀!我婆婆不能白死呀!”旁边有不知情的听成了强奸案。警察被她搞得很烦,到农药厂去了解情况,厂里的头头说,阿三这个破坏分子,早就该抓进去了。既然厂里都推荐他去坐牢,阿三也就乐得吃皇粮了,跟出差也没什么区别。后来他被送到劳教所去,罪名是“破坏社会安定”。
我妈说,李晓燕的奶奶死得很冤,阿三更冤。我心想,其实我也很冤,我生平第一次见到的乳房是个麻袋片,而且,因为我看到了它们,它们的主人竟然就从楼上跳下来死了。这事情很诡异,让人觉得恐惧。我对化工厂也抱有同样的恐惧,但我说不出原因。
九二年的夏天,高考之后,我拿到成绩单就挨了我爸爸一记耳光,他说这种成绩连做香烟贩子都没有可能。我梗着脖子挺下这巴掌,心想,爸爸,这是我这辈子最后一次挨你打,以后没这么便宜的事情了。他打得真不赖,半边脸都肿了起来。
打完之后,我爸爸说:“你等着进工厂做学徒吧。”
那是我生平最后一个暑假,我无所事事,成天游荡。不知为什么,天气似乎也和我作对,总是下些不大不小的雨,没法到河里去游泳,我只能独自在游戏房玩“街霸”。有一天我把口袋里的零钱全都兑成了硬币,玩了个囊空如洗,漫长而无聊的下午仍然没有结束,于是把一个过路的小学生拦住,从他身上抄走了一块三毛钱。小学生撒腿就跑,跑出一百米之后回头对我喊:“我叫我哥哥来收拾你!妈了个×!”
你知道,所有那些在暑假里无所事事的少年都是一颗定时炸弹,他们或单独游荡,或成群出动,酷暑和无聊使他们的荷尔蒙分泌旺盛。我可不想惹上这种麻烦,就用抄来的钱买了一根雪糕回家了。
到家的时候,我爸爸已经在客厅里坐着了。他问我:“去哪儿了?”
我顺嘴答道:“复习功课去了。”
我爸爸用食指关节叩了叩桌子:“你想想清楚再回答。”
经他的提醒,我想起高考已经结束了,所有的课本和复习资料都被我卖到废品收购站去了,就改口说:“到同学家看电视去了。”我之所以撒谎,纯粹习惯使然。我们家虽然是工人家庭,规矩比他妈的贵族还多,禁止抽烟,禁止去游戏房,禁止早恋,禁止逃课,禁止打桌球,禁止看课外书,禁止在马路上游荡。受禁的只有我一个人。
我爸爸知道我最爱玩游戏机,经常会到附近游戏房去查岗,游戏房的老板是我哥们,见我爸爸遥遥地过来,就打一个呼哨:“小路,你爸来了。”我扔下游戏机就往后门逃。我的自行车总是停在后门,骑上车子回到家,迅速摊开书本假装复习功课。这些内幕我爸爸都不知道。
那天我爸爸没跟我废话,他从人造革的皮包里掏出一张纸,上面有几排表格。我爸爸说:“把这个填好。”
这是一张工厂招工报名表,我按项目填好之后,他从抽屉里找出我的毕业照,粘了一点米饭,贴在了右上角。我问他:“爸爸,这是哪里的招工表啊?”
我爸爸说:“糖精厂。”
“你不是农药厂的吗?怎么把我送糖精厂去了?”
我爸爸摇了摇头。这事情说来话长,当年我还在读初中的时候,我堂哥也是通过我爸的关系,到农药厂去做一个学徒工。不幸我的堂哥最后成了个黑社会,把车间主任暴打一顿之后扬长而去。被打伤的车间主任跑到我家来评理,他头缠纱布,左臂打着石膏,耳朵上还有被咬伤的痕迹。我爸爸对他的惨状无动于衷,我爸爸当时说:“做车间主任就是这样,怎么可能不挨打呢?”车间主任哭着对我爸爸说:“路大全,将来你儿子要是进了农药厂,我就派他去淘大粪。”我爸爸是工程师,和他平级,当然不怕他威胁。但是,这个车间主任后来晋升为副厂长,专管人事和纪律。我爸爸说,要是我去农药厂上班,最终结果,很可能真的去淘大粪,就算我乐意,他也丢不起这个人。
总之,我堂哥和我爸爸合谋断绝了我的农药厂之路。不过这也不算什么坏事,和自己爸爸做同事是一场灾难。
我讨厌农药厂,因为它经常爆炸,还放出二氧化硫气体。如果你不想闻那种臭鸡蛋的味道,就只能期盼着它爆炸,然后停产。如果你不想挨炸,就必须永远忍受臭鸡蛋的味道。这他妈简直是人生的终极悲哀。
后来我知道自己要去的地方不是农药厂,而是糖精厂,糖精是一种挺可爱的东西,小时候做爆米花都得加点糖精。农药就不那么可爱了,吃下去会死掉,偷回家也派不上什么用场。我问我爸爸:“糖精就是爆米花吧?”
我爸爸说,放屁,糖精是重要的化工原料,用专业名词来说,叫作食品添加剂,除了爆米花之外,还能掺进蛋糕、糖果、冰激凌里面去,用途非常广泛。糖精厂的效益很好,如果只是做爆米花,怕是早就饿死一半工人了。后来他又说:“你知道这些都没什么用,你又不是搞产品开发的,老老实实做学徒吧。”我听了觉得很沮丧,并不是因为做学徒,而是因为糖精,做一个生产糖精的工人真是太不浪漫了,一点没有神秘感,对女孩子更是缺乏吸引力。我以前跟着堂哥出去,看那拨小青年泡妞,男的一捋袖子,露出胳膊上的刺青,说自己是跑码头的,非常威风。我呢?难道我的未来就是对女孩子说“我是造糖精的”?
我对我爸爸说:“我不想去糖精厂。没劲。”
“那你想干什么?”
“我还是想做营业员。”
“营业员很有劲?”
“也没劲。”
“瞧你那点出息。”
我爸爸让我脑子放清楚点,工厂不是劳教所,招人也是要看成绩的。照我的成绩,无论做学徒还是做营业员都没可能,就这张破破烂烂的招工表,还是他用一条中华烟换来的。我爸爸还说,营业员一辈子都得站着上班,工人干活干累了可以找个地方坐着,或者蹲着,或者躺着,这就是工人的优越性。
其实我爸爸没明白我的意思。营业员虽然没劲,但还能站在柜台后面张望那些形形色色的顾客,总比每天对着一堆机器强。我从小有个毛病,爱斜着眼睛看人,这很有快感,如果是斜着眼睛看机器就会像个十三点。
当时我姑妈在人民商场做会计,确实曾想把我安插进去,结果人民商场传来消息:这两年通货膨胀结束了,商品多得卖不出去,顾客除了消费以外,还想看看美女,所以那一年人民商场招的毕业生全是美女。我高中毕业之后的第一个理想破灭了,这个理想是去做营业员。顾客就是上帝,上帝要看美女,我也没办法。
九二年的时候,我因为想读那个免费的化工职大,最终到糖精厂去做学徒。当时我的高中同学们已经散落在社会的各个角落,他们有的是去肥皂厂,有的是去火柴厂,有的是去百货店,五花八门,唯一的共同点是:这些工作全都属于体力劳动,消耗的不是脑细胞,而是卡路里。
进厂之前,我爸爸向我详细介绍了化工厂的工种问题。
他说,别以为进厂做学徒的待遇是一样的,化工厂最重要的是分配到一个好工种,这得托人,送香烟,送礼券。我问他什么是好工种。他说,在化工厂里,生产车间的操作工就是坏工种,这些人必须倒三班,早班中班夜班,像一个生物钟完全颠倒的神经病一样过日子。这是坏工种。当然还有更坏的,比如搬运工和清洁工,但我既然有一张高中文凭,国家就不至于这么浪费人才,让我去搬砖头刷厕所。
与此相对的是好工种,比如维修电工、维修钳工、维修管工、厂警、值班电工、泵房管理员之类。这些人,通常都是上白班的,平时或搞维修,或搞巡逻,或坐在那里发呆,没有产量指标,没有严格的交接班,这就是工人之中的贵族。
我爸爸说,一个好工种很重要。比如钳工吧,平时修修厂里的水泵,下班能在街口摆个自行车摊,替人修车打气,把一天的饭钱挣回来;再比如电工和管工,可以顺便做做装修,时不时赚点外快。这些都是技术工种,简称技工。
我心想,技工,听起来离妓女也不远了。
我爸爸分析说,万一去不了化工职大,做个技工也不错啊,一个八级钳工的待遇相当于高级工程师,或者是副教授。这么一说,我就把技工和妓女区分开了,技工是有工资劳保的,妓女没有,也不可能享受副教授的待遇。
我问他:“怎么样才能成为八级钳工?”
他说:“至少得干三十年吧,什么机器都会修,还要懂英语。”
我说:“爸爸,还是换一个吧,做电工呢?八级电工?”
我爸爸想了想说:“我还从来没见过八级电工。”
我听了这话,就再也不想跟他讨论什么工种问题了。
夏天快要过去的时候,记不得是哪一天了,台风挟裹着稀疏的雨点经过戴城,被打落的梧桐树叶软塌塌地贴在路面上。我骑了半个小时的自行车,绕过城东的公路,拐进一条沿河的石子路,来到糖精厂。街上阒无人迹,全世界像是只有我一个人在赶路,风声蹿进我耳中,然后听见轰轰的巨啸,把风声盖过了,那是化工厂的锅炉房在放蒸汽。我看见两扇铁丝编成的大门,旁边还有一扇小门供自行车出入。水泥柱子上挂着一块惨白的木板,上有一串宋体字:戴城糖精厂。
很多年以后,我带着张小尹去看我的化工厂。我们坐上出租车,沿着城东的公路走,在有河的地方拐弯,我让司机停车,对张小尹说:“你陪我一起走过去吧。”
我经常会梦到那条河,宽阔的河,有很多运送化工原料的货船在水面上航行。突突的马达声很像一幕摇滚音乐会的开场,但要是听久了,会觉得这声音很无聊。我的梦里没有马达声,只有货船无声地驶过。
如果你不知道化工厂在哪里,只需要沿着河往前走,街道只能容两辆卡车通过,往前走就是一个丁字形的河汊,有一座建造于五十年前的桥,笨拙地横跨过河流。过了桥能看到远处有一座高大的烟囱,这就是化工厂无字的纪念碑。它有时候冒着黑沉沉的烟,把天空涂抹成废墟,有时候则非常安静,肃穆地指向那些路过的浮云。
我和张小尹去的那天是周末,工厂休息,否则在这里能看到很多穿工作服的人走来走去,他们都是化工厂的工人。
张小尹说:“这个破厂有什么好看的?”
我说,这可不是个破厂,这是戴城著名的国有企业,有两三千号工人,生产糖精、甲醛、化肥和胶水。如果它倒闭了,社会上就会多出两千多个下岗工人,他们去摆香烟摊,就会把整条马路都堵住,他们去贩水产,就会把全城的水产市场都搅乱,假如他们什么都不干,你也得在街道里给他们准备五六百桌麻将。我这还没把退休工人计算在内,因为他们本来就在打麻将。
我对张小尹说,从前,这家化工厂的效益可好呢。过年的时候,厂里会发各种各样的年货,有时候发鱼,都是两尺多长的大鱼。工人们把鱼挂在自行车龙头上,一哄出厂,下班的路上就有两千辆自行车都挂着鱼,场面非常壮观。兄弟单位的人看见了就说:“哎呀,你们糖精厂的效益真好,发这么大的鱼。”戴城是个小地方,发鱼的消息很快传遍大街小巷。厂里的人扛着鱼回家,非常自豪,这些自豪的人之中,有一个就是我。我妈把鱼切了,烹炒煎炸,烧出很多味道来。这时邻居就会赞扬我:“小路厂里发鱼了,效益真好。小路真有出息。”我妈于是也很自豪。
我和张小尹在桥上闲扯。她问我:“你是不是要到厂里去看看啊?”
我说,我不进去了,原来的门房老头死掉了,换了新的门房,不认得我。我就不进去了。这条路没什么变化,原先有一个老茶馆,在工厂隔壁,现在不见了,变成了化工厂的供销处。其他都没什么变化,只是路旁的香樟树长得更茂盛了。到了秋天,这一带会有很多黄色的野花,也没有名字,因为开得太多了,乍看有一点惊人的美。我抬起头,看到层层管道越过头顶,横跨马路,延伸到河边的泵房,这也和从前一样。我站在马路上向厂里眺望,只能看到巨大的锅炉房耸立在围墙边,至于其他车间,隐藏在更深的地方。
我对张小尹说,这就是我香甜腐烂的地方,像果子熟透了,孤零零挂在树枝上。有个故事说,果子挂在树枝上,等着鸟儿来啄它,这个故事后来又说了些什么呢?可惜,张小尹并不觉得有趣。她在桥上看丁字形的河汊,那里船只往来频繁。我们站在船上看两艘拖了十来节的大船错身,这可比二十吨的卡车错身更艰难,像老太太过马路。拖船上的船老大吆喝着,指挥着船只缓缓地驶出河汊。
有时候也会发生撞船,双方都会喊:“小心啊!要撞了!要撞了!不要再过来了!真的要撞了啊!”然后传来一声闷响,那就是撞船了。船沿都绑着厚厚的橡胶轮胎,所以撞不破,但是船民仍然对骂,绝不示弱。运气好的话,还能看到打架的,用篙子捅来捅去。每当这时,化工厂的工人就不上班了,站在桥上看打架,呐喊助威,把没掐灭的香烟屁股扔到甲板上去。这很缺德,因为船民都是赤脚在甲板上走路的。
我对张小尹说,我很喜欢站在桥上看船的,叼着香烟吹吹风,但我从来不乱扔香烟屁股。这些船都是运化工原料的,如果恰好把香烟屁股扔进了贮槽口,如果贮槽里恰好有甲醇之类的原料,就会把这只船炸到天上去。我也会被炸上天,落下一缕头发半只鞋子。这种事情是典型的生产破坏,死了也落不下好名声。
张小尹说:“这种事情的概率太低啦。”
我说,凡事皆有概率,怀孕是概率,吃错药是概率,踩上香蕉皮是概率。人皆有死,具体用什么方法死掉,这也是概率。像我这样在桥上抽抽烟,结果被炸死了,这个概率当然很低,但概率低的事,并不等于不会发生,比如我认识了张小尹,这也是概率很低的事情。我很爱张小尹,因此也爱着这个概率,但我不爱把自己炸上天,从年轻的时候就是这样。
人的一生中,总有一些时候是蒙头蒙脑的。通常来说,越重要的时刻越容易犯傻,日后回想起来,就有一种做梦一样的感觉。
九二年的时候,我蒙头蒙脑站在厂门口,恍如梦中,那个如今已死掉的门房盯着我看。我辞职之前,他得了肺癌,在厂门口咳出了一摊血,被送到医院之后就再也没回来。九二年的时候他还健在,他叼着香烟问我:“学生意的?”我不知道什么是“学生意”。他告诉我,工人就是“做生意的”,学徒就是“学生意的”。我问:“你怎么知道我学生意?”门房说,他站了三十年的岗,要是这点眼力都没有,这辈子算是白活了。我当时想,你一个看了三十年大门的糟老头,可不就是白活了吗?
我站在厂门口,看见一些工人进进出出。他们都穿着一种颜色古怪的工作服,像蓝的,又像绿的,也可能是蓝绿的。看到这样的颜色,我就怀疑自己是个色盲,最起码是色弱。如果我真的是个色盲,就进不了工厂,只能去马路上贩香烟……我想到自己不久也要穿着这样的衣服,穿行在工厂里,吃饭干活上厕所,心里就有一点犯怵。读高中的时候,我跟在别人屁股后面去打群架,起哄架秧子,打黑拳,抡黑砖,有一种天不怕地不怕的气势,帝王将相皆不入眼,但跑到工厂门口居然觉得害怕,这事情我也想不通。我只觉得,自己的荷尔蒙不能奉献给女孩,不能奉献给那些挨打的人,而是要用来造糖精,就有一种末路狂花式的悲哀。
我问门房老头,哪里是劳资科,我得去劳资科报到。老头指着一幢办公楼,那楼正对着厂门,前面有个花坛,种着一棵半死的雪松,枝丫毕露,好像吃了一半的红烧鱼。老头说,三楼就是。
我把自行车停在车库,走上三楼,楼道里非常暗,贴着些标语,“安全生产争创先进”什么的。劳资科静悄悄的,只有一个女科员坐在那里。她见我在门口探头探脑,就说:“你是学徒工吧?进来填资料。”我走进去,发现她是一个噘着嘴的小姑娘,长得还算端正,尖尖的鼻子,淡淡的眼眉,但不知为何一直要噘嘴,后来发现她天生长成这样,这就比较可爱了。小噘嘴问我:“你叫什么名字啊?”我说:“我叫路小路,马路的路,大小的小。”小噘嘴在一摞报名表里把我找了出来,说:“耶?你这个名字好玩的,路小路。”我说:“你就叫我小路吧。”
等我填好了一份正式的报名表,小噘嘴严肃地说:“路小路,去隔壁会议室做安全培训。”
我说:“安全培训是什么东西?”
小噘嘴说:“就是给你上安全教育课。在化工厂上班,安全最重要。懂不懂?”
我说:“懂了。”
会议室里已经坐着十来个人,后来又陆续进来了几个人,都是学徒。我在这群人里居然发现了一个高中同学,是我们的化学课代表。化学课代表进化工厂,似乎天经地义。我还没来得及嘲笑他,门口走进来一个中年男人,头发乱成鸡窝状,戴着一副瓶底眼镜,自称是安全科的干部。
进厂之前,我爸爸给我做了些简单的安全培训,比如生产区禁止吸烟,不要随便在管道下面走,听见爆炸声就撒腿狂奔,遇到触电的人不能用手去拉他(得用木棍打)。他最拿手的就是让我顶风跑,唠叨了上百遍,农药厂爆炸那次还实战演习了一回。安全科干部讲的知识,和我爸爸讲的差不多,净是些条例,这个不许那个不许,我听得昏昏欲睡。后来他说,要带我们去参观一下安全教育展览室。我跟着十几个学徒工稀里哗啦站起来,一起走到四楼,进了一间黑漆漆的房间,他把电灯开关一拉,眼前的场面让我睡意顿消,打起了十二分精神听他讲话。
这个房间里贴着各种各样的事故照片,呈碎片状或半熟状的人体,有烧死的,有摔死的,有电死的,还有被割掉一半的手,被剥了皮的腿,被硫酸浇得像红烧肉丸子一样的脸。这不像是安全教育,倒像是个酷刑博览会。更有趣的是,其中一张照片上什么都没有。我问安全科干部:“这是怎么回事?”
他严肃地说:“这是被炸死的人。”
“人呢?”
“炸没了。”
我看着这张照片,想不出它有什么教育意义,由于画面上只有一堆废砖乱瓦,因此也不具备任何想象的可能。安全科干部看了看我,说:“你好像很喜欢看这个?”
我说:“还好。像那个什么,抽象画。”
安全科干部也端着胳膊和我一起欣赏那张照片。后来他居然问我:“你觉得哪种死法比较好?”我一惊,变成了个结巴,话也说不上来。他说,炸死是很幸福的,被炸死的人,轰的一声就没了,不会感到痛苦。碎片是没有痛苦可言的。被电死的人就很倒霉,尤其是三百八十伏工业用电,人触电的时候大脑是很清醒的,只是甩不掉那电线,这时候就会知道自己要死了,然后真的就慢慢地死了。电流会使人体处于一种神经抽搐的状态,尸体摆出各种造型,甚至像杂技演员一样反弓起身体,脑袋可以从裤裆里伸出来。对于一个即将要死的人,没有比这个更痛苦的了。还有被轧掉手的人,那种疼痛会永远留在大脑深处,每次看到自己的残手,就会起鸡皮疙瘩。还有被硫酸浇在脸上的人,那种痛苦,叫作生不如死。
我听了这些,身上也起了一层寒栗,但他又安慰我说:“其实,只要按规章制度操作,就不会出什么事故。出事故的人,十有八九都是违章操作。”我们一直听到这里,才算听到了一点教育意义。但他后来又说:“不过也难说,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有些人违章操作,自己没死,倒把别人给炸死了。”
这次安全教育对我意义重大,后来我去做学徒工,师傅说我缩手缩脚,一副怕累怕死的腔调。我把这个展厅的故事对师傅们说了,师傅们嘲笑我说,理他干什么,那安全科的家伙是个变态,绰号叫“倒B”。我问他们什么是“倒B”,他们说,“倒B”就是很浑蛋很没出息的意思,要是我也这么混下去,就会赢得“小倒B”的绰号。我听了,只能强迫自己把展厅的事情忘掉,可是偏又忘不掉,此事成为我严重的心理阴影,直到我看见真的死人、真的断手断脚,才渐渐变得像师傅们一样无畏。
我当时还问倒B,展览室里的照片是从哪里搞来的。他说,不知道是哪个上级部门编的,派发到各个工矿企业,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倒B无疑很会用成语,而且都是八个字的成语)。我不想当“前事”,成为一张扁平的照片,被挂在一个昏暗的展览室里供学徒工参观。我问倒B:“这玩意儿有肖像权吗?”
倒B说:“我是管安全教育的,不是管法制教育的。”
倒B后来宽我的心,和我说起了概率。他说,其实没什么好担心的,本厂开工以来,生产事故比美国企业还少,只有两个电工出过人命,而那已经是十年前的事情了。我们这些没有专业技能的普高毕业生,是没资格去做电工的,只能做做操作工,操作工不会被电死,通常都是被炸死,目前厂里还没有一个人被炸死过,只有被炸掉一个耳朵的,这说明操作工的死亡概率相当低。
倒B说,本厂的工人,在马路上被汽车撞死的有三个,生癌死掉的有一百多个,照这个概率,化工厂的危险性还不如交通事故呢,更比不上癌症发病率,即使不到这里来上班,也可能被撞死或生癌。
他说完就拍了拍我的肩膀,问我:“你知道什么是概率吗?”
我说:“知道,就是做除法。”
倒B说:“没错,你要学会做分母,别去做那个分子,就可以了。”
安全教育就这么结束了,倒B给我们每个人发了一张证书模样的东西,上面敲着一个蓝色的图章。我不知道此物有何用,是不是有了这个,就能杜绝事故发生,好像以前的红宝书一样。倒B说,不是的,这张证书代表我们都受过安全教育了,将来出了事故,死了或残了,就算我们咎由自取,与倒B本人没有任何关系了。他把证书发到我们手里,诡笑一通,很开心地消失了。
倒B消失之后,小噘嘴告诉我们,明天早上八点钟准时来劳资科报到,给我们分配工种。之后就放我们回家了。我离开化工厂的时候,还没到下班时间,外面的台风依旧猛烈,雨却停了。我那个高中的化学课代表走出厂门,忽然对我说:“路小路,我想我还是去做营业员吧。”
很多年以后我站在工厂边的桥上,我想起第一次站在那里,就是和化学课代表告别之后。我以后再也没看见过他,听说他并不是去做营业员,而是去一个农机厂跑供销了。
当年我站在桥上真是伤感极了,我的化学课代表继承了我的遗志,去做营业员。当然,遗志是说我死了以后的志愿,我当时的心情和死了也差不多。我想我真是没什么地方可去了,只能去化工厂制造糖精,或者像我爸爸给我规划的那样,做一个钳工或者是电工。我把自行车停在桥上,走到桥栏杆边上,像很多年后一样探出身子,躬成九十度,面向浑浊的河流。一瞬间,河水填满了我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