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41部分

    第六十三章


    武陵蛮


    王含率兵回救襄阳，但他两条腿，怎么可能走得比船只快呢？未至而江陵已失。王含惊慌之下，举止失措，一会儿想要北救襄阳，一会儿想要南复江陵，一会儿又打算先逃去江夏……就此军行迟缓，旋被周抚和姚弋仲南北包夹，围困于汉水西岸的章山地区。战不两日，王含弃甲而降。


    在此之前，甄随攻甘卓于秭归。甘季思见其兵少，乃出城与战，结果被甄随杀得大败，士卒奔散，最终甘卓自知不免，于是面朝东方，自刭而死。


    就此前后不到一个月，荆襄方面的晋军主力便已覆灭，而湘州刺史应詹率部来援，才刚赶到孱陵，距离江陵尚有百里之遥——且还中隔长江。


    应思远乃被迫退向巴陵，也即后世的岳阳郡。巴陵北凭长江，西倚洞庭，战略位置非常重要。固然按照原计划，华军的下一个主攻目标是武昌，完全可以利用巴蜀出来的舟船，沿江而下，不必要特意南渡去攻岳阳，但亦不得不顾虑湘州上万之众，倘若趁着华军东进之时，渡江谋复荆、襄，再收拾起来就比较烦难了。


    因此诸将会聚商议，准备分一支兵南渡，去消除这一威胁。甄随趁机提出：“某领虎贲军去攻湘州，汝等且乘我舟船，继续东下吧。”


    关键甄随自从在秭归击破甘卓后，即有舟船接应，输运其兵直下江陵，复向石首，六七百里水路，船行如飞，三日即至，甄老爷跟船上坐着，仿佛插翅御风而飞一般，他实在有些吃不大住劲儿了……固然俗语云，南人长于舟楫，而北人擅长骑马，但也不是每个北人都会骑马啊，自然也非每个南人都能乘船的。


    甄随此前还没有坐过那么“长”时间的船，多少有些面色发白，胃胀欲呕。可是左右瞧瞧，晕船的士卒确实不少，偏偏副将周抚，乃至于部将陈剑，全无不适，精神焕发。周道和本为南人，还则罢了，陈兴国你是徐州人啊，怎么也不肯陪着老爷发昏呢？真正可恶！


    他实在不打算继续乘船了——此去武昌，水流渐缓，但距离只有更远，怎么着也得航行个五六天吧，老爷若再跟船上呆着，非出丑不可。于是便对诸将说道：“据闻应詹所部多天门、武陵的南蛮，与此等南蛮作战，汝等皆不如老爷通晓敌情，故而还当我去。”


    陆衍道：“临行时，陛下亦云，应思远并非无能之辈，所部蛮兵，亦颇骁勇，甄将军还当谨慎啊。”于是即以周抚继续统领水师，陆衍、薛宁等分军之半，乘舟而行，余部由姚弋仲统领走陆路，指向武昌，甄随则率本部四千步军，自石首附近南渡，去攻湘州。


    船行数日，尚未抵达武昌，仅至州陵，陆衍、薛宁等北将就已经吐得稀哩哗啦了，被迫暂时放碇靠岸，登陆歇息，以待姚弋仲来合——此乃后话，暂且不提。


    且说甄随南渡之后，即便沿着长江西岸而行，迤逦杀往洞庭湖。陈剑劝他：“此地多沼泽、湖泊，军行不易。何不直接南下，往攻临沅，复自临沅杀往临湘啊？临湘为湘州州治，则应詹必回救，则江上之危解矣。”


    甄随斜睨陈剑，缓缓回答道：“汝是徐州人，不熟此间地理——且放宽心，老爷自有分寸。”


    陈剑这才琢磨过来，对了，听说你就是天门人或者武陵人啊，相距不远，你自然熟悉地理环境……可是这般地形，不便机动，一旦遇敌，毫无回旋余地，真的不要紧吗？


    其实陈剑的策略，甄随也不是没有考虑过，但他的主要目的是摧破应詹主力，只要擒获应詹，则湘州唾手可得啊。倘若去打临沅、临湘，且不说自己不擅长攻城，也不喜欢攻城，这一路杀过去，必致士卒疲惫，而应詹从巴陵回援临湘，距离却相对要近很多。


    应思远为什么要守巴陵，就是为了北可以威胁荆襄，而南可以拱护临湘啊。到时候自家远来疲惫之师，遭逢对方久歇生力之兵……老爷当然是不可能吃败仗的，但也肯定打得比较困难乃至憋闷吧。


    所以他故意沿江而行，自陷险地，要引诱应詹西来应战。可谁成想应思远也不是吃素的，只在巴陵按兵不动，且搜集船只，做出北渡之状。甄随一直走到洞庭湖远远在望，也没能调动敌军，恼怒之下，不禁又生一计。


    于是他掉头就奔西边儿去了，绕过临沅，深入山地。


    临沅乃武陵郡治所在，但所处的位置，却在全郡的最西北方，凭沅水而控平野，乃是南荆州（湘州）重要的粮食产地。临沅西去是沅南，沅南再向西，则地势逐渐拔高，丘陵密布，草木蔽天——大半个武陵郡，以及北方大半个天门郡，全都是这样的山区，古来便多蛮部，俗称为“武陵蛮”。


    自东汉以来，历朝历代，都有发兵入山平蛮之举，其中能够取得全胜，从而保证十数年间太平的，只有两将，即后汉之马援和东吴之黄盖。陈剑觉得，即便你就出身其中，就咱们这些兵马，加上荆州尚未底定，湘州还在敌手，想要做第三人，难如登天啊。可是反复劝谏，甄随只是不听。


    陈剑心说，这江南还没定呢，你就打算衣锦还乡了吗？未免太着急了一些吧……


    其实甄随所用的，乃是曩昔夏侯渊破韩遂之策——虽然他未必知道那桩古事，但既是蛮部出身，对于同族的心理总归能够窥察一二吧。果然，应詹麾下诸蛮听说华军入山，有平蛮之意，全都慌了，纷纷跑去恳请应思远西归应战。应詹劝慰道：“此特意诱我前往，谋图以逸待劳也，我若西归，必为敌寇所破——卿等勿忧，华军南渡者不过孤军，安能长久盘桓于山间啊？遑论攻伐卿等之寨。”


    然而诸蛮不听，有人说：“闻甄随本出我族（因为他改了名字了，所以具体是哪家出来的，没人知道），则于诸寨位置必然熟悉，便不能久盘桓山中，破一二寨应不为难……”若是赶巧他就去打我家的寨子呢？岂可不赶紧回救啊？


    还有人说：“甄随一勇之夫，岂有远谋？不过因我等为使君效命，乃欲屠戮我族泄愤，并警告不得相从罢了。使君可急领兵西进，有我等为向导，再加诸寨策应，必能将其尽数伐灭于山间——倘若能够擒杀甄随，华人必然胆落，岂不强过在巴陵枯坐么？”


    而且不等应詹下令，部分蛮部就主动撤了，急匆匆返回自家山寨镇守。应思远无奈之下，才只得率部西行，原计划先在临沅城内歇息一两日，以觇敌情，但当不得诸蛮苦苦哀恳，被迫才停了半日，就在形势尚不分明的情况下，继续向西。


    结果军才入山，迎面就撞见了华军。甄随亲率有山地作战经验的七百勇锐正面搏杀，而使陈剑率余部下平，兜抄至晋军之后，两向夹击。在此之前，他就已经挑了两个弱小的寨子，轻松攻破，一方面安抚蛮众，说：“老爷就是汝等同族，如今仕华为上将，天子言听计从，即便将来划武陵、天门两郡为我蛮部之地，让汝等公推一二人充任郡守，也是好商量的。”


    ——当然啦，这都是谎话，以甄随对裴该的了解，即便恳请裴该把这两郡封给自己，或让自己做其中一郡之守，裴该也不会答应。


    另方面，甄随押了两寨耆老到阵前，大声呼喊，招呼同胞。蛮兵因此慌乱、疑惑，不少人直接就开了小差了——我得赶紧回去瞧瞧，我寨有无被兵受损——而湘州偏远贫瘠，应詹本部晋兵其实并不算多，就此而被华军前后夹击，一鼓而破。


    应思远被迫退入沅南。甄随使陈剑逼城而寨，监视敌军，他自己又领着十多人进了一回山，或威逼，或利诱，或拉关系、套交情，很快就又扯拉出来两千多蛮兵，驱之猛攻沅南县城。应詹苦守五日后，城池终破，乃被迫自刭而死。


    消息传到洛阳，裴该暗叫可惜——甘卓老耄之辈，名过于实，还则罢了，应思远才刚五十出头啊，为人清廉，颇有政声，足任一州之牧，却终不能降我华……那王含怎么就不肯自杀呢？


    ——其实吧，原本历史上应詹是寿终正寝的，但也就比这条时间线上，多活了两年而已。


    ……


    鏖战荆襄之时，东路华军也已凭江，调集船只，做出渡江攻打建康之势，而陶侃几乎同时率舟师出濡须口，直航下游。王导遣人向柴桑、武昌方面求救，王敦大吃一惊，乃云：“陶士行如此恨我，乃竟不畏死乎？！”


    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因为陶侃在巢湖训练水师，武昌方面自然不能不加以关注，日夕遣人密侦，都说华军船只数量还少，难以与我军在江上争锋啊，故而此前幕府将吏们估算着，怎么也得再等一两年，等巢湖之船超过我军半数之后，华人才会谋渡长江。


    可是没想到，他们那么快就动兵了。王敦因此琢磨着，是不是陶侃实在恨我，他又垂垂老矣，恐怕有生之年难以与我做最后的交锋，所以才这么迫不及待啊？华人中能水战、熟江南地理人情者，唯有陶士行，则华主下达南征之命，肯定是会倾听他的意见的，倘若陶侃说时机未到，华主必不敢轻举妄动。


    他打算下令让柴桑的王应、郑澹发兵去攻华军水师，期与芜城的沈充前后夹击。然而钱凤却劝说道：“柴桑之舟，论其数量，并不强于华人，即便再加芜湖沈士居部，亦不过稍稍过之罢了。而陶士行乃宿将，又闻华主下令，于舟上立拍杆乃至大砲，或有奇效，则我军未必能胜……”


    武昌方面也派遣了不少细作，在巢湖附近打探，只是因为陶侃关防严密，所以太详细的情报侦察不到罢了。王敦因此就把火炮误以为了投石机，心说那玩意儿也能往船上搁吗？咱们要不要试试？


    尝试的结果，是彻底失败。


    其实在楼船上安装小型投石机，并非不可能之事，但必须经过反复试验，并且改造船只结构，而不可能仅靠灵光一闪，光拍脑门儿就能成功的——裴该谋造炮舰，其实也是在拍脑门儿——而武昌幕府却并没有合格的技术人才，以及比较靠谱的实验流程。


    拉回来说，钱凤言“陶士行乃宿将”，言下之意，王应终究年轻，他不可能是陶侃的对手啊。一旦被陶侃击败了柴桑和芜湖方面的水军，则我军折损将半，恐怕到时候明公您再将武昌之军往攻，也难以占据压倒性优势了。


    “或者，此正陶士行之愿也，期以将我军分而击破。故而以臣愚见，有邓伯山守石头，华人便万马千军，不能遽渡，且虑我水师尚在，即渡亦不敢全力而攻建康。明公不妨亲率主力东向，会合公子所部，一并往攻陶士行，期以一鼓破之。”


    王敦还在犹豫：“我在武昌，控扼中游，尚须防备华人攻荆襄，岂可擅离啊？”


    钱凤回答道：“若华人攻荆襄，而明公往救，终究是逆水行舟，军迟且钝。且即便击退华人，而建康已下，又当如何处？不如先破陶侃，即可使公子率军前往建康，遏阻华寇南渡，明公再将主力西援——荆襄之得失，非此战之关键也。”


    钱凤虽然也料想不到，王含竟然那么废物，而荆襄一月即平，但考虑总体战局，华人分兵数路，大举来侵，你想要在各个方向上全都封堵住终究是不现实的。只要水师主力尚在，荆襄就算丢了，也有望再拿回来；但若建康失守，那便大势去矣。


    王敦思忖过后，最终认可了钱凤所言，当即留一部步军守备武昌，自将全部舟船，浩荡东下，旋于柴桑会合了王应所部，帆樯遮天蔽日，直往芜湖方面航去，以期与沈充东西夹击，一鼓而击垮华朝的江上水师。


    第六十四章


    长江水战


    钱凤对于战局的分析，确实是正确的，但对陶侃的策谋，他却毫无所查——这也正常，在情报并不完善的前提下，他若还能事事料敌先机，那简直都不是千古名将，而是妖人了，况乎钱士仪即便名将、名参谋也还算不上呢。


    与钱凤考虑的正好相反，陶侃就担心柴桑水军先发来攻，而王敦迟一两日落于其后。因为他自知水面作战，己军要弱于晋军，则即便能够先摧破沈充、王应，歇不一二日便要以受损之船再迎战王敦，胜算实在渺茫啊。


    这不比在陆地上，从武昌到芜湖，千里之遥，我先胜一场后有充足的时间休整——船行顺流而下，那可是快得很的。


    因此陶侃事先便在从柴桑到芜湖之间的长江北岸，密布堡垒，以狼烟作为讯号，随时汇报敌军的动向。当听说先从武昌方面开来无数大船，复汇合了柴桑水军，一并东下后，陶士行不禁仰天而笑：“此天佑我华也！”


    他这时候正在芜湖跟沈充对战，但是沈士居纯取守势，水陆相互策应，防御得极为严密——如其先前所言，要为王敦阻遏华舟十日，看起来是完全办得到的。只是陶士行也并没有全力攻打，他要等的正是武昌方面的晋军水师主力。


    ——若不先摧破武昌的舟船，即便我打垮了当面之敌，直取建康，又有什么用呢？王敦数日后便将浩荡来援，而我军才能渡过多少去？真当建康彻底不设防，轻松可下哪？邓岳可还守在石头城呢。


    当即下令，燃烽，依计而行。


    ……


    再说王敦会合了王应，有楼船二十余艘，蒙冲、斗舰数百，其余走舸、小艇千余之数，这甚至有可能在整个世界上，都属于排位前三的水面力量——若论江河之军，则必居首位。


    但这并非空前——想当初东吴御晋之时，据说在长江上有大小舟船约五千艘，乃是自汉末荆、扬相争以来，将近一个世纪，陆陆续续积攒起来的。而等晋灭吴后，南北统一，不必要再在长江上维持那么强大的水面力量了，战船遂逐渐毁弃，要等王敦南渡后，才重新收拾、整顿，前后不过十来年，加上物资相对匮乏，乃不能恢复东吴极盛时之貌。


    然而，以之对敌华人的巢湖水师，已是绰绰有余。


    王敦原本对王应、沈充联手，且前后夹击，摧破巢湖水师，便有一定信心，但钱凤规劝他，且不说王应、沈充之能，未必是陶侃的对手，即便狮子搏兔，也当用尽全力啊。唯有合兵东向，才有必胜之算，否则万一前军遭受挫折，导致建康危殆，再懊悔就来不及了。


    尤其是武昌的水师主力，东行则可左右战局，西进却作用不大。要知道荆州的膏腴之地，皆在江北，虽有汉水纵贯，终究浅窄，不便楼船驰骋。荆襄之地用兵，必须水陆相配合，而咱们虽在水面上占据绝对优势，陆军素质却远不及华人，难求必胜之策。还不如全师押上，先破陶侃，再挟胜利之势往救荆襄，才有希望收复失地，将华军逐退至荆州之外。


    于是王敦即先以三艘楼船并排为先导，以小舟夹杂其间，作为警护，大军浩浩荡荡沿江而下。从柴桑到濡须口，千里之遥，无须停留宿营，数日便至，而芜湖方面燃起的狼烟也可以瞧得清清楚楚了。


    狼烟所通报的讯息是：华人舟师主力已至，正与我军激战，我军尚且未露败相。


    王敦的位置是在全军正中，端坐楼船之顶，闻报不禁笑道：“陶士行不过尔尔，竟连沈士居都不能遽破，况乎我百橹千帆，蔽日而下啊？”


    钱凤在旁边提醒他：“明公慎勿轻敌，臣料陶士行为此不智之举，必有谋算——或将于濡须、春谷之间设伏，以待我来。”


    王敦不以为意，仍然笑着说：“江面之上，一望无际，如何设伏啊？且众寡悬殊，即便他及时掉头，以全师来逆，吾亦不惧。”顿了一顿，又道：“陶士行虽为南人，其于江上操舟，或不甚熟，亦未可知。”


    南人擅舟楫，但不是凡南人都能乘船乃至操舟的，况且指挥水军作战和个人水性之间，也无必然联系。王敦自居柴桑，后徙武昌，控扼长江中游以来，一直把水军牢牢地捏在自己手中，即便当年陶侃、周访西进以讨杜曾等流寇，他们也没有水上舰艇的直接指挥权。或许因为如此，陶侃才错估了自己的实力吧。


    正在商议之际，忽然前面船只以旗帜传讯，说江面上有无数小舟划来，舟上人数不多，貌似盛满了柴草。


    钱凤当即反应过来：“敌欲纵火！”


    用火船来焚烧敌军舰艇，这也是水面作战的惯技了，武昌舟师自然不会毫无应对之策。王敦乃道：“士仪莫慌，前军必能拒之——且今我处上游，而敌在下游，纵火岂是容易之事啊？”


    中国人用帆的历史，最晚不超过春秋战国时代，到了三国时期，因为南北分隔，水上作战的规模和频度都大大增强，乃使得船帆之用基本完善化。但不管怎么说，江上航行，水流是最主要的动力，其次才是风向，你自下游逆袭，哪怕船小行速，哪怕操帆再如何熟练，总比不上顺流而下的对手吧。


    倘若易地而处，武昌军在下游，而华人从上流放下火船来，顺风顺水，恐怕不易防御，这从下流过来的火船，又能济得何事啊？


    真若是顺水而下，火船中都不必要安排操帆手、划桨手和稳舵手，有一两个人准备着点火就足够了。但因为逆水而来，华船中上述人手无不齐备，一舟竟载六七人之多，能够堆积柴草等引火之物的数量，自然也就减少了——换言之，威力根本就不够瞧的。


    晋军早有防备，当即便有水手登上船首，各执两丈长竹梢，以便抵拒火船。就理论上来说，完全可以硬顶着直至敌船自己烧沉，而不能损及己军分毫。再者说了，你船上那些，难道都是敢死队吗？一等火起，总会弃船投水的吧？到那时无人摇橹，即便固定了帆、舵，也不可能跟偌大的晋舟，以及大批晋军水手顶牛啊？


    故而晋兵毫不慌乱，各安其位，各司其职。果然对面的小舟距离己方约五六十步，晋船上弓箭已可射中华兵时，便即先是腾起浓烟，继而熊熊燃烧起来。随即“扑腾腾”的，华兵陆续纵入水中。


    无人驾驭之下，风力终究抵不过水流，那些小船的速度立刻就慢了下来，且部分或者横向，或者干脆跟水里打起了转。就目前的状态看，反倒象是晋船主动向火焰靠拢过去一般。


    将领扬起旗帜，水兵乃齐声呐喊，各自挺起长梢，奋力抵住敌船。敌船果不能动——啊不，应该说，是被晋舟顶着，徐徐倒退回去。


    “呼”的一声，一只火船终于烧漏，缓缓沉入水中，火光渐熄，烟雾反倒更为浓重——船上晋兵莫不欢呼。随即又是第二条、第三条，火船陆续被毁，每次都会引发晋兵的喊叫声——虽在意料之中，对于提振士气，终究也是很有好处的嘛。


    前船扬旗汇报，王敦本欲仰天大笑，笑陶侃无谋，或者力尽智拙，乃出此下策，但为了表示一切俱在掌握之中，更须显示大将风仪，最终还是硬生生憋住，只微微而笑罢了。钱凤提醒道：“烟焰障天，对面难见敌船，要防华人趁机来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