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鼎派

    丹鼎派


    丹鼎派又称“金丹道教”，是道教中重要的支派之一。丹鼎派是对道教中以炼金丹求仙为主的各道派的通称。最早由古代的神仙家、方仙道发展而来。丹鼎派早期理论著作《周易参同契》。魏晋时，丹鼎派进一步发展了金丹派神仙道教，并对其作了理论上的总结。


    又称金丹道教，是对道教中以炼金丹求仙为主的各道派的通称。


    最早由古代的神仙家、方仙道发展而来。丹鼎派流传至今的早期理论著作是《周易参同契》，该派奉为万古丹经王，对後世炼丹家影响极大。魏晋时，葛洪进一步发展了金丹派神仙道教，对其作了理论上的总结。南北朝隋唐，丹鼎派以炼外丹为主要特徵。宋元以後，由外丹转向内丹。全真道南北宗都属修炼内丹。丹鼎派从追求长生不死的目的出发，推动了我国古代化学冶炼、气功养生学的发展。简介


    并非实有的教派。而是相对于符箓派，对道教中以炼金丹求仙为主的各道派的通称，又称金丹道教。最早由古代的神仙家、方仙道发展而来。


    丹鼎派分外丹与内丹、外丹，指用炉鼎烧炼铅汞等矿石药物，以配制可服食的长生不死的金丹，盛行于隋唐前；内丹，大体上指把人的身体当成“炉鼎”以自身的精、气为药物，用神去烧炼，为神气相交结成之物，宋元以后取代外丹，流行至今。


    炉鼎


    “炉鼎”指借用炼外丹的炉与盛药物的容器鼎来比喻炼内丹的过程。


    就是说练气功的部分（或精或气或神）是炉，或者说练功要转化的东西，即意念所在之处，使此处气机发生变化，此处即炉；变化以后的收处叫做鼎，或者说意念再集中，把它提高一步的叫做鼎。这是北派清修的功法。具体又分：


    1、小炉鼎：指下丹田（脐、命门以下）为炉，从脐到建里（脐上二寸）为鼎。亦有以会阴为炉，气海为鼎者。在炉内烧火，元神、意念注守之即火。炉一热即为炼精化气，气炼出后提上来到鼎，叫做采药归鼎（或曰采药归壶）。中一说法为丹田气足后循督而上，自任而下至鼎，气再足即去运周天。


    2、大炉鼎：大炉鼎指炼气化神之部位，以腹为炉，以头为鼎，即炼精化气之后，精没有了，都是气，此时中、下二田合一，项下为炉，炼气化神（结胎），再上升至上田至鼎。


    3、天地炉鼎：天地炉鼎是以天地大自然为炉，以练外气，以人为鼎，将气收入人体。过去练人天混化的静功即以天地为炉鼎。现在练内气外放，外气内收，也属于此种类型，目的是与大自然之气更好地结合。练此种功法，初期可以治病，到高级阶段要引天之真阳来点化体内之阴气。


    4、身心炉鼎：以身为炉，以心（神）为鼎，心身结合，不一不二，丹乃成，身心炉实际上就是神与形合，形神庄功法即属此层次。练功时形体产生气，使之与神结合，以神御气即神与形合。一般在丹道门派炼到结胎，出阳神，胎儿出生后再收回丹田养育，使丹田充斥周身各部以至毛孔毛窍，此时全身可放金光。这是高级层次的情况。


    5、太虚炉鼎：以无形无象、无涯无际的虚空为炉，以心性（无形象的祖性）为鼎，以外在的无限充实身体的主体的无限，最后人与虚空等体。（.无弹窗广告）对此须待祖性玄关窍门开后才能理解。


    建筑风格


    丹鼎派道观建筑为五行八卦式建筑，可以江西省三清山丹鼎派建筑为代表。三清山的道教建筑雷神庙、天一水池、龙虎殿、涵星池、王佑墓、詹碧云墓、演教殿、飞仙台八大建筑都围绕着中间丹井和丹炉，周边按八卦方位一一对应排列。而它的南北中轴线特别长，所有其他建筑都在这条中轴线的两端一一展开，构成一个严密的建筑体系。这是由道教内丹学派取人体小宇宙对应于自然大宇宙，同步协调修炼“精气神”思想在建筑上的反映。


    发展与影响


    丹鼎派流传至今的早期理论着作是《周易参同契》，该派奉为万古丹经王，另有两晋出现的《黄庭经》也是丹鼎派的经典，对后世炼丹家影响极大。魏晋时，葛洪进一步发展了金丹派神仙道教，对其作了理论上的总结。他著有《抱朴子》专论炼丹方术。北宋张伯端的《悟真篇》也是重要的内丹修炼理论著作。


    全真道即属修炼内丹。丹鼎派从追求长生不死的目的出发，推动了中国古代化学冶炼、气功养生学的发展。


    （冥纸灰注：实际上现在的丹鼎派与符箓派已多所融合，丹鼎派也重“斋醮祷禳，富国利民”，符箓派也重“内炼金丹，外用符箓”，不应再以此分派别，也不应存门户之见。正如当代道教学者、全真龙门十九代居士圆纯子《道教与养生》所言：“清净炼养〈指丹鼎派〉与符箓科教〈指符箓派〉皆道教修养方法,不能以此分道教派别。修炼自己的性命，以至得道成仙，乃是各派的最终目的”。）


    鲍靓与江南帛家道（道教史96页）。永昌六年（322），王敦自武康起兵谋反，时沈充（字士居，吴兴武康人）任宣城内史（郡守），响应王敦，回家乡招募徒众（湖州掌故第9页）。


    《道学传?鲍靓》说鲍靓于晋元帝大兴元年（公元318年）在龙山遇阴长生受道诀；《道教义枢?三洞义》说鲍靓是在晋惠帝永康年中（公元300—301年）入嵩山石室得《三皇文》。《云笈七签?鲍真人传》说鲍靓师事左元放，受《三皇经》、《五岳》劾召之要。甄鸾《笑道论》说：“鲍靓造《三皇文》被诛”。亦有说《三皇文》为帛和所传，郑隐授之葛洪。


    实际社会上早已流行“劾召鬼神”的巫道，他们造作有《三皇文》，江南帛家道“世事俗祷”，也造作《三皇文》，鲍靓是巫道与帛家道的信仰者，将两者汇为一流，再将神奇鬼怪之说与神仙信仰相结合，造作了《三皇内文》三卷。先行世者称《小有经》，后行世者称《大有经》。


    方士演变成道士的过程，方士和巫师不一样，已掌握了相当的专门技巧，如阴阳、五行、八卦，人们最关心的是自已的切身利益，包括衣食、生死、病老，方士便利用自已独有的理论，结合神仙迷信


    湖州城南17公里菁山，志载曾是晋代葛洪隐居处。据宋嘉泰《吴兴志》：旧传晋葛洪尝隐居于菁山南侧葛仙山，有炼丹灶、捣药臼，说这些古迹存《职方图志》：“葛洪炼丹之处，天下有十有三，乌程居其一”，葛洪在菁山种植黄菁，故菁山“至今山多黄菁”。（.无弹窗广告）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侍郎葛立方天菁山普照观内建葛仙翁祠，祭祀葛洪，并为之作记。（《湖州掌故集》第203页）


    东林山有古迹名火炉顶，宋嘉泰《吴兴志》载：“火炉顶在东林山上。《回仙录》云，葛洪尝炼丹于此，昔人曾开岩顶，得莩炭数斛，内有双陶合（龛），牢不可启，击破视之无物。山下有炼丹九井，尚存。山之东有溪曰仙溪，溪口有龟泽、凤泽。（《湖州掌故集》第249页）”另有炼丹井，“天凿无痕，宽深十寻余，其泉甘冽，大旱不涸，世传晋葛洪炼丹于此”。山下原有一座回仙桥，相传是吕洞宾去游东林山在一条石块上睡了一觉，留下了个人影，此石横跨涧上，后人称为回仙桥，苏东坡亲书“回仙桥”三字，并刻在桥上。砌墙盖瓦装了铁栅，以作保护，此桥毁于文，革期间。


    人世间最关心与惧怕的是生死、温饱、疾病，而这些问题在内丹修炼中可以得到解决，修炼丹成为包治人世间一切苦难、忧思的万灵之药抱朴子的内丹学就是这样自认为给人类指同终极的幸福之路，而愚昧的下层群众也因之受到了极大的诱惑，群趋若鹜，盲目崇拜起来。当然，修炼内丹，即今人谓之气功之一种，如果修养得当，对身体健康的确颇有补益，但真理向前多走一步，便成谬误。夸大气功神效自古已凡次成为风潮，今天的气功热亦不过是历史的一次回潮而已（见《中国民间宗教史》455页）。


    在修行方法上，道教早期时代主张服气、宝精，炼养精、气、神。


    葛洪，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丹阳句容(今江苏省句容县)人。生于晋武帝太康四年(283)，卒于东晋哀帝兴宁元年(363)。葛洪称得上是中国古代著名的道教思想家.外丹学派和道教神学的奠基人，对于古代医药学和化学也有卓越的贡献。因此，无论在中国道教史、哲学史还是自然科学史上，葛洪都占有重要的地位。葛洪出身于官宦世家，其先世“葛天氏”，食封葛地，因以为姓。其祖父葛系，学无不涉，有经国之才。曾历任吴国的吏部尚书、大鸿胪、辅吴将军等显职，封寿县侯。其从祖葛玄，好神仙修炼之术，甚得孙权崇信。被吴人称之为“葛仙公”、“太极左仙翁”。其父葛僳。以孝友闻、行为士表，晋时历任大中正、肥乡令、邵陵太守。葛洪是葛梯的第三子。葛洪十三岁时.其父死于邵陵太守任上，从此家道衰落，所以葛洪小小年纪便不得不躬执耕稼，养家糊口。因无钱读私塾，葛洪便在农闲之时发愤读书，后因兵荒马乱、累遭战火，先人留下的藏书全被烧光，葛洪便只好徒步行借，寻书问义，并将砍来的柴草卖后买纸买笔，抄书诵习，有时甚至纸的背面也被他写得满满的，以致别人都无法辨认他的字迹。


    葛洪十五岁时，便可以作诗、赋、杂文，十六岁开始读《孝经》、《论语》、《诗》《易》。后又广泛涉猎其它儒家经典及“诸史百家之言”，据说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看了近万卷书。由于他只顾闭门读书，很少与闲人往来，所以常常是巷无车马之迹，堂无异志之宾，庭可设雀罗，而几筵积尘。


    葛洪在《外篇?自序》中曾说自己“少有定志，决不出身”，后因当时政治黑暗、仕途难进、葛洪觉得自己也才非政事，不是治民之器，所以便改从郑隐学道。郑隐，字思远，本为大懦、明五经，善律历，晚而好道，受仙经，知丹道，且于九宫、三棋、天文、《河》、《洛》等莫不精研，所藏道书甚富。郑隐共有五十多个弟子，都充作仆役，一面劳作，一面读书。葛洪年少体弱，不堪他劳，只能为郑隐拂试床几。磨墨执烛，抄写故书，最终得到了郑隐的信任，阅读了一大批其他弟子难得一见的道经。后来，郑隐又将金丹仙术及其口决全部传授给了葛洪，同时还传授给他一些重要的仙经。但据《遐览》说葛洪当时“年尚少壮。意思不专，俗情未尽，不能大有所得”。


    晋惠帝太安二年(公元303)，张吕举兵起义，其别师石冰进攻扬州。葛洪恐家失陷、乃奉大都督顾秘之召，在家乡募兵数百人，参加镇压石冰起义军。这次战争使葛洪的军事才能得到了表现，屡立战功，被提升为伏波将军。据说葛洪治军有方，攻下城后，其它部队的将士只顾抢夺钱财，队伍不解自散，而独有葛洪的部队纪律严明，军容整齐，后来起义军发动突袭，其它部队早已溃不成军，葛洪却能严阵以待、指挥部队从容应战。葛洪淡泊名利，每次受到奖赏后，都把自己分得的布匹、钱财等分给自己的部队自已分文不留。永兴元年(公元304)，石冰事件被平息，葛洪没有被朝庭重用，所以他便投戈释甲，北上京师洛阳搜求异书。志于学仙修道。但恰在此时，司马氏集团内部发生“八王之乱”，前程受阻，而陈敏又反于江苏，归路也被断绝，葛洪进退维谷，便只好周旋于徐、豫、荆、襄、江、广一带，达数月之久。光熙元年(306)葛洪的旧交稽含被任命为广州刺史。邀请葛洪任其参军，葛洪为了避乱，便应邀到了广州，后来稽含被害，葛洪便废居广州、潜心于《抱朴子》一书的写作。


    葛洪在广州罗浮山隐居多年，服食养性，专心修道，并拜南海太守鲍靓为师。鲍靓学兼内外，明天文，通《河》、《洛》，授葛洪石宝《三皇文》，还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葛洪。晋愍帝建兴二年(314)，葛洪返归故里，不应征辞，专心著述，于建武中年完成了《抱朴子》一书的写作。


    东晋初年，朝廷为安抚江南士族，迫功叙赏，葛洪因当年镇压石冰起义有功，被赐爵关中侯，食句容之邑二百户，葛洪上书固辞，没有得到批准，快只好恭承诏命。成帝时，葛洪因乡间有灾荒，生活窘迫，便受王导之召补州主薄，后来又转为司徒椽，迁谘议参军。葛洪的朋友干宝认为葛洪“才堪国史”。向朝廷推荐葛洪，所以葛洪又被选为散骑常侍、领大著作，但葛洪都固辞不就。


    晋成帝咸和八年(公元333)，葛洪得知交趾盛产丹砂，便请求到交趾郡的勾漏县作县令，晋成帝以其资高，不许，葛洪却说：“非欲为荣，以有丹耳”，成帝同意，葛洪便南下交趾，到达广州时，由于广州刺史邓岳的挽留、葛洪便留住广州，并再次入罗浮山炼丹、著述，一直到死。葛洪死前，曾给广州刺史邓岳修疏，说自己要远行寻师，克期即发，邓岳急速前往告别，未等赶到，葛洪便象睡着一样死去了。据说，葛洪死后脸上仍焕发着光泽，跟活着的时候一样，待到他的朋友赶来时，葛洪的尸体却不见了，时人传说他已尸解得仙。


    葛洪的主要著作有《抱朴子》内篇和外篇、《神仙传》、《隐逸传》，此外他还著有《金匮药方》、《肘后要急方》等医学名著。《抱朴子?自序》称，他从二十余岁便“草创子书，会遇兵乱，流离播越，有所亡失，连在道路，不复投笔十余午，至建武中乃定。凡著《内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其《内篇》神仙方药、鬼悸变化、养生延年、禳邪却祸之事，属道家；其《外篇》言人间得失，世间藏否，属儒家。”其中《外篇》写作在前面《内篇》在后，最后同时定稿。


    一、见素抱朴之士


    葛洪自号抱朴子，这或许最能说明葛洪的性格特征及其返朴归真的人生追求。葛洪在《外篇?自序》中说他自己“性钝口讷，形貌丑陋，而终不辩自矜饰也。冠履垢弊，衣或槛楼，而或不耻焉”。虽然当时服装的式样翻新不断，一会宽袖窄领。一会短袖阔领，一会长裾曳地，一会又短不蔽脚，但葛洪却总是穿着那一身破旧衣裳，以不变应万变，从不追逐时尚。也不怕别人嘲讽，终日默然。葛洪对当时社会上流行的斗鸡、走马、下棋之类的博戏也丝毫不感兴趣。在他看来，此类末伎，既乱人心又妨日月，在位的官吏迷恋于此必然会懈怠于听狱治国、读书人专心于此则必然荒废学业，而农夫商人热衷于此则忘稼穑失货财，特别是到了胜负难分之时，双方交争于稠人广众之下，心热面愁，名为娱乐，而实际上是自相煎悴。他甚至—辈子连棋盘上有几道格都不知道。有—次朋友带他去看下棋，他竞在棋盘旁打起睛睡。后来他对朋友说与其让我看戏，还不如让我看书。如此看来.《晋书?葛洪传》称葛洪“为人木讷”便不足为怪了。


    葛洪虽生来体钝性驽，木讷呆板，但遇事却喜欢独立思考，从不随波逐流。更可贵的是，他有一种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而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葛洪青年时，为了寻书问义，搜集神仙方术，常常不惮险远，徒步冒涉数千里，“虽见毁笑.不以为戚”（见《内篇?金丹》）。由于葛洪把精力全放在了读书写书上，所以他的院子常常杂草丛生，甚至衣服破了、屋子漏雨都无暇顾及。加之葛洪不善与人交往，因此，周围的很多人对他感到不可理解，甚至有人还指责葛洪懒惰，但葛洪对此却毫不理会，依然我行我素，显示了其不同凡俗的境界。


    葛洪性钝口讷，不善与人寒喧，但其为人却非常朴直、敦厚，从不趋炎附势。他的朋友大多都是些学友，大家在一起只是为讨论学问，探究事理。他不肯结交豪权之徒，也不好“干烦官长”，但若有乡里善良的庶民百姓请酒招待他，他也从不摆上族的架于。与邻里往来，葛洪也是以诚相待，别人送他东西，如果自己需要就接受，也不假意推辞，但对别人的关怀他也默记在心，而后总是找机会加以报答，决不妄受人之馈致。他自己恤人之冤，济人之困却从不让人知道，更不图报答，当然，如果自己还不足的话，他也决不割爱。葛洪在《外篇?自序》中把自己的这种应世态度称之为“不为皎皎之细行，不治察察之小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