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部分

    在过去的60年间，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从落后的殖民地变成了独立的国家。在这期间，这些国家发展了它们的教育、电力、水利和卫生系统。它们发展进步的速度并不比当年欧洲国家取得这些进步的速度


    慢。而且撒哈拉以南的50个非洲国家中，每个国家的婴儿死亡率都显著地降低了，降低的速度比当年瑞典还要快。难道这还不算进步吗？


    也许是由于，尽管它们已经比以前进步了很多，但是仍然处在比较差的状态，所以人们总会感觉它们并没有进步。你要是刻意去非洲找穷人，当然就能发现很多穷人。


    但是90年前，在瑞典也有极度贫困的人。在我年轻的时候，大约50


    年前，中国、印度和韩国在大多数方面都比今天的非洲国家更差。那个


    时候人们也认为亚洲是命中注定不会发展起来的。那时候人们总会说它们绝对不可能养活40亿人口。


    今天在非洲几乎有5亿人口生活在极度贫困状态中。如果要说这是他们命中注定的，他们会持续贫困下去，那么我们就必须找到这个人群所具有的某种独一无二的特征，使得他们不能像世界上其他地区曾经的贫困人口一样脱离贫困。我不认为非洲的穷人和世界上其他地区曾经穷困而现在已经脱贫的人，有什么本质的不同。


    我认为，最后脱离贫困的人将是那些生活在偏远、极其贫瘠的土地上，同时又受到战争困扰的农民。在今天，这样的人口有两亿。在他们之中，只有一半的人是生活在非洲的。他们想要脱贫，当然会面临非常大的困难，但并不是因为他们无法改变的文化，而是因为土壤和战争。


    但是我对如今世界上最贫穷的人和最不幸的人仍然抱有希望，他们与以往那些极度贫困的人没什么不同。中国、孟加拉国和越南都经历了可怕的饥荒和战争，进步对它们来说似乎是不可能的。而今天这几个国家生产的服装，几乎充满了你的衣橱。35年前，印度的贫穷程度就和今天的莫桑比克一样。所以莫桑比克在30年后也完全有可能把自己变成一个收入水平在第二级的国家。沿着印度洋，莫桑比克有着长长的、美丽的海岸线，而印度洋将是未来世界贸易的中心。难道莫桑比克不应该变得繁荣吗？


    没有人可以百分之百准确地预测未来。我也不能百分之百保证非洲一定会追上欧洲。但我是可能主义者，而我看到的事实使我相信这一切都是可能的。


    命中注定的本能使得我们很难接受“非洲可以追得上西方世界的生活水平”这一观点。而对于今天非洲所取得的进步，人们要么视而不


    见，要么就认为这是由贫穷落后的命运中偶然的好运气带来的。


    同样地，命中注定的本能使得我们认为西方世界的进步是必然的，


    当今西方世界经济陷入停滞状态只是一个临时性的插曲，很快就会恢复过来。在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的很多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连续预测收入水平在第四级的国家经济增长将维持在3%左右。而这些国家在过去的五年间，每一年都没有达到这样的增长水平。每一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会说，下一年它们的经济就会回到正轨，而最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终于认识到，对这些国家而言已经没有正常的轨道了。所以它把增长


    预期调低至2%。与此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识到，那些收入水平在第二级的国家，正在经历着快速的经济增长(每年超过5%)，比如加纳、尼日利亚、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和孟加拉国。


    为什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很重要呢？这是因为他们的预测在全世界范围内影响了你的养老金的投资方向。欧洲和北美的国家曾经经历了快速的增长，使得它们对投资者非常有吸引力。然而当这些国家不再快速增长的时候，这些退休基金的投资也不再会获得增长了。原来预想中的低风险高回报的国家，变成了高风险低回报的国家。与此同时，


    非洲那些正在高速增长的国家，却极度缺乏投资。


    这个预测很重要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如果你在一家西方的大公司工作的话，你将有可能错失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中产阶级消费市场。而这个市场正在亚洲和非洲形成。亚洲和非洲的本地品牌已经逐步站稳脚跟，有了一定的品牌认可度，并且在世界范围内扩展业务，这时你却仍然对非洲和亚洲所发生的进步一无所知。相比非洲和亚洲的新兴市场而言，西方的消费市场几乎只是一个零头。


    出生人数和宗教


    1998年，我做了一场关于全球健康的演讲。在演讲结束的时候，我注意到大多数学生都去拿咖啡，只有一个女生没有动。我看见她的眼中含着泪水，缓缓地走到了房间的前面。等她发现我在注意她的时候，她就故意转过脸，看着窗外。很明显她在哭。我以为她会跟我讲一个自己的伤心故事，来说明她不能参与这个课程的原因。但是我还没来得及说什么，她就已经平静了下来，并且很沉着、很镇定地对我说：“我的家庭来自伊朗。你刚才谈到伊朗取得了教育和公共卫生领域的快速进步。这是我第一次在瑞典听到有人说伊朗的好话。”


    这位同学和我交谈的时候用的是标准的瑞典语，而且有明显的斯德哥尔摩的口音。很显然，她已经在瑞典生活了很多年。我被震惊了。我仅仅是给大家看了联合国的一些数据，介绍了伊朗在人均寿命方面取得的进步，以及妇女人均生育人数的下降。我也提到了，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从1984年妇女人均生育6个婴儿到15年后少于三个。


    这在20世纪90年代，是中等收入国家几项正在发生的快速变化之一，而对于西方世界，这样的变化是鲜为人知的。


    “这是不可能的，”我回答道，“不可能没有人说伊朗的好话。”


    “这是真的。你说妇女人均生育人数的下降意味着公共卫生水平和教育水平的提升，特别是对伊朗妇女而言。你也很正确地指出，很多伊朗的年轻人已经有了现代的价值观，并且会采用避孕措施。我从来没听到任何瑞典人说这些。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瑞典人也对伊朗发生的变化一无所知。他们不知道发生的这些进步，这些现代化的进程，他们仍然认为伊朗和阿富汗处于差不多的生活水平。”


    伊朗妇女人均生育人数的快速下降在西方媒体中从未得到报道。伊朗在20世纪90年代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安全套生产厂，并且进行了强制性的婚前性教育。他们有着非常好的教育系统和公共卫生系统。夫妇们都会采取避孕措施来减少生育人数。另外，当他们遇到生育困难的时


    候，他们就会去专门的不孕不育诊所进行治疗。我在1990年就去德黑兰拜访过这样一家诊所。诊所的主人是马来克·阿夫扎里教授。是他在帮助伊朗的家庭做生育规划。


    在西方国家有谁能猜得到伊朗的妇女人均生育人数甚至比美国和瑞典还要低呢？我们西方人不是提倡言论自由吗？那么我们怎么能够仅仅因为我们不喜欢一个政府就对这整个国家的进步视而不见呢？至少我们可以发现，言论自由并不能帮助我们了解到世界上正在发生的最快速的


    文化转变。


    几乎所有的宗教传统都对性行为有一定的规定。所以，人们很自然地会假设有某些宗教信仰的妇女将会生育更多的孩子。而事实上宗教和妇女人均生育人数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反而是收入水平和妇女人均生育人数有非常强的相关性。


    在20世纪60年代，这种关系似乎并不明显。在1960年，有40多个国家的妇女平均生育人数低于3.5人，而它们几乎都是基督教国家，唯一的例外就是日本。似乎人均生育率低的国家，要么是信奉基督教的，要么就是日本人。然而即使在这个年代，我们也可以发现一些例外，比如墨西哥和埃塞俄比亚，它们都是基督教国家，但是它们的人均生育率却很高。


    那么今天的情形是什么样的？在下面的气泡图中，我们可以很清晰地把这个世界依据不同的宗教信仰分成三个组别：基督教、伊斯兰教或其他。我会向大家展示每个组别的人均妇女生育率和收入水平。像往常一样，气泡的大小代表了人口的规模。我们可以发现基督教国家的人口分布在不同的收入等级。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收入水平第一级的基督教国家平均有更多的孩子。现在我们再看另外两张图。规律非常明显，无论宗教信仰有多么不同，收入水平在第一级，也就是极度贫困状态的妇女就会生更多的孩子。


    在今天，伊斯兰教妇女平均生育3.1个儿童，而基督教的妇女平均生育2.7个。从生育率上来说，世界上最大的两大宗教之间并没有显著差别。


    不分种族，无论宗教，无关文化，全世界的父母们，无论来自美


    国、伊朗、墨西哥、马来西亚、巴西、意大利、中国、印度尼西亚、印度、哥伦比亚、孟加拉国、南非、利比亚，都在规划着未来家庭的幸福生活。


    每个人都在谈论性


    人们总会夸大其词地说有某种宗教信仰的人会倾向于生育更多的孩子。而这种生育选择是与文化和价值观相关的，是不可改变的。


    这是非常错误的，价值观随时都在改变。


    我们以瑞典为例。大家都认为瑞典是一个比较自由，对性比较开


    放，并且很接受避孕手段的国家，不是吗？然而，这并非自古以来就是瑞典的传统文化，也并非是我们传统的价值观。


    在我自己的记忆中，瑞典关于性的价值观曾经是极度保守的。我的祖父古斯塔夫，他出生的年代正值瑞典刚刚脱离收入水平第二级的时


    候。他是他那个时代非常典型的瑞典人，他非常自豪能有一个大家族和


    7个孩子。他从来没为孩子换过尿布，从来不做饭，也从来不打扫房


    间。他也绝不会谈论性或者避孕。然而他的大女儿却很支持一些激进的女权主义者，这些女权主义者在1930年就鼓励人们使用安全套。但是当她试图和她的父亲沟通避孕的必要性的时候，她的父亲变得极其愤怒，


    并拒绝谈论这些话题。他的价值观仍然是很传统的大男子主义。但是这些价值观已经不被下一代人所接受了，瑞典的文化已经改变了。顺便说一句，我的祖父也不喜欢读书，而且拒绝使用电话机。


    在当今的瑞典，几乎所有人都支持妇女享有堕胎的权利。对女权的支持成为我们文化的一部分。但我告诉我的学生们，情况在1960年有多么不同的时候，他们吃惊得下巴都快掉下来了。在那个年代，堕胎在瑞典仍然是非法的。在大学里面，我们偷偷筹集了一笔资金去支持女性远渡重洋，出国做堕胎手术。学生们做梦也猜不到，在那个年代我们把女性送到什么地方去做堕胎手术。是波兰，信奉基督教的波兰。五年之


    后，波兰禁止了堕胎手术，而瑞典规定堕胎合法化。需要堕胎的年轻女性们换了方向，从波兰拥入了瑞典。我想说的是，事情总是在改变的，


    没有什么事情是一成不变的，文化也是如此。


    当我在亚洲旅行的时候，我总会见到各种各样的固执的老人，就像我的祖父古斯塔夫一样。比如说在韩国和日本，很多妇女仍然要照顾她们丈夫的父母，同时还要照顾所有的孩子。我遇到很多男人，他们都很为这种亚洲文化的价值观骄傲。我也和很多亚洲妇女交谈过，她们根本不认可这种价值观。她们认为这种文化使得她们并不想结婚。


    有个丈夫是什么感受


    有一次在中国香港举行的一个银行界的会议上，我坐在一位非常年轻的银行家旁边。她37岁，事业上非常成功，她在晚餐期间给我讲了很多关于亚洲的趋势和问题。然后我们开始谈论自己的个人生活。我问她，你有成家的打算吗？我并不想表现得太鲁莽，因为在瑞典，大家谈论这些事情是很正常的。她也完全不觉得我的问题很突兀，笑着回答我说：“我每天都想着要孩子，但是我实在受不了有个丈夫的感受。”


    我试图安慰这些女士，试图让她们相信这些事情正在改变。我最近在孟加拉国的亚洲女子大学给400名年轻的女生做了一次演讲。我告诉她们文化是如何变化的，为什么脱贫和良好的教育以及避孕手段会让妇女们生育更少的孩子，并且使夫妻间有更和谐平等的生活。在这次演讲的过程中，大家都非常激动。我看到这些女生脸上都洋溢着笑容。


    后来，有一些阿富汗的学生想告诉我他们国家发生的情况。她们告诉我：“这些变化已经逐渐在阿富汗发生了。虽然那里有战争，那里也有贫穷，但是我们这些年轻人已经开始计划过一种现代的生活了。我们是阿富汗人，我们也是伊斯兰教妇女，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个像你描述的那样的丈夫，和妻子一起计划生活。我们也希望能够只生两个孩子，并且把他们都送到学校去。”


    我们在亚洲和非洲的一些国家发现的大男子主义的价值观并不是亚洲的价值观或者非洲的价值观，也不是伊斯兰教的价值观，也不是东方的价值观，这和60年前瑞典的价值观一样，只是一种历史上的大男子主义的价值观。随着社会和经济的进步，这种价值观会自然消失，正如在瑞典发生的一样，这些价值观并不是不可改变的。


    如何控制命中注定本能


    我们如何才能帮助我们的大脑认识到事情都是可以改变的，今天的现实在未来未必仍然会保持不变？


    缓慢地变化并不是没有变化


    社会和文化都处于持续的变化过程中。涓涓细流可以汇成江海，每年1%的改变，可以在70年内完成翻倍的变化；每年2%的改变，35年就能完成翻倍；如果每年有3%的增长，就意味着24年完成倍增。


    在公元前3世纪，斯里兰卡的国王皮萨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自然保护区。直到两千年后，欧洲人才采取了类似的措施，在西约克郡建立了第一个自然保护区。50年后，美国人才建立了黄石国家公园。截至1900


    年，地球上0.03%的土地是被保护的，到了1930年，这个数字变成了


    .2


    %。年复一年，一片森林接着另一片森林，自然保护区的面积缓慢地逐渐增长。每年的增长非常微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是截至今天，


    地球表面15%的面积已经得到了保护，而且这个数字还在继续攀升。


    要想控制命中注定的本能，就要注意不要忽视微小的改变。不要轻易忽略每年的变化，尽管这个变化可能仅有百分之一。


    准备好随时更新自己的知识


    人们当然希望自己学到的知识永远不会过时，一旦你学会了某样东西，就希望它会永远适用，并且你永远不需要再重新学习它。比如数


    学、物理或者艺术，这有时候是正确的。在那些学科中，我们在学校学的东西仍然可以适用，但是在社会科学中，那些最基本的知识都有可能很快过时。就好像牛奶和蔬菜一样，你必须让它保持新鲜，因为很快这些东西都会改变。


    我自己在工作中也亲身经历了这种知识快速过时的困扰。自从1998


    年我们向公众调查这些事实问题之后，又过了13年，我们打算重新做一下这样的调查，看看人们对于世界的认识有没有提高。在我们的问题


    中，我们设计了5组国家，我们向学生提问，每一组中哪个国家的婴儿死亡率更低。在1998年，我们的瑞典学生不能正确回答这些问题，因为他们无法想象亚洲的国家竟然有可能比欧洲的国家有更低的婴儿死亡


    率。


    13年后，当我们回头看当年设计的那些问题时，我们发现正确答案已经改变了。因为这个世界已经改变了。这一点多么有代表性啊。我们致力于让人们认识到世界的改变。而恰恰是因为世界的改变，我们的事实问题也已经变得过时了。


    为了控制命中注定的本能，我们应该持续关注新的数据，并且随时更新我们的知识。


    和老年人对话


    如果你还认为价值观是不会改变的事情，那么请你比较一下你自己的价值观和你父母的价值观，以及你的祖父母的价值观。也可以和你的子女或者和你的孙子孙女来比较。你应当尝试看一下30年前你所在的社会的价值观是什么样子的。我相信你一定会发现巨大的改变。


    收集文化改变的案例


    人们经常摇着头说“这是我们的文化”，或者“这是他们的文化”。似


    乎文化是历来如此，而且是不可改变的一样。那么请你看看周围，找到反面例子。我们已经发现了，瑞典人并不是一向对性持开放态度的。我还可以给你一些其他的案例。


    很多瑞典人认为美国是持有非常保守的价值观的。但是让我们看看人们对于同性恋的态度改变得多么快。在1996年，只有27%的人支持同性婚姻，而在今天这个数字是72%，并且还在上升。


    很多美国人认为瑞典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价值观却是可以改变的。几十年前，瑞典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公共教育改革，允许私立学校参与竞争，并且允许学校营利(这完全是一种资本主义的思想)。


    我没有任何远见卓识


    在这一章的开始，我讲了一个故事，是关于一个衣着体面却无知的老年绅士，他没有足够的远见来看到非洲的变化。在这一章的结尾，我将讲述一个相似的故事，只不过这一次这个无知的人是我自己。


    2013年5月12日，我非常荣幸地受邀在非洲联盟的会议上向500名非洲的妇女领袖发表演讲。会议的主题叫作“非洲复兴之路及2063议程”。我十分激动，并为自己感到骄傲。这是我一辈子中做过的最重要的一次演讲。在位于非洲联盟总部的亚的斯亚贝巴的会议大厅里，我做了30分钟的演讲，介绍了我几十年来对于女性农民的研究，并且向这些有权力的决策者介绍了非洲将在未来的20年里摆脱极度贫困。


    非洲联盟的主席祖马就坐在我面前，很认真地听了我的演讲。会后她走上来向我表示感谢，我问她对于我的演讲的看法，她的回答很让我震惊。


    她说：“你的这些图表都看起来不错，你的口才也很好，但是你没有显示出任何的远见卓识。”她的语气很友好，这一点使得我更加震


    惊。


    “你说什么？你认为我没有远见卓识吗？你没听到我认为非洲将在


    20年里面结束极度贫困状态吗？”


    祖马很镇静，语气里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地回答我说：“是的，你谈到了消除极度贫困，但是这仅仅是一个开始，你没有继续往下思考，你


    难道认为非洲人民只要摆脱了极度贫困状态就满足了吗？难道我们会很开心地过着一般贫困的生活吗？”她拍着我的肩膀，平静而严肃地看着我。我从她的眼中看到了一种坚强的意志，同时我也认识到了我的不


    足。祖马直视着我的双眼，说道：“你在演讲结束的时候说你希望你的孙子们能够到非洲来旅游，并且坐上非洲的高速火车。这难道算什么远见卓识吗？这是老一派欧洲人的观点。我看到的是我的孙子们能够去欧洲旅游，并且坐你们的高速火车，去住你们举世无双的冰雪酒店，你好像说过在瑞典北部有这样奇妙的酒店。我知道要做到这一切，要花很长的时间，要做很多正确的决定和巨大的投资，但这就是我们未来50年的愿景。我们希望50年后，去欧洲访问的非洲人可以变成受欢迎的旅游


    者，而不是被嫌弃的难民。”这时，她笑了起来，继续对我说：“你的这些图表真的挺好看的，现在咱们去喝杯咖啡吧。”


    喝咖啡时，我在反思我的错误。我想起了33年前，我和我的第一位非洲朋友尼赫拉瓦的一段对话。当时他是莫桑比克的一名矿工。那时他看着我的表情，就和今天的祖马一样。那时我在莫桑比克的纳卡拉的一个医院里工作。有一次周末，尼赫拉瓦和我们一起去海滩度假。莫桑比克的海滩非常美丽，并且几乎没有开发过，所以当我们在周末来到海边的时候，通常不会见到其他游客。而这一次我却看到了有15到20个家庭在海边游玩，我不由得说：“运气可真差呀，这次怎么有这么多人来海边？”尼赫拉瓦转过身来抓住我的手臂，就像多年以后祖马的动作一


    样。他说：“汉斯，我的想法恰恰相反。看着这片海滩，我觉得非常伤心和难过。你看看身后的城市，这里面住着8万人，也意味着有4万儿


    童。现在是周末，而只有40个孩子来到了海边，仅占了千分之一。我当年在东德(民主德国)学习采矿技术的时候，周末去罗斯托克的海滩度


    假，那里的海滩都布满了人。成千上万的儿童在那里快乐地玩耍。我希望纳卡拉能像罗斯托克一样，我希望所有的孩子都有机会在周末到海滩来玩耍，而不是在他们父母的田地里工作或是生活在贫民窑里。我知道这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能做到，但这就是我所希望的。”说完，他放开了我的手臂，开始帮助孩子们从车里搬出游泳的装备。


    33年之后，我已经与非洲的学者和机构合作了几乎整个职业生涯的时间，我很自信我已经和非洲人民拥有了一样的愿景。我认为我自己就是极少数相信非洲可以改变的欧洲人之一。然而等我做完了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场演讲之后，我却认识到自己仍然有过时刻板的殖民思想。尽管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我的非洲朋友和同事已经教会了我很多，我仍然不能够真正地想象“他们”能够追上“我们”。我仍然没有看到那些非洲人


    的家庭和孩子将通过不懈的努力来实现这一目标。因为他们也想去海滩度假。


    实事求是的方法


    要做到实事求是，就是要认识到很多事情(比如人民、国家、宗教和文化)看起来似乎保持不变，仅仅是因为改变发生得非常缓慢，并且要记住聚沙成塔。


    要想控制命中注定的本能，就要记住缓慢的改变也仍然是改变。


    ·


    注意追踪持续的提高。每年小的改变可以在几十年后积累成巨大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