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部分

    奇普寄往家中的书信和电子邮件清楚说明了一件事：他和其他后备役宪兵在1A层级院区中的主要功能只是协助讯问者，让他们的工作更有效率而已。“军方情治人员为我们打气，跟我们说‘做得不错。’”“他们通常不让其他人看见他们的讯问过程。不过因为他们欣赏我的管理方式，所以破例让我参观。”他骄傲地在信中说到他的属下都善于完成交代的任务，可以成功让被拘留者放下心防吐出讯问者想得到的情报。“我们让他们照我们意思说出我们想知道的消息……用我们的办法有很高的机会可以让他们吐出事实，诵常在几个小时内他们就会乖乖地说出一切。”


    奇普家书重复指出一件事，包括中情局长官、语言学者、来自私人军需品包商的讯问者所组成的情治团队，他们全权支配所有阿布格莱布特殊监狱单位中发生的行为。他告诉我那些讯问者他一个都认不出来，因为他们都精心维持匿名的身份。他们很少告诉人他们的名字，制服上也没有身份识别，事实上这些人根本不穿军服。根据媒体的说法，桑切斯将军坚持认为，若打算从被拘留者口中得到可采取行动之情报，最佳方式就是采取极端的讯问手段及彻底保密，而奇普的说法和媒体的描述正好不谋而合。一些针对美国军方人员的监狱规定也让人们容易推卸责任，或许也是促成虐待事件层出不穷的因素。根据一份未标示日期、标题为“操作守则”的监狱备忘录内容，该份备忘录适用范围涵盖高度设防院区(1A层级)，其中规定“军情局(军事情治局)不涉足此区”。


    “此外，建议所有隔离区内之军方人员对特殊被拘留者隐匿真实身份。高度建议穿着消毒过(去除身份辨识特征)的制服，隔离区域内的人员不应以真实名称及军阶称呼彼此。”


    陆军的调查行动也透露了弗雷德里克描述的极端监狱政策的确是事实。他们发现讯问者曾鼓励在监狱工作的后备役宪兵对被拘留者做一些动作，好让他们的身心状态适合接受质问。传统上既存的界限是宪兵只负责拘留程序，军情人员才负责搜集情报，但现在后备役军人也被用来协助预备被拘留者接受强制讯问的工作，两者间的分际渐趋模糊。在一些最糟的虐囚案件中，军事情报人员也被判有罪。像是为了从某位伊拉克将军口中获取情报，讯问者把他十六岁儿子全身弄湿后涂上泥巴，接着赤裸裸地拖到严寒的户外，即是其中一例。中士塞缪尔·普罗南斯(Samuel


    Provenance，第302军情营A连)曾向几个通讯社表示有两位讯问者曾性虐待一名少女，而且有其他人员知情。我们也将在下一章中看到除了奇普·弗雷德里克的夜班宪兵的虐囚行为之外，一些军人和平民犯下了更糟的虐行。


    “我希望‘虐囚案’的调查对象不只涵盖犯下罪行的人，一些鼓励、教唆罪行的人也应该受到调查。”马克·金米特准将、伊拉克联军行动的副指挥官在接受《六十分钟Ⅱ》节目的丹·拉瑟(Dan


    Rather)专访时毫无特色的人。奇普在当班时被规定不能穿着完整的军服，于是地方的匿名性又与个人的匿名性结合发挥影响。而在他们的周遭来去的大部分访客和民间讯问人员都不用姓名称呼。你无法立刻辨识出负责人的身份，而不断涌入的大量囚犯不是穿着橘色连身衣裤就是一丝不挂，一样认不出他们有什么差异。这是我所能想象到最容易造成去个人化的环境了。


    阿布格莱布与斯坦福监狱的相似处


    我们已经调查过奇普的工作环境，现在我们可以来看看奇普和他的狱卒同事们的心理状态与斯坦福监狱实验中狱卒的相似性。由于个人和地方的匿名性所造成的去个人化效果显而易见，对囚犯的去人性化从以下几点可以明白看出：以号码称呼、强迫裸体、清一色的外观，再加上狱卒们无法了解他们的语言。一位值夜班的宪兵肯·戴维斯(Ken


    Davis)在之后一个电视纪录片中，描述去人性化如何根深蒂固地烙印在他们思维中，“我们从来没受过当狱卒的训练，上面的人只说：‘用你们想象力。让他们乖乖招来。希望我们回来时他们已经准备好要招了。’我们一把囚犯带进来，他们的头上马上就被放上沙袋了。他们把犯人牢牢绑住、把他们摔在地上，还有些人的衣服会被剥光。他们跟所有人说，这些人只配当狗(似曾相识的用词？)，于是你开始向人们散播这种想法，然后忽然间，你开始把这些人看成禽兽、开始对他们做出一些想都没想过的事。事情就是从这里开始变得很吓人。”


    “沉闷”在这两个监狱环境中都起了作用，当事情都在控制之下时，长时间值夜的确会让人觉得很无聊。沉闷是采取行动一个强而有力动因，这样可以带来一些兴奋感、一些有节制的刺激感。这两组狱卒都是自动自发地决定要“找点事做”，决定让一些有趣好玩的事发生。


    由于狱卒们在从事这项艰难复杂的工作前并未受过任务训练，实际执行时也没有管理人员督导，于是在不需要对谁负责的情况下，结果当然是全都玩过了头。在这两座监狱中，系统操作者都允许狱卒享有任意处置囚犯的权力。除此之外，狱卒们也都担心囚犯们脱逃或叛乱。阿布格莱布监狱的环境显然比斯坦福监狱要危险得多，后者的环境相对起来也良善许多。然而正如实验结果所示，每当夜晚时，狱卒的虐待行为以及他们对囚犯的侵略性即呈现上升趋势。阿布格莱布的1A层级院区一样如此，只是做法更邪恶、更极端。此外，两个案例中最糟的虐待行为均发生在夜间值班时间，这时狱卒们觉得最不受权威监督，所以可以不必遵守基本规定。


    我必须澄清，这里描绘的情境力量并不是像米尔格伦的实验典范那样直接刺激狱卒们干下坏事。事实上，只有一些民间讯问人员曾经鼓励他们“软化”被拘留者，目的是使他们变脆弱。在阿布格莱布——以及斯坦福监狱——中，情境力量创造出一种自由，是这种自由让狱卒们不再受到一般社会和道德观点对虐待行为的束缚限制。显然对这两组负责值夜班的狱卒来说，责任分散的结果是让他们以为可以逃避许多行为的禁忌，而当新出现的规范让一度难以想象的行为变成可接受时，就不会有人挑战他们了。这现象正是所谓“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这也让人回想起戈尔丁的《蝇王》，当负责监督的成人缺席时，戴上面具的劫掠者就大肆作乱了。这现象应该也提醒了各位，在前一章中提到的匿名性及侵略行为研究。


    由詹姆斯·施莱辛格所带领的独立调查小组，比较了这两个监狱情境，提出一些具有启发性的结论。我十分惊讶地发现，在报告中指出斯坦福的模拟监狱环境和阿布格莱布这个完全真实环境之间的相似性。在长达三页的附录(G)中，报告描述了心理学的压力源、囚犯所受非人待遇的基础条件，以及当一般常人以非人性方式对待他者时所牵涉的社会心理学因素：


    基于对社会心理学原则的基础性理解，以及对众多已知环境风险因子的意识，根据这两者，完全是预料得到全球反恐怖主义战争期间发生虐囚事件的潜在可能性。(大多数军中领导人不是不熟悉，就是蔑视对其士兵而言显而易见的风险因素。)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斯坦福研究……为所有军方拘留作业提供深具警示意义的教训，而故事发生的环境是相对良善的。对比之下，在军方拘留作业中，军人在充满压力的交战之下工作，面临的环境却是极为险恶。


    心理学家已尝试了解平常表现出善良人性的个体及群体，在某些情况下却出现完全迥异的行径，这样的亨是如何发生、原因为何。


    施莱辛格调查报告中除了指出有助解释虐待行为发生的社会心理学概念之外，重要的是也纳入去个人化、去人性化、敌意形象、群体迷思(groupthink)、道德脱钩、社会助长(social


    facilitation)等心理机制。这些过程我们已经在之前斯坦福监狱的篇章中全部讨论过了，除了“群体迷思”之外，它们也全都适用于阿布格莱布监狱。我不认为那种偏差的思考方式(促进形成与领导意见相符的群体共识)曾在夜班狱卒之间发挥作用，因为他们并非以系统化的方式筹划虐待行为。


    社会心理学者苏珊·菲斯克及其同僚在一份发表于《科学》期刊的独立分析中也支持施莱辛格调查报告中所采取的观点。他们做出一个结论：“造成阿布格莱布事件的部分原因是出自寻常的社会过程，而不是异常的个人邪恶特质。”他们指出这些社会过程包括从众、社会化的服从权威、去人性化、情感性偏见、情境压力以及渐进升高虐待程度的严重性。


    一位前驻伊拉克军人提供了进一步的证词，说明了斯坦福监狱实验的经验用于了解伊拉克军事监狱中行为动态的适切性，以及强而有力的领导的重要性。


    津巴多教授：


    我是一名军人，来自于建立克罗珀尔拘留营(Camp


    Cropper)的单位，这个拘留营是复兴党政权垮台后美军在巴格达建立的第一个拘留中心。我可以肯定，在你的监狱研究和我的伊拉克观察心得之间有明确的关联。我在伊拉克服役期间曾经广泛接触宪兵人员以及被拘留者，亲眼目睹了许多你在研究中所描述过的情境实例。


    然而和阿布格莱布的那些军人不同的是，我们的单位受到强有力的领导，因此事情从未恶化到那种程度。我们的领导者了解规则，也制定标准，并且确实监督以确保规则受到遵守。违规行为都会受到调查，一旦事证明确，违规者就会受到应有的处分。对所有参与其中的人来说，拘留任务都是去人性化的任务。我认为我在开始的两周之后就开始麻木了。然而领导者的积极作为让我们没有忘掉自己是谁，以及我们来到伊拉克的原因。我十分高兴能阅读到你的实验摘要，它让我能够更清楚地思考这整件事。


    心怡


    泰伦斯·布拉奇亚斯(Terrence


    kias)


    1A层级监狱中的性动态


    在lA层级监狱单位的夜班人员中，男女混杂是颇不寻常的特色之一。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缺乏监督的年轻人文化中，女性极具有吸引力。二十一岁的琳迪·英格兰的出现，让这个情绪高昂紧绷的氛围更加骚动不安。琳迪经常在值夜时间来找她的新男友查尔斯·格拉纳，这对情侣很快就开始展开狂野的性恶作剧，把过程用数码相机和录像机拍摄下来。而最后她怀孕了，并在之后生下了查尔斯的孩子。不过琳迪当时在格拉纳和二十九岁的宪兵梅根·安布尔之间，一定有不寻常的关系，因为在查尔斯被送进监狱后，琳迪和梅根结婚了。


    媒体把焦点放在英格兰、格拉纳和安布尔的三角关系上，却极少报道在伊拉克罪犯之中，有些妓女在后备役宪兵面前袒胸露乳供他们拍照。此外，照片中也有不少裸体的男伊拉克被拘留者，除了上级长官交代必须羞辱他们之外，另一个原因是采购上出了差错，他们没有足够的橘色狱服。有些犯人因此得穿上女人的粉红色内裤。因此之故，强迫囚犯把粉红内裤穿在头上当有趣的羞辱手法，也就不是什么太遥远的事了。


    尽管奇普要求分别安置未成年被拘留者和成人，据称仍有一群伊拉克囚犯强暴了一位收容在同一处的十五岁男孩。专业军士萨布里纳·哈曼用记号笔在其中一名强暴犯腿上写了“我是强暴犯”，另一个人则被用唇膏在乳头周围画上人脸，胸部也被唇膏写上他的编号。浓厚的性氛围于是一发不可收拾。证据显示，一位宪兵曾用荧光棒鸡奸一名男性被拘留者，也许还用上了扫帚。男性被拘留者经常受到狱卒声称要强暴他们的恐吓。还有其他证据显示一名男宪兵强暴了一位女被拘留者。活脱一个色情大本营，而非军事监狱。


    在众多独立调查中，负责主导某一项调查的詹姆斯·施莱辛格曾描述那些夜班的夜间活动，有些是他亲眼看见，有些是他耳闻，“那里就像是《动物屋》(电影名)一样”。情境不断恶化，超出了任何人的控制。


    奇普·弗雷德里克回想这些虐待行为，在他记忆中，这些事集中在下列时间发生：


    2003年10月1日到10日：强迫裸体、将囚犯靠在牢房墙上、强迫穿着女性内衣。这些事发生与第72宪兵连即将把工作交接给其他单位有关。


    10月1日到10月25日：强迫做出性行为姿势(在军情人员面前一丝不挂地铐在一起)。一位声称来自关塔那摩的不知名人士为格拉纳示范了一些那里使用的施压手段。


    11月8日：甘奇(Ganci)院区爆发骚动。事情发生在七名被拘留者被移往屏护区(1A层级院区)途中，他们持有多种武器并计划劫持一名宪兵作为人质然后杀了他。许多我们从媒体上熟知的虐行都在那晚上演。军犬也是大约在这时候进入监狱。


    警告字条


    塔古巴将军在调查报告中做出结论，他认为这些宪兵派驻于此的目的是为了参与某些由上级所指挥的虐待行为。他宣称，“来自军情单位和其他美国政府单位的讯问者主动要求宪兵卫事先软化证人的身心状态，以便有利于他们的讯问工作。”


    在乔治·费伊(George


    Fay)少将的调查报告中，甚至针对军情人员在虐行中扮演的角色进一步做出更强烈的谴责声明。他的报告注意到在长达七个月的期间，“军情人员据称要求、鼓励、宽恕或引诱宪兵人员(陆军后备役值夜狱卒)从事虐囚行为，他们也(或)参与虐行，也(或)违反讯问程序及适用法律”。我们将在下一章中更完整回顾两位将军的报告，以突显系统疏失及指挥部在虐行方面的共谋角色。


    格拉纳的角色


    在阿布格莱布监狱夜班人员中，后备役下士格拉纳扮演的角色就像斯坦福监狱夜班里的“约翰·韦恩”。他们都是事件的刺激因子。“约翰·韦恩”策划进行自己的小实验，因此行为逾越狱卒角色的界限，而格拉纳下士对囚犯的身心虐待则远超出他角色的容许范围。重要的是，格拉纳和“约翰·韦恩”都是属于具有领袖气质的人物，他们散发出自信，加上态度一板一眼、直截了当，影响了夜班的其他人。尽管弗雷德里克中士是他的上级，但是格拉纳才是1A层级院区中掌握实权的人物，即便弗雷德里克在时也一样。似乎是他最先想到照相的主意，而且许多照片也是由他的数码相机拍摄。


    格拉纳是后备海军陆战队的成员，他曾在海湾战争中担任狱卒，不过没出过什么事。沙漠风暴行动期间，他曾在最大的战俘营中工作了六个星期，一样没出事。“他是让我们保持振奋的人之一。”一名该连成员回想道。在另一位伙伴的记忆中，格拉纳是个“有趣的家伙，个性外向，随便说两句话就能让人发笑”。他又继续说：“从我所看到的，他不是个有坏心肠的人。”然而根据格拉纳同单位其他成员的说法，他曾差点和一些士兵及伊拉克囚犯爆发暴力冲突，但因负责指挥的战地指挥官指派单位中纪律良好的士兵接手，因而避免了冲突。


    认识格拉纳30年的老邻居对他的评价也是正面的，“他是个真正的好人。对他我只有赞美的话可说，他从来没有给任何人带来麻烦。”他的母亲在他的高中年刊中写下了她的骄傲：“你一直让你父亲和我引以为荣，你是最棒的。”


    不过在这些称颂之词的另一面却是截然不同的格拉纳，他对妻子曾有过施暴记录，妻子最后和他离了婚。媒体报道也指出，他在一座终极设防监狱中担任行为矫正官期间，曾受到好几次惩戒。


    在1A层级院区的夜班中，所有对格拉纳反社会行为的外在约束都烟消云散。军纪废弛，取而代之的是混乱和各种没有保持适当距离的亲昵行为，完全看不见任何强力的权威体制，再加上军情人员及民间讯问者—直鼓励他在讯问前做些事让被拘留者“软化”，于是格拉纳很快就上钩了。


    在那个放纵不安定的环境中，查尔斯，格拉纳彻底沉醉于性而无法自拔。他和琳迪·英格兰有一腿。他们的性事曾留下许多照片记录。他也让一名伊拉克女人露出乳房和外生殖器供他拍照。根据报道，格拉纳强迫囚犯们在彼此面前集体手淫，还命令一丝不挂的男囚在地上爬，“这样他们的阴茎就得在地板上拖行”，当他们做这些事时，他则大声咆哮骂他们是群“死同性恋”。此外，第一个想到要让裸体囚犯叠成金字塔的也是格拉纳。当头上套着袋子的囚犯被迫在一群有男有女的士兵面前手淫时，格拉纳还跟琳迪·英格兰开玩笑说：“这列手淫的队伍，就是你的生日礼物。”


    在格拉纳受审后，弗雷德里克写信跟我谈到，“我不会把所有责任推到他身上，他就是有一套办法可以让你觉得做这些事没什么大不了。我对我的行为感到非常抱歉，如果可以重回2003年10月，我不会做出同样的事……我希望自己可以变得更坚强……”


    奇普·弗雷德里克仍然深深后悔自己受到格拉纳的影响。这个例子可以证实奇普的人格倾向听命行事的预测具有效力。请回想奇普的心理评估结果：奇普一般来说害怕被别人拒绝，担心因此出现意见冲突的局面，他会为了被人接纳而让步；他改变自己的想法来适应别人，这样他们就不会“生我的气或讨厌我”。其他人甚至可以影响他已经下定决心的事。而悲哀的是，他的决心已被压力、恐惧、疲惫以及格拉纳的影响给逐渐侵蚀了。


    另一个格拉纳


    在黑泽明的经典电影《罗生门》中，一群经验同一事件的人，对事件的描述却有截然不同的面貌。这正是斯坦福监狱中发生的现象。狱卒“约翰·韦恩”和囚犯道格之后各自对媒体都有一套故事，一个说自己只是“表演出”残酷的样子，另一个则说自己只是假装抓狂。而最近前任狱卒赫尔曼又对自己的行为有了另一个版本的说法：


    当时如果你问我，我对他们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我会说，他们一定是胆小鬼，要不很弱要不就是装的。因为我不相信我做的事真的会让谁精神崩溃。我们只是在找乐子而已。你知道吧。我们只是在那里玩木偶戏，让那些人做点动作之类。


    其他的斯坦福监狱实验囚犯和狱卒若不是认为那是个可怕的经验，就是觉得那没什么大不了。在某种程度上，现实只存在旁观者心中。然而在阿布格莱布，人们的生活却被军队、军事法庭及媒体共同构筑起来的现实给剧烈压缩了。


    调查活动一开始，格拉纳就被形容成“害群之马”——嗜虐，邪恶，无法无天地虐待被拘留者。他过去在美国境内一座监狱内惹麻烦的记录被翻出来当证据，证明他把暴力、反社会倾向带进了1A层级院区。但事实上，这又是媒体不负责任的夸大其词。一份宾州格林郡(Greene


    County)惩治机构的档案记录检视了格拉纳的行为表现，记录显示他从未被指控、怀疑冒犯或苛待犯人，也不曾因此受到惩戒。


    我们更从虐囚事件最关键月份的表现评量中，发现了不负责任的怪物格拉纳和优秀军人格拉纳之间的戏剧性对比。2003年11月16日，在一份由排长布林森上尉交给他的发展咨询表格(4856)中，布林森上尉因他工作表现优异而特别提及：


    格拉纳下士，你于巴格达监狱之1级院区担任军情特区之未受衔军官工作表现优异。你已从军情人员那里得到许多赞赏，尤其LTC[可能是乔丹中校(Lt.Col.


    Jordan)]更对你赞誉有加。继续保持下去，你的优异表现将帮助我们成功完成各项任务。


    接下去他被警告要穿着他的军服以及保持仪容整洁(在那一层工作的人没有人做到)。第二项警告则指出他和其他人在高压气氛下工作，格拉纳被要求要注意这样的压力可能对他行为产生的影响，尤其是对特殊被拘留者动用武力方面。然而格拉纳对于适当运用武力的个人看法被该名上级接纳，因为他接着说道：“当你认为你有必要自我防卫时，我百分之百支持你的决定。”后备役宪兵肯·戴维斯最近曾描述他和格拉纳的互动，令人惊讶的是他采取了支持的看法：


    有一天晚上，他值完班后嗓子都哑了。


    所以我问他：“格拉纳，你生病啦？”


    他回答我：“没生病。”


    我说：“那是怎么回事？”


    于是他告诉我：“我得大吼大叫才行，而且我对被拘留者做了一些我觉得在道德跟伦理上都过不去的事。你觉得我该怎么办？”


    我说：“那就不要做。”


    他说：“我别无选择。”


    我问他：“什么意思？”


    他说：“每次有炸弹落在铁丝网或围篱外时，他们就进来跟我说，又有一个美国人牺牲了。除非你帮帮我们，否则他们的死你也有份。”


    对1A层级院区高压力环境的提醒，让人以为会有某个心理健康工作者被召来，以便协助这方面的心理问题。的确有一名精神病医师被派到阿布格莱布待了好几个月，但是他既没有对有需求的宪兵们提供任何治疗或咨询，也不曾协助患有精神病的被拘留者。据报道，他的主要任务是协助军方情治单位增进讯问的效率。梅根·安布尔坚称，“并没有可靠证据可主张发生鸡奸或强奸，也找不到这类相片或录像带，至少那些事并非调查中涉案的七名宪兵所为。”他继续说道，“从调查行动一开始我就握有所有的相片和录像带，我在那地方一天待将近十三小时，我没见到任何强暴或鸡奸行为。”


    我们有办法了解那里发生什么事吗？是谁或是什么样的因素该为阿布格莱布监狱中发生的恐怖暴行负责？


    “战利纪念照”：数码相片中的恶行


    残忍的虐待、酷刑折磨及谋杀事件，在国与国交战、面对着罪犯时，在士兵面对“敌人”、警察面对嫌犯、狱卒面对囚犯时，肯定是层出不穷的。我们可以预料战场上，在那些冒着生命危险履行职责的情况下，所产生的虐待行为。但我们无法预料且无法接受的是，当生命安全未受到立即威胁，而囚犯又是如此脆弱毫无抵抗能力时，民主政府的代表们竟可以做出如此残酷的行为。


    从阿布格莱布监狱流出的数码照片震惊了全世界。在这之前，我们不曾看过狱卒们性虐待或酷刑的影像证据，这群男女显然对他们邪恶行径乐在其中。更是前所未闻的是，他们甚至大胆到在镜头前摆出各种姿势，并拍照记录他们的野蛮行为。他们怎么做得出来？为什么要用相片为虐行留下记录？让我们思考一下几个可能的解释。


    数码的力量


    一个简单的答案是，新的数码科技让每个人都能摇身一变成为摄影师。随拍随看，无须等待，而且相片还可以轻易上传到网络上与人们分享，不需要送到冲印店送洗。也因为数码相机体型小巧、容量庞大，价格相对便宜，因此早成为普遍的配备，任何人都可以轻易拍下上百张现场画面。网络博客及个人网页容许一般人也能体会一夕成名的快感，所以“拥有”可以通过网站散布到全世界的稀有画面并因此成名，成为一件光荣的事。


    一个业余色情网站以鼓励男性网友上传妻子或女友的裸照，来交换免费收看网站中所提供的色情影片”。相同手段，士兵们也被要求用战场上的照片来交换免费色情影片，而许多人都这么做了。他们会在一些图片上打上警告标志，像是一群美国士兵站在一具伊拉克人烧焦的残骸前，笑着比出胜利手势，标题写着“宝贝，燃烧吧”的图片就是一例。


    来自其他时代的战利纪念照


    这类影像唤起了人们过去的一段历史。在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间，美国有许多黑人男女被私刑处死或是活活烧死，旁观者及加害者则在旁摆出胜利姿势拍下照片留念。我们在上一章中已经了解到，这些影像正象征了极致的去人性化。照片中记录黑人被拷打、谋杀的过程，他们的“罪行”只是因为反抗白人，且这些罪状多半是捏造的；这些记录着恶行的照片竟还被做成明信片，用来寄或送给亲朋好友。在一些照片中，甚至还有父母带着满脸笑容的孩子前往观赏黑人男女被暴力谋杀时的痛苦模样。这类明信片的档案目录，读者可以参阅《无处可逃》(Without


    Sanctuary)一书。


    其他这类战利纪念照片，还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军人拍下他们对付波兰犹太人和俄国人的个人暴行。我们在前一章中注意到，即使是一开始拒绝枪杀犹太人的德国后备役警察，所谓的“普通人”，在经过一段时间后也开始拍下他们身为刽子手的战绩。在雅尼纳·斯特鲁克(Janina


    Struk)的《镜头下的纳粹大屠杀》(Photographing


    the


    Holocaust)中，搜集了一些记录刽子手执行处决过程的相片。而土耳其人对亚美尼亚人的屠杀暴行，一样也被镜头拍摄下来，收录在一个纪念此次种族屠杀事件的网站上。


    在动物权概念兴起之前，还有另一类战利纪念写真也十分普遍，大型动物猎人或是钓客们兴高采烈地展示捕获的旗鱼、老虎、北美灰熊照片。我记得海明威曾在一张照片上摆出那样的姿势。这类纪念勇敢狩猎队猎人所拍摄的肖像照片中，最经典的一张，莫过于美国老罗斯福总统骄傲地站在他刚猎得的庞大犀牛旁的合影。在另一张相片中，这位前总统和他的儿子克米特(Kermit)站在一只水牛上，两人交叠着双腿，姿态十分冷静，手上各拿了一把长枪。这类战利纪念照公开展示了一位男人的力量以及他对自然中大型野兽的主宰优势——照片清楚显示这些野兽被他的技巧、勇气及技术征服了。有趣的是，在这些照片中的胜利者表情，多半相当阴郁，很少见到笑容，这些胜利者才刚和可畏的野兽进行过一场战斗。就某种意义来说，他们的姿势比较像是年轻的戴维拿着弹弓站在刚被打倒的巨人歌利亚面前哀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