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部分

    出庭于那馨香的默想的公堂，


    我不禁为命中许多缺陷叹息，


    带着旧恨，重新哭蹉跎的时光。


    例如，一名想成为好莱坞明星的女士，比起搬到洛杉矶而没有成名，她会更后悔没有搬到那里。所以，通过对本书的学习，你会更加积极主动地规划自己的时间，把握更多的机会，留下最少的遗憾。


    时间的宝贵在于生命的有限，时间是人们度过一生的媒介，如果没有合理地利用它，将会付出代价。


    当未来撞上过去


    时间的重要性同样在于它的相对性。对其中蕴含的物理知识，我们肯定不会陌生。爱因斯坦相对论同时预言了超能量和宇宙大毁灭，从而使我们看待世界和自身的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比起爱因斯坦在方程式中的严密论证，时间的相对性更多受到个人因素的影响。时间不仅符合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和牛顿定义的参照物的影响，也被主观心理进程左右。个人的精神状态、时间观念及生活节奏都影响着其对时间的感知。


    人类对自然界的科学研究始于15世纪和16世纪的文艺复兴时期，但对心理世界的探索才有200余年的历史。爱因斯坦发现时间的相对性不仅存在于自然界，也存在于心理世界。他曾说过：


    “一名男子跟心爱的姑娘坐上1小时，他觉得只过了1分钟；当他坐在火炉上1分钟，却感觉比1小时还漫长。这就是相对论。”


    客观规律和心理定律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是固定不变的，而后者具有灵活性。心理定律随着形势和参照物的变化而变化，人们对心理定律的变化及作用能进行一定的控制，这一过程称为“建构性”


    。它与人们理解和解释世界的方式有关，一旦我们了解了心理定律和这个世界，就能最大程度地利用其为我们服务。


    以著名的光学错觉图像（见图0—2）为例，就可以折射出人们是用不同的方式看待世界的。有时人们把底面A看成突出的面，有时把顶面B看成突出的面，两种看法都有据可循。但如果认可前一种看法，惩罚后一种看法，人们会以一种看法为标准，进而影响人们的判断。


    图0—2


    光学错觉图像


    正如心理学家罗伯特·奥恩斯坦（Robert


    Ornstein）在他的代表作《体验时间》（On


    the


    Experience


    of


    Time）中所说，领悟时间是一个认知的过程，受到认知错觉的影响，如图0—3的内克尔立方体。一般来讲，在给定的时间内一个人要认知的因素越多，就会觉得时间越漫长。例如，赖斯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在相同的时间里，人们认为音调跳跃的声音比音调恒定的声音占用了更长的时间，其中声源方位无关紧要，变化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认知。简单的音调和响度的变化能让人对时间产生错觉，以为度过了更长的时间。


    图0—3


    内克尔立方体


    在整个人生中，人们会遇到很多视觉上和知觉上的错觉，大部分都比上述的例子复杂。当没有“正确”的判断标准时，人在主观上会倾向于其中一种视角。用这种视角看世界可能会走向成功，而用另一种视角看世界可能会导致失败。用超前的眼光看世界可能让你“正赶上时间”


    ，用当下的眼光看世界则可能使你“落后于时间”


    。虽然从客观上讲，两种视角都没错，但这个复杂的人类社会在主观上通常有自己的偏好，倾向其中一种，排斥另一种，除非有像爱因斯坦那样睿智的人再提出一种全新的视角。


    我们无法控制自然规律，但对看待时间涉及的因素可以施加影响。认识到这些因素作用的时间和方式可能使你从生活中获益更多，有助于你在时间视角不起作用时分辨事物。有时，个人的时间视角会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宗教信仰、教育程度、社会阶层或文化背景，但其他时候则可以自己决定。本书旨在帮助读者解决以下问题：认识自己独特的时间视角；了解该视角如何影响个人的思想、感受和行为；帮助读者发展时间的灵活性与敏感性，以便选择对自己生活最有利的时间视角。


    关注现在，还是以未来为导向


    让我们回顾1977年的一项心理实验，社会心理学家约翰·达利（John


    Darley）和丹·巴特森（Dan


    Batson）对普林斯顿神学院学生的行为表现进行了研究。这些学生在准备一个有关好撒马利亚人的布道演讲[2]，演讲地点在校园的教学楼内，神学院的导师要对演讲进行评估。当每个学生做好准备后，参加演讲的人会被告知：A代表他已经比预定时间迟到了几分钟，现在必须马上去演讲厅；B代表他有足够的时间，但或许现在就该出发了。两种条件的唯一不同是对时间压力的微妙运用。研究者对这种情境充满好奇，它会影响这些准备终生修行的年轻人的行为吗？又会如何影响呢？


    每个学生从准备室走向演讲厅的路上，都会遇到一个跌倒在过道里咳嗽不止的人，很显然，这个人需要帮助。但学生们不知道这个人是实验者的同伙。在没有他人在场的情况下，神学院的学生们面临着一个抉择：是像好撒马利亚人应该做的那样，去帮助这个患难中的陌生人；还是置之不理扬长而去，去完成自己“当一个好撒马利亚人的重要性”的讲演任务。那些“迟到”的学生会不会和那些“准时”的学生一样愿意帮助患难中的陌生人呢？对于神学院的学生们而言，做正确的事情胜过说正确的事情，对吧？但结果并非如此！


    大多数确信演讲前有充足时间的学生，就是“准时”的学生，确实会停下来给予陌生人帮助。这一行为是和他所选择的职业相符的，那些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帮助他人的人们，理应帮助患难中的陌生人。然而，值得指出的是，90%处于“迟到”情境的学生不会停下来给予他人帮助。他们对痛苦的人置之不理，这是因为他们正在以未来为导向，他们满脑想的是不要误了约定的活动时间。尽管事实上所有学生在这个研究之后的访谈中都说，他们看到了那个痛苦的人，但还是径直走过去参加演讲。


    我们怎样解释在提供帮助意愿上存在的差异呢？因为这两部分学生之间唯一的不同在于他们跟时间的关系，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对于时间的掌控情况导致行为上的差别。一个简单而微妙的时间操纵，就能引发心地善良的好人对当下的关注，并帮助有明显求助需求的人。很多神学院的学生作出了一些他们自己或许都觉得卑劣的行为。


    达利和巴特森的神学院研究展示了时间因素可以改变人们的行为。然而，现实世界远比一个心理学实验要复杂得多。因此，另一个社会心理学家罗伯特·列文（Robert


    Levine），在心理学实验之外检验了时间因素起作用的不同方式。列文通过研究社区成员的社会行为所显示的“生活步伐”来了解人们对待时间的态度。列文的调查研究小组通过走访城市，测量人们的步行速度、时钟的精确度以及到邮局购买邮票等基本的行为的速度。运用这些数据，列文计算出了12个城市市民的生活步伐。西欧国家以快节奏的生活步伐引领着世界生活的步伐，其中以瑞士居首，日本的生活步伐指数也很高，发展中国家节奏较慢。在列文研究组所做的31个国家评估中，墨西哥的生活节奏最慢。


    列文通过记录步速、银行出纳员的速度、语速以及看手表的频率等测出了美国36个城市的生活节奏。波士顿、纽约和其他的东北部城市是美国生活节奏最快的城市，南部和西部城市节奏相对慢一些，洛杉矶是生活节奏最慢的。


    列文的研究清晰地展示了生活的节奏或者说是“匆忙”因素在不同城市之间以及不同国家之间的差异性。此外，列文调查了这36个美国城市的“助人行为”，他评估了城市居民做以下事情的可能性：


    ·将人们不小心丢掉的钢笔归还；


    ·帮助腿上打着石膏的人捡起他不小心掉在地上的杂志；


    ·帮助盲人过马路；


    ·帮助人们换零钱；


    ·邮寄盲信；


    ·向联合募捐协会捐款。


    和好撒马利亚人的研究发现相一致，列文发现：在生活节奏最快的城市里，人们最不乐意为他人提供帮助。纽约州的罗切斯特市在美国东北部城市之中生活节奏相对较慢，排名为全美最乐意助人的城市。纽约州的纽约市在生活节奏榜上名列第三，被评为全美最不愿意为他人提供帮助的城市。但是，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是，加里福尼亚州的城市生活节奏一般很慢，但和生活节奏快的城市相比，它仍然被评为不太乐于助人的城市。这表明，对于利他主义，较慢的生活节奏或许是一个必要条件，但不是一个充分条件。加利福利亚人可能有时间来帮助他人，但可能对帮助自己过上好生活更感兴趣。


    达利和巴特森的研究表明：个体与时间的关系是如何影响了诸如帮助患难者等重要行为的；而列文的研究则揭示了社会与时间的关系在不同国家、不同城市是如何变化的，实际上，他在现实世界里证实了达利和巴特森的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