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部分
3个月前 作者： 菲利普·津巴多
认可与不认可：社会奖赏的力量
我们的一些例子都涉及到了社会性奖惩，而不是物质性或有形的奖惩。对于小戴维而言，他那有偏见的父亲对他的赞扬就是一种强化。而对于敏感的坦尼娅，在他人面前看上去很糟糕就是她想要避免的一种惩罚。的确，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他人对自己的看法和他人对待自己的方式是我们行为的最有效影响源之一（Baumeister，
1982）。这样的结论并不奇怪。被同伴拒绝对于儿童而言是一种灾难性的事件。因为这意味着这个儿童将无办法获得社会归属与社会激励（social
affiliation
and
stimtion）这两种人类基本需要的满足。被自己的父母或者其他看护者拒绝将是一种更加糟糕的情况。它会在儿童的社会心理发展过程中留下永久的烙印。相反，在儿童早期发展中，被社会接纳（social
eptance）则意味着能获得精心养育、安抚、安全和诸如食品等其他一些强化物。因此，通过与作为行为结果的食品和安全等产生联系，社会认可构成了一个强有力的奖赏；而被社会拒绝则构成了一种强有力的惩罚。
让我们考察一下人们经常经历的另外一种联系：即偏离与拒绝之间的联系。与他人意见的不一致，即作为一个偏离者，通常会受到令人恐惧的社会疏远（social
cold
shoulder）。你是否注意到这一现象？研究者斯坦利·沙克特（Stanley
Schachter）就注意到了。在一项经典研究中，沙克特（1951）组织几组大学生围绕少年犯约翰尼·罗克应该被宽大处理还是从严治罪这一问题展开讨论。每组由9个成员组成，其中3人是主试同谋；他们经过培训，在实验中扮演某种特定角色。这3个主试同谋的角色分别是：第一个人是“赞同者”，他会采取与另外6名真被试观点相一致的看法（无论另外6名真被试的观点是宽大处理还是从严治罪）；第二个人是“异议者＂，他完全采取相反的立场，至始至终地坚持与小组观点相反的观点；而第三个人则是一个“滑头者＂，他在讨论开始时持相反立场，但最后他会妥协，让小组成员改变他的观点，使自己与小组其他成员的观点相一致。
沙克特利用多个小组进行了这项研究，均发现了类似的结果。在讨论约翰尼·罗克的案子时，真被试直接针对“异议者＂的意见不断增多。相对于“赞同者”，“异议者＂与真被试有更多的沟通，尽管在讨论开始时这样的沟通还足以令人愉悦，但随着“异议者＂始终对团体的观点加以抵制，“异议者＂与真被试之间的沟通会变得越来越充满愤怒。在一些小组中，真被试最终不理睬“异议者＂，并且忽视“异议者＂的意见。可以认为，“异议者＂最终遭受了“沉默对待”。
讨论结束后，要求真被试对3名主试同谋进行评价。结果显示，真被试最喜欢的是始终如一的“赞同者”，而最不喜欢的是“异议者”。当要求真被试就未来案例评估小组委员会挑选成员时，几乎没有人把“异议者”作为他们自己的选择。这些真被试通过排挤和孤立“异议者＂，对小组的边界进行了重构。“异议者”仅仅因为坚持表达一种不同的观点而成为了“人民的公敌”。而“滑头者”和始终如一的“赞同者”则没有受到这种歧视。正如沙克特后来在一个电视访谈节目中所评论的那样，一些人有罪仅仅是因为持有不同的意见，而人们常常粗暴地对待这样的人。
与其有罪以及遭受某种地狱般的折磨，我们当然宁可“随大流”了——做其他人做的事，说其他人说的话，按照他人的愿望行事。当我们为了被他人所接受，避免被他人所拒绝而按这种方式行动时，我们就经历了被莫顿·多伊奇和哈罗德·杰勒德（Morton
Deutsch&Harold
Gerard，1955）称之为规范性社会影响（normative
social
influence）的过程。规范性影响包括在表面上采纳某一团体的主导标准或者规范，寻求获得（或者避免失去）来自于规范界定团体的正向情感——喜欢、尊敬和接纳。
我们可将规范性社会影响与信息性社会影响（informational
social
influence）做一个对比。请注意“信息性”这个词。没有任何人拥有关于在各种不同情境中应如何行动的全部信息。因此，我们需要求助于他人来获得相关信息。当我们在一个新的情境中不能确定应该做什么时，我们就需要“附和”他人，依靠那些知识更丰富的人来获得指导。例如，高年级学生会在迎新周会给新生们提供课程排名，以帮助他们选到合适的课程并避免一些不合适的课程；同时还告诉他们在各种情境下正确的行为方式。根据这一分析，我们就会发现，赞同他人可以获得的强化不是一种，而是两种：社会认可和正确感。
利昂·费斯汀格（Leon
Festinger，
1954）在他的社会比较理论（theory
of
social
规范性社会影响与信息性社会影响的概念有助于人们理解从众和服从。而社会心理学家们对从众和服从这两个概念进行了系统的甚至可以说是经典的研究。下面我们将讨论隶属于社会控制（social
control）范畴的这一对概念。
从众：保全面子与赢得体面，获得知识
还记得哈维吗，那个在听到同学对教科书的吹捧后就承认自己也喜欢经济学教科书的学生？哈维的行为就是从众。我们把从众（conformity）定义为在既没有遵从于团体的直接要求，也没有任何改变行为的充分理由的条件下，个体为了适应真实或想象中的团体压力而改变自己的行为或信念。在最早的一个证实从众的实验中，穆扎弗·谢里夫（Muzafer
Sherif，1936）发现，即使团体由一群彼此完全陌生的人组成，仍然可能会出现从众现象。在实验中，谢里夫利用了“似动效应”，即在一个完全黑暗的房间中观察一个静止的光点时，会产生光点在运动的错觉。在一个典型研究中，被试估计了他们感受到的光点移动的方向和距离。不同人看到的光点以迥异的方式运动：一些人认为光点只是在做小范围移动；而另一些人则声称他们看到光点在做大范围的移动——他们甚至能够详细描述出光点移动的轨迹。每一个被试都形成了他自己的光点似动范围。然后，将几个被试集中在一起，并要求他们依次做出判断。在这一团体背景下，很快就形成了一个新的属于团体的似动范围。以前认为光点做小范围移动的被试将看到光点在更大范围内移动，而以前看到光点在大范围内移动的被试则看到光点在更小范围内移动。简言之，仅仅是听到彼此的判断结果就导致判断上越来越多的一致性。至此，一个新的团体规范就形成了，它迫使每一个个体的判断都向团体规范靠近。
你可能会认为，错觉是模糊不明的，面对模棱两可的情况时，即使最擅长独立思考的人也会参考利用他人的判断结果。谢里夫观察到的从众现象可能纯粹就是一种信息性影响。被试可能会想：“要确定光点移动了多远确实是一件很难的任务，所以让我看一下其他被试是如何想的吧，他们也许比我知道得更多一些。”20年后，所罗门·阿施（Solomon
Asch，1951）试图证实当用于判断的刺激物明确且简单时，那么可能就不会出现对陌生人意见的遵从了。但令他惊讶的是，自己的预期是错误的。他关于独立性的研究最后成了一个关于群体压力的规范性影响的经典从众研究。
一群男大学生被告知他们在参加一个视觉判断的实验。在实验中，他们每人都将看到2张卡片：其中一张卡片上有3条线段，而另一张上则只有1条“标准”线段（见图2.2）。被试需要判断3条线段中的哪一条是与标准线段长度相同的。事实上，这3条线段在长度上的差异非常明显，因此每个人都能够轻易地找出与标准线段长度相同的那条线段。实验者拿着标准线段和用于比较的线段，要求每个学生依次告诉他答案。实际上，参加实验的所有学生中除一个学生外其他人均是主试同谋，并且真被试通常最后一个作答。最初，这些主试同谋的判断是一致的，但是稍后就会发生一些奇怪的变化。在实验中，除真被试以外，其他每一个人都说他们看到短一些的那条线段与标准线段一样长，而实际上长一些的那条线段才与标准线段长度相等。在某几次关键的判断中，所有的主试同谋都选择了同一条错误线段。这些就是实验中关键的“从众判断”（conformity
trial）。当自己关于明确刺激物的知觉与团体中大多数人的一致意见相矛盾时，真被试将如何作答呢？
图2.2 阿施的任务
阿施的从众研究中所使用的刺激范例。被试必须从卡片B中挑选出一条与卡片A中线段长度相等的线段。在从众测试中，被试可能会发现其他被试毫不含糊地认为图片B中的线段“1”与图片A中线段长度一致。
实验组中1/3的被试给出了与主试同谋答案一致的错误估计。而私下里将答案写在纸上的对照组中，被试在这一简单判断任务上几乎没有犯错。实验组中30％的真被试在总共12次的关键判断中，同意多数派意见的次数至少占一半以上。大约70％的真被试至少有一次从众，只有很少的真被试在面对群体压力时保持了独立性——仅仅25％的被试从未表现出从众。如果你面临如此情境，你又会怎么做呢？
从众的成因
阿施的惊人发现非常清晰地表明，即使面对一个清晰而客观的标准，群体规范仍然能够对我们的行为产生影响。不出所料，这一结论引发了大量研究。后来，阿施在实验中引入了一些变量，从而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从众行为的原因，以及学会如何抵制从众压力。行为的认可动机。如果那个孤单的真被试得到少许的社会支持，即还有另外一个反对多数派错误判断的人，那么情况又如何呢？为了找出答案，阿施让一个主试同谋在一些从众判断中竭力反抗意见一致的趋势，并公开地反对多数派意见。结果发现，真被试在这些判断中从众的发生率只有6％。对异议者给予少许社会支持就能减弱从众的束缚。这一结果令人信服地表明，从众行为的目的就是为了避免社会支持的完全丧失。当同样持有异议的伙伴提供了一定的社会支持时，团体社会支持的丧失就没有那么绝对。但是，当原本支持的同伴抛弃了这个被试，开始同意多数派的意见时，多数派的力量就会重新发挥它的最大功效——从众发生率重新上升至30％。因此，在阿施设置的情境中，起作用的最主要力量无疑是规范性社会影响而非信息性影响。
规范性影响的关键作用在其他一些实验中也同样非常明显。当被试被允许私下作答，即其作答不会被多数派看见时，从众的发生率就会低很多（Deutsch&Gerard，
1955；Insko
et
al.，1985）。另一方面，当群体对个体有足够的吸引力时，那么从众就更严重（Sakarai，
1975）。如果你喜欢多数派中的人，那么你必定会表现出更多的从众，因为你希望他们能够喜欢你而不是把你驱逐出团体。
对真理的探索。
信息性影响在从众现象中也发挥作用。特别是当有一定风险的判断本身就具有不确定性，而且在身边似乎有一些专家时，信息性影响更为重要。除了判断清晰线段的长度这种简单任务以外，社会心理学家们还创设出许多其他的从众情境。这些情境包括：在聆听了预先安排好的他人反应以后，要求没有任何怀疑的被试对妇女衣物的感官质量进行判断；在一个复杂社会问题的几个备选解决方案中进行抉择；以及在进行短暂观察后，判断用以比较的电脑屏幕上的圆点数量是否与作为标准的屏幕上的圆点数量相同。这类实验所设置的情境使人们觉得某些人在特定任务上比其他人更在行，当意见一致的多数派被认为是在该任务上更在行时，就会有更多的从众行为发生。尽管在第8章我们将看到少数派有时也会产生影响，但团体规模越大，通常就会促使越多的从众行为发生（Campbell
et
al.，
1986）。
自信同样会对从众产生影响。当你在挑选适合某一场合并符合自己个人风格的时装时，你是否对自己的能力感到自信呢？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你可能就会对那些有关“今年流行趋势”的街头电视访谈节目无动于衷。但是，那些对自己的“时尚感”没有信心的人却常常会根据这些电视节目来快速决定该添置怎样的新衣。
性别和单一被试。
从众的性别差异与自信有关。人们的刻板印象和早期研究认为，相对于男性，当女性成为意见一致的多数派的惟一对立面时，她们更容易放弃自己的观点。但进一步的研究却发现事实并非如此。更确切地说，男性或女性谁表现出更多的从众，取决于这两个群体谁更加自信。当男性对从众目标比女性更加熟悉和感兴趣时，女性倾向于比男性表现出更多从众；而当女性对从众目标会更加熟悉和感兴趣时，那么男性则会表现出更多从众（Karabenick，
1983；Sistrunk&McDavid，
1971）。
阿施从众研究中的一个场景。编号为6的个体才是惟一的真被试，当其他人就哪些线段长度相等做出了一个明显错误的判断时，这个真被试大吃一惊。（William
Vandivert）
通过信息性影响产生的从众。
（Drawing
by
Handelsman；1971
The
New
Yorker
Magazine，
Inc.）
例如，在一项研究中，男大学生与女大学生需要对一些橄榄球用具和女性流行服饰的照片进行评价（Cacioppo&Petty，
1980）。这些照片上留有一些意见，并且据称它们是由先前参加实验的被试留下的。这些意见总共有4类，其中的3类是关于照片实际情况的，而第4类则是评价性的意见（如“那是一个很棒的用品”或者“这是一款很漂亮的时装”），这种评价性意见既有正确的（实际上这一用品确实不错），也有错误的（这是一个不怎么样的用品）。被试除了要自己对每一张照片上物品的质量进行评价以外，还要评定他们对照片上已有意见的同意程度。当先前的评价性意见不准确时，男性被试和女性被试都表现出了较多的不同意见，而不只是一味的表示赞同。但是在男性被试和女性被试确实表现出了从众的情况中，相对于女性被试，男性被试在女性流行服饰上表现出了更多从众；而相对于男性被试，女性被试则在橄榄球用品的不准确评价上表现出了更多从众。这一结果清晰地表明，当缺乏关于某一主题的知识和自信时，个体会在这一主题上表现出更强的从众。简而言之，从众再次受到了信息性影响的作用。
在从众中，什么发生了改变。
我们关于从众的定义允许行为与信念二者其一或者两者同时发生改变。但实际上，从众通常只限于行为的改变，而行为改变中又涉及对群体规范的公开赞同，这种赞同主要是为了获得或者保持群体对个体的接纳（规范影响）。但当个体向群体求助是为了从群体中获取关于正确性的必需信息（或者至少部分地是为了获取这种信息）时，赞同群体规范的行为可能就同时反映出了行为与信念两者的变化（信息性影响）。这是一种简洁的两分法。但实际上整件事情绝不是那么简单。无论是为了获得接纳还是为了获取信息，从众均有可能涉及比行为“更深层次”的心理过程，而不仅仅是做出从众行为。
你应该还记得谢里夫利用似动效应而进行的从众实验吧。实验中形成了一个群体规范，而且群体中的所有被试都做出了相似的判断。这种社会影响是对每个被试的实际知觉产生了持续性的效应呢？还是一个短暂的效应呢？在这场群体判断之后很长一段时间，甚至一年以后，让被试重新单独进行这一实验，被试仍然坚信自己所“看到”的移动幅度与先前群体规范所确定的范围相接近（Rohrer
et
al.，
1954）。可见，社会影响的效果非常持久！
与知觉转变类似的改变同样可以发生在认知水平上。假设在一次交谈中，一些与你在很多方面都很相似的熟人非常一致地表示，他们不会改变自己的原则去帮助他人，如果这意味着放弃个人的一些快乐。这一令人吃惊的表露必定会使你踌躇。但是你会同意这样的观点吗？在一项研究中，一些大学生就面临这类情境（Allen&Wilder，
1980）。结果表明，如果你确实表现出了从众，那么可能是因为这一不寻常的群体规范迫使你对它的含义进行了“认知重构”。例如，在这一背景下，你可能会推断：“改变你的原则”意味着付出更加沉重的代价和更大的牺牲，而不是简单的一点不方便。在从众情境中，我们总尽力想要辨认出我们是否遗漏了什么东西，进而常常“恍然大悟”（Campbell
et
al.，
1986）。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可能会“发现”某些东西，然后开始以不同角度“对事物进行理解”。我们可能不仅改变了自己对情境的反应方式，还改变了对情境含义的理解。或许就如同阿施描述的那样，我们可能不仅改变了我们对某一对象的判断结果，而且还改变了我们自己关于这一对象的认识。
说“不”的困难。
综上所述，人们表现出从众既是为了维持社会认可，又是为了增加他们在不确定情境中正确行事的机会。个人的这些动机越强烈，群体吸引力和凝聚力越强大，那么群体施加于个体的压力就越大。由于这种压力取决于个体如何对群体进行反应，因此个体不可能轻易地抵制它。在这方面，想想由美国前第一夫人南茜·里根发起的“对毒品说不”运动。在海报、电视广告以及里根夫人在全国学校进行的演讲中，相同的信息被传递给了这个国家的青少年：对毒品说不；当面对毒贩、伙伴或者聚会成员给出的毒品时，应直接拒绝。毫无疑问，这一明智的口号大力推进了“抵制毒品的战争”，它无疑增强了公众对毒品使用危险性的意识，并且减少了使用可卡因、大麻和其他管制药品的青少年人数。然而，根据你已有的关于从众的知识，你就会发现“对毒品说不”这一忠告入耳而不入心。许多青少年以拥有高地位的同伴为“酷”，从而显示他们的老练和提高他们的身份。此外，这些同伴时刻在青少年身边生活着，而不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电视形象。同伴压力（peer
pressure）也是一种从众压力，它可能非常强烈。同伴压力常常发生在一些青少年帮派中，某人的同伴压力取决于他在这些帮派中的社会地位和个体生存状态。如果“不，不，南茜”运动能够引导青少年拒绝同伴提供的诱惑，那么它就会十分有效；如果无法回避那些有影响力的同伴，那么“不”就可能输给“好吧，让我们开始堕落并且变坏吧”。幸运的是，正如我们将在第6章所讨论的，儿童可以学会一些更为有效的用以抵制同伴压力的方法。
表达异议。
获得认可和正确性的愿望并不是从众的惟一心理基础。人们在一些情况下会拒绝从众，代之以公开地表示异议，从而显示自己独特的个性。作为一种自我表现的行为，表达异议特别容易出现在一些人们有更多选择，而非简单地对多数派意见表示赞同或反对的社会影响情境中。当有可能提出第三种意见的时候——而这第三种意见可能与多数派的意见相容，也可能不相容——一些人就会采纳第三种意见。在验证这一效应的研究中，实验者要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大学生听一些故事。这些故事描述了大学生常会遇到的一些特定问题（Santee&Mach，1982）。图2.3呈现了其中的一个故事。每个故事后，要求被试给出他首选的问题解决方案。共有三个备选方案呈现给被试，其中的两个是普遍被认为明智的好方案，而剩下的一个则毫无疑问是一个很糟糕的方案。被试可以从这3个方案中选择一个，也可另外提供一个他自己的解决方案。但是，在从众判断中，被试会获悉：最好的一个解决方案是其他3个被试共同选择的那个结果。如先前我们已经看到过的研究一样，多数派的在场将会对决策结果产生明显的影响。相对于在单独作答时被试只有50％的情况会与多数派选择相同的答案，当多数派在场时被试在近70％的情况下与多数派做出了相同选择。
那么，没有表现出从众的那30％的反应又是怎么回事呢？在这部分反应中，除极少数是同意糟糕的备选方案之外，其余的一半是选择另一个好的备选方案。而另外1/3的非从众反应则是由被试自己提出解决方案。因此，非从众可能具有不同的形式和实现方式，有时异议只是表达不同的意见，拒绝附和大众的意见；而有些时候，异议会更具创造性——例如，“各位，这儿有一个更好的主意。”此外，似乎存在特定的人，他们倾向于通过给出一个新答案而“创造性地表达异议”。在进行从众研究的几周前，实验者对被试进行了一系列的人格测量。然后把这些测量的分析结果与在从众情境中的反应相联系，从而勾勒出一个“创造性异议者”的轮廓：这类人通常具有较高的自尊水平，在社交情境中的焦虑水平较低，并且有较强的个性化（individuated）倾向（Mach
et
al.，
1985）。个性化在这里意味着一种希望以与他人不同的方式行动的愿望，从而坚持表达不同的意见。可假定的是，拥有这些特点的人有非常强烈的自我表现的需要。因此，当有这样一个机会时，他们必然会加以利用。
图2.3
桑蒂与马斯洛克（1982）在研究从众情境中的创造性异议时所使用的项目样例。在这一例子中，前两种解决方法被判断者评定为是好的，而第三种则被评定为是坏的。在获悉了其他被试选择了两种好的备选项中的一项后，被试需要做出一个选择。除了在1、2、3这3种备选项中做出选择外，被试可以创造出一个他自己的解决方案作为第4种选择。
再谈性别与单一被试。
个性化和自我表现的倾向与从众中存在的性别差异有着很强联系。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就从众而言，相对于知识和自信，性别的影响并没有那么重要。然而就整体而言，似乎存在这样一种趋势，即男性表现出较少的从众，因为他们更倾向于把持有异议视为一种表达自身能力的方式。男性倾向于相信“与众不同”是一种能力，他们必须保持独立性；相反，女性则倾向于认为，就与群体内其他人合作以及与他们意见一致才是能力的体现。因此，对于女性而言，她们能够通过从众来实现积极的自我表现（Santee&Jackson，
1982）。然而请注意，这些性别差异只是针对“平均水平”而言；它们当然不能刻画所有男性和所有女性的特点。实际上，相对于后天习得的个性风格和兴趣的性别差异，生物学上的性别差异并不那么重要。那些具有符合传统概念中“女性化”个人品质和兴趣的男性，会与那些具有相同个人品质和兴趣的女性表现出一样多的从众。而更具“男性气概”的女性和男性都则会表现出较少的从众（Mach
et
al.，
1987）。这一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好的事例，它说明了人格或个体差异是如何与情境变量相互作用，进而决定人们在从众的背景中如何进行反应。
从众：好事还是坏事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建设性的异议（constructive
dissent）和独立性都是非常值得称道的品质，特别是对于那些被教育应该重视这些品质的美国人来说则更是如此。但是，从众是否值得称道呢？假如我们称呼你为“墨守陈规的人”，或者（更糟糕的）“盲从者”，你会如何反应呢？也许你会口吐粗言进行反击。但事实上，在大多数情况下，从众却有着非常重要的社会价值。社会的平稳发展要求人们能够遵从于某些特定的规则。对社会规则和社会规范的从众在社会交往中起着润滑作用。同时，从众使我们能够建构社会行为，并预测他人的反应。此外，个体可以通过向他人寻求指导从而避免重大的个人灾难。
从众压力甚至可以导致某些社会事件。在1986年，数百万菲律宾人采用和平抗议的方式，对马科斯的独裁政府进行反抗。抗议包括了静坐示威、罢工斗争以及政府军士兵采取的非暴力妨碍运动。最后，这些公众行为的蔓延变成了成功推翻马科斯政府并有利于克拉松·阿基诺的无流血政变的工具。尽管民众对菲律宾军事独裁的愤恨早已存在，但是只有在大批民众积极采取了一些抗议活动后，才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抗议人群中——尽管人们经常恐惧那些会迅速出现的惩罚。从众可能不是整个事件最主要的导火索，但它通过引入更多的反抗者或者是心存畏惧的中立者，从而推动了整个事件的发展。从众过程（conformity
processes）在其中所起的推动作用是：大批的民众参与到同一行动中必然会吸引更多的民众参与，从而最终形成了一大批有影响力的民众。
服从：权威下的行为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考察了从众。从众就是在没有明确要求的情况下，个体改变自身行为以与“其他人”的行为保持一致的现象。要对某个人提出的直接而明确的要求说“不”，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尤其是当这个人以权威的身分出现时。这就是服从（obedience）现象，或者说，是在没有任何个人意愿的情况下按照他人的要求而行动的现象。像从众一样，服从也是一种日常生活事件。例如，当父母命令孩子回自己的房间时，孩子通常会照做。当救生员告诉沙滩上玩耍的人们说太吵时，这些人就会把他们的收音机关掉。一个非常可怕的极端服从案例是，二次大战时期在纳粹死亡集中营中，年轻的德国士兵服从上级命令杀害了数百万的无辜民众。当然，在许多这样的案例中，违抗命令的后果都是非常严重的，因为命令的发出者具有强迫命令接受者实施命令的权力，有时这种权力还具有暴力性。但由斯坦利·米尔格拉姆（Stanley
Milgram，
1965；1974）——所罗门·阿施的一个学生——所进行的一系列著名的电击实验发现，当说出“不，我拒绝按照你要求的那样做”并不会导致消极的暴力性结果时，对非正义权威的破坏性服从仍然会发生。
米尔格拉姆的脚本：如果希特勒叫你电击一个陌生人，你会服从吗
以被试的视角对米尔格拉姆的实验进行描述是一种最好的方式。让我们假设你就是一名被试，通过报纸上的一个广告，你签约参加了一个名为“记忆与学习”的研究。你按约定的时间到达了实验室，受到一位身穿白色实验室外套、看上去很严厉的实验者的欢迎。当然，这里还有另外一个被试。实验者以亲善的措辞简要地告诉你，这一实验的目的是为了发现帮助人们改善记忆力的方法。然后，他继续向你们两人解释说，已经有研究证实了奖励有助于提高记忆力，但是还没有人研究过对错误进行选择性惩罚是否会有助于提高记忆力。而这一实验就涉及惩罚对学习和言语记忆的作用。在实验中，你们中的一人将扮演“教师”的角色，而另一人则扮演“学习者”。你们俩依次从一个帽子中抽取一个纸条，而随机抽签的结果决定你将扮演教师，而另一位则扮演学习者，即你的学生。实验中，教师先把一对对匹配的单词念给学习者听；然后，教师给出每一配对单词中的第一个词，要求学习者给出与之相联系的另一个词，从而来测试学习者的记忆力。当学习者给出了错误答案时，他就受到电击惩罚，电击是通过轻击“电击发生器”的30个开关中的某一个来进行。这些开关以15伏特为单位，分别标注了从15伏特到450伏特渐增的指定伏特数。同时这些开关上也有一些描述性的标注。例如，“轻微的电击”是15～60伏特，“非常强的电击”是375～420伏特。435～450伏特则只是简单地标注上了“XXX”。实验者告诉你，作为教师，先用较为温和的15伏特的电击来惩罚第一个错误，然后以15伏特为单位，逐步增加对后续每个错误的电击强度。
接下来，你跟着实验者，以及与你同道的被试，即学习者——一个温和并且讨人喜欢的中年人——一同走进附近的一个房间中。学习者被固定在房间中的一张椅子上，并且夹上了传送电击的电极。但是，他的皮肤上会先被涂上电极糊——以“避免产生水泡或者被灼伤”。这个学习者有一点担心，向实验者和你提到说他患有“轻微的心脏病”，但实验者向他保证说，“虽然电击会有一点疼痛，但绝不会造成永久性的组织伤害”。接着，实验者将你带到主控室中的座位上，在你座位的前方就是电击发生器。实验者会对你进行一次示例性电击，这一电击让你退缩了一下。你估计这一电击可能是75伏特，但实验者说实际上它只有45伏特。
现在，让我们开始使用你那特殊的教学辅助手段来帮助学习者提高他的记忆吧。第一个错误答案出现了，并且一个电子蜂鸣器响了；你按了一个电击开关，纠正了错误——然后让我们进入下一轮问答。错误答案继续出现（大约每4个回答中有3个是错误的），而你给予的电击强度按照15伏特的小步伐不断地增加。到75伏特时，你听到学习者发出“啊”的呻吟声。而在150伏特时，学习者开始叫喊着要求出去，说他感到心脏很难受。当电击强度为180伏特时，学习者说他不能够忍受电击带来的疼痛感了。到210伏特时，学习者威胁说将不再做出回答并且要求停止实验。当270伏特时，他疼痛得发出尖叫。当电击强度超过300伏特时，学习者的尖叫变得极其痛苦，并且时间延长。然后，在给予了330伏特的电击后，周围安静了。你向实验者求助，告诉他学习者这次没有做出反应，而你也不想再继续进行下去。实验者提醒你说规则中说没有做出反应也是一种错误，应该用下一级水平的电击进行惩罚，他要求你继续下去。
你代表你的学习者表示抗议，而实验者则使用这样一些陈述进行反驳，例如，“你继续下去是绝对有必要的”和“你没有其他的选择，你必须继续”。好，你开始有点儿想服从了，不过就谁为那个家伙负责这一问题你提出了疑问。而你被说服去相信实验者将承担所有的责任。“老师，请继续下去！”你会吗？你会继续下去吗？到了何种地步这一切才会全部结束呢？仅仅在一个权威的命令下，普通人——比如你——在450伏特电压的范围内，究竟能实施这种残忍的甚至是致命的电击到怎样的程度呢？在正式实验以前，米尔格拉姆曾经对大学生做过调查。调查表明，就平均而言，普通人在违背实验者的命令并放弃教师这一角色时，他们所给予的电击强度可能会达到135伏特。绝大多数人认为，没有人会达到450伏特的电击强度。平均起来，接受调查的大学生们估计100人中会有1个人会坚持到底。接受米尔格拉姆调查的40名精神病学家则估计1000人中只有1人——那些虐待狂——可能会坚持到最后。米尔格拉姆自己则预测几乎没有绝对服从的存在。
米尔格拉姆的服从研究实验室的几个场景：（a）电击发生器；（b）给“学习者”安上电极；（c）实验者指导被试（“教师”）；（d）被试离开他的位置。
（资料来源：the
film
Obedience，
NYU
Film
Laboratory）
然而，实际结果表明，这些估计都偏低。在米尔格拉姆（1963）测试的第1批共40个被试中（均为从20到50岁的男性被试），有25个被试一直将电击加大到了450伏特；也就是说，有63％的被试对无辜的学习者给出了最大可能电击，从而使其成为实验的受害者。正如图2.5总结的那样，在第2次实验中，65％的被试给与了最大强度的电击。多数人表现出了绝对服从。
此时，在你必然地感到恐惧时，我们至少可以向你保证，其实学习者并没有受到任何电击。那个学习者只是一个受过训练的扮演这一角色的主试同谋；而那些呼喊和尖叫声则是预先录制好的。教师—学习者的抽签也是被操纵了的。但是扮演教师角色的真被试并不知道这一情况。通过实验后的访谈，以及对记录该残酷实验过程的胶片中所反映出来的紧张与忧虑的分析，可以判断被试们相信实验中的所有事情都是真实的。
图2.4 米尔格拉姆的一个早期实验的电击结果
从寻常人的角度来解释不寻常的行为
仅仅是因为权威人物的要求，个体就将如此强烈且无疑具有危害性的痛苦施加到另一个人身上。怎样来解释这种出人意料的失常行为呢？一个直接的自然反应是对被试样本的怀疑：可能这些被试发疯了，或者正好是一群虐待狂？但是，由于“教师们”本人表达了他们所亲历的痛苦和不安，我们可以断定上述怀疑是不可靠的。许多被试显得极度紧张，并且事实上所有的被试都在抱怨，在言语上表达了不满，即使他们不断地按着电击开关。米尔格拉姆（1963）报告说“观察到被试们有出汗、颤抖、口吃、咬嘴唇、呻吟和将指甲嵌入了自己肉中的现象”，并且出现了“经常性的神经质式的发笑”。当女性被试在这种实验中扮演教师角色时，她们常常会哭泣——虽然在继续着她们那痛苦的提高记忆力课程。有人认为实验脚本不可信，被试并不是真地相信另一个人正在受到伤害，才按要求行事的（Sheridan&King，
1972）。但上述证据和其他数据排除了这种可能性。
被试样本的人口统计学特征，以及其他一些被试样本重复验证了这一结果的真实性，也反驳了“坏家伙”的解释。从总体上说，米尔格拉姆采用的样本对于美国人口而言是十分具有代表性的。他真实地测试了数以千计的被试——包括邮递员、建筑工人、工程师、高中教师、售货员、工人、大学教授以及耶鲁大学的学生。所有的实验结果是一致的：温顺地服从非正义的权威。
因此，我们似乎不得不把米尔格拉姆所观察到的服从视为社会影响的“常规”事例。如果确实如此，那就让我们来看看在服从中，规范性社会影响和信息性社会影响是否会起作用。首先，充当教师角色的被试处在一个非常新异的情境中：一个实验室，一个科学家在场，还有一个很奇怪的任务。简言之，被试几乎没有可以依赖的经验或者已知的行为规则可作为行为的向导。“规则”由一个拥有高地位和权威的人提供，并且这个人大概是现场所发生事件的专家。这一情景似乎适用信息性影响。实验者拥有被试所需的信息。由于教师面临一种严重的冲突：是继续伤害那个可怜的人，还是停止伤害并扰乱一个看上去很重要的实验，因此实验者拥有的信息对教师而言就具有异常重要的价值。同时，被试在处理这一问题时是有时间压力的，正如米尔格拉姆（1963）所指出的那样，“实验只给了被试很少的考虑时间”。在持续压力的作用下，被试可能就会接纳实验者的信息，即“他继续进行实验对于科学研究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并且不会对他人产生身体上的伤害”。当被试意识到道德问题时，他可能会就实验者所宣称的真相提出一些质疑。但是，因为没有机会确认这些疑问或通过与他人讨论来思考它们的含义，所以这些疑问常常又会被忽略掉。
另外，规范性影响也会发挥作用。停止实验是否会让被试看上去像一个冲动的傻瓜？身为心理学家的实验者是否会认为这个被试无知、冲动、过于敏感，或者“怯懦”，继而表现出他的不满呢？如果你拒绝继续实验，可能会导致这些人际间的麻烦；而不提出任何质疑，继续下去，则会更容易一些。
服从：部分规范性，部分信息性。
米尔格拉姆的进一步研究证实，信息性压力与规范性压力——期待正确和避免耻辱——迫使人们在这一令人吃惊的展现破坏性服从的实验中以违背他们自己意愿的方式行动。这一点清晰地反映在图2.5中，该图总结了米尔格拉姆利用一千多个被试进行的18个不同实验的研究结果。最初的研究是在耶鲁大学这所令人崇敬的学术殿堂进行的。而在一个有点破旧的市区建筑物中（这座建筑外挂有名为“布里奇波特研究协会”的牌子）重复这些实验时，绝对服从的比例从63％下降到了48％。当由一个“普通人”来发出命令时，服从的比例下降到20％左右。但是当以中学生为被试，在普林斯顿大学进行该研究时，服从的比例则上升至80％（Rosenhan，
1969）。据此，我们预期存在这样的变化形式：伴随着实验者的专家性质或权威性的降低，信息性影响压力在下降，从而导致服从比例的下降；反之亦然。
图2.5 18项实验中的服从现象
在米尔格拉姆的19个研究变式中，关于从弱到强的服从效果的剖析图。
（资料来源：Miller，
1986）
你一定想要打破这种“服从效应”，想要证明服从效应是源于一些情境因素，而非被试的人格特征，对吧？那么你只需看一下图中编号分别为12、14、15、11和17条件下的数据。在这些条件中，学习者要求被电击而实验者没有作此要求，这时被试并没有服从学习者的要求；被试不服从的情况还可能是权威成为受害者；或存在两个权威，但他们的意见相矛盾，从而使权威的地位有所下降；或安排了两个不服从并且反抗命令的同伴。简言之，有许多情境力量能够增加或者减少服从效应。当情境的一些方面传递信息说，这个权威有着非常高的地位和权力（信息性的），或者如条件18中那样，当观察到同伴中有人率先服从并实施了电击，那么服从效应就会增强（规范性的）；而当权威的力量减弱，或是异议和反抗获得了一定的社会支持时，服从效应就会减弱。当被试与受害者的直接接触更少时，服从也会增多。这会让人们以更加不人道的方式看待受害者。因此，人们遵从权威——它的信息价值和规范性力量——有时会带来好的结果，有时却会带来坏的结果。
显然，这一实验引起了关于在科学研究中如何对待人类被试这一严肃伦理问题的忧虑。由于研究者们对伦理问题较强的敏感性，以及联邦委员会和大学委员会对研究工作的审查，现在当然无法再进行这样的实验，但是，对米尔格拉姆服从实验的价值与谬误的争论仍然在继续（Baumrind，1964，
1985；Miller，
1986）。
服从权威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习惯。
使用相同概念对米尔格拉姆的服从实验和阿施的从众实验进行解释是一个明智之举，它能够阐明这两种现象的一些重要的相似之处。但是，“希望正确”和“希望被喜欢”并不能够完全解释米尔格拉姆实验中“教师们”表现出的服从（Insko
et
al.，
1985）。我们需要就第1章中已经讨论过的情境力量做更进一步的探讨。但为什么情境的力量会如此强大呢？米尔格拉姆本人认为，服从“可能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倾向，它实际上是一种能够征服道德规范、同情心和社会操行的强大驱力”（Milgram，
1963，
p.371）。另一位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家罗杰·布朗（Roger
Brown，
1986），对这一观点表示赞同。他认为“打破习惯性服从的‘反服从训练’，其必要性不亚于消防训练”（p.35）。
米尔格拉姆与布朗所讨论的是，学习行为的指定性规则在这个复杂的现代社会中所起的作用。无任何异议地服从合法权威是我们学会的其中一条规则。通过我们前面已经讨论过的工具性学习和观察性学习，通过父母、宗教领袖、教师和政治人物的教育，我们充分地学习了这一规则。就像从众一样，服从也有其益处。服从通过让社会避免混乱和无政府状态，从而使社会受益；因此，在社会生活中命令广泛存在。同样，通过学习那些能够帮助我们避免某些惩罚（例如，因蔑视老板而失业；因忽视警察发出的靠边停车的命令而被逮捕）和获得某些奖励（例如，专家的合理忠告）的经验规则，使我们个人也能在服从中受益。
但是，问题仍然存在。“服从合法的权威人物”这一规则可能会被人们学习得太好以至于人们会对它过度使用，把权威角色与服从之间的关系过度概括化。社会心理学家罗伯特·恰尔迪尼（Robert
Cialdini，
1988）在这一问题上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观点。他认为当社会环境能够提供某些特定线索时，一些类似于“服从权威”的社会规则就能够被自动激活——辨别性刺激发信号说已经为快速反应做好了准备，请不必思考，按照已有脚本行事。
停一下！你刚才所读到的都只是一些抽象原则，这些抽象原则可能与你的个人生活没有什么关联，所以请停止对它们进行继续加工。让我们来进行一个思维实验。回想一下米尔格拉姆的基本范式中的实验脚本，并且假设你就是拒绝服从的少数强硬派中的一员。你不会将实验进行到底，在给出了300伏特的电击后你就放弃了实验。这使你感觉到自己像英雄一样，不是吗？你抵制住了压力，而大多数人却屈服于这样的压力。好，那现在又该怎么办呢？你下一步行动是什么呢？你是否会从你的指定座位上站起来，然后去帮助那位学习者，你的学生，或者仅仅是去确定一下他的情况？你已经对他进行了伤害，也许是严重的伤害。这是此时应该做的仁慈明智之举，不是吗？“嗯，当然，我一定会这样做。”但是我们却坚信你不会这样做，甚至于我们可以大胆地打赌说，你，或者其他任何一个人，都不会从指定的座位上站起来。为什么我们会如此肯定呢？猜猜在参与过这些研究的众多人中有多少人是以这种“英雄式”的方式做出反应的呢？
曾与斯坦利·米尔格拉姆一起就读于纽约布朗克斯街区门罗中学的同学对上述问题的答案感到非常好奇。他的答案非常敏锐而简洁：“一个也没有，绝对不会有。”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在那些被试中没有任何人能够勇敢而诚实地放弃实验，拒绝绝对地服从？为什么不去做这种理智的事情，去直接帮助那个被他们伤害了的人呢？
“呆在你的座位上，直到我告诉你能够离开为止。”这可能是我们早期童年教育中所接受的最持久的教导之一——通常来自小学教师。这种行为规范被充分地内化，它控制了“英雄们”在米尔格拉姆实验中的反应方式，这些“英雄们”违背了实验者提出的外部命令，但是却绝对服从了这一根深蒂固的内在命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在米尔格拉姆研究中所反映出来的对一般权威的服从是绝对的，完全100％的。直觉的服从。一个貌似权威的人物向我们发出一个命令，于是我们便以类似于膝跳反射的方式，选择了服从。这类盲目的反应，这种习惯性的反射，源于我们对心理效能（mental
efficiency）的需要。在决定采取行动之前，对每一项社会接触都进行分析是对时间的无谓耗费。因此，我们求助于“经验规则”或者直觉判断（judgmental
heuristic）。直觉判断是一些类似于“服从权威”的心理捷径，能够降低思考的需要并加快反应的速度。通常这些捷径规则都能很好地发挥作用，这也是我们经常使用它们的原因。但是，这些规则也可能让我们陷入困境。考虑一下安迪·鲁尼对这些捷径的使用。安迪·鲁尼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电视栏目的评论员，他在1990年因对一名杂志记者做出偏见性的评论而被停职。10年前，鲁尼公然对抗那些批评CBS同性恋节目的人，称他们为“同性恋者”（而实际上他们并不是）。鲁尼说他知道他们是同性恋者，用他的话说，是因为：“我是一个记者，多年来在进行快速判断时，偏见帮我节约了大量时间。”（San
Francisco
Chronicle，
1/29/90）。
有时，问题在于对规则的误用。我们没有注意到依从情境中的一些关键性细节，因此没有发现这个人其实并不“合法”，或者命令或建议其实是错误的。除了规范性影响压力和信息性影响压力外，这种对规则的误用也正是发生在米尔格拉姆实验中教师角色身上的状况。权威的象征符号——实验者身上的白色实验室外套、他的名气、头衔、科学气氛——使被试草率地运用了“服从权威”这个会有很多例外情况的规则。
在米尔格拉姆实验中，情境的压力与冲突加速了服从规则的错误运用。人们在焦虑的时候就更加难以进行理性思考。同时，想要一劳永逸地解决困境的愿望会变得更加强烈。不作任何质疑的“无头脑地服从”有时被认为是一种逃避情境的表现。个体会想：“就让我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件事吧”。然后就不会再思考，而是执行权威的命令。
启动不服从的退出按钮
米尔格拉姆的实验情境中有很多“服从暗示”——而那些表示可以藐视权威的“不服从暗示”却很少。回想一下，当身边有不服从的榜样出现时，充当教师角色的被试就会表现出更少的服从。榜样不仅为那些希望放弃对学习者进行电击的被试提供了社会支持，而且可能还“向他们展示了不服从行为的方法”。实际上，被试单独一人时可能不知道在这种不寻常的情境中应该如何表达拒绝。社会心理学家李·罗斯（Lee
Ross，
1988）指出，如果在米尔格拉姆实验中设置一个被试能够看得见的、容易触及到的“放弃”按钮，那么被试的服从就会大大减少，因为这一按钮向被试暗示了停止他们的破坏性服从的正确性以及停止的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