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部分
3个月前 作者： 毛姆
“你说什么？叫他过来。”
舰长看到自己久闻大名的那个人居然身陷如此狼狈的困境，感到十分震惊。他立即赐给了他得体的服装，并对他非常关心。
这是亚里士多德认为在悲剧当中最感人的“突转”与“发现”的一则佳例。
有一件事情令孜孜不倦阅读流浪汉小说的读者颇感震惊，那就是小说的作者们奇怪地忽略了时代所给予他们的机会。那可是个伟大事件层出不穷的时期。塞万提斯在勒班多战役中负伤，那次战役是在腓力二世统治下最伟大的一次胜利。荷兰发生起义，阿尔巴公爵被派去镇压叛乱。葡萄牙被并入了西班牙王国。美洲拓展了新的疆域。德雷克在卡蒂斯侮辱了西班牙国王，无敌舰队从里斯本起航护送伊莎贝尔公主赴英国登基。可据我的记忆，没有任何一个小故事运用过以上的素材。如果小说提到印度群岛，那也仅仅是因为某个冒险者从那里携带财富归来，有可能会遭遇劫掠。某些名人参加过佛兰德斯战争或者准备出发前往那里。但我从未读过关于他们在那里所作所为的故事。在当时对摩尔人的驱逐中伴随着残酷和勒索，像索洛沙诺这样一位稍晚些的流浪汉小说家本来是可以对这样的题材善加利用的。显而易见的是当时的作家对那个时代的种种事件并没有产生哪怕是零星的兴趣。他们继续讲述着客栈老板的诈骗行径，街头乞丐的刁钻诡计以及无赖之徒的偷鸡摸狗。这似乎显得非常奇怪，但只要想到简·奥斯丁生活在拿破仑战争时期却满足于描绘（噢，天晓得她的笔调是多么优雅诙谐）真诚质朴的绅士淑女们悱恻缠绵的卿卿我我，再想到亨利·詹姆斯目睹了美国从一个偏僻的国度崛起为世界霸主的过程，却致力于用微妙细腻的手法叙述上流社会的病态爱情，那么这一切也就不足为怪了。我决非要对此加以指责，仅仅是评论罢了：或许小说家抛弃那些对国家繁荣、文明进步意义重大的事件，而着力于平凡生活里的种种琐事是出于一种合理的本能吧。毕竟这世界上只有一个沃尔特·司各特爵士，也只有一个托尔斯泰。摩尔海盗掠夺了西班牙的沿海，这个国家遭受了沉沦与压迫，事实的确如此：当地的客栈令人毛骨悚然，客栈老板敲诈勒索，倘若你用餐时点了只野兔，很可能端上来的是一只猫。
现代读者不可能不对流浪汉小说中较少有性描写而感到惊讶。我不清楚这是由于对宗教裁判所（它总是警惕地关注着文学作品）的畏惧，或是由于西班牙人天生的健康——他们将性交看作是人类正常的机能，其重要性不比吃饭喝水更多（或更少）。流浪汉小说极其纯洁，这种情况至今未变。小说中充满无赖气的主人公偶尔对城里的一位女士投去爱慕的眼光，但他往往被骗去钱财，失意后被草草打发。但即便这样的情节也很少见。更多时候，青年男子的注意力会转向妆奁丰厚的少女或富有的寡妇。他的那份痴迷是基于讲求实际的考虑。在那些以女子为主角的书中，会有很多男人试图诱惑她失去贞操（那时的西班牙人和现在一样，显然认为对一个娇美少女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她抱上床），可是她会机智地躲避追求。她巧妙施计从爱慕者那里骗取钱财，但除非有教会的祝福，否则绝不会献出宝贵的贞操。因而小说中会有一定数量的（尽管微乎其微）真正的风月之事，但不会出现爱情。关于这一话题，我接下来还会进一步谈及。
如果你对爱情的描写感兴趣就一定要读阿古斯汀·德·罗加斯在《有趣的旅行》一书中插入的自传性的片断。在士兵米格尔·德·卡斯特罗的生平故事中描述了他对那不勒斯的一个高级妓女的强烈情感。尽管这种关系有些肮脏，却有一种真正惊心动魄的力量。他对那个美丽的风尘女子的情感并非浪漫的爱情，但那仍然是爱，一种猛烈的、嫉妒的、急切的爱，一种他甘愿承受任何威胁冒任何风险的爱，一种甚至可以慷慨相待牺牲自我的爱。故事还附带展现了士兵与他们长官、仆人与他们主人之间的种种关系。因为米格尔·德·卡斯特罗在当时是卫戍部队指挥官堂·弗朗西斯科·德·卡纳斯的勤务兵。当弗朗西斯科先生发现了他的部下迷恋烟花女子的时候，他仁慈地，尽管也确实是不近情理地，试图通过斥责和善意的劝告使他斩断情丝。可是当他发现尽管自己再三警告，他那多情的部下仍然整夜与妓女厮混时，他叫人锁上了宫殿的门并把钥匙送到他自己的房间里。但米格尔·德·卡斯特罗还是将钥匙偷走了。然后他命令米格尔·德·卡斯特罗睡在内室，这样的话米格尔·德·卡斯特罗如果要出去就必须经过自己睡的房间。但那个情种还是耍花招瞒骗过了他。最后，他在绝望之中判米格尔·德·卡斯特罗入狱一个月，认为这样就可以终止这段不但有失礼节而且危害了那个卑微部下灵魂的孽情。米格尔·德·卡斯特罗是这样描述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的：
“当我从监狱和隔离室获得释放后不到半个小时，我就立刻前去看望那个对我的无知充满假慈悲的女人，那个迷惑我感官的塞壬，我肩上的西西弗斯之石，折磨我的伊克西翁车轮。因为她那里是我的感受力的源泉，是我的才华的聚集之所，是我幸福喜悦的殿堂，是我甘愿献身的偶像，是我坚定信仰的法则。”
没有任何情人能说出比这更动听的言语了。
最好的、也是最具阅读性的流浪汉小说当属《吉尔·布拉斯》，书的作者是个法国人。西班牙人当然从未承认这一点，他们声称那本书不过是西班牙小说的大杂烩。但事实并非如此。勒萨日确实借用了西班牙小说，特别是《马可斯·德·欧布雷贡的一生》中的一些情节，但那个时代的作家都有这个习惯。倘若我的这本书是部学术著作，而不是一本娱乐消遣的作品（像我所盼望的那样），那么我可以列出一长串作者的名单，他们都以这种方式擅自使用了前人的著述。像莫里哀这等身份的作家不仅在他的剧本《爱丽德公主》中毫无创见地仿效了莫雷托的剧本《鄙夷的蔑视》，甚至几乎一字不差地照搬了其中的一些场景。西班牙的作家们也并没有更加谨慎。莫雷托自己就借鉴了前辈们的戏剧作品，（以对这些作品更为有益的方式）改写了它们，并毫无内疚地将之作为自己的作品搬上了舞台。因此勒萨日在适合自己写作目的前提下对他人进行了借鉴，但是其小说的主要价值，它的智慧和幽默，它的节奏、生动和丰富则应当归功于其本人。与一般的流浪汉小说一样，《吉尔·布拉斯》是以第一人称展开叙述的。现在经验已经证明了要想清晰明白地讲述自己故事相当不容易，而吉尔·布拉斯本身也有些含糊。然而，他并不像许多流浪汉那样是个彻头彻尾的无赖之徒。他在年轻的时候有几分流氓习气，但每当他举止恶劣的时候自己都有所意识。渐渐地他变成了一个非常令人喜爱的人。他忠诚、仁爱，对所受恩惠满怀感激并竭尽全力帮助友人，因而当你看到他最终事业发达生活美满时会感到欣慰。他的确遵循了当时的一种普遍的方式（就像菲尔丁所做的那样），用人物在路上的偶然遭遇等等不相干的故事打断了叙述，但他是以一种适度的类似真实的笔法来描述这些故事的。可是，《吉尔·布拉斯》超越作为其原型的西班牙小说的一点在于它具有形式。这个优点对于法国人而言似乎是很容易达到的，而形式是构成好小说最不应缺乏的一个品质。
西班牙仅仅产生了一部在世界文学领域地位毋庸置疑的作品，这当然就是《堂吉诃德》。我根本无需赘述这部著作的种种优点。它们如同正午的阳光一般耀眼。书中的骑士是人类智慧所创造出的最具同情心、最惹人喜爱的人物形象。人们对他怀有一种亲切温柔之情，而对生活在这艰难尘世中的血肉之躯是很难产生这种情感的。堂吉诃德与他的仆人是不朽的西班牙人，至少那些以学识而自负的人会像我们英国人过去读《圣经》一样地阅读这本书。我曾在马德里遇到一位著名的学者，他告诉我他已经将这本书读了五十遍。《堂吉诃德》一书具有显著的现实主义和崇高的理想主义色彩，西班牙人已将它看作是他们自身性格的真实再现。在阅读此书的时候，他们能够理解激发其祖先踏上冒险之旅的民族情绪，正是这种情绪使西班牙得以成为世界上最强大最富有的国家，也正是这种情绪使西班牙人以虚掷财富和草菅人命为代价将天主教会的宗教信仰强加于异教徒，致使国家堕落沉沦。倘若有人声称这本书中有种种不尽如人意之处，那么这对于西班牙人而言则几乎意味着对其个人的攻击。
然而在我看来，很难找出一本书像《堂吉诃德》这样，既如此伟大又有如此之多的缺点。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堂吉诃德》原本是个短篇小说，塞万提斯将它朗读给朋友们听时获得了好评，据说正是这次成功促使他将小说扩展成了我们今天读到的这部皇皇巨著。书中穿插着短小的故事以及当时流行的田园插曲。当时的评论家对这些与宏旨关系不大的枝节颇为挑剔。在书的第二部分，这些为评论家所诟病的内容变得更加似是而非了。桑丘·潘沙的俏皮话刚开始还是很自然地脱口而出的，到后来就变成了过分的堆砌以至于逐渐乏味起来。第二部分很多情节推进的方式也很笨拙。塞万提斯捏造说，书的第一部分已经发表，而骑士在他的最后一次旅行中就遇上了许多读过第一部分的人。他以这种方式来防止读者沉湎于悬而未决的质疑当中，从而使他们相信所读到的内容是真实的。最后的几个章节写得很粗糙，但这本书最大的弱点在于塞万提斯迫使主人公去做其根本不可能做的事情，这肯定会令任何反应敏锐的人感到愤慨。他告诉我们堂吉诃德在临终之时承认自己编造了在蒙特吉诺斯山洞的冒险经历。骑士不能够说他自己认为不真实的话，这是人人皆知的。当塞万提斯让骑士承认自己撒了谎时，他诬蔑了他的主人公，同时也暴露了自己的愚蠢。
柯勒律治谈到这部伟大著作时说这是一本只能从头至尾通读一两次，但却可以重复翻读个别章节的书。这是一个很好的忠告。
七
阅读流浪汉小说只能获得关于黄金时代西班牙人的举止、思维方式和情感的片面了解，要是你认为能从中得到更多更全面的知识，这种想法是荒唐可笑的。小说呈现的仅仅是景象的一个侧面。要想了解另一面，你则必须去看戏。没有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戏剧像在西班牙的这一百年间那样的繁荣昌盛，它的辉煌以卡尔德隆的去世而告终。如今，戏剧已成为一种流行艺术，一个剧本要成功就必须反映出时代的精神。一出戏是剧作家、演员和观众之间的一次紧密合作。除非观众能同样分享作者的构思，否则就无法发挥作用。他展现在观众们面前的情感必须是能引起他们共鸣的。他必须去感受他们所感受的，他的道德观念也必须与他们相同。有时，他表现的情感和道德观是他的观众已经感知到了的，但他们却出于腼腆或迟钝拒绝将之述诸文字。那么此时他就会被人充满敬慕地描绘成想法丰富的剧作家。娜拉的反抗①震惊了当时的社会。然而如果不是因为观众心中已经存在着模糊却根深蒂固的感觉，认为女性有表现其个性的权利的话，戏剧中的观念就会是荒谬的（那么这出戏也就会失败了）。因此通过阅读一个时代的剧本，你就能够很好地了解到那时的男男女女对于影响他们生活的重大事件抱有怎样的想法。
可是，如果说戏剧展现了一幅有关人们思考和感觉方式的适当画面的话，那么反之，它也影响了人们的思想和感情。戏剧表达了人们压抑的欲望，并且通过其生动形象的魅力，促使他们将内心的渴望付诸行动。它所激起的情绪的感染力以及人对人的谈话使戏剧拥有了小说所无法匹敌的力量。因为娜拉当着海尔茂的面摔门而去，因此出现了比任何时候都多的离开了丈夫的妻子们；由于看到维特患有那个年龄的精神忧郁症，很多人便开枪自尽了。必须承认的是自杀是一件激烈并且常常是痛苦的事。剧作家不仅再现了所处时代的人物，还通过逼真地表现人物的本能脾性，把他们塑造成自己所设计的模式。因此科沃德先生不仅描绘出了一战后的十年里的那种充满抱怨的轻薄无聊，并且创造了牢骚满腹而浅薄轻佻的一代人的形象。正是归功于这种力量，剧作家才得以施加影响，教会总是以怀疑的眼光看待戏剧，这或许是明智的。
当你从这个角度出发研究西班牙戏剧时，会获得一些非常有趣的发现。这一领域是广博的，我想即便是最勤勉的学生也不可能完全将它掌握。洛佩·德·维加一个人创作的戏剧就与伊丽莎白一世和詹姆士一世时期所有剧作家的作品一样多。据说他总共写了两千两百部戏。现存的差不多是其中的五百部。我读了二十四部。阅读这些作品时我是愉快的，但却没有想要读更多的强烈渴望。他丰富的作品产量自然令人惊异，这也是一个作家值得被赞赏的品质。多产意味着旺盛的体力，与网球运动员一样，作家若没有体力就无所作为；多产还意味着活力、创造力和广泛的兴趣，拥有这些素质的作家有时会写出杰出的作品。我不信任那种声称有创造力却产生不出作品的天才。洛佩·德·维加说他一辈子每天都要写二十张纸，还有超过一百部喜剧是在二十四小时内创作出的。同时代的人称他是“智慧的凤凰”，塞万提斯则把他描绘成“一个造化的天才”。但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两个作家之间从未有过深厚的交情，读者（如果他对作家有任何了解的话）不会对此感到奇怪。在写给一位朋友闲聊的信中，洛佩说到赞扬《堂吉诃德》的人是世界上最愚蠢的人。洛佩第一部上演的戏剧创作于他十二岁那年，在接下来的五十年里他始终占据着戏剧界至高无上的地位。当年轻一代的剧作家前来请教的时候，他坚决地将他们拒之门外。他从国王那里获得了一小笔养老金，而且作为伟大的曼里克家族的门客，他还在阿维拉享有一份牧师职位的薪水，但他生活的主要来源是写作。剧院经理们支付给他每部戏五十个达卡金币的报酬。那时候一个达卡金币的价值似乎在五到十个先令之间，但它的购买力却至少超过十倍。这样说并没有太大意义，于是我便怀着好奇心，注意了一下购买某些日用品的相对价格。据塞万提斯的《狗的对话录》中的筹划者所说，一个人一天可以靠一个半里亚尔过活，一个达卡金币值十一个里亚尔。从《年轻的吉卜赛女郎》中我了解到了十个达卡金币就是买头驴的好价格了。刚才我已经提过了一出三幕的戏剧价值五十个达卡金币，当塞万提斯得以从阿尔及尔的奴役中被解救出来的时候，他的赎金是五百个达卡金币。另一方面，当一个中年绅士想要摆脱一直在他保护下的塞万提斯的女儿时，他必须为她提供一座房子和两千个达卡金币。很显然，以此可以推算出一部戏剧的价格是一头驴子的十倍，一个天才的价格则是一头驴子的五十倍。但是一个少女的清白却是一个天才四倍的价格。据我们所知，一个贞洁女子的价格比红宝石还要珍贵许多。
尽管某些评论家吹毛求疵（评论家们向来如此），因为他们认为洛佩对于古代的戏剧规则没有给予足够的尊重，但是大众却一致为他叫好。他是位流行剧作家。在那个幸运的时代，这并不是个责备的称呼，洛佩不仅得到普通大众的喜爱，还备受伟人、上流社会和有识之士的推崇。尽管有的时候（作家们向来如此），他会尖刻地讥讽大众，但他寻求的正是他们的支持。“如果任何人对我的戏吹毛求疵，”他说，“认为我是为了名声才写作的，那么让他醒悟过来，告诉他我是为了钱才写的。”他创作戏剧是为了取悦观众。他是那个时代为数不多的职业作家之一，具有职业作家的优点：他从不在揭示主题上浪费时间，而是一个事件接着另一个。尽管有的事件并不太可能发生，但通常都充满戏剧效果。他的语言平易自然，对话尖锐机智。他必须在特定时间内完成所有的情节，而且更重要的是还要抓住观众的注意力，这使他避免了西班牙文学中最常见的两个缺点：分散和离题。现在的评论家们指责他的戏结局突兀。的确，通过研究会发现他戏中的悬念似乎是被剪断而不是解开的。他是个即兴剧作家，对于即兴剧作家而言有一点总是相同的：他的主题和开端是依靠与生俱来的灵感，在极大程度上是相当出色的；可当灵感离他而去的时候，他既无法求助于坚实的结构感，也不具有智力的能量，可以使他通过运用理性为作品设计一个合情合理的结局。但我并不确定洛佩戏中这些草率的结局在演出中会令人不快。他知道当通过展示主题引起了观众的兴趣，并且在剧情发展的过程中通过呈现意料之外或惊心动魄的事件抓住了他们的注意力，那么当结局就在眼前时，最好是尽快结束它。观众们已经看够了，只要能赶紧离开戏院，他们才不在乎你用什么方式给予他们自由。他们急于看到结局，如果剧作家受到一种适当感的驱使，要将所有的情节梳理纳入一个整体模式中的话，观众们很可能会觉得无聊。他们会将其中大部分内容看成是理所当然的。明智的作家会在他的观众仍然沉迷戏中的时候降下帷幕。
在令人无法忍受的《阿卡迪亚》中，洛佩借其中一个人物之口说出：“诗人不但必须要了解所有的学科，或者至少是它们的基础知识，他还必须拥有对在陆地上或海上发生的所有事情的最伟大的经验……他还必须知道生命的习性和方式，以及形形色色人的风俗习惯，最后还要知道他们谈话、论述和创造的所有事情……”没有人比剧作家更应该刻意追求这样的理想了。洛佩·德·维加当然也为自己寻找机会以获得对他有用的经验。他的人生是一部充满浪漫冒险、猛烈激情和爱国美德的长篇小说，读起来就如同他自己创作的一部“斗篷与剑”的戏剧。他的第一桩著名风流情事的女主人公是一个演员的女儿，也是另一个演员的妻子。当她为了一个更富有的追求者而把洛佩抛弃之后，他写了有关她家庭的下流庸俗的诗来为自己复仇。他遭到逮捕并受到了审判，他被驱逐出了马德里，违则处死。但是没过多久他就回来了，并和纹章院院长的女儿伊莎贝尔·德·乌宾纳私奔。他和她结了婚，并立即随无敌舰队远航。他把那些写着给薄情女演员的诗歌的纸张当作枪垫。他目睹了自己的弟兄在身边被杀害。他的妻子也死了，三年之后他又娶了一个杀猪屠夫的女儿。不久，他因为和某个叫做安东尼娅·特里略的女子有染受到指控，并与一个叫做米凯拉·德·路冉的女演员坠入了爱河。他的妻子和情人都为他生了孩子。一个愉快的巧合是，她们都为他生了个儿子，前后只差了几个月，他骄傲地将他们分别命名为洛佩·费利克斯和卡洛斯·费利克斯。大约在1613年8月中旬，屠夫的女儿难产而死。九月份，洛佩作为菲利普三世的扈从前往塞哥维亚。他和女演员杰罗妮玛·德·布尔戈斯住在了一起；“在这里，我看到了贵族们在我的房子附近徘徊，”他写道，“勇士们来了，但带来的钱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看起来这位“时代的凤凰”在某些时候也不过就是个皮条客。第二年的年初，五十出头的洛佩决定成为一名牧师，1614年3月，他获得了任命。他并没有丧失繁育能力，玛塔·德·尼瓦瑞斯·桑托约为他生了两个孩子，在一首田园诗中他把她称作阿马利莉斯，并对其大加赞美。洛佩继续创作戏剧，还写了大量的诗歌和一些散文。他是一位尽职尽责的牧师，为一个虔诚的共济会工作。共济会负责掩埋那些穿着衣服的或是赤裸的贫困牧师，并救济穷人。作为宗教裁判所的常客，他主持了对一个异教僧侣的火刑。在履行这些职责的时候，他始终怀着天主教徒的仁慈博爱。在他简朴的住宅中有一间祈祷室，他在那里长时间做着祷告。他鞭打自己，因此房间的四壁都溅有鲜血。弗雷·弗朗西斯科·德·佩拉尔塔在洛佩葬礼上的布道中提到有一次一个人到他家中提出决斗的挑战。
“让我们到外面去，”他喊道，拔出了剑。
“走吧，”洛佩回答道，他缓缓穿上外套，“我到祭坛去做弥撒，你做祷告协助我。”
在他下葬之后，被一大群人跟随的葬礼队伍为了经过圣三一会修女的修道院，而避开了直接的通路。洛佩的私生女就在那座修道院里当修女。
尽管洛佩·德·维加创作了各种类型的戏剧，浪漫的、历史的、田园的以及宗教的，但他的名气主要还是依靠被称作“斗篷与剑”的阴谋喜剧。这些喜剧展现了一幅黄金时代生活的鲜明而多样的画面。现在的人可以饶有兴致地阅读他的戏剧作品，但很难被激起更强烈的感情了。洛佩的表达流畅，虚构丰富，对戏剧性的效果有判断力，对生活中五花八门的场景感觉敏锐，尽管如此，他的智力却平平。他是个和善的、普通的、世俗化的人。事实上一个想要成功的剧作家就应该像他那样，个性无关紧要。他塑造的人物形象十分单薄，他笔下的那些高贵多情的男主人公们都大同小异，难以区分。有时候他描绘的女人们倒会有些基本的个性特征，偶尔还会表现出一丝讥讽的幽默。但他笔下的男人们却不会如此。他的女主人公们清楚自己需要什么——男人，她们毫不迟疑地用尽各种手段得到他。爱情是洛佩的戏剧中重要的主题：男女主人公一见钟情，爱得地覆天翻，为了获得幸福而不顾一切。但在大部分情况下戏中的爱情是以婚姻为结局的高尚爱情：高贵的勋爵也许无意履行自己的诺言，但是直到他承诺之后，他的情人才会允许他上床。十分奇怪的是当婚姻无望的时候，这份爱情竟会像它产生时那般突然地中止。因此，在《确定与怀疑》中，国王佩德罗被一个叫做胡安娜的女子迷住了，当她告诉佩德罗他的弟弟安立奎吻了自己之后，怒不可遏的佩德罗下令将其弟处死。然而一旦他发现胡安娜与安立奎已经成婚了，他的激情就一下子烟消云散，并将祝福给予了这对情侣。在另一部戏剧《过桥，胡安娜》中，当一个贵族男子独自在塔霍河的一个小岛上得遇意中人时，她只得告诉他（用了一百五十行诗）自己的人生故事，希望他能将自己交还给已有婚约的夫君。他的确相当慷慨大方，甚至还送给了女子一份嫁妆。
作为一个外国人，我若试图评判洛佩诗文的价值未免显得鲁莽。我能够欣赏其中的流畅与优雅。他的诗句并非常常是单调的。在频繁出现的快速间断的对话场景中，他凭借非凡的技巧保持了整体的结构。然而，我根本感觉不到真正的诗歌的声音。在沉湎于一般性沉思的时候，他是平庸陈腐的，当他开始进入辞藻绚丽的段落时，阅读他的作品则需要很大的耐心。那时你就会希望文艺复兴从未重新发现过古代的遗迹，这样你也就不必读到那些乏味的希腊诸神和铁石心肠的罗马英雄的典故了。洛佩的诗中有许多关于众多女子粉红色的双颊、珍珠色的牙齿、雪白的额头以及大理石色的双手的描写，想必没有几个人读起来会觉得甘之若饴的。
可是倘若一个观众能够出于对诗歌本身的兴趣而为之着迷的话，那会是多么幸福的情形呵！当然，那时候几乎没有人能够阅读，人们的耳朵要比现在人的更加敏锐。书籍是稀有的。读者应当记得在像罗耀拉那样名门望族的城堡里也不过只有两本书。我相信在一个英语国家同等地位的家族中你不但会找到《圣经》和莎士比亚的作品，还会发现很多本装订成册的《赛马指南》，我的想法并非仅仅出自爱国的偏见。关于做诗的奥秘我所知甚少，因此是从文学史中才了解到洛佩·德·维加是所有诗歌样式的大师。说实话，要想以最佳的效果欣赏他的戏剧，你最好是把它们看成歌剧式的“书籍”，在这些书中，诗句取代了音乐。例如，他会创作一个风格大胆的段落，其中有三个人在添油加醋地谈论一个想法，每个人都以同样的叠句结束他的发言，所以你几乎可以听见观众席中爆发出的为他的独创性而喝彩的掌声。有时，戏中的一个人物会用四行诗句呈现一个主题，然后再以若干诗节进一步详述这一主题，每一个诗节都以四行诗中的一句作为结束。这就像《女人善变》那段固定的咏叹调一样。在我读过的他的一部戏中，所有的独白都以十四行诗的形式表现。这种方式产生了一种形式上的与众不同，对于能够品味此般优雅的观众来说这是相当受欢迎的。这种方式也使得独白具有了一种令人愉悦的简洁效果。我在某个地方读到腓力三世的朝臣们通过以诗歌的形式交谈来自娱。这真是一项可爱的技艺。
剧院最初就是住宅的院子。戏台搭在院子的后面，上流社会的人就从院子周围的房屋的窗户中看戏，而平民百姓则站立在院中。环绕院子四周的是为付得起座位钱的人准备的加高的长椅。女士们坐在被称作“长柄炖锅”的楼座中，这样的楼座有单独的入口，男士不得进入。不过想把他们挡在门外也很困难。我读到过贝纳多·德·索托进入楼座之后掀起了正在看戏的女子们的衬裙，触摸了她们的腿，由此引发了极大的公愤。人们对于座位的需求十分强烈，以至于一些窗口和长椅被留下当成了传家宝。站在后排的公众、学生、工匠和流氓混混们是最不讲秩序的。他们中的许多人都能有法子逃票进入剧场。他们试图强行越过售门票的看守，因此在剧院门口时常会发生争执。一旦进去了之后他们便吵吵闹闹地等待戏开始。流动的小贩们四处巡游，叫卖着他们的商品（他们现在在斗牛赛中依然如此），兜售着水果和糖块。有的人会把钱包在一条手帕里扔下来，小贩将他需要的东西包在手帕里，再扔回去。偶尔会有人拍拍一位观众的肩膀，问他是否想买一打橘子送给坐在“长柄炖锅”中的那个令他暗送秋波的女子。夏天，演出在两点开始，冬天则在三点。表演借助日光进行，戏台起先是露天的，有一次，一场倾盆大雨打断了演出，票钱也被退还了观众。在指定的时刻，或多或少有几位乐师会带着吉他和竖琴出现，唱上一曲歌谣。之后，剧团的一个人会登台朗诵一段独白，这叫做一个前奏，是为了让观众们心情愉悦而设计的。接下来，戏的第一幕就开演了。它在喧嚣骚动中进行，以至于观众们常常听不见演员说的话。观众们一旦不满意，就开始尖声吹口哨，发出嘘声，满口粗话地骂骂咧咧。坐在“长柄炖锅”中的女子和站在后排的男人们一样喧嚷叫嚣着。然而，当他们被一种崇高的情操所感动或为一段机敏的诗律而着迷的时候，就会大叫“太棒了，太棒了！”为了防止观众感到厌倦，在第一幕戏之后会上演一出短小的，常常是有主题的滑稽剧，这叫做“开胃节目”。它有音乐伴奏，并以一段舞蹈作为结束。接下来是第二幕，接着另一个“开胃节目”，然后是最后一幕。但是观众们非常喜欢叫做“加卡拉斯”的简短演出，就是用盗贼们的黑话演唱的喧闹歌谣。每次幕间休息，他们都会大声要求表演“加卡拉斯”。一段最后的舞蹈给演出画上了句号。对观众们而言这无疑算得上是“戏有所值”的。
从演出过程中观众们一次次的打断可以看出他们是多么地不在乎保存现实的幻境。每一幕戏几乎就是整个演出的一个独立存在的部分。观众们并不像想象中的那样期待分享戏中人物的喜怒哀乐，而是头脑冷静地在观看。这样，他们就能够更多地注意到剧情的别出心裁以及语言的优雅、多样化和恰如其分。因此他们不太在意剧情的真实性以及是否连贯。只要一个场景是生动的，他们就不会傻到去询问它是如何形成的。
我乐意描述一下洛佩的某一部戏，然而我觉得最有趣的一部戏却恰恰并非出自他之手。那部戏叫做《塞维利亚的埃斯特蕾拉》。在洛佩作品的所有版本中都印有这部戏。可是专家却证明了（我没有读过他们的评论因而不知道他们是如何做到的）洛佩并没有写过这部戏，剧作者的身份至今未明。但是这部作品中仍然显现出相当多洛佩的特色。它是那个时期的一部典型剧作，剧中人物以及他们的动机都十分吻合那个时代西班牙人的偏爱，因此作者是谁已无关紧要。那是一部有趣的戏，我能想象得出它的演出效果一定极其轰动。
卡斯蒂利亚的国王“英勇的桑丘”正式进入塞维利亚城，在观看他行军的人群中看见了一位十分美丽的年轻女子坐在窗前。他以西班牙人的疯狂爱上了这个被认为是“塞维利亚的闪亮之星”的女子。她的名字叫做埃斯特蕾拉。不幸的是这个名字给了戏中不同人物一个充分表现诗意的机会，而他们都一致抓住了这个机会。他们将这个名字运用于悦耳和谐的韵律中，通过各种华而不实的词句来显示他们的才智。甚至是剧中的女主人公，她在大难临头哀泣命运的时候仍然尽可能提到自己美丽的名字。她是一位英勇侠义的绅士的妹妹，那位绅士名叫布斯托·塔维拉。就在某一个夜晚，国王决心要满足自己的渴望。他的心腹建议应当对塔维拉施以恩惠。国王召见了塔维拉，并封他为前线军队指挥官。塔维拉婉言拒绝了这份荣差，于是国王又命他在自己的宫廷里担任王室侍从。他宣布除了这一封赏之外，他还将依据埃斯特蕾拉的身份将她嫁出。
当时埃斯特蕾拉正与塞维利亚的一位绅士桑丘·奥提兹互相爱慕，他们的婚礼也已在筹备当中。当塔维拉对国王如此厚待他而觉得怀疑时，他告诉他们国王已决定亲自安排埃斯特蕾拉的婚事并为她备置妆奁，这令他们感到惊慌。夜色降临，乔装打扮的国王在埃斯特蕾拉家周围徘徊。塔维拉走出门并且认出了他。国王告诉塔维拉自己想参观一下他的住所，但仍遭到了礼貌地拒绝。然而国王的心腹艾里亚斯却设法进了屋，他向埃斯特蕾拉表达了国王的一片爱意，并提出只要愿意她将获得卡斯蒂利亚一半的财富。他许诺她将成为城镇的领主，而她的丈夫会是一位出身高贵的绅士。这位善良贞洁的女子不屑地拒绝了他的提议。于是，他就买通了她的奴隶兼女佣。根据一纸书面承诺（因为国王的诺言常常不能兑现）她将获得自由以及每年一千个达卡金币的报酬，于是她同意背叛女主人。一天，塔维拉外出了，女佣预计他在天亮之前不会回来，就将国王引入了房内。但是国王还没来得及看一眼埃斯特蕾拉，塔维拉就回来了。忽然看见一个陌生人在家里，塔维拉打算将他杀死，这时国王（并不像他的名字显示得那样勇敢）说出了自己是谁。布斯托·塔维拉假装不相信他的话。国王绝不可能乔装打扮独自一人强行进入他忠实臣下的住所。塔维拉发誓要惩处这个胆敢以国王自居的入侵者，他拔出了剑。喧闹声引来了家中的仆人们，国王便趁乱逃走了。塔维拉猜出是女佣将国王放进屋的并逼她坦白。他责备妹妹的所作所为使自己蒙羞，但在相信她并没有参与此事之后，决定立即把她嫁给桑丘·奥提兹。他自己则逃跑避险。
国王又羞又恼，决定将塔维拉置于死地。他的心腹举荐了一个可靠的人选去执行任务。那个人正是桑丘·奥提兹。正当两人谈话的时候看到一具尸体悬挂在绳子上。那正是埃斯特蕾拉的女佣，她的手里还捏着国王的书面承诺。国王召见了桑丘，命令他去杀掉一个严重侮辱了自己的人，并许诺将赐给他任何他要求的恩惠作为回报。他告诉桑丘可以施以诡计将那个人害死，但桑丘却骄傲地拒绝了这样做，只有在公平的决斗中他才会把他杀死。国王给了他一道书面的旨意，这样他就可以为自己开脱罪行。但是桑丘非常轻率地相信了国王的话，撕碎了那道指令。然后国王递给了他另一张纸，上面写着他要杀死的人的名字。当桑丘离开宫殿之后得到消息说塔维拉决定要立即将埃斯特蕾拉嫁给他，他喜不自胜。但是当他打开国王给他的那张纸之后，却惊恐地发现他要杀的人正是塔维拉。他对塔维拉的爱胜过兄弟之情，他也意识到如果杀死了塔维拉就会失去埃斯特蕾拉。然而他的迟疑是短暂的：他对国王的忠诚促使他放弃了个人的情感。在见到塔维拉之后，他挑起了争执并将其杀死。临死之际塔维拉托付他保护埃斯特蕾拉。市长在警卫的陪同下赶来将桑丘逮捕了。当埃斯特蕾拉正在为婚礼梳妆打扮时，市长送来了布斯托·塔维拉的尸体并告诉她凶手正是她的情人。
国王获悉桑丘承认自己是凶手，但不愿说出为何要这么做。于是他下令桑丘可以说出他故意谋杀的理由，如果他有文件来证明自己所说的，也可以出示。桑丘说他没有任何证明（我们确实已经看见他当着国王的面将文件撕毁了），并且因为自己发誓要保密所以什么也不能说。尽管遭到了出卖，他却不会背叛。埃斯特蕾拉到了国王那里，她请求将桑丘交给自己处置，这样她就可以为遇难的兄长复仇。国王认为她会将他杀死，并对找到了摆脱异常棘手的窘境的方法而感到高兴，他下令让她去找监狱长。埃斯特蕾拉乔装出现，当她的情人被移交给她的时候，她告诉他将提供给他一匹马和一些钱，这样他就可以逃跑了。桑丘并没有认出她（众所周知，当一个人伪装之后，即便是他自己的母亲也不知道他是何人了），他很想知道能获得自由应当感激谁，并逼她揭示了自己的身份。当他看到埃斯特蕾拉之后就拒绝接受这一安排，尽管她一再乞求，桑丘还是回到了狱中。这期间，心腹艾里亚斯试图劝说国王承认塔维拉是在他的命令下被杀的。但国王却没有勇气这么做。他惧怕塞尔维亚人的愤怒，也惧怕有关他背信弃义的揭露会对卡斯蒂利亚造成的影响。那位足智多谋的心腹于是建议他应当劝说审判官们以放逐来替代死刑。国王召见了审判官们，并为自己希望他们所采取的步骤提出了似乎可信的理由。然而他们却以法律的最高权威性作为借口。他们声称自己代表国王，尽管作为臣子，国王可以命令他们做任何事情，但作为法官他们必须依据自己的良知行事：桑丘必须死。国王困惑茫然，他的确处于一个最困窘的局面。桑丘与埃斯特蕾拉被传唤上庭。桑丘仍然拒绝开口。他要求以死来赎清杀害朋友的罪过。国王被桑丘的高尚行为击垮了，他最终承认是自己下令派他去杀塔维拉的。审判官们屈服了。倘若国王这样做，那只能是出于正当的动机，推论国王的理由不在他们的职责之内。桑丘被判无罪，但仍自愿背井离乡。他提醒国王曾经承诺过赏赐任何他要的恩惠，于是便要求娶埃斯特蕾拉为妻。国王或许是认为她已经给自己带来了足够多的麻烦，便欣然应允了。可是，埃斯特蕾拉却声明她无法与杀害布斯托·塔维拉的凶手同吃共住。
“陛下，”她告诉国王，“尽管我爱他崇拜他，但这个杀害我兄长的人永远也不可能成为我的伴侣。”
“而我，”桑丘略带淡然地补充道，“尽管也爱着她，但明白这么做是不公平的。”
戏就这样结束了。这部戏最大的缺陷在于整部戏中几乎没有穿插任何喜剧性的调剂。你或许会以为幕间休息中穿插的歌谣、舞蹈和小喜剧已经给了西班牙观众足够的娱乐，使他们能够专注于三幕剧中严肃的内容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滑稽的仆人是戏中必不可缺的人物，他的任务是与女主人公的女仆结成一对。在《美丽的丑女》中，洛佩好像是要嘲弄这一乏味的惯例，戏中的小丑第一次抱怨没有他可以娶为妻子的侍女。但我认为他设计的这一戏剧性效果不仅是为了博得庸俗观众的哈哈大笑：洛佩以一种现实的态度和刻薄的讽刺，表现了与那些理想主义、夸夸其谈的人截然不同的形象。那些人或许会为了爱情或职责牺牲自我，或许会为了荣誉而拿生命冒险，但小丑会在那里指出一次私通、一顿实惠的饭食以及安然无恙的身体要胜过任何装腔作势的豪言壮语。小丑是非常受欢迎的角色，因为它符合西班牙人性格中某些深邃而永恒的东西。他们总是承认性格中的两面性，这就是为什么（稍晚一些的时候，也确实如此）他们把塞万提斯不朽的小说看作是他们性格的真实缩影。他们既是那个满面愁容的骑士又是他的仆人桑丘·潘沙。也许身处黄金时代的他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清楚这一点。他们征服了美洲的大量领土，整个欧洲都承认他们的强国势力。然而他们仍然如饥似渴，他们永远是如饥似渴的。某种力量驱使他们去莽撞地冒险征服世界，甚至去尝试更加危险的精神历险，他们孤注一掷，因为无法自已。可是，一种不安的感觉自始至终隐藏在他们脑海深处，他们会觉得这一切不过是空想，一个吃饱了饭的肚子和一张可以安睡的床才是唯一的现实。
洛佩具有生动的幽默感，他将小丑们塑造得栩栩如生。他们是足智多谋的淘气鬼，是带有愤世嫉俗智慧的讽刺家。但在卡尔德隆笔下他们就仅仅是无知的丑角了。卡尔德隆毫无幽默感，他塑造的滑稽仆人形象都无比呆板迟钝。在西班牙之外，卡尔德隆是最著名的西班牙剧作家。十九世纪初的浪漫派艺术家们非常推崇他，懒得再为他费心的后代人也接受了这样的评价。《人生如梦》享有伟大戏剧的盛誉。但我并不确定那是他最好的作品。我认为钦慕这部戏的人多过真正读过它的人。卡尔德隆当然也有显著的优点。他具有那个时代的许多西班牙人所共有的神秘感，他们认为我们身处的感官世界不过是精神世界的一部分，而且正因为有精神世界，感官世界才有意义。这种神秘感赋予了他的某些戏剧一般剧作家难以企及的崇高感。人们称赞他是个伟大的诗人，但说的时候带着一种外国人才有的不自信。我认为富有诗意的是他的思维。在我看来，他的诗歌是单调的，他为了追赶时代潮流而在诗歌里塞满的花哨词句也令人生厌。他的诗冗长得让人难以忍受，一旦他的诗情焕发，就似乎没有任何事情能阻止他。他并没有多少创造的才能，对于人物也毫无感觉。他塑造的人物很少有生动形象的。然而，他有个性，一种倔强、冷静但仍然充满激情的性格。我想个性是一个作家得以存在的唯一要素。尽管他有很多缺陷，但如今他的作品仍比洛佩·德·维加的更容易阅读。在我读过的（在他创作的几百部戏剧中我只读过十来部）他的那些戏里，有一种神秘感，很难不令人动容。你似乎可以隐约听见在遥远的地方，当林林总总的事情正在发生时，看不见的恶魔们敲击出了邪恶的鼓声。但是向读者提供有关卡尔德隆的批评并非我的职责。我对他感兴趣是由于他反映了那个时代西班牙人的性格。他的巨大成功证明了他的直觉与观众的偏好不谋而合。
卡尔德隆具有深刻的宗教感。在有了一两个私生子之后，他的确获得任命成了牧师。（西班牙的作家们不但在写作方面产量丰富；他们的私生子足以组成一个军团以及填满一个相当规模城市的修道院。）他对教会充满炽热的忠诚，就自然地认为教会也会善待自己。当他没有获得期望中的某些优待时，便写信给红衣大主教声称在不公正的行为得以纠正之前他不会再写剧本了。他的信真的奏效了。那真是剧作家们的幸福岁月呵！如今，倘若一个剧作家决意不再写作，人们只会平静地接受他的决定。卡尔德隆写作期间，西班牙正处于穷途末路的境地：国家濒临崩溃，大部分领土已被他国夺去。西班牙人更加狂热地坚守他们的信仰，那曾经似乎是他们最伟大的荣光。然而，那是一个残酷的信仰，对于实践其教义的人是残酷的，对于忽略它的人也是残酷的。对于很多人而言，它不过是一种过度且愚蠢的迷信。在一部残暴的戏剧《对十字架的虔诚》中，卡尔德隆让犯下了骇人听闻罪行的主人公得到了拯救，因为他总是对十字架充满虔诚，在他犯罪的时候也始终如一地相信十字架救赎的功效。当葡萄牙的王子费尔南多被摩洛哥的国王俘获的时候，他拒绝交出弃休达城来赎回自己，那是因为葡萄牙人已经使这座城市皈依天主教，他无法忍受摩洛哥人把教堂变为清真寺。这个用他自己语言表述的想法使卡尔德隆震惊得无法言语（但这并未能阻止他接下去又写了另外百余行），他大为感动，因痛苦而哽塞，心碎，毛骨悚然，不停战栗。
然而在这一场景中仍有两行动人的句子。观众们很可能会觉得它们庄严神圣。
“为什么，”国王质问他的俘虏，“你不愿将休达交给我？”
“因为那是上帝的城市，不是我的。”
另一个使卡尔德隆的剧本有趣的因素在于他对荣誉感的专注。在这里你可以想到他是在忠实地描绘那个时代的主导情感。那时，即便是流浪汉也在乎自身的尊严。倘若受到了别人的公然侮辱，他会不择手段地予以报复。对于一个男子而言，无论是除了他之外无人知晓的一次怠慢，还是对他妻子贞节的猜疑（尽管他知道毫无根据）都会令他怨恨在心，难以入眠，愤怒发狂，一直到他能够洗雪耻辱为止。在卡尔德隆的戏剧《有尊严的外科医生》中最清晰地展现了这一点。尽管古铁雷狂热地爱着妻子，并且知道她也爱着自己，但是当他发现国王的弟弟也爱上她时，还是被嫉妒折磨得心烦意乱。他的妻子曼西娅拒绝听亲王倾诉衷肠，但是古铁雷知道了亲王曾踏入他的家门。他并不怀疑妻子的忠贞，但却难以忍受这种对他尊严的侮辱，于是残忍地把她杀死了。在《萨拉美亚的市长》（在我看来这是卡尔德隆最出色的一部剧本）中，当向葡萄牙进军的部队的统帅抓住了市长的女儿并强奸了她之后，市长跪地乞求这个玩弄女人的骗子娶他的女儿为妻。尽管他是个乡下人，却很富有。只要这个骗子愿意通过婚姻来弥补自己犯下的过错，他将把所有的财富拱手相送。统帅不屑地拒绝了这一请求，他不愿将自己高贵的血统与乡下人的血统融合为一。当市长意识到统帅并不打算弥补他的罪过时，尽管面带着对于他的身份无比尊敬的表情，仍坚决地命人将统帅掐死。只有这样才能偿清伤害。
据塞万提斯所说，演员的生涯是难以忍受的工作之一。他们黎明就要起床背诵台词，九点到十二点彩排，吃午饭，然后去剧院。他们七点钟离开，如果有重要人物想要见他们，市长、法官或是其他什么人，那么无论多么疲惫，他们都必须赶过去出个场。演员们是靠额头上的汗水讨生活的。我提及过的阿古斯汀·德·罗加斯就说过没有哪一个西班牙黑人或阿尔及尔奴隶的人生比他们的更加艰难。他为我们留下了关于流浪艺人们生活的生动描述。阿古斯汀·德·罗加斯因为其创作的“前奏”，也就是剧院在演出开始时上演的独白而闻名。他想要发表这些“前奏”，并偶然发现了一种巧妙的构思。他设计了一系列在里奥斯、拉米瑞兹、索拉诺以及他自己这四个演员之间展开的对话。当他们为了完成演出任务而在从一个城市赶往另一个城市的路上，为了消磨旅途的无聊时光（因为他们是步行去的），他为他们朗诵自己创作的“前奏”。他的同伴们性格一定很和善，才能忍受某些“前奏”。它们独特的构思令人费解，其中还充满了华而不实的辞藻，以及《圣经》、神话和历史的知识。一些“前奏”赞颂了演员们即将访问的城市的种种优点。其中一个“前奏”赞美了字母A，另一个则赞美了一周的每一天。有趣的当属作者愉快地讲述他自己冒险经历的“前奏”了。读者或许还没有忘记他本人的传说里那段奇特的爱情吧。幸运的是，他需要很多铺垫和穿插的内容，在他朗诵的间隙，这四个演员就谈论起其他事情来。一次，里奥斯讲述了他在一次旅途中的遭遇：
“索拉诺和我离开了巴伦西亚，由于一次不幸的灾祸，我们其中一个人步行着，连件斗篷都没有；另一个人只穿了件马夹在走路。我们将随身携带的行李送给了一个在城里迷了路的男孩，因此就沦为流落街头的绅士。晚上当我们抵达一个村庄时，已是精疲力竭。饥肠辘辘的我们到了一家旅馆，想要一张床，但他们说因为举行集市因此所有的床位都被人订了。我觉得在那里找一张床的机会不大，就去了一家小客栈，并说自己是从印度群岛来的商人。客栈老板娘问我们有没有驮货物的马，我回答说我们是坐车来的，我们的货物就要到了，而她应当去给我们准备几张床以及晚餐。她照我说的去做了。我又赶到村长那里，告诉他有一个剧团从这里经过，需要得到他的批准演一场戏。他询问我戏是不是宗教题材的。我说是的，他便许可了。我回到客栈，让索拉诺赶紧准备一下《亚伯与该隐的故事》，然后再找个地方去收门票钱，因为我们在当晚要举行演出。其间，我去找了一个鼓，用羊皮做了一副胡须，跑遍整个村庄宣布我们的戏就要上演的消息。那里有许多人，不少都被吸引来了。完成了宣传工作之后，我把鼓放在一边，摘下我的胡须，到客栈老板娘那里告诉她我的货物就要到了，她必须给我一把房间的钥匙，这样我才能将货物锁进去。她询问我是些什么东西，我说是食品杂货。她把钥匙交给了我。我揭下床单，扯下了旧的帘帷还有两三件其他织品，为了不被人看见我下楼，我将这些东西捆成一个包裹从窗户扔了出去，然后像一阵风似的逃下楼。当我走到院子里的时候，老板叫住了我，对我说：‘印度少爷，您想不想看看一些刚到的流浪艺人的演出？很精彩的。’我说我会去的，然后便急忙去寻找我们演出要用的服装道具。可我寻遍了所有角落也没找到。想到这一切可能会令我遭到一顿鞭打，我跑到索拉诺卖票的地方，将发生的事情告诉了他，并让他立即停止收钱，我们最好带着现金悄悄溜走……我们避开了大路，当晚并没走很远。第二天早晨，我们数了数收到的钱，发现了三个半里亚尔的零头。你不妨想象一下我们带着钱继续流浪，但是心里却有些惶恐的样子。大约走了三里左右的路，我们看见了一间简陋的小屋。我们走了进去，小屋主人从葫芦里斟了酒，从水槽里倒出牛奶，从马鞍上拿出面包款待我们。我们吃了早餐，当晚又到了另一个村庄，开始着手挣钱解决晚餐的着落。我申请了演出批准，弄到了几条被单，宣传了这次演出，找了把吉他，邀请了客栈里的女子，并让索拉诺去卖票收钱。最终在坐满了人的剧场前，我出场并演唱了一首歌谣。‘门外，门外；分别，分别。’，刚唱了两句，嗓子就干了。观众没明白是怎么回事，但索拉诺开始表演起“前奏”来，这样就弥补了音乐的不足。我用一床被单将自己打扮了一番，开始扮演我的角色。索拉诺装扮成上帝出现了，他裹着另一床被单，但中间裂开了，他的胡须用葡萄皮染了色，手里拿着一根蜡烛，我觉得快要笑死了。可怜的观众们并不知道在他身上发生了什么事。之后，我又扮作小丑上台，演出了‘开胃节目’，然后接着演戏。但是当我演到杀死可悲的亚伯的时刻，却发现忘了带割开他喉咙的刀，于是只好扯下胡须，用它来割喉咙。这引起了一阵喧哗，人们开始叫骂。我请求他们原谅我们的缺点，并解释说那是因为剧团还没到来。最后，观众们拒绝观看演出了，客栈老板赶来叫我们逃走，因为他们打算将我们暴打一通。我们接受了他的忠告，匆匆离去，当晚就带着赚来的仅仅五个里亚尔从这个村庄消失了。花完了这点钱之后，我们变卖了所剩无几的行李，常常吃沿路采摘的蘑菇，睡在地上，赤脚走路（不是因为喜欢泥泞，而是因为没鞋子穿），帮助赶骡人装货，给骡子饮水，连着超过四天靠吃萝卜维持生命。有一天晚上我们进了一家小客栈，那里有四个车夫给了我们二十个铜币和一条黑香肠，让我们为他们演出。一路上我们过着如此悲惨的生活，并遭遇了种种不幸，最后终于抵达了旅途的终点。索拉诺穿着他的马夹，但没有外套（他在客栈把外套当掉了），我则光着脚，没穿衬衫，戴着一顶千疮百孔的草帽，套着一条脏兮兮的亚麻马裤，外套又破又烂。我是如此地衣衫褴褛，只好决定和一个糕点工一起工作，可索拉诺非常自负，他不愿做小工。正当我们处境狼狈时，忽然听见敲鼓声，原来是个男孩在做演出宣传：一出好戏《困惑的朋友》今晚要在市政厅上演了。听到这些我的眼睛瞪得像牛眼一样大。我们与男孩攀谈，当他认出我们时，扔下了鼓，开始快乐地舞蹈起来。我们问他有没有偷藏的钱，他就把包裹在衣角里的钱拿了出来。我们买了面包、奶酪和一块干鳕鱼肉（那里的干鳕鱼十分美味）。吃过饭后，我们去找了剧团老板，但我不知道他是否乐意见到叫花子般模样的我们。无论如何，他还是跟我们打了招呼，我们向他描述了经历的种种磨难。吃了晚餐之后他让我们去把身上的虱子除掉，因为他打算让我们参加演出，不希望戏服里出现大量的虱子。当晚，我们帮了他，第二天，他就跟我们订了三个季度的合同，每场演出的报酬是一个里亚尔……我们过了四个多星期快乐的生活，吃得很少，走了许多地方，背着道具，在那段时间里我就没见过一张床。”
我想任何读了这个故事的人都会认为里奥斯能有如此高昂的意志是件幸运的事情。他一定是那种很难被挫败的人。但他绝非傻瓜。某个年轻的女子因为他不再有钱而离开了他，当一个朋友为女人的薄情而哀叹时，他说了如下一番话：
“兄弟，”他说，“女人就像粘鸟胶一样；善于粘人，却不善于放手。当男人为她们花钱，送给她们礼物时，她们就用卑鄙的手段中伤他。如果男人什么也不给她们，她们会说他像喂猫的肉一样低劣；如果他允许她们随心所欲地寻欢，她们会当他是傻瓜，如果他不允许，她们又会觉得他无趣；如果他爱上了她们，她们会无法忍受见到他，如果他没有爱上她们，她们会令他得不到片刻安宁。”
“一个姑娘就像葡萄园、梨子树和豆子地一样需要很多的关心照料，”某个人这样评论。
“先生，”他回答道，“你不可能得到一个没有缺点的女人，也不可能得到一头没有种马就生出来的骡子。”
八
必须提醒读者的是我并非试图要详尽地描述黄金时代的西班牙人以及他们的举止习俗。那需要比我的了解渊博得多的知识。我是带着特定的目的读书的，从不关心对我来说无用的内容。当你想写一部发生在遥远过去的小说时，必须要熟悉你打算写的人物日常生活的细节。你会想知道他们何时用餐，吃些什么，何时起床，何时就寝，街道什么样，夜晚怎样亮灯。你倒也未必要一一说明，但要似乎不经意地在各处提及，让读者感受到那个时代的氛围。然而，现在的作家很少会告诉你这些事情，因为它们是无需提及的常识。你必须从流浪汉小说中偶然的一段述说或剧本中的一句两行诗中去搜集信息。因此，一位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家可能会告诉你他笔下时髦的主人公乘坐了单马双轮双座马车，他知道读者会很清楚那是怎样的一种交通工具，但他却忽略了两三百年后的读者也许对此一头雾水。小说家们很少像塞万提斯叙述堂吉诃德每天的伙食那样详细精确地描绘任何主题。在堂吉诃德把做游侠环游世界的念头装进他那疯狂的脑袋之前，他名叫阿朗索·基哈诺。他是我们应当称作乡绅的那种人，家里有位女管家、一个侄女和一个打杂的下人。他家境平平。每周除了两天之外，他午餐吃的都是西班牙的民族菜肴“什锦杂烩”，这是牛羊肉的混合（但是牛肉比羊肉多，因为羊肉贵），加上卷心菜、鹰嘴豆以及调味用的洋葱和橄榄。星期日添上一对雏鸽。晚餐吃用醋腌渍过的肉末火腿洋葱沙拉。作为忠顺的天主教徒，他星期五只吃扁豆。星期六吃的是
“决斗与伤害”。学者们想方设法要弄明白这些名称古怪的菜肴究竟是什么，其中一些人就沉湎在了想象力丰富的猜测中。在弗朗西斯科·马林翻译的《堂吉诃德》的伟大译本中，他研究了塞万提斯这部不朽著作的法语及意大利语的当代译文，又专注地细读了经典剧本，最终打破重重疑虑，指明阿朗索·基哈诺在星期六吃的不过就是鸡蛋和培根。
三百年后的学者们也许会为了探明“冒泡与尖叫”是何种菜肴而绞尽脑汁遍查图书馆，我绝不会告诉他们，以免破坏了他们的兴致。
你必须从旅行家的叙述中去了解那些细节，因为正如我说过的，当地的作家们非常熟悉那些细节，就不认为值得去描写了，但外国人却自然地会关注那些细节。我读了大量这一类的书籍。其中大部分都枯燥乏味。今天，当我们读到某个幽默旅行家的笑话时会叹气，这个与我们同时代的人把到一个陌生国家的旅行看成是一次运用智慧的机遇。艺术家在散文中情感丰富的生动描述也会令我们打呵欠。可或许在三百年之后，人们就会对它们产生兴趣。那时我们都早已不在人世了。十六世纪的旅行家们似乎缺乏好奇心。他们参观了风景名胜，即使为之所动也恰如其分。有时，他们想要做些说明，于是就对所经之处的商业和制造业加以描述。他们非常关心宫廷的阴谋、政治局势以及当时的各种要人。令他们感到新奇的似乎大体上都是些煞风景的事。他们很少认为美丽独特的细节是值得记录的。
或许你已经料到了，正是在女子们的信件和回忆录中才能了解到男子们觉得微不足道的那些小习俗。的确，这些材料描述的生活比我涉猎的时期要晚了一到两代。但是西班牙的生活总是变化缓慢，十七世纪的真实场景完全有可能在十六世纪也是真切的。即便到了今天，在埃什特里马杜拉的村庄里，大多数房屋的窗户仍没有装玻璃，就像四百年前一样，冬天靠关上百叶窗御寒，夏季靠拉上帆布幔防暑。你依然能看到女人们坐在自家附近的手纺车前；依然能看到傍晚时分她们在去面包房的路上将一盘没烤熟的面卷顶在头上；依然能看到少女们用臀部稳住一个巨大的粗陶水罐去井边打水。情人依然会在夜晚的栅栏外向他心爱的女子求爱。农夫依然把他的家畜，他的奶牛、驴子、猪、山羊、鸡关在房子的第一层，而他的家人则住在上面的楼层；当黎明到来，他去田里去耕作的时候，就给驴子套上木制的犁，犁的形状式样与罗马人征服这个国家时教他们祖先所制作的一样。
在腓力四世统治时期，英国驻西班牙大使的妻子梵莎夫人在她的回忆录中对她觉得奇特的西班牙习俗的有趣细节进行了描绘。法国大使的妻子德·维拉贺夫人在她的信中也有类似叙述。但是关于这些细节最生动的描述出现在达奥努瓦夫人的一本名为《西班牙纪行》的书中。现在人们传说这位女士根本从未去过西班牙，她的女儿嫁给了一个西班牙人，她是从女儿的来信中获取素材的。书中的细节十分详尽，似乎是可信的。梵莎夫人的回忆录以及德·维拉贺夫人的通信证实了它们的真实性。看起来那个时候的女人从不和她们的丈夫同桌吃饭，倒不是出于尊敬，而是因为她们不习惯坐在椅子上。如果她们一定得和她们的丈夫一同吃饭的话，她们就和孩子们一起坐在地板上，但是通常丈夫和妻子都是分别用餐的。梵莎夫人抵达卡蒂斯的时候，当地的长官邀请她的丈夫共进晚餐，他接受了邀请，但告诉长官他的妻子将自行用餐，“根据西班牙习俗与男子们分开”。长官无论如何也不同意，并告诉他夫妻共同进餐的礼仪如今已成为西班牙许多显贵家庭的习惯了。据达奥努瓦夫人讲述，当她应奥古斯丁·帕切科先生之邀去吃饭时，发现有一张为参加宴会的男士们准备好的餐桌，而在地板上则铺有一块布，布上的三个位子是留给主人的妻子特雷萨、她的女儿以及自己的。这位可怜的法国女士跪坐着，但她的腿开始疼了起来。她要先倚靠一只胳臂肘，然后再倚靠另一只用餐，她觉得那种姿势太笨拙了，最终绝望地放弃了尝试。在场的两位绅士注意到了她的窘迫，就建议她上桌用餐。她说只要特雷萨和她坐在一起，她就十分乐意接受这一建议。这位特雷萨夫人却无论如何不愿答应，因为有男士在场。令她尴尬的是她的丈夫也坚持让她上桌，她只得承认自己不仅从未在椅子上坐过，而且也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念头。德·维拉贺夫人在一封信中提到女士们坐在椅子上会感到非常不舒适，这令她们如坐针毡。在有身份的人家中，女子们可以坐在地板上铺着的波斯地毯和软垫上。当要向一位客人表达敬意的时候，当然客人是位女士，人们就会拿给她不止一个垫子。梵莎夫人说当她拜谒王后时，发现王后坐在华丽帘幕下的三个垫子上。尽管西班牙的女士们用垫子，但也仅仅是在隆重的场合下，她们其实更喜欢盘腿坐在地板上。
达奥努瓦夫人详细地形容了她们的服装。她们穿着圈环裙，就像你也许会在委拉斯开兹给公主们的画像中看到的那种，里面有很多层衬裙，她惊讶于如此小巧的女子们居然能承受那些衬裙的重量。一位有地位的女士的梳妆过程既复杂又迅速。她用鸡蛋清和糖搅拌在一起洗脸，让脸庞充满光泽，接着她不仅要在脸颊上，而且还要在上嘴唇、下巴、肩部和手掌上涂抹胭脂。然后，一个女仆会用燃烧的香锭散发出的气味从头到脚地为她熏香。另一个女仆将口中注满橙花水，从齿缝中喷出，均匀地撒在女主人的身上。这样做会损害女仆的牙齿，但据说能让水有一种更甜美的香味。
从很早以前这些贵妇人生活的时代起一直到现在，我们这些外国人一直在猛烈抨击西班牙的食物，因此为了公平起见必须补充说明梵莎夫人对西班牙的食物只有赞美。他们的水，她写道，“有牛奶的味道；他们谷子不可思议地白，他们的小麦可以做出这世界上最甜最好的面包；熏肉好吃得令人难以置信；塞哥维亚的小牛比我们的要更大更肥；羊肉是最棒的；阉鸡比我们的好吃得多……他们那儿有我吃过的最美味的松鸡和最美味的香肠……他们的鸡蛋比我们的好很多，还有各种沙拉、根菜作物和水果也是如此。”她以一句有些奇特的话结束了热情的叙述（我已经缩写了她的描绘）：“塞维利亚的水是无与伦比的。”
十六世纪在西班牙旅行的人几乎总会感到心情郁闷。那是有原因的。一本又一本的书中反复提及同样的抱怨：道路状况恶劣、有遭遇土匪的危险、供给困难、客栈老板贪婪、客栈里虫害泛滥。甚至是圣特雷萨——尽管她充满激情地进行肉身的苦修——有时也会觉得虫害难以容忍，而可睡地板也不愿睡在床上。明智的旅行者干脆裸睡，因为这样无论他们在夜晚要忍受跳蚤、臭虫、虱子带来的怎样的烦扰，至少当他们在清晨穿衣时，衣服上不会有这些虫子。
在西班牙仍然有一些小客栈充分保留着它们古代的特征，向人们展现着当年疲惫的旅行者不得不忍受的住宿条件。其中最有名的一家在科尔多瓦的伯柔广场，因为塞万提斯曾在那里逗留过。那座房屋共两层，墙壁刷着白色涂料，外观朴素。客栈有一扇厚重的大门供人出入，不过夜晚就会关闭并上锁。进门之后是一个巨大的草草铺就的院子。客栈的底层是马舍，每个马厩恰好大到能够容得下一匹马或一头驴，马舍旁边是马夫或赶骡人可以睡觉的地方。连接街道和院子的宽阔拱道上有两个公用的小厨房。在以前，除了面包和厨具之外，法律禁止客栈老板向客人提供其他东西，因此他们只能在城里的几家饮食店用餐，要么就自己煮随身带来的食物。在科尔多瓦的旅馆中，人们借助粗糙的石块搭建的楼梯上楼。房屋周围有向外伸出的木质阳台，阳台上的栏杆摇摇晃晃，阳台通向客房。客房里的床不止一张，有时有四张之多，旅行者们常常不得不与陌生人挤在一起。倘若他们的外表能让老板娘相信他们是值得尊敬的人，那么她就会让女仆在床上铺上一条干净的床单。女仆们除了要应付她们的日常职责之外，还得满足赶骡人、士兵和长途跋涉后想要放松一下的旅客们的性需要。
恶劣的天气可能使道路无法通行，于是旅行者们就会被困上几天。如果（当然，这种情况有时的确会发生）到达客栈的不止一路人马，特别是当其中几位是地位尊贵的女士的时候，另一路人中的绅士们就会派人询问能否去拜访这些女士。然后他们也许会共进晚餐，并在打牌聊天中消磨夜晚。你会得到这样的印象：尽管客栈中并不舒适，但在那里过上一两夜有时也许是十分惬意的。梵莎夫人说：“当他们旅行的时候，他们（西班牙人）是这个世界上最快活的人。”
虽说如此，旅行仍然是艰辛、漫长、麻烦的。海关官员的勒索苛求是旅行者们不停抱怨的根源。因为尽管斐迪南与伊莎贝拉统一了西班牙的各个王国，但是每一个王国依旧出于戒备保留了自己的特权。当旅行者从加泰罗尼亚到阿拉贡，从阿拉贡到卡斯蒂利亚时，他的行李都会受到检查，而且他在进入和离开一个地区的时候都要交税。如果他有黄金，也得交税。这还并非全部。当他进入以及离开一个城市的时候，城门的守卫也会再次要求检查他的财产，他不得不给这些人赏钱（当然，他们会相当通情达理地接受）才能让他们罢手。
莫雷法迪奥在他的一本书中引用了从罗马到巴塞罗那的一段旅途的描述。当时，教皇克莱蒙八世派遣卡米洛·博尔盖塞，也就是后来的教皇保罗五世，前去拜访国王腓力二世，而这段文字的作者就是使团众多随员中的一位。在一段悠闲的沿海而行的旅程之后，使团抵达了巴塞罗那。当地总督为他们提供了马匹、骡子以及装载行李用的担架和推车，逗留数日后，他们便启程穿越这个国家。当时正值隆冬，地上积着厚厚的雪，因此他们不止一次被迫下马，步行前进。使节只好用总督细致地为他们准备好的手抬担架换下骡子来扛行李。在主要的城镇中，使团受到了教会显要人士的款待，在离开时那些人还为他们提供了充足的食物补给。他们理应对此充满感激，因为否则他们就会饿死，在那个非常贫困的国家无论是爱情还是金钱都换不来食物。他们投宿的客栈似乎都出奇地糟糕。其中一些人到达客栈时已经冻得半死，却找不到生火的木头，也没有床可睡，只能躺在稻草上。悲惨的日子一天接着一天，他们最终抵达了瓜达拉哈拉附近的一个小村落。在那里他们发现了英梵达多公爵为教皇使节派来的四匹马拉的大马车。使节乘坐马车前往马德里。在马德里郊外，许多辆马车，无数的贵族绅士和高级教士在恭候着他。他们陪同他到了其下榻的教廷大使宫殿。从巴塞罗那出发到马德里他们刚好用了二十天时间。
这位匿名的叙述者对马德里和那里的居民均无太多好评。据他描写，那里的街道十分宽阔，要不是因为有垃圾污秽倒也算是美观。房屋肮脏丑陋，主要是由干泥巴建成的。房子只有一层，因为如果超过一层的话，一半以上的楼层就会被王室征用，供贵族、大使及宫廷官员使用。房子既没有烟囱也没有厕所，“由于这个原因，他们在罐子里大小便，然后从窗户倒出去，这就产生了一股令人难以忍受的恶臭……如果他们不经常勤快地清理街道的话，那么街道根本无法通行，但即使清理了也无法步行走过。”从《小癞子》一书中，人们可以知道出恭的必需器具就存放在阁楼里。除了在夜间特定的时间之外，往街上倾倒粪便是违法的，这样做的人会受到严厉的惩处。仆人会遭到一百下的鞭笞并被驱逐出城六年，倘若他们的主人纵容了他们的恶劣行径的话，会被驱逐出城四年并被重重地罚款。街道在晚间仅仅依靠点燃在圣像前的灯照明，很不安全。你会冒着受到一帮歹徒攻击的危险，他们可能会置你于死地，并将你身上所有财物洗劫一空。如果一个男人对另一个男人怀恨在心，他会毫不迟疑地雇用杀手在路上埋伏将其刺死。因为在可以雇人行凶的前提下，荣誉感并不会使人产生为除掉敌人而不惜拿自己的生命冒险的不切实际的需要。求爱的道路也并不安全。未婚女子理论上住在和摩尔人时期差不多森严的偏僻住所中。房子靠街一边的窗户很少，有铁格子窗的防护。铁格子窗是西班牙特有的，它是当时的打铁工匠发挥迷人的创造力设计出的。夜晚，少女们就在窗后与她们的爱慕者喃喃诉说着爱的絮语。可是，求偶的男子往往很爱吃醋又非常傲慢，他无法忍受同一条街上有另一位求爱者，此时两人便会拔剑决斗，以确定哪一个人才能留下。有时一位严厉的父亲或谨慎的兄长会从屋里出来，拔出决斗的剑将不受欢迎的求爱者赶走。
然而激起卡米洛·博尔盖塞使团记录者不满的并不只是街上的污秽。他声称那里的男人和女人外表肮脏，举止粗鲁。当他们想要如厕时，就公然在大街上解决，丝毫不顾忌过路的行人。西班牙女人的皮肤天生就是黑色的，她们在脸上涂脂抹粉，并在鞋子上套上高高的木屐来稍稍增加身高。她们的穿着绝大部分是黑色的，她们用头巾蒙住脸，因此人们只能看见她们的眼睛。不太挑剔的观察者们会称赞她们眼睛美丽，头发繁茂，举止优雅。可是他却觉得那些女人放肆、专横、孟浪，因为即使在街上，她们也会和不认识的男子攀谈。有一次他与三个同伴——无疑都是牧师——沿着河岸漫步，他看见一个女子在洗澡，除了内衣和短上衣外什么也没穿，这令他感到震惊。坐在那里的其他女人在和四个意大利人聊天，当沐浴的女子出浴时，她褪下内衣，展现了自己曼妙的身躯，然后就毫不脸红地当着陌生人的面开始穿衣服。我们的这位作者进一步说明：西班牙人生活简陋，也没有什么美味佳肴可以享用。他们用餐时不用刀也不用叉，每个人就从公用的盘子里随意取食。他们的食物煮得很难吃，上菜时也很拙劣。当一个求爱者想要表示对心上人优点的欣赏时，他就会将食物送给她。他不会像今天的情人那样送巧克力，而是送香肠和火腿，一个馅饼和一对阉鸡。这样的礼物完全不会伤害她的感情，她会爽快地收下它。
尽管在西班牙王国的领土上太阳永远不会西沉，尽管他们的舰队年复一年从印度群岛带回珍贵的金属（在当时人的想象力看来这些金属具有奇异的价值），西班牙土地上的子民们依然受到饥饿的折磨。获得并非足够吃的，而是只够使人避免饿死的食物始终是他们的当务之急。修道院每天为所有来的人提供一盘汤，为了得到这盘汤，小偷、学生、乞丐、士兵和工匠们都会耐心地在修道院门口等待。因而这也难怪美丽的女子会青睐能为她提供食物满足胃口的情人了。
但是饥饿并没有削弱这个精力充沛的民族拥有的欢乐。西班牙人很乐意拿空空的肚子开玩笑。干面包、一个洋葱和一些水就能让他们度过美好的时光。他们快乐，热爱欢笑，激情澎湃地沉溺于娱乐活动。我已经说过他们是多么地喜欢戏剧了。除此之外，他们还有斗牛表演、公众演出以及宗教游行。教会的节日也是公共假期。每到那时，人们就会用色彩鲜艳的幔帐装饰房屋的正面，年轻和年老的女子都会聚集在阳台上闲聊，欢快的人群涌上街头。他们对到马德里的普拉多宫或塞维利亚的赫拉克勒斯大道去的短途旅行从不会感到厌倦。有地位的男子们骑马前往，勇敢的女子们则步行或坐马车前往，她们搽了香粉因此脸庞雪白，抹了朱砂因此双颊绯红。倘若没有追求者陪伴左右，她们乐意于和陌生人展开一场调情的智力竞赛。她们会毫不犹豫地要他从流动的小贩那里给自己买橘子、糖果和其他小玩意。傍晚时分，她们会享用随身带来的晚餐。所有阶层的人都常去这些凉爽宜人的地方：工匠与妻子儿女快乐地野餐，身旁紧靠一位在保姆和情郎陪伴下的淑女。西班牙人喜欢机智诙谐的交谈，巧妙应答的天赋可以令一个人声名鹊起。无论人们在哪里相聚，都会以唇枪舌剑自娱。一个女子如果能机警地回应一个放荡的笑话，就会受到人们的尊重。如果你能令一个并无恶意的陌生人看起来像个傻瓜也肯定会赢得人们的喝彩。
正是同样的精神使西班牙人以恶作剧为乐。当然这种可悲的幽默形式当时在整个欧洲都很普遍，但我想它在西班牙是最为流行的。那片土地能够促进这一幽默形式的发展。恶作剧粗鲁而残忍，其目的就是使受骗者遭到难以忍受的羞辱，因为尊严对西班牙人而言意义非凡，他也就比其他人对受蒙骗的耻辱更加敏感。读《堂吉诃德》的人都会对捉弄那位温和古怪的骑士的行为感到愤慨。的确，要不是因为主人和男仆之间引人入胜的对话，如今读这本书很难不感到痛苦。然而，在塞万提斯时代的读者看来，正是这些恶作剧使人享受到了哄堂大笑的欢乐。无论如何，它们都不如流浪汉小说杰作中的许多恶作剧那么卑鄙邪恶。戈维多的《流浪汉帕布罗》（一部恶作剧大全）中讲述了一个可以表明当时习俗的小插曲。故事的主人公（当然是个真正的无赖之徒）前往阿尔卡拉·德·埃纳雷斯大学学习，他一直充当着一个更加富有的学生的仆人（这在当时并不罕见）。当他第一次到大学去的时候就遭到了学生们的包围，他们一边讥讽嘲笑他，一边从头到脚地向他吐唾沫，直到他那沾满唾沫的脸和衣服白得就像雪一样。在我读过的所有的书中，我记不得哪个笑话像以下这个那么令我开怀了，正因为它并不常见，我要将它讲述出来。
一个男仆在瓜达拉哈拉城门口等待他的主人时看见一个送葬队伍走了过来。六位牧师庄严地唱着圣歌，随行的还有四位修道士和几个送葬的人。男仆以洪亮的声音呼喊他们停下。他们照办了，但与其说是被他的外貌所打动，倒不如说是对这一新奇的场景感到惊异。其中一位牧师问他想要什么。
“死者是何人？”他问。
“如果这对你重要的话，你本可以在我们行进中发问，而不必让我们停下。”
他坚持认为让他们停下并告诉他他想知道的答案是重要的。他们回答道：
“死者是位名叫胡安·德·帕哈克洛斯的纺织工，四天前死于肾病，留下了一个年轻贫穷的妻子，名叫玛丽亚·德·拉·欧，和三个孩子，最大的还不满六岁。你要打听这些无聊的消息有什么重要意义？”
死者的两位弟兄中的一位跟在棺材后，他命令队伍继续前行。
“停下，我再重复一遍，”这个爱开玩笑的仆人喊道。“还有你，死去的纺织工，凭借咒语的魔力和功效，我命你精神充沛地复活，回到纺织机前继续干你的活。”
听到这神秘的咒语，所有的人都大为惊异，他们将棺材放在了地上。喧闹声吸引附近的男女老少围拥了起来。
“这是第二次，”他继续道，“我命令你这顽固的尸体，精神饱满地复活，回去织完你已经开始织的那匹布。”
在场的没有一个人能判断出这个人究竟是个疯子还是个男巫，竟敢在众目睽睽之下下达如此奇怪的指令。他的面容和举止都无法让人联想到圣徒。人们踌躇着，他们连眼睫毛都不眨地盯着死者，开玩笑的家伙提高了嗓门又一次叫了起来：
“这是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的请求了，我命令你，死去的纺织工，健康地起来，回去使用你的梭子，那是你一家人谋生的手段。”
那具不听话的尸体依然没有动静，于是这个无赖就说：
“前进吧，先生们，把葬礼继续进行下去，我向你们保证同样的事情我已经干过两次了，是对托莱多和欧卡纳的两个死人，他们都没能复活，请原谅我耽误了你们的时间。”
说完这番话后他拔腿就跑，身后紧跟着被激怒的人群。他躲到一座修道院中去避难并将发生的事情告诉了修道士们，他们觉得非常有趣，就帮助他安全逃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