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三零章 风云上海滩(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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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件事与钱有关。


    在革命军北伐之前，广州国民政府就开始接受苏联援助，至今年三月，援助总额累计已有三千万金卢布。没有这笔钱，就没有北伐，凭国民政府每月那点财政收入，也就勉强能支撑起行政开支，根本养不下多少军队，也打不起仗。


    然而，国民政府窝在广东时，苏援加上自征财税，或许够用，但当北伐战争开始，革命军横扫南方，迅速攻占湘鄂闺赣苏淅皖七省，期间又大肆扩充军队，虽征税范围扩大，各方面开支却增长更多，这时苏联的援助虽还没停，但每月拨过来的那点款项，面对天文数字的支出，实际已是杯水车薪，远不如当初重要了。


    在历史上，北伐被称为“军事北伐，政治南伐””意思很简单，即是说北伐军事上是胜利的，但政治上却是失败的。大革命浪潮虽推翻了北洋政府，但北洋军阀各自为政的局面，却又被国民政府继承，并没有形成统一的集中的牢固的稳定的中央权力。


    这种局面下，国民政府虽看似掌握整个中国南方，但地方税收却流失严重，大部分都被各省实力派截流，上缴到中央的自然少之又少。然而，如果一个政府没有稳定的财政收入，也很难想象其政权能够稳固，更何况，目下的国民政府还不是唯一政府，面临的政治及军事挑战仍多，没钱的话，什么事都很难办，北伐不一定还能往下继续。


    武汉的国民政府需要钱，国民党右派及蒋介石也需要钱，实际自双方对立趋于公开化与白热化后，已演变成谁能掌握财源，谁便更能掌握主动的局面。


    武汉方面是左派当权，政策更具革命性”这在当前来说”实际也代表它更难以筹措财源，因为需要减税除捐。当然，捐税实际减没减，这很难说清楚，但由两湖流入中央的税款确实在直线下降，而且更可怕的是，过火的安民运动基本上摧毁了乡村经济，经济一停滞，能收上的钱自然更少。但幸好还有金卢布，这使武汉方面虽捉襟见肘”但还未到难以维系的地步。


    蒋介石就差得多，如果找不到新财源，单凭武汉拨款及截流税收，只军费一项就能把他作难死。但恰在这时候，秉持列强意志的虞洽卿出现了。


    北伐初期，英国实行强硬干涉政策，倾力扶持吴佩享，以巩固其在长江流域的利益：日本想利用奉系重组北京政府，造成至少独占北方的局面：美国则表面追随英国，实质观望”其如意算盘是：如果北洋胜利，则可借英日之手消灭中国革命”司时削弱直奉的军事力量；如果北伐向北发展，则可借革命军之手驱逐英日势力，司时从革命阵营中寻找自己的代理人。


    后来，随着吴佩享、孙传芳被革命军打得落花流水，英、日两国的政策也开始调整，变得和美国趋于类似。


    去年冬天，虞洽卿的南昌之行，就是这种政策的产物。虞洽卿既是荷兰银行的买办，又经营钱庄、投资银行”兴办航运公司，结交三教九流，司时他又和孙中山、蒋介石关系匪浅，这样一个八面玲珑、手眼通天的人物，自然是列强“面试。”蒋介石最合适不过的角色。蒋介石有心清党，无钱，与虞洽卿自然一拍即合”通过了列强的面试。


    汉口及九江租界，被领导两地民众收回后，**各国租界也在大革命浪潮的冲击下摇摇欲坠，但**是列强绝不能放弃的”一旦放弃，他们在通商口岸的地位和权利便很可能全部损失。而这时”对于代表列强利益的**国际银行家们来说，他们的头等大事，便是动员中国买办阶级，倾力绞杀中国革命。


    从军事角度看，聚集在**的英军有一牙七千多人，日军有四千多人，美军有三千五百多人，法军有两千五百多人，连司租界工部局的武装“万国商团…”及各类巡捕、军警等，全部加起来，列强在**的武装共达三万多人。这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但是，列强也深知，在被大革命激发出爱国热情的中国民众面前，简单粗暴地直接出面干涉，实在是成本高昂，得不偿失。


    要稳定他们在中国的既得利益，还要靠买办阶级出面，分裂革命阵营，并绞杀中国大革命。而此时中国买办阶级的最大利益诉求，则在于向国际银行家要权。于是，列强透过**公共租界工部局的美国董事福林登费信障，向虞洽卿等作出承诺，在完成绞杀大革命的行动后，可引中国资本家进入租界工部局，成为董事，并参加行政。


    于是，虞洽卿马上牵头组织包括**所有重要银行、钱庄、银楼和商业、工业团休在内的**市商业联合会，准备融资并与蒋介石接洽，要求其履行先前在南昌达成的合作协议。


    三月二十九日，**商业联合会的代表团拜访蒋介石，声称只要他和决裂就给予财政援助。代表团强调，**应立即回复和平与秩序，而蒋介石也做出了“迅即调整劳资关系。”的保证。


    两天后，虞洽卿与**商业联合会牵头，正式成立了“江苏兼**财政委员会””参加委员会的有：**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北四行。”联合准备库副主任钱永铭等大银行家，以及中国银行、交通银行这两家最大的华资银行代表。可以说，这一“财政委员会。”汇集了当前中国金融业几乎所有的头面人物和大机构代表。四月一日，**的银行与钱庄，向蒋介石提供了三百万银元的财政援助，并达成了高达六千万银元的财援协议，条件是，蒋介石必须从国民党中清除员，否则他们就不再给他支持。银行家毕竟是商人的最高境界，他们虽然给蒋介石画了个六千万大洋的大饼，但事成之前，只能拿到首付，只有把活儿干漂亮了”才会接着给。


    蒋介石已拿到首期三百万”并且因他本就有清党之意，感觉随后的五千七百万也能拿到，绝不成问题。但恰在这时，吴安平突然从西北派来信使，非但提出了联合发行法币的建议，还提出若清党接受他的提议，不扩大，不无谓杀戮，便可使其三年在**得到三乙银元。更让人动心的是，这三亿并非贷款，也与如联合发行法币应分予国民政府的钱款无关。


    六千万和三亿，在蒋介石看来，自然都是画饼，但**金融界首期的三百万，与吴安平首期的三千万，自然是天差地别。说实话，蒋介石其实对吴安平的提议很动心，没别的原因，他只是太缺钱了。


    而且，蒋介石觉得西北的三亿与**金融界的六千万”自己都能得到。很明显，吴安平其实认为国共必定决裂”而虞洽卿等人，也没有要求必须以杀戮来作为国共决裂的证明。如何清党由他决定，虽总不能完全按自己的意图行事，但只要手段缓和些，便能左右逢源，再得西北三千万银元，这也说不上多委屈。


    至于，既然吴安平愿意与之为伍，便不如索性都抓起来”另与西北方面协商，全部送至西北关押，且看吴安平这个大资本家，对这些人是关是放，如何处置，又如何交代。而且这样做，对他拉拢国民党左派及中间派系”也不是没有好处，最起码大家都没撕破脸，更显示出他在清党之事上的宽容和无私。


    当然，避免西北支持武汉”更是促使蒋介石倾向与吴安平联合的最主要原因。说到底，他毕竟不是理想主义的革命家”而只是有理想或说野心的政客，而政客，有时候是可以不讲原则的。


    蒋介石虽已动心，但不是没有顾虑，而且其他人意见还未统一，他也不好立刻表明心思，想先拖延几天再说。他已看出，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等人绝不会反对，而宋子文作为财政部长，自然深知目前国民政府捉襟见肘的财政状况，他最多犹豫，也不会坚决反对。吴稚晖、蔡元培两位不好说服，但只要大家意见统一，形成决议，他们就算反对也只能遵从。


    蒋介石是想拖延，也想左右逢源，但四月四日，上午他还轻易不发表意见，谁知中午两个小时休会时间一过，等下午会议要接着召开之时，他却突然改变主意，直接表明了自己的想法，并亲自劝说起吴稚晖与蔡元培起来。


    中午这两个小时，当然发生了一些事，但缘由却从上午而起。


    蒋介石早知道**这些银行家及企业家们，其实对他并不放心，但他完全没料到，在汪兆铭意外抵达**后，因他在拜会这位汪主席时，并没有坚持自己的清党意见，而答应由其先与陈独秀协调，竟招致了这些人极大怀疑。


    他们越来越弄不清楚蒋介石与武汉政府的真实关系，担心将钱白白给了蒋介石，而达不到自己绞杀大革命、分裂国共的目的。于是，为求保险，他们另做了一件事。


    昨天会后，宋子文没留在龙华镇休息，而是回了城内的窝所。但今天一早，他还未动身再赴龙华镇，**的银行家和企业家却突然找上门来。他们要求宋子文以国民政府财政部长的名义签字，为蒋介石偿还所谓的“贷款””提供一张书面担保。


    之所以找宋子文，一来因为他是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长，二来因为宋家是当今名门，宋子文本身也享有很高声望。他若肯提供担保，就算蒋介石变卦，也不愁几千万大洋血本无归。


    但是，此时宋子文还是一个坚定的武汉中央派，他如何肯为蒋介石向**金融界的“私人贷款。”提供担保？这些人自然在他面前碰了钉子。宋子文以“政府未曾有此动意，弟不敢贸然决定。”为托辞，坚决拒绝签字，并最终摆脱这些人纠缠，驱车赶到了龙华镇参加会议。


    蒋介石在宋子文身边广布耳目，立刻就得知了这一情况。对此，他自然十分恼怒，既愤恨宋子文的“愚忠””又对**金融界试图挟制他深为不满。但在上午的会议上，他这些情绪并未带出来，一直控制得很好”虽然内心百转千转”但面上仍一片平静n


    趁中午休会，蒋介石直接给虞洽卿打了个电话。虞洽卿的住所虞公馆在海宁路上，位于租界之内，他自然不方便去。


    电话接通，双方稍作客气，蒋介石便不客气问道：“阿德哥，今天上午怎么回事？”。


    这句话说的不清不楚，但虞洽卿却听得很明白，沉默半响道：“中正，凭你我的关系”也无需瞒你。当下的所谓革命，已对各国的在华利益，及本国工商业界的利益，构成切实威胁。很多人寄望于你，希望能由你出面，改变这一危险状况。为此，他们愿意向你提供大笔的财政援助。”。


    “但现在的问题是，你与武汉那边的关奈始终纠缠不清，大家无法准确判断你的立场，许多人都担心”这几百数千万大洋，或许会打了水漂”非但解不了自己的困，反让自己更困上加困。大家之所以去找宋子文要个担保，就是因为有这样的担忧。中正，如果你想得到更多的支持，就必须表现得更坚决些，手段再狠些，这些我也好居中为你说话…………”。


    蒋介石嘴角带出一抹讽刺的冷笑，但话语仍算恭敬：“阿德哥，我记下了…………”。


    那边虞洽卿回道：“这件事别放在心上”我是相信你的，也劝了大家半天，但领头的是席家，我也没办法。我是没去，不过你也别怪罪席家，要知道，几百万几千万大洋可不是小数”谁都要谨慎些…………”。


    “好的，我知道了……”随口又闲聊几句，蒋介石才把电话挂掉。


    事情已经很清楚，这些**金融家们正在向他施压”或者上午的事，就是他们演得一场戏”明知宋子文拒绝签字，结果还一起去找他。这其实不算什么，他完全可以绕开宋子文，与他们单独接触。事实上，他历史上本就是这么干的。


    但那时他别无选择，现在嘛，可就不一定了。


    这时，蒋介石自然而然想起了吴安平的许诺。与这位西北王提到的款项比，**商界所能提供的根本不值一提。而且，他也突然想开了：以西北的实力，如果要牵制他，手段应有尽有，无论他当下接受还是拒绝吴安平的提议，其实自身都是一样处境。既然如此，那他为何还要拒绝呢？当然，如果**金融界仍愿意提供财政支持，他自然也不会拒绝，但若再想凭此挟制他，就难免要吃些苦头了。


    “席家？。”蒋介石轻哼一声道。


    这个席家，是指苏州洞庭山帮的席家，其在**金融界的势力当真非比寻常，虞洽卿与之相比，根本不够看。


    山海商业联合会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组织，就是**银楼公会，而这一工会的代表人物便是席云生席家的人。事实上，洞庭山帮的席家，正是江淅财阀休系中的顶梁柱，在**的外国银行、官办银行、商办银行、钱庄**号与实业商业界，都拥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并编织起一张巨大的人脉关系网。一八七四年，席正甫出任汇丰银行买办，自那时起至今，祖孙经历三代，但席家一直把持着汇丰银行买办的位置。


    汇丰银行一切对华业务，包括对**钱庄**号的拆**业务、对中国政府的政治贷款、铁路贷款以及对鸦片贸易的垫付银款业务，都由席家把持的汇丰银行“买办间。”进行操作。清朝洋务派的高官，从左宗棠、李鸿章到盛宣怀，一旦需要融资，就势必要求席家帮忙，无一例外成了席家的铁哥们儿。日常业务中需要经常融资的**钱庄，更是对席家言听计从。幕正甫司辈兄弟四人中的另外三人也都不简单。老大席梭卿在英国渣打银行**分行成立的第二年就进去当了买办，是该行的元老：老三席猎华曾是英国德丰银行、华俄道胜银行的买办：老四过继给席家亲戚、新沙逊洋行的第一任买办沈二园，并继任了沙逊洋行买办，人称“沙逊老四…”。


    此后，席氏子弟陆续进入家族的买办关系网，成为十三家外国银行的买办，而司时，他们更多的姻亲、司乡、司学，也在逐渐进入这一休系，于是，终于形成一个势力超级强大的金融社会关系网络。例如席正甫的孙子席德柄是宋子文在美国时的司学，其大哥席德您则是宋子文弟弟宋子良的岳父，其他类似的关系还有许多。


    而除了给国际银行家当买办，席家还利用自己对外国银行业务的垄断，凭借与政府官员的人脉关系及自家的雄厚财力，参与创建了中国的官办银行休系，如户部银行、大清银行、中国银行等，并成为了主要的股东。


    可以说，整个**的金融业，从外资银行到官办银行，再到民营钱庄、**号，全都在席家的势力范围之内。当年席家只是牛刀小试，就将号称中国首富的胡雪岩斩于马下，可见他们的力量有多强。


    蒋介石在**的交易所混过，自然不可能不知道席家为何物，但作为民国当前最有声望的军政领袖，如果他在融资上无求于席家，那席家对他来说，就当真什么也不是。而今日**金融界耍得这一手，关键并不在高明不高明而是他们料错了行市，以为蒋介石只能依靠他们，已再没有第二条路走。实际恰恰是，蒋介石的第二条路比他们那一条还宽。


    更有意思的是，其实无论西北还是**金融界，对蒋介石的财政支援，都是想直接或间接达到自己的意图，而某种程度上，这其实是对蒋介石权力的干涉就算他最终接受干涉，但心头却始终存着一口恶气。


    而这口恶气，因原先只有**买办这一个选择，自然无处发作。但现在选择项多了一个西北，而且他选了与西北合作，虽然对西北仍是发作不得，也无力发作但这口恶气却终于可以出了，而且目标很明确，那就是**的金融界。当然，目下还不到这时候要先看吴安平对合作有无诚意，并且诚意有多大如果能大到让他不假外求，那下手也无妨了。


    蒋介石暗下决心，日后定要给席家一个好看。席家自然料不到会有这等变化，但蒋介石其实也不知道，当初正是因为席家认为他值得支持，国际银行家才都对他投了信任一**，接下来，这才有了虞洽卿上南昌的事。


    在原本历史上，正因为有席家的支持，在中国，属于蒋介石的时代来临了。但现在看，所谓的历史，早已经是面目全非了。


    下定了决心，蒋介石的态度立刻大变。


    下午的会议一开始，蒋介石便明确提出了应与西北联合，而且不费吹灰之力，他便说服宋子文，接受了吴安平关于联合发行法币的提议。


    联合发行法币之事，各有利弊，而且利处和弊处都很大，宋子文思索一晚，仍是难以抉择，蒋介石稍一推动，他便选定了立场，并决心在接下来与西北的协商中，为国民政府多争取些保障金融稳定的有利条款。但轮到吴稚晖和蔡元培，却没有那么好说服。虽然两人也知疏离西北的后果有多严重，但他们更认定，与西北联合的后果，对国民党来说，远比这更严重得多。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孔祥熙轮番上阵劝说，两人都始终不曾改变主意。


    蒋介石无法可施，只能决定再缓一日，如明日两人还不司意，便直接所有人进行表决，将两人的意见忽略掉。但这时，他突然生出一个念头，想为难吴安平一下，便在会议进行到中间休息时，招来吴安平派来的专使，将吴稚晖、蔡元培极力反对的事，轻描淡写地提了一提。那专使虽不知他为何跟自己说这些，但还是采纳蒋介石的意见，将这些消息通过设在松沪警备司令部的军用电台，传回了西峰解放军总部。


    一小时后，回电传至，以吴安平署名。


    内容其实很简单。吴安平向蔡元培、吴稚晖发出邀请，邀其明日上午至西峰一游，下午即回。当然，其间不免要借用北伐军在**的临时机场，而他们那几架宝贝飞机就不需要，接蔡元培、吴稚晖的人，会驾驶西北的飞机由西峰直抵**。


    蒋介石看罢哑然。


    传至吴稚晖、蔡元培手中，并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宋子文等都得知后，俱哗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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